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安徽医科大学学报第38卷目次索引（论文文献综述）
吴佳彧[1]（2021）在《《中国医籍考》文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医籍考》原名《医籍考》,是由丹波元简、丹波元胤、丹波元坚父子三人相继完成的一部中医目录着作,编撰历时30余年,成书于1831年。丹波元胤对此书贡献最大,因而一般称此书为丹波元胤所撰。《中国医籍考》在成书之后经历了钞本流传、刊刻传播和补充完善三个阶段,在每个阶段中,都有中国学者的积极参与。因此,此书的流传是近世中日两国学术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之一。《中国医籍考》收录了上自秦汉,下至清道光2000余年间的中国医学着作。全书共着录医籍2876部,标注存891部,佚1070部,未见904部,阙11部。所谓“存”,即存世医籍;“佚”,指亡佚失传医籍;“未见”,指作者当时未见;“阙”指书籍残存不全。书中分为医经、本草、食治、藏象、诊法、明堂经脉、方论、史传、运气9类。其中,着录方论类医籍的数量最多,共2043部,占全部载录医籍数量的70%以上。所着录的医籍,引录文献源自目录书、地方志、医书、文集和其他相关文史类着作,尤以史志目录和目录专着为主。选录医籍的原则为不收房中、神仙等修真导引类医籍;不收治牛、治马等兽医类书籍;不收香薰、粉泽等制香美容类书籍。这种排除标准,可能受到了丹波家族治学理念和部分目录学着作收书范围的影响。《中国医籍考》体例效仿清朝朱彝尊《经义考》一书,以辑录体为主,每着录一书,均载其作者、书名、卷数（含卷数异同）、出处,并说明存、佚、未见、阙4种情况。其后或录其书各种版本的序跋,或取目录书中与该书相关的提要,或摘录医家、学者的评述论说。若有考证,则再附以按语详细说明。此书共辑录了 2087条文献。除去难以追溯来源者,主要源自序跋、提要、地方志和其他文史着述中的内容。丹波父子对《中国医籍考》引录文献的处理,可划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以采录各医书序跋为重点,通过原始文献揭示该书的内容主旨;其次,以目录书的解题和提要等内容为辅,借他人之文综合评述该书价值所在;最后,以地方志中记录的医家生平和其他相关文史资料涉及的医书背景作为补充,从而更加全面地展示该书成书背景、学术渊源、体例特色等,令读者能够更加系统全面地了解该书。在《中国医籍考》一书中,共有577部医籍采录有诸书序跋。其中,丹波氏标注为“存”或“阙”且录有序跋文的,共有475部;标注为“佚”和“未见”但仍录有序跋文的,共有102部。丹波父子采录的102部亡佚或未见医书的序跋,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一,从诸家文集中辑录摘引;其二,自现存医书卷首或卷末采撷而来。通过将《中国医籍考》引录序跋内容与本人搜集到的对应医籍的序跋进行对比后发现,丹波父子所录序跋中有68篇为节选。通过分析节选内容与未选内容可知,丹波父子对序跋内容的取舍有4个特点:有关作者生平经历及成书渊源的内容,全部收录;有关书籍体例、特色、价值的内容,大体收录;涉及书籍刊刻经过和作序者评述的,有选择地收录;大凡铺陈引语和赞美之词,基本不予收录。笔者根据搜集到的医书序跋,对《中国医籍考》中文字有缺失或错误的13篇序跋进行了初步的校正。综上所述,《中国医籍考》是日本学者编着而成的中医目录集大成之作。此书的编撰与流传,是中日医学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之一,在考证中国医学着作的传承、源流等方面也具有极大价值。丹波父子在编撰《中国医籍考》时,采用辑录体的编纂体例,取材广泛,旁征博引;对收录的引文多数都信而有征,所述按语多在求证事实。这种编撰方式,体现了丹波父子彰往而知来、追本而求实的编纂思想。尽管《中国医籍考》书中仍然存在某些不足之处,但对此书进行研究,能够为现代中日医学交流、中医学术源流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孙婉萍[2]（2021）在《全国地方中药饮片标准现状分析及标准中制定医学项的方法研究》文中指出目的通过收集、整理、统计现执行版的各地方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并做描述统计,分析我国中药饮片地方标准现状,利用统计学方法理论筛选出地方标准中的重点差异项,针对重点差异项进行内容分析方法研究,找到规范制定重点差异项标准的方法,为提高中药饮片质量标准提出参考依据及建议。