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北地区生态加速恶化的原因及其治理（论文文献综述）
刘学民[1]（2020）在《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中国雾霾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呈现发生频率高、污染程度重、分布范围广、治理难度大等特征,对公众健康、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威胁,引起了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截至2017年底,我国已出台大气相关政策、法规、方案等280余项,其中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明确提出对颗粒物、SO2、NOx等大气污染物实施协同控制。“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和“打好蓝天保卫战”要求有效提高环境规制效率,对雾霾进行科学施策和标本兼治。因此,探索我国雾霾污染的形成过程、影响因素及治理路径已是当前各界亟需攻克的难题,也是实现新常态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关键切入点。本文以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为研究主题,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理、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机理和路径优化机理。随后运用ESDA技术考察了雾霾污染和环境规制的空间集聚和演化特征,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基于协同与利益相关者视角,构建并测算了环境规制横向跨区域协同度和纵向利益相关者协同度指标,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探索了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通过直接和间接协同效应,展开了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直接、间接路径优化分析,提高了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效果。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成果如下:首先,理论分析环境规制影响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构建环境规制视角下雾霾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的整体理论分析框架。基于环境规制相关“三大假说”、协同理论及利益相关者理论,运用规范分析法,从环境规制协同和优化的角度,阐述了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理、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机理和路径优化机理,为本文研究提供了严谨可靠的理论基础。其次,基于文献阅读、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及空间计量模型,揭示了雾霾的形成过程、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系统构建了雾霾污染人为和自然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研究发现,我国雾霾污染存在强烈的空间自相关性,低-高集聚、高-低集聚向高-高和低-低集聚演化趋势明显;不同影响因素对雾霾污染起到了差异化作用效果,即雾霾是由人为因素直接影响和自然因素间接促进的综合作用结果。对雾霾形成本质认知的提升将为其治理提供思路和方向。接着,基于“污染天堂”、“波特假说”及“竞相到底”假说,研究了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较低的环境规制水平不能改善雾霾污染,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临界值时才能对雾霾污染起到抑制作用,并体现了显着的空间溢出性和时间滞后性。此外,环境规制对雾霾影响作用具有区域差异性,表现为滞后效应对不同地区环境规制效力起到了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如提高了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效力却减弱了其在西部地区的有效性。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是下一步展开环境规制下雾霾协同治理研究的基础。然后,基于协同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了环境规制横向跨区域协同度和纵向利益相关者协同度指标,检验了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效果。在对横向和纵向两种协同度测算的基础上,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横向跨区域协同度的提高能够有效控制雾霾污染,且显着加强了政府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效力;环境规制纵向利益相关者协同度的增加同样有利于改善雾霾污染,同时可缓解基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类型的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作用的异质性。尽管环境规制协同效果显着,但如何优化和提高其协同治理效率仍需要进一步探究。最后,基于中介效应方法,通过直接协同效应和间接协同效应探索了环境规制下雾霾协同治理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的优化问题。研究发现,直接协同路径优化方面,可推行“强化中央政府规制约束,明确地方政府监管职责,落实企业治污主体责任,保障公众参与法律途径”的雾霾防治利益相关多元主体纵深权责协同治理体系构建的路径优化策略;间接协同路径优化方面,分别对“环境规制-外商投资-雾霾污染”、“环境规制-产业结构-雾霾污染”及“环境规制-技术创新-雾霾污染”三条协同路径的合理性进行检验、讨论和分析,然后从政策、产业、技术等视角给出了具体路径优化措施。雾霾污染治理研究在经管学科领域起步较晚,所以存在很大深入探索空间。本文以环境规制为切入点,对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展开研究,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从理论上看,本研究深化了对雾霾形成过程及演化特征的理解,提出了环境规制影响雾霾污染的机理、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机理和路径优化机理,完善了环境规制视角下雾霾防治领域的理论研究,为雾霾污染的科学治理提供理论支撑;创新性地构建了环境规制横向跨区域协同度和纵向利益相关者协同度指标,丰富了环境规制协同的内涵和指标体系构建;从实践上看,本研究对我国产业和能源结构的调整升级,发展方式的改变,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的协同推进,人居环境与生活水平改善等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新的视角并给予决策参考;对调动企业减排意愿和消费者节能消费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吴洋[2]（2020）在《西安城市雾霾演进与治理研究（1912-2019年） ——兼与英国伦敦雾霾的历史比较》文中研究表明在工业发展带来技术革新与社会文明进步的同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城市雾霾是工业经济发展的产物,英国伦敦雾霾与西安城市雾霾都具有工业化进程中雾霾城市的典型特征,通过比较分析两地雾霾的历史演进特征、空间区域分布、污染源、危害性、民众认知态度、治理措施及取得成效等,找寻工业作为城市雾霾的主要驱动因素,以期为我国城市雾霾的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历史镜鉴,为铸就与工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进行必要的学术探索。本文首先从自然地理的角度分别对伦敦和西安两地特殊的地形地貌及气候条件进行了分析,包括西安所在的风成黄土、风场作用、季风条件、盆地地形、降水量等因素以及伦敦特殊的气候条件和地形地貌等,并概述了中外其他爆发雾霾的典型城市所具有的特殊自然地理条件,阐述了自然环境对雾霾生成的重要作用。雾霾的爆发除了特殊的自然因素作用之外,人为因素是重要的环节。西安与伦敦均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雾霾问题,在以煤炭为能源基础的前提下,两地工业发展迅猛发展,城市雾霾相伴而生。伦敦雾霾从初现期、持续期到爆发期的历史演进及空间分布呈现出一定特征,针对雾霾问题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其成功经验表明政府监管力度、民众参与程度、科学技术投入是英国城市雾霾治理的三要素。煤炭资源的动力保障及清末民国时期政府出台政策、实地考察、工业西迁等开发西北的战略举措成为西安近代工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建国以来煤炭运输条件的提升为工业生产提供了便利,西安市工业经济从过渡期、奠基期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现代化工业体系,西安城市雾霾的历史发展脉络从古代以沙尘为主的“风霾”、“灰霾”现象到建国以来以煤烟型污染为主的城市雾霾,1949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西安市工业及家庭燃煤量的攀升,城市雾霾表现出空间区域分布及年代季节变化的特征,针对这一时期的城市雾霾问题,西安市所采取的治理措施包括政府层面的综合治理及企业层面如发电厂作为重污染企业的减排措施等。近三十年来西安城市雾霾呈现出复合型污染以及范围扩大、程度加剧的新特征,城市空气污染源的复杂多样性、空气质量的年度及季节变化、雾霾空间分布及主要污染行业等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针对西安市近三十年来城市雾霾的新特征,一系列治霾新措施相继出台,通过对我国雾霾治理路径及英国提升空气质量的方式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雾霾治理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雾霾是一种空气污染现象,存在严重的危害性。伦敦与西安雾霾爆发后对人类生命与健康、城市交通运行、动植物与农作物生长、建筑物外观、全球气候及经济发展等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危害性,中外其他典型城市在雾霾发生后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于城市雾霾这一空气污染问题,民众对其也产生了一定的认知度。伦敦社会对雾霾的认知经历了从曲解到了解的转变过程,西安民众对雾霾则是从盲从转向清晰,可以看出两地民众对雾霾的认知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纵观两地的城市雾霾问题,存在众多异同点。在经济结构与环境问题的辩证关系、污染源与雾霾高发季、人与环境的互动作用以及科学技术与城市雾霾的双重关系这四个方面两地存在一定相似性;民众的认知度与参与度、雾霾引发的社会问题、所处自然地理环境、雾霾发生的经过及后果、两地雾霾发生时间段均有所差异。从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今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仍然是以高耗能的工业经济为主导,煤炭依然是现在及未来我国主要燃料来源,因此雾霾的治理任重而道远;从自然地理、燃料结构、群体意识、人地关系四个方面文末对西安雾霾的发展趋势做了预测,对未来西安市雾霾治理的自身优势做了分析,并提出雾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例如推动科技进步与产品研发、提升民众环保理念等。在环境保护成为人类共同使命的今天,在“建设美丽中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我们期待“繁荣”与“清洁”和谐共生,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会更加美丽。
王海荣[3]（2019）在《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作为一个人口聚集性生存的空间存在,其空间本身不再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容器,而是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建构性的力量,影响着社会关系、利益结构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它在扩张、更新、重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流动和剧烈变化;它背后有国家/政府的主导、市场的作用、社会力量的参与,各种利益主体围绕空间资源在互相博弈。空间反映着国家与城市中不同社会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同时,空间的边界规定着城市与国家的关系;空间是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国家要在有界空间范围内促进城市空间发展,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政治目的,同时,也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可能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诉诸城市空间治理,防范和化解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与危机,协调多元空间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维持国家的一体化发展与社会秩序稳定。本文以空间理论和城市政治理论为理论资源,梳理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历史变迁,从城市空间治理背后的政治意义和所要面对的城市空间问题两个方面回答为什么要进行城市空间治理,继而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空间生产与治理上的表现和具体化。解释这种体制是如何在推行非均衡空间发展战略的情况下,维持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以及它本身在城市空间生产和治理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最后试图提出推进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路径。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起点。城市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战略空间。对于中国而言,在超大规模的地域范围内,在多元民族、区域、文化、阶层的社会结构中推进现代化进程,空间是国家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家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战略需要,有选择性地干预地理空间,介入城市空间生产,促进城市空间治理转型与变迁,进而引发了不同的空间效应和结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内容从巩固新生政权、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变,城市空间生产经历了从强调空间控制、空间商品化、突出空间公共性质向空间多重属性全面发展的转变,城市空间治理模式经历了管理型地方政府、经营型地方政府、服务型地方政府向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地方政府的方向转变。