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监管机构中肝炎病毒感染的预防和控制(二)（论文文献综述）
崔富强,庄辉[1]（2021）在《中国建国以来防控病毒性肝炎工作进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是病毒性肝炎疾病负担最重的国家。在摸清我国病毒性肝炎流行特征,提出科学防控策略后,我国政府有力践行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政策。尤其是近40多年来的努力,我国在推行预防接种、加强血液筛查、规范诊疗服务、加强监管方面都采取了有力措施,并取得显着成效。甲型肝炎发病率从1990年的52.6/10万降至2019年的1.38/10万,5岁以下儿童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携带率从1992年的9.67%下降到2014年的0.32%,慢性丙型肝炎感染者治愈率已经实现95%以上,戊型肝炎的发病率也呈下降趋势。但是,估计2019年乙型肝炎患者的诊断率为25%,治疗率为17%;估计丙型肝炎诊断率为30%,治疗率为9%。这与达到2030年90%诊断率和80%治疗率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建议国家尽早出台相关政策,开展健康促进,加强筛查和诊疗服务,以促进更多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得到及时的治疗。
孙四珍[2]（2021）在《医务工作者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血清学特征分析》文中提出目的:通过比较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医务工作者的乙型肝炎（乙肝）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的各项病毒血清学指标和不同年龄组间的乙肝感染模式的差异,分析医务工作者的HBV感染状况和乙肝疫苗接种对医务工作者的保护效率。方法:（1）研究对象: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2020年体检的医务工作者共5851人,其中全部完成乙肝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HBsAg）、乙肝表面抗体（Hepatitis B surface antibody,抗-HBs）和乙肝核心抗体（Hepatitis B core antibody,抗-HBc）检测的有效数据共5079例,把这些数据按照年龄进行分组,分为小于（<）30岁年龄组共757人（占总例数14.9%）,30岁50岁年龄组共3838人（占总例数75.6%）和大于（≥）50岁年龄组共484人（占总例数9.5%）。（2）研究方法:根据检测结果HBsAg,抗-HBs和抗-HBc的不同,分为五种不同的HBV感染模式:（1）模式一:抗-HBs单阳性,代表主动免疫注射乙肝疫苗;（2）模式二:抗-HBs和抗-HBc双阳性,代表自然感染过HBV并清除病毒产生乙肝保护性抗体;（3）模式三:抗-HBc单阳性,代表既往感染过HBV虽清除病毒但未产生乙肝保护性抗体;（4）模式四:HBsAg阳性,代表HBV感染者;（5）模式五:全阴性,代表未感染过HBV。分析医务工作者整体HBsAg,抗-HBs和抗-HBc的阳性率和不同年龄组之间HBsAg,抗-HBs和抗-HBc阳性率的差异,并与一般人群进行比较。分析医务工作者整体的HBV感染模式和比较不同的HBV感染模式在不同年龄组之间的分布情况。（3）检测试剂和方法:使用美国雅培ARCHITECT PLUS i2000全自动免疫发光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采用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法检测HBsAg,抗-HBs和抗-HBc。（4）统计分析:使用IBM SPSS 26.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卡方（X2）检验比较各组间差异,检验水准为双侧α=0.05,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不同年龄组（3个）之间进行两两比较时,调整检验水准为双侧α’=0.05/3=0.0167,P’<0.0167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获得有效数据共5079例,HBsAg总阳性率为0.9%,抗-HBs总阳性率为85.7%,抗-HBc总阳性率为14.7%。（2）医务工作者抗-HBs单阳性感染模式在五种感染模式中占比最高,占比72.7%;之后依次为:抗-HBs和抗-HBc双阳性感染模式（13.0%）,全阴性感染模式（12.6%）,HBsAg阳性模式（0.9%）,抗-HBc单阳性感染模式（0.8%）。（3）不同年龄组的HBsAg、抗-HBs和抗-HBc的阳性率:<30岁年龄组:HBsAg阳性率为0.1%,抗-HBs阳性率为84.4%,抗-HBc阳性率为3.8%。3050岁年龄组:HBsAg阳性率为0.9%,抗-HBs阳性率为87.4%,抗-HBc阳性率为14.1%。≥50岁年龄组:HBsAg阳性率为2.7%,抗-HBs阳性率为74.0%,抗-HBc阳性率为36.4%。（4）不同年龄组之间HBsAg阳性率（X2=18.377,P<0.05）,抗-HBs阳性率（X2=64.912,P<0.05）和抗-HBc阳性率（X2=253.013,P<0.05）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50岁年龄组的HBsAg阳性率高于<30岁（X2=17.264,P<0.0167）和3050岁（X2=13.611,P<0.0167）。≥50岁年龄组的抗-HBs阳性率低于<30岁（X2=20.392,P<0.0167）和3050岁（X2=88.499,P<0.0167）。<30岁和3050岁年龄组的HBsAg阳性率（X2=4.559,P=0.033>0.0167）和抗-HBs阳性率（X2=5.111,P=0.025>0.0167）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年龄组越大,抗-HBc阳性率越高。（5）不同年龄组HBV感染模式:<30岁年龄组感染模式构成比多少顺序依次为:模式一（80.7%）,模式五（15.5%）,模式二（3.7%）,模式四（0.1%）,模式三（0）。3050岁年龄组感染模式构成比多少顺序依次为:模式一（74.6%）,模式二（12.9%）,模式五（11.3%）,模式四（0.9%）,模式三（0.4%）。≥50岁年龄组感染模式构成比多少顺序依次为:模式一（45.0%）,模式二（28.9%）,模式五（18.6%）,模式三（4.8%）。模式四（2.7%）。（6）各年龄组均以模式一占比最高,模式三和模式四占比最少。且不同年龄组之间的各个不同感染模式之间也存在差异（X2=312.872,P<0.05）。具体表现为:年龄组越大,模式一占比越小（X2=217.669,P<0.05）,模式二占比越高（X2=166.122,P<0.05）。≥50岁年龄组模式三和模式四占比均分别高于<30岁（X2=34.087,P<0.0167和X2=17.264,P<0.0167）和3050岁（X2=85.548,P<0.0167和X2=13.611,P<0.0167）。<30岁和3050岁年龄组的模式三（X2=2.079,P=0.091>0.0167）和模式四（X2=4.559,P=0.033>0.0167）之间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3050岁年龄组模式五占比低于<30岁（X2=10.454,P<0.0167）和≥50岁（X2=21.611,P<0.0167）,<30岁和≥50岁年龄组的模式五之间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X2=2.094,P=0.160>0.0167）。结论:（1）医务工作者的HBsAg总阳性率为0.9%,其中以≥50岁年龄组的HBsAg阳性率最高（2.7%）,<30岁年龄组的HBsAg阳性率最低（0.1%）。（2）医务工作者的抗-HBs总阳性率85.7%（包括抗-HBs单阳和抗-HBs和抗-HBc双阳性两种感染模式）,其中以≥50岁年龄组的抗-HBs阳性率最低（74.0%）。（3）各年龄组均以模式一占比最高,模式三和模式四占比最少。年龄组越大,模式一占比越小,模式二占比越高。较其他年龄组,≥50岁年龄组模式一占比下降最明显,模式二、三、四均明显上升。
孙铭繁[3]（2021）在《潮汕地区氮污染及饮食等综合因素与肝癌的相关性研究》文中认为背景与目的肝癌（Liver Cancer,LC）是由各种诱因导致的肝脏原发性肿瘤,目前已成为全球第六大常见癌症（2018年新增患者84.1万例,死亡78.2万例）。肝癌也是我国常见恶性肿瘤,2018年我国肝癌发病例数约39.3万例,死亡例数约36.9万例,占同年全国所有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例数的9.2%和12.9%,占同年世界所有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例数的46.7%和47.2%。国内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排第5位,且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性别和地区差异显着,可能与暴露在某种特定环境或者和某些生活饮食习惯有关系。潮汕地区目前尚未见关于肝癌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生产生活情况以及生活饮食习惯等综合病因因素的相关研究。为了解不同人群或地区的某些因素暴露状况与肝癌死亡率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拟根据潮汕地区肝癌流行情况,采用数据挖掘以及横断面研究,在肿瘤防治、环境、气象、工农业和社会经济文化等国家数据库中获得可靠数据,并通过调查了解潮汕人群的生活和饮食习惯,利用趋势面分析以及多因素模型（包括线性和非线性模型）,对潮汕地区肝癌的综合相关因素进行研究,探讨肝癌死亡率的地理分布与潮汕地区的环境、生活暴露因素之间的关系,验证潮汕地区的肝癌-环境病因假说。