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发展食用野菜

一、谨慎开发食用野菜（论文文献综述）

邱涛^[1]（2020）在《四川藏区药用民族植物学研究》文中指出目的:通过研究四川藏区药用民族植物区系特征,结合壤塘县、丹巴县民族植物学调查研究结果,阐明四川藏区藏族药用民族植物开发利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讨四川藏区特色资源物种的使用价值及应用前景,为四川藏区藏族医药及民族经济的发展提供参考资料。方法:（1）采用民族植物学文献研究法,收集藏医药专着中植物药信息,核对修订后,梳理在四川藏区有分布的藏药材,结合植物区系分析方法,总结归纳其基本特征。（2）采用民族植物学中的沉浸式调查结合人物访谈、问卷调查、野外考察等方法,以阿坝州壤塘县（牧区、草原藏族、安多文化、觉囊派）和甘孜州丹巴县（农区、高山峡谷藏族、嘉绒文化、多宗教融合）为研究区域,以药用植物为重点研究对象,实地调研民间对当地野生植物的采集、加工方法、使用方式、主要功效、习俗禁忌等,对比分析四川藏区不同区域民族植物的传统使用知识及民族药发展的异同。结果:（1）分布于四川藏区的常用藏药材有140科440属1448种。单科含属量中菊科（40属）最多,单属含种量中紫堇属（35种）最多,入药部位以地上部分或全草类药最多（725种）。（2）四川藏区分布藏药中种子植物共393属1340种,可划分到15个分布区类型。其中以北温带广布型最多,有120属653种;中亚分布型最少,仅6属16种。（3）四川藏区藏药材集中分布于海拔2000-4500m的寒温性针叶林、亚高山灌丛、草地等植被类型中,为四川藏区藏药的主产生境,药材形态与环境高度适应,呈现植株矮小、根系发达等特点。（4）壤塘县觉囊文化区常用乡土植物有27科38种（含菌类6科6种）:食用乡土植物12科13种,食用部位为嫩枝叶,兼食花、果实、根、茎乃至全株;药用或药食两用乡土植物13科16种,泡酒、泡水居多,兼有熬汤食疗,保健预防为主;装饰用乡土植物4科4种;建筑用材或薪柴乡土植物4科4种;宗教民俗1科1种。（5）丹巴县常用民族植物共计51科90种:其中药用植物26科39种,以菊科为主;食用植物17科24种,多为蔷薇科;药食两用植物17科22种,以伞形科居多。常用药用植物主要分布在海拔1700-3000 m左右的草地、灌丛及林缘、高山流石滩、杂木林地及河岸沟边等;常用食用植物主要分布于海拔1700-3500 m左右的路旁田间、林地;药食两用植物多分布于海拔2000-4000 m的林缘、路旁及灌丛中。结论:（1）四川藏区药用民族植物品种丰富,以菊科、伞形科等科类为主,植物区系成分带有明显的温带性质,集中分布于海拔2000-3500m左右的寒温性针叶林、亚高山灌丛或高寒草甸草原。（2）四川藏区药用民族植物具有适用面广、功能多样和极具民族特色等特点,具有较大的利用价值和开发价值,但目前也出现受外来文化冲击,使得民族医药知识出现趋同,需引起重视。（3）四川藏区药用民族植物在不同区域及不同生境中丰富度不一致,且各地药用民族植物的使用品种、使用量和使用方式等因地形地貌及受到其他民族文化影响存在差异,开发利用时需因地制宜,合理规划。（4）四川藏区已出现药用民族植物传统使用知识丢失、资源短缺等现象,加快开展四川藏区药用民族植物传统使用知识的收集整理、民族植物学研究和以丹巴等为代表的生境多样、农业基础良好的区域进行野生抚育、仿野生栽培和生态种植等这类环境友好的可持续模式的种植工作等,以保护四川藏区文化多样性及物种多样性。

