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 预言

一、2004年的预言（论文文献综述）

尤达^[1]（2021）在《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美国创剧人,英文为the creator of American TV soaps,sitcoms and series,原指提供故事创意或者完成试播集剧本向各大电视网推销的人,在实际生产中演变为美剧的创作主体,即具有创作剧本能力的执行制片人。从历史观之,电视时代的创剧人在美剧生产过程中流露出普遍性特点,由此形成的群体特征深刻影响着创剧人自身的演变:从身份的确立到群体的形成,再到阶层的固化。网络时代的创剧人致力于群体特征的变革,以此打破阶层的桎梏。立足创剧人文本的内容与形式观之,所谓“变革”与以往并非只是理念上的区分,在实践场域的分野十分明晰。创剧人既对美剧成规化生产模式进行大胆革新,又依据“自我”的觉感与体认进行个性化创造。更为重要的是,创剧人调和了成规与个性间的对立关系,在文本的内容选择上追求“他者互文”与“自我表现”的紧密结合,表现形式上注重制作范式与创作风格的高度统一,由此在作品中反映出多元且精彩的主题,满足受众不断增长和变化的娱乐需求。这便使得创剧人不再只是播出机构定义下一味媚俗的符号客体,而是被赋予对超越性的追求。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探讨美国创剧人群体的演变;从文本的内容选择与表现形式上深入考察网络时代创剧人的变革举措,指出其群体特征的两个维度;进而分析这两个维度的相互关系与共同作用;最后基于媒介场域的变化探讨群体特征发生变革的外在成因,从创剧人心理探讨变革的内在动因。如此,形成了对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从表象到本质的考察。揆诸现实,这一研究的目的在于面对美剧在全球范围内卓越的传播力,从创作主体维度探寻美剧的成功之道,以求能在去芜存菁中有效“吸收外来”,为国产电视剧的发展带来启示意义。

林佳^[2]（2021）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是拉丁美洲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流派。魔幻现实主义作为艺术手法、世界观、思维方式、叙事类型对世界文学艺术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以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为代表的魔幻叙事因其丰富、独特的叙事方式形成了极具辨识度的叙事类型。本文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为代表的魔幻叙事为研究对象,以叙事学为主要理论视角,通过对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及其拓展形态的代表作品的叙事学解析,提炼并分析了魔幻叙事的基本类型及其叙事功能。在此基础上,提出从类型学的角度,建构魔幻叙事学的大致构想及基本框架。第一章是论题展开的准备,首先梳理了作为文学流派和作为叙事类型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历史语境和涵义。界定了本文所论的“魔幻现实主义”和“魔幻叙事”的基本内涵并对此做了具体说明。由于“魔幻现实主义”一词在不同语境中具有“绘画风格”、“艺术倾向”、“人生观与世界观”、“叙事风格”、“叙事类型”和“对现实的态度”等涵义的变化和重叠,所以首先界定了本文所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特指拉丁美洲的一种文学流派,“魔幻叙事”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为典型文本的一种叙事类型。本章结合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原始思维和现代视野双重观念并置的前提,从叙事学的角度,概括了魔幻叙事的“故事”（story）与“话语”（discourse）和“素材”（fabula）三方面的主要特质及其互动模式,并以此为标准,提炼出魔幻叙事分为三个基本类型:多重时空体中的对话性叙事、叙述主体游移和阐释编码冲突制造的悖论性叙事、隐形叙述层提供的重构与修复性故事。并在此基础上,提炼了魔幻叙事的两种典型拓展形态:魔幻叙事空集和魔幻叙事游戏。第二章到第四章是论题的展开部分。第二章从叙事学的角度论析魔幻叙事的第一种基本类型:“多重时空体中的对话性叙事”。本章结合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的小说《佩德罗·帕拉莫》（Pedro Paramo）和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Miguelángel Asturias）的小说《总统先生》（El se?or presidente）论析了魔幻叙事中普遍存在的“幽灵叙事”和多重故事及其构建的“多重时空体”,并具体阐释了在多重时空体中的人物信息组、事件、历史叙事和真相故事之间的对话形态。其中着重论析了死者人物信息组、历史叙事和素材故事之间的对话及其叙事功能。第三章从叙事学的角度论析魔幻叙事的第二种基本类型:叙述主体游移和阐释编码冲突制造的悖论性叙事。本章结合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的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Crónica de una muerte anunciada）和阿斯图里亚斯的小说《玉米人》（Hombres de maíz）,论析了魔幻叙事中的叙述主体（叙述者、聚焦者、人物、隐含作者）之间的复杂冲突。这种冲突在魔幻叙事中以叙述主体的转换、行动元的双向图式、可靠与不可靠叙事的游移,以及空间、场所的悖论性涵义为主要表现形式。第四章结合阿斯图里亚斯的小说《总统先生》（El senor presidente）、《玉米人》（Hombres de maíz）、劳拉·埃斯基韦尔（Laura Esquivel）小说《恰似水之与巧克力》（Como Agua para Chocolate）,伊莎贝尔·阿连德（Isabel Allende）的小说《幽灵之家》（la casa de los espirtus）和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El Amor en los Tiempos del Cólera）论析了魔幻话语元素如碎片、虚构时空等构成的隐形叙述层完成的、对集体和个体记忆双重意义上的“重构”和“修复”。第五章是论题具体延伸部分,论析了魔幻叙事的拓展形态。基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本身边界的相对确定性,参照第一章对“魔幻叙事”特征的界定,将因拓展了“魔幻”的文化基础和“现实”含义、但与经典“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有内在关联的创作纳入论题,以保证论题的完整性。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和胡利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的短篇小说代表了这种创作倾向:用叙事描摹在现实中不可见不可感、但在理论上可能存在的世界。描摹这个世界体现了魔幻叙事的方式,具体表现为:以分形的故事建构运动与“敞开”的叙事空集;以循环往复的事件性展现叙事空集中故事的迭代与真理的递归;以分裂的叙事声音制造各叙事主体之间,及其与它们与读者之间的审美距离、表达主体空缺的实质并编织无限性的叙事游戏。这类魔幻叙事通过特殊的故事形式表现对宇宙模型、叙事及存在等本体性思考,彰显魔幻叙事的哲理性特质。结语部分是论题的理论提升。在提炼魔幻叙事的基本类型和拓展形态并分析它们叙事功能的基础上,结合叙事学的学科语境和发展趋势,提出的一种理论构想:从类型学的角度,构建以作为叙事类型的“魔幻叙事”为研究对象的叙事理论,并说明此构想的意义和魔幻叙事学的基本框架。

