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浅谈舆论监督与遏制腐败（论文文献综述）
孙新生[1]（2021）在《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较好克服了革命时期注重个人、家庭、宗族、朋友等小群体利益的传统社会特殊主义价值观的侵蚀,新中国成立后执掌全国政权而来的权力腐蚀,以及改革开放后实行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特别是新旧体制机制转轨过程中腐败大量增加的挑战。这是如何实现的呢?不少学者认为,1978年前主要靠群众运动反腐,1978年后主要靠制度反腐。但这种观点忽略了的是,改革开放前不仅有群众运动反腐,也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和制度机制,组建了纪委、监委等反腐败机构,逐步建立了腐败惩治的权限、规则和程序,而且群众运动都是中共中央直接发动、组织的,除文化大革命外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控制开展的,群众运动中都有制度建设环节,违纪违法人员的处理也是由专门机构进行。在改革开放后的反腐败实践中,除不开展群众运动外,大多数制度规则、程序、机构都延续了新中国成立早期及革命时期确立的制度框架。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反腐败实践分别界定为运动反腐、制度反腐的二分法,割裂了两个时期的历史联系,同时也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确立的拒腐防变体制机制,而这恰恰是建国后拒腐防变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基础。本文在将拒腐防变放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进行检视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拒腐防变,关键在于其是高度制度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自成立起就注重用制度化的方式拒腐防变,同时虽经历曲折反复但总体上较好地处理了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辩证关系,将群众参与逐步纳入制度化轨道,可以说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拒腐防变的主线。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初步探索期,确立了思想建党优先、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原则框架。在这些原则框架下,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确立从思想和作风问题抓起,防止这些问题演化为腐败问题的管党治党思路,使党员干部改变源自传统农业社会的观念和特质,接受马克思主义公共利益至上的普遍主义价值观,自觉做到不想腐。确立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建立专门干部选拔机构,将自上而下的领导考察与自下而上的群众考察结合起来,从选人用人的源头遏制腐败。严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建立反腐败专门机构,严格实施党的纪律,及时纠正党员的小错误、清除党员队伍中的腐化分子,使大多数党员既不敢腐也不能腐。通过井冈山工农兵民主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廉政实践等,对群众参与、民主监督的制度化方式进行探索,初步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早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期。针对全国执政后腐化现象大幅增加的现实,将整风整党运动与执行纪律、整顿干部、清理组织、反对腐败结合,深化了延安整风运动模式;相继建立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其组织机构、职责范围、领导体制、工作规则与程序等为1978年后纪委恢复重建提供了基本框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信访制度等为群众监督以及参与反腐败提供了制度化途径。但对党内贪污腐化特别是科层化管理体制滋生的官僚主义等隐性腐败,中央领导层在反腐败以自上而下的制度化方式为主还是以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为主上分歧越来越大,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张力逐步凸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为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恢复发展期。中国共产党将拒腐防变重新纳入制度化轨道,探索在不开展群众运动条件下拒腐防变的路径,对群众参与的规模和数量进行规范限制,更多依靠党和国家体制特别是专门机构自上而下反腐。其中,1983年整党确立了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以及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构建起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恢复重建后的纪委确立三项主要任务、五项基本权限、双重领导体制、纪委监察局合署办公体制,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体系,在“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注意区分纪律问题与法律问题,并在理念、规则和程序上探索党纪和国法的衔接,推动腐败惩治走上法制化轨道。但在拒腐防变制度化迅速提高的同时,群众参与逐渐边缘化,群众反腐与制度化的反腐体制对接不顺畅,党委政府与民间社会在反腐问题上不时出现紧张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加速推进期。针对制度执行不力、腐败问题滋生蔓延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以制度执行力建设为突破口,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强力正风肃纪反腐、全面从严治党,使党的纪律、作风建设规定和腐败惩治法律法规落实落地,有力维护制度权威、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同时,通过畅通群众信访举报机制,构建群众网上曝光、舆论发酵、执纪执法部门追查相结合的监督方式,并通过巡视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特别是明确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与群众监督等各种监督结合起来,构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进一步理顺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关系,在拓宽群众制度化参与途径、将群众监督整合进拒腐防变制度化格局上取得重要进展。回顾百年拒腐防变历程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以制度化为主线,在思想教育、组织机构、惩治腐败、权力监督等制度化上都取得了不少历史经验。在新征程上,必须传承好这些宝贵经验,坚持和完善思想教育制度化,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整风整党,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结合起来,使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制度治党的过程、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思想建党的过程;坚持和完善组织机构制度化,任人唯贤,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反腐败专门机构;坚持和完善腐败惩治制度化,将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结合起来,依规依纪依法惩治腐败,将严惩腐败作为教育、制度的支撑和后盾;坚持和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化,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拓宽群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中国共产党抵御各种腐败因素的侵蚀、长期执政奠定坚实基础。
张玉玲[2]（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初心如始,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终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全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如何破解“历史周期律”,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拒腐防变的新路,一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本源、传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和显着优势的监督体系,是能够保持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始终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在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仍是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以逐一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应该完善和发展的短板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为逻辑主线,渐次展开本文的研究与论述。本文总体结构包括三部分:引言、正文、结语。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与研究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论文正文部分由六章内容构成,分别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和结构模式。分别从基本概念界定、十大要素的梳理整合和“多维立体协同”监督模式及其特点三个方面,从宏观上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二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分别阐释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厘清监督主体、强化问责——“谁来监督”,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从内容逻辑视角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三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本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的坚守、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精神内核的继承创新、对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的秉承、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思想的域外借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分别从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历史维度、世界维度,分析回答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第四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首先,依据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脉络,分三个阶段梳理其发展历程: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二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1978-2012）;三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2012——）。其次,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体系建设的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分别从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两个方面,阐释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第五章主要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与现实贡献。