章玉茹^[2]（2020）在《人神共场：老君山黎明地区傈僳族山神信仰与生态观研究》文中指出山水自然是山地民族重要的生产生活要素之一,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形成了与山水自然相关的独具特色的山神信仰体系。笔者所言之山神,究其本质是对山体、山中的自然现象和山中种种神秘力量的人格化,是超自然力量的高级形态。山神信仰研究将“山神”这一形象置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场景中,关注人们对自然的感知,梳理原始宗教中的山神信仰体系及其祭祀仪式,并经由“山神”这一符号来窥探特定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这能够为我们理解山地民族传统的生态观念、生态行为及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生态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一个重要视阈,对于丰富我国西南民族山神信仰研究个案及民族地区山水自然的文化内涵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这也是对传统生态观念现代性转型认识的延伸,能够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工作提供智力支持,促进区域文化价值提升。从广义上说,山神信仰的范围应该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对山中种种神秘力量的崇信,即指一种具有人格但没有形象的超自然力量,因为它是模糊不清、隐隐莫测的,所以人们总是将它与具体的自然事物和力量相联系,这种神秘力量是山神观念的最初形态。其二是对掌管山中一切事务的神灵的崇信,即既有人格,又有形象（如人形、动物形等）、神性和司职的山神。本文选取的田野点为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黎明乡,其地处滇西北横断山脉纵谷腹地的老君山地区,以神奇壮丽的丹霞地貌,错落有致的高山湖泊着称,拥有良好的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珍稀动植物资源。居住在当地的傈僳人认为,大自然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物质世界,而是充满神灵的,日、月、山、川、河、流、树木等等,都幻化为“尼”（ni31）,他们主宰不同的生命,发挥不同的功能,而“米司尼”（mi33 s（?）33 ni31）是大自然的主宰者,并且决定着人的吉凶祸福。当地傈僳族居民生活在这样人神共场的场域空间,衍生出一套山神信仰下的山水自然互动行为和生存哲学,人们通过“尼”（ni31）的祭祀仪式调适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因之而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生态规训与护林制度,指导其生态行为。文章旨在以老君山黎明地区傈僳族对山水自然的“感知——敬畏——信仰——规范”为线索追溯山地民族传统的生态观念,串联起傈僳族与山水的认知和互动行为,探究其对维护生态环境的内涵与意义,从而使我们对多样性的地方性知识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理解。本文共由三个部分组成,导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包括四个章节。导论主要介绍了研究缘起、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资料收集方法,同时对学界相关的研究动态进行系统梳理。第一章介绍了黎明乡的文化生态背景、历史、生计与族群以及田野点的基本情况;第二章叙述的是傈僳族对自然的感知及人神共享的空间观,着重对以老君山为载体的宗教文化与山神信仰体系进行研究。此部分以神话传说与口头文学作品中的山水自然为导入,梳理人们对山体、山中自然现象和山中种种神秘力量的崇拜,譬如米司山神、水火沟壑、动植物、天体自然、山中神秘力量等。第三章从傈僳族氏族图腾入手,对生命溯源的伦理观进行描述和分析,梳理与人生礼仪相关的祭祀仪式,概括与分析傈僳族山神祭祀活动与生命认知的社会整合功能,及其中蕴含的生态观念。第四章探究傈僳族道法自然的生产观,他们依据不同的海拔居于山,农具获取于山,生产于山,采集医药于山,并依据花开花落、候鸟回归、草木枯荣等规律性的自然变化记录时间,安排生产活动。对他们依据不同海拔生产、居住与祭祀仪式中所体现的在自然中的实践活动与护林制度进行研究梳理,探讨其生态意义。结语部分总结了山地民族傈僳族的传统生态观念及其现代转型,认为在傈僳族传统宗教信仰中将对米司山神的崇拜置于突出地位,而将人与自然万物视为同源生命体之观念是傈僳族先民自然观和生态观的思想根源之一,体现了傈僳族先民在漫漫岁月中与大自然朝夕相处得出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经验,这种传统的生态观念为黎明地区的傈僳族世代继承,并指导其生态行为,形成坚实的生态自觉性,使今天的黎明成为众人向往的生态园区。这些传统生态观念在现代社会亦将有益于推进山地生态保护工作的开展,对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莹^[3]（2020）在《《改善糖尿病，对药物说拜拜》日汉翻译实践报告》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近年来因为饮食不当而引发的富贵病日渐受到大家的关注,糖尿病就是其中一种富贵病。目前临床上缺乏有效的手段来控制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生,因此预防为主,保健先行的医疗观念需要得到重视。鉴于上述理由翻译医学类科普文,科学普及糖尿病知识大有裨益。本次翻译实践报告所选文本是由日本名医栗原毅着写的《改善糖尿病,对药物说拜拜》科普书籍,作者通过提供合理的饮食治疗和健康的运动疗法,通俗易懂地向大家普及糖尿病的预防知识和治疗方法。1981年,纽马克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两个概念。语义翻译要求译文尽可能呈现原文的语义内容,译文语言尽可能符合译语的语义与句法结构;交际翻译则注重信息传递的效果,要求译文对译文读者产生的影响,尽可能接近原文读者所产生的影响。而科普翻译要求译文遵循忠实准确、文采有趣、通俗易懂的原则。纽马克理论的语义翻译策略和交际翻译策略,正可满足科普文本的科学性所要求的语义准确,与文学趣味性所要求的交际效果,为糖尿病科普文本的翻译提供了理论支持。本次翻译实践的难点主要集中在医学术语翻译、文化负载词翻译和食物类专有名词翻译、省略句翻译这三个方面。在处理词汇翻译时,以语义翻译为指导采用直译加注的方法,同时兼以交际翻译为指导采用改译法、意译法以及以英语为媒介的间接回译法等;而在省略句翻译上,主要根据句子存在的语义修辞上的省略和句法结构上的省略这两个视角进行分析。在语义修辞省略句中,按目的语读者的习惯,通过增译法在译文中适当增词以引申原文的实际内涵;在句法结构省略句中,通过增补日语中省略的句子成分以完善句子信息。翻译实践报告主要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对整个翻译项目进行概述,主要描述了本次翻译项目的背景与内容、翻译项目的难点和意义。第二章,描述翻译实践的过程,由译前准备、初译过程以及译后整理三个部分组成。第三章,总结科普翻译的特征,论述纽马克理论的语义翻译策略和交际翻译策略的内涵,并探讨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与科普翻译的相适性。第四章,结合具体的翻译案例,探究语义翻译、交际翻译策略在词汇翻译和句子翻译过程中的运用。第五章,总结归纳本次翻译实践报告。