空间始终内在于整个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过程之中,与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对于维持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是,城市空间治理的内在矛盾也带来了空间难题,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且差异化特征明显。这体现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个层面的一种叠加式的城市空间结构问题,而由此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使城市内部面临失序、分裂和碎片化的风险,使国家的合法性和社会整体的稳定性受到严重挑战。现实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凸显了城市治理的空间维度。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层面上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决定了它通过城市空间治理既要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又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从本质上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是党运用国家权力并动用地方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城市空间生产层面促进国家建设和城市发展,并解决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城市空间问题的过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包括党的领导、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关系;在空间生产维度上,包括这种体制对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属性的生产。国家与城市中的不同权力主体介入城市空间生产形塑着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模式。但是,不同治理主体空间生产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失衡也是引发城市空间问题的根源。党和国家追求对城市空间生产的控制与秩序,以维护政治的合法性;市场参与者通过开发、建设、运营各种生产性和消费性空间,实现资本的增值;城市中的广大市民则试图维护具有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城市空间治理体制既是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又引发了城市空间问题,既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内在逻辑的反映,又构成了城市空间治理的现实挑战。面对城市空间治理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空间问题,我们应当从权力结构和空间生产的维度上探索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协调和理顺多元空间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即,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宏观统筹与引导、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范和引导、加强政府对社会的培育与引导。在空间生产维度上,推进城市空间多重属性的全面发展。即,在城市经济空间生产上坚持科学与创新、在城市政治空间生产上注重包容与协商、在城市社会空间生产上秉持公平与共享、在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上突出特色与传承、在城市生态空间生产上强调绿色与低碳。
杨洳靖[4]（2018）在《若尔盖沙化土地不同治理措施监测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若尔盖县位于四川省西北部,青藏高原东北部,是我国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全世界高寒高原的典型代表,全球气候变化敏感响应区。若尔盖坐拥"中国最美的高寒湿地草原"和"中国黑颈鹤之乡"的双重美誉,被世人称为素"川西北高原的绿洲"和"云端天堂"。被黄河和长江分水岭分为东西两部分。作为长江和黄河的重要源头,若尔盖草原在涵养水源、积累营养物质、水土保持、净化大气环境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作用巨大。就整个川西北地区而言,无论是从沙化类型、沙化强度还是沙化地类型来分,若尔盖县的沙化面积占比都是很大的。而且从1994年-2014年的沙化数据来分析,整个县的沙化面积正在呈现增加的趋势。而阿西乡作为全国五大湿地资源川西北地域核心区和全国沙化治理首批试点县,其沙化面积占全县沙化面积的3.5%。本文以若尔盖县城北面的阿西乡为试验基地,通过分类综合治理,即:流动沙地采取“沙障设置+土壤改良+植灌+种草”以及“生态毯+防风林带+土壤改良+草”综合治理模式;固定沙地和半固定沙地采取“土壤改良+植灌+种草”的治理模式;露沙地采取“土壤改良+种草”的治理模式,经过长时间的实施、观察、记录,得出治理前和治理后各项水土因子的精确数据,如:土壤盐分、土壤最大持水量、沙丘移动速率、植被盖度、植物的多样性、地上生物量。通过对不同类型的沙地,采取不同的综合治理模式,得出结论:不同沙化类型土地在治理后,沙化土地的持水能力有明显的提高、流动沙丘的沙化移动速率明显降低,植被盖度、物种多样性指数以及地上生物量均较治理前有大幅度上升,说明植被均得到有效的恢复,流动沙地得到了有效固定,达到了预期效果。土地的沙化不仅不会给当地人民群众造成危害,甚至是对全国乃至全世界来说,他的危害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对于沙化的研究仍是一个重要课题,对于本次沙化治理中的生态毯技术还需加大推广力度。
王谷[5]（2018）在《郧阳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环境研究（1476-1911）》文中提出郧阳地区群山环绕,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森林资源十分丰富。由于地处鄂、豫、陕、渝四省交界之地,郧阳地区的行政区划长期以来处于分而治之的状态。直到明成化十二年（1476）,明政府迫于此地严重的流民问题,决定在此地划定“特区”,设置郧阳府,“郧阳”之名由此而生。其最高行政长官统称为郧阳抚治,专事安抚管理鄂、豫、陕三边地区的流民事宜。因此,郧阳地区以成化十二年（1476）为时间界限,正式进入到了政府专管时期,规范而有序地进行山区开发。有序的生产,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带来了人口的喷薄增长,人口的压力转化成了资源开发的巨大动力,推动着人们不断扩大农业垦殖的范围。这个扩张是循序渐进的,由平地到江、湖、滩涂再到山坡、丘陵。到了清后期人们的开发步伐更大了,深入到老林区域,深入山区的开发是随着玉米、马铃薯、红薯的引进而新兴的,物种强悍的适应性为人们开发深山老林提供了良种,整个明清时期郧阳地区的资源开发呈现的是粗放、盲目和无度的特点,人地矛盾日益严重,带来的后果既有社会的发展,也有环境的变迁。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官员未必不知道资源开发的严重后果,只是在利弊权衡之下,做出了符合短期利益的选择而已,对此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上对此作出评价。总的来说,本文认为:开发过程是人类生产发展的必经过程,中央政府的开发策略是当时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得已的选择。只有真正经历过自然环境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制约作用后,环境思想才会被真正重视。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章,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个方面全面论述郧阳地区社会变迁的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背景。任何社会模式的形成都根源于其自然环境基础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人们的行为规范来自于内在习惯的形成,生产方式受制于环境的约束。人类活动和生产方式共同构成了基本的社会模式。第二章,探讨明清时期郧阳地区人口与环境的内在关系。通过明清人口特点对比,本文认为清代人口增长呈现出“几何型”增长趋势,并且就人口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考证。首先结合郧阳地区自然灾害的发生状况,以不同时间段灾害发生的次数对比、新灾害的出现以及不同灾害之间的联系为依据,证明人口基数的增加的确使气候变得更加不稳定了,主要表现形式为恶劣气候的增加。其次,考察了郧阳地区人口与生物种类之间的关系,以老虎在郧阳地区的各文献中的记录,分析郧阳地区的生物种类的变化规律。特别是对人口变动比较大的几个时间段做物种对比,本文把物种变动开始的时间限定到乾隆十五年（1785）到同治四年（1865）之间,并且郧阳地区物种从数量上看没有减少,主要影响的是大型野生动物和具有经济价值的禽类和植物。第三章,通过对农业生产及其发展的研究了解明清郧地人民的生活状态。农田水利的发展是人们长期生产生活中劳动智慧的具体体现,利用自然的天然条件,加上人工的创造使郧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更加便利。郧阳地区一直延续了农业耕作传统,他们不擅长手工,不从事商贾,所有的生计全在田地之间,刀耕火种的种植方式一直持续到现在,因为这是最适合山林地貌的耕作方式。农业生产技术随着民族的融合和官员们对农耕技术的推广而发展,农业技术的提高为人们进一步的资源开发提供了技术支持,清后期人口的日益膨胀为资源开发提供了原始的动力,玉米等高产耐旱物种的引进就是这场资源大开发运动的催化剂。农业对环境的影响比人口的影响要更直接,人口增长的压力通过农业对环境进行转嫁,直接影响了郧阳地区整个森林体系,这个体系复杂而又联系紧密,包括林木、土壤、微生物、动物、空气等等,体系的破坏是不可逆的,很难修复;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水土流失与农业开垦之间的关系,甚至向前推导出了人口增长这个根源。第四章,通过对官方以及郧阳地区地方官员环境思想的论述,了解当时环境观念在郧阳地区的生存发展空间。官员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了解外来思想的途径,特别是接触实际地方政务的地方官员,对于环境变化以及带来的后果了解最为清楚,他们是最好的环境思想接受者。清政府出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没有办法依靠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解决人口庞大的生存需求,而地方官员出于其自小树立的人伦道德,即使意识到了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增长过快,也没有办法提出限制人口增长的建议,这个时间的政府和官员所能做的是不涉及根本的环保措施——种树,并且种植的理由以强调其经济价值为主。郧阳地区地方官员很早就有了初步的生态主义的意识雏形,即意识到了人类同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知道人类目前的遭遇的天灾根源于人类的无度开垦,并做出退耕还林的解决方案。但是到了清后期土地严重不足的时候,官员们对于“退耕还林”方案持保守态度。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在人类生存无法保证的时候是普遍的生态观念,对于当时的官员来说,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限制而转化为生态主义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王军[6]（2018）在《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人类诞生以来,耕地资源就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空间条件,并在人类进入农耕文明后,成为了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营养需求。在未来的相当长时期内,科技进步仍难以保证人类离开耕地产品而独立存在,因而,耕地保护仍将是当代经济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得到了迅速地提高,一方面,仍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路径依赖”的惯性,农业与工业、乡村与城市的不平衡发展掠夺农业和乡村改以掠夺土地的高地耗的城镇化新的方式而不再是工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换取经济的快速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也因农业经营的比较收益较低以及社会总体环境意识的薄弱,导致了我国耕地数量和质量的不断下降,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问题突出,成为制约我国“新五化”（1）同步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因素（2）。另一方面,耕地保护一直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共十九大报告更是进一步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2016年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在我国96.78亿亩农业用地中耕地仅有20.24亿亩,且耕地质量的整体水平不高,优等质量的耕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27.3%（3）。这表明我国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刻不容缓。因而,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现,不仅有利于解决当下我国面临的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问题,更有助于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千秋大业。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是一个值得阐拓探索的“新时代立论”。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对耕地质量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于绝大部分人民群众来说,吃饱已经不是问题了,重要的是如何吃好,即吃到绿色无污染的农产品,这必然要求我国进一步提升耕地的质量,为健康农产品提供必要的生产基础;另一方面,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即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农村、农业、农民发展还相对不充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西部地区相对东部发展还不充分;更体现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一定程度上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不同程度的不充分等诸多方面。