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主义视角下的《发现陌生人》解读

一、从东方主义视角解读《发现陌生人》（论文文献综述）

陈杨梦园^[1]（2021）在《大都会版《图兰朵》舞台呈现中的跨文化艺术美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图兰朵》是意大利音乐家贾科莫·普契尼所作的一部典型的跨文化艺术戏剧作品,剧作的核心情节是冷酷的“中国公主”图兰朵通过谜题招亲。它从1926年在意大利首演至今,“图兰朵”的迷人魅力赋予了这部跨文化歌剧长青的舞台生命力。从文本、音乐到舞台演出,《图兰朵》中虽竭尽所能描摹东方,但其审美特征依然是十足西方的,在不同时期、各种版本的《图兰朵》演出中,无论剧本的二度创作者本意何为,最终中西元素都同时呈现在舞台上。可以说,《图兰朵》是跨文化艺术在戏剧舞台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而1987年在纽约大都会首演的《图兰朵》的舞台呈现,有浓郁的跨文化艺术美学特征。故此,本文就以此版本的舞台呈现对《图兰朵》中的跨文化艺术美学进行解析,分析不同文化血脉的“元素”与“审美”在戏剧舞台上的融合、异化及“再创造”。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追溯《图兰朵》故事的跨地域、跨文化流变,第二章对《图兰朵》自诞生至今最具有代表性的舞台呈现风格进行梳理,论证大都会版作为跨文化戏剧景观的典型性。第三章通过分析大都会版《图兰朵》舞台呈现中的文化元素运用的跨文化性,并进行符号学研究,论证跨文化戏剧中文化符号的误用。第四章依据文化间性理论、文化误读理论等工具对大都会版《图兰朵》舞台演出的跨文化戏剧审美特征进行研究,探究其跨文化样貌产生的特点。第五章探讨对东方主义视野下的《图兰朵》以及跨文化艺术评价的立场与审美困境。

刘钰^[2]（2020）在《跨域体验的文学呈现 ——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的身份认同叙事》文中指出本文的研究重点是19世纪中期以来由华人移民以汉语为媒介创作的反映北美华人移民移居生活和情感体验的小说创作。通观北美华文移民小说,文化身份追寻在原乡想象、历史记忆、异族交往、代际关系等主题中得到了浓墨重彩的艺术表现。本文采用文本细读、比较研究与文化研究的方法,利用文化身份、形象学、社会学等理论,从原乡想象、历史记忆、异族交往、代际关系四个层面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在异质文化语境下,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身份认同的呈现方式、特征及其成因,系统挖掘和展示北美华人移民在中西文化之间的想象方式与实际抉择。之所以选择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复杂多变的文化身份作为论文的研究中心,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一是身份认同时刻处于建构过程中,在时间上始终指向未来。由于不同作家所处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不同,对文化身份的表述也不尽相同,它总是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而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因此,文化身份研究也如同文化身份认同一样,始终是一件不会被完成的“产品”（斯图亚特·霍尔语）,这也就意味着无论对当下还是未来的研究者而言文化身份认同都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二是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北美华文移民小说经历了近两百年的创作历程,但对其文化身份问题的研究却主要集中在新移民作家作品上,在地域上则呈现出重美国而轻加拿大的研究倾向,这些都不利于对研究对象作整体性把握。鉴于目前本研究领域所存在的不足,本论文以北美华文移民小说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为纵轴,通过对以上四个典型主题的剖析,力图系统挖掘和展示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的文化身份书写,突破研究对象和研究区域不平衡的局限。文化身份蕴含了北美华人移民特殊的族群散居经验,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合力作用下的产物,随着不同历史时代中西方之间权力话语的此消彼长,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的北美华人移民的文化身份认同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过程,其身份认同的流变不仅是我们认识跨文化空间中,北美华人群体不同时期特有的生存处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创作的移民小说发展轨迹的一条重要途径。同时,这一区域文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与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变革相始终,北美华人移民所面临的自我身份上的困惑和选择很大程度上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命运的一种隐喻,分析和把握这一隐喻的内涵,对于中国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民族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的调整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尤其在全球化语境的当下,各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与互动愈发剧烈和频繁,当今的世界文化由此呈现出多元混杂的特征,文化身份的追寻与文化认同的建构是每一个“在场者”都无法绕开的话题。

