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成败之比较（论文文献综述）
董俊[1]（2021）在《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文中认为19世纪末,梁启超追随康有为以戊戌变法正式拉开了改良救国运动的序幕。在以后的三十余年间,梁启超积极投身救国大业,他的政治活动和思想言论对近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以梁启超的领袖评传为中心,结合不同时期梁启超的个人经历、政治主张变化和救国行动,通过考察他笔下刻画的不同类型的近代领袖形象,从国际视角出发挖掘梁启超对近代领袖的塑造与其思想演变的内在联系,梳理出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展脉络,探讨在各个时期梁启超心目中理想领袖的特质,论述近代领袖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以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关系。引言部分对于近代领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参考狭间直树教授对梁启超一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结合近代领袖评传的写作时间,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分期。对梁启超研究的基本资料和与本论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论述了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意义。第一章为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通过《圣德光绪记》中梁启超所塑造的光绪皇帝和他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归纳这一时期梁启超对于国家领袖的基本认识;以梁启超对《仁学》的理解为切入点,分析谭嗣同的《仁学》中蕴含的启蒙精神和世界意识,结合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对“变法流血第一人”谭嗣同的评价,归纳梁启超对于平民领袖的初印象。从国际因素的角度考虑,这一时期是梁启超已走出“天下观”的传统思维,将中国放置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对,寻找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近代领袖的开端,其对光绪皇帝领袖担当素质的描述,以及对谭嗣同启蒙思想和献身精神的宣传,构成了其早期近代领袖观的雏形。第二章为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这一时期梁启超接触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并以日本为媒介学习了西方近代政治理论,思想发生激烈变化,对于导师康有为的认知和对政治宿敌李鸿章的看法都较之前更为客观和全面。本章围绕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中对康有为时代地位和政治观点的论述,结合由于政见分歧而引起的康梁矛盾的变化,分析康有为在梁启超心中的领袖形象;集中探讨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给予李鸿章正负两方面的评价,阐述梁启超在中江兆民影响下产生的对“新民”领袖的期待,以及其近代领袖观在西式政治理论引导下的辩证发展。第三章为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思想激变拓宽了梁启超的眼界,他开始关注国际范围内的领袖人物,并对领袖与国家、领袖与国民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强调领袖个人力量与国民群体力量相结合的近代领袖观。本章对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和他塑造匈牙利民族解放领袖噶苏士、意大利建国三杰、法国罗兰夫人及英国克林威尔等人领袖形象的目的进行了论述;考察他对《松阴文钞》翻译、批注和在诸多文章中对吉田松阴的推崇,阐明领袖意志对于救国事业的作用,论证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的关系;通过剖析梁启超对于“英雄”和“无名之英雄”历史作用的认识,论述其中外英雄说对近代领袖观的发展与形成的影响。第四章为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本章主要论述由于受到时代和主观的局限,在民国从政时期梁启超的近代领袖观发生演变,经过对局势的权衡后,他开始在领袖人选问题上导入了权宜选择维度。通过他对袁世凯先支持后反对的态度变化,分析他基于立宪的政治诉求和救国大局,做出如此选择的内外因素,揭示其近代领袖观的终极属性。回溯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政治交往和对于救国路径的意见分歧,论述梁启超在近代领袖观上的理论极限和最终回归学者身份的原因。结论部分对正文的内容进行总体上的概括总结,进一步理清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育历程,归纳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论述不同时期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特点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何鹏举[2]（2020）在《“改良”“变法”抑或“革命”？——比较视野下近代中日两国的明治维新论》文中指出明治维新发生之后就成为中国有识之士观察、评论、模仿和比较的对象。黄遵宪、康有为等知识分子注意到了"尊王攘夷"主张的推动作用,把维新看作一个改良的过程。福泽谕吉、大隈重信等则把维新的原因归于冲破封建门阀制度的历史潮流,同时认为这是一场充满变数、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社会革命。造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难于洞察明治维新革命性特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的明治维新论的出发点是其改革主张的需要,是一种典型的缺乏"他者"意识的日本研究。