首先,通过古今中外权力监督体系的比较,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显着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优势,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其次,基于显着优势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方面的现实贡献: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从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第六章主要剖析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本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成果颇丰,但当前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党和国家监督制度逐渐成熟定型,仍然面临三个方面的现实挑战:一是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二是党内监督的短板——“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有待加强;三是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基于对现实挑战的剖析,本文提出新时代应对现实挑战、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三条对策:一是完善协同监督机制,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协同性;二是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三是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分别从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完善和发展的薄弱环节是什么。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观点的宏观提炼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的未来展望。本文基于以上六章内容的研究,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的必由之路。第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制度密码”。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管住公权力”的“中国智慧”。笔者认为,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研究,协同监督机制研究,权力配置、运行和制约机制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理论阐释,将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
李思宇[3]（2021）在《监察委员会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并施行,开创了我国法治反腐的新篇章。制定专门的监察法律是国家反腐败立法的重要举措,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实践,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各级监察委员会设立以来,监察委员会依法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取得了法治反腐败的重要成果,显示了监察委员会的巨大威力。但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监察委员会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取得同等法律地位,特别是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监察委员会依法可以监察《监察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监察对象人数急剧增加,监察权的法律地位进一步提高,监察委员会很容易形成一个可能超越任何国家机关的“超级机关”,从而引发了人们对监察权力被滥用的担忧。《监察法》对监察委员会内部的监督制约机制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现阶段与《监察法》配套的法律体系并不完善,监察委员会内部自我监督存在差距,监察委员会内部“灯下黑”的典型案例时有发生。“谁来监督监督者”这个问题就引起全社会和学术界广泛讨论。按照现在的规定,监察委员会一般内设干部监督室,但这种同体监督或者自我监督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同体监督的效果往往因为社会习俗和人情世故的习惯势力影响被弱化。还有立法不完善、权责不明确的问题也让具体执行监督的部门、机构频现多头执法或互相推诿的情况。因此,监察委员会内外部的监督制约机制亟待细斟完善,厘清权力与责任的边界,理顺内设机构之间的职责关系,开展行之有效的监察委员会内外部监督应当是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本文所指的内部监督为监察委员会的自我监督,外部监督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和执法部门的制约、民主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等。本文以监察委员会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为研究对象,主要从司法方面进行探讨:一是通过对监察委员会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相关理论的阐述,初步了解监察委员会的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二是结合现行法律和监察委员会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运行过程中发现的情况,深入分析目前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存在的问题;三是学习借鉴国外和我国香港地区监察机关内外部监督的立法,从中总结吸取法治反腐败的经验;四是在总结监察体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监察干部队伍自身监督机制的办法,监察委不仅要加强内部监督,还要充分结合外部监督,同时引入律师介入制度等措施,保障监察委员会正确行使监察权。
余宁霞[4]（2021）在《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问题研究 ——基于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840起腐败典型案例的样本分析（2017-2020年）》文中认为腐败就像一颗社会毒瘤长期存在着,而反腐败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目前,我国已经完成了持续8年的脱贫攻坚战任务,实现了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然而不得不注意到,伴随着精准扶贫出现在基层的腐败余毒并未完全根除,滋生腐败的病毒随时都有可能潜入,因此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尤其是位于精准扶贫这一神经末梢的村干部,在扶贫项目款项和物资上“动手脚”的腐败问题易发频发,这不仅损害了贫困群众的切身利益,更是增加了国家反腐败工作的负担。基于此,深入探究和回顾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以国务院扶贫办（现更名为国家乡村振兴局）网站上公布的2017年到2020年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案例为研究样本,搜集整理出840起村干部腐败典型案例建立样本库,通过介绍样本案例基本情况,对样本案例的数据展开描述性统计分析,主要围绕腐败主体基本信息、腐败案件事实信息、腐败行为发生信息和腐败案件处置信息这四个维度进行具体分析,归纳出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的类型主要表现为:精准扶贫中优亲厚友、私自挪用扶贫专项资金、贪污受贿违规收费、侵占骗取扶贫款项物资以及扶贫工作中失职失责等五种。结合数据图表呈现得出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普遍具有以下特征:涉案主体以村两委“一把手”为主;涉案地区分布广泛且西部更为严重;涉案领域多样且以“低保兜底”和“危房改造”为主;涉案金额差距悬殊且以“微腐败”为显着特征。进而运用制度预防腐败理论和权力制约监督理论,考虑从腐败动机角度分析村干部个人思想主观方面原因,包括村干部个人文化素养和法纪意识不足、“官本位”思想以及社会心态不平衡等因素。从腐败机会角度考虑有内外权力监督体系的不健全以及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存在漏洞等客观原因,内外权力监督体系的不健全包括上级党政部门以及纪检监察机关监督的失灵、村务监督机构等同级监督的缺位以及人民群众、舆论媒体和社会团体等社会监督的不足;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存在漏洞包括贫困信息识别不精准、扶贫信息公开不透明以及扶贫资金管理不规范等因素。因此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想腐、不敢腐和不能腐的“三不”反腐机制建设为核心主线,有针对性地提出深化思想教育防范机制、健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以及整治扶贫工作机制漏洞等对策来有效遏制村干部腐败问题,从而为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提供参考。
梅士伟[5]（2020）在《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文中指出高等教育通过人力资本增值而为现代社会提供强大的发展内驱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历经建国以来7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革新,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教系统。然而,由于高等学校（本论文研究对象限定为我国公办高等学校）外部管理制度不完善、市场参与机制不规范、社会公众参与不充分,内部治理结构失衡、主体道德行为失范、权力监督体系不完善,致使高校腐败易发频发,关键领域问题凸显,大案要案警钟不断,窝案串案时有发生,制约大学的教育教学、学术创造、服务社会、文化赓续使命,消解其学术本质和公益属性,弱化其道德标高和社会公信力,迟滞“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建设步伐。高校腐败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折射出现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已无法满足党和国家及社会公众的需要。因而,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高校全面从严治党的行动连带,是“办好人民满意高等教育”的价值依归,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结构转向。我国现行高校腐败治理主要基于政府作为高校举办者的地位,通过执政党和政府及作为其政治属性延伸的高校党委行使腐败治理权力,对高校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行使者实施控制、监督、惩治,保证高校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与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达到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治理目标。而从高等教育发展来看,高校办学资金来源日益多样化,多元利益相关者愈来愈迫切地要求与政府主体共同参与高校腐败治理。在治理理论的引导下,处理多元利益主体对高校的利益诉求,进一步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成为高校反腐倡廉的“新边疆”。因而,本文基于治理理论与机制设计理论,以高校腐败治理机制为研究对象,围绕“高校腐败的表现样态与成因机理”“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与历史变迁”“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容结构与绩效评价”“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生问题与优化建议”的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对治理理论、机制设计理论进行理论阐释,揭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动力系统、控权逻辑、规则供给、行动框架”的统一,进而厘清各要素的实质内涵。