蔡青辰^[3]（2021）在《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乌托邦是西方文学、美学、哲学的重要母题,其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乌托邦”的真正提出者是16世纪英国着名学者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不仅仅是一种对终极完美社会的设想,更是对完美人性及人生幸福的理想追求,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对理解东西方文学文化的发展、反思乌托邦冲动本身所具有的集权虚无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本课题从乌托邦理论的基本问题出发,以经典的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着作为对象,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展开深度系统研究。主要研究和分析的代表性作品包括前乌托邦时期的着作,文艺复兴背景下现代乌托邦肇始初期的着作,工业革命背景下深受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实践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作品,20世纪以来反思乌托邦主义弊端的作品,具有鲜明后现代思想的乌托邦作品。本课题共分为五章。绪论主要讨论:本研究的意义和目的,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的内容及创新之处,研究思路和方法。通过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及其理论着作,如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卢梭的《爱弥儿》、詹姆逊的《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及其他科幻小说》等,阐明乌托邦文学的范畴及其内涵,厘清乌托邦文学及研究发展的历程,指出乌托邦文学及理论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与框架。第一章为乌托邦文学建构与经典化进程,主要讨论:乌托邦文学对象的流变,从古希腊作品关注完美的国家转向近代作品关注完美的人;分析乌托邦思想的萌芽,在《乌托邦》《基督城》《太阳城》《新大西岛》等近代乌托邦文学作品中展开比较研究,说明乌托邦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并阐述乌托邦文学美学体系政治维度的建构。第二章为乌托邦文学传统的意象建构及其文学意义的生成,主要讨论:生态乌托邦、技术乌托邦、审美乌托邦等新文学主题,阐释工业革命时期乌托邦文学的审美意象与意义;展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比较分析;揭示特定历史时期乌托邦小说对劳动异化、工业化、商业化、自然主义等问题的独到见解与态度。第三章为反乌托邦文学批评的主题及其文化意义,主要讨论:作为现代主义乌托邦文学体裁之一的反乌托邦文学,回顾其关注的新文学主题;阐释极权主义、工具理性、女性主义、空间问题等新文学批评主题与乌托邦文学的渊源;阐述反乌托邦文学的历史语境、意象隐喻、叙事空间、文化逻辑等理论问题。第四章为共同体理论视域下后现代乌托邦文学的瓦解与重建,主要讨论:传统乌托邦模式在后现代社会状态中的转迁;分析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原因;概述新美学共同体的形成,及科幻小说“逆托邦”模型的建构;分析新型与传统乌托邦文学的共同体差异,总结新乌托邦模型的特色。第五章为余论:关于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的再思考,主要讨论:反乌托邦文学与乌托邦文学的关联性,阐明反乌托邦对乌托邦思想的承继及其乌托邦冲动;探究乌托邦共同体在后现代理论中遭遇的危机,指出新时代中乌托邦文学的出路等。

