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拜占廷文化和图书馆（论文文献综述）
陈志强[1]（2021）在《拜占廷研究的时代之光》文中研究指明拜占廷帝国历史与文化研究经历了400多年的历史,大体可划分为16世纪末至17世纪末的早期兴起阶段、18世纪百年左右的停滞阶段、19世纪上半叶以后的快速发展阶段。（1）拜占廷研究工作的曲折发展伴随着欧洲近代以来巨大的历史变革,这门学问的兴起生动反映出整个时代的变化,透射出工业文明兴起的时代之光。
许适琳[2]（2019）在《俄罗斯精神道德教育研究》文中认为二十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宣告解体,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俄罗斯作为前苏联解体后的最重要继承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面临着艰难的时代转型。在教育领域俄罗斯取消了各级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民的精神道德“价值真空”现象旋即出现。与此同时,各种思潮所秉持的价值观一同涌入俄罗斯的意识形态领域,欲使自己成为当下俄罗斯人精神道德的价值评判标准,致使“价值真空”迅速转换为“价值冲突”。多元的价值评判标准并没有使俄罗斯人的选择夙愿实现“多元化”,反而使俄罗斯人心涣散、国家与民众莫衷一是,甚至使国家和民族走向了再次“解体”的危难边缘。千年俄罗斯“怎么了?”又该“怎么办?”成为俄罗斯人必须面对并深思的问题。1999年12月30日,即新千年的前夜,普京掷地有声的给出了最终答案——“俄罗斯新思想”,“俄罗斯新思想是一个合成体,它把全人类的共同的价值观与俄罗斯经过时间考验的传统价值观,尤其是与经过20世纪波澜壮阔的一百年检查的价值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它使俄罗斯成为强大国家,实现有效经济的前提和保障”。“俄罗斯新思想”为新千年俄罗斯国家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当下俄罗斯实施精神道德教育指明了方向。经过多年探索,2009年俄罗斯正式出台《俄罗斯公民精神道德发展及德育构想》（?Концепциядуховно-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развитияивоспитанияличностигражданина?）。其中明确提出了“精神道德教育”（духовно-нравственноевоспитание）这一当代俄罗斯“德育”核心概念,即“使受教育者接受并掌握基本民族价值,掌握全人类共同价值,掌握俄罗斯多民族文化、精神与道德价值的教育组织过程”。截止目前,俄罗斯“精神道德教育”已经贯彻落实到了俄罗斯学校教育实践层面,尤其是小学教育阶段。俄罗斯通过多年的实践,“精神道德教育”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俄罗斯“精神道德教育”的提出有其复杂的时代背景,其产生于俄罗斯生死存亡的世纪转型时期。具体而言其产生于:俄罗斯国家政治体制由自由民主政治体制向主权民主政治体制转型时期;经济模式由新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向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转型时期;意识形态由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向俄罗斯传统民族价值观转型时期。一言以蔽之,“精神道德教育”是俄罗斯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从“西方自由”向“俄罗斯可控”转变的时代必然产物。俄罗斯“精神道德教育”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是俄罗斯式的人文精神与伦理道德。俄罗斯式的“精神”内涵,即“精神”所指、“精神”实在、“精神”教化,有别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认知,也不同于马克思的“社会意识”阐释,具有强烈的“彼岸”意义,被赋予了俄罗斯语境下较为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俄罗斯的“道德”内涵,即“道德”结构、“道德”基础不同于西方对“道德”的架构,也不同于东方对“道德”的理解,而独具俄罗斯式的特点,它来源于世俗伦理和宗教伦理的矛盾统一,是人性之善和上帝之善的矛盾统一。俄罗斯“精神道德教育”有其多元化的思想根源,其依循于俄罗斯多民族人民所基本认同的价值取向、民族精神、宗教文化和哲学思想。具体而言,其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俄罗斯永恒的价值取向争论——“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思想碰撞;俄罗斯传统民族精神——“村社意识”;俄罗斯传统宗教文化——“东正教”和俄罗斯经典哲学思想——索洛维约夫的“万物统一”。这些思想、意识、精神此消彼长而又彼此交葛,都在当代俄罗斯的“精神道德教育”中投射出自身的倩影。俄罗斯“精神道德教育”的发展历程与当代俄罗斯领导人的政治底色及治国理念息息相关。其发展历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意识形态转型与宗教重返学校阶段（1985年—1991年）;叶利钦时期的宗教复兴与东正教文化自主尝试阶段（1991年—2000年）;普京时期的千年更迭与德育“新思想”阶段（2000年—2008年）;梅普组合时期的民族德育典范与精神道德教育定型阶段（2008年—目前）。上述四个阶段相互衔接,在差异化中又有相同的特征。