通过治理系统的外部情境和内部环境解构治理动力,通过权力监督、制约与惩治的合理性、有效性分析控权逻辑,通过规则体系与规则生成阐释规则供给,通过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与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梳理行动框架,从学理层面理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涵。随后,对高校腐败治理的演进历程进行考察。按照时间序列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校反腐败工作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并梳理出每个阶段治理机制的主要特征。（1）1949-1978年,以思想改造为核心,以运动式批判为主导;（2）1978-1989年,以纠正行风为特征,以整风式拒腐为主导;（3）1989-2002年,以遏制寻租为基础,以专项式打击为主导;（4）2002-2012年,以体系建设为中心,以系统化惩防为主导;（5）2012至今,以顶层设计为重点,以制度化治本为主导。在此基础上,总结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动力系统---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行动框架---从运动式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再次,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扎根理论,高度关注高校教职员工对高校腐败治理的心理感知,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与三级编码方法梳理出目前高校腐败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两种具体机制: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并分别探讨两类机制的具体构成,包括科层治理机制所涵盖的控制、监督、惩治、制度建设、问责,以及网络治理机制所涵盖的信任、合作、制约、技术创新、文化惯例等要素的确切内涵,从而系统构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复次,鉴于高校腐败治理的实践性,运用量化研究方法,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中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治理绩效的影响。遵循“网络治理机制---科层治理机制---腐败治理绩效”的主体关系,经由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应然样态,即高校腐败治理的完整运行体系应当是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的整合体。最后,结合高校腐败治理机制过程的演进分析,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面临的运行困境,一是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二是机制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弱化,三是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割裂。据此,从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整合与互动的角度,提出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建议。一是重塑行动者的主体性,二是提升治理动力的集成性,三是强化治理过程的协同性,四是重点强化问责、技术创新、制度建设。研究中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问题,在目前来看只是一个开始。本文运用治理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的框架,来探讨和设计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体系,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一是立足治理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高校腐败控制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二是基于扎根理论方法,从高校腐败研究的制度、体制层面深入到高校腐败治理的具体机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三是统合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剖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与绩效水平,提出优化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康俊莲[6]（2020）在《中国食品安全的政府监管权力配置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如何对食品安全监管进行权力配置,实现对食品安全监管的科学协同有效治理,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四个最严”要求,（1）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满意度、幸福感、安全感的具体体现。本文围绕“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这一核心问题,从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空间、时间、制度三维一体角度,探究政府监管权力的内在逻辑,针对现实问题提出科学优化、系统完善的路径。本文遵循“四个最严”要求,依据协同治理和跨部门合作等理论,采用比较制度分析法,论域方面选择政府监管控管层次多、管理幅度宽泛的典型国家作为参照进行对比分析,剖析了制度背后权力配置结构及其演化方式,比较在不同制度下,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在特定历史时期,如何实现监管权力配置效用的最大化。同时,分析了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政府权力配置存在的争议和挑战、政府监管权力配置采取的措施与体现的特征,从空间维度改革、时间维度改革、制度维度三维一体角度,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政府食品监管权力配置协同治理的建构路径。本文第一部分,介绍研究背景,包含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协同治理等相关理论和制度架构,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回答了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在不同历史时期监管权力的现实配置,及监管权力行使产生的内在逻辑。从空间、时间、制度三个维度,阐释了不同历史时期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的基本概况、监管存在的问题、采取的改革举措、政府权力配置的改革特征。基于此,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在改革实践过程中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进行归纳提炼。同时,从府际关系角度,对食品安全政府纵向权力配置、横向权力配置进行分析,研究其结构转变中的内在联系,为推进食品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政府协同治理不断走向深入奠定基础。在协同治理等相关理论基础上,回答第二个问题,即食品安全监管权力由哪些因素导致变迁?从空间、时间、制度三个维度,阐释政府监管权力行政化,部门分割的高度集权,由于社会秩序的高度扩展,使得行政分割高度集权的政府权力,呈现出具体监管越来越属地化,抽象监管越来越集权的现象。此部分分析,以协同治理理论核心内涵为指导,以跨部门合作理论与政府协同理论为支撑,从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社会监管缺失三个层次,阐述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在空间维度上,由于跨部门间食品安全监管权责利益均衡问题,导致“权力越位”,需要进一步通过协同治理优化提升食品监管政府权力配置;在时间维度由于监管权责不清、行政壁垒、监管遗漏导致“权力缺位”,会直接影响在危害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时,政府能否快速反应、迅速行动,从快将危害食品安全事件处理在萌芽状态,反映着政府的应急和统筹协同调度能力。因此,在时间维度要突出“早一步”“快一步”,必须通过实现制度做保障和空间维度跨部门的相互协同、配合;在制度维度由于监管中的权力异化、监管过程的渎职行为、监管中出现的违章违规导致“权力错位”,容易引发政企合谋、监管腐败等问题的产生。第三部分,分析了在大部制改革的背景下,我国食品安全面临的争议和挑战,以及通过域的选定,借鉴国内外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经验,依据“四个最严”的要求展开分析,结合我国实际,归纳提炼有益于我国政府协同治理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空间维度改革,解决外部硬性边界跨部门间协同治理,出了问题谁说了算的问题;时间维度改革,解决内部构架基础降低危害食品带来的风险,实现早发现、早识别、快处置的问题;制度维度改革,解决单元间协商机制制度系统化、体系化、完整化的问题,形成以食品安全法为主干,各相关管理条例、管理办法体系化、完整化相互协同、互为补充的制度体系。通过研究,本文力求在以下几个层面做出努力,取得如下研究结论:其一,针对“权力越位”,解决跨部门间“政出多门”、相互协同的问题。通过强化中央一级政府食品监管,构建全国自上而下统筹监管“一盘棋”,实现危害食品安全事件的快速应对和处置。既而发挥中央政府监管权力灵活调度功能,实现“中央精神”掷地有声的贯彻、落实的同时,实现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结合本地区实际,展开创新监管的实践。作为中央政府还肩负着全球食品监管风险治理中发挥多元治理的功能。通过发挥中央政府、食品跨国企业等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在参与国际事务食品安全治理规制的制定,主动参与,积极作为,化解中西方在食品监管领域文化认识的鸿沟,提升在国际食品监管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另外构建起跨部门间食品安全协同机制和治理机制,通过部门间的责任分担、沟通协商、协同治理运行,实现食品监管的协同治理。其二,针对监管权责不清、行政壁垒、监管遗漏导致的“权力缺位”,解决危害食品带来的安全风险,需要通过建立食品安全预警监测机制,实现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早发现、早预警,同时提高科学防控的能力,做到快速反应,实现从快处置。建构公开透明的信息通报体系,不仅要形成日常检测公告制度,还要突出危害食品事件发生时,让公众及时了解实情,消除社会公众心理恐慌,有效参与积极应对食品风险,逐步引导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意识和能动力。在协同治理视域下,构建起对监管事前、事中、事后的协同治理权力监督机制,调动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参与其中。同时在时间维度下,还应将权力行使的重点,放在食品安全风险的预防上来,只有将风险点控制住,才能从源头上控管住,保障安全食品“产”出来的有效性。风险预防应突出其独立性、透明性以及全程采取的开放方式,实现过程的监督性。以此来保障食品安全风险预防的科学性和自然性。其三,针对监管中的权力异化、监管过程的渎职行为、监管中出现的违章违规导致的“权力错位”,引发政企合谋、监管腐败等问题的产生。从制度维度,认真梳理,提出解决《食品安全法》与各监管部门间出台相关管理办法、细则等,形成系统性、完整性、相互协同互补、衔接的制度化体系。通过协同治理导向的政府重塑,建构起彼此之间互为协作的服务型政府,以推动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治理理念的质性转变。其四,本文认为,食品安全问题是事关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事。食品安全协同治理问题,说到底是加强党的领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问题。