魏兵^[4]（2021）在《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西方媒介理论的学术版图中,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从社会宏观层面批判性地研究西方政治与经济权力控制媒体等问题的研究思路与路径方法。从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电视媒体不仅是一种大众传媒,而且是经济生产与文化生产的结合体。研究电视媒体需要关注电视的产业结构、生产关系、广播电视体制和全球传播秩序等社会性与机制性问题。所以,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力主采取社会整体的宏观视野,考察包括电视在内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功能。整体而言,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研究的相关概念、观点与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学术母体,着重研究电视等大众媒体的传播机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路径,它尤其关注电视媒体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结构和市场运行过程。该研究主张,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逐利性,作为一种文化工业的电视媒体,不仅受到资本与政治等权力的制约,而且成为控制大众意识形态和实施国际文化霸权的工具,呈现出复杂而消极的文化生产局面。深入透彻地了解西方广播电视机制的理论成果,既可以掌握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分析模式,又能进一步认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播电视体制机制的缺陷与问题,从而更深层次地理解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制度性优势。本论文以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电视理论为研究对象,通过厘清其学术渊源、研究背景、主要学者、核心观点与理论,进而阐述并评析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电视媒体权力控制问题的电视理论研究特点。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电视理论研究和电视产业发展的现状,以学术探讨和理论镜鉴的态度拓展我国电视理论研究的视角,为我国电视的管理实践、艺术创作、产业发展与对外传播汲取理论经验与发展启示。因此,本文围绕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的焦点问题,分七个章节进行论述:第一部分概述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分别就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生成语境和学者群体等展开论述,以期描摹出该领域电视理论的整体特点。第一章为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的生成语境,重点探究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的思想渊源、学术借鉴和西方媒介的发展背景与机制等。第二章是对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领域主要学者的概说与评述,通过梳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在北美与欧洲两大地区集中的核心学者,阐述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领域的学者集群、学术承继、重要电视理论与观点概况、主要着作和学术地位等,进而为探讨该领域电视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与理论价值做出相应的学理性准备。第二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内容,即以电视媒体的政治经济权力控制问题展开三个方面的思考与研究,即经济宰制观、意识形态操控观和国际文化霸权批判观。第三章主要探究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研究起点,即经济控制下电视媒体的商品属性。通过对受众商品论、文化生产的双重意义、电视内部的隐形审查机制和资本主义商业媒体的逐利性原则等观点与理论的探讨与研究,提炼该研究领域对资本控制大众媒体的批判性观点。第四章的主要内容围绕着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就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思想控制议题提出的如“思想管理者”、“文化有限公司”、“媒体操控”、“宣传模型”等概念,或对电视文化商品公共属性的反思性观点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分析与论述,指出该研究领域着力批判西方电视媒体的思想控制机制的研究逻辑与理论特点。第五章将视点转向该领域的国际电视媒体传播研究,通过整合该领域对电视的国际传播议题等相关观点,分别就其提出的“媒体依附论”、“文化帝国主义”和国际传播单向流动等文化霸权观点与理论展开论述与探讨。第三部分是本文的总结性内容,即第六章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特点和第七章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对我国的启示。第六章旨在以理性客观的态度看待该领域的分析框架和批判焦点等研究价值,指出问题与偏颇。第七章以谨慎而镜鉴的态度,考量并发掘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电视研究对中国的电视理论建设和中国电视产业发展所具有的借鉴意义。本文将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个案分析法和交叉研究法等阐述相关论点,厘清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核心学者、研究方法、理论特点和重要议题等,探讨其对我国电视研究与产业的理论价值。

陈灿^[5]（2021）在《宋代方士：方术、政治与文学》文中指出

李会康^[6]（2020）在《诗乐诗教与董仲舒经学阐释的文化溯源》文中指出本文从人文阐释体系的构建角度入手探讨董仲舒的经学阐释,说明董论中阐释载体与“大一统”的人文体系形成和发展之间的联系。进而讨论董仲舒所构建的言说义理同安置各人文元素的节文场域如何对应,以对这一体系所试图揭示的“适宜”传承和探索路径进行描述。目的是为了揭示一些习以为常的经学阐释元素和理念的由来,以及在董仲舒所构建经学体系初期的形态。传统认为董仲舒作为“儒者宗”,使得景、武间儒家接替黄老之学而开始成为经学构建的主导学术流派是不证自明的史实。基于这一史实,本文借董仲舒“推阴阳”这种广阔的学术视角,对经学作为人文核心同自然的联系进行了深度发掘。“天人合一”的理念和“天人感应”的体察方式并非董仲舒向壁虚构,“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的人文阐释理念也不是汉初《春秋》学者突发奇想。这些理念同公羊学派所倡导“大一统”一样,都是人文传统自上代诗乐教化以来不断嬗递的结果。董仲舒的经学阐释不仅葆有了历代嬗递中的人文元素,也为其在当世人文实践中铺就了作用理路,实现了“乐”《诗》《春秋》等人文要素的转生。从今见可靠资料看,董仲舒是最早有意识对中介天地和人文的儒学领域进行整体系统化的大儒。在讨论董仲舒所构建的经学阐释体系时,本文详细回顾了董仲舒所关注的“乐”、《诗》、《春秋》等形态。以董仲舒认定的物理、人情为入路,结合相关史实,梳理了“乐”在人文体系中浮现的过程。“乐”何以在董仲舒拟构的经学体系中占据基理位置,成为“六艺之科”得以在经学体系中安置的文化根基,是本文试图了解董仲舒经学阐释体系的入路。对“乐”文化所衍生的“乐语”及随后落成《诗》的具体形态和文化角色进行关注,可使董仲舒论中各“六艺之科”的经学意义更加明确。通过描述宗周教《诗》、儒门用《诗》同汉初诂《诗》的联系,可进而阐明“赋《诗》断章”同“《诗》无达诂”之间的深刻文化渊源。通过祭祀中“乐”同“言辞”的联系,可重新审视契刻符号同“语音”的结合在人文阐释中的历史性意义。进而可说明“文辞”为主要形态的《春秋》在接替诗乐的过程中如何保留“大一统”理念,并继承“鬼”“神”原始概念而生成“三统”“三世”的成熟义理。在汉初的文化建构中,陆贾、贾谊对《谷梁》《左传》阐释立场的偏用,已体现了《春秋》学所蕴含义理在人文构建中的巨大作用。至董仲舒时,《诗三百》作为训诂的直接担当,已经基本促成了新时代文辞意义的替新;同时,《十九章》的着成,使得《诗三百》成为完全脱离“音乐”的文辞体系,《春秋》之学作为人文阐释担当已成为时代必然。董仲舒作为《公羊》大师,充分发挥文辞的义理之长,对《春秋》这一义理场域进行了分化和再建构,使“无达辞”的阐释有了合理的去向,《春秋》也成为一个既在理论上自足,又同现世人文相通的阐释场域。“适宜”在人文中的积累明确产生了“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的理论基础。