张娟[3]（2020）在《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国,新旧交替、中西冲突使保种、保教、保国成了时代的主题。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上演了一幕幕轰轰烈烈的思想重构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活剧,其核心命题就是救亡图存。康有为作为戊戌维新的核心人物和领导者,是近代政治变革的先驱,他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积极探索社会变革之路,他的政治变革主张既内涵深厚的政治意蕴,又富有精湛的伦理思辨。他的政治伦理思想折射出中国近代社会对个体的重视以及对民权、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的普遍追求,也昭示了近代中西方伦理思想由交锋到融合的可能。康有为的政治理念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斥着明显的分歧和断裂。戊戌政变前,他高呼“民权”、“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政治价值观来反对封建专制、等级伦理以及禁欲主义,提倡君主立宪政治制度,希冀对腐而不亡的封建君主专制以及等级伦理进行全面的变革。康有为的政治伦理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形成的资产阶级道德,体现了资产阶级要求获得平等的政治地位以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在革命高潮尚未掀起之前,符合时代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的康有为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向西方学习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辛亥革命后,君主专制政治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资产阶级革命迅猛发展,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却仍停留于原位,固执地把“忠君”与“救国”、“封建皇帝”与“变法”联系起来,皇帝成为变法成功与救亡图存的必要条件,由此他提出“保皇”、“立教”的政治主张,甚至不惜参与违背历史发展的复辟帝制运动,曾经的维新派领导人物退变为最大的保皇派与反动的封建遗老。很显然,康有为后期政治伦理思想的价值诉求已经不再是争取民权与平等,而是侧重于对君主的效忠和对君权的坚守,这无疑是对传统等级伦理的复辟。与顺应了时代潮流与国情发展的革命思潮相比,康有为后期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明显的倒退性与反动性。康有为为何没有继续顺应时代的发展而投入革命,他所谓的保皇、立宪、渐进、改良又是出于怎样的考量,看似矛盾的政治伦理思想背后是否隐藏着连接与贯穿的线索?他于历史交替之际所进行的政治变革与道德转型对于当今的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有何警醒与借鉴,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今天来深入探讨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原因所在。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生而平等的政治伦理基础、君主立宪的制度伦理设计、渐进改良的政治伦理实践以及太平大同的政治理想。贯穿于康有看似矛盾与断裂的政治伦理思想中的线索即“为民”与“为人”的仁道关怀。深受西方社会契约论以及天赋人权论的影响,康有为将国视为民之公产,认为君与民应是对等的关系,均为天下之主。又因人皆由元而生,人在本质上是平等且独立的,由此得出人人皆有自主之权。在生而平等的人类公理指引下,康有为指出非人道的专制政治终将被凸显人地位与价值的民主政治所取代,立宪政治体现了归之于众的政治正义,君主立宪制度则是近代中国在现实国情下能够发扬君主优势以克制激进民主乱相的最佳策略。康有为的政治伦理实践也遵循以“仁”为核心的价值指向,他执着于君主制与改良、反对激进革命的原因就在于最大程度地避免流血与伤民,“保民”、“安民”、“治安为尚”是其主张渐进路径的重要考量。为实现富国以养民,他提出发展物质为近代中国救国之急方。同时,重视“智”在世界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主张近代教育体制改革,主张平民教育与普及教育,通过凸显“智”的先行性来修正儒家传统文化中“仁为本,智为辅”的仁本主义哲学体系;游离于政治实践之外,康有为构建了一幅远高于现实的大同理想社会的蓝图。大同以人人生而平等为构建准则,以仁道进化为前进动力,以“去苦求乐”为终极追求,在政治、经济、社会绝对公享、公有的制度化构建基础上,大同最终实现了德福一致的至乐境界。康有为的现实政治实践意在为国人“救苦”,而社会理想则意在为全人类“救苦”,为全人类谋求幸福是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最终目的,现实与理想这两条看似平行的思想线最终统一于“救苦”与“求乐”的人道关怀之中。受时代与阶级属性的限制,康有为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无法避免的历史局限与理论缺陷:他努力吸收西方的新文化和新观念,却又固执地将其镶嵌在传统文化的框架之中,带有“旧瓶装新酒”的色彩,反映了其革新思想的不彻底性;他宣扬民主与民权,却又顽固地坚守君主立宪;他设计了大同理想社会,却又用三世进化理论将其置于空想。总之,康有为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进步与保守的两面性,由于这些局限,导致他后期政治伦理思想明显的倒退与反动。他的政治伦理思想反映了近代思想变革的历史悲剧,但也是一种历史的探索,通过分析他的政治伦理思想,我们能够感受到他深厚的学识涵养与强烈的爱国爱民情怀结合下所产生深邃洞见、他审视世事的理性精神、贯穿于其思想体系中的仁道情结与人道关怀、对人欲的认肯以及以“人”为政治价值核心的确立。这些积极的因素,值得后人借鉴。
张迪[4]（2019）在《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是政治体系中的两个独立系统,二者的发展遵循着各自的内在规律。当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相互协调时,政治体系呈现出稳定发展的态势。当然,二者完全一致的理想状态不存在。然而只要二者的张力保持在一定限度内,良性的政治秩序就能成为现实。当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不一致性超过一定的限度,政治体系则呈现出动荡的局面。旧有的政治制度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制度变革的主张就会随之出现。如果传统的政治文化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新政治制度建构的过程就会尤为艰难。即使是建构起来,由于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新型政治文化的支撑,也很难长久维持下去。