因此,应该将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问题上升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层面,强化党对一切工作的统一领导,发挥党的引领作用,形成监管合力;同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大数据标准体系,将其作为国家管理的一项制度,打通政府跨部门监测的数据链,实现全链条数据关联的融合,实现日常监管的有序性和应对突发事件的系统科学性;从完善体制机制上,建议完善食品召回制度,建立从生产到销售都可相互追溯、追查、倒查、溯源的机制,保障“以人民为中心”,为实现“健康中国”,助力食品企业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杨彩[7]（2020）在《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实践和现实启示》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反腐败的思想理念,汲取中国古代廉政思想,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将反腐败斗争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不断对中国反腐倡廉建设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上的开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极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输出了一系列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论述,用鲜明的态度和坚定的立场将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摆在全党面前。历史的深处蕴藏着真理的光芒,中央苏区时期的苏维埃政府是廉洁政治最坚定的实践者,为遏制腐败现象,中央苏区通过思想上加强教育,政治上发扬民主,经济上建立财政审计制度,制度上加强立法、监督,职能上政企分离等有系统的具体措施,初步探索出一套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建设经验。通过考察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的逻辑演进和具体策略,能够为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建设道路提供全方位视野,为当今净化政治生态,形成风清气正社会环境提供历史启示。本论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与问题导向结合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多学科交叉法等对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的“理论基础”、“历史缘由”、“措施及成效”以及“现实启示”等问题做了深入探索和剖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着重分析本论文选题背景和选题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创新之处。梳理总结国内外研究状况,并且分析收集到的相关材料,力图发现本课题研究的前沿成果和薄弱环节。第二部分,反腐倡廉建设相关理论基础。对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进行理论溯源,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廉政思想,然后是西方权力及权力制约理论,最后是中国传统反腐倡廉建设思想的发展和内容,能够帮助我们借鉴人类思想文化精粹,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理论。第三部分,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缘由。红色政权在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基础上开辟出来,中央苏区在中国共产党光辉领导下,促进工农业、卫生体育、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发展进入全新阶段,但隐藏在其中的贪污浪费和干部不作为等负面现象对革命建设事业带来了恶劣影响。第四部分,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的措施及成效。中央苏区在思想上加强教育,提高干部素质;政治上发扬民主,健全苏维埃民主制度;经济上统一财政,建立财政审计制度;制度上加强立法,严惩腐败;机制上加强监督,建立高效的党政监督机制;职能上政企分离,禁止政府机关和干部开办企业。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果,贪腐分子得到严惩,人民群众广泛拥护,掀起了节省运动的高潮;苏区干部作风转变,造就了勤政为民的政权;帮助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第五部分,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对当今廉政建设的启示。通过对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工作的分析总结,得出几点反腐倡廉建设的启发,首先是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构筑反腐败道德防线;其次是完善反腐倡廉相关制度和法规建设,为反腐斗争保驾护航;再次是进一步健全权力监督机制,对权力进行有效约束;最后是将反腐倡廉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当中,实现反腐败与深化改革的协调发展。学习和领会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思想精髓,深刻把握其中蕴涵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将中央苏区反腐败历史经验与新时代中国反腐倡廉工作现实有机结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败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不断增强反腐败斗争的系统性、创造性和实效性,为打赢反腐败这场攻坚战、持久战贡献力量。
杨晓燕[8]（2020）在《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政治腐败问题及治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世纪40年代,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在工业化浪潮中,传统社会结构发生转变,逐渐冲垮了传统金字塔型社会,新兴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登上政治舞台。到19世纪中后期,资产阶级成分较多的自由党长期执政,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成为这一时期英国政治、经济生活的主要特点,充分反映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他们开始占据议会绝大多数议席,进而掌握国家权力,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得到充分发展。但在社会转型期,政治腐败也开始蔓延,至中后期泛滥,具体表现为选举舞弊、荣誉贩卖、地方市政丑闻等一系列政治腐败,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通过对政治腐败在19世纪中后期出现的原因进行分析,以及英国政府作出的针对性措施,从中得到经验借鉴,期望对这一问题做一个比较系统的综合性分析。
何沛颜[9]（2020）在《广东省S市公众反腐败满意度实证研究 ——基于2016-2018年社会调查》文中指出随着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财富也有了很大的增长,在巨大利益的驱动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良社会现象,例如公职人员腐败。同时,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社会事务的公开度、透明度越来越高,信息的传播途径越来越多,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公众对社会事务的关注度、参与度也越来越高,对腐败、反腐败信息的敏感度越来越高。可以说,公众对当地党委、政府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政治清明程度、公共事务质量、社会和谐稳定程度等。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运用国家治理理论、社会治理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以广东省S市公众为研究对象,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城乡居民等多个群体的不同视角对反腐败进行评价,并对评价情况进行详细分析、深入研究,从中发现影响评价的主要因素,并以此为切入点检视反腐败工作的不足,为当地党委政府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展反腐倡廉工作过程中调整、制定惩处腐败、预防腐败工作措施提供决策参考和依据。研究重点采用文献分析、调查分析、比较分析、实例分析等方法,分析2016年-2018年S市公众对反腐败的满意程度。本文认为影响公众反腐败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包括获取信息渠道不畅导致信息不对称、对反腐败成效的感知存在偏差、对反腐败工作的评价欠缺量化指标、公众对反腐败的期望高于现实取得成效等。通过研究,笔者认为,要提升公众反腐败满意度,首要的是做好党风廉政宣传教育工作,既及时向社会通报反腐败工作有关情况,又积极营造崇廉尚洁的社会氛围;其次要提高反腐败工作质量,采取有力措施创出反腐败工作明显成效;再次要高度重视公众在防治腐败中的不可替代作用,扩大公众反腐败参与度;最后要促进反腐败成果转化,确保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切实维护公众利益。
周超逸[10]（2020）在《网络反腐发展演变与制度化的反思》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腐败会导致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分配,进而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动摇党的执政根基。网络反腐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型反腐形式,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和公众监督遏制腐败,是反腐倡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至今,随着中央对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倡廉的重视,网络反腐进入制度化新阶段,从无序向有序演变。但是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和网络治理对民间网络反腐的冲击,导致网络反腐日渐式微。保留网络反腐的特性与活力是当务之急。因此,本文对网络反腐制度化的现状进行回顾和反思,提出适应互联网时代国家治理需求的制度调适路径,更好地发挥网络反腐在反腐倡廉体系内的独特功能。本文共有七章。第一章是绪论,该部分论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等。第二章明确了网络反腐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基础,阐述了功能主义冲突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第三章梳理了我国反腐模式和网络反腐的发展历程,根据241个案例分析网络反腐的主要特征,归纳网络反腐的最新趋势,探究官方、传媒和公众在网络反腐中的多元互动行为。第四章分析网络反腐制度化的必要性及其现状,网络反腐存在信息失真、群体极化和偶然性等内在局限,但是能够发挥社会安全阀功能,是传统反腐体系的有效补充。纳入制度化轨道是网络反腐的必然途径,从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三个层面归纳网络反腐的制度现状。第五章总结网络反腐制度化的新问题并进行反思。目前网络反腐制度建设出现失衡和偏差,部分特性和活力逐渐消亡,对社会的整合作用下降,需要对引发新问题的原因展开探究。第六章提出了网络反腐制度的调适路径,从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三个层面进行治理调适。在正式规则层面,加强立法的体系化和专门化,确立网络反腐主体的权力界限,规范网络反腐司法行为;在非正式规则层面,树立公职人员的正确网络反腐观,加强传媒的自律意识和柔性监管,提升公民意识和网络素质;在实施机制层面,完善信息公开、网络举报、舆情引导、反腐对接等机制。第七章是结论与展望,希望更好地将网络反腐纳入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发挥网络反腐的独特优势,探索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
二、浅谈舆论监督与遏制腐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谈舆论监督与遏制腐败（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特色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无产阶级政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特殊性要求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国家和政党腐败根源的分析 |