松芳^[4]（2020）在《青稞糌粑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青稞糌粑为中心的藏族饮食文化为研究对象,主要从饮食人类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在地化观察与研究,对青稞糌粑文化的特征、价值和意义进行探讨。重点考察了在饮食生活中,藏民族如何运用相关青稞糌粑的内部知识体系,理解并调适人同所处特殊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尝试通过地方性知识及“生长于斯”的经验性的“深描”,完成关于青稞糌粑的食物民族志写作。同时,从糌粑文化的个案研究出发,探索藏族传统饮食文化的整体研究构架,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路径,并试图与文化生态学、象征人类学等多种研究范式进行对话。藏区至今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围绕青稞糌粑的技艺、制度、信仰等传统文化知识体系形态,藏族饮食文化的综合特点在于:单一的食材、极简的烹制和规模化的生产,朴素与实用的形态背后却隐含有人类精神中更多的文明指数,并拥有与之相应的一套文化意义体系。论文首先梳理了藏人对青稞生成环境的认知和糌粑原料的获取过程;描述糌粑的生产制作与食用方式以及饮食制度;围绕在不同空间展开的各种仪式中糌粑作为信仰食物所呈现出的象征意义;探讨了糌粑作为藏人主食具有的感官、记忆与自我认同功能;以及在现代性实践中的现状及可能的未来走向。论文的主要观点总结如下四个方面:第一,饮食文化中,食物原料的生产环境决定人们的生计方式和饮食形态,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生态环境是决定饮食文化的主要因素,因此,整体对青稞糌粑文化的把握,应从“地理和人文的结合部”的角度去理解,方法论方面应注重饮食实践层面的综合考察。第二,作为生物性营养需要的糌粑和作为精神需求的糌粑之间相互转化,贯穿于藏文化的方方面面,使藏人对糌粑有着习惯性的忠诚,成为维系统一藏族传统文化的纽带。第三,藏人与青稞糌粑的互动,和与其所处青藏高原特殊环境之间相互调适的过程中,所形成的饮食文化对象征符号的运作,使食物的意义进入象征系统并成为破译文化的符码,在广泛的时空中扮演着连接人与所处环境之间的中介角色。不同文化赋予具有永恒功能的食物以不同的意义,生活在藏文化中的人们,在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和逻辑的象征体系之中,形成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认知。同时,借助于象征符号的能动性运作,人与其所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之间的调适终以和谐实现。第四,外来的饮食及其文化,扩大了藏族原有的饮食体系,丰富了本土糌粑为主食的饮食结构,而未替代糌粑酥油在藏族饮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糌粑酥油为核心的饮食文化系统,在整体的藏文化中形成一个特殊的文化体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边界。论文力求把对青稞糌粑文化的探讨,贯穿一条鲜明的人文思想主线,糌粑为主兼及其他的饮食结构、“医食同源”的藏人饮食保健养生思想、生命平等的生态法则、尚“善”的人文观念和“尊老”的传统。