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中的隐性结构,对政治制度的变革产生重要影响。主要通过三个方面体现:首先,在政治文化的传播广度上,表现为精英与大众的政治文化是否同步。当社会发生变革时,精英阶层的政治文化最先发生变化。如果他们倡导的政治文化能影响到大众,那么精英和大众的政治文化就具有一致性。政治制度的变革拥有了广泛的政治文化认同,就会较为顺畅。反之,变革很难成功。其次,在政治文化的整合效果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和外来的政治文化是否能完成融合。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文化往往呈现出多元并存状态。传统政治文化受到外来政治文化的冲击,开始消解;外来政治文化受到传统政治文化的抵制,很难稳固地在民众之间形成共识。如果传统和外来的政治文化能实现成功整合,政治制度变革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反之,整合失败,政治文化呈现破碎状态,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很难成功。再次,在政治文化演变层次方面,表现为表层的政治思想是否完成向深层政治心理的转变。一般而言,以先进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精英阶层由于具有相对开放包容的态度,容易接受外来政治思想。而社会大众的政治心理是一种深层次的观念积淀,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转变。如果政治文化是在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那么政治文化的深层次转变就较为容易发生,政治制度变革成果也随之巩固下来。相反,如果政治文化是从外国移植而来,与本国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差甚远的话,政治文化的深层次演变很难实现,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因而很难成功。戊戌维新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旨在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变法运动,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维新派知识分子提出的制度变革目标却没有实现,君主立宪制度没有建构起来,君主专制制度依然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戊戌维新运动是失败的。政治制度变革的失败固然受到经济基础、政治博弈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然而从更为深层和长远的角度来审视,当时的政治文化状况与维新派主张的君主立宪制度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传统政治文化占据主流地位,对君主专制制度形成稳固支撑。新型政治文化又尚未成型完善,君主立宪制度因而难以深入人心。维新派知识分子主张在中国建构起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并提出设议院、兴民权、三权分立等具体举措,同时对君主立宪制度及其相配套的政治文化进行宣传。然而其政治思想的宣传范围仅限于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等社会精英。普通民众对于其倡导的新型政治文化并不了解,他们仍然固守着传统的政治文化。具体表现为求稳保守、反对变革、对皇权的依附和崇拜等,这些政治文化因素对君主专制制度形成稳固支撑。因此,戊戌维新在政治文化传播的广度上是极为有限的。戊戌维新时期,传统政治文化依然发挥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了自身严谨和完整的逻辑结构,并非和西方政治文化的简单融合就可以实现新型政治文化的内部契合。维新派对中西政治文化的整合多浮于表面,具有服务于现实政治变革的功利性。浮于表面的对中西政治文化的简单取舍并不能形成对君主立宪的稳固支撑,维新派没有完成中西政治文化的融合任务。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外源型模式。外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现代化进程由此开启。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历经长期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相互配合,形成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戊戌维新期间,小农经济仍然是主要经济形态,宗法制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结构,儒家政治学说和道德规范仍然牢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因此,民众的臣民政治心理极为稳固,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改变。从政治文化的演变层次上来说,戊戌维新期间所倡导的新型政治文化仅仅停留在浅层次的政治思想方面,并没有演变为人们心中深层次的政治心理。本文在坚持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选取戊戌维新这一具体案例为研究对象,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该运动在政治制度变革方面失败的原因,从中总结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具体机制。戊戌维新在新型政治文化的宣传方面,影响范围有限,中西政治文化的整合没有完成,政治思想没有实现向政治心理的转变。因此,新型政治文化没有形成对君主立宪的稳固支撑,政治制度变革的主张没有成为政治现实。
秦莲星,刘岳兵[5]（2018）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明治维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明治维新研究经历了几次高潮,涌现出众多优秀成果。以时代背景为基础进行粗略划分,可以说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以分析明治维新性质为主的奠基时期、改革开放后开始综合性的系统研究时期,21世纪之后我国的明治维新研究进入逐渐形成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新时期。适值明治维新150周年之际,对其相关成果进行总结和整理,不仅有利于对包括明治维新研究在内的日本近代史研究作学术史梳理,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向导,而且作为社会文化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明治维新的研究历程中也可以看出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的步履轨迹。