王璇^[3]（2020）在《跨文化视域下李安电影《色|戒》与《断背山》改编研究》文中指出李安在当代华语电影界甚至世界电影界,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个案,李安的电影作品,多次在华语文艺界掀起巨大浪潮,造成瞩目的文化现象。电影《色|戒》和《断背山》是李安获得国际声誉、同时也引起多方争议的两部作品,分别改编自中国作家张爱玲和美国作家安妮·普鲁的同名小说,李安兼具中西文化体验的跨文化背景,让他在处理中西题材时展现出独特的文化解读视角。本论文即从跨文化角度,通过文本细读方式,探究李安在对这两部中西小说作品的改编中体现出的文化交融现象。在对小说《色,戒》和《断背山》的改编中,李安立足一个局外人的文化位置,在对东方自我的审视里提炼出家国政治与个体认知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以西方人本价值理性,颠覆和消解了传统父权中心体系和集体主义话语;同时,在对西方他者的文化想象里,以中国传统伦理秩序探讨性别认同,并将出路设置为对家族脉络的回归。李安在两部文本中表现出用西方眼光审视东方迷境、东方情怀拯救西方困境的倾向性,体现出中西文化互补式的跨文化互动模式。在创造作品时,李安表现出双重编码的文化思路,作品中的文化符号具有中西双向的解读空间,易于东西方观众的接受。此外,李安在阐释中西作品时,将人性的自由与个体的认知作为思索的焦点,作为一位离散华人,他注重表现文化边缘者的身份认同与情感诉求,关注在现代文明的边缘空间里,个体的生存境遇和现实遭遇,在跨文化的救赎策略和对边缘人群的关怀里,体现出他超越文化差异的普世同理心,这也是他在文化策略之外,作品能够获得全球观众的另一必要原因。

李岩^[4]（2020）在《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文中指出1987年以来,东亚社会在政治、文化、经济、技术等方面都经历了剧烈的转型,社会生存环境的变化必然带来新的创作形式和认同体验,进而使电影创作中的性别观念、性别形象、性别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关键的文化政治的转向。本文紧抓性别政治研究的三大脉络,即男性、女性和性少数,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考察各阶段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生产以及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受到文化研究、演化心理学、后人类和赛博女性主义等理论的启发,并综合借鉴性别文化研究如男性研究、女性主义、酷儿理论、性别身份、性别表演等最新成果,对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中的性别气质、性别心理、性别隐喻、性别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从认识论层面,性别政治不应简单地被视为一种女性主义运动的文化建构,而是以种族、阶级、地域、年龄等多元文化分析范畴共同形成的、交织性的多元文化视角,这使性别成为一种主体性身份建构的力量。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也同时在解构和颠覆传统观念对性别乃至人本身之概念的理解,由后人类理论而发展出对传统性别政治观念的挑战。因此,本文在对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现象进行梳理和研究时,将把性别政治现象作为一种生物本能与文化行为的综合性产物,并结合影视文化研究和文本分析,对东亚新电影相关视听表征进行解码。本文主要分为六部分:绪论部分阐述本文选题依据与背景,概括国内外研究进展,并在分析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的基础上,确定本文研究切入点;第一章通过对人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分析,厘清人类社会身份政治内生性矛盾的发生原理;并以赛博女性主义和后人类理论为基础,为性别政治问题的终结提出一定的解决方案,并对后冷战以来,东亚社会中,政治、经济和电影政策历史转型背景和后浪潮下与性别政治相关的东亚新电影作品进行梳理,归纳出东亚新电影的大致格局。第二章以东亚新电影中的父权的主体性危机及其权力结构的消解,对其从弑父到无父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探索男性主体形象建构和变迁以及主体性危机的原因,阐释传统父权叙事的危机和父权关系转化的原理;再从从寻父到崇父,讨论新父权结构再确立的路径。从传统秩序的解体及其话语转向,探索东亚男性权力主体的建构方式,以及男权衰落和男性形象的弱化转型的发生机制。第三章从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下的女性电影中的权力置换进行分析,阐释被客体化的和被物化的女性形象,分析东亚和女性双重他者视域下的女性主体叙事;并通过换装与换体电影中的主体身份置换建构,分析历史转折中的家庭关系从诞生到崩解过程;并以女性作为导演的电影生产与主妇权力战场下的突围相结合,分析东亚新电影中女性受难、荡妇羞辱和女性复仇的镜语表达,突出女性权力话语转换下对主体观视结构的挑战和否定。第四章从政治正确的话语建构范式出发,以“去他者化”的性别语境,回应性少数题材东亚新电影的诞生与崛起的历史原因。并从生物学角度,区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差异,建构起性少数平权的理论基础;同时,通过对相关社会环境与具体文本的分析,探索“LGBTQIA+”群体中真性少数的平权;由社会审美的性少数转向,探索百合、耽美等伪性少数的禁忌趣味,并以其禁忌文本的消解与建构模型,探索性少数文化群体符号学游击战的运行机制,最后,从文本出发,探索不同性别、性向与性认同主体间欲望的共通之处。