方法1.通过文献研究法,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及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方网站、线上线下书店、出版社、电子期刊数据库等渠道,收集《中国药典》《全国中药炮制规范》以及各地区中药饮片炮制规范的纸质标准或电子影印版材料,查询国内外关于质量标准、中药饮片地方标准的相关研究文献;通过历代本草古籍和中医方书典籍等历史文献资料的查阅、整理,追本溯源地梳理中药性味归经、功能主治、用法用量等临床应用项目的历史应用脉络,客观科学的判断中药本身的准确内涵。2.运用描述统计对中药饮片国家标准、地方标准的相关数据信息资料进行分布状态、总体差异、标准特征等情况,通过图、表等形式描述中药饮片标准的基本情况。利用“赋值法”将文字内容拆分归类并量化为数值,再计算离散系数,进行差异分析来比较中药饮片在不同地方标准中的各个标准项目的差异情况,找到重点差异项。3.通过比较分析法,对文献研究法和统计分析法的结果,从定性和定量两个层次、双维度的来比较地方中药饮片炮制规范,有次序性的判断在众多标准内容项中更具明显差异的内容。结果1.截止到2020年1月,我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中药饮片炮制规范收载品种3500余种,各地区的中药饮片地方标准修订的时间、原则、方法等各有不同,没有统一要求;各个地方标准之间的收载情况相比较,重复率在40%以上,中药饮片标准处于“管理多级,地标多杂,重复收载,标准各异”的现实情况。2.通过对中药饮片地方标准重复收载率较高的三个品种芜荑、银耳、甜瓜蒂的各个体例项目的离散系数进行差异性分析,确定[归经]、[性味]是地方中药饮片地方标准中存在的重点差异项。3.对医学标准项[归经]、[性味]的规范制定进行深入研究,通过中药药性理论、方剂学、以及中医病因病机、治法治则、脏腑经络中医理论的综合论证,以确定中药的[主治]为关键,再对[功能]、[性味]进行推导,最后确定[归经],即确定规范制定中药饮片地方标准中的医学标准项的技术路径。结论1.“性味归经”属于中药饮片医学标准项的主要内容,是中药药性理论主要内容,是对中药功效、性能及其运用规律的高度概括,是中药最为重要的学术特征和核心性能。性味归经差异大,就意味着各地方对中药饮片的本质存在较大争议。2.确定中药饮片地方标准中的医学标准项的规范方法步骤为:（1）通过历代主流本草、代表方剂,确定“主治”,经统计分析结果来看,应主要参考《中华本草》和《普济方》,将本草内容与方剂应用结果相结合进行考究,确定[主治]。（2）运用“病因病机,治法治则”的中医理论结合已确定的[主治],进行高度概括并提炼出中药[功能]项。（3）通过中药已确定的功能主治与中药药性理论之间的“效—性”关系,推导出中药的[性味]项。（4）根据已确定的[主治]和脏腑经络理论,进行“实践+理论”的综合归纳,确定中药的[归经]项。
付鹏[3]（2021）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史记》至《清史稿》以来的二十六部正史中,共有七部含艺文志或经籍志:《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这七部正史目录中均有医籍着录材料。在辑录和编码7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材料,形成“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的前提下,主要进行两大部分的研究内容。第一部分是正史医籍目录的具象文本研究。第一章至第七章分别以七部正史目录出现的历史顺序,分为七章。以七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为中心,重点探讨其编撰、体例和内容。编撰方面主要介绍正史医籍目录的撰修史、一代内府藏书与编目史和正史目录的史料来源。