材料与方法在海丰县、陆丰市、揭阳市、汕头市区、汕头市澄海区、潮州市区、饶平县和南澳县共8个地区,方便抽取当地的1～2所市级/县级高级中学,通过整群抽样确定要调查的班级,将整个班级同学的家长纳入调查范围,调查其所在地区的人口学特点、生活和饮食习惯和其他相关内容。从公共卫生科学数据中心、国家农业科学数据中心和国家人口与健康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得到潮汕地区各县（市）的肝癌标化死亡率（Y）、各种环境氮污染数据、农业生产数据、气候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等数据。通过多种方法进行数据挖掘,并构建多个分析模型（包括趋势面、因子构筑式逐步回归模型、因子对数回归模型和BP神经网络模型）,以分析不同类型的数据资料,从多个途径探讨影响潮汕地区居民肝癌死亡率的可能相关因素,并评估各种因素对潮汕地区居民肝癌死亡率的影响程度。本研究使用SPSS 25.0及SAS 9.4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潮汕各县（市）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居民生活饮食习惯潮汕地区8个县（市）间的社会经济状况（人口数、人口密度、国内生产总值、人均第一产值）、土地资源情况（人均耕地、旱地比、菜地比）、地理气候因素（年降雨量、年蒸发量、干燥度、平均海拔）、环境污染因素（猪氮负荷指数、耕地农药量、耕地氮肥量、耕地化肥量）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8个县（市）的猪氮负荷指数（kg/ha/年）分别为:海丰县37.758、陆丰市38.379、揭阳市76.139、汕头市区18.917、汕头市澄海区30.974、潮州市区57.148、饶平县113.213和南澳县234.318。潮汕地区8个县（市）的男性吸烟率（60.26%）和饮酒率（30.15%）,远高于女性吸烟率（3.06%）和饮酒率（3.21%）,南澳县男性居民人均累计估计吸烟量在各年龄段均较高,海丰县男性居民人均累计估计饮酒量在各年龄段均较高（P均<0.05）。膳食方面,南澳县居民咸菜摄入频率较高;陆丰县、海丰市和南澳县居民咸鱼摄入频率较高;澄海、潮州、饶平地区居民较经常摄入鱼露,（30～岁）和（45～岁）年龄组居民较经常摄入鱼露;陆丰县居民的蔬菜、水果、豆类食品的摄入频率均最高（蔬菜:269.70±54.46天/年,水果:213.73±66.09天/年,豆类食品:143.32±61.90天/年）;海鲜摄入频率最高为南澳（21.31±7.29天/月）;肉类摄入频率最高为潮州（24.63±6.35天/月）;潮州市和陆丰县居民蛋类摄入频率较高;汕头市和潮州市居民奶类摄入频率较高（P均<0.05）。潮汕地区男性居民经常饮茶率（74.48%）高于女性饮茶率（60.99%）,三个肝癌标化死亡率不同等级地区均以“饮用功夫茶”和饮茶“浓度适中”的比例为最高（P均<0.05）。2.潮汕地区肝癌相关因素分析8个县（市）的肝癌标化死亡率分别为:海丰县16.36（1/10万）、陆丰市12.89（1/10万）、揭阳市16.32（1/10万）、汕头市区15.19（1/10万）、汕头市澄海区17.11（1/10万）、潮州市区14.42（1/10万）、饶平县19.40（1/10万）、南澳县36.90（1/10万）。潮汕地区肝癌标化死亡率与猪氮负荷指数的趋势面显示,在男性、女性以及整体人群中肝癌死亡率都呈现两种趋势:一是以粤东北部为起点,到粤东南部（南澳、饶平—陆丰、海丰）逐渐下降;二是沿海岸线,由粤东东部海岸到西部逐渐下降（男性:rs=0.938;女性:rs=0.931;整体人群:rs=0.955,P均<0.05）。在本研究构建的构筑式逐步回归模型以及因子对数回归模型中显示,均以猪氮负荷指数的标准回归系数最大,耕地污染因子（F1）次之,温度因子（F2）标准回归系数为负值,且标准回归系数绝对值较大。与潮汕地区居民肝癌死亡率相关的可能危险因素均与环境污染有关,主要是耕地污染因子（耕地农药量、耕地氮肥量和耕地化肥量）和猪氮负荷指数。与潮汕地区居民肝癌死亡率相关的可能保护因素主要是温度因子（地温、十厘米地温、平均气温）和植物性食物因子（蔬菜、水果）。BP神经网络模型（BPNN）对本研究的30个自变量进行筛选,最终筛选出12个因素,根据正态化重要性显示排前六位的因素是:年平均降水量、猪氮负荷指数、年平均气温、耕地氮肥量、耕地农药量、耕地化肥量。可见环境污染因素（特别是氮污染因素）以及地理气候因素在肝癌可能影响因素中的重要性。整个模型的预测精度为99.49%。结论在考虑众多因素的联合作用后,一定环境条件下猪粪氮污染与潮汕地区肝癌死亡率呈正相关,结果支持潮汕地区肝癌氮循环病因假说。
田亚平[4]（2020）在《细胞治疗服务标准（第9版）》文中认为近年来细胞治疗技术发展迅速,在人类健康维护和疾病治疗领域展现出巨大应用潜力。通过多学科合作研究,细胞治疗技术正在向规模化、规范化、标准化、产业化方向发展。细胞治疗不同于传统药物治疗,涉及细胞资源的采集、制备、储存与临床应用等众多环节,需要全方位的过程控制与质量保证。然而,迄今为止国内该领域尚缺乏严格统一的专家共识与国家标准。全球先进输血和细胞治疗联盟（Advancing Transfusion and Cellular Therapies Worldwide,AABB）是细胞治疗行业国际权威认证组织,该学术组织于2019年发布了第9版《细胞治疗服务标准》（Standards for cellular therapy services）,其内容涵盖细胞治疗全流程质量控制和标准体系的建立,对我国该领域的研究与发展有重要借鉴价值。过去的一年里,经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临床数据与样本资源库专业委员会相关专家的积极倡导与大力支持,临床级细胞库学组相关成员与行业专家,牵头完成了AABB《细胞治疗服务标准》（第9版）汉化工作,相关专家克服新冠疫情的种种影响,经过积极申请与努力沟通,该标准中文版获得AABB的授权,现得以正式出版。我们相信,此举将助推我国细胞行业标准化工作的建设,促进细胞治疗技术的进步,同时也可成为行业管理领域的重要参考依据,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细胞治疗产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AABB标准的翻译与审校工作凝聚了众多专家们的心血,但我们深知,虽经过多轮讨论与修订,仍会存在一定不足,期待同行们能及时交流反馈,以便进一步更新完善。
杨沐凡[5]（2020）在《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工作人员等职业人群疫苗接种意愿调查》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工作人员是指任职于疾病预防控制部门（下简称疾控部门）、医疗机构、科研院所、提供涉及病原微生物检验服务的企业等单位,从事与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有关的研究、教学、检测、诊断等活动的职业人员。在对病原微生物分离、培养、离心、超声、匀浆、保存、复苏等各个环节,均可能产生气溶胶、意外吸入、扎伤等从而发生职业暴露。早在1826年就记载有实验室感染的发生[1]。随着越来越多的实验室感染被报道,许多国家开始认识到实验室感染的危害,制定了相应的实验室生物安全操作规则来避免实验室感染的发生。自1983年世界卫生组织出版了《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第1版（2004年已更新第3版）用以帮助各个国家制订并建立微生物学操作规范,确保微生物资源的安全。中国自2002年开始,陆续颁布了《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从病原微生物的分类、实验室的设计、感染控制、监督管理等多方面入手,加强对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监督管理。疫苗作为预防传染病最科学有效的方法之一,被写入相关条例,用以保护实验室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健康。疫苗也同样应用于医疗机构的院内感染控制。因疾控部门与医疗机构人员构成、工作内容的差异,他们发生职业暴露和接种疫苗的情况也有所不同。研究目的了解全国多地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和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职业暴露情况、疫苗接种现状和意愿,以此为基础对其感染风险和疫苗接种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提出提升职业人群接种率的建议,为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职业人群免疫策略提供参考,最大程度的减少疫苗可预防疾病对职业人员的危害。研究方法2019年7月,选取安徽、上海、山西、湖北、北京、重庆、吉林、陕西、新疆9个省份疾控部门和医疗机构的职业人员,采用自填式网络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该人群疫苗接种史、疫苗接种意愿和原因等数据。利用WPS软件进行分析。用χ2检验对医疗机构与疾控部门之间的差异、接种疫苗的现况进行统计学分析,对影响因素进行二元logistic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结果1.基本情况参与本次调查共509人,包括临床医务人员117人、检验科工作人员37人、疾控部门的流调人员19人、实验室工作人员336人;男性 162 人（31.83%）,女性 347 人（68.17%）;20～岁年龄组 70 人（13.75%）,30～岁组 195 人（38.31%）,40～岁组 150 人（29.47%）,≥50 岁 94 人（18.47%）;初级职称者135人（26.52%）,中级职称者228人（44.79%）,副高职称者108人（21.22%）,正高职称者 38 人（7.47%）。