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江蓝生教授来访讲学（论文文献综述）
任慈[1]（2020）在《“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文中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政策是对华整体外交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国民党败退台湾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使传统的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遭遇冲击和挑战。早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府一方面给予中国留学生等精英上层人物入境权和迁移权,使之免受1882年《排华法案》的影响,将中国留学生打造成美国移民政策和对华外交政策失衡的“调节剂”——既可安抚中国不断攀升的民族主义情感,又能为中美关系服务;另一方面,通过主动减免部分庚子赔款并设立奖学金,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试图教育中国学生使之“西方化”“基督教化”,继而让中国实现“美国化”。中国留学生遂成为美国收获对华贸易利益、扩大对华影响的一项重要工具。以上内容,也构成了美国长久以来具有理想色彩的国际主义对中国留学生政策基调。1949年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经历巨变,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遭遇震荡、迎来重要转型,从国际主义逐步蜕变成冷战主义和实用主义。美国政府解决中国“滞留”学生政策的变化,恰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参照。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让美国无法迈出承认新中国的关键一步。不仅如此,对共产主义思想在留美中国学生间蔓延的担忧,也促成了美国对“滞留”的中国学生进行大规模援助、实施文化外交,进而渗透美国价值观和优越论。旅美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归留问题也成为冷战初期中美斗争的焦点之一。在此过程中,美国通过调整移民政策,赋予旅美中国留学生居住权、工作权、免驱逐等一系列实质性特权,方便亲美及中间派中国留学生完成从留学生到难民再到永久居民的身份转换,让人才为美国政府和社会所用。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不断强化离境管控,严防理工科领域的中国学生回国,继而从科学技术方面遏制新中国。中断与中国大陆的留学教育交流后,美国在50年代转向吸收港台地区中国学生赴美。至此,遏制共产主义和吸引人才,成为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的核心内容,也构成了战后美国总体留学生政策的双重轨道。在中美交往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留学生曾长期扮演着重要的“中间人”“粘合剂”的重要角色,连接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理念、语言迥异的两国。然而在冷战初期,中国留学生群体的角色和影响更加复杂、多面。他们因所持技能的重要性以及所具备的冷战宣传价值,成为中美斗争的一个重要议题;同时因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而开展的外交对话,由于不会引发国际争议、低政治风险和低投入,而被美国政府接受,因此也直接促成了中美官方对话,为两国关于其他问题的沟通提供了契机。更为重要且少为学者探索的是,中国留学生对于美国战后整体留学生战略构建亦有重要作用。首先,历史上对华留学生教育的成功性,是支持和激励美国政府在二战后扩大国际教育交流事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中国留学生作为当时旅美第二大留学生群体,也因持有的知识、技能,以及所具备的冷战宣传价值,成为第一批敲开美国移民大门的“有色族裔”留学生。其三,中国滞留学生和来自中国港台地区的学生,或以“战争流亡者”“难民”身份合法留美,或凭借其技术专长成为首选类移民优先入籍,对保守的、歧视性的美国移民政策传统造成了实质性冲击,让移民接收问题更看重移民的政治、经济价值。中国留学生帮助弥合了美国种族化移民限额制度和冷战外交战略之间的矛盾和张力,让美国的留学生政策兼具实用主义的人才吸引目标,以及建构美国形象的冷战宣传目标。其四,中国留学生入籍美国,从地缘范围上讲,让美国留学生人才吸引的范围从欧洲拓展到亚洲。美国解决中国留学生身份困境的种种法律政策实践,也惠及了其他在美留学生群体,诸如韩国、印度学生纷纷效仿,带动了战后亚洲国家留学生和技术交流人员曲线移民美国的浪潮,成为60年代国际社会“人才流失”争议爆发的曲序和前奏。
蔡烁[2]（2020）在《中国古典舞对外传播研究 ——以北京舞蹈学院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当代中国古典舞的建设历程几乎与新中国的诞生同步,自发生,中国古典舞就没有停止过对外传播,在实践中,它不断证明了其独特的价值意义。本文以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教学体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涉及相关的中国古典舞的创作现象,以探讨中国古典舞对外传播这一重要命题。文章首先通过对新中国舞蹈事业奠基者们基于国际性思考的梳理与分析,提出中国古典舞的发生并非个人意愿所致,其需求不仅来自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更来自于中国需要在舞台舞蹈艺术领域的国际语境中找到独属于自己的话语。其次,文章对中国古典舞对外传播历史进行了脉络性的梳理,对各时期时代背景、古典舞发展所处阶段、对外传播内容,以及对外传播接受等方面逐一进行了分析。基于此,提出在当今“中华文化‘走出去’”“国家形象塑造”和“文化软实力”等相关研究成果的视野下,中国古典舞是对外传播的有效载体。与此同时,历史上的对外传播也反曾哺于中国古典舞的建设,促进了其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可见对外传播的重要意义。因此前对中国古典舞对外传播的记录和研究多从“供给侧”角度出发,缺乏“需求侧”,即受众角度的分析,故而,本研究对2019年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系赴美巡演期间七场演出的观众进行了问卷调查,旨在了解和掌握中国古典舞对外传播中的受众反馈与现存问题。最后,本研究结合问卷调查以及历史上中国古典舞对外传播的反馈,提出现阶段中国古典舞在对外传播中尚有巨大未被开发的潜力,中国古典舞日后应在传播方式、内涵建设,以及跨文化适应度等方面加强研究与建设。
赵国权[3]（2017）在《社会大变局中的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研究》文中指出两宋处于轴心后时代的一个社会大变革、大转型期,不仅深刻影响到当时的政治经济生态,也辐射到宋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更是对处于弱势群体的女子的教育生活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和空间。依据社会角色理论,运用大史料观及多学科视角,从自然、家庭、社会三个维度,对两宋女子各类角色的教育生活进行微观分析和深度描述,从中可以看到:在一个趋向理性、开放、包容的社会生活业态下,女子的教育生活亦呈现出多元、向上、自觉、自主之态势,在中国社会生活及教育生活史上可谓独领风骚。如此,其研究既可提升及丰富两宋女子教育理论,又能还原逼近真实的两宋女子教育场景,从中发现教育生活传承的历史轨迹,打通教育史与生活史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拓展女子教育史研究新领域。第一部分“绪论”,主要论及选题缘由,即女子在教育史学中的边缘化、从生活史角度对两宋女子教育再解读、史学研究的生活转向等。对两宋女子教育史料分为文本、非文本两类进行系统梳理,对前辈研究成果进行学术回顾分析,大致划为三个发展阶段:即从酝酿走向局部或断续关注、从局部或断续关注通向整体研究、从整体研究迈向纵深研究。第二部分“社会大变局:女子教育生活的催化剂”,以社会大变局必然导致社会生活的吐故纳新为前提,从文化变迁与下移、制度建构与人文关怀、社会生活开放与交融、民族间的交融与冲突等几个方面,来阐释生成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的多元背景及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第三部分“作为自然人的女子教育生活”,女子作为自然独立的个体,在其生存过程中必然要学会借助各种资源来满足衣食等方面的基本需求,与此同时,社会也会对其生存空间及行为予以规范,即通过性别规训、身体塑造以及成年礼等,使之合乎社会公众的角色期待。她们也会通过自身及生活体验,来感悟生死及生命之重。第四部分“作为家庭人的女子教育生活”,女子一生要经过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媳等多次重要的家庭角色建构。为人女,要接受入则孝父母、出则友爱兄弟姐妹之教,使为“孝女”;为人妻,要接受柔顺、不妒、相夫、守节之教,使为“贤妻”;为人母,要接受如何胎教及教子女识字、读书、交友、择业、为官等,使为“良母”;为人媳,要接受孝公婆、和娣姒、睦邻里及经营家庭产业之教,使为“顺妇”。她们忍辱负重,以其大爱及智慧,极力维系着家庭的稳定与和谐。第五部分“作为社会人的女子教育生活”,女子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既复杂又不固定,从社会对各种角色期待的共性上,分为五个方面加以解读,即在濡化中施与道德规训、在阅读中涵养知识、在做学中养成生存技艺、在与各层人士交往中丰富社会阅历、在信奉佛道中找寻寄托并超越自我。尤其她们在受教的同时,也在扮演着施教者的角色,以己所学及所能来回报家人和社会。第六部分“回馈大变局:女子教育生活样态与检视”,大变局中的文明理性开国与治国气象,使得女子教育生活也呈现出多元、开放之态势,主要表现为:教育与生活融为一体,教育在生活中漫步,以角色引领生活,旨在学会如何生活;伴随教育生活的时空增温,女子身体从禁锢趋向重塑,读书从内闱步入学堂,交往从家内移到家外,治家从“主内”到“主外”;“母教”在生活中被拓展、被深化,她们敢于担当、以教为乐、捐资助教、爱及家国之壮举,使教育生活得以精彩而完美建构;教育生活的终极呈现便是才女辈出,在诗词、书画、制造、军事、商贸、竞技、说唱乃至科举等领域均有不让须眉者。“结语”部分是对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的历史地位及影响予以定位,主要论点为:一是以两宋史视野来审视女子教育生活,可以看出:两宋理性文明的开国气象所带来的社会生活新业态,直接催生出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的多元、开放、自主之态势,成为两宋社会生活中最具活力的一大场域,也构成两宋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推动力。相比较而言,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的同一性远大于差异性;二是以中国史视野来审视女子教育生活,可以看出:两宋女子教育生活上承汉唐多有超越,下启近世,又多为元明清三代所不及,实乃中国古代女子教育生活的黄金时代;三是以世界史视野来审视女子教育生活,同样会发现:轴心前时代的文明古国,唯独中国的教育文化没有出现中断而源远流长、绵延至今,也唯独中国两宋时期的女子教育生活在同时代的世界舞台上成为领跑者,因此它不独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周竞风[4]（2017）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 ——以1949-1956年江苏省为中心》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地位和中心任务的根本转变。从革命走向执政,时代发展对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提出新的挑战。为适应形势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取得了显着成效。论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人才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以江苏省为中心对1949-1956年的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进行历史考察,系统地回顾了这一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实践,厘清了历史线索。