俄罗斯“精神道德教育”的实施路径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这一主渠道贯彻的。按照学校课程教育维度可以将其划分为直接德育课程、间接德育课程、德育活动课程三种类型。以小学阶段为例,直接德育课程是指所开设的联邦必修课程“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间接德育课程是指在课程的任务目标中发挥精神道德教育的功能与影响的其它课程,如:“俄罗斯语言”、“文学讲读”、“数学”、“周围的世界”等;德育活动课程是指在直接德育课程和间接德育课程之外,与学科课程并列、互补,相互渗透的通过课外或校外活动、展演、竞赛等多种形式展现出来的德育类课程。俄罗斯“精神道德教育”课程的发展特点是由单一的精神道德直接课程教学向全方位的精神道德教育转变,由单一的课堂教学向课内与课外教学相结合的场景转变。倡导传统民族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在民族兴衰、国家存亡的问题上有着重大意义,当今世界各民族都在全球化这一时代背景下提出和倡导本民族所认同的价值观。当代俄罗斯“精神道德教育”的提出与实施,既为其本民族寻找到了精神道德的家园,也为世界其它国家与民族在如何树立具有自身特点、符合自身传统、促进自身发展的道路上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陈志强,张俊芳[3]（2016）在《末代拜占廷知识分子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深受拜占廷文化的影响,由于拜占廷知识分子始终热衷于古典希腊文化,因此其继承和保存的古希腊文化遗产受到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者的青睐。许多拜占廷末代王朝的学者成为这些新文化运动领军者的老师,不仅向他们传授希腊语言文学知识,而且激发起他们对以希腊语言文学为核心的古典学术的热爱,有力地推动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思想理论上接受拜占廷人传承的柏拉图主义。拜占廷知识分子还通过大量拜占廷知识界保存下来的古代珍贵文献,为新文化运动输送了急需的文化素材,使得拜占廷文化成为文艺复兴运动重要的文化来源。
张俊芳[4]（2010）在《拜占廷古典文化传统论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拜占廷的各类学校中,无论是通用语言,还是教育内容、教学方式一直沿袭古希腊的教育传统;同时,各地兴建的众多图书馆,不仅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古典文献,更为拜占廷的古典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保障。拜占廷长期保持的古典文化传统,使其即使到了帝国末期仍出现了空前的文化繁荣景象,即所谓的"帕列奥列格文艺复兴"。
张日元[5]（2010）在《公元4至9世纪拜占廷帝国基督教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所谓拜占廷帝国,是指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正式启用新都“新罗马”（即君士坦丁堡）。此后,拜占廷帝国虽以罗马帝国继承人自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经不断地远离罗马世界的原有特征。拜占廷帝国开始出现新的转型,其最明显而典型的表现是拜占廷帝国在4世纪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基督教这个曾经“小而默默无闻”的宗教从此在拜占廷帝国迅速崛起,成为帝国唯一正统宗教信仰；到9世纪时,拜占廷帝国已经完成了宗教信仰上的转型。随着拜占廷帝国的基督教化,基督教也逐渐融入了帝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中,并成为决定拜占廷帝国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所以,基督教在拜占廷帝国的历史发展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不了解拜占廷基督教就无法了解拜占廷历史。本文的目的是,从宏观的角度对4至9世纪拜占廷帝国的基督教化加以探讨,以期能够回答如下两个问题：首先是基督教为什么会成为拜占廷帝国的唯一正统宗教信仰；其次是基督教融入帝国后产生了什么重要影响。拜占廷帝国早期,基督教迅速崛起,帝国基督教化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与基督教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是分不开的。与异教相比,基督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自出现时起就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并且在拜占廷帝国早期其组织逐渐变得更加完善,更具有排它性。完善的教会组织成为基督徒对抗异教、传播基督教的坚固堡垒。对时人精神需要的迎合也是拜占廷帝国早期基督教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基督教不但对当时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如人死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以及现世为什么存在这么多痛苦等作出了自己的宗教阐释,而且还给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付“治剂”——皈依基督教。