体例方面主要介绍正史医籍目录文本的撰写原则和法度、与相关目录的部类比较和编撰体例特点。内容方面其一是细类分析下引述文本和种卷计数研究,其二是相关问题论述作为细类分析的拓展与延伸,其三是据细类分析统计和绘制7幅各部正史目录细类种、卷分布图,以图表直观形象地展示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内容的内部结构。编撰、体例和内容的三个方面是立足于正史医籍目录文本本身的全面阐述,共同构成本文对于七部正史医籍目录的具象文本研究。第二部分是正史医籍目录通史研究与正史目录利弊评价。一方面,对于正史目录医籍着录之实,绘制正史医籍目录类系流变图,将正史医籍目录史分为两个阶段和三个时期,并分析提炼它们的内部分期和时期特征。首先分为汉至元阶段,以纪一代藏书为特征;明至今阶段,纪一代着述为特征。在此范畴下,又划分汉至隋、唐至元和明至今三个时期。其中汉至隋时期又可分为《七略》至《汉志》时期（西汉至东汉[前33至前7间—56至106间]）和七分与四部共荣时期（三国至隋[235-597]）;特征是六略之一,医分为四。唐至元时期分《隋志》至二唐志时期（唐至五代[629-1060]）和宋国史志至《宋志》时期（宋元[1016-1345]）;特征是子部医方,从方至科。明至今时期分《明志》至《清志稿》时期（明至20世纪80年代末[1441-1989]）和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至《清史艺文志》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1992至今]）;特征是一代医着,类属森然。另一方面,对于正史目录着录之事,分析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不同价值和发挥的多种功用,以及正史目录的缺陷。通过上述两方面的阐述,以期更加客观地评价正史医籍目录。通过本文的史料汇编（“附录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和系统研究（正文）,一是能够补充和纠正已有专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资料的缺憾（附录）。二是对正史目录中的医籍目录首次进行通史性地整理和研究,填补正史目录之医籍目录研究空缺（第一章至第七章）。三是提出不同于传统以朝代变迁分期的正史医籍目录史分期新观点,更能反映其本质特征（第八章）。四是运用数据图表,展示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特点与类系流变（第一章至第七章最后一节、第八章第四节）。五是分析正史医籍目录的利弊,提出“志书不同、价值迥异”的新认识（第九章）。本研究能较为清晰深刻地展现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的基本情况,揭示正史医籍目录史的一般规律,于医古文、中医文献、医学史等领域的研究有所借鉴,乃至为今后开展史志、私家、官修目录医籍着录和古代医学专科目录打下研究基础。
郑文杰[4]（2020）在《地黄本草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通过对本草以及其他文献中地黄相关知识的梳理,总结地黄在本草中的应用演变,以及地黄作为中药以外的存在形式及特色。为现代地黄药性的实验研究、地黄临床应用、地黄栽培以及地黄的文化研究等提供参考和借鉴。对于地黄的本草文献知识,运用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分析各个历史时期地黄理论及医疗实践的变化,总结演变规律。对于地黄的文化知识,运用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梳理该阶段的文化背景,总结地黄不同的存在形式和变化,分析地黄文化出现的缘由。通过研究得出,地黄的炮制品名的古今叫法有差异,同时存在多个异名。地黄药性理论的嬗变能体现整个药性理论的构建过程,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系统。地黄的临床应用范围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扩大,为了降低地黄的寒性,出现了生地黄到熟地黄的转变。地黄的道地产区随着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而不断变更,最终怀地黄成为道地药材。明清时期,在怀商们的推动下,地黄的贸易日渐繁盛。地黄作为贡品的研究能为地黄道地性以及地黄贸易提供借鉴。地黄并非只作为药材出现,还能作为抒发情感的载体,被历代诗人写入诗歌中。作为植物的地黄,可以作为食材,可以作为染料;可以化作饰品出现在服饰中;可以用作祛毒除疫的工具。时至今日,以“六味地黄丸”的存在形式被大众所熟知。