肖瑛^[7]（2020）在《从“家”出发：重释韦伯的文明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普遍主义比理性主义更适合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界定。作为普遍主义的对立面的特殊主义的宿主是作为自然状态的"家",如何理解和处理"家",影响一种文明的性格和同现代资本主义的距离。韦伯的文明比较,是以比较历史社会学作为方法,一方面基于欧洲经验搭建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以"家"为切入点进入作为历史个体的具体文明,由此既把握历史个体的实质性格,又使文明比较成为可能。"家"在历史个体中所凸显的面向、发挥的文明建构效果因历史条件之差异而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在古犹太教中,"家"在公共领域中的地位虽然逐渐消隐,但无论在誓约军事同盟时期还是俘囚期后"犹太人"从"政治团体演变为宗教团体",按内外有别的"家"逻辑来区分自己与他人的思维始终未曾退去,决定了犹太人的贱民民族性格。在印度教中,"家"的逻辑以世袭性的宗族卡里斯马在职业分工中发挥作用,充实雅利安人入侵南亚次大陆时建立的依人种差异划分等级的阶序制度,形塑出牢不可破的种姓制,将职业、伦理都锁定在种姓边界之中。在儒教文明中,"家"独占文明建构和维护的总体性地位,从经济、政治到信仰、法律和伦理都依其逻辑而运行。总之,一种文明只要将"家"保留在其公共领域的核心地带,其经济生活就必然被内外有别、亲疏远近的特殊主义而非普遍主义伦理支配。