李娜^[5]（2019）在《民间信仰与生存实践 ——碑格彝族濮拉人的民族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村落、社区为基点,以民族志书写为基础,运用人类学宗教研究的理论视角和彝族宗教研究的成果,通过对云南省开远市碑格乡的彝族濮拉人最具有代表性的三类民间信仰的深入研究,籍此对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加以呈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碑格彝族濮拉人民间信仰的文化内涵、以及这些民间信仰在现代社会如何与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等问题。首先,濮拉人的自然崇拜与旱作农耕的社会生活。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社会生产力极低的条件下,濮拉人对大自然的依赖常把自然界的事物人格化,崇拜着天地日月等各种自然神灵,这些神灵与人们旱作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山区绝大部分仍以旱作农耕作为主要生计来源的濮拉村民来说,土地、阳光、雨水对农作物的生产至关重要,这是他们崇拜天地日月等自然神灵的根源所在。至今濮拉人还保留着传统的祭年和祭龙仪式,仪式中的年树（年神）和龙树（树神）是天地的象征,其整个祭祀过程是人们崇天敬地的仪式反映,同时也是他们旱作农耕社会生活的一种符号表达。从濮拉人的生存状况出发,人们对自然神明的心态和行为可归结为一种民间宗教,其中包含着人与自然互为依存的初步认知和信仰习俗。祭年和祭龙仪式是濮拉人协调与自然相互关系的一种生存智慧,其仪式行为背后蕴含的是人们对丰产丰收和人畜增殖的期盼和诉求,同时也是辛勤耕作的濮拉人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其次,濮拉人的祖灵崇拜与父系血缘的延续。濮拉人的祖灵崇拜建立在父母灵魂不灭的信念基础之上,人们认为父母生前是世上对自己最关怀的人,死后必定会处处保佑着自己的子孙。基于这样的观念,濮拉人产生了一套严密的丧葬仪式,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一,葬礼具有随地点、状态、身份变化的过渡意涵。其二,葬礼中的象征符号承载着濮拉人的历史信息,是人们族群记忆的重要体现。其三,葬礼中仪式主体的性别分工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主家男性成员在整个仪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以死者儿子为主体的仪式行为,还是葬礼中实质性的礼物流动,都在发挥着维系父系血缘社会结构的文化功能。另从家族的外部来看,葬礼中村民们的相帮互助多以男性家长的名义进行,由此也强化各父系血缘家族与社区的整合,增强了村寨社区的凝聚力。在祖灵的关照下,父系血缘纽带是维持濮拉家庭、家族乃至村落社会运转的内部机制。最后,濮拉人的鬼魂信仰与疾病治疗的抉择。鬼魂在碑格濮拉人的疾病观念居于主导地位。濮拉人鬼与魂的区别是,魂指活人,鬼指死人;如果魂离开了人体,人就要生病;如果鬼附着在活人身上,人也要生病。为解除疾病带来的困扰,濮拉人叫魂和驱鬼仪式一直盛行不衰,这种需求使通过驱除鬼魂为人治病的仪式专家（贝玛和锁斋）应运而生。日常生活中,濮拉人遇到身体不适,请贝玛和锁斋治病是他们疾病治疗的首选,在其治疗无效的情况下,人们才会去医院就医,对传统治疗的依赖反映出他们对地方知识和信仰体系的认同,这也是濮拉人求医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濮拉人在依赖传统治疗的同时,并没有对现代医疗拒而远之,而是将两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在“神药两解”中交替选择是人们在解决生命困扰的疾病治疗实践中发展出来的较为明智的抉择方式。