2.暴露情况发生职业暴露最频繁的岗位是医务人员（41人,35.04%）,接触5种以上病原体比例最低的是省级疾控部门（19.32%）。医疗机构中发生职业暴露最多的三种病原体是:乙肝、流感、结核,疾控部门中发生职业暴露最多的三种病原体是:乙肝、流感、HIV;发生职业暴露后,70人（93.33%）采取了应急措施。3.疫苗接种情况统计职业人群参加工作后的疫苗接种情况,医疗机构人员中有75人（48.70%）接种过疫苗,疾控部门人员中有212人（59.72%）接种过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前3种疫苗是:乙肝、流感、麻疹疫苗。接种疫苗后,医疗机构人员有38人（50.67%）保存有接种记录,疾控部门有157人（74.06%）保存有接种记录。在接种过流感的176人中,有52人（29.55%）接种了当年的流感疫苗。留取本底血清的实验室/检验科工作人员255人（68.36%）,流调/医务人员 34 人（25.00%）。4.影响10年内疫苗接种的因素不同年龄段中,20岁组接种比例最低（27.14%）;不同机构中,一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接种比例最高（58.69%）、区级疾控接种率比例（38.52%）;不同职业人群中,流调人员接种比例最高（57.89%）,临床医务人员接种比例最低（40.54%）。5.接种意愿465人（91.36%）有接种意愿;在强制接种政策下有500人（98.82%）愿意接种疫苗,504人（99.02%）支持国家制定职业人群免疫策略。对策建议1.推荐职业人群接种流感疫苗、乙肝疫苗、麻疹风疹二联疫苗、甲肝疫苗。2.加强职业人群的体检和疫苗接种记录管理。3.提升对职业人群的疫苗接种服务。4.出台疫苗接种策略,推荐或强制要求职业人群接种疫苗。
刘丽莉[6]（2020）在《住院病人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筛查及快速筛查方法的评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因其人群普遍易感性呈全球性流行构成了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目前,全球约有7,100万HCV感染者,但80%的患者对自身感染不知情。丙型肝炎相关死亡病例逐年增加,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负担。2016年,WHO提出了彻底消除HCV感染的战略目标。因此,发现和治疗潜在的已感染HCV人群,简化HCV筛查手段,快速提高丙肝诊断率,成为实现目标的必经之路。一方面,我国医院对拟进行手术或侵入性医疗操作的住院病人常规筛查HCV,但缺乏进一步确诊和治疗,对实际筛查情况的认识也不充分。另一方面,基于实验室检测的普遍丙肝筛查难以实现。为快速提高丙肝诊断率和筛查率,充分掌握和利用医院已有的筛查数据,同时开发快速、便捷且成本低的HCV筛查工具必不可少。基于上述原因,本课题针对丙肝病毒感染筛查的策略与方法展开以下两部分研究。第一部分:目的:了解我国不同地区住院患者的HCV筛查情况,并提出更有价值的HCV筛查策略。方法:我们进行了一项包含全国不同地区8家三级甲等医院的多中心研究。收集2016年1月至2016年12月全国不同地区8家三级甲等医院的住院患者信息和HCV筛查结果,计算总体筛查率,比较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组的非肝病相关科室住院患者HCV阳性率。进而推算在现行政策下每年接受筛查的人数及可检测出的HCV抗体阳性患者的数量。制定更好的HCV筛查和管理策略。结果:2016年8个中心的总住院患者850,379人,其中HCV筛查人数为512,938,最终有467,008例（51.20%为男性）非肝病相关科患者纳入研究,非肝病相关科室HCV筛查率大于50%。HCV抗体阳性患者4,129例,总体HCV抗体阳性率为0.88%（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0.85%–0.91%）,男性总体HCV抗体阳性率为0.91%,高于女性的0.8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不同年龄组HCV抗体阳性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相反,年龄越小,HCV抗体阳性率越低,证实了近年来我国政府针对HCV筛查和防控所做相关努力的积极影响和效果。值得注意的是,40岁以上人群占HCV抗体阳性患者的90.14%（3,722/4,129）,其中,6064岁年龄组阳性率最高。儿科患者HCV抗体阳性率最低为0.13%（95%CI,0.06%–0.20%）,肿瘤科患者HCV抗体阳性率最高,达1.80%（95%CI,1.36%–2.24%）。根据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数据,2016年全国医院总住院患者为1.75亿人次,如果各医院同样能达到50%的筛查率,推算2016年在医院接受丙肝筛查的人数为8,750万人,进一步按照我们的阳性率推算可发现约77万非肝病科丙肝抗体阳性患者。最后,我们提出一种基于加强HCV筛查后管理的建议。结论:八家三级甲等医院住院人群HCV筛查率高达50%以上,加强对已筛查人群的管理,可发现更多的丙肝病毒的感染者,有效提高丙肝诊断率及治疗率。建议有关部门制定对住院患者检查结果充分利用的相关政策,有助于找到中国的千百万已感染患者,加快消除丙肝的步伐。第二部分:目的:HCV快速检测方法的评价性研究,对丙型肝炎病毒抗体口腔分泌物检测试剂进行首次临床效能评价。明确其应用于筛查HCV中的潜在价值,进一步推动清除HCV进程。方法:在不同地区的三家医院进行多中心研究,通过与已有的实验室检测方法对比,评估维尔试剂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应用江苏维尔试剂对所有受试者进行口腔分泌物HCV抗体检测,并应用现有的血清HCV抗体检测试剂（雅培ARCHITECT丙肝抗体检测试剂及英科新创丙肝抗体检测试剂）进行血清HCV抗体检测。对于维尔试剂及雅培试剂结果为阳性的样本,通过HCV RNA检测进一步验证。此外,根据受试者意愿,一部分患者也接受了美国Ora Quick快速丙肝病毒检测试剂的检测及维尔试剂的自采自测。结果:共纳入1,179名受试者,其中慢性丙肝感染者486例,其他非丙肝感染的肝病患者108例,体检人群585例。以雅培血清HCV抗体检测试剂为参考依据,Well口腔分泌物HCV抗体检测试剂（考核试剂）的敏感性为91.88%（95%CI,88.97%–94.09%）,特异性为98.00%（95%CI,96.58%–98.86%）。考核试剂与英科新创生物科技公司的HCV抗体检测试剂的一致性为97.02%（1,138/1,179）。考核试剂与Ora Quick试剂的一致性为98.50%（197/200）。此外,受试者应用考核试剂自我检测结果与研究人员的检测结果高度一致（Kappa=0.979）。HCV RNA检测结果还表明,在39例考核试剂出现假阴性的样本中,仅1例检测到HCV RNA阳性,同时在172例HCV RNA阳性病例中,考核试剂可检测到171例为阳性。结论:口腔分泌物HCV抗体检测试剂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其诊断能力能够满足HCV筛查需求。该试剂检测快速,无创,不需要仪器,成本低,且易于操作,特别适合用于社区及家庭医疗中的HCV筛查。有望未来用于HCV的全面筛查,识别已感染人群,尽早实现消除HCV的目标。
张斌斌[7]（2020）在《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开发与实践》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校本课程越来越得到国家和地方的重视。《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版）》中明确指出要开发出具有地方和学校特色的校本课程。同时,近年来,传染病疫情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传染病的爆发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也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秩序。对学生进行传染病知识的教育势在必行,不仅能让学生形成正确的生命健康观念,也有助于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形成。本研究基于高中新课标的基本理念、课程目标以及选修模块的开设建议,以“传染病与防控”为主题,结合广州市东涌中学的学校特色和学生需求,尝试开发出具有地区或学校特色的高中校本教材,以便于对学生进行传染病与防控知识的教育和生物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首先,对广州市东涌中学进行内外部环境分析,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东涌中学的高一、高二学生以及高校大一、大二学生进行学习需求分析和传染病知识知晓率调查。其次,根据选修模块的开设建议与学校、学生的实际需求,进行课程目标的设计和教材内容的组织编排,最终将校本教材的章节定为3章15节6活动。接着以学生自主报名的方式组建实验班,运用多种教学模式和方法对实验班进行校本教材的教学。最后,运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对校本教材的开发与实践环节进行评价,根据评价结果检测学生在知识、能力等方面的发展,并判断校本教材开发与实践的实际效果,进行总结与反思。结果表明:实验班学生通过“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学习,对传染病的相关知识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达到了以新课标为基准的课程目标要求,生物学科核心素养也得到了提高,其学业测试的平均分提高了13.45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合作探讨能力、科学探究能力得到了提升;形成了“防控并重”的观念;提高了学生对生物学课程的兴趣,加强了学生应用生物学原理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的自我健康保护意识有了大幅度地提升。在课程回访中,学生表明在学习完本教材后,他们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做好了个人的防疫工作,并向父母或身边的人宣传了新冠的危害性,教会他们应对新冠的方法,很好地保障了自身及周围人的生命安全,也为自己的行动而感到满足。此外,在开发与实践过程中,教师的专业能力得到了发展,对教育教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提高了课程编制与组织的能力。