王继奎^[8]（2020）在《《论语》与《理想国》的政治思想比较研究 ——基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重视域的考察》文中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和希腊城邦时代是中西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源头,两者在时间上同时进入鼎盛期、在空间上完全平行发展,但却有着伦理政治观念的伟大际遇。这是因为具有同一智力原理和物质形式的人类同源,所以人类文明早期的相似性较之于差异性更为显着,这就为比较分析《论语》与《理想国》奠定了基础。为了尽量全面地展示两部经典着作政治思想的全貌,论文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个维度进行整体性的比较分析。两部经典的不同言说方式,造就了经验论与先验论两种思维方式。作为表意系统,汉语以名词为核心的流水句式,使中国人偏向于散点思维,寻求治国之道是《论语》的思维意向。作为表音系统,希腊语以动词为核心的主谓宾句式,使希腊人偏向于焦点思维,探索城邦国家的本质是《理想国》的思维主旨。以譬喻为表征的类比推理是两部经典着作通用的思维方法。虽然都是观天时以应人事,但前者的北辰之喻以静态方式展示了“人道政为大”的政道思维,后者的船喻则以动态方式展示了“正义城邦”的政体思维,表现在政治秩序上就是治乱循环与政体循环。在类比推理中,两部经典着作都运用了整体思维把握各自所生活的世界,前者在本末之间奠定了“本立道生”的务实主义政治传统,在《论语》中表现为“始物为行”,即以行为开端而以言为结尾,着眼天下有道探寻政治秩序的本原,塑造的是道德人格。后者在内外之间奠定了“逻各斯”的理性主义政治传统,在《理想国》中表现为“始物为言”,即言说既是开端又是结尾,着眼灵魂正义探究政治秩序的模型,塑造的是知识人格。辩证法也因此在中国是政治辩证法,在希腊是哲学辩证法。两部经典不同的致思方式,建构了礼乐与理念的两种政治秩序。自人类进入原始社会后,权威便诞生在“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之中,《论语》和《理想国》都以家庭为起点建构了理想秩序。前者基于“持家”将伦理观念政治化,为政治秩序提供了“礼乐”的价值基础,所以礼崩乐坏会导致天下无道的政治乱象。以仁释礼是孔子的开陈出新之举,他依此提出的“克己复礼”救世主张,不仅建立了身心平衡的个人秩序和家庭秩序,而且还将其外推成为国家秩序和天下秩序。后者基于“弃家”将政治观念伦理化,为政治秩序提供了“理念”的价值基础,所以统治者灵魂的堕落会瓦解城邦秩序。柏拉图从“善”这个最高理念中不仅推导出理想国,而且还提出了共产主义和教育公有的救世主张,通过城邦与灵魂的结构类比论证了正义之人最幸福。“和”是两部经典着作建构理想秩序的共同目标。务实的孔子由近及远地重建天下秩序,希冀统治者通过修己进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先在统治集团内部实现团结,再实行养民、惠民、教民的政策,通过安百姓实现与被统治阶级的和谐相处。唯理的柏拉图由外及内地重建灵魂秩序,希冀凭借“高贵的谎言”劝诱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和护卫者各安其命、各司其职。先实现城邦的整体和谐,再通过系统的学校教育,让智慧的护国者把勇敢的卫士豢养成护卫羊群的警犬,来保证统治集团的团结一致。“分”是两部经典着作实现理想秩序的重要方法。孔子按照名实相副原则提出了“正名”主张,因其依据的是道德而强调了平等;柏拉图按照因才定分原则提出了“正义”观念,因其依据的是技艺而强调了效率。两部经典不同的价值秩序,模塑了道德与知识的两种人格类型。主张以德治国的孔子,关注的是“内圣外王”之道。他根据个人的品行,在《论语》中将人划分为圣人、仁人、君子、士和小人等五种道德人格,在德位合一的政治诉求下,道德人格以“文化”为其表征。主张以智治邦的柏拉图,关注的是“完善灵魂”之法。他根据城邦的政体形式,在《理想国》中将统治者划分为王者型、荣誉型、寡头型、民主型和僭主型等五种知识人格,在德福一致的政治观念下,知识人格以“武化”为其表征。对于理想的统治者,孔子基于历史建构了胸怀天下的圣君,柏拉图畅想未来建构了灵魂完善的哲君。作为政治人格的德性楷模,圣君是天下秩序中人类道德的化身,哲君是理念秩序中人类智慧的化身。对于合格的辅政者,孔子建构了以文化人的君子,作为私人教育培养的精英,君子在辅政时能够进退自如,孟子将其概括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柏拉图建构了以武服人的卫士,作为城邦教育训练的军人,卫士在辅政时既能上升为哲君又能下降为反噬羊群的豺狼。对于被统治者,孔子和柏拉图都默认了小人和生产者逐利的正当性,但在意识形态的属民质询中,前者被质询为子民而后者被质询为公民。子民政治文化关注的是“民享”而非“民治”,奠定了中国的民本政治传统。公民政治文化关注的是“民治”而非“民享”,奠定了西方的民主政治传统。立足文本,论文以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为视域对两部经典着作进行考察,发现若以第二卷为导论,《理想国》与《论语》在编纂次第和立意安排上完全一致。《论语》以“学而时习之”为开篇,到终篇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结束,孔子在整篇对话中一以贯之地教人学做“君子”。《理想国》第二卷以苏格拉底与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的谈话开始,到第十卷以苏格拉底与他们的谈话终篇,整齐地回应了他们在第二卷中曾经提出的问题。整篇对话以“何谓正义”开始,以“正义之人生活最幸福”结束,柏拉图在整篇对话中教人学做“哲人”。也就是说,在两位贤哲看来,一定要有健全的人格,才能有健全的国家和健全的政治,这是两部经典着作最为重要的政治文化遗产之一。自孟子和亚里士多德开始,东西方思想家们对人们如何习得政治知识、如何适应政治生活都有过不同的论述,并一直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政治社会化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所以,在学科溯源抑或论及“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时,人们总会不约而同地想起《论语》和《理想国》中“身国共治”的卓识洞见。