沈超然[5]（2019）在《《越中园亭记》与晚明绍兴园林研究》文中指出晚明时期,江南造园空前繁荣,不仅数量剧增,而且名园迭出,并出现了众多的造园匠师与相关着述。就地域而言,晚明江南园林的建设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其实,彼时造园兴盛者中还包括绍兴,据祁彪佳（1602-1645）《越中园亭记》（撰于崇祯年间）所载,晚明时期山阴、会稽两县（属绍兴府）的园林数量已达190余处之多,其中亦不乏一时名园,园林盛况空前。绍兴是明代浙东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中心,优越的自然山水环境与繁荣的城市生活为园林的兴起提供了物质条件,而文人结社与民众游观之风的盛行则对园林的营造提出了需求,故造园之事自然勃兴。然而,绍兴在明清易代之际,成为结客谈兵、抗清复明活动的重要据地,以及在清一代随着其经济、文化等区位优势的衰落,晚明绍兴园林的荒废已不可避免,故几乎无实物遗存至今。目前对明清江南园林的研究,因关注物质空间为导向,在地域上以园林遗存较多的苏州、扬州与杭州等地为主,现有对晚明绍兴园林研究的缺失,使得其在园林史上的地位与价值被低估。因此,本文以《越中园亭记》为基础,选取“晚明绍兴园林”为研究对象,主要使用园林史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历史文献与场地遗迹的实证性考察,试图了解、分析并总结晚明绍兴园林在城市、人物、观念与营造等方面的特征,从而揭示其价值。本文正文由五章组成。第二章是晚明绍兴造园的兴起与园志书写。主要是从晚明绍兴园林的两个“兴起”来展开:一个是园林营造的兴起,以及与之有关的自然、城市、社会与时代背景,另一个是园林书写的兴起,其中主要考察以《越中园亭记》为代表的绍兴城市园志。第三章是从《越中园亭记》看晚明绍兴的园林分布与造园家族。主要是对《记》中的客观信息进行整理与考证,包括位置与人物两个方面。第四章是《越中园亭记》中的晚明绍兴名园实例。选取若干晚明绍兴名园作个案研究,考察内容主要包括其园主背景、历史沿革、景象布局与造园特征等多个方面。第五章是从《越中园亭记》看晚明绍兴园林的意匠特征。主要包括山石、理水、建筑与花木四个层面。第六章是以《越中园亭记》为基础看祁彪佳的园林观念。主要涉及祁彪佳的“园亭”概念、园记视角、园林理景审美,以及私园开放性的讨论与园林活动评判等五个方面。通过以上的研究,本文认为晚明绍兴园林无论是数量还是营造水平均代表了江南园林的较高水准,其造园意匠与园林观念,除具有江南园林之共性外,因受到本地自然与人文条件的影响,在很多方面表现出自身的鲜明特征与多样性,是中国传统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得出如下具体结论:首先,晚明绍兴园林的兴起发轫于隆庆至万历初年,至崇祯年间祁彪佳撰写《越中园亭记》时,园林发展已达空前极盛;其次,《记》中所载晚明绍兴园林的分布情况,在城内多集中于三山（龙山、蕺山、龟山）与城市东南一带,在城外多集中于常禧门外的南塘与稽山门外的炉峰、天柱一带;再次,《记》中所载晚明绍兴的造园人物,他们多来自于会稽陶氏、商氏,山阴张氏、祁氏、朱氏以及余姚吕氏等家族;此外,祁彪佳的“园亭”概念与今人有异,其园记视角包含了“以人重”与“以景胜”两个方面,并在理景审美过程中追求自然与空间变化,而时人对园林活动的评判与讨论亦呈现多样性;晚明绍兴造园的总体特征以自然得景为主、人工营造为辅,发展至明末则表现出对人工营造如叠山、建筑的重视与追求。