宋成有[6]（2018）在《明治维新若干问题的再思考》文中研究表明日本开港后,内外交困的幕府为自救自强,自1854年至1867年接连推行了安政、文久、庆应等三次改革,即幕末改革。从日本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全过程来看,幕末改革迈出先期探索的第一步,为明治维新提供了政策思路、工厂设施和人才梯队。在此基础上,明治维新得以全面展开并实现社会转型的第二步。维新期间,前十年的欧化改革,决定性地将日本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同时也产生了财政困难、社会动荡和政府危机等问题;以天皇亲政并介入改革为标志的后十年改革,维新官僚及时纠正失误,全面调整近代化政策,走出困境并最终使资本主义在日本扎下根。政策调整成为决定维新成败的关键。甲午战争前,光绪朝的中国官绅精英多对明治维新不以为然;马关缔约后,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明治维新转而成为中国模仿的对象。
汪小祥[7]（2017）在《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之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为了救亡图存、拯救国家民族危机,19世纪在中国和日本分别进行了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运动。文章从运动的社会性质、外部环境、改革内容以及运动实行方式等方面对这两个运动的相同之处进行了剖析。其不同之处,可以从国土面积、历史文化背景、采取的策略、拥有的力量以及对立面的力量等方面加以分析。文章最后指出:必须发挥国家政权的重要作用;必须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李莹[8]（2015）在《近代中日两国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以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为例》文中指出19世纪下半期,在中国和日本分别进行了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尽管当时的中国和日本所处的环境相似,但改革的最终结果却截然相反:中国的戊戌变法以失败而告终,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其快速地完成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度,加速了资本主义原始的积累。明治维新改革的成功,日本成为了亚洲唯一独立的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关于中国戊戌变法和日本明治维新成败的原因及经验需从多个角度分析与研究,其中原因之一是中日两国在接受外来文化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本文以中国戊戌变法和日本明治维新为例,研究近现代历史中中日两国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为当代中国如何能够更好地接受外来文化提供一些经验与启示。
贾艳[9]（2014）在《对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戊戌变法为为中国近代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探寻了出路。纵观世界历史的发展,与我们临近的东亚国家日本早在当时的三十年前也进行了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即日本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是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以西化和现代化为目标,由日本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最终确立君主立宪制政体的一次成功改革。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之间有着太多的相同之处,但其结果却大不相同。本文就以中国近代史为切入点,通过工业文明的发展来对比与研究中国戊戌变法与日本明治维新之间的相同点与区别。
石晶[10]（2013）在《中日近代化进程中政府制度改革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历史发展的实践来看,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化同样出乎人们的预料。按照中国前近代社会发展的任何一项标准来衡量,中国至少在两千年内如果不是唯一领先的文明社会,也是领先的文明社会之一。但是中国不但未能跨入先行者的行列,而且也未能成为成功的后来者。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迅速实现近代化,成为独立的工业化强国。有学者将中国在被迫开国之后未能像日本那样变革成功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政治结构的脆弱性及其后来所遭受的腐蚀,受到中外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和肯定。本文亦是从中国近代政治失败的视角,借助在政治体制中扮演着更加基础性角色的政府制度入手,通过对近代两国近代政府制度建立的缘由、过程及结果描述,证明近代政府制度与近代化的多元相关关系,强调政府制度对近（现）代化的支撑作用。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近代化”既非一个表征工业化的单纯经济概念,也非一个表征民主化的纯粹政治名词,它是一个与资本主义文化紧密联系的,从封建社会形态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社会范畴。因此,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变革应该注重整体性原则,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项变革并举,实现社会大文化的整体变迁。中日近代历史已向我们证明,经济、文化、社会的变革必须有相应的政治（制度）变革为支撑。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建立起以帝国议会、责任内阁和大审院为基础的政府制度为日本近代变革的推进奠定了制度基础。