王聪^[9]（2020）在《历史学与国际理论 ——马丁·怀特国际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基于马丁·怀特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早期探索。以早年怀特人生经历为参照,分析不同人生阶段对国际关系学所产生的阶段性贡献,解释历史学对其在国际思想形成中产生的影响与缺陷,进一步分析国际关系学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不足以及英国学派后期延续怀特历史方法过程中呈现的方法论偏离与主题相悖等现象。通过对怀特国际思想的探索可以明晰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必要关系,指出国际关系学目前遇到的困境和不足,为两个学科相互促进寻找平衡点。此外,从国内研究背景而言,怀特国际思想的探讨可以为我国学界理解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对话提供新思路。从全人类命运和秩序探索而言,解读怀特对政治与历史辨析可以明晰人类未来命运中的“缺陷”,汲取历史教训,避免“悲剧”与“讽刺”,为人类探索国际秩序提供预言性指导。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本研究给予整体而全面的分析和批判。在认识论方面,对怀特典型的“欧洲中心论”视角给予保留意见,对怀特浓厚的宗教视角给予部分肯定,本着主客观一致性原则,对怀特“神秘性”与“预言”采取选择性接纳与批判性对待;方法论方面,本次研究运用对比、类比、归纳、演绎、隐喻、历史分析等方法,其中隐喻方法比较特殊,由于怀特生前对文学、神学有一定造诣,某些思想与案例无法彻底还原其神学与文学高度,对隐喻方法的使用可减少语境偏差。逻辑建构方面,本研究以怀特人生经历为开端,按照其人生发展阶段所呈现不同特点,对其学术初步探索、逐步转向、学术巅峰、逝后影响等进行描述,以六个章节对怀特毕生思想精髓发展状况进行概括总结。第一章详细介绍怀特人生经历并划分阶段,以及各项经历对学术的不同影响,整个章节着重描述怀特总体学术进程的演进与变化以及思想形成过程。第二章介绍怀特思想来源,即历史教学工作与基督教虔诚信徒双重身份对国际思想形成所提供的基础,其中,基督教作用尤为突出,没有“基督教和平主义”的扞卫经历,则不会提出“三个传统”伟大构想。第三章论述怀特向国际思想的初步转向,编写《殖民地宪法》与其对“二战”的反思最终以“现实主义”方式体现,与汤因比的对话令怀特明晰历史学的重要地位,对历史学的高度认同后期被运用在国际思想之中。第四、五章分别描述怀特国际思想的成熟期,许多议题在这一时期被读者关注,包含“国家体系”“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权力政治”“三个传统”“野蛮标准”等,这些议题共同构成了怀特国际思想议题核心。第六章论述怀特国际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尤以英国学派的继承与拓展最为鲜明,此外,第六章还对针对怀特国际思想进行了总体分析与评估,在最后一节中加入了怀特思想的外延性思考与创新议题的讨论。总体而言,本次研究结合怀特生前手稿和英国学派的综合评述,尽一切可能还原怀特国际思想的真实面貌,对其思想原貌中产生的缺陷、优势等问题进行综合性评价给予客观思考,并提出创新发现。