| 一、腐败植根于私有制 |
| 二、腐败源于国家和社会的异化 |
| 三、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政权本质上是廉洁政治 |
| 第二节 列宁的探索和国外无产阶级政党、国家拒腐防变的历史困境 |
| 一、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挑战 |
| 二、权力腐蚀的挑战 |
| 三、制度化不足的挑战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问题的提出 |
| 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拒腐防变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二、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的主线是制度化 |
| 三、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辩证关系的处理是影响拒腐防变历史进程的重要变量 |
| 四、本文的核心概念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早期探索(1921 年至1949 年)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原则框架 |
| 一、思想建党优先:化解党的组织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矛盾 |
| 二、民主集中制:避免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两个极端 |
| 三、党的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民粹主义两种倾向 |
| 第二节 延安整风运动与思想教育的制度化 |
|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教育的早期实践 |
| 二、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与清理整顿 |
| 三、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思想改造、思想拒腐的典型范式 |
| 第三节 组织机构制度化的三大要件 |
| 一、基层组织建设 |
| 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
| 三、反腐败专门机构和党的纪律的实施 |
| 第四节 拒腐防变群众参与的制度化 |
| 一、井冈山的工农兵民主政治 |
| 二、苏维埃反贪污浪费工作中的群众参与 |
| 三、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民主监督和廉政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中国建立早期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1949 年至1965 年) |
| 第一节 全国执政后拒腐防变形势的变化 |
| 一、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现象较革命时期大幅增加 |
| 二、正在形成的科层化国家管理体制预防显性腐败与滋生隐性腐败的双重性 |
| 三、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对拒腐防变制度化与群众参与关系的认识分歧 |
| 第二节 50 年代初整风整党对延安整风模式的深化 |
| 一、整风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结合 |
| 二、整党与清理党员、组织建设结合 |
| 三、整风整党与“三反”等反腐败运动结合 |
| 第三节 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的建立 |
| 一、组织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
| 二、职责范围的框定 |
| 三、领导体制的变革 |
| 四、基本工作规则与程序的建立 |
| 第四节 拒腐防变群众参与的制度化和反制度化 |
| 一、人民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
| 二、社教运动: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恢复发展(1978 年至2012 年)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历史必然性 |
| 一、放弃群众运动反腐 |
| 二、腐败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 |
| 三、邓小平的拒腐防变制度化思想 |
| 第二节 1983 年整党确立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 |
| 一、与日常工作结合,不开展运动 |
| 二、整党中的一切问题由相关党组织讨论解决 |
| 三、严格控制打击面,防止“左”的偏向 |
| 四、审慎稳妥纯洁组织、清理队伍 |
| 第三节 各领域改革和拒腐防变制度构建 |
| 一、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 |
| 二、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
| 三、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 |
| 四、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 |
| 第四节 反腐败专门机构和反腐败法制化 |
| 一、纪检监察机构的重建 |
| 二、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的系统构建 |
| 三、“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中对党纪和国法问题的区分 |
| 四、党纪与法律的衔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拒腐防变制度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 |
| 第一节 制度执行不力的表现、根源和后果 |
| 一、制度执行不力的表现 |
| 二、制度执行不力的根源 |
| 三、制度执行不力的后果 |
| 第二节 习近平的拒腐防变制度化思想 |
| 一、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 |
| 二、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 |
| 三、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 |
| 四、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 |
| 第三节 作为制度执行典范的中央八项规定 |
| 一、中央八项规定是一个制度体系 |
| 二、中央八项规定的主要特点是执行有力 |
| 三、中央八项规定体现了自上而下组织监督和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的结合 |
| 第四节 腐败惩治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
| 一、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潜规则 |
| 二、创新审查调查方式,提高办案效率 |
| 三、构建形成国内反腐与国际反腐的闭环 |
| 第五节 巡视制度的调整改进 |
| 一、提升巡视权威 |
| 二、巡视重在发现问题 |
| 三、巡视拓宽了群众参与反腐败的制度化渠道 |
| 第六节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
| 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强化公权力监督的重要制度创新 |
| 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解决了反腐败的三大难题 |
| 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反腐败纳入法治化轨道 |
| 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监委的赋权与限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历史经验 |
| 第一节 思想教育制度化 |
| 一、必须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改造,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 |
| 二、必须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相结合 |
| 三、整风整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进行 |
| 四、必须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结合起来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制度化 |
| 一、必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筑牢拒腐防变的基层基础 |
| 二、必须坚持任人唯贤,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
| 三、必须加强反腐败专门机构建设,做到赋权与限权相结合 |
| 第三节 腐败惩治制度化 |
| 一、必须时刻警惕不利环境中的干扰因素,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
| 二、必须坚持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相结合,完善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 |
| 三、必须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 |
| 第四节 权力监督制度化 |
| 一、必须处理好拒腐防变制度化与群众参与的关系,将群众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 |
| 二、必须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自上而下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相结合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和研究价值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 |
| (二)主要研究领域及代表性观点简介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与结构模式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一)权力、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公权力与腐败 |
| (二)监督、监督制度、监督体系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认识的不断深化 |
| (二)学界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的探讨 |
| (三)梳理与整合:党和国监督体系的“十大要素”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结构模式 |
| (一)“多维立体协同”监督结构模式及其结构分析 |
| (二)“多维立体协同”结构模式的特点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 |
|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 |
| (一)党内监督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 |
| (二)国家监督践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打造廉政为民政府 |
| (三)社会监督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筑人民监督网 |
| 二、厘清监督主体——“谁来监督” |
| (一)厘清党内监督多元主体 |
| (二)厘清国家监督多元主体 |
| (三)厘清社会监督主体 |
| 三、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 |
| (一)党内监督对象始终坚持全覆盖和抓“关键少数”相结合 |
| (二)国家监督逐步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 |
| (三)社会监督对象的统一性和全覆盖 |
| 四、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 |