其中,具体到耕地问题上也存在耕地数量保护和耕地质量保护的不平衡、中高质量的耕地供给不充分、生态环境治理不充分及其与经济高质量增长和发展的不匹配。进而言之,从经济增长和发展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上面来了,而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必然会首当其冲,而农业要想发展,离不开优质的耕地,这需要我们来提升耕地质量。此外,我国的劳动和生产技术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也要求耕地与这些先进的生产要素进行匹配,即实现进一步的均衡。论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并适当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分析工具,探讨我国GDP的快速增长、耕地保护倡导的趋强与耕地质量的愈益下降这一矛盾现象背后的内在形成机理以及现有耕地保护制度低效运行的成因,对我国未来耕地（1）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现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实现人口、资源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些微努力和贡献。论文共分为8章,其中第2、3、4、5章为论文的核心内容:第一章为导论。主要说明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和研究目的,明确文章的核心概念,梳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文献并进行简要评价,确定研究思路与方法,指出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为相关理论基础与理论分析框架。第一节概括梳理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相关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等基础理论,并介绍理论与本文研究主旨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节构建了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一般性理论分析框架,即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存在——意识——行为”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思维逻辑和研究框架,基于“环境（环境分析）——行为（行为选择）——方式（实现方式）”的理论逻辑链条,构建一个可以解释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的第3、4、5章即为此理论分析框架的延展分析与具体应用。第三章为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环境分析。在实践中,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需要不同的内外部环境来为其创造条件,这亦是耕地质量保护和提升的现实动因。在此部分,从自然与技术环境（生产力维度）、制度与经济社会环境（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维度）两个层面来进行展开。其中,自然环境主要是指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的变化;技术环境主要是指我国的总体技术水平和耕地质量相关的技术水平;经济社会环境主要包括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现实需要;制度环境涵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关的我国土地制度、农村税费制度、耕地征收补偿制度等正式制度和政府发展理念深化、社会生态环境需求的日益高涨等非正式制度的变化与发展。这三个方面的外部环境及其内在不同组成部分会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产生有利或者不利的影响,这也就决定了下一章中不同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选择。第四章为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行为分析。第一,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上,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识别,认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涉及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和社会第三方主体等多类型主体。第二,分别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目标和行为选择入手,阐明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差异,并厘清了地方政府在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中的双重行为。第三,耕地质量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空心化”,主要是因为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集体经济控制力进一步弱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利益共容机制日益缺失,难以形成集体行动。第四,农业经营与生产行为主体具有有限理性,以收入增加为目标,以成本收入分析为决策逻辑,从根本上缺少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内在动力。第五,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日益觉醒,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日益高涨,虽然其不一定和耕地发生直接的联系,但是其往往通过食品安全问题与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密切联系起来。鉴于此,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状况、水平乃至程度无不受到上述多类型主体共容利益的影响,它们各自利益的实现无不和共容利益（1）间的拟合程度相关。为此,基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适时调整、改革,以制度体制安排、体制机制创新、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影响经济社会环境,借力于多种激励和约束机制规范各利益主体的行为,通过制度保障引导、促成各利益主体共容利益的一致性。因此,我们在为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时,应以共容利益为基础,分层次、多角度挖掘各利益主体的私利与共容利益的集合,重建社会共容利益体。第五章为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方式（2）分析,即各种行为主体分别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具体来看:第一,要进一步完善上层建筑系统,进一步强化政府的绿色发展理念,深化地方政府以绿色GDP为核心的考核体系;构建完善的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法律法规体系;重新梳理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将市场机制的作用与政府规制有机结合,进一步强化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政策的执行力和监管力度。第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农村集体资产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基础,需要通过探索市场经济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有效实现形式、或财政支农资金转化为农村集体资产等方式形成和壮大农村集体资产,以此来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而更好的发挥其在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中的中坚作用。第三,重构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的利益激励与约束机制,从农业内部来看,就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让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和农业绿色发展（3）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协同发展;从农业外部来看,由于农业的比较收益相对较低,需要政府加强相关的补贴力度。此外,针对可能的耕地破坏行为实施必要的约束。第四,进一步培育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尤其是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意识,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最后,基于上述分析,试图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中心的协同治理,其中,政府维度主要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市场维度主要包括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社会维度主要包括NGO组织和社会公众等。第六章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一个历史演进的视角。从历史发展视角研究1949年以来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发展过程。总体来看,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经历了“爱护与改善——维持与利用——弃损（1）与恶化——遏制与维护——保护与提升”的不完整的倒“S”型动态调整过程,之所以不完整是因为上升阶段尚处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如下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1978年耕地质量的爱护与改善阶段,其中,1949-1952年为耕地质量的恢复和爱护期,一方面,修复长期战争和地主雇佣生产方式带来的耕地破坏,另一方面,广大贫苦群众通过土改获得了耕地,其在生产中更加爱惜其质量;1953-1978年为耕地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的改善期,人民公社建立,逐步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进行了大量的基本农田水利建设,做的是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一些基础性工作。第二阶段为1978-1984年耕地质量的维持与利用阶段,这一时期耕地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遭到破坏,但是耕地质量的私人物品属性得到了提升,总体来看,耕地质量处于一个总体的维持与利用阶段。第三阶段为1985-2005年耕地质量的弃损与恶化阶段,这一时期耕地质量的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属性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恶化。第四阶段为2006-2010年耕地质量的遏制与维护阶段,随着2006年农业税的取消,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弱化,加剧了耕地质量公共物品属性的破坏程度,但是耕地的价值开始显现,农民更为重视拥有“准所有权”的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第五阶段为2011年至今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阶段,这一时期多方主体开始合力来促使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现。随后,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和省级截面数据,对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政策进行必要的绩效评价。第七章为发达国家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经验借鉴。分别选取大农业代表的美国、小农业代表的日本和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极具特色的以色列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其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主要举措,并提炼了各国的主要特点,希冀给我国的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提供启示。第八章为政策建议部分,这部分主要总结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并对本文可行的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论文可能有以下3点创新之处:（1）对耕地质量的属性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和界定。耕地质量具有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双重属性。私人物品质量是指耕地质量里面需要耕地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进行保持和维护的因素,主要包括地力质量维度和空间质量维度里面的私人物品维度;而公共物品质量是指耕地质量里面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相关因素,难以单靠耕地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来保证,主要包括空间质量维度里面的公共物品维度、工程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并根据这一定义,对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问题的发展历程、保护方式等进行了新的思考与阐述。进而发现,可持续发展使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既是敬畏和遵崇自然规律基础上有效利用自然环境的循环力量使自然生态系统具有持续的能力和张力;更是基于“人口——资源——环境链条”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的认知,更多地联系到重视构建人类的世代发展、资源与环境的和谐共存关系的价值与意义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多层次价值的全面认知,从而在理论上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和人口、资源和环境更紧密地联系、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在实践中把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全面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之中提供政策依据。（2）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环境——行为——方式”的分析范式,从方法论角度论证了选择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原因。并构建了一个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实现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形成了社会科学视角围绕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详细而系统地研究。从环境分析、行为分析和方式分析等三个有机构成的研究系统出发,研究了一般性实现机理和具体实现过程,理论和现实紧密结合,阐证了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演变与实现。（3）为弥补现有耕地保护质量维度相关政策绩效评价的阙如,借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政策绩效进行了系统地评价与研究,由此分析刻画了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政策绩效的历史演变、区域差异和存在的问题,从而为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政策的改良和优化提供一定程度的实证支撑。