周虹[6]（2019）在《子宫内膜病变组织中彩色多普勒超声血流参数与微血管密度的关系》文中提出研究背景:子宫内膜病变是我国高发妇科疾病,近年来发病率逐年上升,较常见的几种病变中:子宫内膜炎与子宫内膜异位症在子宫内膜厚度改变中并不明显,子宫内膜息肉病灶较为局限,超声二维图像有特征性,诊断率较高;子宫内膜增生与子宫内膜癌的超声诊断是本次课题重点研究内容。早期子宫内膜癌（endometrial carcinoma EC）和子宫内膜增生（endometrial hyperplasia EH）是两种常见易混淆的子宫内膜病变类型,二者早期临床症状相似,多为阴道不规则流血、排液、月经异常等。二维超声多表现为子宫内膜均匀与非均匀性增厚,彩色多普勒血流图CDFI（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病变子宫内膜部分可见彩色血流信号。初期检查二者往往难以鉴别,进而延误最佳治疗时机,对女性的身心造成极大伤害。目前我国子宫内膜癌的确诊主要依靠组织病理学检查,由于内膜组织的收集具有一定程度的创伤性,而超声却是一种可重复无创伤的检查方式,寻找有意义的超声鉴别诊断方法,充分发挥超声检查的作用意义重大。本课题通过研究增厚的子宫内膜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血流参数:阻力指数（Resistance index RI）与搏动指数（Pulsatility index PI）、增厚子宫内膜微血管密度（Microvessel density MVD）,探讨其用以鉴别诊断子宫内膜增生与子宫内膜癌的意义。目的:观察增厚子宫内膜中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的彩色血流参数（RI、PI）和组织切片微血管密度（MVD）,分析两者在子宫内膜增生与子宫内膜癌之间的差异和关系,以及在子宫内膜癌不同临床分期中的变化。探讨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血流参数与微血管密度用以鉴别诊断子宫内膜病变类型的价值,以及对子宫内膜癌分期与预后的意义。方法:选择2015年1月-2017年10月我院收治的经组织病理学确诊为子宫内膜癌患者69例作为子宫内膜癌组,另选同期确诊子宫内膜增生患者52例作为对照组;子宫内膜癌组根据国际妇产科协会（FIGO）2009年分期分为Ⅰ期组、Ⅱ期组、Ⅲ期组。收集子宫内膜癌组与子宫内膜增生组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血流参数（RI、PI）值、内膜组织实验室MVD计数值。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子宫内膜增生组、子宫内膜癌组及其不同FIGO分期组患者子宫内膜彩色血流参数（RI、PI）和MVD水平,探讨彩色血流参数（RI、PI）和MVD水平的关系及意义。结果:1.子宫内膜癌组的彩色多普勒血流信号显示较对照组丰富。2.子宫内膜癌组的超声血流参数RI值、PI值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子宫内膜癌组RI值、PI值低于对照组（P均<0.05）3.子宫内膜癌组MVD值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子宫内膜癌组的MVD值高于对照组（P<0.05）。4.子宫内膜癌组FIGO分期Ⅰ期、Ⅱ期、Ⅲ期组,其超声血流参数RI值、PI值均呈逐渐降低趋势,而MVD值呈逐渐上升趋势,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5.子宫内膜癌组患者RI值、PI值与MVD值均呈负相关（r分别为-0.677、-0.683,P<0.05）。结论:1.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子宫内膜血流参数RI值、PI值,对鉴别诊断子宫内膜增生和子宫内膜癌具有临床意义。2.子宫内膜组织MVD水平可为子宫内膜癌的诊断提供一定依据。3.血流参数RI值、PI值与MVD值呈负相关,可以间接反映MVD水平,评估子宫内膜中微血管的生成情况。4.子宫内膜癌不同临床分期患者PI、RI值,MVD水平有一定变化规律,子宫内膜癌病灶微血管生成与血流参数可以为子宫内膜癌临床分期及病情发展甚至预后评估提供依据。