论文首先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的基本概况。从解放战争后期起,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大力发展干部队伍,短时间内获得迅速壮大。干部队伍的发展壮大,有力地推动革命胜利,并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干部基础。当然,干部队伍快速发展,也带来诸多问题,因此,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刻不容缓。这一时期干部队伍建设,首先是组织上整顿与建设。一方面通过精简机构,裁汰冗员,确立编制,建立新规,使干部管理逐步走上正规化、规范化轨道;同时,通过大规模统一调配,优化干部队伍结构,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重要举措、政治运动,如内部镇反、审干、肃反、“三反”“五反”等,不断对干部队伍进行清理,以保持干部队伍的革命性、纯洁性和战斗力。干部队伍建设另一重要内容是作风建设。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许多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克敌致胜的重要法宝。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时代环境变化,干部队伍在作风领域却出现这样或那样问题,有些甚至还比较突出,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由此迅速采取措施,开展了整风运动、整党运动、“三反”运动、“新三反”运动等一系列作风建设,大力加强和改善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干部作风建设实践中也认识到,作风建设需要长效机制,制度建设、法治保障十分重要,因此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开始了制度化、法制化的起步。始终高度重视干部学习与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特点也是突出优点。中国共产党早在延安时期就产生过“本领恐慌”,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工作重心和历史任务转变,中国共产党的“本领恐慌”更胜从前。为此,执政伊始中国共产党就组织广大干部进行广泛学习。这一时期,干部教育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理论与政策学习;二是文化学习;三是专业知识学习。理论与政策学习旨在提高广大干部的理论和政策水平,从而坚定其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念,增强明辨是非、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提高工作效率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即有计划地、系统地组织广大干部进行理论与政策的学习。干部文化教育更是这一时期的特色。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是以工农为主体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远不能适应国家发展需要。为此,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即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规模巨大的干部文化教育。这一时期干部文化教育既有正规的也有业余的,既有脱产的也有在职,几乎所有干部都置身其中,因此规模浩大,且成效突出,影响则极其深远。干部教育第三方面内容是专业知识教育。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几乎没有专业干部队伍,已有的专业干部不仅数量缺乏,且专业水平普遍较低。为了加强对专业干部队伍建设,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不断壮大专业干部队伍。同时,广泛开展干部的专业学习,同样开展的有声有色。干部专业教育对于适应新中国的发展、建设,推动干部队伍专业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文的结尾——“结束语”部分,是对1949年至1956年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建设是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开展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经验和教训,对当前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缑文学[5]（2015）在《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与理论自觉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社会学本土化是世界社会学运动的—部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与社会学从西方传入中国是同步的,因此,社会学中国化亦即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是—个伴随着中国社会学成长的经久话题。社会学传入中国之际,正是中国社会处于内忧外患、仁人志士救亡图存之时,在此期间,综合学派、社区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对社会学中国化做出了各具特色的探索和贡献,完成了中国社会学的初级本土化。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社会学的误解、未能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未能正确理清西方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导致社会学尽管经过改造,但仍未摆脱被取消的命运。至此,中国社会学处于停滞状态,社会学学科的取消导致社会学工作者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取消期间,大多数社会学者并没有直接从事社会学研究,直到社会学恢复重建。从学科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能够较好地把握其发展脉络,也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分析和理解社会学的中国化。通过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历程的探索和解析,中国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实用品质、实证品质、人文品质与反思品质。实用品质是中国社会学发生本土化的起点,人文品质是其本土化的基础,而反思品质正是其自觉本土化所具备的基本品质。社会学恢复重建后,取得了较为显着的成果。尤其进入社会学理论自觉阶段后,中国社会学已初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体系。理论自觉的学术取向与学术态度是中国社会学走向自觉本土化的良好的学术心态,有助于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与学派,有助于中国社会学走出“边陲”,逐步与欧美强势社会学确立平等对话的互动地位,改变长期形成的“统制”格局,能够最大程度地唤起社会学者的学术自信心和反思批判能力。社会学者良好学术心态的形成是中国社会学走向世界的基本保证和前提条件,只有如此,世界社会学才能呈现出多元、平等、共赢的良好格局。西方社会学同样需要用理论自觉的学术心态来对待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学,欣赏他们“可美”的地方。因为西方社会学本身也包含着众多学术偏见与价值色彩,只有运用理论自觉的胸怀才能克服其本身的迷思与困境,实现世界社会学的“美美与共”。中国社会学经过百年的发展,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依然有其不足与缺陷,需要不断地完善与发展。在处理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时,应该既有批判,又有借鉴,既明白其优势,又能看清其自身内在的“欧美理念”。在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过程中,从解放的旨趣出发,既需要解构,同样需要建构,逐步增强理论创建的信心和能力,提升中国社会学的原创力与想象力。文章从社会学史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中与理论自觉,最后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伴随着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始终第二、理论自觉能够增强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第三、理论自觉能够增强中国社会学的原创力与想象力第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就是要丰富和扩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第五、中国社会学必须具备全球视野与世界眼光总之,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而发生的。早期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是自发的,缺少自觉意识,是初级本土化,但正是由于老一辈的不懈努力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本土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代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是高度理论自觉的,既要明白中国社会学的来龙去脉,又要精通西方社会学的发展脉搏。中国社会学已经具备理论自觉的学术心态,正在走向世界,为世界社会学做出自己独一无二的贡献。
沈晓雷[6]（2014）在《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大事记（2012年12月至2013年12月）》文中研究说明2012年12月2012年12月,博士候选人王春燕的文章《不易缔造的和平——乌干达"上帝抵抗军"研究》发表在《亚非研究》第六辑。2012年12月,博士候选人王春燕的论文《冷战后美国对大湖地区的战略探析》发表在《亚非纵横》2012年第6期。2012年12月,李安山的英文文章"China-Africa Cooperation:New Challenges and Sustainability"在Contemporary World（《当代世界》英文版）
孟德楷[7]（2014）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文中研究说明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着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文革”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二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扞卫中国的权益。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王天白[8]（2013）在《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大事记》文中指出（2011年3月2012年12月）2011年3月北大外国语学院亚非系开设斯瓦希里语课程;中心成员刚果（金）留学生龙刚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节目就利比亚局势接受现场采访。3月2日,中非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坦桑尼亚公司总经理管善远先生作题为"中非农业合作途径探讨"的讲座。3月3日,突尼斯博士生伊美娜、摩洛哥硕士生李杉和叶啸林参加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举办的题为"通过农业和社会保护促进非洲发展"的讲座。3月4日,美国特拉华大学Asgede Hagos教授来访,就中非关系问题与李安山交流意见;日本大学国际关系部横田贵之博士作题为"埃及1.