刘永华[8]（2020）在《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主要生物和重金属污染现状调查及生态风险评价》文中认为辽东湾是渤海三个海湾之一,位于渤海东北部,此海湾盛产扇贝、鲍鱼、对虾、牡蛎等,是辽宁近海重要的海产捕捞区和人工养殖区。辽东湾有多条河流携带大量陆源污染物汇入其中,导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同时,特殊的地理地貌导致辽东湾对污染物的自净能力较差,变相加剧了此地的污染。环境污染的加剧导致重要渔业资源种群衰退,对当地生物群落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辽东湾的环境污染物主要是生物（细菌、病毒、寄生虫）、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生物污染可引起人的食物中毒、感染患病及海洋生物患病甚至死亡。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均是具有潜在风险的环境污染物,其毒性效应对人类具有严重的健康风险。双壳贝类生活在泥沙滩涂中（如四角蛤蜊、菲律宾蛤仔和毛蚶）,或固着在礁石上（太平洋牡蛎和紫贻贝）,或生活在坚硬海底（虾夷扇贝）,通过沉积取食或过滤取食从沉积物或海水中获取浮游生物与海藻营生,这种取食方式极易富集重金属和微生物。因此,开展辽东湾双壳贝类生物污染和主要重金属污染水平调查及生态风险评价,对辽东湾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水产品安全标准修订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2013-2017年,选择辽东湾近海沿岸的普湾（S1）、鲅鱼圈（S2）、二界沟（S3）、凌河口（S4）、老河口（S5）、葫芦岛（S6）和沙后所（S7）7地作为采样点,每年7-8月,采集双壳贝类（四角蛤蜊、菲律宾蛤仔、毛蚶、太平洋牡蛎、紫贻贝和虾夷扇贝）和表层沉积物,对双壳贝类生物污染和重金属污染现状进行调查并做生态风险评价,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双壳贝类生物污染调查:在7个采样点采集太平洋牡蛎、虾夷扇贝和紫贻贝,通过PCR检测和生化鉴定的方法检测样品中的细菌、病毒和寄生虫,并进行污染状况分析。2、双壳贝类重金属污染及风险评估: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检测四角蛤蜊、菲律宾蛤仔和毛蚶中的Cd、Cr和Pb含量,用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检测As和Hg含量,并分析双壳贝类重金属污染程度、分布特征及组织积累情况;利用重金属含量计算目标危害系数（THQs）和最大日消费量（CRmax）,评价贝类中重金属对人类造成的潜在健康风险。3、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调查及生态风险分析:检测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通过对表层沉积物中地累积指数(Igeo)、污染指数（Cfi）、污染程度指数（mCd）和污染负荷指数（PLI）的计算,分析该地区重金属的污染程度;通过潜在生态风险指数（Eri）、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和沉积物质量标准（SQGs）分析,评估重金属污染的潜在生态风险。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辽东湾双壳贝类主要生物污染情况7个采样点的太平洋牡蛎、虾夷扇贝和紫贻贝中均检出副溶血性弧菌,感染率分别为10.29%、7.49%和9.74%,被检贝类中副溶血性弧菌的平均感染率为9.28%。7个采样点的太平洋牡蛎、虾夷扇贝和紫贻贝中均有病毒存在,其中甲型肝炎病毒的感染率为8.19%,诺如病毒的感染率为3.62%,A群轮状病毒的感染率为8.81%。在普湾和沙后所的太平洋牡蛎中检出尼氏单孢子虫,感染率为2.10%;在普湾的太平洋牡蛎中检出沿岸单孢子虫,感染率为1.26%。在普湾的太平洋牡蛎和虾夷扇贝中检出微细胞虫,感染率为1.01%。在普湾、凌河口、老河口和葫芦岛的紫贻贝中检出条纹槌虫,感染率为1.57%。2、辽东湾双壳贝类中重金属污染情况2013-2017年,辽东湾近海四角蛤蜊、菲律宾蛤仔和毛蚶中5种金属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As含量缓慢降低,Cd和Cr含量下降明显,Hg和Pb的含量有波动。在沙后所As的含量远超过海洋生物质量I类标准。三种贝类中Cd污染严重,葫芦岛、沙后所菲律宾蛤仔中Cd含量接近海洋生物质量III类标准,其他采样点Cd含量均超过海洋生物质量I类标准;普湾贝类中Cr的含量、凌河口贝类中Hg的含量均超过海洋生物质量I类标准,显着高于其他采样点;各采样点Pb的含量均超过海洋生物质量I类标准,老河口贝类中Pb的含量高于其他点,但低于海洋生物质量II类标准。整个辽东湾贝类中As、Cr和Hg的含量较低,低于或接近各金属的海洋生物质量I类标准;Cd和Pb的含量在各个金属海洋生物质量I类和II类标准之间。3、辽东湾东西两岸双壳贝类中重金属的分布特点辽东湾西岸四角蛤蜊中As、Cd和Cr的含量,菲律宾蛤仔中As、Cd、Cr、Hg和Pb的含量,毛蚶中As、Cd和Pb的含量均显着高于东岸（p<0.05）,其他重金属东西岸差异不显着（p>0.05）。四角蛤蜊的金属污染指数（MPI）按S5>S6>S4>S7>S3>S1>S2的顺序降低,菲律宾蛤仔的MPI按S6>S4=S7>S5>S3>S1>S2的顺序降低,毛蚶的MPI按S5>S6>S7>S4>S1>S3>S2的顺序降低。西岸（S4-S7）的MPI都高于东岸（S1-S3）,这些结果表明,辽东湾西岸的重金属污染比东岸严重。4、辽东湾双壳贝类中重金属的组织特异性及对人体的健康风险双壳贝类内脏中的As、Cr和Hg含量显着高于肌肉组织（p<0.05）;而肌肉组织中Cd含量显着高于内脏（p<0.05）,Pb在两种组织中差异不显着（p>0.05）。四角蛤蜊、菲律宾蛤仔和毛蚶中Cd的THQs均高于其他重金属且大于1,其他重金属的THQs<1,说明辽东湾近海四角蛤蜊、菲律宾蛤仔和毛蚶中Cd的污染最重,对人体存在健康风险,而其他金属对人类没有显着风险。三种贝类中Pb的CRmax相对较高,Cd的CRmaxs最低,显着低于其他重金属的CRmaxs,表明食用这三种贝类,由Cd带来的健康风险概率高于其他重金属。5、辽东湾近海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检测结果及生态风险分析与其他采样点相比,沙后所表层沉积物中As和Cd的含量略高,但差异不显着,凌河口的Hg、普湾、鲅鱼圈、二界沟和沙后所的Pb含量较高,但都低于海洋沉淀物质量I级标准。辽东湾近海表层沉积物中Igeo和Cfi显示,重金属的污染程度是Cd>Pb>As>Hg>Cr。Cd为轻度污染,其他重金属为清洁级,表明Cd是该地区的主要污染物。m Cd和PLI分析都表明该地区无污染或污染程度很低。2013-2017年,辽东湾近海表层沉积物中Cd和Hg的Eri值逐年缓慢下降,其他3种重金属无明显变化,结果表明辽东湾重金属的生态风险顺序为:Cd>Hg>As>Pb>Cr,Cd存在一定生态风险。RI分析表明,各种重金属的生态风险逐年降低,2013-2014年的凌河口、2013-2016年的沙后所RI值在130-260之间,为中等污染,其他各点为低污染。辽东湾近海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平均RI值小于130,为低污染水平。通过负面生物学效应和沉积物毒性的计算分析,表明As、Cd、Cr、Hg和Pb这5种重金属的组合对环境造成毒性风险的几率为21%,毒性风险不大。以上结果表明,双壳贝类体内和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造成的健康风险不重,但是这些污染物在海洋生态系统中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需要进行连续监测。
周斌[9]（2020）在《谷歌机器翻译系统英译汉评测与译后编辑 ——以信息型文本为例》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国际交流与合作越来越频繁,跨国间井喷式的信息交换需求对翻译的及时性提出了巨大挑战。面对如此庞大的翻译市场,昔日“手工作坊式”的翻译活动早已在很大程度上无法适应这种需求。鉴于此,机器翻译成为语言服务行业的重要工具。机器翻译拥有即时译文产出,快速获取信息文本内容的优势,且目前在非文学翻译领域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盲目崇拜的声音。过度夸大机器翻译的效果不仅扰乱翻译市场秩序,而且也造成了极大负面影响。为客观评测机器翻译效果与实用性,本翻译实验报告将测试对象为机器翻译应用领域内的信息型文本——美国白宫公开报告,并从不同方面分析了机器翻译译文存在的问题,并进行译后编辑修正。本翻译实验报告由翻译实验报告文本介绍、机器翻译概述、机器翻译错误类型研究综述、译后编辑、实验过程与数据分析、典型错误类型分析及PE修正以及报告总结组成:第一章主要介绍翻译实验文本的来源以及文本类型;第二章详细阐述了机器翻译目前的发展现状与应用、优势与劣势;第三章为以往研究机器翻译错误类型研究综述;第四章分述译后编辑对于机器翻译的辅助必要性、分类以及可能影响译后编辑效果的各类因素;第五章为实验过程与数据分析,通过描述实验基本流程、评测文本译文总正误率、机器翻译系统常见错误类型错误发生率以及分类图,实现本实验报告的数据支持目标;第六章从语言学研究分支下的词项、语法意义、语境意义、其他错误以及风格修正层面详细归纳机器翻译在被测文本中存在的典型错误,并进行相应的译后编辑修正;第七章为本次实验报告总结。本报告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翻译市场关于机器翻译夸大的成分,帮助消除翻译行业未来走势的焦虑感,使翻译行业内外人士能够更为客观、辨证地看待机器翻译,正确利用机器翻译。