结论部分分别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层面对本文进行总结,提炼研究创新点,指出性别政治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李昊^[5]（2020）在《上海租界文化视域下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从上海租界空间及文化的性质和特点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家文学创作关系入手,考察了上海租界空间及文化对作家文学实践内在与外在的影响,以上海二三十年代文人实践活动作为参考,力图探讨在上海二三十年代具体的文化历史语境下,作为上海文化活跃建构因素的租界及文化是如何影响文人的思维方式,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审美倾向与美学追求的,又是如何影响文学思潮的产生,都市文学类型的多样以及某些文学类型的叙事症候,以期得出一些与前辈学人略有不同的结论。全文整体分为六章,具体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目的和意义及相关的文献综述。首先整理出中外史学家有关上海租界的专门史着作和文献,然后大致爬梳了以前在海派文学框架下,与上海租界相关的都市文化有关的文学实践专着与文献,从中择选出与上海租界及文化有关的着作文献。第二章,专门论述了租界空间与文化的概念与特征,以及租界空间尤其是租界文化对社会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社会审美、文学心理实践机制的影响。上海租界作为殖民空间的表征具有与以往代表中国传统社会空间的华界不同的性质与特征。而这种空间所具有的独特的性质打乱了中国传统社会自身发展的节奏。上海租界空间特有的性质及文化无论对整个社会还是文学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论文首先介绍了上海租界的来历以及历史演变过程,归纳出上海租界发展史上几件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事件,接下来阐述了上海租界文化的概念及特征,分别从作家、作品、读者三个维度诠释了租界及租界文化给文学领域带来的影响。上海租界及文化对于上海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发展有着结构性的功能意义,对这一时期文学样貌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借用布迪厄文学场域的理论,把整个上海租界作为文学场域进行考察,把身居租界文学场域中的多种文化类型背景文人共同体当做文学场域中的子域来考察,将影响文学的外部因素和内在形式两个维度有机的结合起来。上个世纪20年代末中国的文化中心实现了南移,租界化的上海毫无质疑地赢得了中国现代文学版图的中心地位。上海租界为文学场域的生成提供了众多客观条件,传统文人在上海租界内实现了向职业作家转型的过程,并且重新建构起新型的文人作家公共交往空间模式。上海租界内出版业的发达也为文人作家实现这种身份的转变提供了经济、物质上的保障。1927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上海汇聚了多种文化背景的文人,在租界文学场域内活动的主要有左翼文人、南迁的自由主义文人和海派文人。通过考察不同文化背景文人的“惯习”,分析出上海租界内各类文人的空间分布与活动规律。各类文人在租界空间的活动规律折射出其对上海租界的文化立场,同时也显示出租界文学场域对各类文人的召唤和调试作用,这其中隐含着各自场域中文人作家特有的文化逻辑。各类文人在租界文学场域中的空间移动,究其实质还是各种权力话语在上海租界中对象征资本的争夺。第三章,这一章选取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是与上海地域文化相关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作品,是指那些既包括上海籍及后到上海原籍江浙一带的作家创作的与上海地域文化有密切关联的作品。上海开埠以来,上海租界空间打破了传统中国社会空间的结构。而现代的都市空间性质和社会结构催生了现代市民阶层。现代市民阶层的诞生必然要有一种与之审美品味相匹配的文学形式。而通俗文学的代表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就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勃发了。上海租界的都市化新型生活为鸳鸯蝴蝶派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新兴的市民阶层为这类通俗小说培育出大量的有消费潜力的读者,市民社会的内部差异而形成的不同审美倾向丰富了原有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类型。鸳鸯蝴蝶派小说作为最早反映上海租界空间的小说对新到上海的移民在都市生活方面起到启蒙的作用。第四章,毋庸置疑,海派文学是与上海租界及文化联系最为紧密的。海派文学与上海租界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是共生的关系,是以特定的地域文化作为依托的文学现象。因而海派小说对唯美主义症候群式的追求,必然与上海租界及文化有着关联。上海租界的繁华物质环境和成熟的消费主义体系为这种唯美主义追求提供了生发的契机,而租界独特文化所具有的金融商业性和消费性为海派唯美追求提供了合适的精神土壤。租界空间独特的性质也深深地影响了身居上海租界海派作家的审美倾向和认知方式。应该说海派作家是有意选择唯美主义这种西方舶来文学思潮来表达对租界空间的映射反应的。而这种海派唯美追求在文本中表现为对刹那主义时间观的追求,对无机质女体塑造的推崇和文本中对视觉刻意的追求。海派作家对唯美主义追求不但体现在文学实践上,还把唯美主义的美学理念付之于生活实践之中。而这种唯美生活实践也不知不觉的影响了文本的建构,使服装饰品、化妆品、装饰艺术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意象进入了文本之中。这种审美旨趣的促成与西方唯美主义和上海租界的文化语境有着网状的相互影响。第五章,上海都市文学作为一种具有地域性的文学经验,它的产生机制是依赖上海租界以商业为基础的新型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在此意义上,海派小说一定是属于都市文学的范畴。