刘琼[7]（2017）在《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7世纪后期,自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土家族地区沿袭明朝土司旧制,被纳入清王朝的统治和管理之下,直至18世纪中后期,土家族地区全面改土归流,直接受制于中央王朝的控制之中,自此清政府对其实施了大规模的立体式开发。本文把“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社会环境”与“社会经济开发”三者置于清一代内陆少数民族地区多样性而又变动不居的生态系统和复杂而又处于变革的社会环境之中,从人、社会、自然相互作用的视角探讨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内在关系,诠释生态环境退化现象与社会经济开发实践本身。本研究运用环境史学、历史地理学、环境社会学、环境伦理学、生态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经济开发、社会文化变革和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人们行动在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这两大系统中的适应和改造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也正是人们行动的复杂性,使得土家族地区生态系统的动力演化包含了很多人为因素,这在清中后期本区域所发生的灾荒中显现出来。然而,土家族地区社会系统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为解决生态环境危机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适了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冲突,缓解了生态环境的退化程度。本研究以清代土家族地区的开发史为切入点,全面考察清代土家族地区的环境史,在梳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基本史实的基础上,综合考察了土家族社会对自然环境资源的认识变化以及利用和改造,以探究土家族社会环境变动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揭示区域经济开发-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内在驱动力和演变规律。本文内容分为五大部分。第一章,从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入手,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实施大开发的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基础作了简单的梳理,为研究清代开发史提供了长时段的环境背景。土家族地区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属我国中部偏西南地区,处在云贵高原东部的延伸地带。是东部平原和西部山区的交接地带,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南的军事要道,是湖湘入川黔的交通咽喉,也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两大移民潮的必经之道和迁移之地。土家族地区向来被视为蛮夷之地,植被丰富、林木葱郁,俗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说。自秦汉以降,帝制政府主要采取羁縻制度、土司制度的治理管理模式。土家族地区横跨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地带,其地域空间表现为一定的行政区划,在不同历史阶段,其行政归属略有变化。其行政建置沿革,是土家族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发空间范围的演变。本地区呈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特点,文化特征表现为多元性、复合性,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清代以前土家地区的开发十分有限,在移民和驻军的推动下,卫所屯戍区的农业有所发展。这是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历史环境背景。第二章,通过史志、地方文献、家谱、碑刻、口述史料等历史文献对清政府实施开发的缘由、过程、内容进行了归纳、分析,展开探讨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形式、特点和规模。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呈现阶段性、区域性特征。影响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因素主要在于清政府所实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演变。历史时期形成三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区域:经制区、卫所区、土司区,也导致三种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从而呈现开发的区域性特征,这种社会差异的文化影响至今犹存。康雍年间,国家通过“招抚土司,安定地方”的策略,进一步完善强化土司制度,采取恢复重建与适度开发并举的系列措施落实清朝体制,稳定社会秩序,缓解社会矛盾,在康熙中后期出现土司“中兴”阶段。乾隆至道光年间,在中央王朝直接有效的控制下,土家族地区掀起全方位的大开发热潮,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巨变,经济、文化获得空前发展,改土归流后,移民人口激增,改变了土家地区的人口结构,招垦移民成为开发的生力军和主力军,全力垦殖利用土地资源,呈现“地无遗利,人无遗力”的开发盛况。改流后,土着和移民在拓展生存空间、争取生存资源中将人地矛盾进一步演化为社会矛盾,成为族群分化和融合的高峰期,产生“非我族类”之感叹。同治至辛亥革命前,土家地区也受到晚晴政治环境大背景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开发出现近代化的新特征,但相对于汉族地区,在时间先后和程度深浅上呈现差序梯次。第三章,以生计方式变迁为切入点,从环境的视角探讨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与演变的因素,同时从文化的视角考察土家族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和认知态度的变化,着重从生态思想、生态智慧、乡规民约、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通过比较分析以揭示族群、文化、宗教等人文社会因素在环境变迁中的影响和作用。清代土家族地区农业经济大开发是土家族社会生计方式发生变迁的强大内在动力。通过对生计方式变迁的考察,进一步认识到自然环境系统与社会系统互动关系的演变过程。从游耕生产方式发展为定居农耕经济,反映了土家社会从被动性环境适应到主动性环境选择和环境改造的过程,这也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结果。生计方式最能体现各民族不同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意识。土家族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特有的生态文化,用以调适自己的行为模式,对环境变化作出积极的响应,以适应或影响未来的自然环境。第四章,主要是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家谱、地方志、口述史、碑刻、诗歌谚语、士人作品等文献资料,深入分析不同调查点的生态环境变迁状况,以回应学界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和观点。土家族地区开发与区域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不仅受到地形地貌、土壤特性、气候特征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是清政府治理民族地区政治制度演变、文化变革、人口迁移等多种人文社会要素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产生了一定的环境效应,生态破坏十分明显,造成森林资源退化、次生灾害加重,土地沙化石漠化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进程。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所引起的水土流失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益,官民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并形成以次生林为主,人工林和原始林等为辅的新生态系统。政府和民众在环境保护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发挥着行政干预和引导监督的作用,而民间的图腾禁忌、生产生活禁忌、乡规民约等习惯法起到了社会约束力的作用。官民合作是维护生态系统的有效机制和长效机制,缺一不可。土家族地区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带来了乡村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在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传统时代,为解决人地矛盾和文化冲突,农业开发和环境保护对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同样至关重要,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五部分为余论。从区域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进一步说明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整体生态过程。第一个层面分析了国家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策略与方式以及上层政治经济的发展思想;第二个层面分析了民间社会（民族内,民族间）在开发中的选择与调适,分析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和博弈。第三个层面从生态环境资源的角度,分析国家和社会在开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清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的深度和强度,以揭示环境背后所隐藏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本文通过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互动关系的研究,揭示经济文化开发与区域生态环境、政治、社会等的互动过程,以期进一步丰富开发史、社会史、环境史和区域史的研究,为民族区域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和反思。
董洪乐[8]（2014）在《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对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多民族国家是世界体系中最主要行为体,现代多民族国家治理也是国家发展的常态主题。在世界全球化、现代化的急剧浪潮中,现代多民族国家治理作为一种持续性历史进程,具有特殊性与复杂性；这一治理过程具有主体、客体、过程、目标、价值所组成的结构体系；这一治理行为过程必然追求常态性、针对性与战略性。作为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体现形式,政党与政党制度因素与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治理过程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与互动。中国是典型的现代多民族国家,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是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的最重要主体,这一治理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继承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保障西北边疆安全、维护国家统一、加快经济发展、促进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为基本目标；必须以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守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统一稳定与发展、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并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基本原则。由于历史局限性、现实复杂性,党对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治治理远未臻于至善。政治社会秩序没有完全稳定；治理绩效不高；基层政权的组织建设与功能优化亟待加强；制度供给、制度功能的合理定位与发挥存在短板；民族政治文化的传统性、依附性、神圣性、封闭性、排外性明显,民族政治文化现代化程度不高；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三股势力对社会稳定、国家统一、正常宗教活动的影响恶劣,这些都是新时期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与难题。针对“不可治理性”,中国共产党要充分发挥政党优势,进一步维护稳定,优化治理环境；增强政治合法性,提高治理绩效；加强政权建设,夯实治理基础；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现代文化引领发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政治文化建设,促进民族政治文化现代化建设；旗帜鲜明地反对、打击三股势力。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对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治治理任重道远,党作为治理的领导者、主导者、组织者,党的自身建设科学化水平是影响政治治理的重要内在因素,要牢牢把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一主线,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促进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中,强化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势在必行,要在国家治理与政府治理战略规划的宏观指导下,加速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达成有效治理、高效治理、长效治理,深入推进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进程。