“圣徒崇拜”是拜占廷帝国早期最活跃的基督教信仰,它充分体现了基督教本身所具有的重要特征。一是圣徒崇拜对一些盛行的、传统的异教习俗予以接纳和改造；二是它不但给当时拜占廷人们的焦虑心态提供了精神上的安慰,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世俗的帮助。在政治上,拜占廷帝国早期,基督教既为帝国君主提供了新的神圣君权论,也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对当时的世俗统治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于是,基督教得到了拜占廷帝国君主的大力扶持。君士坦丁大帝通过确立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为基督教化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塞奥多西大帝通过确立基督教的国教地位,为基督教取得对异教的胜利提供了合法依据；查士丁尼大帝则通过自己的神圣基督教帝国理论与实践,将基督教化运动推向了巅峰。同时,基督教在得到帝国君主扶持的过程中,逐渐融入帝国政治,在拜占廷帝国形成了一种“教俗一体”的政体。在融入拜占廷帝国政治的同时,基督教也融入了帝国的经济与社会。自313年《米兰敕令》颁布后,教会从拜占廷帝国早期的君主那里得到了一系列的经济特权,为教会经济的崛起获得了重要的推动力。而且,拜占廷帝国早期的教会与其以前相比,拥有了更多的经济收入之源。于是,在拜占廷帝国早期,教会经济逐渐成为了帝国内不可忽视、甚至影响政局的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同时,在拜占廷帝国早期,随着基督教的传播与其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基督教也开始扮演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角色。一是担负起了社会救助这一重要社会职责；二是基督教伦理开始融入世俗社会伦理中。在拜占廷帝国早期,随着帝国基督教化的发展,如何处理与古典文化之间的关系成为基督教不可规避的一个问题。基督教对古典希腊、罗马文化采取了一种“接纳”和“为我所用”的态度,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学与艺术是基督教文化中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综上所述,拜占廷帝国早期,基督教从一个教徒人数约占帝国总人口十分之一的小教派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帝国唯一的国教,其原因不外乎如下四点：一是基督教迎合了当时人们的精神与现实需要；二是它在政治上迎合了帝国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得到了统治者的扶持；三是它对异教信仰与古典文化采取了“接纳”的态度；四是它拥有完善的教会组织。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在拜占廷帝国早期,基督教逐渐融入了帝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中,形成了“教俗一体”的政体、强大的教会经济、基督教社会救助和社会伦理、以及独特的基督教文化。
董晓佳[6]（2010）在《帝国秩序的重建 ——苏格拉底《教会史》中的拜占廷世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5世纪拜占廷史家苏格拉底的《教会史》记述了自君士坦丁一世时代到塞奥多西二世统治前期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4世纪初到5世纪前期,为应对内外压力,帝国在军事、政治与宗教政策上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苏格拉底的《教会史》是有关这段历史时期的主要文献资料之一,是帮助我们了解罗马帝国向拜占廷帝国过渡初期阶段的一部重要作品。本文的目的,是以苏格拉底的《教会史》为基础,结合4至5世纪的其他历史资料以及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分析从君士坦丁一世到塞奥多西二世时代拜占廷帝国军事、政治与宗教生活中秩序的重建。在罗马的历史上,战争对罗马的社会变迁与政治沿革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来自帝国内外的军事压力是晚期罗马帝国或早期拜占廷帝国所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问题。统治帝国东部地区的君士坦丁堡政府,在执行军政分离、分散军权的措施时较帝国的西部政府更为严格,得以强化对军队的控制,防止军队内乱；同时能够利用较西部更为丰富的资源扩充军力,并采取灵活的外交措施,因此当帝国西部政府在军事上日益陷入困境之时,君士坦丁堡政府则能将紧迫的内外军事危机化解,从而能够在这一艰难的过渡时代继续生存下去。在政治上,一方面,从君士坦丁一世到塞奥多西二世时期,以君士坦丁堡为都的帝国东部地区政府在管理体制上基本沿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一世政治改革所提供的路径发展；另一方面,这一体制及其所代表的政治秩序逐渐局限于以君士坦丁堡为都的帝国东部地区。在这一历史时期,西部地区虽然在名义上仍是帝国的组成部分,但在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与东部地区的差异日益增大,实际上这两个地区之间的政治联系在不断减弱,而君士坦丁堡政府出于自身利益与安全考虑,对于西部地区也很难持续提供及时充分的援助。