陈慧斯[10]（2019）在《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人员岗位胜任力评价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文中指出医院感染是当前国际关注的突出公共卫生问题。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简称“感控”）工作是关系医疗质量、患者和医务人员安全的关键内容。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和新医改的深入推进,我国对感控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医院感染管理成为现代医院管理的重点。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人员（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ractitioners,IPCP）,简称感控人员,是保障医院感染管理工作顺利开展和防控措施执行的首要环节和核心力量,其岗位胜任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医院感染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目前,国外已有比较成熟的感控人员能力框架或概念模型,但并不直接适用于我国国情和医院管理现状。国内部分学者提出感控人员能力素质的框架性建议或理论层面的核心能力,但基于胜任力理论,系统构建符合我国医院感染管理实际的感控人员岗位胜任力评价模型尚缺乏,是当前医院管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目的:本研究基于胜任力理论、人岗匹配理论和动机理论构建感控人员岗位胜任力评价模型,并应用构建的模型开展实证研究,了解目前感控人员岗位胜任力现状,探索岗位胜任力的影响因素,为医院感染管理提供一定价值的参考。方法:（1）评价模型构建: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德尔菲专家咨询法,初步拟定并优化感控人员岗位胜任力评价模型理论框架和测量条目。采用问卷调查法,以456名医院感染管理相关人员为研究对象,运用项目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和内部一致性分析检验模型的信度及效度,确定权重系数。（2）实证研究:以建立的感控人员岗位胜任力评价模型为测量工具,对吉林省9个市（州）44所三级医院、63所二级医院及63所一级医院从事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的专职人员和兼职人员共计1775人进行问卷调查,分析感控人员岗位胜任力现状和影响因素。分类变量采用构成比（%）表示,连续型变量采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运用方差分析和非参数秩和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运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运用中介模型分析感控人员岗位胜任力内部各维度关系。采用SPSS 24.0软件进行一般统计学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Amos 21.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SPSS软件PROCESS程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1）感控人员岗位胜任力评价模型构建本研究构建的感控人员岗位胜任力评价模型包括感控基本技能（监测能力、检查监督、暴发处置与职业防护指导）、组织协作能力（培养或影响他人、沟通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专业发展能力（成就动机、学习能力、综合知识）和个人特征品质（职业价值观、个人品质）4个核心维度,11个子维度和47个测量条目。（1）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感控基本技能维度12个测量条目提取3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85.632%;织协作能力维度13个测量条目提取3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83.045%;专业发展能力维度13个测量条目提取3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81.781%;个人特征品质维度9个测量条目提取2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84.326%。（2）经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适配度良好。感控基本技能维度χ2=158.116,χ2/df=3.294,CFI=0.981,GFI=0.942,AGFI=0.906,RMSEA=0.074;组织协作能力维度χ2=163.537,χ2/df=2.638,CFI=0.983,GFI=0.942,AGFI=0.915,RMSEA=0.063;专业发展能力χ2=211.841,χ2/df=3.591,CFI=0.972,GFI=0.928,AGFI=0.889,RMSEA=0.079;个人特征品质χ2=88.932,χ2/df=3.420,CFI=0.985,GFI=0.956,AGFI=0.925,RMSEA=0.076。（3）模型总体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989,各维度Cronbach’s alpha系数为:感控基本技能0.967（监测能力0.937、检查监督0.932、暴发处置与职业防护指导0.952）,组织协作能力0.972（培养或影响他人0.947、沟通表达能力0.949、人际交往能力0.908）,专业发展能力0.955（成就动机0.922、学习能力0.928、综合知识0.942）,个人特征品质0.960（职业价值观0.936、个人品质0.962）。（4）权重系数计算结果:4个核心维度中感控基本技能权重系数（0.266）最高,其他核心维度权重系数分别为组织协作能力（0.251）、专业发展能力（0.237）和个人特征品质（0.245）;11个子维度权重系数为:监测能力（0.342）、检查监督（0.334）、暴发处置和职业暴露防护指导能力（0.324）、培养或影响他人（0.353）、沟通表达能力（0.336）、人际交往能力（0.311）、成就动机（0.369）、学习能力（0.336）、综合知识（0.295）、职业价值观（0.518）、个人品质（0.482）。（2）感控人员岗位胜任力实证研究（1）吉林省各级医疗机构感控人员的岗位胜任力现状:感控人员整体岗位胜任力自评总分为5.276±0.932,按量表等级（1-7分）水平,处于中等。4个核心维度中个人特征品质自评得分（5.614±0.916）和组织协作能力自评得分（5.345±0.954）高于自评总分平均值,专业发展能力自评得分（5.112±0.984）、感控基本技能自评得分（5.064±1.233）较低。11个子维度中9个子维度自评得分在5分以上,监测能力（4.804±1.453）和学习能力（4.711±1.389）自评得分较低。（2）人口社会学因素、个体职业状况及医院感控管理环境等诸多因素对感控人员总体胜任力及各核心维度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与工作年限短（≤5年）的感控人员相比,工作年限≥16年的感控人员总体岗位胜任力、组织协作能力、个人特征品质自评得分均增加（p<0.05）;工作年限在2125年的感控人员,感控基本技能、专业发展能力自评得分较高（p<0.05）。与三级医院的感控人员相比,二级医院、一级医院感控人员总体岗位胜任力自评得分较低（p<0.05）;二级医院感控人员感控基本技能自评得分较低（p<0.05）。专职感控人员总体岗位胜任力自评总分较兼职感控人员高（p<0.05）。有临床工作经历的感控人员总体岗位胜任力、专业发展能力、个人特征品质自评得分较无临床工作经历的感控人员高（p<0.05）。办公软件应用水平、定期参加感控培训对感控人员总体岗位胜任力及各核心维度自评得分具有显着影响（p<0.05）。医院对感控工作的重视程度、组织开展感控培训情况、感控管理制度建设情况及感控文化氛围对感控人员总体岗位胜任力及各核心维度自评得分具有显着影响（p<0.05）。医院感控制度建设情况、组织感控培训情况和感控文化氛围在医院对感控工作重视程度和感控人员总体岗位胜任力间的中介效应显着,总中介效应值为0.626,占总效应的65.70%。（3）感控人员岗位胜任力各维度关系:成就动机、学习能力在综合知识与感控基本技能间的中介效应显着,总中介效应值为0.182,占总效应的22.74%。人际交往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和培养或影响他人能力在综合知识与感控基本技能间的中介效应显着,总中介效应值为0.486,占总效应的60.69%。