陈芳淼[9]（2013）在《区域荒漠化演变机制的六元法研究 ——以我国西部地区荒漠化问题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从历史演变状况看,荒漠化问题区域特征明显,整体可归属于地理系统问题。因此,用地理系统方法衡量与评价荒漠化问题具有科学性。地理学是实践科学。使用地理系统方法在认识荒漠化演化机制的同时,可以为防治工作提供重要理论指导。依据地理学特征,可将区域荒漠化问题划分到耕地、草地、林地、湿地-水系、沙地、社区六元结构板块,进行基本状况、发展趋势、主要原因及演化机制认识（简称六元法）。我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政治地位重要、文化结构多元,其可持续发展对我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但与此同时出现了区域荒漠化问题加重、生态环境恶化、地理系统变化剧烈等问题,严重影响区域协调发展。本研究用六元法,从村庄、县域、省域、区域尺度,对西部地区荒漠化问题进行逐级研究验证,分析认识区域荒漠化演化机制,探索防治对策,同时检验六元法的有效性。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西部地区荒漠化演化基本机制通过六元法多层次、多点、长历史时段考察,得出我国西部地区荒漠化演化机制为：耕地扩张,耕地质量下降；天然草地缩减、人工草场扩大,草地整体退化严重；天然林遭到严重破坏,近期人工林地面积稳步扩大,林地生态经济功能较弱；湿地-水系萎缩,地表水面积减少，河流径流不稳定性增加,地下水位下降,冰川融化加剧；沙地系统局部得到控制,整体扩张：社区扩张明显,城镇居民区和工矿区建设步伐快,大量占用郊区优质耕地。上述发展趋势反映出耕地、社区、人工林地扩张,草地、湿地-水系显着退化,沙地整体形势严峻,西部地区荒漠化形势不容乐观。进一步分析表明,导致西部荒漠化问题严峻化的基本因素为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其中,人为因素占主导方面。2、我国西部地区防治荒漠化对策建议研究对未来西部地区防治荒漠化工作提出如下建议：1)加强区域防治荒漠化管理机构与机制建设；2)彻查全区资源环境状况,为防治工作提供依据；3)严格控制耕地、社区发展,其中包括工矿业经济发展,建立严格的草地、湿地-水系保护体系；4)将防治荒漠化措施落实到每一个村庄或嘎查；5)尊重民族区域防治荒漠化的传统经验,制定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经济综合发展政策；6)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在西部地区产生的荒漠化效应；7)全面加强防治荒漠化的科学技术体系建设,为防治工作提供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撑。3、六元法应用认识对“六元法”的实际应用得出如下认识：1)利用“六元法”进行区域荒漠化研究可覆盖全地理区域,研究方法简洁,研究结果条理清晰,问题定位准确,容易得出明确结论；2)“六元法”适用于多尺度地理系统（从村庄到全球系统）研究,上下尺度间研究结果互为印证,利于原因诊断；3)可分别六单元进行纵向历史发展趋势演变研究,借以从历史角度清晰地判明各自的发展轨迹与彼此演替机制；4)可分别区域地理特征,判断单元荒漠化轻重关系与主次矛盾：5)县域及以下尺度的研究中,注意从主体地理单元把握荒漠化现状及其演化过程的细节,寻求针对性防治对策；县域以上尺度的研究中,注意对各地理单元变化趋势进行归纳总结,理清演变机制。
宋国慧[10]（2012）在《沙漠湖盆区地下水生态系统及植被生态演替机制研究》文中提出水是地球上一切生物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地下水，作为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降水稀少的干旱荒漠区，是维系荒漠区天然植被生态平衡的重要部分。因而，深入探讨地下水生态系统变化与天然植被生态演替之间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干旱荒漠区，气候干燥、降水稀少、蒸发量大，自然环境条件恶劣，植被生态环境退化，土地沙漠化加剧。究其原因，除了地质构造变动、全球气候条件变化外，与地下水系统变化密切相关。例如我国西北的干旱荒漠区，从地理空间格局看，具有山地和盆地相间分布的特殊地理空间格局。其中，大型内流盆地主要包括甘肃河西走廊、新疆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青海的柴达木盆地以及吉兰泰—河套盆地等。由于气候极端干旱，盆地内呈现出典型的荒漠景观，然而盆地周边都有高山峻岭分布，如着名的祁连山、天山、昆仑山、贺兰山、阴山等，这些山脉在区域上成为干旱地区大气中水分凝聚中心，降水量相对较大，为风沙覆盖的山前洪积平原和湖积盆地地下水提供了重来的补给来源。所以说，在沙漠湖盆区，尽管生态环境恶劣，但是在地下水浅埋的风沙覆盖盐湖附近仍然生长着许多天然植被，它们对于维护该地区生态环境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选取沙漠湖盆区为研究对象，依托SEE生态协会资助项目：“乌兰布和沙漠地下水资源及其生态效应研究”，以乌兰布和沙漠覆盖的吉兰泰湖盆地区为例，综合运用理论分析、野外调查、室内试验的方法，通过对研究区地下水生态系统指标体系的构建，开展了沙漠湖盆区地下水生态系统及植被生态演替机制研究，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1作者重新界定了地下水生态系统定义，认为地下水生态系统，是指地下水系统及与地下水有依赖关系的生态系统，包括地下水系统及地下水生植物系统。地下水系统主要包括地下水流系统、地下水结构系统以及地下水系统生物。地下水生植物系统是指直接或者间接依赖地下水生存的植物系统。2研究了在地下水位上升和下降条件下，地下水系统对沙漠植被生态系统的制约作用和沙漠植被生态系统对地下水系统变化的适应机制。3从水分垂直循环角度分析了地下水、毛细带水与土壤水转化关系及沙漠凝结水与地下水的联系及生态意义，认为在沙漠覆盖湖盆区地下水较为丰富，水位埋深浅，风沙土毛细作用强烈，潜水面之上普遍存在着毛细水带。毛细带水与大气水、植物水、土壤水和地下水一起构成沙漠湖盆区独特的沙漠水文生态系统，并在其中起着联结纽带作用，是干旱区水文循环的重要环节。地下水系统动态、毛细水上升特性等决定了西北沙漠湖盆区土壤水分补给状况，进而控制沙漠植被种群的分布格局，影响着所存在植被的稳定性及演替趋势。而温度场的动态是影响潜水、毛细水、土壤水分转化的关键因素。4明确了沙漠湖盆区地下水生态水位的概念，认为生态水位是指能够满足生态环境的要求、不致发生植被退化、土地沙漠化、土地盐渍化问题，能维持非地带性自然植被生长所需水分的浅层地下水埋藏深度。它是满足植物生态环境需要，受土壤毛细性质影响，具有时间、空间动态变化规律的一个区间。提出了适合于地下水生植物的最佳地下水生态环境的地下水位埋深。即：最佳地下水埋深=根系深度+毛细上升高度。5区域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是植被衰退的主要原因。盆地潜水除了蒸发排泄外，吉兰泰镇工业、生活用水井的地下水开采，查哈尔滩农业灌溉井的地下水开采成为主要人工排泄方式。在乌兰布和沙漠吉兰泰盆地地下水系统中，由盆地边缘到湖盆内部潜水埋深逐渐变浅，变化范围为0.23－9.47m。从1984年到2010年，研究区内查哈尔滩绿洲灌区农业用水量持续增加,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地下水潜水位总共下降了6m到10m，平均每年下降0.27m到0.45m，承压水位年均降幅为0.20m，年变幅为1.50m－2.75m，吉兰泰盐湖以北现在水位已经下降到10－15m，自流泉消失，地下水生植被衰亡。6毛细水上升特性具有植被生态学意义。在植物生长阶段，如果植物根系能够探及毛细水带，则植物生长就能免受水分胁迫。地下水位下降，毛细带降低，植被获取水分减少，会导致水分胁迫。在研究区，风砂土下覆湖相红粘土毛细上升高度为3.1－4.2m。风沙土毛细上升理论最大高度为0.63－1.66m。7在乌兰布和沙漠吉兰泰湖盆区，天然植被群落可归纳为梭梭林、沙冬青灌丛、白刺灌丛、柠条灌丛、盐爪爪灌丛、红砂—珍珠灌丛和沙蒿灌丛等7种类型。典型依赖地下水生存的非地带性荒漠植物群落有天然梭梭次生林、沙冬青、白刺、盐爪爪、柠条等群落。它们对于维护该地区生态环境起着重要的作用。8从湖盆中心到外围的风成沙丘地，地下水生植物呈有规律的环带状分布。依次为水生芦苇，马蔺、盐爪爪、芨芨草，沙冬青、梭梭，白刺。在不同的地貌单元，植物生长状态和地下水位埋深的关系略有不同。在吉兰泰湖盆边缘地带，地下水埋深大于3m，植被覆盖度小于15%，梭梭群落覆盖度随着地下水埋深加大而减小；在吉兰泰湖盆内部，地下水埋深小于3m，植被覆盖度大于15%，梭梭群落覆盖度也随着地下水埋深加大而减小；而大于10m埋深，无梭梭出现；在沙丘间洼地，地下水埋深一般小于1.2m，梭梭分布稀少，覆盖度很小。9浅层地下水及毛细水是土壤湿层的主要水分来源，土壤湿层的存在，有利于植物在春季生长期内适应水分胁迫。通过研究区土壤剖面含水率测定结果分析认为，土壤剖面从地面往下40－80cm处为含水率相对较高的土壤湿层。根据吉兰泰气象站气温、地温的日变化与季节变化及季节冻土数据，进一步探讨了温度场及季节冻土作用下水汽运移对土壤水分补给机理，认为温度场的动态是影响地下潜水、毛细水、土壤水分转化的关键因素。10根据研究区地下水生植物梭梭与白刺这两种典型沙生植被生长区的毛细上升高度分析得到了研究区最佳地下水埋深为1.6－4.7m，在此地下水埋深范围内毛细水能为植物生长提供充足水分，植物生长良好，植物生态系统稳定。地下水位埋深下降至10m以下时，研究区以地下水为生的灌木退化、衰败，以降水为水分来源的超旱生灌木和草类植物种类占据群落主体。11在沙漠湖盆区，虽然生态环境恶劣，但是在地下水浅埋的风沙覆盖盐湖附近仍然生长着许多天然植被。针对沙漠湖盆区退化的植被生态系统，提出了基于重视恢复植物种类的选择，合理利用地下水资源，保护沙漠区生态环境的植被恢复和重建的具体措施与建议：1)以种植白刺、梭梭为主，生物和工程措施相结合，建立起较为完备的防风固沙的防护林体系；2)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实施退耕还草，发展生态畜牧业和节水农业；3)合理利用地下水资源，优先考虑沙漠区生态环境用水；4)建立地下水和植被生态的监测系统。预期研究成果将对乌兰布和沙漠生态保护和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同时对其它沙漠湖盆地区水文生态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西北地区生态加速恶化的原因及其治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北地区生态加速恶化的原因及其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1）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3.1 雾霾污染研究现状 |
| 1.3.2 环境规制研究现状 |
| 1.3.3 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研究现状 |
| 1.3.4 雾霾治理路径优化研究现状 |
| 1.3.5 环境污染治理核心相关理论 |
| 1.3.6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结构安排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理论依据 |
| 2.1.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 2.1.2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1.3 协同治理理论 |
| 2.2 环境规制影响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 |
| 2.2.1 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理分析 |
| 2.2.2 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机理分析 |
| 2.3 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路径优化机制 |
| 2.3.1 直接协同路径优化机理分析 |
| 2.3.2 间接协同路径优化机理分析 |
| 2.3.3 协同路径优化综合分析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
| 3.1 引言 |
| 3.2 雾霾污染的形成过程 |
| 3.2.1 污染排放 |
| 3.2.2 促进条件 |
| 3.2.3 作用反应 |
| 3.3 研究设计 |
| 3.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3.3.2 变量的选取及其测度 |
| 3.3.3 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 |
| 3.3.4 探索性空间数据模型构建 |
| 3.3.5 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构建 |
| 3.4 雾霾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特征分析 |
| 3.4.1 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 |
| 3.4.2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
| 3.5 雾霾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实证分析 |
| 3.5.1 人为影响因素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
| 3.5.2 自然影响因素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作用研究 |
| 4.1 引言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的选取及其测度 |
| 4.2.3 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构建 |
| 4.3 环境规制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
| 4.3.1 我国环境规制现状简析 |
| 4.3.2 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 4.3.3 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 4.4 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影响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
| 4.4.1 空间溢出效应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
| 4.4.2 时间滞后效应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
| 4.4.3 区域差异效应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
| 4.5 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影响的研究结果讨论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研究 |
| 5.1 引言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的选取及其测度 |
| 5.2.3 实证模型发展与构建 |
| 5.3 环境规制协同的测算与分析 |