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范畴内,每每提到都市文学,与之发生刻板联系的一定是海派文学特别是新感觉派一支。左翼小说因其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被排除在都市文学视野之外的,但就其萌发、发展的机制上看,左翼小说产生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语境都不能脱离上海租界提供的成熟的都市空间样本。因此,从这个维度上看,新感觉派小说与左翼小说是同源的问题,同源的“源”是指二者同样都根植于当时上海经济繁荣发展的租界。左翼都市小说与新感觉派的共生性也导致了左翼都市小说诸如叙事主体分裂、革命+恋爱的独特叙事形式的症候群的形成。而作为真正洋场小说的新感觉派,因其努力地与世界文学思潮保持同步,不可避免的带有了世界主义的色彩,在叙事的情感姿态上,也无法避免的带有了“自我东方主义”的姿态。第六章,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史上,租界化的上海以其地理和独特的文化优势,以文学的先锋性、多元性和商业性为特质的都市文学类型成为当之无愧的地域性文学典范。上海的租界文化在上海地域性文化的建构中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因素。租界文化的因子长久以来已经浸润到上海文化的肌理里。因此,租界文化的影响是有关上海都市文学创作中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从现代化的进程上看,租界文化确实给文学和作家的现代职业化带来了推动的力量,但是租界文化作为一种典型的殖民文化也的确给以上海为中心的地域文学创作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1949年以后,租界空间彻底的消失,与租界及租界文化有着极强共生性的上海地域性文学传统被中断。然而进入新时期之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经济的再次繁荣激发了作家以上海为主题进行创作的内在情绪,从而形成了“上海怀旧”的热潮。在对上海进行追寻和重构的过程中,有关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期的上海成为重新建构新型上海重要的文化资源。上海的租界及文化在线性历史进程的耗损中,已经变身成为“后殖民主义”等抽象的学术概念。这个所谓的“后殖民主义”在重构上海的怀旧文学热潮中可以具体而实在地被指认为“租界性”。这种“租界性”以不在场的方式影响着后代作家的叙事内容和言说风格,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新世纪的洋场小说创作。

李朝艳^[6]（2019）在《芭拉蒂·慕克吉流散三部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芭拉蒂·慕克吉是当代着名的印度裔美国作家,在世界流散文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她的小说作品《老虎的女儿》（1971）、《妻子》（1975）和《詹思敏》（1989）关注了女性流散者的文化困境,形成了明显的连续性和发展性特征,因而常常被评论家称为“流散三部曲”。三部曲见证了慕克吉内在精神世界的流动和文化转变,反映了慕克吉对流散者、尤其是女性流散者遭遇的文化问题的主要见解以及她文学创作的独特之处。本文旨在研究这样三个问题:首先,以流散文化理论为立场来看流散者、尤其是女性流散者遭遇的文化问题;其次,以女性主义理论和后殖民理论视角来看待女性权力问题,探讨女性流散者在面临“双重属下”阶层地位和“他者化”困境时,如何发挥女性力量来获得自我实现;再次,以精神分析学来探索常常被忽略的女性流散者精神和心理方面的难题,并探讨“家园”重建问题。本文将流散文化三部曲《老虎的女儿》、《妻子》和《詹思敏》作为一个整体,通过细读小说作品,结合流散文化理论,探讨三部曲与作家本人所经历的“流亡者”—“放逐者”—“移民”三种文化状态的对应关系,其文化观念经历的从“文化无根”、“文化茧缚”到“文化融入”的三阶段转变。慕克吉的流散写作,反映了流散者精神世界的潜在流动和心理发展,挑战了主流民族主义文化叙事中稳定的、同质的身份概念,移民在自我改变的同时也改变了移居地,这是一种双向的文化转化。女性身份和权力是慕克吉写作的核心话题,本文运用女性主义批评和后殖民批评理论,探讨女性身份和女性力量问题,研究“流散三部曲”中女性流散者面临“属下”地位和“他者化”困境时,能否发声以及如何发声的问题。本文认为,女性流散者将英语语言、姓名、性和暴力等作为女性施行力量的方式,与“他者性”和父权—男权进行了持续而有效的斗争。三部作品中的女性主角——塔拉、迪波、詹思敏,在流散生活中各以自己的方式去寻找到她们独特的声音,作家同时以此表达了自己的流散女性观。女性流散者在跨界过程中,在多重边缘化、他者化的处境下所遭遇的心理问题、所受到的精神创伤,是慕克吉流散写作中最为关注、也运笔最多之处。本文从精神分析理论视角切入,探讨后殖民流散文化背景下慕克吉三部曲中伴随女性流散者的“暗恐”和“非家幻觉”等心理问题。分析表明,流散者无论是在家、离家还是安家,都难以摆脱暗恐和非家幻觉。接着本文回归文化视角,探讨流散者的身份和家园重建问题。针对慕克吉的流散女性写作,本文提出:作家其实具有一种“双重内向”视角,即作为女性对女性的观察,作为流散者对流散者的观察,且这一双重内向的视角是交叉的,也因此她的流散小说创作表现出不同于一般男性流散作家的独特性质。本文认为,慕克吉的“流散三部曲”其实展开了一个流动的内在精神世界,也展开了一个活跃的心理世界,而这是流散作家要面对和认识的基本问题。这一内在流动,使流散者的世界因其不确定性,而具有挑战一般僵死的确定性世界的活力,也必将影响移居地的社会文化,在文学中反映出比一般其他文学更具有生命活力的创造,从而为世界文学园地带来可喜的贡献,而这也是本文选择慕克吉小说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之一。