刘娜^[10]（2020）在《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文中提出“环境公正”（environmental justice）也被译为“环境正义”或者是“环境公平”,它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随着西方环境保护运动的深入发展而提出的一个新颖命题。动词“environ（环绕）”起源于中世纪时期,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中的“环境”（environment）归词,指的是某个人、某群体、某物种或者普遍生命形式的周围事物。综合学界已有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本文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定义为:生态批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学术立场,它考察具有“自我”的主体与他者在各类环境中,公正地享用环境之利益与风险的分配、参与制定环境政策、在环境分配方案上获得个人和社会认可,以及维持生命发挥作用的能力。他者包括因种族、性别、阶级等因素而相区别的人,甚至其他物种。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与人建环境。环境公正对生态批评的大规模影响是比较晚近的事情,这一方面是由于生态批评本身属于比较新兴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是由于早期生态批评关注的中心是荒野、田园等自然场所。1997年美国学者T.V.里德（T.V.Reed）提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environmental justice ecocriticism）这个术语,使得生态批评的环境公正转向从此之后更加明确。环境公正促使生态批评从荒野回到城市,回到人与自然交汇的中间地带,从而使得生态批评不仅具有崇高的生态理想,同时也立足牢固的现实基础。环境公正是对之前生态批评所持生态中心主义取向的反拨,它关注因种族、性别、阶级等因素造成的不公平之环境权益和环境危害,扭转了对弱势群体环境状况的忽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为生态批评的自然底色添加了社会因素,注重弱势群体享受的公平正义。伦理关怀对象从边缘人群到非人物种的层层扩大,使它更具现实基础与可操作性,并构成了连接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纽带。环境公正从人与自然一体的整体视角考察问题,为自我言说,为他者赋权。兼顾人文关切、伦理关切与生态关切三个维度。然而,国内外生态批评领域内,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研究稍显不足,未能形成系统性、整体性与综合性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将摆脱研究单一文学文本和单一生态批评家的局限,在历时性上追踪生态批评的历次发展浪潮,在共时性上考察同一时期内生态批评的理论趋向和典型特征,采用文献梳理、比较研究的方法,综合展开理论上的探讨和思辨,力求细致、深入地论述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发展面貌及其对现实环境危机的回应。本文试图全面梳理环境公正的重要文献,在宏观层面上考察生态批评的总体发展进程,在微观层面上聚焦环境公正的演变及其对生态批评的构建作用,以“环境公正”这个关键词为切入点,围绕1、2、4、5这四个数字展开研究:1即1种批评理论“生态批评”,2即生态批评的第2波“环境公正”,4即生态批评的4次转向,5即生态批评的5波浪潮。在综合分析此前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探讨环境公正思想源流与生态批评的历次浪潮,梳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产生的历史渊源、发生语境与发展过程,厘清环境公正的概念内涵,揭示环境公正在生态批评40多年发展历程中的演变脉络与深化趋势,回答环境公正如何与生态批评相互促进的问题,以提供西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整体图景,凸显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这种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将丰富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研究内容,为构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中国话语体系提供参考,为我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全文内容由绪论、正文四章和结语组成。绪论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进行概念厘定,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并指出本研究之目的、意义与创新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生态批评对环境公正的诉求日益强烈,一部分学者将环境公正引介到生态批评中,从而引发了生态批评的环境公正转向。环境公正不是对之前生态中心生态批评的简单抛弃,而是对生态批评进行修正、深化与拓展,增添了多个视野,是一种推陈出新。第一章对生态批评及其关键词环境公正进行总体论述。本章主要研究生态批评的缘起、定义和任务,生态批评五次浪潮的划分,环境公正思想内涵,以及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主义朝向几个方面。具体以国内外学者对生态批评和环境公正的研究成果为依据,梳理、比较、归纳生态批评和环境公正理论体系的构建,综合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对生态批评前两次浪潮的划分和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对生态批评后三次浪潮的划分,分析历次浪潮转向的原因与生态批评与时俱进的环境实践之特色。在此基础上,揭示环境公正对自我/他者、男性/女性,白人/有色人种,富人/穷人,上流阶级/底层阶级,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人/非人等一系列二元对立模式的解构,说明环境公正所具有的学理优势、伦理关怀和可操作性。根据彼得*S.温茨（Peter S.Wenz）的环境公正同心圆理论（Concentric Circle Theory）描绘环境公正的伦理关怀向度,说明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主义朝向。本文认为,环境公正按照同心圆模式,以共情（empathy,也被译为“移情”或“同理心”）贯通“自我”与“他者”的鸿沟,由己及彼,把伦理关怀对象扩展到包含其他具有性别、种族、阶级等差异的弱势人群,进而扩展到动物、植物和每个物种。新物质主义对生态批评的影响使得物质的能动性被纳入考察范围,这更为环境公正伦理主体的层层扩大提供了学理依据。当这个同心圆层层扩大到每一个存在物、并将每个存在物都视为主体的时候,环境公正也就达到了它的终极状态,即万物齐一、众生平等的生态公正。虽然这种意义上的生态公正目前有乌托邦之嫌,人类之外的非人类物种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主体依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生态公正作为一种生态理想,是人类为之努力的目标,而环境公正就是具有可行性的实践措施,它使公正不至于成为空谈,是联系现实与理想的桥梁。第二章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进行详细梳理。本章具体从初露端倪、全面兴起、蓬勃发展、持续深化和前沿问题五个部分,追溯与评议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主要是根据生态批评的五次发展浪潮为线索进行论述与探究,涉及到早期作品中环境公正思想的萌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正式提出,由荒野自然向城市自然的转变,风险社会、慢暴力、跨身体性、行动者网络理论、共情等理论和概念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拓展与深化。这些方面显示出环境公正与生态批评的五次浪潮互相促进又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生态批评诞生之前及第一波的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批评浪潮中,自然书写中蕴含着环境公正诉求;在第二波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浪潮中,对于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关注显现出环境公正考量;在第三波的跨文化生态批评浪潮中,环境公正思想添加了跨文化维度,环境公正从地区走向了全球;在第四波的物质生态批评浪潮中,物质的能动性和叙事能力深化了环境公正思想;在第五波的心理与信息生态批评浪潮中,环境叙事涉及的情感理论、心理概念和信息传播策略受到重视,这为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倾向走出文本、走向现实提供了更广阔的出路。伦理主体范围的一次次扩大并不是线性发展的简单趋势,其错落交叠的轨迹显示出学者们为构建环境公正话语而付出的努力。第三章研究批评学者基于环境公正生态批评视角对经典文本进行的分析解读与批评实践。本章选取了针对四部经典小说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实践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概括评析,体现学者们在文本解读中的环境公正立场,并在此基础上应用生态批评相关理论对文本的环境公正分析进行必要的扩展与补足。