| 5.3.1 环境规制横向协同 |
| 5.3.2 环境规制纵向协同 |
| 5.4 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实证分析 |
| 5.4.1 横向协同治理的模型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4.2 纵向协同治理的模型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5 环境规制下雾霾协同治理的研究结果讨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环境规制下雾霾协同治理的路径优化研究 |
| 6.1 引言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变量与数据 |
| 6.2.2 研究方法 |
| 6.2.3 模型构建 |
| 6.3 直接协同路径优化分析 |
| 6.4 间接协同路径优化分析 |
| 6.4.1 “环境规制-外商投资-雾霾污染”间接协同路径检验与优化分析 |
| 6.4.2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雾霾污染”间接协同路径检验与优化分析 |
| 6.4.3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雾霾污染”间接协同路径检验与优化分析 |
| 6.4.4 间接协同路径优化措施 |
| 6.5 政策建议 |
| 6.6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2）西安城市雾霾演进与治理研究（1912-2019年） ——兼与英国伦敦雾霾的历史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雾霾城市的地理环境 |
| 第一节 伦敦的地理位置与气象特征 |
| 第二节 西安的地形地貌及气象条件 |
| 一、地理位置与地貌特征 |
| 二、气候特征及降水条件 |
| 第三节 地理因素对城市雾霾的影响 |
| 一、地理环境与伦敦雾霾的关系 |
| 二、地理环境助推西安雾霾发生 |
| 第四节 主要雾霾城市的地理特征 |
| 一、洛杉矶特殊地理因素促成雾霾的形成 |
| 二、北京地理环境加剧雾霾的严重程度 |
| 小结 |
| 第二章 伦敦城市雾霾的历史探究 |
| 第一节 英国煤炭资源的空间特征 |
| 一、英国煤炭资源形成的地质条件 |
| 二、英国煤炭资源的空间格局 |
| 第二节 伦敦雾霾的历史回顾 |
| 一、伦敦雾霾爆发的主要成因 |
| 二、伦敦雾霾的历史演进及空间特征 |
| 第三节 伦敦城市雾霾的政府治理及民众应对 |
| 一、早期环保人士的反烟斗争 |
| 二、政府对空气污染的治理模式 |
| 三、民间团体参与雾霾治理 |
| 四、科技进步提升空气监测水平 |
| 小结 |
| 第三章 西安工业化进程中的雾霾态势 |
| 第一节 清末民国时期西安工业起步的条件 |
| 一、煤炭资源是能源保障 |
| 二、政府对西安工业经济的开发 |
| 第二节 建国以来西安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 |
| 一、煤炭运输条件的提升为工业生产提供便利 |
| 二、西安市工业发展的历史轨迹 |
| 第三节 西安市雾霾的历史演进 |
| 一、民国前西安市空气质量概况 |
| 二、民国时期西安空气质量良好 |
| 三、1949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西安城市雾霾的特征 |
| 第四节 西安市城市雾霾治理的举措 |
| 一、限煤运动的开展 |
| 二、发电厂的废气减排措施 |
| 三、城市雾霾的综合治理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三十年来西安雾霾呈现的新特征 |
| 第一节 西安城市雾霾近三十年来变化趋势 |
| 一、近三十年来我国雾霾问题总体概述 |
| 二、20世纪90年代西安市雾霾的变化特征 |
| 三、近二十年来西安市雾霾的变化趋势 |
| 第二节 近三十年来西安雾霾的阶段性特征 |
| 一、雾霾呈现复合型特征 |
| 二、雾霾程度加剧,范围扩大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三十年来西安雾霾的治理及成效 |
| 第一节 西安市近三十年来雾霾治理的新举措 |
| 一、政府加大治理力度 |
| 二、加强污染源的治理 |
| 三、扩建城市绿地面积 |
| 四、企业配合,科技支撑 |
| 五、能源转型、产业升级 |
| 第二节 中英两国改善空气质量的路径对比 |
| 一、近三十年来我国雾霾治理的历程 |
| 二、英国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关注 |
| 三、我国雾霾治理的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伦敦与西安雾霾的治理成效 |
| 一、伦敦雾霾治理成效显着 |
| 二、西安雾霾的治理成效 |
| 小结 |
| 第六章 城市雾霾的危害性 |
| 第一节 雾霾危害性概述 |
| 第二节 国外主要城市雾霾事件及其危害程度 |
| 一、美国洛杉矶城市雾霾带来的危害 |
| 二、美国多诺拉镇及其他城市的遭遇 |
| 三、日本城市雾霾及其危害性 |
| 四、其他地区雾霾的爆发及负面影响 |
| 第三节 伦敦雾霾的危害性 |
| 一、对人类生命健康的威胁 |
| 二、对建筑物及动植物的损害 |
| 第四节 西安雾霾的负面影响 |
| 一、对人体带来健康风险 |
| 二、对城市交通造成负面影响 |
| 三、对农作物造成破坏 |
| 四、雾霾造成经济损失 |
| 小结 |
| 第七章 城市雾霾的认知度 |
| 第一节 从曲解到了解——伦敦社会对雾霾的认知 |
| 第二节 伦敦雾霾时代的文学书写与历史记忆 |
| 第三节 从盲从到清晰——西安民众对雾霾的认知过程 |
| 一、我国公众对城市雾霾的总体认知 |
| 二、西安市民众对雾霾的认知态度 |
| 三、了解民众认知有益于政府开展雾霾治理 |
| 第四节 西安与伦敦对雾霾认知度的差异 |
| 小结 |
| 第八章 城市雾霾的中外异同 |
| 第一节 两地城市雾霾的相似之处 |
| 一、经济社会结构与环境问题的辩证关系 |
| 二、人与环境关系的普遍性 |
| 三、空气污染源及雾霾高发季的一致性 |
| 四、城市雾霾与科学技术的双重关系论 |
| 第二节 伦敦与西安雾霾问题呈现的差异性 |
| 一、经历过程及后果的差异 |
| 二、民众参与度形成鲜明对比 |
| 三、地理环境的空间差异 |
| 四、雾霾发生时间段不同 |
| 五、伦敦雾霾引发社会问题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科研成果 |
（3）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历史分析方法 |
| (二)比较研究方法 |
| (三)文献分析方法 |
| 五、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空间与空间生产 |
| (二)治理与城市治理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 |
| 二、理论基础 |
| (一)国家空间理论 |
| (二)城市治理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一)城市权力结构维度的三对关系 |
| (二)城市空间生产维度的五重属性 |
| 第二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过程与模式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1949-1978:巩固新生政权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单位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中央国家”: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二节 1978-2002:促进经济增长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经营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竞争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节 2002-2012: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社会回归”: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平衡策略”: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四节 2012-2018: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全面深度改革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与问题对象 |
| 第一节 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 |
| 一、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 |
| 二、中国国家建设与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关系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转型的特点 |
| 第二节 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问题对象 |
| 一、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 |
| 二、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表现形式 |
| 三、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特点 |
| 第四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内在逻辑与现实挑战 |
| 第一节 内在逻辑: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特殊性与优越性 |
| 一、领导核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二、集权与分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
| 三、有为与有效: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
| 四、主导与自主: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现实挑战:城市空间生产逻辑的冲突与失衡 |
| 一、基于政治建构的权力逻辑:作为控制与秩序的空间 |
| 二、基于资本增值的市场逻辑:作为生产与消费对象的空间 |
| 三、基于生活需要的社会逻辑:作为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 |
| 第五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优化城市空间治理结构 |
| 一、全面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领导 |
| 二、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 三、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四、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
| 第二节 完善城市空间属性的生产 |
| 一、城市经济空间的生产坚持科学和创新 |
| 二、城市政治空间的生产注重包容与协商 |
| 三、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秉承公平与共享 |
| 四、城市文化空间的生产突出特色与传承 |
| 五、城市生态空间的生产强调绿色与低碳 |
| 结语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若尔盖沙化土地不同治理措施监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文献综述 |
| 1.1 全球沙化研究现状 |
| 1.2 国内沙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沙化分布及危害 |
| 1.2.2 国内沙化治理研究现状 |
| 1.3 四川若尔盖沙化研究现状 |
| 1.3.1 若尔盖沙化情况 |
| 1.3.1.1 沙化发展趋势 |
| 1.3.1.2 若尔盖沙化 |
| 1.3.2 四川沙化的影响 |
| 1.3.3 四川若尔盖沙化产生的因素 |
| 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2 实验设计与研究方法 |
| 2.2.1 监测样地设置 |
| 2.2.2 沙障设置 |
| 2.2.3 土壤改良 |
| 2.2.4 植灌 |
| 2.2.5 种草 |
| 2.2.6 生态毯铺设 |
| 2.2.7 样品采集 |
| 2.2.8 测定方法 |
| 2.2.9 数据分析 |
| 2.2.10 管护 |
| 2.2.11 预期的效果 |
|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
| 3.1 不同治理模式下土壤盐分特征 |
| 3.2 不同治理模式下土壤最大持水量 |
| 3.3 不同治理模式下沙丘移动速率 |
| 3.4 不同治理模式下植被盖度 |
| 3.5 不同治理模式下植物的多样性 |
| 3.6 不同治理模式下地上生物量 |
| 4 讨论 |
| 4.1 土地沙化以高寒草地沙化为主,呈逐年增长趋势 |
| 4.2 沙地面积增长快速 |
| 4.3 露沙地为主要类型 |
| 4.4 沙化阶段为初期 |
| 4.5 研究结果 |
| 5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郧阳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环境研究（1476-191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案 |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郧阳地区的生态环境 |
| 第一节 自然环境 |
| 一、地形与气候 |
| 二、水系与土壤 |
| 三、植物与动物 |
| 第二节 人文环境 |
| 一、郧阳地区行政建置制沿革 |
| 二、郧阳地区的移民与文化 |
| 小结 |
| 第二章 郧阳地区人口变迁与环境 |
| 第一节 明清人口政策与环境 |
| 一、明代人口政策 |
| 二、清代人口政策 |
| 三、生态视角下的人口政策 |
| 第二节 明代郧阳地区流民偷入与附籍 |
| 一、明代流民偷入与附籍 |
| 二、人口构成 |
| 第三节 清代郧阳地区人口发展 |
| 一、清代前期郧阳地区人口恢复 |
| 二、清代后期郧阳地区人口增长 |
| 三、清代郧阳地区人口构成 |
| 第四节 人口与环境的变化趋势及影响 |
| 一、明清人口变化趋势 |
| 二、人口变化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郧阳地区农业开发与环境 |
| 第一节 明清土地政策与环境 |
| 一、明代土地垦荒政策 |
| 二、清代土地政策 |
| 三、生态视角下的土地开发 |
| 第二节 明代郧阳地区农业发展 |
| 一、土地开垦状况 |
| 二、农田水利建设 |
| 三、农业生产与技术发展 |
| 第三节 清代郧阳地区农业发展 |
| 一、土地开垦状况 |
| 二、农田水利建设 |
| 三、种植新趋势 |
| 第四节 农业开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
| 一、森林资源衰减 |
| 二、水土流失 |
| 小结 |
| 第四章 环境思想与保护个案 |
| 第一节 明清环境思想 |
| 一、明清士大夫环境思想 |
| 二、明清郧阳地区官员的环境思想 |
| 三、郧阳地区民俗文化中的环境思想 |
| 第二节 明清环境保护与个案 |
| 一、清代官方环境保护 |
| 二、明清郧阳地区环保个案 |
| 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1.1 耕地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保护传统及政策要求 |
| 1.1.2 中国耕地质量的基本情况及面临的困境 |
| 1.1.3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基本概念辨析 |
| 1.3.1 耕地 |
| 1.3.2 耕地质量 |