孙海龙[7]（2017）在《2014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论文索引》文中研究说明*本索引收录2014年中国古代诗歌相关论文目录,收录范围包括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期刊、杂志、报纸。整理参考《中国知网》、《全国报刊索引》等相关刊物。*个别文章在发表时文字或标点不甚规范或有错误,但为了与发表时的原貌保持一致,故不做修改。*目录按时代编排大类,重要体裁、作家再细分小类。
刘洋[8]（2017）在《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着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
李政阳[9]（2017）在《宋本《度人经》信仰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度人经》共分六十一卷,第一卷为魏晋时期所出,后六十卷则产生于北宋末年,是对第一卷所阐发的“无量度人”信仰的进一步阐述。该经文体多为四字、八字短句,充满隐喻和隐语,读之朗朗上口,其思想则十分庞大、驳杂,内涵丰富,颇不易解。全经被置于《正统道藏》的首位,归属《洞真部·本文类》。为便于研究,笔者将北宋所出的《度人经》称为宋本《度人经》,使用思想史、观念史及其它研究方法对此经典的历史、文本、思想与信仰观念等进行综合考察。本论文是第一部对宋本《度人经》思想观念与义理的综合研究。笔者认为,该经是北宋末年道教界以金阙帝君的神学内涵塑造宋徽宗的人、神形象的产物,由于金阙帝君拥有清整道教,恢复中华正朔,并作为道法和信仰的新源头的“使命”,因此宋本《度人经》及其它几部同样出于该目的被构造的道经和科仪书,一方面整合和发展新的道教思想（宇宙论、道性论等）,另一方面又构造新的道法（新真文及咒术等）,而且自然而然的在经典中浓笔重墨地描绘了“新神”长生大君的形象与内涵。当时的道教界将传统信仰中改革道教拯救“世运”的道教“救世主”——长生大君投射到了宋徽宗身上,宋本《度人经》的信仰观念是魏晋道教末世论神学的宋代延续。构经者们按照道教传统对金阙帝君“使命”的描绘,在回应魏晋道教终末论的基础上,融合灵宝“无量度人”（《度人经》传统）的精神,意图整合当时道教各种信仰资源以成一全面圆的道教,并以宋徽宗为教主。这就要求他们一方面要博采众道,发动改革,将传统道教的宇宙论、道性论等思想融会进来,展现出整合性、融合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又要立足于《度人经》传统,秉持“无量度人”的精神大量构造新的真文与信仰,以将传统真文的权威性让渡给新的经典,并以“长生大君”（神霄玉清王）为信仰核心,突出其作为经中道法神力渊源的地位。宋本《度人经》带有宋徽宗改革道教的思想印痕,又是其改革道教的产物之一。正因为宋本《度人经》的构造是出于整合道教思想与信仰为宋徽宗作符应所用,故经文不但对传统道教思想观念有所继承,而且对这些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和解析,体现出很强的理论性。宋本《度人经》的道教理论体系沿着“道体→道性→心性→形神→修炼”的逻辑脉络展开,其中宇宙论和心性论是重点。宋本《度人经》认为,作为宇宙本根的“混洞太无”在自然生化的过程中沿着“道性”和“道气”两个方向发展,其中精神性的一面——“道性”被区分为“心性、情欲”等几个维度,而物质性的一面——“道气”也被视为具有“祖气”、“玄、元、始三气”等几个层次,“道性”与“道气”交会而成的正是作为天、地、人“三才”之一的人。宋本《度人经》在论述道气和道性时将二者各分作两个维度:就道性而言,分为“向上的超越”及“自溺的沉陷”;就道气而言,既有本源性的祖炁,又有沉沦后天的气质。道气和道性二者与“混洞太无”是即一即异的关系,且各有正向性质及负面性质。心性的“自陷沉溺”是两厢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禀气方面的原因,宋本《度人经》往往将负面性质归于气,也有对大道的迷妄方面的原因。从心性角度来看,“混洞太无”与“道性”、“道气”未尝不是即一即异的关系,道不能离开心,因此心性本自清静无染,但被妄念幻相遮蔽其智慧,只要去妄破执,清静自然的道性就莞尔自现。在道性观念向人性的自然延展过程中,为了解释人性中的恶、欲等负面因素,宋本《度人经》在“有、无、染、净”等二元对立的概念中来回游刃,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将其道性本净、心性常净之义说圆。