邓天玉[9]（2013）在《邢福义国学视角语法研究与其三维学术思想》文中研究指明本博士学位论文《邢福义国学视角语法研究与其三维学术思想》,主要是通过对邢先生在《光明日报》国学版上发表的系列国学视角语法文章进行精细阅评,从而达到总结和阐释邢先生三维学术思想的目的。笔者选择这一论题的原因有三：第一,截至到2012年12月31日,邢先生已发表489篇文章,其中《中国语文》29篇,《光明日报》19篇：主编、参着与独着了51本书,其中个人独着21本。3本独着《语法问题发掘集》、《汉语语法学》、《汉语复句研究》已分别荣获了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由于邢先生文章多,篇幅长,信息量大,笔者学力及能力有限,所以只选取了邢先生研究领域里的一个侧面——国学视角,进行“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式的研究。第二,邢先生发表在《光明日报》国学版上的国学视角语法文章,都是邢先生70岁以后研究相当成熟的代表之作。这些文章都涉及到了语法学,有的直接与语法结合,有的涉及得少些,但都与语法相关。通过对这些“短小精悍、简明扼要”的国学语法小文章的深入阐释,可以破译和发现邢先生是如何将国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第三,笔者通过对邢先生发表在《光明日报》国学版上的12篇国学视角语法文章和3篇不在国学版上发表但与国学紧密相关的语法文章的精细体察,发现：邢先生这些文章的构架都是由三大思想维度来支撑的,即邢先生的语法思想、国学思想和传授学思想。因此,本博士学位论文在结构上分为上编、下编和附注三大部分。上编是笔者运用文史评论的方式,借助语言学理论,对邢先生的12篇国学视角语法文章进行解读和阐释。笔者的每篇评论不是“面面俱到”,而是选取一个“突出亮点”,进行深入挖掘,力求将邢先生的特色阐释得比较全面,从而发掘出邢先生做研究的奥秘。具体从小句审解、用词辨察、结构组配、特异说法等四个方面展开：（一）小句审解：主要对《“人定胜天”一语话今古》、《漫话“有所不为”》和《大器晚成和厚积薄发》3篇文章进行剖析与阐释,发现邢先生在对小句“人定胜天”、“有所不为”、“大器晚成”和“厚积薄发”进行研究分析时,研究的重点各不相同,“人定胜天”侧重于古今辩证思维的审解；“有所不为”侧重于对语言事实的关注与尊重；“大器晚成和厚积薄发”侧重于对语言应用的指导。（二）用词辨察：主要对《“救火”一词说古道今》、《说广数》、《“诞辰”古今演化辨察》3篇文章进行剖析与阐释,发现邢先生在对词“救火”、“四”、“八”、“诞辰”进行研究传授时,传授的方式各不相同,对“救火”一词,在传授过程中注重充分设问的引导；对广数“四”和“八”,在传授过程中注重数字文化的讲解；对“诞辰”一词,在传授过程中注重传授艺术的锤炼。（三）结构组配：主要对《“X以上”纵横谈》、《“十来年”义辨》、《“生”、“死”与“前”的组合》3篇文章进行剖析与阐释,发现邢先生在对结构“X以上”、“十来年”、“生前”、“死前”进行研究挖掘时,挖掘的方法各不相同,对结构“X以上”,挖掘的方法是探讨、发掘和思索；对结构“十来年”挖掘的方法是不懈地追踪；对结构“生前”、“死前”挖掘的方法是表里值小三角。（四）特异说法：主要是对《俚俗化北味说法“一+名”》、《在广阔时空背景下观察“先生”与女性学人》、《“起去”的普方古检视》3篇文章进行剖析与阐释,发现邢先生在对特异说法“一+名”、“先生”与女性学人、“起去”进行研究验察时,验察的角度各不相同,对特异说法“一+名”,验察的角度侧重于语法格式的文化视角；对特异说法“先生”与女性学人,验察的角度延伸到了时间、空间、地域、文化、效果、应用实践等多个视野；对特异说法“起去”,验察的角度侧重于普方古大三角的视角。下编是在上编具体研究的基础上,提炼总结出的三维理论。笔者运用文史评论的方式,借助语言学理论、国学理论和传授学理论,对邢先生的三维学术思想进行细化。在进行阐释细化的过程中,笔者又列举了邢先生的大量研究实例,进行事实论证,力求让读者“看得懂、用得上、信得过”。具体从语法思想、国学思想和传授学思想三个方面展开：（一）邢先生的语法思想：笔者通过对邢先生研究历程的深入考察,总括出了邢先生的七大语法理论,如“小句中枢说”、“句管控”、“两个三角”、“三个充分”、“动词核心名词赋格”、“语表趋简语义兼容”、“词性判定法”等。（二）邢先生的国学思想：笔者通过对上编12篇国学视角语法文章的精细评说,以及对下编直接反映邢先生国学思想的3篇重要文章《重视语言研究的“向”和“根”》、《国学精魂与现代语学》、《“国学”与“新国学”》的深入研究,发现邢先生具有“儒道合一”的国学思想。其儒家思想表现为：天下情怀和力行意识；其道家思想表现为：人法自然和逆向思维。（三）邢先生的传授学思想：笔者选取了邢先生经典的教育语录“治学之道学风先导”、“抬头是山路在脚下”、“让学生永远站在问号的起跑点上”和“亦师亦友志在高山”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阐释,发现邢先生的这四条语录,在中西方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证据,因此,这四条语录可以堪称为现代经典教育观,值得大力推介。《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附注是笔者在三年攻博期间,围绕邢先生的学术和人生,发表地个人拙见。尽管笔者功力肤浅,但钻劲较足,10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研究、探讨、追踪、验察邢先生的为人为文,尽力使得上下编关于邢先生学术思想的阐释更为准确,更为丰满。如果说上编是邢先生三维学术思想的引领,那么,下编则是邢先生三维学术思想的细化。如果说上下编是研究邢先生三维学术思想的话,那么,附注则是研究邢先生的学术人生。本博士学位论文将学术思想和学术人生结合研究,力求达到“知人论世”、“文人合一”的境界。写作本文,基于一个朴素的追求：中国要跟世界接轨,要在与世界对话过程中听到自己的声音,语言学研究也必须重视总结自己的东西,更好地认识自己。
赖继年[10]（2012）在《留英生与当代中国 ——以回国人员为中心》文中提出1877年3月，清政府向英国派出了海军留学生，中国近代留英教育正式起步。民国时期，留英人数增多，规模也不断地扩大，“海军留英”及“庚款留英”是这一时期的特色。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制定了吸引留学生回国的政策，许多留英生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回国。建国初期，因为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始终与美国一致，所以中国没有与英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之间也没有教育交流活动。1954年6月，中英两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1956年，中国向英国派出了3名留学生，新中国的留英教育正式起步。“文革”爆发后，留英教育工作中止。1972年3月，中英两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留英教育得以恢复。这一年年底，中国向英国派出了16名留学生。此后，中国每年向英国派出少量留学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1979年4月17日，31名留学生赴英学习，这标志着改革开放后的留英教育工作正式启动。此后，留英教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80年代初，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向英国派遣留学生，“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也应时而生。“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运行十年，不但为中国培养了人才，而且也改善了中英关系。1986年，国家调整了留学政策，留英生的层次愈加高了，质量得到了保证。1990年代，国家继续向英国派遣留学生，并确立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工作方针。这一时期，留英教育事业稳步发展。进入21世纪后，自费留英生越来越多，成为留英生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赴英国学习相对应的是留英生回国。留英生回国后参与了社会建设，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留英生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学科建设方面，他们对传统的专业进行改造，并引进了新的专业，建立了新型实验室和研究所。在高校教学方面，他们编写了新教材，开设了新课程，并采用了新的教学方法和理念。在学术研究方面，他们不断地开拓进取，取得了优异的学术成绩。一些留英生还担任了中国重点大学的校长，他们在各自的学校进行了改革。留英生还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1980年代，中国的经济、教育、文化等正处在恢复发展阶段，科研条件较差，留英生开始了艰苦的科技创业。他们从组建实验室开始，将西方的先进知识引入中国，并发展之。中国的科技水平也逐渐恢复并有所提高。1990年代后，中国的科研条件有所改善，极大地方便了留英生的科技创业。