| 1.3.3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 |
| 1.4 耕地保护与提升理论谱系:相关文献综述 |
| 1.4.1 从自然科学视角进行的相关研究 |
| 1.4.2 从社会学视角进行的相关研究 |
| 1.4.3 从经济学视角进行的相关研究 |
| 1.5 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内容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6 可能的创新点及不足 |
| 1.6.1 可能的创新点 |
| 1.6.2 不足之处 |
| 2.相关理论基础与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1.2 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1.3 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2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基本理路与分析框架 |
| 2.2.1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环境——行为——方式”分析方法 |
| 2.2.2 基于“环境—行为—方式”分析方法的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
| 2.3 本章小结 |
| 3.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环境分析 |
| 3.1 自然与技术环境分析 |
| 3.1.1 自然环境分析 |
| 3.1.2 技术环境分析 |
| 3.2 社会经济与制度环境分析 |
| 3.2.1 社会经济环境分析 |
| 3.2.2 制度环境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行为分析 |
| 4.1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利益相关者识别 |
| 4.1.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4.1.2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利益相关者构成 |
| 4.2 政府行为主体的行为分析 |
| 4.2.1 中央政府的行为分析 |
| 4.2.2 地方政府的双重行为分析 |
| 4.2.3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差异与行为选择 |
| 4.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行为分析 |
| 4.3.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面临的现实困境 |
| 4.3.2 税费改革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耕地保护共容利益缺失 |
| 4.3.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弱化带来耕地保护行动不足 |
| 4.4 农业生产与经营行为主体的行为分析 |
| 4.4.1 自有耕地类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的行为分析 |
| 4.4.2 承租耕地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的行为分析 |
| 4.5 社会公众的行为分析:食品安全的逻辑链条 |
| 4.6 本章小结 |
| 5.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方式分析 |
| 5.1 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现:多中心协同治理 |
| 5.2 进一步完善上层建筑系统 |
| 5.2.1 转变政府发展理念,改革和完善地方政府考核体系 |
| 5.2.2 重构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
| 5.2.3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
| 5.2.4 强化宏观监管调控政策导向及执行力 |
| 5.3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
| 5.3.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重要作用 |
| 5.3.2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路径分析 |
| 5.4 重构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的利益激励与约束机制 |
| 5.4.1 内部激励方式:发展生态农业 |
| 5.4.2 外部激励方式:加强政府补贴 |
| 5.4.3 利益约束机制:提高损害成本 |
| 5.5 引入第三方机制,强化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中的社会力量 |
| 5.5.1 构建农民耕地保护协会等第三方组织 |
| 5.5.2 激发社会公众意识,构建社会监督机制 |
| 5.6 本章小结 |
| 6.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一个历史演进的视角 |
| 6.1 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不同演变阶段 |
| 6.1.1 1949-1978年:耕地质量的爱护与改善阶段 |
| 6.1.2 1978-1984年:耕地质量的维持与利用阶段 |
| 6.1.3 1985-2005年:耕地质量的弃损与恶化阶段 |
| 6.1.4 2006-2010年:耕地质量的遏制与维护阶段 |
| 6.1.5 2011年至今: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阶段 |
| 6.2 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政策的绩效评价 |
| 6.2.1 模型简介与指标选取 |
| 6.2.2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发达国家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经验借鉴 |
| 7.1 美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经验借鉴 |
| 7.1.1 美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践 |
| 7.1.2 美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特点 |
| 7.2 日本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经验借鉴 |
| 7.2.1 日本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践 |
| 7.2.2 日本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特点 |
| 7.3 以色列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经验借鉴 |
| 7.3.1 以色列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践 |
| 7.3.2 以色列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特点 |
| 7.4 美国、日本、以色列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对我国的启示 |
| 7.5 本章小结 |
| 8.结论与展望 |
| 8.1 本文的主要结论 |
| 8.2 实现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对策建议 |
| 8.2.1 深化制度改革,优化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外部环境 |
| 8.2.2 规范主体行为,引导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行为选择 |
| 8.2.3 多中心治理,构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现机制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一览 |
（7）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学术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中国环境史的兴起与发展简述 |
| (二) 清代环境史研究述略 |
| (三) 土家族环境史述评 |
| 四、相关问题说明 |
| (一)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 研究思路及其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的重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土家地区早期的环境和开发 |
| 第一节 自然生态环境 |
| 一、地形地貌和气候特征 |
| 三、水系分布和土壤特性 |
| 三、动植物资源 |
| 第二节 人文社会环境 |
| 一、民族政策与管理方式 |
| 二、民族格局及其人口变迁 |
| 三、文化生态及其民俗文化特征 |
| 第三节 清代以前的开发概况 |
| 第二章 清政府对土家地区的经略与开发 |
| 第一节 清前期的制度与开发 |
| 一、土司制度的沿袭与强化 |
| 二、土司政权的相对自主性 |
| 三、清前期的开发措施 |
| 第二节 清中叶的制度与开发 |
| 一、土司的改流与改流后的制度 |
| 二、人口增长与民族结构 |
| 三、清中叶的开发状况 |
| 第三节 晚清政局与开发 |
| 一、旧制维持与洋务新政 |
| 二、近代工商业的开发与发展 |
| 三、文化殖民与新式教育的出现 |
| 第三章 土家社会生计方式变迁与环境 |
| 第一节 游耕生计方式与环境适应 |
| 一、山区游耕与汉区畲田 |
| 二、游耕生产与自然环境的适应 |
| 三、游耕生计方式与社会环境的适应 |
| 第二节 农耕生计方式与环境利用 |
| 一、从游耕到农耕的社会环境因素 |
| 二、农耕生计方式对自然环境的选择利用 |
| 第三节 生计方式与生态文化的调适 |
| 一、“无为而有为”的朴素生态观 |
| 二、人地和谐的环境伦理观 |
| 三、因地制宜的习俗调适 |
| 四、因时而为的物候调适 |
| 第四章 土家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与响应 |
| 第一节 原生性自然生态环境变迁 |
| 一、经济开发与森林资源退化 |
| 二、生物多样性减少 |
| 三、农业垦殖与水土流失 |
| 四、自然灾害的增长趋势 |
| 第二节 官民的环境意识及行为 |
| 一、流官政府环境意识的提高 |
| 二、政府的引导与调控 |
| 三、民间社会的参与 |
| 余论: 区域经济·环境资源·社会发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8）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对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二、论文选题在理论研究或实际应用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
| 三、论文选题的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及研究的可行性 |
| 四、论文研究的基本思路与创新性 |
| 五、论文不足及进一步研究设想 |
| 第一章 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治理的理论阐释 |
| 一、政治治理理论及其建构 |
| (一) 治理 |
| (二) 政治治理及其理论建构 |
| 二、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治理 |
| (一) 现代多民族国家 |
| (三) 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治理 |
| (四) 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治理的结构分析 |
| (五) 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治理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分析 |
| 三、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治理的常态性、针对性、战略性 |
| (一) 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治理的常态性 |
| (二) 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治理的针对性 |
| (三) 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治理的战略性 |
| 第二章 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多民族国家治理 |
| 一、政党、政党制度、现代多民族国家及其治理 |
| 二、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多民族国家治理过程 |
| 三、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多民族国家治理之间的互动与影响 |
| 四、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多民族国家治理的完善与发展 |
| 第三章 党对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的目标、指导思想、基本原则 |
| 一、西部大开发与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 |
| (一) 我国是典型统一的现代多民族国家 |
| (二) 西部大开发与党对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 |
| 二、治理的目标 |
| (一) 西北边疆安全 |
| (二) 国家统一 |
| (三) 经济发展 |
| (四) 民族团结 |
| (五) 社会稳定 |
| 三、治理的指导思想 |
| (一)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
| (二) 继承毛泽东思想 |
| (三) 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 四、治理的基本原则 |
| (一)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守社会主义制度 |
| (二) 维护国家统一、稳定与发展 |
| (三)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第四章 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存在的问题 |
| 一、治理的环境问题 |
| (一) 国内整体环境 |
| (二) 西北民族地区特殊性环境 |
| (三) 区域稳定基本态势 |
| (四) 西北民族地区政治与社会稳定治理面临的挑战 |
| 二、治理的绩效问题 |
| (一) 政治治理绩效 |
| (二) 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绩效考察 |
| 三、治理的政权体系基础问题 |
| (一) 政治治理中的政权系统 |
| (二) 西北民族地区基层政权状况 |
| (三) 西北民族地区基层政权的治理困境 |
| 四、治理的制度问题 |
| (一) 现代治理中的制度讨论 |
| (二) 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的制度体系 |
| (三) 西北民族地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运行功效 |