杨继飞,刘河琴,刘姝瑶,李丽^[6]（2019）在《几种通化地区常见野菜鉴别》文中提出为群众食用野菜提供鉴别基础,介绍刺五加,荠菜,短果回芹,山糜子与易混品的鉴别方法,进一步推广野菜知识。

吴柔^[7]（2019）在《曼腊村竜林地方性知识的村民认知差异研究》文中指出西双版纳傣族竜林最早起源于当地的民间宗教与祖先崇拜,之后在傣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适应当地生态环境的过程中,竜林与其他文化事项一起构筑了一套与整个傣族村落文化空间相关联的地方性知识体系,进而在当地构建景观格局、开展农事、文化认同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竜林地方性知识如同一根链条,通过它将当地傣族社会的整个政治、经济、文化都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内外交织、关系复杂的地方性知识网络。本文以西双版纳州勐海县的一个典型傣族村落曼腊村为田野点,通过定性的田野调查和定量的问卷调查方法,考察了竜林地方性知识的基本内容以及当地不同村民群体对它的认知差异,并对这种差异进行了人类学视野下的社会文化分析。基于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笔者将竜林地方性知识整理划分成三个维度,分别是竜林信仰、技术实践以及组织与管理机制。竜林信仰是对当地傣族人如何认识自然与社会、如何认识人与自然关系观念的总结,竜林地方性知识中的技术实践则是当地村民如何将当地生态文化的理念与认知付诸于他们的生产生活实践之中,竜林的组织与管理机制有时候也可以简化为管理性知识,其主要内容在于面对自然环境之时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在本文中,不同村民群体包含三个年龄群体（年轻群体为20岁-40岁、中年群体为41岁-60岁、老年群体为60岁以上）以及男性与女性两个不同的性别群体。研究结果发现,年龄和性别确实是影响竜林地方性知识实践与传承的重要因素,关于竜林地方性知识不论是信仰层面还是技术实践与组织管理层面都呈现出从老年群体到年轻群体的下降趋势,同时研究还表明,在竜林地方性知识的储备上男性村民明显高于女性村民。总而言之,在现代化的影响下,曼腊的竜林地方性知识正在流失。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元的,它是由内外交织的因素共同推动,例如年轻人拥有较多的外出工作的机会,与此同时他们比老年人、中年人接受了更多的现代学校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社会文化和经济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边缘地区脆弱的地方性知识正在逐渐消失;同时曼腊竜林地方性知识的变迁还可以作为显示整个傣族社会文化正在发生巨大变迁的一面镜子。

李思红,饶治,王冲,李泓铮,冷伟芳^[8]（2018）在《可食用野生植物的栽培现状和发展前景》文中研究说明在我国,可供人们食用的野生植物种类繁多,储量丰富。充分利用野生植物资源,可以使人们获取更多的食物,增添人类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来源,进而调整人们的膳食结构。但除少数野生植物被简单开发利用外,大多数尚处于待开发状态。基于此,以江西省抚州市为例,对野生可食用植物的人工栽培利用方面进行资源调查,并剖析其食用利用价值及开发前景。