但道教心性论并非仅是带有一些伦理观念的形而上学,其探讨道体、道性也有在“天、地、人”三才的天人关系框架下探视人的生命问题的用意。在道教的信仰和思想体系中,某种程度上,宇宙论是为了说明生命的位置,心性论是为了说明生命的性质,而修道论讲的是生命如何超越,因此在心性论之后,论文就转而对该经的生命论进行探索,解析其生命观如何根植于“人神一如”的信仰立场之上。需要指出的是,宋本《度人经》构造的首要目的是树立新神,而且也为回应灵宝无量度人的宗旨构造了一些以长生大君、神霄玉清王为法力渊源的道法,因此整部经的信仰和思想架构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推崇长生大君的信仰层面之上。此即论文的主要内容和逻辑架构。论文指出,由于历史客观原因,宋本《度人经》所推崇的长生大君信仰很快脱离了宋徽宗这个具体的、历史中的人物而作为与南宫炼度有关的神灵融入了整个道教信仰之中。该经中与宋徽宗有关的信仰已经成为历史,但其丰富的信仰资源和思想内涵使该经至今依然是道教奉持的对象,并对北宋之后的道教特别是宋元新道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张旭杨[10]（2016）在《广西抗战损失研究 ——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面抗战爆发后,桂省人民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本文以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结合统计学、计量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及区域理论等交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选取“广西抗战损失研究——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为论题对广西四大城市抗战损失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尝试性探析和回答。全文共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在系统地梳理20世纪30年代至今中国（包括广西）抗战损失史研究状况的基础上作了简评,进而指出本文的选题缘由和意义及所运用之理论和方法,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抗战损失”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部分回顾战前和战时广西四大城市的社会经济成就,主要分为农业、工商业、手工业、交通事业四大部分进行论述,并进一步探析日军入侵与四大城市战前战时社会经济中心转移的关系。第三部分揭露日军入侵四大城市时的罪行,主要通过日军在四大城市的政治统治和七大暴行来反映,并阐述了个人对于日军在四大城市统治、暴行和掠夺的基本认识。第四部分包含三章,意在理清整个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其中第三章梳理桂南沦陷期间四大城市中沦陷的南宁一地的损失,第四章理清广西第二次沦陷期间四大城市的人口和财产损失,第五章在第三、四章的基础上指出战时和战后广西省政府抗战损失调查的缺陷,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最终总结了整个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损失总概况。第五部分评析了四大城市的抗战损失。即在考量四大城市抗战损失的程度、特点、原因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四大城市抗战损失对四大城市乃至广西带来的巨大影响。