留英生进一步引进新知识、新学科，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在这一时期，中国科学院推出了“百人计划”，入选“百人计划”的留英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留英生还在“863”计划、“973”计划及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科技精英群体——留英院士群体为中国的科技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留英生一样，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留英生也积极向上、开拓进取。他们在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领域做出了贡献，推动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自主创业的留英生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1980年代，一些留英生转变了观念，开始自主创业。1990年代，回国创业的留英生逐渐增多，他们从事的行业多种多样。进入21世纪后，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政策不断完善，自主创业的留英生也越来越多。在政府的引导下，留英生创办了许多高科技企业，这些企业大多集中在留学生创业园。社会各界与政府部门对留英生的创业行为进行了评价。留英生在参与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人际关系问题、自主创新环境问题、学术环境问题、创业园融资问题，创业园建设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留英生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江蓝生教授来访讲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江蓝生教授来访讲学（论文提纲范文）
（1）“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旨 |
| 二、中美学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基本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创新、意义与不足 |
| 五、概念界定与相关说明 |
| 第一章 中美关系视域下的赴美留学潮 |
| 第一节 “不匹配的齿轮”:中美友好的悖论 |
| 一、“华人问题” |
| 二、中国学生与美国对华政策 |
| 第二节 中国学生:让中国更加美国化的实验 |
| 一、“试验田”与前后相接的留学潮 |
| 二、中国教育自主与美国对华留学政策的博弈(1927—1943) |
| 三、中美战时同盟与美国援助中国学生 |
| 第三节 中美“蜜月期”与赴美留学的高峰(1943—1948) |
| 一、维护同盟与《排华法案》的废除 |
| 二、赴美留学与培训的新浪潮 |
| 三、中国与富布莱特项目 |
| 小结 |
| 第二章 争取人心:美国对中国“滞留”学生的政治化援助 |
| 第一节 中国学生“滞留”问题 |
| 一、“中美关系神话”的破碎 |
| 二、中国学生“滞留”与“中国人难题” |
| 三、“救中国留学生,救中美关系” |
| 第二节 美国政府政治化的“人道主义”援助 |
| 一、政府资助:中国留学生的“专属特权” |
| 二、“中国留学生紧急援助项目”的出台 |
| 三、“反共第一”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大规模援助 |
| 第三节 “争取人心”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文化外交的实践 |
| 一、从“幕后”到“台前”:美国政府角色的转变 |
| 二、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文化外交的实践的主要内容 |
| 小结 |
| 第三章 从外交到移民:中美两国对中国留学生的争夺 |
| 第一节 冷战与中国留学生特权 |
| 一、朝鲜战争前中美两国对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的策略 |
| 二、争夺人才 |
| 三、中国留学生身份的变化 |
| 第二节 美国的离境控制与中国留学生的回国权利斗争 |
| 一、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离境控制政策 |
| 二、“移民扣押”与中国留学生争取回国权利的抗争 |
| 三、美国离境限制政策的松动 |
| 第三节 移民外交:中美两国关于“滞留学生”问题的谈判 |
| 一、中美关于“滞留”人员回国的谈判 |
| 二、远非圆满的中美《1955年平民归国协议》 |
| 小结 |
| 第四章 带动留学生移民——中国学生对战后美国留学生政策的影响 |
| 第一节 留学生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
| 一、从中国留学生到所有留学生 |
| 二、选择留学生 |
| 三、教育交流还是价值观输出? |
| 第二节 “吸引人才”:美国留学生政策的移民效用 |
| 一、冷战与大国的移民选择 |
| 二、可利用的难民学生 |
| 三、“两年规则”的嬗变 |
| 第三节 中国留学生对战后留学生移民的影响 |
| 一、中国“滞留”学生与美国吸引留学生移民的制度化 |
| 二、战后东亚学生移民美国路径的异同比较 |
| 三、“学成不归”与“人才流失” |
| 小结 |
| 余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中国古典舞对外传播研究 ——以北京舞蹈学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1.中国古典舞对外传播及其翻译问题相关研究 |
| 2.中国民族民间舞对外传播相关研究 |
| 3.中国舞蹈对外传播路径与策略相关研究 |
| 4.舞蹈对外传播相关研究 |
| 5.其它传统艺术对外传播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难点及应解决的主要问题 |
| 一、中国古典舞对外传播的历史回溯 |
| (一)舞种发生至文革前夕(-1966) |
| (二)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9) |
| (三)上个世纪九十年代(1990-1999) |
| (四)新世纪以来(2000-) |
| 二、中国古典舞对外传播的价值与意义 |
| (一)“走出去”的有效载体 |
| 1.传播形式的共通性 |
| 2.文化内涵的共享性 |
| 3.身体语言的独特性 |
| (二)“走出去”的自我完善 |
| 1.提升文化自信 |
| 2.实现全面育人 |
| 3.强化独特身份 |
| 三、中国古典舞系2019年赴美巡演案例分析 |
| (一)调研对象与方法 |
| (二)研究调查结果 |
| 1.观众基本背景 |
| 2.观众观演习惯 |
| 3.观众背景知识 |
| 4.观众观演驱动 |
| 5.观众观演感受 |
| 6.观众整体评价 |
| 7.观众意见建议 |
| (三)调查结果总结 |
| 1.多个层面获得肯定 |
| 2.演出质量与上座率存在逆差 |
| 3.品牌形象尚未树立 |
| 4.宣传与营销意识有待加强 |
| 5.稳定观演习惯尚未形成 |
| 6.年轻观众占比较少 |
| 7.综合质量要求较高 |
| 8.舞剧形式中国化身份尚待确立 |
| 9.受众接受与其背景密切相关 |
| 10.跨文化意识有待增强 |
| 四、中国古典舞对外传播的现存问题与解决策略 |
| (一)尚待优化的传播方式 |
| 1.人格化传播 |
| 2.多层次传播 |
| 3.多媒介传播 |
| (二)尚待完善的内涵建设 |
| 1.建构传播的科学概念 |
| 2.确立传播的代表作品 |
| 3.建树传播的价值内涵 |
| (三)尚待加强的接受与认同 |
| 1.基于不同语境的概念解读 |
| 2.根据不同市场的作品选择 |
| 3.面对不同受众的教学方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社会大变局中的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四、文献综述 |
| 五、理论、思路与方法 |
| 六、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社会大变局:女子教育生活的催化剂 |
| 一、文化变迁与下移:从重文到重女教 |
| (一) “重文”之策促成劝学兴教态势 |
| (二) 书籍印刷促使文化普及与下移 |
| (三) 学术论争促动社会对女教的特别关注 |
| 二、制度建构与人文关怀:从意识觉醒到独自维权 |
| (一) 对婚姻的自主与自决 |
| (二) 对财产的拥有和支配 |
| (三) 可独为一户之主 |
| (四) 用法律申诉维权 |
| (五) 社会对女子的救助 |
| 三、社会生活的变迁:从角色固化到重塑 |
| (一) 生活空间的开放与自我 |
| (二) 女子生活中的角色趋向多元 |
| 四、民族间的交融与冲突:从忠君到生成爱国情怀 |
| (一) 交融中的文化包容与生活 |
| (二) 冲突中的女子爱国情怀 |
| 第二章 作为自然人的女子教育生活 |
| 一、性别之教:予以性别规训与认同 |
| 二、饮食之教:形成习惯及自觉 |
| 三、佩饰之教:传统与时尚交汇 |
| 四、强身之教:从戏玩到竞技 |
| 五、“成人”之教:“笄礼”与“乞巧” |
| 六、生死之悟:求生与释然 |
| 第三章 作为家庭人的女子教育生活 |
| 一、为人女之教:立身处世做“孝女” |
| (一) 入则孝父母 |
| (二) 出则友兄弟姊妹 |
| (三) 及笄婚姻第一课 |
| 二、为人妻之教:柔顺事夫做“贤妻” |
| (一) 妻以“柔顺”为美 |
| (二) 妻以“不妒”为德 |
| (三) 妻以“相夫”为功 |
| (四) 夫亡守节或可再嫁 |