职业价值观、个人品质在综合知识与感控基本技能间的中介效应显着,总中介效应值为0.109,占总效应的13.58%。结论:（1）本研究构建了包含4个核心维度,11个子维度和47个测量条目的感控人员岗位胜任力评价模型,信度效度较好,能够客观反映感控人员岗位胜任力要求。（2）吉林省各级医疗机构感控人员岗位胜任力处于中等水平,感控基本技能、专业发展能力自评得分偏低,组织协作能力、个人特征品质自评得分较高。因此,提升感控人员总体胜任力的关键在于重点加强感控基本技能培训,培养专业发展能力,发挥组织协作能力优势,深入挖掘个人特征品质。（3）感控人员工作年限、医院等级、是否为专职感控人员、临床工作经历、办公软件应用水平、定期参加感控培训,医院对感控工作重视程度、组织开展感控培训情况、感控管理制度建设情况及感控文化氛围对感控人员总体岗位胜任力及各核心维度自评得分具有显着影响。医院感控制度建设情况、组织感控培训情况和感控文化氛围在医院对感控工作重视程度和感控人员总体岗位胜任力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4）感控人员的综合知识对感控基本技能有直接作用,同时,成就动机、学习能力在综合知识与感控基本技能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人际交往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和培养或影响他人能力在综合知识和感控基本技能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职业价值观和个人品质在综合知识和感控基本技能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5）建议推进感控人员专业资格认证,促进医院感染管理学科体系建设,提倡人文管理,完善医院感染管理组织支持性环境,加强医院感染信息化建设,注重感控综合知识的更新培训,明确感控人员个人职业发展不同阶段的定位,以提高感控人员岗位胜任力。
二、监管机构中肝炎病毒感染的预防和控制(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监管机构中肝炎病毒感染的预防和控制(二)（论文提纲范文）
（2）医务工作者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血清学特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语 |
| 1 前言 |
| 2 对象和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方法 |
| 2.3 检测试剂和方法 |
| 2.4 统计学方法 |
| 3 结果 |
| 3.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
| 3.2 HBV感染血清标志物总体分布情况 |
| 3.3 不同年龄组HBV感染血清标志物分布情况 |
| 3.3.2 30~50 岁年龄组HBV感染血清标志物分布情况 |
| 3.3.3 ≥50 岁年龄组HBV感染血清标志物分布情况 |
| 3.3.4 不同年龄组HBsAg、抗-HBs和抗-HBc的差异 |
| 3.3.5 不同年龄组HBV感染模式的差异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本研究创新性的自我评价 |
|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中国近30年乙型病毒性肝炎的防控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潮汕地区氮污染及饮食等综合因素与肝癌的相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表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二章 材料与方法 |
| 2.1 研究目的 |
| 2.2 调查对象 |
| 2.3 样本量 |
| 2.4 研究方法 |
| 2.5 构建统计分析模型 |
| 2.6 分析软件 |
| 2.7 质量控制 |
| 第三章 结果 |
| 3.1 潮汕地区居民肝癌死亡率 |
| 3.2 潮汕各地区环境、经济等情况以及居民生活饮食习惯 |
| 3.3 潮汕地区居民肝癌死亡率的相关因素分析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潮汕地区肝癌死亡率和猪氮负荷指数的地理相关性 |
| 4.2 潮汕地区肝癌死亡率的相关因素 |
| 4.3 创新性与局限性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肝癌的病因流行病学研究 |
| 参考文献(综述) |
| 附录一 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知情同意书 |
| 附录三 伦理委员会批准函 |
| 附录四 论文发表情况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4）细胞治疗服务标准（第9版）（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1.组织 |
| 2.资源 |
| 3.设备 |
| 4.协议 |
| 5.过程控制 |
| 6.文件和记录 |
| 7.偏差、不合格品或服务及不良事件 |
| 8.内部和外部评估 |
| 9.过程改进 |
| 10.安全与设施 |
| 术语 |
| 免责声明 |
（5）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工作人员等职业人群疫苗接种意愿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工作人员及医务人员的职业暴露情况 |
| 1.1.2 职业人群的疫苗接种与相关政策 |
| 1.2 研究意义及目的 |
| 第二章 资料与方法 |
| 2.1 对象与方法 |
| 2.1.1 对象 |
| 2.1.2 研究方法 |
| 2.2 统计学处理 |
| 2.3 质量控制 |
| 2.4 技术路线 |
| 第三章 调查结果 |
| 3.1 人口学资料 |
| 3.1.1 职业分布 |
| 3.1.2 性别分布 |
| 3.1.3 年龄分布 |
| 3.1.4 职称分布 |
| 3.1.5 工龄分布 |
| 3.1.6 工作单位级别分布 |
| 3.2 暴露情况 |
| 3.2.1 职业暴露情况 |
| 3.2.2 职业人群接触病原体与职业暴露情况 |
| 3.2.3 暴露后采取的应急措施 |
| 3.3 疫苗接种情况 |
| 3.3.1 总体接种率 |
| 3.3.2 疫苗接种记录保存情况与疫苗接种间隔 |
| 3.3.3 疫苗接种形式 |
| 3.3.4 影响疫苗接种的因素 |
| 3.3.5 本底血清留取及抗体检测情况 |
| 3.4 疫苗接种意愿调查 |
| 3.4.1 被调查者接种意愿强烈 |
| 3.4.2 接种疫苗的原因 |
| 3.4.3 无接种意愿的原因 |
| 3.5 假设性提问 |
| 第四章 讨论与建议 |
| 4.1 职业人群存在疫苗可预防疾病的职业暴露的风险 |
| 4.2 职业人群疫苗接种率不足,接种间隔过久,保存疫苗接种记录的比例逐年提高,接种后抗体检测比例低 |
| 4.3 职业人群疫苗接种意愿强烈 |
| 4.4 探索提高职业人群接种意愿的方法 |
| 第五章 创新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综述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工作人员等职业人群免疫策略探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着作情况 |
| 附录 从事病原微生物相关工作人员免疫情况调查问卷 |
（6）住院病人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筛查及快速筛查方法的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第1章 绪论 |
| 1.1 丙肝的流行病学 |
| 1.1.1 全球的疾病负担 |
| 1.1.2 各地区流行状况 |
| 1.1.3 全球基因型分布 |
| 1.1.4 传播途径 |
| 1.1.5 特殊人群的流行病学研究 |
| 1.1.6 我国的丙肝流行病学研究 |
| 1.2 HCV病原学 |
| 1.3 HCV感染的自然史 |
| 1.4 丙肝的预防与诊治 |
| 1.4.1 预防措施 |
| 1.4.2 实验室检查 |
| 1.4.3 诊疗及管理 |
| 1.4.4 抗病毒治疗 |
| 1.5 防治丙肝面临的挑战 |
| 1.5.1 WHO的战略目标 |
| 1.5.2 我国丙肝防治面临的挑战 |
| 1.5.3 HCV筛查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
| 1.5.4 HCV筛查策略 |
| 1.5.5 HCV筛查方法 |
| 第2章 住院病人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筛查 |
| 2.1 研究对象和方法 |
| 2.1.1 研究对象 |
| 2.1.2 研究方法 |
| 2.2 实验方法 |
| 2.2.1 HCV抗体的检测 |
| 2.2.2 主要仪器和试剂 |
| 2.2.3 统计学分析 |
| 2.3 研究结果 |
| 2.3.1 研究对象的选择和分布 |
| 2.3.2 研究人群的人口学特征 |
| 2.3.3 不同性别、年龄间HCV抗体阳性率的比较 |
| 2.3.4 HCV抗体阳性患者年龄分布 |
| 2.3.5 不同地区HCV抗体阳性情况 |
| 2.3.6 不同地区HCV抗体阳性率随年龄的变化情况 |
| 2.3.7 不同科室HCV抗体阳性情况 |
| 2.3.8 全国丙肝抗体检测情况推算 |
| 2.3.9 加强医院内丙肝筛查管理建议 |
| 2.4 讨论 |
| 第3章 丙肝病毒感染快速筛查方法的效能评价 |
| 3.1 研究方法 |
| 3.1.1 总体方案设计 |
| 3.1.2 研究对象 |
| 3.1.3 研究步骤 |
| 3.1.4 主要试剂 |
| 3.1.5 主要仪器 |
| 3.2 实验方法 |