最终的结果是,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一世政治改革的成果保留于君士坦丁堡政府控制的地中海世界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则脱离了这一体制。就宗教生活领域而言,自从君士坦丁一世采取了支持基督教的政策后,基督教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这一时期,基督徒人数不断增多,基督教会的地位日益提高。基督教正逐渐成为帝国社会中的主流宗教,但非基督教徒也并未就此立刻销声匿迹,而在基督徒内部,也出现了观点歧异的各种派别,各种宗教派别之间在共存中的竞争成为那一时代的重要特征。为维护社会稳定、巩固统治、加强对宗教事务的控制,政府采取了宽容、限制与弹压相结合的政策。虽然这种措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的确在维持社会秩序的暂时稳定上取得了定程度的效果,而帝国政府这种有限宽容的态度也有助于古典文化传统与基督教思想的长期共存与交流,为拜占廷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环境。
成建玲[7]（2009）在《浅论拜占廷文化的尚古性》文中研究说明拜占廷帝国是公元330年至公元1453年存在于欧亚大陆的大帝国。在这1000多年时间里,拜占廷帝国擎起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火炬,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拜占廷文化体系,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拜占廷文化继承古典文化的传统可称之为尚古性,本文拟对拜占廷文化的尚古性及其影响作初步探讨。
陈志强,李秀玲[8]（2008）在《格物知至,追求真理——陈志强教授访谈录》文中研究指明"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勤恳认真工作,诚恳宽厚待人"是陈志强一直坚持的治学格言和处世之道。他的平易近人,乐观豁达和执着坚持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像许多"老三届"大学生一样,陈志强的人生历程也烙上了文革那个动荡年代的印记,他经常以这段经历激励自己的学生正确对待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尽管他在文中提到走上学术之路更多的是时代使然,但他今天的学术成就,更离不开个人的执着追求与努力。他在拜占廷学这个相对冷僻的研究领域,潜心辛勤耕耘几十载,为我国的拜占廷学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并得到国际拜占廷学界的认可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在这个人心浮躁、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他的治学精神与操守为我们树立了一面旗帜。我们希望读者能从陈志强的人生与学术经历中得到某些启迪。
张新鹤[9]（2008）在《国内外关于教会与图书馆事业研究现状的分析》文中指出国内外对"教会与图书馆事业"进行研究的角度差别很大,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传教士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参与及影响、基督徒个人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参与、现代教会图书馆、教会与外国图书馆事业等方面;而国外的研究内容比较广泛,从图书馆建设、管理、服务、技术、人文等各个方面研究教会图书馆、教会图书馆组织、教会对图书馆事业的影响、基督徒与图书馆事业。
张俊芳[10]（2007）在《14-16世纪拜占廷学者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关系研究》文中指出14-16世纪既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又是拜占廷文化西传的高潮。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以前,拜占廷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一直是东地中海地区和欧洲重要的文化中心。文艺复兴时期,为了获得希腊古典文化知识,许多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前往君士坦丁堡求学,他们返回意大利时,不仅携带了大量古代手稿,而且将拜占廷的学术传统带回了意大利。与此同时,拜占廷帝国面临奥斯曼土耳其的步步进逼,为了向西方寻求军事援助,大批拜占廷学者移居意大利,他们以其丰富的古典文化素养,积极参与意大利的古希腊文化复兴,有力地推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本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借鉴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以拜占廷流亡学者为切入点,结合具体的史实和文献,通过分析拜占廷流亡学者在意大利的文化传播活动,揭示拜占廷学者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贡献,进而说明拜占廷文化对整个西欧文化发展的重要影响,以期有助于国内学者重新评价拜占廷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引起学界对拜占廷研究的重视。