| 三、为人母之教:养育子女做“良母” |
| (一) 孕育中的祈愿 |
| (二) 对新生命的呵护 |
| (三) 生活中的倾心教导 |
| 四、为人媳之教:孝公婆勤理家使为“顺媳” |
| (一) 事公婆如事父母 |
| (二) 谦顺于叔妹及娣姒 |
| (三) 以和、义睦族邻 |
| (四) 以法度、智慧经家理业 |
| 第四章 作为社会人的女子教育生活 |
| 一、道德规训:在濡化中成人 |
| (一) 社会意志的表达 |
| (二) 家庭中的熏陶 |
| (三) 生活中的自觉践行 |
| 二、知识涵养:在阅读中沉淀 |
| (一) 走进阅读 |
| (二) 时时乃至终身阅读 |
| (三) 经史百科无不涉足 |
| (四) 让阅读改变自我 |
| 三、生存技艺:在做学中养成 |
| (一) 桑蚕织紝之教 |
| (二) 诗词书画歌舞之教 |
| (三) 雇工及经营技能之教 |
| 四、社会阅历:在交游中丰富 |
| (一) 士庶女子之交游 |
| (二) 风尘女子之交游 |
| 五、宗教信仰:在修行中超越自我 |
| (一) 奉佛事佛之教 |
| (二) 崇道修道之教 |
| 第五章 回应大变局:女子教育生活样态与检视 |
| 一、教育与生活融为一体:书写女子教育的“本真” |
| (一) 教育在生活中漫步 |
| (二) 以角色引领教育生活 |
| (三) 旨在学会生活 |
| 二、教育生活的时空增温:传承中的开放与时尚 |
| (一) 身体从禁锢趋向重塑 |
| (二) 读书从内闱步入学堂 |
| (三) 交往从家内移到家外 |
| (四) 治家从“主内”到“主外” |
| 三、“母教”在生活中拓展与深化:教育生活的完美建构 |
| (一) 敢于担当 |
| (二) 以教为乐 |
| (三) 捐资助教 |
| (四) 爱及家国 |
| 四、巾帼不让须眉:女子教育生活的终极呈现 |
| (一) 善诗词多成一家 |
| (二) 工书画有章有法 |
| (三) 懂技术造福闾里 |
| (四) 知军事保家卫国 |
| (五) 应科举惊动朝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 ——以1949-1956年江苏省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ct |
| 导言 |
| 一、选题依据和研究现状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现状 |
| 二、相关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 |
| (一) 相关概念界定 |
| (二) 基本研究方法 |
| (三) 选题基本内容 |
| (四)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概况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情概况 |
| (一) 新政权在全国的建立 |
| (二) 江苏解放和恢复建省 |
| (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组织概况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概况 |
| (一) 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干部的决定 |
|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迅速壮大 |
| (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的构成 |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一) 干部队伍扩大和财政压力 |
| (二) 干部队伍快速扩大造成干部质量下降 |
| (三) 干部来源多样和团结合作问题 |
| (四) 干部队伍结构不合理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初步整顿和建设 |
| 一、干部队伍的初步整顿 |
| (一) 党政机关整编 |
| (二) 清理和审查干部 |
| (三) 统一调配干部 |
| 二、进一步确立“德才兼备”的干部任用标准 |
| (一) 原有干部提拔任用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 进一步明确“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 |
| (三) 建立后备干部名单制度 |
| 三、建立干部管理新体制 |
| (一) 原有干部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 建立“分部”、“分级”干部管理体制 |
| 第三章 努力提高干部队伍理论和政策水平 |
| 一、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干部 |
| (一) 民主革命时期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
| (二) 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对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高度重视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广泛开展 |
| (一) 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二) 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形式和方法 |
| (三) 大量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 |
| (四) 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在各地开展 |
| 三、努力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 |
| (一) 始终高度重视干部的政策教育 |
| (二) 政策教育的广泛开展 |
| 第四章 大力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在作风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 干部作风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 干部队伍作风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二、大力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
| (一) 开展整风运动 |
| (二) 整顿党的组织 |
| (三) 在“三反”中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
| (四) 在“新三反”中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
| 三、加强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 |
| (一) 坚决纠正干部强迫命令作风 |
| (二) 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
| (三) 正确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 |
| 四、建立干部监督约束机制 |
| (一) 成立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 |
| (二) 成立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 |
| (三) 制度化、法制化建设的起步 |
| 第五章 迅速提高干部队伍的文化水平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文化基本情况 |
| (一) 干部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
| (二) 干部文化素质低的不利影响 |
| 二、干部文化教育方针和政策的确立 |
| (一) 中国共产党对干部文化教育始终高度重视 |
| (二) 干部文化教育方针、政策的确立 |
| 三、干部文化教育的广泛开展 |
| (一) 干部文化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
| (二) 各地干部文化教育的广泛开展 |
| 四、干部文化教育取得的成效 |
| (一) 迅速提高干部队伍整体文化水平 |
| (二) 有效提升干部工作能力 |
| (三) 促进干部工作作风的改进 |
| 第六章 努力打造一支专业化干部队伍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专业干部队伍的基本状况 |
| (一) 专业干部数量上严重缺乏 |
| (二) 专业干部专业水平普遍较低 |
| (三) 专业干部队伍管理不规范 |
| 二、采取有力措施加强专业干部队伍建设 |
| (一) 中国共产党对专业干部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 |
| (二) 专业干部队伍的发展和壮大 |
| 三、加强干部的专业学习和教育 |
| (一) 建立各种专业干部学校 |
| (二) 依托高等院校开展干部专业教育 |