| (一)压实责任,党内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二)强化责任担当,国家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三)依法有序监督,社会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 |
| 一、始终坚守马列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 |
|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监督思想内核的坚守 |
| (二)对列宁社会主义监督思想的继承 |
| 二、始终继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的精神内核 |
| (一)学习借鉴苏联的党政监督模式 |
| (二)党政监督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 |
| (三)重视党政监督法规建设 |
| (四)建立局部政权条件下的行政监察制度体系 |
| 三、始终秉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 |
| (一)对我国传统法治监察思想的传承 |
| (二)对我国传统监察制度体系建设思想的借鉴 |
| (三)对我国传统廉政文化教育的扬弃 |
| 四、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思想的借鉴 |
| (一)各国应在共同反腐中交流互鉴 |
| (二)对资产阶级权力监督思想的批判吸收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 |
| (一)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制度框架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 |
| (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恢复发展(1978-2012) |
| (三)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发展(2012——)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必须坚持紧扣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和中心任务 |
| (三)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 |
| (四)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 |
| (五)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 |
| 一、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 |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 |
|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 |
|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优势 |
| (四)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 |
| 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贡献 |
| (一)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 |
| (二)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 |
| (三)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 |
| (四)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 |
| 第六章 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与完善对策 |
| 一、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 |
| (一)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 |
| (二) “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仍是党内监督的短板 |
| (三)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
| 二、健全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对策 |
| (一)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协同监督机制 |
| (二)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同级监督难题 |
| (三)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监察委员会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研究的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监察委员会内外部监督机制的基本内涵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监察委员会的创立及其职责 |
| 一、监察委员会的创立 |
| 二、监察委员会的职责 |
| 第二节 监察委员会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及其特点 |
| 一、监察委员会内部自我监督 |
| 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监督 |
| 三、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 |
| 四、司法机关、执法部门与监察机关互相制约 |
| 五、接受民主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 |
| 第三节 监察委员会内外部监督制约的理论阐述 |
| 一、权力制衡监督理论 |
| 二、腐败周期理论 |
| 第二章 监察委员会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的成效与存在问题 |
| 第一节 监察委员会内外部监督制约的成效 |
| 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确立了一元监察体制 |
| 二、全国纪检监察干部被查处人数增加 |
| 三、云南省纪检监察干部被查处人数增加 |
| 第二节 监察委员会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存在的问题 |
| 一、内部监督法律法规不健全 |
| 二、人大监督制约程序不完善 |
| 三、司法机关制约途径不畅通 |
| 四、监察信息公开不够充分 |
| 五、“同体监督”机制设定不科学 |
| 第三章 国外和我国香港地区监察机关内外部监督制度及启示 |
| 第一节 美国监察长办公室的内外部监督制度 |
| 第二节 欧盟监察专员的内外部监督制度 |
| 第三节 瑞典监察专员的内外部监督制度 |
| 第四节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的内外部监督制度 |
| 第五节 我国香港廉政公署的内外部监督制度 |
| 第四章 完善我国监察委员会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的建议 |
| 第一节 健全监察委员会内部督的法规体系 |
| 第二节 完善人大监督监察委员会的程序机制 |
| 第三节 加强司法机关与监察委员会互相制约 |
| 第四节 依法公开监察工作信息接受外部监督 |
| 第五节 消除监察委员会“同体监督”的机制弊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查处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部分典型案例统计表（省部级和中纪委委员） |
| 附录2：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省查处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部分典型案例统计表（厅局级及其以下级别）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4）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问题研究 ——基于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840起腐败典型案例的样本分析（2017-2020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与相关理论 |
| 1.核心概念 |
| 2.相关理论 |
| (三)研究现状与研究述评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3.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1.可能的创新点 |
| 2.研究不足之处 |
| 一、对840 起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典型样本案例的分析归纳 |
| (一)样本案例基本情况分析 |
| 1.案例选取情况描述 |
| 2.样本案例库信息描述 |
| (二)样本案例数据分析 |
| 1.腐败主体基本信息维度分析 |
| 2.腐败案件事实信息维度分析 |
| 3.腐败行为发生信息维度分析 |
| 4.腐败案件处置信息维度分析 |
| (三)样本案例的主要类型分析 |
| 1.优亲厚友,谋取私利显失帮扶公平 |
| 2.雁过拔毛,截留挪用私分扶贫资金 |
| 3.吃拿卡要,行贿受贿盘剥群众钱财 |
| 4.虚报冒领,侵占骗取扶贫款项物资 |
| 5.失职失责,履职不力违反群众纪律 |
| (四)样本案例的普遍特征归纳 |
| 1.从涉案主体来看,村两委中“一把手”成为腐败高发人群 |
| 2.从涉案地区来看,地区分布广泛且西部情况更为严重 |
| 3.从涉案领域来看,涉及面广且主要集中在危房改造和低保领域 |
| 4.从涉案金额来看,腐败金额悬殊且呈现出“微腐败”特征 |
| 二、从样本案例分析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的成因 |
| (一)村干部作为扶贫政策执行主体的缺陷 |
| 1.村干部文化素养不高,法纪意识淡薄 |
| 2.村干部生活待遇偏低,社会心态失衡 |
| 3.村干部“官本位”思想重,权力观念扭曲 |
| (二)内外权力监督体系不健全 |
| 1.上级监督失灵 |
| 2.同级监督空缺 |
| 3.社会监督不足 |
| (三)精准扶贫领域工作机制存在漏洞 |
| 1.贫困信息识别不精准 |
| 2.扶贫信息公开不透明 |
| 3.扶贫资金管理不规范 |
| 三、治理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的对策 |
| (一)深化思想教育防范机制,营造“不想腐”氛围 |
| 1.加强村干部文化素养和法纪教育,自觉践行“两个维护” |
| 2.建立村干部激励保障机制,充分激发工作热情 |
| 3.强化村干部正确权力观和服务意识,大力推进清廉建设 |
| (二)健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强化“不敢腐”震慑 |
| 1.明确职能部门监督责任,突出政治监督 |
| 2.发挥村务监督机构作用,落实民主监督 |
| 3.加强社会监督制约力量,强化党外监督 |
| (三)整治扶贫工作管理机制,扎紧“不能腐”笼子 |
| 1.优化贫困信息识别方法,实施动态管理机制 |
| 2.严格执行村务公开制度,确保信息公开透明 |
| 3.规范扶贫资金管理制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趋势的行动连带 |
| (二)现代社会权利本位的价值依归 |
| (三)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结构转向 |
| 二、研究价值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贡献 |
| 三、研究述评 |
| (一)国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的逻辑演进 |
| (二)国外高等教育腐败治理机制研究的总体图示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设计 |
| (一)思路安排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 |
| (二)不足 |
| 第一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高校腐败 |
| (二)治理机制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理论 |
| (二)机制设计理论 |
| 第二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机理剖析 |
| 一、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动力系统 |
| (一)系统情境的宏观驱动 |
| (二)治理网络的开放赋能 |
| (三)主体价值的内生激发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控权逻辑 |
| (一)高校权力监督的有效性 |