本文首先分析了14-16世纪拜占廷学者移居意大利的社会背景。拜占廷帝国自14世纪开始步入社会全面解体的最后阶段,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逐渐瓦解,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帝国内部积贫积弱。同一时期,意大利却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逐渐取代封建贵族,掌握了城市国家的政权,在由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期间形成了五大强国,诞生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外交原则。接着,本文考察了14-16世纪拜占廷学者西迁的文化动因,以及西迁的目的与途径。文艺复兴初期,意大利在发展资产阶级新文化的过程中兴起了古典文化的热潮,但是中世纪西方由于长期受天主教会的思想控制,古典文化尤其是古希腊文化几乎消失殆尽,此时,富于古典文化内涵的拜占廷流亡学者的涌入恰好迎合了意大利的文化需求。自14世纪开始,迫于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的强大攻势,拜占廷学者陆续向西方迁徙,当拜占廷帝国面临生死存亡之时,为了向同宗的拉丁西方求援,挽救拜占廷帝国,更多的拜占廷学者移居西方。由于拜占廷与意大利长期保持的经贸和文化交往以及地理上的临近,他们首选意大利作为其侨居地。通过归属威尼斯的克里特岛进入意大利后,拜占廷流亡学者大多聚集在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罗马,这三个城市也因而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希腊文化研究中心。最后,本文以意大利古希腊文化复兴运动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拜占廷流亡学者为例,从希腊语教学、古典文献的西传和柏拉图哲学的复兴这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14-16世纪拜占廷流亡学者在意大利的文化传播活动及其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
二、拜占廷文化和图书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拜占廷文化和图书馆（论文提纲范文）
（1）拜占廷研究的时代之光（论文提纲范文）
| 一、玩赏出的大学问 |
| 二、精神解放结硕果 |
| 三、思想自由的理性光彩 |
| 四、科学革命的人文亮点 |
（2）俄罗斯精神道德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Тезис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一)俄罗斯精神道德教育理论需要重新认知 |
| (二)俄罗斯精神道德教育实践引发关注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德育概念界定 |
| (二)精神道德教育概念界定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对俄罗斯精神道德教育的相关研究梳理 |
| (二)国内对俄罗斯精神道德教育的相关研究梳理 |
| (三)对已有相关研究文献的评价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比较研究法 |
| (二)历史文献法 |
| 五、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时代背景 |
| 一、自由民主政治体制转向主权民主政治体制 |
| (一)自由民主政治体制的瓦解 |
| (二)主权民主政治体制的构建 |
| 二、新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转向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
| (一)新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宣告失败 |
| (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逐步得到确立 |
| 三、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转向传统民族价值观 |
| (一)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所带来的冲突 |
| (二)俄罗斯传统民族价值观的逐步回归 |
| 第二章 文化内涵 |
| 一、俄罗斯文化语境下的“精神” |
| (一)“精神”所指的俄罗斯语义 |
| (二)“精神”实在的现实性歧义 |
| (三)“精神”教化的历史轨迹 |
| 二、俄罗斯文化语境下的“道德” |
| (一)道德结构的“人－神”同一 |
| (二)道德基础的人性之“羞” |
| 三、俄罗斯文化语境下的“精神—道德”与其它范畴的关系 |
| (一)“精神－道德”与“宗教－伦理”的俄罗斯体系 |
| (二)“民族德育典范”与“基本民族价值” |
| 第三章 思想根源 |
| 一、走向之争：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永恒碰撞 |
| (一)斯拉夫主义与俄罗斯文化之根 |
| (二)西方主义与俄罗斯文化之流 |
| (三)欧亚主义与俄罗斯文化之梦 |
| (四)主义之争与俄罗斯文化情结 |