葛小寒^[9]（2018）在《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文中研究说明明代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这种活力表现在商业的发展与文化的多元性之上。作为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明代农业生产的扩大支撑着当时社会的调整与转型,与此同步的则是明代农书数量的喷发,并由此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农学知识体系。那么,对于明代农书的研究便是必要的:一方面,明代农书所蕴含的农学知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农业技术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明代农书更是深深浸润在当时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诚然,前辈学者已经对于这一问题有了相当的讨论。但是,他们的研究大部分是在基础的“文献考辨”之上对当时农书所记载的“科学技术”进行评介,抑或是利用农书中透露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史料去考察当时的农业生产与农村生活。由此可见,前人对于明代农书本身的讨论仍是缺乏的,尤其缺少在文献的进一步整理之上,从“知识史”的角度切入进行探讨。从“文本”与“知识”的角度考察明代农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明人的观念中究竟是如何认识作为概念的“农书”。借助于当时士人留下的“文集”、“书目”与“农书”进行分析,明人对于“农书”这一概念的认识颇为多元且伴随着参与性程度的不同发展出异样的农书观。为了研究方便而对于这种多元的“农书”认识作一概括的话,可以总结为:明代的农书便是当时的农事书、农艺书与农政书。明晰了这一范畴之后,梳理现存与佚失的明代文献,不难得出有明一代大约诞生了 502种农书的结论。但是数量的巨大不能掩盖当时农书存在着大量抄袭、翻刻的情况。因此,单纯从农学知识的发展角度来说,明代的有价值的农书数量将下降到300种以下。不过,无论明代究竟有多少种农书,对于它们的文献考证活动自然是不可缺少。尤其是一些农书的作者、版本与诞生时代在之前的农书目录里面有误,还有一些农书是前人未见的,另有一些已经侠失的农书也可以辑佚。如果说“文本”研究专注于文献本身,那么“知识史”视角下的农书研究则侧重于考察农书与时间、空间的互动。从“时间”的角度而言,明代农书与宋代农书的比较可以揭示传统社会的不同时代农学知识关注的变化。主要通过内容、作者与时空分布的对比,宋、明农书的连续性与差异性一目了然:相较于宋代,明代的农书更加注重“统合”,其中负载的农学知识则进一步下移,作为农书生产的动力也不再受政治权力的制约。另从“空间”角度来说,明代农书中最重要的一种,即“花谱”,除了在知识性上超越宋代以外,还更多承担了专业知识记载之外的交往功能。简言之,在明代的社会空间中,以“花谱”为代表的农书参与了当时士人社交网络的建构。此外,“知识史”的视角除了较为宏观的考察之外,更加关注一种知识或书籍的生产、传播、阅读以及社会影响。从《树艺篇》与《汝南圃史》之间的关系与发展来看,明代农书的生产过程漫长而富有弹性。在“稿本”农书到“刻本”农书的变化过程,不仅是农学知识系统化的过程,也是一些农学知识被删去、另一些农学知识被加入的过程。农书诞生以后的传播活动,官府在其中起到了较为显着的作用。因此考察明代官刻农书的传播行为与影响,可以作为个案了解当时农学知识的传播面向以及传播过程中的问题。当然,传播是农书生产方或者农书刊刻方的行为,农书中承载的农学知识能否真正为时人认同或接受,还得考察当时农书的阅读问题。对此,由于诞生时间颇早,且在明代流传较广的《救荒本草》与《野菜谱》便是探讨农书阅读活动的重要个案。基于农书内容、序跋以及阅读者的书目、批语,乃至翻刻过程中的改造活动,明代农书阅读的多元面向可以被充分挖掘。例如以上两种野菜书的阅读活动,便呈现出早期阅读与晚期阅读的极大不同。这主要表现在,晚明士人对于农书的阅读往往偏离了作者原有的意图。最后,农书与地方社会关系往往不被前人研究所重视,这固然是因为地方性农书不宜保存流传。然而,《亳州牡丹史》却能填补这种研究方向的空白。该书不仅是亳州牡丹的知识性介绍,更是亳州士人与一般百姓从事花事交往活动的记录。通过这一文本,晚明亳州的地方社会显得更加饱满,而《亳州牡丹史》本身也离不开这一社会的制约,尤其是其中所凸显的对于“阶层”变动的敏感。综上所述,明代农书的研究不仅仅是对旧有农业文献的整理与考察,更是对于其中所记录的农学知识的分析。这种分析在过往的研究中过多的侧重在“科学技术”的介绍,而忽略了知识以及其载体（农书）的概念、时空变迁、生产过程、传播活动、阅读与接受等等方面的探讨。而对于以上问题的讨论,才是后人进一步理解当时农学实况的钥匙。