| 3.2.1 考核试剂检测 |
| 3.2.2 参比试剂1检测 |
| 3.2.3 血样采集及处理 |
| 3.2.4 血清样本检测 |
| 3.2.5 数据收集 |
| 3.2.6 统计学分析 |
| 3.3 研究结果 |
| 3.3.1 受试者分布 |
| 3.3.2 各中心检测情况 |
| 3.3.3 人口学资料及临床特征 |
| 3.3.4 检测结果描述性统计 |
| 3.3.5 考核试剂与金标准的一致性 |
| 3.3.6 考核试剂与参比试剂1的一致性 |
| 3.3.7 考核试剂与参比试剂2的一致性 |
| 3.3.8 参比试剂1与金标准的一致性 |
| 3.3.9 参比试剂2与金标准的一致性 |
| 3.3.10 自采自测使用方式的适用性 |
| 3.3.11 病毒学阳性检出率 |
| 3.3.12 假阴性结果分析 |
| 3.3.13 低滴度样本分析 |
| 3.4 讨论 |
| 第4章 结论 |
| 第5章 本实验创新点及意义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开发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新课改下的背景 |
| 1.1.2 当前社会的需求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1.4.1 国外研究概况 |
| 1.4.2 国内研究概况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校本课程与校本课程开发 |
| 2.1.2 校本教材与“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 |
| 2.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
| 2.2.2 课程编制的目标模式 |
| 2.2.3 校本课程开发的情景模式 |
| 2.3 研究方法 |
| 2.3.1 文献法 |
| 2.3.2 问卷调查法 |
| 2.3.3 访谈法 |
| 2.3.4 实验法 |
| 2.3.5 行动研究法 |
| 2.4 技术路线 |
| 第三章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开发与设计分析 |
| 3.1 环境分析 |
| 3.1.1 学校外部环境分析 |
| 3.1.2 学校内部环境分析 |
| 3.2 学生学习需求分析 |
| 3.2.1 问卷的设计 |
| 3.2.2 问卷的发放 |
| 3.2.3 结果分析 |
| 3.3 课程目标的设计 |
| 3.3.1 课程目标的来源 |
| 3.3.2 “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课程目标的设计 |
| 3.4 教材内容的设计 |
| 3.4.1 教材内容的来源 |
| 3.4.2 教材内容的选择原则 |
| 3.4.3 教材内容的组织原则 |
| 3.4.4 基于高中新课标《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内容的选择与编排 |
| 第四章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教学实施 |
| 4.1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教学实施方案 |
| 4.1.1 实施对象 |
| 4.1.2 实施时间 |
| 4.1.3 实施过程 |
| 4.2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教学实施原则 |
| 4.2.1 学生发展性原则 |
| 4.2.2 理论联系实践原则 |
| 4.2.3 教材生活化原则 |
| 4.3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教学方法的选择 |
| 4.3.1 讲授法 |
| 4.3.2 专题讲座法 |
| 4.3.3 直观演示法 |
| 4.3.4 情境教学法 |
| 4.3.5 案例教学法 |
| 4.3.6 讨论法 |
| 4.3.7 参观法 |
| 4.3.8 活动教学法 |
| 4.4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教学实施案例 |
| 4.4.1 案例一:《传染病的流行》 |
| 4.4.2 案例二:《狂犬病》 |
| 4.4.3 案例三:《结核病(讲座)》 |
| 4.4.4 案例四:《校园高发性传染病的宣传活动》 |
| 第五章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评价及教学评价 |
| 5.1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评价及教学评价目的 |
| 5.2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评价及教学评价维度 |
| 5.2.1 评审教师对校本教材的评价 |
| 5.2.2 课堂教学评价 |
| 5.2.3 学生学业评价 |
| 5.3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评价及教学评价结果 |
| 5.3.1 评审教师对校本教材的评价结果 |
| 5.3.2 课堂教学评价结果 |
| 5.3.3 学生学业评价结果 |
| 第六章 讨论 |
| 6.1 校本教材对学生的发展要有积极影响 |
| 6.1.1 对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有积极作用 |
| 6.1.2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生物学习兴趣 |
| 6.1.3 有利于提高学生运用生物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
| 6.2 教材内容的组织应综合考虑 |
| 6.3 评价方式的选择要多样化 |
| 6.4 对教师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
| 第七章 结论与反思 |
| 7.1 结论 |
| 7.1.1 学生的发展 |
| 7.1.2 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
| 7.2 建议 |
| 7.3 反思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 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课程学生调查问卷(高中生版) |
| 附录 B 传染病与防控知识了解情况调查问卷(大学生版) |
| 附录 C “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内容(部分) |
| 附录 D “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本身评价表 |
| 附录 E 评审教师的教材评语 |
| 附录 F “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课堂教学评价表 |
| 附录 G 实验班前测试卷 |
| 附录 H 实验班后测试卷 |
| 附录 I “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学生表现评价表 |
| 附录 J 学生访谈记录 |
| 附录 K 学生回访记录 |
| 附录 L 课堂教学剪影 |
| 后记 |
| 致谢 |
（8）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主要生物和重金属污染现状调查及生态风险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前言 |
| 1.1 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污染调查的背景及意义 |
| 1.2 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污染特征 |
| 1.2.1 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生物性污染现状 |
| 1.2.2 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重金属污染现状 |
| 1.3 双壳贝类生态风险评价方法 |
| 1.3.1 双壳贝类生物污染的风险评价 |
| 1.3.2 双壳贝类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评价 |
| 1.3.3 基于辽东湾近海沉积物重金属总量的生态风险评价 |
| 1.4 辽东湾近海贝类污染研究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1.4.1 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生物污染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
| 1.4.2 辽东湾近海贝类重金属污染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
| 1.4.3 辽东湾近海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现状与存在问题 |
| 1.5 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实验材料 |
| 2.1.1 主要仪器和设备 |
| 2.1.2 主要试剂 |
| 2.1.3 常见溶液配制 |
| 2.1.4 引物序列 |
| 2.2 试验总体设计 |
| 2.2.1 技术路线 |
| 2.2.2 样品采集 |
| 2.3 实验方法 |
| 2.3.1 双壳贝类中常见生物污染的检测 |
| 2.3.2 双壳贝类中重金属的检测 |
| 2.3.3 辽东湾近海沉积物中重金属的检测 |