尽管此时的政治变革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存在严重的缺陷,但日本近代化的最大成功之处,乃宪政政体的确立,虽然是君主立宪的,天皇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天皇并无至高无上的权力,因其权力受到了宪政的约束。此点,使之与东方社会传统的一统天下的专制王权呈现出不同,这一不同,为日本近代化在诸多方面的推进创造条件,提供了机会。近代化均发端于器物层面,这一层面的推进必多维度地诉求行政体制变革,诉求高效率之政府亦即责任内阁（责任政府）的建立。责任政府的建立分散了专制王权,行政权落实于政府,而专制之权集立法权、行政权乃至司法权于一体。得到了立法保障的责任内阁直接分散了专制王权,并构建了王权与责任内阁的相互制衡与良性互动。日本近代化的多方面成功均可归于此点。本文通过描述两国近代政府制度的确立过程以及政府制度在推动近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基础作用强调政治（制度）变革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性,以对当代中国的政府制度改革提供借鉴意义。本文运用近现代化研究方法论中合力论的分析方法,对中日两国近代社会转变过程按其本来的复杂性,采取多向度的综合结构分析,并通过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描述两国近代化进程中政治变革的缘由、过程以及结果,最后运用政治学中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分析每一特定系统中结构和功能的相互关系,揭示近代政府制度对制度变革的核心意义。全文共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作为第一章主要阐述研究源起、已有研究以及研究方法、内容和创新之处等;第二章阐述近代政府制度演变的背景,工业社会形态的确立要求转变农业社会形态下权治统治模式;第三章通过对比中日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过程及其结果,分析晚清未能建立起君主立宪政体的原因所在;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围绕两国建立政府制度中行政系统、立法系统、司法系统的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具体分析晚清中国建立三权分立体制所遇到的阻碍;第七章根据上述论述,证明近代政府制度与近（现）代化的相关性即多元相关关系,分别阐述近代行政、立法和司法系统的建立对行政管理、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市场化所具有的深刻意义。从两国政府制度及其对近（现）代化的支撑作用来研究中日近代化问题既是本文分析的重点;第八部分结论论述政治（制度）变迁要与经济、文化、社会变迁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四者在一国近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整体跃迁,缺一不可。
二、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成败之比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成败之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1）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概念的界定及研究分期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和内容 |
| 第一章 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近代领袖观的萌生 |
| 第一节 圣德光绪与领袖的担当素质 |
| 一、“舍位忘身”的国家领袖 |
| 二、决策能力和执政风格 |
| 三、勤政态度和人格魅力 |
| 第二节 谭嗣同与领袖的献身精神 |
| 一、《仁学》中的启蒙精神 |
| 二、舍生变法的献身精神 |
| 三、“天下大同”的世界意识 |
| 第三节 皇帝与平民——近代领袖观的初萌 |
| 一、被“理想化”的国家领袖 |
| 二、平民领袖的最初印象 |
| 三、国际化考量下的近代领袖观雏形 |
| 第二章 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近代领袖观的过渡 |
| 第一节 康有为与领袖理想 |
| 一、“先时人物”康有为的大同理想 |
| 二、康有为世界主义的当下性意义 |
| 三、国家思想的介入与认知转变 |
| 第二节 李鸿章与领袖的历史局限 |
| 一、相互态度:暧昧与仇视 |
| 二、李鸿章功过的三种局限 |
| 三、中江兆民的影响与“新民”领袖的召唤 |
| 第三节 矛盾与妥协——近代领袖观的辩证发展 |
| 一、保皇与革命之争 |
| 二、“保教”与“教不必保”的冲突 |
| 三、对“豪杰”态度与民国从政的非议 |
| 四、西式政治理论与近代领袖观的发展 |
| 第三章 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近代领袖观的形成 |
| 第一节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从噶苏士到克林威尔 |
| 一、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 |
| 二、塑造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形象的目的 |
| 三、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 |
| 第二节 吉田松阴与领袖意志 |
| 一、梁启超心中的松阴形象 |
| 二、日本阳明学与梁启超对松阴思想的“误读” |
| 三、《松阴文钞》的核心:领袖之“诚” |
| 第三节 英雄与无名之英雄——近代领袖观的完善 |
| 一、对英雄与时势关系的早期认识 |
| 二、隐迹在个体崇拜下的群体期待 |
| 三、海外政治活动对近代领袖观发展的影响 |
| 第四章 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近代领袖观的演变 |
| 第一节 袁世凯与领袖选择 |
| 一、“恨袁·挺袁·讨袁”的经过 |
| 二、失望的批判与希望的表达 |
| 三、立宪夙愿之上的领袖选择 |
| 第二节 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擦肩 |
| 一、救亡意识下的短暂认同 |
| 二、政治分野下的长久对立 |
| 三、对孙中山的评价与“三种革命”的意见分歧 |
| 第三节 学者与领袖——近代领袖观的主观局限 |
| 一、民国局势下的权宜之计 |
| 二、孙、梁身份差异的成因 |