| (二)高校权力制约的正当性 |
| (三)高校权力惩治的现实性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规则供给 |
| (一)生成路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统一 |
| (二)规则执行:强制、激励与认同接续 |
| 四、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行动框架 |
| (一)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 |
| (二)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 |
| (三)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 |
| 第三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历程 |
| 一、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8年:动员群众,思想改造,运动式批判 |
| (二)1978-1989年:清理整顿,纠正行风,整风式拒腐 |
| (三)1989-2002年:破除垄断,遏制寻租,专项式打击 |
| (四)2002-2012年:体系建设,点面结合,系统化惩防 |
| (五)2012年至今:顶层设计,聚焦监督,制度化治本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 |
| (一)动力转换: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 |
| (二)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 |
| (三)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 |
| (四)行动框架:从运动式为主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经验回视 |
| (一)坚持党的领导,规范机制运行的方向性 |
| (二)坚持专业化反腐,发挥纪检监察机构职能 |
| (三)坚持系统化反腐,形成整体性治理格局 |
| (四)坚持以责任制为核心,推动渐进式治理 |
| 第四章 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探析 |
| 一、研究设计及实施 |
| (一)扎根理论编码方法 |
| (二)理论性取样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的三级编码 |
| (一)开放性编码 |
| (二)主轴性编码 |
| (三)选择性编码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的深层意涵 |
| (一)科层治理机制 |
| (二)网络治理机制 |
| 第五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对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
| 一、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构建 |
| (一)研究假设 |
| (二)预测问卷设计 |
| (三)正式问卷与实证分析 |
| (四)验证性因子分析 |
| 二、理论模型拟合及路径分析 |
| (一)结构方程的拟合 |
| (二)直接作用下的网络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 |
| (三)直接作用下的科层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 |
| (四)中介作用下网络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的影响探究 |
| 三、结果与讨论 |
| (一)研究假设结果汇总 |
| (二)检验结果与分析 |
| 第六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困境 |
| 一、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 |
| (一)“组织-环境”框架下的“脱耦” |
| (二)多层次目标体系的功能冲突 |
| 二、治理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割裂 |
| (一)规制缓和与政府监督博弈失衡 |
| (二)低组织化造成社会监督行动局限 |
| (三)身份困境导致纪检监督的结构性悖论 |
| (四)校内民主监督的“空心化”矛盾 |
| 三、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弱化 |
| (一)治理的公共性欠缺 |
| (二)多重关系诱发治理的内卷化 |
| (三)路径依赖导致治理工具单一 |
| 第七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优化方略 |
| 一、行动者主体性的生态化建构 |
| (一)以角色转换优化党委政府控制职能 |
| (二)以激励相容强化主体责任 |
| (三)以嵌入化激发纪检监督的“结构洞”优势 |
| (四)完善基于“日常生活”的实体性师生监督 |
| (五)以自主性保障社会主体的参与性 |
| 二、治理动力集成性的多元化整合 |
| (一)权力驱动与权利驱动的互动 |
| (二)外部驱动与内部驱动的重构 |
| (三)以权威驱动调适利益驱动 |
| 三、治理过程协同性的动态化平衡 |
| (一)高校腐败治理与政府腐败治理的目标协同 |
| (二)透明度与回应性的认知协同 |
| 四、关键影响路径的功能性再造 |
| (一)构建以价值理性为导向的问责机制 |
| (二)从数据民主向技术治理进阶 |
| (三)一体性推进制度化治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中国食品安全的政府监管权力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的缘由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研究 |
| (二)关于政府权力配置的研究 |
| (三)关于协同治理问题的研究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的界定及基础理论 |
| 一、相关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食品安全 |
| (二)食品监管 |
| (三)权力配置 |
| (四)政府权力配置 |
| 二、政府权力配置的相关理论 |
| (一)权力政治学基本理论 |
| (二)协同治理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分析 |
| 一、中国食品监管政府责任与权力配置的发展轨迹 |
| (一)改革开放之前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配置 |
| (二)改革开放之后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配置 |
| 二、现行中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配置 |
| (一)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横向配置 |
| (二)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纵向配置 |
| (三)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结构性变革 |
| 三、现行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的综合分析 |
| (一)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根据 |
| (二)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原则 |
| (三)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合理性 |
| (四)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实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实效分析 |
| 一、中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成效 |
| (一)食品安全中央政府监管权力强化的效应 |
| (二)食品安全地方政府监管权力增强的效应 |
| (三)食品监管社会协同治理的实际效应 |
| 二、中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中问题的呈现 |
| (一)政府权力越位导致食品安全监管的政府失灵 |
| (二)政府权力缺位导致食品安全监管的市场失灵 |
| (三)政府权力错位导致食品安全的社会监管缺失 |
| 三、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不当引发的食品安全风险分析 |
| (一)政府权责失衡导致的食品安全风险 |
| (二)政府权力结构失衡导致的食品安全风险 |
| (三)政府与社会协同缺失导致的食品安全风险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食品安全监管权力配置的国际比较 |
| 一、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典型国家的基本形态 |
| (一)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比较论域的选定 |
| (二)不同国家食品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类型的比较分析 |
| (三)不同国家政府权力配置制度管理幅度的比较分析 |
| 二、国外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模式的比较与借鉴 |
| (一)国外食品安全政府法律体系的形成 |
| (二)国外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制的形成 |
| (三)国外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的空间配置 |
| 三、国外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的综合分析 |
| (一)日本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 |
| (二)美国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 |
| (三)德国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家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的体制改革 |
| 一、食品安全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的体制改革的目标 |
| (一)强化中央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力度 |
| (二)保障食品安全监管权力的灵活调度 |
| (三)发挥食品安全监管多元治理功能 |
| 二、构建跨部门食品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结构 |
| (一)构建食品安全监管跨部门协同权力结构 |
| (二)建立食品监管跨地区协同治理的权力结构 |
| (三)建立食品监管政府多部门协同的权力结构 |
| 三、构建跨部门食品监管政府权力配置治理机制 |
| (一)建立食品监管跨部门责任分担机制 |
| (二)建立食品监管跨部门沟通协商机制 |
| (三)建立跨部门治理运行机制 |
|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国家食品监管权力良性运行机制的建构 |
| 一、食品监管政府权力配置的制度化建设 |
| (一)构建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法规体系 |
| (二)设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行政权力配置制度 |
| (三)完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领导责任制度 |
| 二、构建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与行使的倒查机制 |
| (一)建立食品监管协同治理的召回机制 |
| (二)建立食品监管政府履职制度化评估体系 |
| (三)优化食品监管政府权力协同治理水平 |
| 三、建立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监督机制 |
| (一)完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行政问责机制 |
| (二)建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党内监督机制 |
| (三)建立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权力配置的社会监督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实践和现实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目的 |