曲琳琳^[7]（2019）在《流散身份与回归情怀：卡勒德·胡赛尼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卡勒德·胡赛尼是第一位用英语写作的阿富汗裔美国作家。他将阿富汗这个既遥远又神秘的国度,以细腻的文学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无论是他个人辗转多国的生活经历,还是他笔下人物的生存状态与思想情感,无不体现着“流散文学”的典型特征。本研究主要运用“文本细读”和“主题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对胡赛尼的小说进行文本分析和文化阐释,以整体性的视角对阿富汗文学中的流散性问题进行研究,探讨了流散文化研究的源头与流变,流散民族的身份建构,权力理论视域下的流散与压迫,以及战争中的流散书写等问题。本文以胡赛尼小说创作的阐释为轴线,着重梳理社会文化、社会政治和族裔意识对文学产生的影响,反思阿富汗历经的社会现实与全球化时代的流散现象。在广泛搜集和研究阿富汗背景知识的基础上,通过研究主人公的自我救赎、与命运抗争、找寻亲人等过程,探索胡赛尼民族身份的建构方式,同时,以个人视角叙写战争中的亲情、友情和爱情,揭露战争的残酷性,呼吁世人关心饱受流散与民族纷争之苦的阿富汗人民。此外,本研究还有助于人们对阿富汗文化和文学遗产的理解,进一步阐释近半个世纪以来阿富汗的社会斗争和经济状况。对许多西方人而言,阿富汗的民情和宗教情况仍然是一个不透明、让人不安的谜团,对此,胡赛尼并没有直接挑战西方对阿富汗的传统主流看法,而是通过生动感人、富于诗意的情节构思与叙事手法,纠正和丰富了人们对阿富汗的认识,向世人展示了祖国悠久的历史与多元文化,增进了理解与同情,这使他的小说打通了欧亚文化的壁垒,获得了来自不同文化圈的肯定。阿富汗流散作家基于自身的复杂经历、多元文化冲击和民族创伤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充分展现了他们对阿富汗的政治、文化、经济和历史的深刻认识与悲悯情怀,他们已经成为向世界展现民族苦难,争取民族自由与尊严的先驱。胡赛尼的小说,一方面,力求真实展现阿富汗人民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亦不回避运用悬疑、悲情、戏剧和情节逆转等必要的文学表现手法来强化和阐述自己的立场,展现出文学不仅是修辞技巧与思想的抒发,更是一种能够改变世界和人民的真正力量。从叙事技巧看,他的小说不以复杂多变的现代主义手法见长,而是秉承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风格朴实无华而又震撼心灵,成为通俗小说的教育性探索之典范。胡赛尼小说不仅促进了当代美国多元文化文学的发展,还强化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其小说题材既尖锐又新颖,暴力、痛苦、虐待、背叛、抛弃等一系列触目惊心的事件在他真诚直接、细腻诠释的风格下展现得淋漓尽致,表现出了宽恕、救赎等深刻主题,既有典型通俗小说的魅力,也有深邃的思想价值与文化意义。总体而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本文以“流散身份与回归情怀:卡勒德·胡赛尼小说研究”为题,注重社会历史研究与文学评论的接洽融合,将胡赛尼的创作经历与艺术手法,置于广阔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重点关注他对流散现象、身份认同与家国情怀的呈现方式,不仅拓宽了研究少数民族和移民问题的视野,而且是对民族中心主义、性别平等、权力话语、跨国移民及文化冲突等问题进行的文学思考。胡赛尼特殊的移民和流散经历,逐渐形成了他极富特点的多元文化身份,美国文化的影响和冲击,母国文化的依恋与反思,赋予了他对流散身份的深入思考与浓厚的归国情怀,同时,形成了他兼收并蓄的写作风格及旁观者清的观察视角,使他成为当代流散文学与美国文学的杰出代表,促进了美国文学“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

崔丹^[8]（2019）在《焦虑与超越：济慈诗歌中的身份认同书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英国第二代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济慈虽生平遭际困顿、但却以独特的审美追求、深邃的诗评思想、别具一格的诗歌书写跻身于伟大诗人行列,在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自省式诗人,济慈穷其一生,以诗铭志,但心中焦虑挥之不去。诗人对死亡、宗教、诗人身份、两性、阶级、与政治等皆充满焦虑之情,而这些焦虑归根结底反映出诗人对身份认同问题的深刻思考,即其对自我身份认同、个体身份认同、集体身份认同中的性属身份认同和民族与种族身份认同持有深刻的焦虑之情。究其实质,济慈的身份认同焦虑产生在主体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从而体现出一体多面性、多层次性与交错性特点。诗歌书写成为济慈表达、展现与超越焦虑的方式。诗人不仅在与亲朋好友的鸿雁传书中表达身份认同焦虑,并且更以诗歌书写作为展现与超越身份认同焦虑的场域与实践,而对其深入地探讨是深刻理解济慈其人、其思与其诗的关键。相关文学批评理论与视角为此问题的剖析提供具体而坚实理论阐释与策略选择。笛卡尔有关主体意识,海德格尔有关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拉康、齐泽克等对“焦虑”等阐释可用于厘清身份认同焦虑问题;文艺复兴运动与浪漫主义思潮中有关死亡、生命、时空、宗教信仰等阐释可分析诗人的自我身份认同焦虑;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阐释和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身份论可探讨诗人的个体身份认同焦虑;拉康、齐泽克、福柯、格林布拉特等有关“凝视”理论、黑格尔的主仆关系阐释、吉尔伯特、古芭等女性主义话语与福柯有关性属、疯癫、规训等权力话语体系可探索诗人的性属身份认同焦虑问题;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琳达·考利与安德森有关民族主义与国家身份建构等理论可分别分析诗人集体身份认同焦虑中的民族身份认同焦虑与种族身份认同焦虑问题。诗人通过诗歌书写探讨自我身份认同焦虑,具体表现为对死亡的迫近与难以企及的宗教救赎持有焦虑之情。