| 三、国际视域下近代领袖观的理论极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改良”“变法”抑或“革命”？——比较视野下近代中日两国的明治维新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前言 |
| 二、日本是如何维新的？ |
| （一）“势也” |
| （二）“变法” |
| （三）“革命” |
| 三、维新的主体是谁？ |
| （一）处士 |
| （二）日主 |
| （三）党派 |
| 四、结语：近代中国与倒错的明治维新观 |
（3）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研究的依据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的方法和思路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产生的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的历史剧变和时代主题 |
| 一、内外交困的生存危机 |
| 二、“天命论”衰弱带来的价值危机 |
| 三、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 |
| 第二节 康有为的学术历程 |
| 一、幼年家庭影响 |
| 二、师从朱次琦 |
| 三、广涉西学新思想 |
| 四、转向今文经学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政治伦理思想的冲突与转折 |
| 一、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衰败 |
| 二、近代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的东传 |
| 三、近代中国新旧政治伦理的交锋 |
| 第二章 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哲学基础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思想渊源 |
| 一、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 |
| 二、今文经学托古改制理论 |
| 三、佛教的慈悲平等观念 |
| 第二节 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 |
| 一、民主政治价值观念 |
| 二、自然科学理论 |
| 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
| 第三节 政治伦理的哲学基础 |
| 一、以元统天的本体论 |
| 二、爱恶自然的人性论 |
| 三、天欲人理的理欲观 |
| 四、三世进化的历史观 |
| 第三章 生而平等的政治伦理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人人平等——平等为先验之公理 |
| 一、平等思想的本土源流 |
| 二、平等为人类之公理 |
| 三、平等之法最益于人道 |
| 第二节 天赋民权——人人有自主之权 |
| 一、中国民权思想的缘起 |
| 二、人人有自主之权的论证 |
| 一、国非一人一家所得私有 |
| 二、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 |
| 第四章 君主立宪的制度伦理设计 |
| 第一节 破旧立新——专制政治的必然灭亡 |
| 一、君之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 |
| 二、废除专制为人道之所以然 |
| 第二节 立宪政治——归之于众的政治正义 |
| 一、中国宪政思想的缘起 |
| 二、宪政者合君民而共治 |
| 三、归之于众的政治正义 |
| 第三节 君主致治——扬君之势的现实策略 |
| 一、升平之世必君主立宪 |
| 二、千年制度非一日可除 |
| 三、共和之制今必不可行 |
| 第五章 渐进改良政治伦理实践的救国方略 |
| 第一节 渐进改良——治安为尚的路径选择 |
| 一、共和之制共争共乱 |
| 二、先求不乱而后求治 |
| 三、三世进化的渐进性 |
| 第二节 物质救国——近代中国的救国之方 |
| 一、中西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冲突 |
| 二、发展物质为救国之急药 |
| 三、欧美胜于物质中国胜于道德 |
| 第三节 以智为导——智统四端的伦理文化 |
| 第六章 太平大同的政治理想 |
| 第一节 众生平等——均平主义的制度构建 |
| 一、平等的制度构建 |
| 二、平等的实现路径 |
| 第二节 去私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构想 |
| 一、去私为公的经济正义 |
| 二、天下为公的政治公正 |
| 第三节 以仁为本——顺乎人道的为政理念 |
| 一、“本体论说”的新立意 |
| 二、“仁道进化”的新构想 |
| 第四节 去苦求乐——德福一致的终极关怀 |
| 一、去苦求乐的终极追求 |
| 二、德福一致的最终实现 |
| 第七章 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历史局限与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历史局限与理论缺陷 |
| 一、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实质的掩盖 |
| 二、对中西方政治伦理思想认识与利用的扭曲 |
| 三、君主立宪制度表象与实质之间的相悖 |
| 四、政治伦理思想进步与保守的两面性 |
| 五、后期政治伦理思想的倒退与反动 |
| 六、大同社会理想的空想与虚妄 |
| 第二节 历史价值 |
| 一、强调了政治伦理的价值基础是以人为本 |
| 二、提倡以理性指导社会改造 |
| 三、启迪了近代的政治变革 |
| 第三节 当代启示 |
| 一、政治伦理的建构要吸收本土文化资源 |
| 二、政治改革要顺应国情与大势 |
| 三、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需有创新精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政治文化研究综述 |
| 1.西方政治文化研究 |
| 2.中国政治文化研究 |
| (二)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研究综述 |
| 1.西方政治制度研究渊源及理论成果 |
| 2.中国学界关于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二者关系的研究 |
|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及本文的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和框架结构 |
| 第一章 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一种理论视角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政治文化 |