| 二、村社意识：俄罗斯民族精神之魂 |
| (一)生存环境与“集体主义”意识 |
| (二)生活方式与“平均主义”意识 |
| (三)人文传统与“权威主义”意识 |
| 三、东正教：俄罗斯精神信仰之本 |
| (一)追求“正统”与俄式“弥赛亚”情结 |
| (二)终世救赎与俄式道德本位 |
| (三)宗教价值与俄式劳动至上 |
| 四、万物统一：俄罗斯民族哲学之典 |
| (一)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神秘主义的统一 |
| (二)真、善、美的统一 |
| (三)人类与上帝的统一 |
| 第四章 历史进程 |
| 一、意识形态转型与宗教重返学校(1985 年-1991 年) |
| (一)苏俄意识形态演进与宗教回归 |
| (二)政治改革优先与神学课程回归 |
| 二、宗教复兴与东正教文化自主尝试(1991 年-2000 年) |
| (一)有神论政治与政教合作 |
| (二)神学课程与世俗教育二元并举 |
| 三、千年更迭与普京德育“新思想”(2000 年-2008 年) |
| (一)联邦政策调整与“新德育”的推出 |
| (二)东正教全面复兴与宗教精神重构 |
| 四、“民族德育典范”与精神道德教育定型(2008 年-至今) |
| (一)《俄罗斯公民精神道德发展及德育构想》与俄罗斯新民之路 |
| (二)《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与俄罗斯价值选向 |
| 五、历史进程中的文化矛盾冲突 |
| (一)神学教育与世俗国家的法律抵牾 |
| (二)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的文化冲突 |
| (三)东正教课程与多元宗教的人文矛盾 |
| 第五章 实施路径――以小学为例 |
| 一、俄罗斯精神道德教育中的直接德育课程 |
| (一)“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课程的构成与内容 |
| (二)“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课程的实施与分析 |
| (三)“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课程实案 |
| 二、俄罗斯精神道德教育中的间接德育课程 |
| (一)间接德育课程的精神道德教育功能 |
| (二)间接德育课程——《周围世界》 |
| (三)间接德育课程实案 |
| 三、俄罗斯精神道德教育中的德育活动课程 |
| (一)实践智慧：俄式精神道德生活知识的本原 |
| (二)补充教育：俄式教育思维的独特个性 |
| 结语：经验、教训与启示 |
| 一、经验 |
| (一)传承本国历史传统是构建国民德育体系的前提 |
| (二)立足本国民族信仰是夯实国民德育体系的基础 |
| (三)弘扬本国民族文化是实施国民德育体系的重点 |
| 二、教训 |
| (一)割裂历史导致文化危机 |
| (二)抛弃信仰导致社会动荡 |
| (三)否定联盟导致国家分裂 |
| 三、启示 |
| (一)文化之辩事关国脉 |
| (二)主义之争事关国运 |
| (三)体制之议事关国本 |
| Концепция духовно-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воспитанияличности гражданина России |
| 附录 ：《俄罗斯公民精神道德发展及德育构想》(译文)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获奖情况 |
（3）末代拜占廷知识分子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4）拜占廷古典文化传统论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拜占廷教育中的希腊传统 |
| 二、拜占廷的古典文献收藏 |
| 三、“帕列奥列格文艺复兴” |
（5）公元4至9世纪拜占廷帝国基督教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论文的选题与结构 |
| 一 选题原因及目的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论文结构与安排 |
| 四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二节 基本史料及前人研究综述 |
| 一 相关原始资料 |
| 二 近现代国外学者的研究评述 |
| 三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拜占廷帝国早期基督教化之内动力 |
| 第一节 完善的教会组织及其神圣使命 |
| 一 教会组织的萌芽 |
| 二 4至9世纪的拜占廷教会——"国中之国" |
| 三 教会之神圣使命 |
| 第二节 末世论、罪及恶魔:基督教化的精神动力 |
| 一 关于末世的观念 |
| 二 罪 |
| 三 恶魔 |
| 第三节 4至9世纪拜占廷帝国的圣徒崇拜 |
| 一 圣徒崇拜渊源及界定 |
| 二 圣徒崇拜功能 |
| 三 圣徒崇拜与异教习俗 |
| 第二章 4至9世纪拜占廷帝国基督教的政治角色 |
| 第一节 拜占廷帝国早期基督教的政治功能 |
| 一 "神圣皇权"理论的阐释 |
| 二 地方管理的有益补充 |
| 三 对君主专制的制约与社会矛盾的调和 |
| 第二节 拜占廷帝国早期君主对基督教的扶持 |
| 一 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之动机 |
| 二 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基督教化之外在动力的开启 |
| 三 塞奥多西大帝时代——基督教化之外在动力的承继 |
| 四 查士丁尼大帝时代——基督教化之外在动力的极致 |