王昇^[10]（2018）在《清代害虫观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为了防治农业害虫,自古以来人们想了很多办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防虫治虫方面积累丰富的技术经验。治虫防灾也一直是中国历代帝王关注的大事,是官员必须承担的任务。同时,中国古人将虫作为生活、生产中合理存在的部分,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活动,只要其不伤害庄稼,不影响人的日常生活即可。不过,这一观念在现代的农药技术大行其道后便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近现代,中国大量采用杀虫剂,杀虫剂的撒布固然简便且效果良好,但对人体、环境的负面影响也很严重,人类滥用杀虫剂的后果,刺激我们去思考环境伦理问题。清朝是帝制时期的最后一个王朝,害虫观念得到总结并发展到最高水平,清代对害虫的防治措施更为完备,《清实录》中有大量关于害虫的记载,治蝗专书与相关地方志也最为丰富。清人具有独特的害虫观念,他们认为,昆虫（包括害虫）,与万物都存在于一气之中,都是自然界气运动的结果。因此,虫与万物都有在自然界存在的同等权利。作为这种观念的反映,在害虫发生的时候,清人虽然也主张捕杀害虫,但他们首先做的是,反省自身,反省自己是否违反了“天”的意志。这里的“天”既有大自然的含义,更有命运主宰者的意蕴。害虫的发生首先是违反“天意”的结果。因此,清人敬畏大自然,敬畏“天”这个主宰者,力求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天”的意志。害虫观念来自于人的见闻与生产、生活实践,面对虫害问题,不同的主体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思想观念。通过梳理相关文献记载可以看出,清代的害虫观念大体上来源于三个主体,一是,清朝皇帝的害虫观念,上至皇太极,下至溥仪,包括慈禧等特殊时期实际统治者的害虫观念;二是,农书作者的害虫观念,清代农书数量丰富,能集中反映农书作者们对于害虫的看法;三是,地方官与民众的害虫观念,他们是如何看待、治理害虫的,这些内容会反映在地方志记载中,本文将通过对方志的查阅与整理进行梳理。三个部分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能够较清楚地反映出清代整个社会对于害虫的认识。清代皇帝认为昆虫是合理存在的,昆虫草木与人与其他生物并育于太和,相信天与人之间可以相互感应,信仰虫神,也相信鱼虾卵可以变为蝗蝻的说法。害虫发生后,皇帝以祈祷、祭祀的方式祈求消除天灾,并自我修省,希望官民与皇帝一体一心,和气致祥则不会有灾害降临。但专事祈祷,放弃治理也是不可取的,害虫并非神虫,有损田禾,危害生产时必须进行捕杀,为防止害虫的发生,需重视预防,实力尽心治理,对于捕虫不力的官员严加惩治。清代治蝗农书众多,其中包含了农书作者们的害虫观念。他们认为,帝王的行为直接关乎虫灾,有好官则蝗虫不入境,或入境即死,地方官侵渔百姓就会有虫害,百姓的孝行也会影响到害虫的发生。并从气的角度解释害虫发生的原因,同时也相信鱼虾的卵可以变为蝗虫。农书作者们主张诚心修省、祈祷、祭祀,上天必然明鉴,民众为之所感,天灾虫害自然消除。还需消除戾气,以迎祥和。他们对害虫的习性与生长规律都有相对科学的认识,提倡害虫可捕、可食,主张消除百姓害虫不可捕的顾忌,并早加预防,治早治小。清代方志中的记载反映的多为基层官吏和普通民众的观念,关于害虫的来源,他们的基本看法是,害虫由天派遣而来,不论灾年、丰年,收成如何都是由天感召,天的运动有其自身规律,并非人的意志可以决定。掌管昆虫的神由上天统一管理,神对虫的行动、地方的丰歉负责,赏罚分明。阴阳失调也会导致害虫的发生,且鱼虾的卵可变化为蝗虫。对害虫究竟因何而来的认识影响到对害虫的治理,地方官与民众将害虫看成是神派遣而来,主要通过祭祀、祈祷天与诸神的方式消除虫灾。由于担心惹怒神灵,即使捕虫,也会向上天祷告其并非主观故意,而是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修德对于害虫的治理很重要,因为虫患发生与否与人的感召有关,遇到虫灾必须自省才能消除。清代地方志中还有诸多对害虫的名称、生长规律、习性等的描述接近于现代科学认识,当地民众据以捕杀害虫,效率较高。同时他们也认识到违背自然规律会导致害虫的发生。皇帝、农书作者、地方官吏与民众对于祭祀、祈祷的看法和害虫是否可捕的认识都存在差异。清代皇帝的实用理性思维方式较为突出,以是否实用为标准,重视历史经验。由于清代前后历经267年,前后期皇帝的治理也有所差别,从前期的积极治理渐渐转向后期的消极治理。而地方官与民众前期认为害虫是人力可战胜的,到后期则更倾向于以祭祀、祈祷的方式祈求天、神的帮助。地方志中还反映了害虫观念的地区差异,总体来说,北方地区重视害虫的捕杀,南方地区重视祭祀、祈祷,陕西、山西与湖南、湖北例外,单独讨论,另外,不同地区对于害虫是否可食的认识也有所不同。与当今彻底杀灭害虫的观念不同,清人认为,昆虫与万物并育于太和,它们有在自然界存在的权利。因此,清代人关于害虫问题的基本观念是,在尊重自然,遵守“天意”的前提下,承认害虫存在的生态合理性,如果害虫不会对农业生产生活构成威胁,人类就不应也不能去消灭这些所谓的害虫。另外,在虫害发生严重的时候,人们除了反省自身的行为之外,也不应听天由命,放任虫害蔓延,对人类社会造成危害。这种独特的害虫观念,或许能对当今的害虫防治工作有一些启迪。