家门罹难、久病之躯、先辈与同仁的英年早逝等系列不幸令济慈感慨阳寿渐殁,诗名难酬,而其对生之渴望、死之恐惧凸显焦虑,死亡氛围、肺痨症状等遂成为诗歌书写中心,诗人通过书写向死而生、化死为生、以生蕴死、物我相生、物我两生来实现其对死亡焦虑超越的书写。济慈宗教态度的形成与时代背景、社会文化思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生长环境、文人挚友影响密不可分,诗人在诗歌中以“复魅”与“祛魅”的方式对宗教进行书写,期间尽透诗人的焦虑之情。但诗人并非园囿其中,而是在保存宗教积极元素基础上,融合希腊神学、凯尔特泛神论等凸显世俗人文主义精神元素来超越宗教身份认同焦虑,以此实现超越自我身份认同焦虑的夙愿。济慈虽集百家众长,但却致力于克服“影响的焦虑”,从而体现出个体身份认同焦虑。诗人在诗歌形式、风格、技巧、人物、情节等方面继承前驱与同侪诗人的诗歌精华基础上,剑走偏锋,形成独特的济慈式诗歌风格,实现克服前驱与同侪诗人“影响的焦虑”。具体表现在:诗人摒弃斯宾塞的王权至上主义,坚持人文主义精神;摒弃莎士比亚的“宿命论”,凸显人文主义精神的“主体选择”;深化诗画越界、彰显基督教与泛神论博弈、升华人道主义精神等方面超越弥尔顿;弥补彭斯“史诗自然”的缺席,再现济慈式“崇高自然”;通过济慈式“想象自然”实现华兹华斯的“不朽自然”;摒弃柯勒律治理性哥特式想象,实现济慈式瑰丽幻想;摒弃拜伦的“现实书写”,实现济慈式“想象书写”;以“人道主义”精神升华雪莱的“英雄主义”思想。在性属关系书写中,济慈对男女两性皆充满浓郁的性属身份认同焦虑。就诗歌对异性身份认同焦虑书写而言,济慈通过塑造代表摄政晚期父权制文化认同下的男性“凝视”中的“家中的天使”来表达自我对集体身份认同。但同时,诗人用通过刻画“淑女”充满性欲诱惑般的“反凝视”来展现女性对代表社会“大他者”的男性反抗,彰显诗人对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中异性性属的不认同,也间接展现诗人的异性性属身份焦虑。同样,诗人刻画出“邪恶”女性的“反凝视”来展现对社会规约的反抗,其中又不乏刻画社会主导体制对其进行的规训与惩罚,由此,再次彰显诗人的性属身份认同焦虑。最终诗人将“美好”与“邪恶”同时赋予理想女性形象,以此实现其对异性性属身份认同焦虑的超越。就同性身份认同焦虑而言,诗人一方面书写男性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集体的对峙,以此展现济慈个体在社会集体身份认同中存有的焦虑之情。同时,诗人从个体、年龄与群体性方面展现出男性之间的亲密协同关系,深刻地展现出诗人在男性话语与国家权力背景下超越同性身份认同焦虑的书写实践。在超越民族与种族身份认同焦虑书写中,济慈内心充满浓郁的焦虑之情。家庭熏陶、志友论政、同侪影响、前辈指引、政治时论皆对其影响深刻。反观诗歌,诗人不仅书写其对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的民族身份认同焦虑,而且展现出其致力于与英格兰民族为核心的不列颠国家身份相认同。诗人对诸如美洲、非洲与印度等大英帝国殖民地持有深刻焦虑之情,因受东方主义思想浸润,诗人一方面不自觉地将殖民地视为“他者”,但另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的诗人以其秉承的人道主义思想渴望与殖民地相认同,以争取全人类的解放来实现对种族身份认同焦虑的超越。

赵明^[9]（2019）在《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研究 ——基于精英政治文化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本杰明·迪斯雷利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首相,也是迄今为止英国历史上唯一的犹太人首相。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历任英国保守党领袖、财政大臣、国家首相,在英国政治文化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与此同时,迪斯雷利还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他的小说题材丰富,涵括了银匙小说、教育小说、航海小说、成长小说、历史传奇小说和政治小说等,再现了维多利亚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动态,被誉为“时代文献”。而且迪斯雷利辛辣诙谐的语言风格还深刻影响了乔治·萧伯纳、奥斯卡·王尔德、鲁德亚德·吉卜林等优秀作家,被赞为“小说家中的小说家”。正是由于迪斯雷利深广的小说题材和独特的语言风格,他的小说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学界研究涉及迪斯雷利小说的内容题材,小说蕴含的宗教思想、殖民思想、政治文化和身份认同问题,及其小说互文性研究等,其中“政治性”一直是迪斯雷利小说研究的重要维度,尤其是对他小说中的政治思想、政治身份认同、政治文化的研究。但学界对迪斯雷利小说中政治情感问题的关注明显不足,纵有关注也基本属于“附带式研究”,至今仍未形成关于这一主题的系统研究。基于这一研究现状,本论文以迪斯雷利小说为研究对象,力图突破以往的研究框架,把情感带入迪斯雷利小说的政治研究中,将政治情感视作促成政治稳定、和谐的重要因素。所谓政治情感,即人们对政治系统和政府输出活动所表现的感情,可以表现为对政治目标的依附、支持或反抗等心态,是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迪斯雷利的政治情感是建立在他对时代政治的认知和评价基础上的情感体验与思想表达,是一种多元的、复合的情感,它不仅具有个人情感的性质,同时也带有明显的阶级、政党、民族和国家属性。这种政治情感作为政治领导人政治行为取向的驱动力,也是维多利亚时代政治文化的见证者。与此同时,由于迪斯雷利所代表的精英政治文化在政治文化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本文试图突破以阿尔蒙德为代表的“大众政治文化”研究为主导的范式,在迪斯雷利的小说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精英政治文化”之间建立深层次的互动关系,从精英政治文化的视角揭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文化发展动态,力图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和谐稳定”的政治秩序研究提供一种可能性。