| 第三节 拜占廷帝国早期教俗关系概述 |
| 一 教俗之间的蜜月期——君士坦丁大帝时代 |
| 二 教会对至尊权的重新审视期——塞奥多西大帝至查士丁尼时代 |
| 三 至尊权的巅峰期——查士丁尼大帝时代 |
| 四 教俗之间的裂痕期——后查士丁尼时代至圣像毁坏运动时代 |
| 第三章 4至9世纪基督教对拜占廷帝国经济、社会的融入 |
| 第一节 拜占廷帝国早期教会经济的发展 |
| 一 教会经济崛起之推动力——经济特权的获得 |
| 二 教会经济收入之来源 |
| 三 典型的教会经济——修道院经济考察 |
| 四 教会经济力量之评估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拜占廷帝国早期基督教的社会角色 |
| 一 基督教的社会救助 |
| 二 基督教社会伦理及其影响 |
| 第四章 4至9世纪拜占廷帝国基督教文化 |
| 第一节 拜占廷帝国早期的基督教文学与教育 |
| 一 基督教文学、教育与古典文化的渊源 |
| 二 基督教文学、教育的发展 |
| 三 基督教文学、教育的影响 |
| 第二节 拜占廷帝国早期艺术的基督教化 |
| 一 基督教艺术的萌芽——约公元4世纪前 |
| 二 拜占廷基督教艺术的形成——约公元4至6世纪 |
| 三 圣像的盛行——约公元7世纪 |
| 四 基督教艺术的最终定型——约公元8至9世纪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6）帝国秩序的重建 ——苏格拉底《教会史》中的拜占廷世界（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导论 |
| 一. 选题缘起与目的 |
| 二. 文献资料与前人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方法与研究中的难点 |
| 四. 研究中的新思考 |
| 五. 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苏格拉底和他的《教会史》 |
| 第一节 苏格拉底及其写作的时代背景 |
| 1.1.1 苏格拉底其人 |
| 1.1.2 苏格拉底写作的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苏格拉底使用的资料及其着史特征 |
| 1.2.1 《教会史》的资料来源 |
| 1.2.2 苏格拉底的着史特征 |
| 第三节 《教会史》的主要内容及与同时代两部同类作品之比较 |
| 1.3.1 内容概要 |
| 1.3.2 与同时代两部《教会史》之比较 |
| 第二章 军事秩序在危机中的重建 |
| 第一节 军事压力 |
| 2.1.1 匈人与哥特人 |
| 2.1.2 波斯人与阿拉伯人 |
| 2.1.3 东部的伊苏里亚人和西部的阿拉曼尼人、法兰克人 |
| 第二节 应对措施 |
| 2.2.1 军事措施 |
| 2.2.2 处理对外关系的手段 |
| 第三章 重建中的政治秩序 |
| 第一节 管理体制的变化 |
| 3.1.1 转变中的皇位继承制度 |
| 3.1.2 行政管理机构、皇室成员与宫廷宦官 |
| 第二节 东部与西部 |
| 3.2.1 “新罗马”的兴起 |
| 3.2.2 统一的诱惑 |
| 第四章 重建宗教生活秩序的努力 |
| 第一节 竞争中的教派 |
| 4.1.1 非基督徒与基督徒在社会生活中的冲突与共存 |
| 4.1.2 基督教会内部的纷争 |
| 第二节 修道生活的兴起与修道士的社会影响 |
| 4.2.1 修道生活兴起于埃及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因素分析 |
| 4.2.2 修道生活的社会影响 |
| 第三节 早期拜占廷帝国政府应对教派争端的政策 |
| 4.3.1 对异教徒与基督教会内非官方支持派别的容忍态度 |
| 4.3.2 限制与镇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与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7）浅论拜占廷文化的尚古性（论文提纲范文）
| 一、拜占廷文化的尚古性 |
| 1.教育方面 |
| 2.文学方面 |
| 3.法律方面 |
| 4.艺术方面 |
| 二、拜占廷文化尚古性的影响 |
| (一) 拜占廷文化对斯拉夫各民族文化的启蒙作用 |
| (二) 拜占廷文化对西欧的影响 |
（10）14-16世纪拜占廷学者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选题意义与相关问题的说明 |
| （一） 选题的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 相关问题的说明 |
| 1. 相关概念的说明 |
| 2. 研究时段的选择 |
| 3. 研究范围的说明 |
| 4. 关于拜占廷文化影响的补充说明 |
| 二 研究状况 |
| （一） 国外研究状况 |
| 1. 拜占廷学者 |
| 2. 希腊学术由拜占廷向西欧传播 |
| 3. 拜占廷与西欧的关系 |
| 4. 晚期拜占廷帝国的社会状况 |
| 5. 拉丁西方文化对拜占廷的影响 |
| （二） 国内研究状况 |
| 三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拜占廷学者移居意大利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晚期拜占廷的衰败 |
| 1.1.1 中央集权瓦解 |
| 1.1.2 内部冲突频发 |
| 1.1.3 农业经济和国际贸易衰退 |
| 1.1.4 国家财政陷入危机 |
| 第二节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新局面 |
| 1.2.1 五强争霸的意大利 |
| 1.2.2 战争与外交 |
| 1.2.3 意大利各地的工业发展 |
| 1.2.4 国际贸易的繁荣 |
| 1.2.5 银行业和新经营方式的出现 |