| 1.1.3 选题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思路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的重难点及不足之处 |
| 1.3.3 创新点 |
| 2.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中央苏区 |
| 2.1.2 腐败的定义 |
| 2.1.3 廉政的定义 |
| 2.1.4 反腐倡廉建设 |
| 2.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廉政思想 |
| 2.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理论 |
| 2.2.2 列宁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理论 |
| 2.3 西方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 |
| 2.3.1 西方政治权力的内涵及特征 |
| 2.3.2 西方权力制约理论的内容及目标 |
| 2.4 中国传统反腐倡廉思想 |
| 2.4.1 中国传统反腐倡廉思想的发展 |
| 2.4.2 中国传统反腐倡廉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缘由 |
| 3.1 红色政权的建立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保障 |
| 3.1.1 赣西南、闽西苏维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3.1.2 中央苏区的形成 |
| 3.2 中央苏区出现了腐败现象 |
| 3.2.1 工作敷衍,官僚作风 |
| 3.2.2 开支随意,生活腐化 |
| 3.2.3 贪污公款,中饱私囊 |
| 3.3 中央苏区分析了腐败成因 |
| 3.3.1 长期封建官僚主义的毒害 |
| 3.3.2 新兴政权制度建设的不完善 |
| 3.3.3 传统社会内部体系的孱弱 |
| 3.4 中央苏区意识到腐败危害 |
| 3.4.1 加剧苏维埃政权财政危机 |
| 3.4.2 加大苏维埃政权建设难度 |
| 4.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措施及成效 |
| 4.1 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措施 |
| 4.1.1 思想上加强教育,提高干部素质 |
| 4.1.2 政治上发扬民主,健全民主制度 |
| 4.1.3 经济上统一财政,建立财政审计制度 |
| 4.1.4 制度上加强立法,严惩腐败行为 |
| 4.1.5 机制上加强监督,建立党政监督机制 |
| 4.1.6 职能上政企分开,禁止政府机关参办企业 |
| 4.2 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的成效 |
| 4.2.1 贪腐分子得到严惩,掀起了节省运动高潮 |
| 4.2.2 苏区干部作风转变,造就了勤政为民的政权 |
| 4.2.3 纯洁了革命队伍,赢得了前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 |
| 5.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对当今廉政建设的启示 |
| 5.1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构筑反腐败道德防线 |
| 5.1.1 促进党员干部树立马克思主义人民本位观 |
| 5.1.2 大力培养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
| 5.1.3 以严肃党内生活为着力点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
| 5.2 坚持破立并举,注重建章立制,构筑反腐败制度防线 |
| 5.2.1 加大制度改革力度 |
| 5.2.2 提升制度执行力度 |
| 5.2.3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
| 5.3 健全公权力约束机制,构筑反腐败权力监督防线 |
| 5.3.1 优化行政权力监督体系建设 |
| 5.3.2 强化司法制约权力体系建设 |
| 5.3.3 推进舆论监督权力体系建设 |
| 5.4 将反腐倡廉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目标之中,构筑反腐败长效机制防线 |
| 5.4.1 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反腐败斗争,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 |
| 5.4.2 强化源头预防,压缩腐败空间 |
| 5.4.3 用中国梦凝聚起党和人民的反腐力量 |
| 6.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8）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政治腐败问题及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状况 |
| 0.3 .研究思路及创新点 |
| 一、19世纪中后期英国政治腐败的社会背景 |
| 1.1 .工业革命使资产阶级经济实力壮大 |
| 1.2 .政治改革使资产阶级政治权利扩大 |
| 1.3 .城市化的发展使新利益阶层特权化 |
| 二、19世纪中后期英国政治腐败的主要表现 |
| 2.1 .选举腐败与滥用机制 |
| 2.2 .荣誉贩卖与金融欺诈 |
| 2.3 .地方市政的腐败丑闻 |
| 三、19世纪中后期英国政治腐败的原因分析 |
| 3.1 .新旧利益阶层权力更替的结果 |
| 3.2 .政党争夺执政地位造成的后果 |
| 3.3 .监督机制的弱化与缺失的恶果 |
| 四、英国治理腐败的措施、效果及借鉴意义 |
| 4.1 .英国的反腐治理措施及成效 |
| 4.2 .英国反腐败经验的借鉴意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广东省S市公众反腐败满意度实证研究 ——基于2016-2018年社会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由 |
| 1.2 相关概念 |
| 1.2.1 公众 |
| 1.2.2 反腐败满意度 |
| 1.2.3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相关研究 |
| 1.3.2 国外相关研究 |
| 1.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广东省S市公众反腐败满意度调查设计及执行 |
| 2.1 研究目的 |
| 2.2 研究内容 |
| 2.3 研究方法 |
| 2.4 数据来源 |
| 2.5 调查执行及样本结构 |
| 第三章 S市公众反腐败满意度评价结果 |
| 3.1 总体满意度评价结果 |
| 3.2 按指标分类评价结果 |
| 3.2.1 总体评价指标方面 |
| 3.2.2 政治建设指标方面 |
| 3.2.3 纪检监察业务指标方面 |
| 3.2.4 作风建设指标方面 |
| 第四章 影响S市反腐败满意度的因素 |
| 4.1 影响因素产生途径 |
| 4.2 主要因素分析 |
| 4.2.1 信息不对称 |
| 4.2.2 感知有偏差 |
| 4.2.3 评价欠量化 |
| 4.2.4 期望未达到 |
| 第五章 提升S市反腐败满意度的思路建议 |
| 5.1 提升反腐败满意度的思路 |
| 5.2 提升反腐败满意度的具体建议 |
| 5.2.1 加大反腐败宣传力度,提高信息契合度 |
| 5.2.2 提高反腐败工作质量,提高反腐感知度 |
| 5.2.3 扩大公众反腐败参与度,畅通评价渠道 |
| 5.2.4 促进反腐败成果转化,回应公众期待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S 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调查问卷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答辩决议书 |
（10）网络反腐发展演变与制度化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腐败 |
| 2.1.2 网络反腐 |
| 2.1.3 制度与制度化 |
| 2.1.4 网络反腐制度化 |
| 2.2 相关基础理论 |
| 2.2.1 功能主义冲突论 |
| 2.2.2 制度变迁理论 |
| 第三章 网络反腐的发展历程与主要特征 |
| 3.1 反腐的治理模式 |
| 3.1.1 运动反腐 |
| 3.1.2 权力反腐 |
| 3.1.3 制度反腐 |
| 3.1.4 法治反腐 |
| 3.2 网络反腐的发展历程 |
| 3.2.1 萌芽阶段(2000-2007年) |
| 3.2.2 高速发展阶段(2008-2012年) |
| 3.2.3 制度化新阶段(2013年至今) |
| 3.3 网络反腐的主要特征:基于241个网络反腐案例的分析 |
| 3.3.1 网络反腐案例的主要特征分析 |
| 3.3.2 网络反腐的参与者分析 |
| 第四章 网络反腐制度化的必要性及其现状 |
| 4.1 网络反腐的内在局限 |
| 4.1.1 网络信息失真加剧冲突情绪 |
| 4.1.2 群体极化现象破坏社会秩序 |
| 4.1.3 偶然性和选择性降低反腐效力 |
| 4.2 网络反腐纳入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的功能定位 |
| 4.2.1 网络反腐冲突的社会调节功能 |
| 4.2.2 网络反腐的社会安全阀功能 |
| 4.2.3 网络反腐是传统反腐体系的有效补充 |
| 4.3 网络反腐制度化的现状 |
| 4.3.1 正式规则层面 |
| 4.3.2 非正式规则层面 |
| 4.3.3 实施机制层面 |
| 第五章 网络反腐制度化的新问题与反思 |
| 5.1 网络反腐演变中制度化产生的新问题 |
| 5.1.1 制度建设失衡和执行偏差 |
| 5.1.2 网络反腐的特性逐渐消亡 |
| 5.1.3 网络反腐活力的部分丧失 |
| 5.1.4 网络反腐的社会整合功能下降 |
| 5.2 网络反腐制度化新问题的原因 |
| 5.2.1 制度反腐的局限和公共权力异化 |
| 5.2.2 网络反腐冲突强度的调节与引导 |
| 5.2.3 网络反腐中话语权的争夺与控制 |
| 5.2.4 网络治理对民间网络反腐的冲击 |
| 第六章 网络反腐制度的调适路径 |
| 6.1 完善正式规则,强化网络反腐特色定位 |
| 6.1.1 加强立法的体系化和专门化 |
| 6.1.2 确立网络反腐参与者的权力界限 |
| 6.1.3 规范网络反腐司法行为 |
| 6.2 培育非正式规则,激发网络反腐活力 |
| 6.2.1 树立公职人员的正确网络反腐观 |
| 6.2.2 加强传媒的自律意识和柔性监管 |
| 6.2.3 提升公民意识和网络素质 |
| 6.3 健全实施机制,发挥社会整合功能 |
| 6.3.1 改善信息公开机制 |
| 6.3.2 完善网络举报机制 |
| 6.3.3 健全舆情引导机制 |
| 6.3.4 完善反腐对接机制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1 作者简历 |
| 2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3 参与的科研项目及获奖情况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四、浅谈舆论监督与遏制腐败（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D]. 孙新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02)
- [2]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D]. 张玉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监察委员会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研究[D]. 李思宇.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4]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问题研究 ——基于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840起腐败典型案例的样本分析（2017-2020年）[D]. 余宁霞. 吉林大学, 2021(01)
- [5]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D]. 梅士伟. 吉林大学, 2020(03)
- [6]中国食品安全的政府监管权力配置问题研究[D]. 康俊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7]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实践和现实启示[D]. 杨彩. 江西农业大学, 2020(07)
- [8]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政治腐败问题及治理[D]. 杨晓燕. 内蒙古大学, 2020(12)
- [9]广东省S市公众反腐败满意度实证研究 ——基于2016-2018年社会调查[D]. 何沛颜.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10]网络反腐发展演变与制度化的反思[D]. 周超逸.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3)
标签：网络反腐论文;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舆论监督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