| (三) 举办各种专业讲座、培训班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与理论自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 海外对于社会学本土化的相关研究 |
| 二 国内关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案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特色及创新之处 |
| 四 核心概念 |
| 第二章 早期中国社会学对本土化的探索 |
| 第一节 综合学派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问题上的贡献 |
| 一 孙本文对社会学中国化议题的提出 |
| 二 孙本文对理论社会学中国化的探索 |
| 三 孙本文对应用社会学中国化的探索 |
| 四 孙本文对社会学学科中国化的贡献 |
| 第二节 社区学派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问题上的贡献 |
| 一 在教学实践中倡导社会学中国化 |
| 二 社会学中国化理论方法体系的构建 |
| 三 社会学中国化的具体实施 |
| 四 中国社会学突出人才的培养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问题上的探索 |
| 一 马克思主义学派关于社会学基本理论的研究 |
| 二 马克思主义学派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 |
| 三 马克思主义学派开展的社会调查 |
| 四 马克思主义学派对于欧美社会学派的批判 |
| 第三章 建国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表现 |
| 第一节 改造——建国初期中国社会学的特殊本土化 |
| 一 对于社会学工作者的改造 |
| 二 对社会学的“改造” |
| 三 撤销社会学的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取消期的中国社会学 |
| 一 社会学的重提与厄运 |
| 二 社会学中断期的社会学家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恢复与重建 |
| 一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恢复 |
| 二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 |
| 三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特点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
| 第一节 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发展历程 |
| 一 早期的模仿移植阶段 |
| 二 20世纪30—40年代的最初的本土化努力阶段 |
| 三 建国初期的武断拒斥阶段 |
| 四 改革开放后的恢复重建阶段 |
| 五 当前的理论综合阶段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历程中的理论品质 |
| 一 中国社会学的实用品质 |
| 二 中国社会学的实证品质 |
| 三 中国社会学的人文品质 |
| 四 中国社会学的反思品质 |
| 第三节 理论自觉的再认识 |
| 一 理论自觉的内涵及其来源 |
| 二 提高理论自觉的必要性及其路径 |
| 三 理论自觉的内在动力 |
| 第四节 从理论自觉到社会学学术生态的“美美与共” |
| 一 什么是社会学学术生态的“美美与共” |
| 二 中国社会学学术生态的现状与问题 |
| 三 增强理论自觉,促进学术生态的“美美与共” |
| 第五章 理论自觉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社会学的当代现状 |
| 一 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现状 |
| 二 中国社会学的学派 |
| 三 中国社会学的当代格局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研究特点 |
| 一 中国社会学主要研究国内问题 |
| 二 中国社会学创造自己理论的信心不足 |
| 三 中国社会学重视农村问题研究 |
| 四 对社会学研究方法重视不够 |
| 第三节 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理论反思 |
| 一 中西社会学关系的再评判 |
| 二 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历史反思 |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基本结论 |
| 一 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伴随着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始终 |
| 二 理论自觉能够增强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 |
| 三 理论自觉能够增强中国社会学的原创力与想象力 |
| 四 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能够丰富和扩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
| 五 中国社会学必须具备全球视野与世界眼光 |
| 第二节 未尽的讨论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 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7）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CONTENTS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解 |
| 二、学术史 |
| 三、问题与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演进历程 |
| 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创始背景 |
| 二、早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1898年海牙：发端 |
| (二) 1900年巴黎：独立大会 |
| (三) 1903年罗马：常设性组织的标志 |
| (四) 1908年柏林：办会争议和成就 |
| (五) 1913年伦敦：盛况及意义 |
| 三、一战后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与大会 |
| (一) 1923年布鲁塞尔大会：“胜利者的聚会” |
| (二) 1926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立 |
| (三) 奥斯陆、华沙和苏黎世大会 |
| 四、冷战时期：政治与方法论的争议 |
| (一)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制度改革 |
| (二) 冷战时期的政治对话和分歧 |
| (三) 方法论讨论 |
| 五、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史学会 |
| (一) 冷战结束之前的全球史 |
| (二) 1995年以来的大会与全球史 |
| (三)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全球化努力 |
| 第二章 民国早期：中国学界对“万国史学大会”的积极姿态 |
| 一、国学根底与国际视野：南高史地研究会与《史地学报》 |
| (一) 南高史地研究会成立的背景 |
| (二)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创办与南高史地研究会的活动 |
| (三) 《史地学报》的学术抱负及其对国外史学的关注 |
| 二、对接国际：陈训慈论中国史学组织的早期建设 |
| (一) 陈训慈其人及其西史视野 |
| (二) 陈训慈对西方史学家组织的引介和对中国史学会建设的初步思考 |
| (三) 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
| (四) 近代科学语境中的史地学会建设 |
| 三、陈训慈、向达与“不鲁舍拉第五届万国史学大会” |
| (一) 《史地学报》首次提到伦敦国际史学大会 |
| (二) 陈训慈对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报道 |
| (三) 向达发表评述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译文 |
| (四) 向达译文传达的大会信息 |
| 四、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在中国的反响 |
| (一) 从《史地学报》到《史学杂志》 |
| (二) 陈训慈对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的评介 |
| (三) 刺激与回应：朱希祖筹建中国史学会 |
| 第三章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来华：过程与反响 |
| (一) 田波烈来华与中国学人的响应 |
| (二) 顾颉刚、陶希圣与田波烈的会谈 |