二、谨慎开发食用野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谨慎开发食用野菜（论文提纲范文）

（1）四川藏区药用民族植物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人神共场：老君山黎明地区傈僳族山神信仰与生态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改善糖尿病，对药物说拜拜》日汉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4）青稞糌粑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民间信仰与生存实践 ——碑格彝族濮拉人的民族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几种通化地区常见野菜鉴别（论文提纲范文）

（7）曼腊村竜林地方性知识的村民认知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可食用野生植物的栽培现状和发展前景（论文提纲范文）

（9）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论文提纲范文）

（10）清代害虫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谨慎开发食用野菜（论文参考文献）

• [1]四川藏区药用民族植物学研究[D]. 邱涛. 西南医科大学, 2020
• [2]人神共场：老君山黎明地区傈僳族山神信仰与生态观研究[D]. 章玉茹.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3]《改善糖尿病，对药物说拜拜》日汉翻译实践报告[D]. 金莹. 浙江理工大学, 2020(02)
• [4]青稞糌粑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研究[D]. 松芳.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9)
• [5]民间信仰与生存实践 ——碑格彝族濮拉人的民族志研究[D]. 李娜.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6]几种通化地区常见野菜鉴别[J]. 杨继飞,刘河琴,刘姝瑶,李丽. 花卉, 2019(16)
• [7]曼腊村竜林地方性知识的村民认知差异研究[D]. 吴柔. 云南大学, 2019(03)
• [8]可食用野生植物的栽培现状和发展前景[J]. 李思红,饶治,王冲,李泓铮,冷伟芳. 江西农业, 2018(16)
• [9]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D]. 葛小寒.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10]清代害虫观念研究[D]. 王昇.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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