因此,本论文以小说中的政治情感为研究重点,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围绕迪斯雷利政治生涯的不同阶段,探究其政治情感产生的背景、表达内容,及其价值。具体而言,本论文的篇章结构由绪论、迪斯雷利政治学徒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政党领袖时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首相时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价值评价以及结论等六个部分组成。绪论是论文的总起,首先简述了迪斯雷利的政治生涯、政治情感的发展及其在小说中的体现,为本研究的论题确立可能性;然后对国内外迪斯雷利研究历史与现状进行深入考察和梳理,为本研究确立坚实的研究依据;之后对本研究的关键性概念——政治文化及相关学术术语进行概念梳理与阐释,为本研究的展开确立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本研究的对象、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等。第一章通过分析迪斯雷利政治学徒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揭示迪斯雷利政治情感由诱发到酝酿再至成熟的动态发展过程。家庭背景下“小我”认同的缺失与国家背景下“大我”认同的缺失触发了迪斯雷利身份的焦虑,并促使迪斯雷利搭建、弥合断裂的身份,重建新的自我。迪斯雷利将自我政治身份的构建作为其重塑自我、寻找社会认同的重要途径。伴随着对政治身份的追索与构建,迪斯雷利政治身份的“情感轮廓”——政治情感逐渐酝酿成为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政治表达。虽然这一保守主义倾向具有浓厚的怀旧情结,但怀旧不是复古,而是迪斯雷利寻求建构英国新价值体系的依据,体现了迪斯雷利对英国宁静、和谐的农业社会的怀念与向往,对浮躁、嘈杂的工业社会的厌恶与憎恨,其本质是对英国传统政治制度的追思,对现代政治理性主义的摒弃。第二章在前文基础上深入研究迪斯雷利政党领袖时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发现迪斯雷利这一时期小说中弥漫着浓郁的保守主义情怀、浪漫主义情怀与帝国情怀。作为英国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的治国思想中渗透着“以人为本”的保守主义政治理念,他期望通过宣扬倾注人文关怀的“善政”、“德政”、“仁政”延续贵族阶级的统治权力。此外,迪斯雷利还通过信守贵族精神和推行审慎改革,实现延续贵族统治的政治目的,即通过推崇英国传统价值观,批判工具理性时代的政治理性主义,实现对英国传统政治秩序的维护、传承和发展。迪斯雷利通过强调情感、精神、信仰等极具浪漫主义情怀的元素来抗衡维多利亚时代政治理性主义,倡导维多利亚式英雄主义,构建以贵族阶级为首的政治共同体,增强了贵族阶级统治下的政治凝聚力。与此同时,受殖民时代语境的影响,迪斯雷利政治情感的表达具有明显的文化霸权主义色彩,再现了迪斯雷利的帝国情怀。它不仅揭示了英国国家在现代危机背景下所产生的“自我焦虑”,同时也象征了英国通过殖民扩张所进行的“自我救赎”。相较于政治学徒时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的迷茫与困惑,政党领袖时期小说中政治情感表达的凝重与强烈,迪斯雷利首相时期的小说呈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殷切守望。这一历史的守望首先体现在他对传统宗教信仰文化的信靠。小说通过叙述主人公对英国传统文化与信仰文化的回归,不仅呈现了迪斯雷利对英国历史与传统的怀念,更强调了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信仰困境的走出与信仰体系的重建,即借助传统重塑未来。但这一“回归”不仅代表了英国贵族阶级对政治权力的重铸,还表征了迪斯雷利对边缘化民族权利的肯认,倾诉了犹太人对权力的渴望,对家的思念,象征了迪斯雷利的犹太复国思想。同时,“回归”不仅是对英国国家内部政治权力的强化,也是对英国国家外部权力的延扩,从而重建英国国家政治权力模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回归并不是抱残守缺,而是在回归中凝聚着超越,是对个人身份、民族身份、国家身份认知的超越,是对英国政治文化中传统性和保守性的追溯。在前三章对迪斯雷利不同时期政治情感进行细致阐述基础上,第四章对迪斯雷利的政治情感价值进行评估,认为迪斯雷利的政治情感具有双重性、建构性、功用性及社会影射性等特征。从身份的构成来看,作为犹太裔英国人,迪斯雷利的政治情感既有对犹太性的认同与恪守,也有对英国性的维护与发展,体现了犹太性与英国性的共存与共荣。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情感作为一种“主观社会现实”,是对社会原有认知、社会情感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等的建构。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体现了对英国国家身份的维护与革新,对公共社会情感空间的瓦解与重建,对传统与现代互动模式的建构。从情感的功能来看,情感可以被唤醒、被培养。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是以情唤情、以情育情的典范,它唤醒和激发了人们的正性情感,消除或减少了负性情感,增强了行为主体对政治机构和领导阶级的情感承诺,对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起着积极的作用。