| (三) “最伟大的时刻”：田波烈的期待与傅斯年、何炳松的参与 |
| (四) 相关媒体报道的搜集与分析 |
| 二、学界立场和政界态度：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的合力 |
| (一) 傅斯年、王世杰的努力 |
| (二) 蔡元培与中研院的态度 |
| (三) 傅斯年的坚持与中国参会代表(胡适)的选定 |
| 三、中国代表胡适与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会前的准备：傅斯年与胡适之间的联络 |
| (二) 胡适的参会论文：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
| (三) 胡适的参会过程：中国登上国际史学舞台 |
| 第四章 1940-1980年：失联与回归 |
| 一、官方联系中断后中国史学界与大会的关联 |
| (一) 关注大会主旨：1940年代相关状况与分析 |
| (二) 冷战思维：1950—1970年代相关状况的梳理与分析 |
| 二、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官方联系的恢复 |
| (一) 国际史学界的呼唤与中国史学界走向开放 |
| (二) 中国组建第15届大会代表团和参会筹备 |
| 三、参加第15届大会与成为正式会员国 |
| (一) 参加第15届大会的意义与影响 |
| (二) 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史学会 |
| 第五章 1985年：中国与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两个显着变化 |
| 二、以积极的姿态参会 |
| 三、大会对中国的持续影响 |
| 第六章 1990年代：波折中不断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
| 一、中国学者参与马德里和蒙特利尔大会的历程 |
| (一) 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学者的大会学术交流活动 |
| 二、中国首次申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受挫 |
| (一) 关于中国申办国际大会的原因分析 |
| (二) 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过程与节点 |
| (三) 中国首次申办失利原因分析 |
| 三、1990年代中国学者对大会的观察与思考 |
| (一) 对会议代表性观点的介绍与评论 |
| (二) 对西方学者研究方法与特点的思考 |
| (三)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建议 |
| 第七章 历史性突破：2000年以来的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 |
| 一、中国积极参与新世纪的三次大会 |
| (一) 新世纪中国史学家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史学家参与深度的提升 |
| (三) 新世纪中国学者对大会的积极观察与思考 |
| 二、2010年：成功申办2015年第22届大会 |
| (一) 中国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再次酝酿 |
| (二) 中国再次申办的筹备历程 |
| (三) 2010年阿姆斯特丹：中国成功获得第22届大会的承办权 |
| (四) 中国申办成功的原因及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邢福义国学视角语法研究与其三维学术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上编 |
| 第一章 关于小句审解 |
| 1.1 评说《“人定胜天”一语话今古》的辩证思维 |
| 1.1.1 现象与本质的辩证 |
| 1.1.2 内因与外因的辩证 |
| 1.1.3 主观与客观的辩证 |
| 1.1.4 古义与今义的辩证 |
| 1.1.5 个体与整体的辩证 |
| 1.2 评说《漫话“有所不为”》对语言事实的关注与尊重 |
| 1.2.1 比较语言事实的典型程度 |
| 1.2.2 比较语言事实的语里含义 |
| 1.2.3 比较语言事实的语表形式 |
| 1.2.4 比较语言事实的语用价值 |
| 1.2.5 比较语言事实的思想内涵 |
| 1.3 评说《大器晚成和厚积薄发》对语言应用的指导 |
| 1.3.1 对“大器晚成”和“厚积薄发”语言理论的探究 |
| 1.3.2 对“大器晚成”和“厚积薄发”现实应用的指导 |
| 1.3.3 推及到所有“世代沿袭名言”现实应用的指导 |
| 1.3.4 笔者对“大器晚成”和“厚积薄发”误用原因的语言学解析 |
| 第二章 关于用词辨察 |
| 2.1 评说《“救火”一词说古道今》的设问魅力 |
| 2.1.1 在设问中充分观察 |
| 2.1.2 在设问中充分描写 |
| 2.1.3 在设问中充分解释 |
| 2.1.4 充分设问的价值 |
| 2.2 评说《说广数》的数字文化 |
| 2.2.1 辨察数字的文化现象 |
| 2.2.2 考察数字的文化价值 |
| 2.2.3 丰富数字的文化理论 |
| 2.3 评说《“诞辰”古今演化辨察》的传授艺术 |
| 2.3.1 国学传授的真与美 |
| 2.3.2 国学传授的情与理 |
| 2.3.3 国学传授的小与大 |
| 2.3.4 笔者对“诞辰”一词的思考 |
| 第三章 关于结构组配 |
| 3.1 评说《“X以上”纵横谈》对语言问题的探讨、发掘和思索 |
| 3.1.1 在逻辑中探讨问题 |
| 3.1.2 在探讨中发掘问题 |
| 3.1.3 在发掘中思索问题 |
| 3.1.4 在思索中追踪问题 |
| 3.2 评说《“十来年”义辨》的追踪信念 |
| 3.2.1 对概数“来”字语形结构的追踪 |
| 3.2.2 对概数“来”字语义蕴涵的追踪 |
| 3.2.3 对概数助词“来”形义辩证的追踪信念 |
| 3.3 评说《“生、死”与“前”的组合》的小三角研究 |
| 3.3.1 反义语素同义词的语表形式研究 |
| 3.3.2 反义语素同义词的语里意义研究 |
| 3.3.3 反义语素同义词的语用价值研究 |
| 3.3.4 良好文品 贯穿始终 |
| 3.3.5 笔者对反义语素同义词的思考 |
| 第四章 关于特异说法 |
| 4.1 评说《俚俗化北味说法“一+名”》的语法格式文化 |
| 4.1.1 “一+名”语法格式的文化渊源 |
| 4.1.2 “一+名”语法格式的文化内涵 |
| 4.1.3 “一+名”语法格式的文化价值 |
| 4.1.4 发掘方言现象传承中华文化 |
| 4.1.5 笔者对“一+名”语法格式的思考 |
| 4.2 评说《在广阔时空背景下观察“先生”与女性学人》中的多角度研究 |
| 4.2.1 对“先生”一词的内涵研究 |
| 4.2.2 对“先生”一词与女性的关系研究 |
| 4.2.3 对“先生”一词用于女性学人的理论探究 |
| 4.2.4 对“先生”一词用于女性学人的实践建议 |
| 4.2.5 笔者对“先生”一词的思考 |
| 4.3 评说《“起去”的普方古检视》的研究程序 |
| 4.3.1 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 |
| 4.3.2 用事实证明自己的观点 |
| 4.3.3 用理论解释自己的观点 |
| 4.3.4 用务实说出自己的疑问 |
| 4.3.5 笔者对“起去”一词的思考 |
| 4.3.6 笔者的启示：学术的进步源于否定 |
| 下编 |
| 第一章 邢福义的语法思想 |
| 1.1 邢福义的研究历程 |
| 1.1.1 练步期(19561965年) |
| 1.1.2 求悟期(1966年—1989年) |
| 1.1.3 寻己期(1990—今) |
| 1.2 邢福义的语法理论 |
| 1.2.1 “小句中枢说” |
| 1.2.2 “句管控” |
| 1.2.3 “两个三角” |
| 1.2.4 “三个充分” |
| 1.2.5 “动词核心名词赋格” |
| 1.2.6 “语表趋简语义兼容” |
| 1.2.7 “词性判定法” |
| 第二章 邢福义的国学思想 |
| 2.1 邢福义“儒道合一”的思想 |
| 2.1.1 邢福义的儒家思想 |
| 2.1.2 邢福义的道家思想 |
| 2.2 评说《重视语言研究的“向”和“根”》对语言研究未来的展望 |
| 2.2.1 语言研究的现状 |
| 2.2.2 语言研究的未来 |
| 2.3 说《国学精魂与现代语学》对国学与语言学接轨的探究 |
| 2.3.1 国学与语言学接轨的理论探究 |
| 2.2.2 国学与语言学接轨的实践印证 |
| 2.4 评说《“国学”与“新国学”》对当今国学的预测 |
| 2.4.1 探讨“当今国学”丰富的内涵 |
| 2.4.2 思索“当今国学”产生的背景 |
| 2.4.3 发掘“当今国学”发展的道路 |
| 2.4.4 肯定“当今国学”传播的平台 |
| 2.4.5 笔者对“当今国学”的思考 |
| 第三章 邢福义的传授学思想 |
| 3.1 治学之道学风先导 |
| 3.1.1 倡导“务实学风” |
| 3.1.2 主张“反省自己” |
| 3.1.3 重视“引导后辈” |
| 3.2 抬头是山路在脚下 |
| 3.2.1 “抬头是山路在脚下”的阐释 |
| 3.2.2 “抬头是山路在脚下”的践行 |
| 3.2.3 “抬头是山路在脚下”的影响 |
| 3.3 让学生永远站在问号的起跑点上 |
| 3.3.1 “让学生永远站在问号的起跑点上”的阐释 |
| 3.3.2 “让学生永远站在问号的起跑点上”源于中西方 |
| 3.3.3 “让学生永远站在问号的起跑点上”的践行 |
| 3.4 亦师亦友志在高山 |
| 3.4.1 “亦师亦友志在高山”的阐释 |
| 3.4.2 “亦师亦友志在高山”的践行 |
| 参考文献 |
| 附注 |