本章首先关注学者们对《布娃娃瘟疫》的批评,包括物质视角下的患病身体与跨身体性对环境非公正的揭示,以及社会视角下内外殖民与阶层固化对环境非公正的强化;其次,针对小说《死者年鉴》的批评实践,评析暴政迫害中体现出的“生态他者”形象,揭露吸血资本与资源剥削作为环境非公正的原因与表现,生态他者与边界拆解分别作为环境非公正的内在驱动与解决途径;再次,聚焦学者们对《播种者的寓言》之资源短缺进行的环境（非）公正解读,从“改变”主题与墙之隐喻,水之意象与气候公正,以及超级共情与反乌托邦三个部分来进行概括与延伸。最后,审视学者们在分析《食肉之年》时从三个方面表现出的环境公正立场,即霸权挟裹带来的食品公正问题,“肉是信息”连接的毒性身体,以及全球贸易导致的多元贱斥。本章对于上述文本的批评进行分析与补充评论,目的是发掘被忽视或被误读的环境公正思想,揭示和肯定环境公正视角对激发生态思想和生态审美意识的积极作用,并凸显在文学这个想象世界中,环境公正对于拓展伦理关怀范围的积极意义。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对象并非仅是生态文学,但是文学情节相较于现实生活有着更为辽阔的空间,如果只把公正的施与对象界定在人类范围内,未免抹杀了文学世界较于现实世界的优势,当前出于种种现实原因尚且无法考量的伦理在文学的想象世界里反而容易推行,文学的理想性对人类的启蒙、教化作用也正是基于此点。环境公正不仅促进了文学批评与环境伦理学等学科的跨界联合,而且也实现了与生态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等多个流派的交融。这种跨文化和跨文明的宏大视野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生态批评的研究内容,扩展了生态批评的研究空间,并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第四章围绕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独特贡献及其中国化途径展开研究。本章指明环境公正生态批评通过环境想象与环境话语参与现实的环境实践,因社会公正与环境伦理的双重叠加而为文学、文化的生态批评研究开拓了新视野,开辟了新领域。此外,本章聚焦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全球在地化发展路径,着眼于它在人类世中的全球视野以及它在中国生态文明时代中的在地立场。如果说,全球在地化是在空间上对批评跨越中西的展望,那么本章结尾部分,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中国化途径进行探索,则在时间上融通古今,观照从中国传统环境公正生态智慧的探析到中国现代环境公正生态文学的呈现。本文在此考察了中西方生命/生物共同体的概念,进而提出一种设想:中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需要立足于它同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契合点,借助生命共同体思想深化自身,并推动生命共同体思想的传播、落实,塑造生态审美意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话语体系。西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己建构了较为完善而又开放的生态批评理论,具有比较坚实的哲学基础、宽广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学术实践;与之相比,我国目前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尚未形成足够的学术氛围,理论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和绝对的生态中心主义立场都不具备实施的可行性。因此要结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在新时代生命共同体思想的指导下,更进一步地强调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对于人与万物价值的肯定,确立发展具有反思性和建设性的生态批评体系,并最终将生命共同体思想付诸环保行动来推进绿色发展。理论只有符合国情才能更好地培养生态意识、指导环境实践,发展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研究将推动中西生态话语的深入对话与交流。结语对全文进行归纳,充分肯定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分析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存有的不足。该部分总结了本文的三个核心观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凭借自身的文学性与实践性参与话语建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成为连接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桥梁;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伦理趋向为实现伦理共同体涵盖生态系统准备了前提条件。同时指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目前的缺失和不足,认为需要在跨学科借鉴中避免生搬硬套而导致误解,在多元扩展的同时防止边界过于模糊,并且需要完善解构之后的建构问题。最后提倡中国生态批评、文学批评甚至文化批评对西方的环境公正研究进行批判的借鉴,在理论上自主创新,进而结合中国文学资源,努力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话语体系,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路向。当今时代中,对严峻的生态危机和复杂的环境运动作出回应,是生态批评面临的中心任务。环境公正具有人文关切、伦理关切与生态关切,这使它能从多重维度为生态批评的发展提供思路与动力。环境公正的人文关切在生态中心主义立场的生态批评中添加对“人”的重视,肯定人类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多样性并尊重各种群体的价值与权利;环境公正的伦理关切既含有社会公正因素,又涉及生态立场,它审视弱势群体遭受的非公正生存境遇,致力于公正地处理环境利益与环境危害问题,消除因种族、阶级、性别等社会因素导致的物质环境不平等现象;环境公正的生态关切源自生态批评一贯的生态立场,通过探究文化载体中的“环境性”（environmentality）,追求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与美丽,万物的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存在。人文关切的以人为本,有利于消除社会非公正,而社会公正与物质环境的叠加则构成伦理关切,环境伦理有助于生态关切的实现并推动生态关切从理论转化为实践,而生态关切对生命共同体的维护又反过来对人文关切与伦理关切有所助益。所以,这三种关切互相联系又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通过观照环境来推动生态批评发展,通过绿色理论引发绿色行动实践。环境公正必将有助于生态批评实现人文精神和生态思想的交融,也就是走向生态整体主义。

二、2004年的预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4年的预言（论文提纲范文）

（1）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诗乐诗教与董仲舒经学阐释的文化溯源（论文提纲范文）

（8）《论语》与《理想国》的政治思想比较研究 ——基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重视域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9）历史学与国际理论 ——马丁·怀特国际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2004年的预言（论文参考文献）

• [1]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D]. 尤达.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学研究[D]. 林佳. 武汉大学, 2021(02)
• [3]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D]. 蔡青辰. 浙江大学, 2021(02)
• [4]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D]. 魏兵.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9)
• [5]宋代方士：方术、政治与文学[D]. 陈灿.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6]诗乐诗教与董仲舒经学阐释的文化溯源[D]. 李会康. 江西师范大学, 2020(05)
• [7]从“家”出发：重释韦伯的文明比较研究[J]. 肖瑛. 清华社会科学, 2020(01)
• [8]《论语》与《理想国》的政治思想比较研究 ——基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重视域的考察[D]. 王继奎. 吉林大学, 2020(01)
• [9]历史学与国际理论 ——马丁·怀特国际思想研究[D]. 王聪. 吉林大学, 2020(12)
• [10]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D]. 刘娜. 山东大学, 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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