从政治文化的构成来看,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从精英政治文化的视角揭示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驯顺型政治文化的发展特点,即精英政治文化的“驯化”与大众政治文化的“恭顺”,体现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政治文化的“包容性”与“同质性”,并指出它是英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和谐”社会秩序生成的重要因素。总言之,本研究以精英政治文化作为研究视角,对迪斯雷利小说中政治情感的表达进行历时梳理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共时角度评估这些政治情感的特征,不仅丰富了迪斯雷利小说研究的视角,也深化了迪斯雷利小说研究的内容,同时还丰富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文化研究途径,也为我国在推进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何处理“和谐、稳定、发展”三者关系提供参考与借鉴。

赵永赫^[10]（2019）在《《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的“他者”身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是巴基斯坦裔英国作家莫欣·哈米德出版的第二部作品,该书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巨大轰动,成为百万册的畅销书。本论文以爱德华·萨义德后殖民主义中的“他者”理论为基础,分析了《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昌盖兹的身份追求、身份危机和身份重构的过程。本论文主体部分一共分为三章,第一章分别从学业、事业和爱情三个方面论述了昌盖兹对美国身份的追求。第二章主要从昌盖兹个体和穆斯林群体两个方面探究了“他者”身份危机产生的原因。第三章围绕自我身份的反思与建构和“他者”身份的寻根之旅两个方面阐释了昌盖兹“他者”身份的重构过程。最后为论文的结论部分,通过对这三章的总结,得出了以下结论:美国主流社会对“他者”身份的排斥是昌盖兹追求美国身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身份追求失败后,昌盖兹认清了自己的“他者”身份,毅然决然地回到了故乡,回到了穆斯林群体中去,找到了自己的根本;透过“他者”身份问题的研究,哈米德向世界传达了接纳“他者”并与“他者”和平共处的美好愿望。

二、从东方主义视角解读《发现陌生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东方主义视角解读《发现陌生人》（论文提纲范文）

（1）大都会版《图兰朵》舞台呈现中的跨文化艺术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跨域体验的文学呈现 ——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的身份认同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3）跨文化视域下李安电影《色|戒》与《断背山》改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论文提纲范文）

（5）上海租界文化视域下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芭拉蒂·慕克吉流散三部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流散身份与回归情怀：卡勒德·胡赛尼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焦虑与超越：济慈诗歌中的身份认同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研究 ——基于精英政治文化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的“他者”身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东方主义视角解读《发现陌生人》（论文参考文献）

• [1]大都会版《图兰朵》舞台呈现中的跨文化艺术美学研究[D]. 陈杨梦园.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2]跨域体验的文学呈现 ——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的身份认同叙事[D]. 刘钰. 吉林大学, 2020(03)
• [3]跨文化视域下李安电影《色|戒》与《断背山》改编研究[D]. 王璇.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5)
• [4]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D]. 李岩. 南京大学, 2020(09)
• [5]上海租界文化视域下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研究[D]. 李昊. 辽宁大学, 2020(01)
• [6]芭拉蒂·慕克吉流散三部曲研究[D]. 李朝艳. 西北大学, 2019(04)
• [7]流散身份与回归情怀：卡勒德·胡赛尼小说研究[D]. 曲琳琳. 吉林大学, 2019(02)
• [8]焦虑与超越：济慈诗歌中的身份认同书写研究[D]. 崔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9]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研究 ——基于精英政治文化视角[D]. 赵明.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10]《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的“他者”身份研究[D]. 赵永赫. 黑龙江大学, 20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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