| 第二章 拜占廷学者移居意大利的文化动因 |
| 第一节 谋求东西方教会合并 |
| 2.1.1 东西方教会合并的提出 |
| 2.1.2 阻碍东西方教会合并的因素 |
| 第二节 拜占廷的希腊古典文化传统 |
| 2.2.1 拜占廷教育中的希腊传统 |
| 2.2.2 拜占廷的古典文献收藏 |
| 2.2.3 “帕列奥列格文艺复兴” |
| 第三节 拜占廷与意大利的希腊古典文化复兴 |
| 2.3.1 中世纪西方的教育与拉丁古典文化传统 |
| 2.3.2 南意大利的希腊古典文化传统 |
| 2.3.3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希腊古典文化复兴 |
| 第三章 拜占廷学者西迁的目的与途径 |
| 第一节 奥斯曼土耳其的威胁 |
| 3.1.1 奥斯曼土耳其在小亚细亚的征服活动 |
| 3.1.2 奥斯曼土耳其在欧洲的扩张和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
| 3.1.3 拜占廷学者向西方求援 |
| 第二节 拜占廷与意大利的文化交往 |
| 3.2.1 中世纪拜占廷与意大利的交往 |
| 3.2.2 14 世纪以后拜占廷与意大利的文化交往 |
| 3.2.3 费拉拉－佛罗伦萨会议对拜占廷学者西迁的影响 |
| 第三节 克里特岛：从拜占廷到意大利的中转站 |
| 3.3.1 拜占廷学者进入克里特岛 |
| 3.3.2 拜占廷学者由克里特岛向意大利迁徙 |
| 第四节 拜占廷学者在意大利的聚集地 |
| 3.4.1 威尼斯 |
| 3.4.2 佛罗伦萨 |
| 3.4.3 罗马 |
| 第四章 拜占廷学者在意大利的教学活动 |
| 第一节 拜占廷学者曼纽尔·克利索罗拉斯 |
| 4.1.1 曼纽尔·克利索罗拉斯在意大利 |
| 4.1.2 曼纽尔·克利索罗拉斯对意大利学生的影响 |
| 第二节 拜占廷学者塞奥多·加扎 |
| 4.2.1 塞奥多·加扎的生平简介 |
| 4.2.2 塞奥多·加扎在费拉拉大学 |
| 第三节 拜占廷学者约翰·阿基罗保罗斯 |
| 4.3.1 约翰·阿基罗保罗斯在帕多瓦和佛罗伦萨大学 |
| 4.3.2 约翰·阿基罗保罗斯的教学特色及其影响 |
| 第四节 拜占廷学者德米特利尔斯·考坎迪利斯 |
| 4.4.1 德米特利尔斯·考坎迪利斯的生平简介 |
| 4.4.2 德米特利尔斯·考坎迪利斯在帕多瓦大学 |
| 4.4.3 德米特利尔斯·考坎迪利斯在意大利的学生 |
| 第五节 拜占廷学者马科斯·姆修拉斯 |
| 4.5.1 马科斯·姆修拉斯在帕多瓦大学 |
| 4.5.2 马科斯·姆修拉斯在威尼斯和罗马的教学活动 |
| 第五章 拜占廷学者与古典文献的西传 |
| 第一节 拜占廷学者与意大利的古典文献收集和翻译 |
| 5.1.1 拜占廷学者米歇尔·阿堡斯陶利斯的生平简介 |
| 5.1.2 米歇尔·阿堡斯陶利斯对古典文献的收集 |
| 5.1.3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献的收集 |
| 5.1.4 拜占廷学者与古典文献的翻译 |
| 第二节 拜占廷学者与意大利的希腊文献出版 |
| 5.2.1 威尼斯的阿尔丁出版社 |
| 5.2.2 影响阿尔丁出版社的拜占廷学者 |
| 5.2.3 拜占廷学者与意大利其他城市的希腊文献出版 |
| 第六章 拜占廷学者与意大利的柏拉图哲学复兴 |
| 第一节 中世纪拜占廷与西方的哲学状况 |
| 6.1.1 中世纪拜占廷的哲学状况 |
| 6.1.2 中世纪西方的哲学状况 |
| 第二节 拜占廷学者与两大哲学争论 |
| 6.2.1 柏拉图哲学与亚里士多德哲学 |
| 6.2.2 拜占廷学者吉米斯托·普莱松与两大哲学争论的开始 |
| 6.2.3 参与两大哲学争论的其他拜占廷学者 |
| 第三节 柏拉图哲学在意大利复兴 |
| 6.3.1 拜占廷学者贝萨隆的生平简介 |
| 6.3.2 拜占廷学者贝萨隆与柏拉图哲学的传播 |
| 6.3.3 拜占廷学者对费奇诺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原始资料 |
| 二、工具书 |
| 三、着作 |
| （一） 英文着作（以字母为序） |
| （二） 中文着作（含译着，以汉语拼音为序） |
| 四、论文 |
| （一） 英文论文（以字母为序） |
| （二） 中文论文（以汉语拼音为序） |
| 致谢 |
| 个人简历与学术成果 |
四、拜占廷文化和图书馆（论文参考文献）
- [1]拜占廷研究的时代之光[J]. 陈志强. 历史教学(上半月刊), 2021(03)
- [2]俄罗斯精神道德教育研究[D]. 许适琳.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3]末代拜占廷知识分子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J]. 陈志强,张俊芳. 史学集刊, 2016(03)
- [4]拜占廷古典文化传统论析[J]. 张俊芳. 北方论丛, 2010(06)
- [5]公元4至9世纪拜占廷帝国基督教化研究[D]. 张日元. 南开大学, 2010(07)
- [6]帝国秩序的重建 ——苏格拉底《教会史》中的拜占廷世界[D]. 董晓佳. 南开大学, 2010(07)
- [7]浅论拜占廷文化的尚古性[J]. 成建玲. 民族论坛, 2009(05)
- [8]格物知至,追求真理——陈志强教授访谈录[J]. 陈志强,李秀玲. 历史教学(高校版), 2008(12)
- [9]国内外关于教会与图书馆事业研究现状的分析[J]. 张新鹤.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08(05)
- [10]14-16世纪拜占廷学者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关系研究[D]. 张俊芳. 南开大学, 20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