| 国学研究与传授学 |
| 评说《“国学”和“新国学”》一文对“当今国学”的关注 |
| 邢福义：看透方块字的奥妙 |
| 评说《漫话“有所不为”》对语言事实的关注与尊重 |
| 吕叔湘慧眼识后辈 |
| 邢福义的老顽童启示 |
| 走出语言学的语言学家邢福义 |
| 一部“新而不难,全而不杂”的好教材 |
| 一本值得推荐的语言学教材 |
| 《从“诞辰”古今演化辨察》看语言的规范问题 |
| 后记 |
（10）留英生与当代中国 ——以回国人员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概念辨析与界定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前的留英教育 |
| 第一节 晚清时期的留英教育 |
| 一、 海军留英教育 |
| 二、 其他留英教育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留英教育 |
| 一、 北洋政府时期的留英教育 |
| 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留英教育 |
| 第三节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留英教育 |
| 一、 建国初期留英生回国 |
| 二、 留英教育的基本情况 |
| 三、 留英生群体分析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后的留英教育 |
| 第一节 留英教育工作的启动 |
| 一、 邓小平的指示及新时期留学工作的启动 |
| 二、 首批留英生的派遣 |
| 第二节 留学政策的演变 |
| 一、 中国公派留学政策的演变及中英教育交流与合作政策的演变 |
| 二、 英国的外国留学生政策及吸引留学生的措施 |
| 第三节 留英教育的基本情况 |
| 一、 留英教育的演变 |
| 二、 留英学生统计 |
| 三、 留英生的学习与生活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的执行——兼述典型的留英生群体 |
| 第一节 “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的启动 |
| 一、 “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的启动背景 |
| 二、 包玉刚与“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的启动 |
| 第二节 “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的实施 |
| 一、 “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留英生的选派 |
| 二、 留英生群体分析 |
| 三、 留英生的留学生涯 |
| 第三节 “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的影响 |
| 一、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正是这些人才提高了中国的科研水平，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及社会经济的发展） |
| 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留学教育模式（为以后留英教育提供了经验，加强了华人华侨的联系，发展了中英关系）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留英生与中国的高等教育 |
| 第一节 高等院校留英生群体分析 |
| 一、 高等院校留英生回国原因分析 |
| 二、 高等院校留英生情况介绍及其专业分析 |
| 三、 高等院校留英生的群体特征 |
| 第二节 留英生群体与高校发展 |
| 一、 留英生与学科建设 |
| 二、 留英生与高校教学 |
| 三、 留英生与学术研究 |
| 第三节 留英生与大学管理 |
| 一、 留英回国的大学领导 |
| 二、 留英校长与高校改革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留英生与中国科技 |
| 第一节 留英生群体的科技创业 |
| 一、 1980 年代的科技创业 |
| 二、 1990 年代以后的科技创业 |
| 第二节 留英生的重要科技角色 |
| 一、 留英生与“863”计划 |
| 二、 留英生与“973”计划 |
| 三、 留英生与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 |
| 第三节 两院院士中的留英生 |
| 一、 具有留英背景的院士群体统计 |
| 二、 留英院士的科技贡献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留英生与人文社会科学 |
| 第一节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留英生 |
| 一、 留英生学科统计分析——以学科排名靠前的大学为中心 |
| 二、 部份优秀留英生分析 |
| 第二节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留英生的成就 |
| 一、 经济学与法学 |
| 二、 历史学与社会学 |
| 三、 哲学、文学及其它学科 |
| 四、 留英生与当代艺术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八章 留英生创业 |
| 第一节 留英生的创业轨迹 |
| 一、 留英生的早期创业 |
| 二、 留英生创业的新时期 |
| 第二节 创业园中的留英生 |
| 一、 深圳留学生创业园中的留英生 |
| 二、 中关村留学生创业园中的留英生 |
| 三、 其它留学生创业园中的留英生 |
| 第三节 三个典型的留英创业者 |
| 一、 张欣：优秀的留英创业人员 |
| 二、 沈锟：回国卖鸡的留英双硕士 |
| 三、 隋涛：一般的留英创业者 |
| 第四节 留英生创业的评价 |
| 一、 社会评价 |
| 二、 政府评价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九章 留英生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 |
| 第一节 高校与科研机构留英生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 |
| 一、 高校与科研机构留英生面临的人际关系问题及其对策 |
| 二、 高校与科研机构留英生面临的自主创新环境问题及其对策 |
| 三、 高校与科研机构留英生面临的学术腐败问题及其对策 |
| 第二节 自主创业留英生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 |
| 一、 自主创业留英生面临的融资问题及其对策 |
| 二、 自主创业留英生面临的创业园建设问题及其对策 |
| 第三节 留英生面临的其它重要问题及其对策 |
| 一、 留英生子女就学问题及其对策 |
| 二、 留英生待业问题及其对策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十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四、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江蓝生教授来访讲学（论文参考文献）
- [1]“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D]. 任慈.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2]中国古典舞对外传播研究 ——以北京舞蹈学院为例[D]. 蔡烁. 北京舞蹈学院, 2020(12)
- [3]社会大变局中的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研究[D]. 赵国权.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4]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 ——以1949-1956年江苏省为中心[D]. 周竞风. 南京大学, 2017(04)
- [5]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与理论自觉研究[D]. 缑文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1)
- [6]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大事记（2012年12月至2013年12月）[A]. 沈晓雷. 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3）, 2014
- [7]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D]. 孟德楷. 山东大学, 2014(11)
- [8]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大事记[A]. 王天白. 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2), 2013
- [9]邢福义国学视角语法研究与其三维学术思想[D]. 邓天玉. 华中师范大学, 2013(04)
- [10]留英生与当代中国 ——以回国人员为中心[D]. 赖继年. 南开大学, 2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