| 二、政治制度 |
| 第二节 政治制度变革 |
| 一、新制度主义学派关于制度变革的基本理论 |
| 二、制度变革路径方式 |
| 三、制度变革中的路径依赖 |
| 第三节 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具体机制 |
| 一、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路径:建构、维系、运行 |
| 二、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过程 |
| 第二章 戊戌维新发生过程——一种实践分析 |
| 第一节 康有为多次上书及1898 年上书成功 |
| 一、第一次上书未果 |
| 二、“公车上书”揭开了戊戌维新的序幕 |
| 三、连续上书催生百日维新 |
| 第二节 百日维新的开始和结束 |
| 一、《名定国是》的颁布开启百日维新进程 |
| 二、变法措施的施行情况及结果 |
| 三、百日维新的成果和影响 |
| 第三节 百日维新过程中的权力博弈 |
| 一、帝党和后党的权力争夺以及后党的力量分析 |
| 二、帝党和维新派知识分子结盟——百日维新的开始 |
| 三、帝党力量 |
| 四、维新派力量 |
| 五、变法措施实施方式的冒进性 |
| 六、外国对变法的态度 |
| 第三章 精英与大众政治文化分析 |
| 第一节 维新派政治思想状况 |
| 一、“变”——摆脱危机的必然出路 |
| 二、“破”——对君主专制的批判 |
| 三、“立”——君主立宪制度的建构 |
| 第二节 统治阶层政治思想状况 |
| 一、慈禧——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实践者 |
| 二、光绪——专制王朝强弩之末下的除旧布新者 |
| 三、张之洞和翁同龢——具有变革思想的旧式官僚 |
| 第三节 大众政治心理状况 |
| 一、超稳定社会结构之下保守传统的臣民政治心理 |
| 二、西方冲击背景之下的民族主义政治心理 |
| 第四章 传统与外来政治文化博弈 |
| 第一节 传统政治思想 |
| 一、天命观论证政治合法性 |
| 二、大一统思想维系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 |
| 三、民本思想——民众评价君主统治效果的重要标准 |
| 第二节 西方政治思想 |
| 一、国家起源的目的:社会契约论 |
| 二、以自由和平等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宣言书:天赋人权 |
| 三、政府建构的原则:分权制衡思想 |
| 四、作为一种政制形式:民主 |
| 第三节 维新派知识分子整合中西政治文化之过程和结果 |
| 一、西方文化对中国产生影响的途径和流变 |
| 二、维新派整合中西政治文化之成果——以《大同书》为例 |
| 第五章 表层和深层政治文化演变 |
| 第一节 政治文化在层次方面的演变机制 |
| 一、内生:以启蒙运动对法国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为例 |
| 二、外源:以西方政治学说在明治维新中的影响为例 |
| 第二节 戊戌维新中政治文化演变的政治社会化途径 |
| 一、新式学堂——教育改革的突破口 |
| 二、现代报刊——启发民智的舆论场 |
| 三、社会团体——变法力量的集散地 |
| 四、政治社会化之效果分析 |
| 第三节 戊戌维新失败的政治文化原因:臣民政治心理为何如此稳固? |
| 一、经济形态之小农经济 |
| 二、社会结构之宗族宗法制 |
| 三、完备的政治社会化方式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专着类 |
| 二、期刊类 |
| 三、报纸类 |
| 致谢 |
（5）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明治维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一、明治维新研究状况之回顾 |
| 二、新世纪以来我国明治维新研究状况之梳理 |
| (一) 探寻历史进程中明治维新的关联性 |
| (二) 探索广域视角下的明治维新之影响 |
| (三) 探究明治维新之剧变的深层“意蕴” |
| (四) 相关的学术专着、史料编选、通俗读物及译着 |
| 三、明治维新150周年之际研究成果总结与展望 |
（6）明治维新若干问题的再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再议源起:从幕末改革到明治维新 |
| 二、成败的关键:与时俱进的政策调整 |
| 三、他山之石:清末精英的明治维新观 |
（7）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相同之处 |
| 2 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不同之处 |
| 3 结语 |
（8）近代中日两国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以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1 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内容及其影响分析 |
| 1.1 日本明治维新的内容及其影响 |
| 1.2 中国戊戌变法的内容及其影响 |
| 2 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文化背景比较 |
| 3 近现代中日两国对外来文化的态度 |
| 3.1 中日两国的文化传统 |
| 3.2 两国对待外来文化的社会心理 |
| 3.3 两国应对外来文化的冲击 |
| 4 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启示 |
（9）对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发生背景的异同 |
| (一) 相同点 |
| 1. 两国都以自然经济为主体, 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
| 2. 都被西方国家以坚船利炮敲开国门 |
| (二) 不同点 |
| 1. 两国原本的政治制度有所不同 |
| 2. 两国的官员选拔制度存在差异 |
| 二、关于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实施过程比较 |
| (一) 相同点 |
| 1. 改革内容趋于一致 |
| 2. 改革内容实行方式相同 |
| (二) 不同点 |
| 1. 军权问题 |
| 2. 内在文化心理不同 |
| 3. 关于变法的准备工作有所不同 |
（10）中日近代化进程中政府制度改革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政府与政府制度释义 |
| 三、研究价值与意义 |
| 第二节 已有的研究评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二章 近代中日政府制度改革背景的交叉分析:从传统与现代 |