| 2.3.4 数据统计分析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双壳贝类中细菌检测结果 |
| 3.1.1 贝类中细菌PCR产物电泳结果 |
| 3.1.2 细菌培养结果 |
| 3.1.3 细菌感染情况分析 |
| 3.2 双壳贝类中病毒检测结果 |
| 3.2.1 贝类中病毒PCR产物电泳和测序结果 |
| 3.2.2 辽东湾双壳贝类病毒感染情况分析 |
| 3.3 双壳贝类中寄生虫检测结果 |
| 3.3.1 贝类中主要寄生虫PCR产物结果 |
| 3.3.2 双壳贝类中寄生虫感染情况分析 |
| 3.4 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中重金属检测结果 |
| 3.4.1 2013-2017年辽东湾近海不同采样点三种贝类中重金属含量分析 |
| 3.4.2 四角蛤蜊、菲律宾蛤仔、毛蚶中五种重金属的年际变化情况分析 |
| 3.4.3 辽东湾东岸和西岸近海三种贝类中重金属的地理分布特点 |
| 3.4.4 菲律宾蛤仔肌肉和内脏中重金属的累积分析 |
| 3.4.5 贝类中重金属对人体的健康风险评价 |
| 3.5 辽东湾近海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分析 |
| 3.5.1 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情况 |
| 3.5.2 2013-2017年辽东湾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的I_(geo) |
| 3.5.3 2013-2017年辽东湾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的C_f~i |
| 3.5.4 2013-2017年辽东湾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的mCd |
| 3.5.5 2013-2017年辽东湾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PLI的空间分布 |
| 3.5.6 2013-2017年辽东湾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E_r~i的时空分布 |
| 3.5.7 辽东湾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的负面生物学效应和沉积物毒性 |
| 4 讨论 |
| 4.1 辽东湾双壳贝类生物污染和重金属污染检测点、检测对象的确定 |
| 4.2 辽东湾双壳贝类中生物污染分析 |
| 4.2.1 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中的细菌和病毒污染分析 |
| 4.2.2 辽东湾双壳贝类中寄生虫的感染分析 |
| 4.3 辽东湾近海重金属的来源 |
| 4.4 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中重金属污染分析 |
| 4.5 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中重金属的潜在健康风险评价 |
| 4.6 辽东湾近海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评价 |
| 5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 论文中英文缩写对应中文名称 |
| 附录 B 论文参考相应标准 |
| 附录 C 双壳贝类图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谷歌机器翻译系统英译汉评测与译后编辑 ——以信息型文本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1章 翻译实验报告文本介绍 |
| 第2章 机器翻译概述 |
| 2.1 机器翻译发展现状及应用 |
| 2.2 机器翻译的优势与劣势 |
| 第3章 机器翻译错误类型研究综述 |
| 第4章 译后编辑 |
| 4.1 译后编辑的必要性 |
| 4.2 译后编辑分类与影响因素 |
| 第5章 实验过程与数据分析 |
| 5.1 实验过程 |
| 5.2 数据分析 |
| 第6章 典型错误类型分析及PE修正 |
| 6.1 词项识别错误及PE修正 |
| 6.1.1 词类识别错误 |
| 6.1.2 缩略词识别错误 |
| 6.1.3 专有名词识别错误 |
| 6.1.4 代词指代识别错误 |
| 6.1.5 词义冗余问题 |
| 6.2 语法意义识别错误及PE修正 |
| 6.2.1 形态识别错误 |
| 6.2.2 意群分割识别错误 |
| 6.2.3 语序识别错误 |
| 6.3 语境意义识别错误及PE修正 |
| 6.4 其他识别错误及PE修正 |
| 6.4.1 标点识别错误 |
| 6.4.2 特殊符号识别错误 |
| 6.5 风格修正问题 |
| 第7章 翻译实验报告总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书目(非直接引用) |
| 附录二: 双语对齐文本 |
| 附录三: 缩略词表 |
| 附录四: 术语表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人员岗位胜任力评价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医院感染的流行现状及危害 |
| 1.1.2 我国医院感染管理的发展与变化 |
| 1.1.3 感控人员的内涵、岗位要求及现状 |
| 1.1.4 胜任力研究是卫生领域人力资源管理关注的焦点 |
| 1.2 国内外感控人员岗位胜任力研究现状 |
| 1.2.1 北美地区感控人员岗位胜任力要求 |
| 1.2.2 英国感控人员岗位胜任力要求 |
| 1.2.3 欧洲感控人员岗位胜任力要求 |
| 1.2.4 香港感控人员岗位胜任力要求 |
| 1.2.5 其他感控人员岗位胜任力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胜任力理论 |
| 2.1.1 胜任力的定义 |
| 2.1.2 胜任力的特点 |
| 2.1.3 胜任力模型 |
| 2.1.4 胜任力辞典 |
| 2.2 人岗匹配理论 |
| 2.3 动机理论 |
| 第3章 感控人员岗位胜任力评价模型的构建 |
| 3.1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3.1.1 文献研究法 |
| 3.1.2 德尔菲专家咨询法 |
| 3.1.3 问卷调查 |
| 3.2 结果 |
| 3.2.1 感控人员岗位胜任力初始量表形成 |
| 3.2.2 指标筛选和优化 |
| 3.2.3 信度效度分析 |
| 3.2.4 评价模型权重确定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感控人员岗位胜任力实证研究 |
| 4.1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4.1.1 研究对象 |
| 4.1.2 研究方法 |
| 4.1.3 统计分析 |
| 4.1.4 质量控制 |
| 4.2 结果 |
| 4.2.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
| 4.2.2 感控人员岗位胜任力自评结果 |
| 4.2.3 感控人员岗位胜任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4 感控人员岗位胜任力各维度关系研究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讨论与对策建议 |
| 5.1 讨论 |
| 5.2 对策建议 |
| 第6章 结论与创新 |
| 6.1 结论 |
| 6.2 创新点 |
| 6.3 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监管机构中肝炎病毒感染的预防和控制(二)（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建国以来防控病毒性肝炎工作进展[J]. 崔富强,庄辉.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21(08)
- [2]医务工作者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血清学特征分析[D]. 孙四珍. 中国医科大学, 2021(02)
- [3]潮汕地区氮污染及饮食等综合因素与肝癌的相关性研究[D]. 孙铭繁. 汕头大学, 2021(02)
- [4]细胞治疗服务标准（第9版）[J]. 田亚平. 中国研究型医院, 2020(05)
- [5]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工作人员等职业人群疫苗接种意愿调查[D]. 杨沐凡.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03)
- [6]住院病人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筛查及快速筛查方法的评价[D]. 刘丽莉. 吉林大学, 2020(08)
- [7]基于高中新课标的“传染病与防控”校本教材的开发与实践[D]. 张斌斌. 广州大学, 2020(02)
- [8]辽东湾近海双壳贝类主要生物和重金属污染现状调查及生态风险评价[D]. 刘永华. 东北农业大学, 2020(07)
- [9]谷歌机器翻译系统英译汉评测与译后编辑 ——以信息型文本为例[D]. 周斌. 浙江理工大学, 2020(02)
- [10]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人员岗位胜任力评价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D]. 陈慧斯. 吉林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