| (四) 西北民族地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运行中的问题思考 |
| 五、政治文化问题 |
| (一) 政治文化 |
| (二) 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生态 |
| 六、三股势力问题 |
| (一) 三股势力 |
| (二) 三股势力产生的思想渊源 |
| (三) 三股势力对我国西北新疆地区渗透 |
| (四) 疆内最大三股势力集团——“东突”组织的错误思想观念体系分析 |
| 第五章 党对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的战略举措 |
| 一、进一步维护稳定,优化治理环境 |
| (一) 对造成政治不稳定的直接原因的分析 |
| (二) 对政治不稳定的形成过程分析 |
| (三) 对政治不稳定的结果分析 |
| 二、增强政治合法性,提高政治治理绩效 |
| (一) 增量政党合法性 |
| (二) 维护制度合法性 |
| (三) 提高政策合法性 |
| (四) 整合身份合法性 |
| 三、加强政权建设,夯实治理基础 |
| (一) 国家政权建设 |
| (二) 强化基层政权建设 |
| 四、坚持并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 (一) 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 (二) 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 五、以现代文化引领,促进民族政治文化现代化建设 |
| (一) 树立以现代文化引领发展的主流文化氛围 |
| (二)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现代化建设 |
| (三) 推行稳健的社会化过程,积极培育公民文化 |
| 六、旗帜鲜明地反对、打击“三股势力” |
| (一) 三股势力对西北民族地区的危害 |
| (二) 打击三股势力的举措 |
| 第六章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促进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 |
| 一、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科学化释义 |
| 二、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是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 |
| 三、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促进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 |
| 四、深入推进西北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区域荒漠化演变机制的六元法研究 ——以我国西部地区荒漠化问题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目的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1.2 研究综述与理论发展 |
| 1.2.1 荒漠化研究进展 |
| 1.2.2 研究理论的发展与建立 |
| 1.3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3.1 研究范围划分 |
| 1.3.2 研究材料与方法 |
| 1.3.3 研究技术路线 |
| 1.3.4 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村庄尺度地理系统演变研究 |
| 2.1 耕地系统演变 |
| 2.2 草地系统演变 |
| 2.3 林地系统演变 |
| 2.4 湿地-水系演变 |
| 2.5 沙地系统演变 |
| 2.6 社区系统演变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县域尺度地理系统演变研究 |
| 3.1 舟曲县、九寨沟县地理系统演变对比研究 |
| 3.1.1 基本背景 |
| 3.1.2 地理系统演变过程对比 |
| 3.1.3 生态环境结果 |
| 3.2 生态工程作用下安塞县地理系统演变研究 |
| 3.2.1 基本背景 |
| 3.2.2 地理系统演变过程 |
| 3.2.3 生态环境结果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省(区)尺度地理系统演变研究 |
| 4.1 内蒙古自治区地理系统演变研究 |
| 4.1.1 耕地系统演变 |
| 4.1.2 草地系统演变 |
| 4.1.3 林地系统演变 |
| 4.1.4 湿地-水系演变 |
| 4.1.5 沙地系统演变 |
| 4.1.6 社区系统演变 |
| 4.1.7 基本认识 |
| 4.2 新疆维吾尔自治地理系统演变研究 |
| 4.2.1 耕地系统演变 |
| 4.2.2 草地系统演变 |
| 4.2.3 林地系统演变 |
| 4.2.4 湿地-水系资演变 |
| 4.2.5 沙地系统演变 |
| 4.2.6 社区系统演变 |
| 4.2.7 基本认识 |
| 4.3 云南省地理系统演变研究 |
| 4.3.1 耕地系统演变 |
| 4.3.2 草地系统演变 |
| 4.3.3 林地系统演变 |
| 4.3.4 湿地-水系演变 |
| 4.3.5 沙地(喀斯特地貌)系统演变 |
| 4.3.6 社区系统演变 |
| 4.3.7 基本认识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大区域尺度--黄土高原地理系统演变研究 |
| 5.1 耕地系统演变 |
| 5.2 草地系统演变 |
| 5.3 林地系统演变 |
| 5.4 湿地-水系演变 |
| 5.5 沙地系统演变 |
| 5.6 社区系统演变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西部地区荒漠化问题综合研究 |
| 6.1 西部地区地理系统演变 |
| 6.1.1 耕地系统演变 |
| 6.1.2 草地系统演变 |
| 6.1.3 林地系统演变 |
| 6.1.4 湿地-水系演变 |
| 6.1.5 沙地系统演变 |
| 6.1.6 社区系统演变 |
| 6.2 综合评价 |
| 6.3 西部地区荒漠化演变机制特征 |
| 6.3.1 耕地、社区扩大是地理系统变化的起点,在西北地区表现为系统间争水、在西南地区表现为系统间争地 |
| 6.3.2 湿地-水系萎缩带来全局性影响,水资源争夺更是西北地区荒漠化的源头 |
| 6.3.3 草地、林地是地理系统发展趋向优劣化的重要风向标 |
| 6.3.4 自然灾害频发,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发展趋势 |
| 6.4 西部荒漠化演变机制根因分析 |
| 6.4.1 自然原因 |
| 6.4.2 根本原因 |
| 6.4.3 直接因素 |
| 6.4.4 综合分析 |
| 6.5 西部地区地理系统未来发展建设对策建议 |
| 6.5.1 加强区域防治荒漠化管理机构与体制建设 |
| 6.5.2 彻查整个区域资源环境情况,为管理建设提供依据 |
| 6.5.3 严格控制耕地、社区(包括工矿业经济)发展,建立完善的草地、湿地-水系保护体系 |
| 6.5.4 将防治荒漠化措施落实到每一个村庄或嘎查 |
| 6.5.5 尊重民族区域防治荒漠化的传统经验,制定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经济综合发展政策 |
| 6.5.6 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在西部地区产生的荒漠化效应 |
| 6.5.7 全面加强防治荒漠化的科学技术体系建设,为防治工作提供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撑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六元法”应用认识 |
| 7.1 “六元法”应用方法讨论 |
| 7.2 基于“六元法”西部荒漠化演变机制研究成果归纳 |
| 第八章 结论与讨论 |
| 8.1 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附录 |
| 附录一 问卷 |
| 附录二 附表 |
（10）沙漠湖盆区地下水生态系统及植被生态演替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干旱区地下水生态效应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地下水位与植被生态 |
| 1.2.2 地下水矿化度与植被生态 |
| 1.2.3 土壤含水量、含盐量与植被生态 |
| 1.2.4 地下水位与植被生长模拟研究 |
| 1.3 乌兰布和沙漠覆盖的吉兰泰盆地区地下水与植被生态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5 创新点 |
| 第二章 沙漠湖盆区地下水生态系统理论与方法研究 |
| 2.1 沙漠湖盆区地下水生态系统的内涵和组成 |
| 2.1.1 地下水生态系统 |
| 2.1.2 沙漠湖盆区地下水系统 |
| 2.1.3 干旱区地下水生植物系统 |
| 2.1.4 干旱区地下水系统生物 |
| 2.2 沙漠湖盆区地下水生态系统指标的确定原则及目标 |
| 2.2.1 地下水生态系统指标的内涵 |
| 2.2.2 地下水生态系统指标因子确定原则 |
| 2.2.3 地下水生态系统指标因子确定的目标 |
| 2.3 包气带子系统水分的垂直循环与植被生态系统的关系研究 |
| 2.3.1 土壤水与植被 |
| 2.3.2 毛细水与植被 |
| 2.3.3 包气带岩性与毛细水上升特性 |
| 2.3.4 凝结水与植被 |
| 2.3.5 土壤盐分与植被 |
| 2.4 潜水子系统与植被生态系统相互制约机制研究 |
| 2.4.1 潜水水位动态与植被 |
| 2.4.2 地下水生态水位埋深 |
| 2.4.3 地下水对土壤水补给机理研究 |
| 2.4.4 地下水质与土壤盐分、植被之间关系 |
| 2.5 沙漠湖盆区地下水生植物 |
| 2.5.1 地下水生植物物种 |
| 2.5.2 地下水生植物系统与潜水水位动态的协调反馈机制 |
| 2.6 地下水位埋深与沙漠湖盆区地下水生植物动态演替模型 |
| 2.6.1 生态承载力与地下水位埋深之间的关系 |
| 2.6.2 植被—地下水位动态耦合模型 |
| 2.6.3 几种可能的植被演替方案 |
| 2.7 地下水生态环境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 |
| 2.8 沙漠湖盆区退化植被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措施的提出 |
| 第三章 案例区自然地理概况及存在的主要生态问题 |
| 3.1 自然地理 |
| 3.1.1 地理位置 |
| 3.1.3 人口社会经济 |
| 3.1.4 乌兰布和沙漠的形成 |
| 3.2 研究区水资源开发利用引发的主要地下水生态问题 |
| 3.2.1 地下水开发利用现状 |
| 3.2.2 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
| 3.2.3 荒漠化加剧，沙尘暴频发 |
| 第四章 研究区地下水系统特征 |
| 4.1 区域地质 |
| 4.1.1 地层 |
| 4.1.2 构造 |
| 4.2 气象与水文条件 |
| 4.3 研究区地下水类型及含水岩组、补、径、排条件 |
| 4.3.1 地下水类型及含水岩组 |
| 4.3.2 地下水系统的补给、径流、排泄条件 |
| 4.4 研究区地下水动态特征 |
| 4.4.1 观测井的布设 |
| 4.4.2 地下水动态特征 |
| 4.5 研究区潜水水位动态主要驱动因子分析 |
| 4.5.1 大气降水、蒸发等气象因子分析 |
| 4.5.2 承压含水层的越流补给 |
| 4.5.3 地下水的开采 |
| 4.5.4 潜水含水层和承压含水层关系的人为改变 |
| 4.6 潜水埋深与植被 |
| 4.7 研究区最佳地下水环境及地下水生态水位 |
| 4.8 潜水水质与植被 |
| 4.8.1 研究区地下水水质 |
| 4.8.2 地下水水质与植被立地条件 |
| 4.9 地下水子系统指标体系的构建 |
| 第五章 研究区包气带系统特征 |
| 5.1 地形地貌特征 |
| 5.2 土壤类型及分布 |
| 5.3 毛细水上升特性研究 |
| 5.3.1 试验材料与方法 |
| 5.3.2 试验结果及分析 |
| 5.4 土壤水分空间分布特征 |
| 5.4.1 研究材料与方法 |
| 5.4.2 研究区土壤水分空间分布特征 |
| 5.5 土壤水分分布与毛细上升特性、浅层地下水关系 |
| 5.5.1 土壤水与毛细上升特性、潜水埋深的关系 |
| 5.5.2 温度场动态变化条件下地下水对土壤水的补给 |
| 5.6 土壤盐分与植被 |
| 5.6.1 土壤盐分分布特征 |
| 5.6.2 土壤盐分与植被之间关系 |
| 5.7 包气带子系统指标体系的构建 |
| 第六章 研究区地下水生植物系统特征 |
| 6.1 研究区植被群落研究方法 |
| 6.2 研究区天然植被类型、植物群落空间分布格局 |
| 6.2.1 研究区天然植被类型 |
| 6.2.2 研究区天然植物空间分布格局 |
| 6.3 研究区地下水生植物物种及其根系分布特征 |
| 6.4 研究区植物根系对地下水位变化的响应 |
| 6.5 地下水生植物子系统指标体系的构建 |
| 第七章 研究区最佳地下水生态环境及地下水生植物演替趋势 |
| 7.1 研究区最佳地下水生态环境指标阈值 |
| 7.2 地下水生态系统指标体系 |
| 7.3 地下水生植物演替趋势 |
| 7.3.1 沙漠湖盆区地下水生植物空间演替趋势 |
| 7.3.2 沙漠湖盆区地下水生植物时间演替趋势 |
| 第八章 退化植被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措施研究 |
| 8.1 重视恢复植物种类的选择，以种植白刺、梭梭为主，生物和工程措施相结合，建立起较为完备的防风固沙的防护林体系 |
| 8.2 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实施退耕还草，发展生态畜牧业和节水农业 |
| 8.3 合理利用地下水资源，优先考虑沙漠区生态环境用水 |
| 8.3.1 沙漠绿洲灌区的地下水资源利用 |
| 8.3.2 吉兰泰工业区地下水资源利用 |
| 8.3.3 沙漠牧区地下水资源的利用 |
| 8.4 建立地下水和植被生态的监测系统 |
| 结论及建议 |
| 结论 |
|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照片 |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 |
| 成果 |
| 致谢 |
四、西北地区生态加速恶化的原因及其治理（论文参考文献）
- [1]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研究[D]. 刘学民.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01)
- [2]西安城市雾霾演进与治理研究（1912-2019年） ——兼与英国伦敦雾霾的历史比较[D]. 吴洋.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3]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D]. 王海荣. 吉林大学, 2019(02)
- [4]若尔盖沙化土地不同治理措施监测分析[D]. 杨洳靖. 四川农业大学, 2018(01)
- [5]郧阳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环境研究（1476-1911）[D]. 王谷.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6]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研究[D]. 王军. 西南财经大学, 2018(02)
- [7]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D]. 刘琼.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8]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对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研究[D]. 董洪乐. 兰州大学, 2014(08)
- [9]区域荒漠化演变机制的六元法研究 ——以我国西部地区荒漠化问题为例[D]. 陈芳淼. 中国农业大学, 2013(04)
- [10]沙漠湖盆区地下水生态系统及植被生态演替机制研究[D]. 宋国慧. 长安大学, 2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