| 第一节 改革的横向场域:从物质基础到上层建筑 |
| 一、经济视角: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
| 二、政治层面:西方立宪体制的引入 |
| 三、文化面向:立宪文化的涤荡 |
| 四、社会方面:个人权利的凸显 |
| 第二节 改革的纵向场域: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 |
| 一、社会特征:从等级化、地域化到工业化、市场化 |
| 二、治理模式:从统治型治理到管理型治理 |
| 三、治理手段:从权治挣扎到法治诉求 |
| 四、共同体类型:从静态封闭共同体到动态开放共同体 |
| 第三章 中日近代政府制度改革始末比较:君主立宪政体的建立 |
| 第一节 挑战与回应:清末仿行君主立宪的展开 |
| 一、被迫立宪:统治合法性危机催生制度变革 |
| 二、仿行君宪制的建立:《钦定宪法大纲》 |
| 三、君宪制“仿行”:传统思想与现代架构的拼接 |
| 第二节 冲击与选择:明治宪政体制的确立 |
| 一、选择立宪:新思想的引入与实践 |
| 二、宪政制度的诞生:《大日本帝国宪法》 |
| 三、明治宪法体制:多元结构的博弈 |
| 第三节 对比与反思:清末君主立宪政体失败的根源 |
| 一、《钦定宪法大纲》与《大日本帝国宪法》的比较 |
| 二、晚清君主立宪政体改革失败的根源 |
| 第四章 中日近代行政体制改革比较:建立责任内阁制的尝试 |
| 第一节 清末建立责任内阁制的尝试 |
| 一、清末官制改革的动因 |
| 二、戊戌变法中的官制改革 |
| 三、丙午年间中央官制改革之行政改制 |
| 四、宣统年间关于责任内阁制的争论及皇族内阁的建立 |
| 第二节 明治时期责任内阁制的建立 |
| 一、太政官政治体制的建立与演变 |
| 二、近代责任内阁制的创立 |
| 三、近代行政体系的确立——责任内阁制建立的意义 |
| 四、责任内阁制的功能 |
| 第三节 比较与探求:清末中国官制改革失败之原因 |
| 一、家产官僚制对构建近代理性官僚制的阻碍 |
| 二、传统官僚制长期维系的政治文化对“责任”的排斥 |
| 第五章 中日近代立法体制改革比较:建立近代议会制的尝试 |
| 第一节 清末谘议局与资政院的建立及活动 |
| 一、谘议局的成立、性质及其权限 |
| 二、1910:立宪派短暂的春天 |
| 三、中国最早的“国会”:资政院及其两次会议 |
| 第二节 明治时期帝国议会的建立 |
| 一、明治初期立法机构的演变 |
| 二、自由民权运动与《开设国会敕谕》的颁布 |
| 三、帝国议会的建立 |
| 四、帝国议会的功能 |
| 第三节 比较与分析:清末中国未能建立起近代议会制的原因 |
| 一、对权力的崇拜妨碍了对权力进行任何制度化的可能 |
| 二、等级制观念导致中国立宪派的软弱性 |
| 第六章 中日近代司法体制改革比较:建立司法独立制度的实践 |
| 第一节 晚清司法独立改革:动因及结果 |
| 一、改革动因:维护王朝之专制君主统治 |
| 二、改革过程:清末司法机关的近代转型 |
| 三、改革结果:司法独立改革中的权限之争 |
| 第二节 日本近代司法独立制度:动因及建立 |
| 一、建立动因:西方列强的外在压力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
| 二、建立内容:独立司法制度的建立 |
| 三、建立成果:明治宪法体制下司法独立制日渐完善 |
| 第三节 比较与解析:晚清中国司法独立改革失败的根源 |
| 一、晚清修律:一种“理论建构型”的司法独立改革 |
| 二、失败根源:改革的逻辑起点与司法独立的实质相悖 |
| 第七章 中日近代政府制度改革对当代政治体制的影响:责任、宪政与权利 |
| 第一节 近代政府制度的建立:降低制度变迁成本 |
| 一、环境因素对制度成本的影响 |
| 二、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对制度成本的影响 |
| 三、非正式制度对制度成本的影响 |
| 第二节 近代行政体制的建立:强化行政责任 |
| 一、以责任内阁制为标志的近代行政体制的确立 |
| 二、社会管理职能的扩大对行政机构的要求 |
| 三、近代行政机构管理的效率化与科学化 |
| 第三节 近代立法体制的建立:孕育宪政文化 |
| 一、以议会为标志的近代立法系统的建立 |
| 二、从习俗型信任到契约型信任的转变 |
| 三、政治的法制化保障契约的刚性化 |
| 第四节 近代司法体制的建立:保护公民权利 |
| 一、以独立法院为标志的近代司法系统的建立 |
| 二、货币经济带来财富的个人所有要求独立司法权的保护 |
| 三、独立司法体系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以及对法治市场的构建 |
| 余论:政治体制的近代化对现代化发展的支撑作用 |
| 一、政府制度在政治发展和制度变迁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 二、当代中国政府制度改革的路径 |
| 三、当代中国的发展必须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的整体跃迁 |
| 参考文献 |
| 致谢辞 |
四、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成败之比较（论文参考文献）
- [1]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D]. 董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改良”“变法”抑或“革命”？——比较视野下近代中日两国的明治维新论[J]. 何鹏举. 政治思想史, 2020(04)
- [3]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研究[D]. 张娟.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D]. 张迪.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明治维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秦莲星,刘岳兵. 历史教学(下半月刊), 2018(12)
- [6]明治维新若干问题的再思考[J]. 宋成有. 日本学刊, 2018(03)
- [7]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之比较研究[J]. 汪小祥. 科技视界, 2017(05)
- [8]近代中日两国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以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为例[J]. 李莹. 科技展望, 2015(35)
- [9]对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比较研究[J]. 贾艳. 济南职业学院学报, 2014(03)
- [10]中日近代化进程中政府制度改革比较研究[D]. 石晶. 南京大学, 20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