二、安徽医科大学学报第38卷目次索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安徽医科大学学报第38卷目次索引（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医籍考》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成书经过及流传情况 |
| 学术贡献 |
| 具体内容 |
| 1 前言 |
| 1.1 中日医学交流概况 |
| 1.2 江户时代的政治和文化背景 |
| 1.3 江户时期汉籍在日本的传播 |
| 1.3.1 输入汉籍规模 |
| 1.3.2 输入医籍数量 |
| 1.3.3 汉籍的翻刻与流传 |
| 1.4 日本医学考证学派的兴起 |
| 1.4.1 后世派与古方派的对峙 |
| 1.4.2 日本儒学考证学派的影响 |
| 1.5 丹波家族与江户医学馆 |
| 1.6 丹波父子与《中国医籍考》 |
| 1.7 小结 |
| 2 概述 |
| 2.1 编撰体例 |
| 2.2 版本的传承流变 |
| 2.2.1 钞本流传 |
| 2.2.2 刊刻传播 |
| 2.2.3 补充完善 |
| 2.3 现存重要版本简述 |
| 2.3.1 和多田贡钞本 |
| 2.3.2 日本东京国本出版社影印富士川游家藏钞本 |
| 2.3.3 中西医药研究社据东京国本出版社影印本 |
| 2.3.4 人民卫生出版社排印本 |
| 2.4 小结 |
| 3 收录医籍研究 |
| 3.1 采录医籍数量统计 |
| 3.2 采录医籍来源分析 |
| 3.2.1 明确出处的医籍来源 |
| 3.2.2 未载出处的医籍来源 |
| 3.2.3 医籍来源分析 |
| 3.3 采自目录书中的医籍研究 |
| 3.3.1 《汉书·艺文志》 |
| 3.3.2 《隋书·经籍志》 |
| 3.3.3 《旧唐书·经籍志》 |
| 3.3.4 《崇文总目》 |
| 3.3.5 《新唐书·艺文志》 |
| 3.3.6 《通志·艺文略》 |
| 3.3.7 《宋史·艺文志》 |
| 3.3.8 《国史经籍志》 |
| 3.3.9 《医藏书目》 |
| 3.3.10 《明史·艺文志》 |
| 3.4 小结 |
| 4 引录文献类别分析 |
| 4.1 来源可循的文献 |
| 4.1.1 目录书 |
| 4.1.2 地方志 |
| 4.1.3 医书 |
| 4.1.4 其他 |
| 4.2 难以溯源的引录文献 |
| 4.3 小结 |
| 5 引录序跋文研究 |
| 5.1 引录序跋情况 |
| 5.1.1 “存”“阙”医书载录序跋 |
| 5.1.2 “佚”与“未见”医书序跋 |
| 5.2 节选序跋内容分析 |
| 5.3 引录序文中的讹脱文字校正 |
| 5.3.1 杨玄操“黄帝八十一难经注自序” |
| 5.3.2 贝琼“医镜密语序” |
| 5.3.3 徐时行“伤寒撮要序” |
| 5.3.4 周扬俊“温热暑疫全书自序” |
| 5.3.5 邹善“岭南卫生方序” |
| 5.3.6 朱撝“心印绀珠经序” |
| 5.3.7 贺万祚“医宗粹言序” |
| 5.3.8 祝登元“心医集自序” |
| 5.3.9 刘威“医说佛乘序” |
| 5.3.10 陈士铎“洞天奥旨自序” |
| 5.3.11 袁黄“痘疹丛书序” |
| 5.3.12 孟继孔“治痘详说自序” |
| 5.3.13 翟良“痘科类编释义自序” |
| 5.4 小结 |
| 6 分析讨论 |
| 6.1 《中国医籍考》采录书籍排除标准 |
| 6.1.1 参考目录学着作 |
| 6.1.2 丹波氏治学理念 |
| 6.2 丹波父子编纂思想 |
| 6.2.1 彰往而知来 |
| 6.2.2 追本而求实 |
| 6.3 《中国医籍考》的不足之处 |
| 6.3.1 收书有所欠缺 |
| 6.3.2 体例不够完备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国医籍考》引录序跋统计表 |
| 附录2: 《中国医籍考》录有序跋的医书情况调查表(393部)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2）全国地方中药饮片标准现状分析及标准中制定医学项的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表 |
| 前言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相关概念 |
| 1.4.1 中药饮片 |
| 1.4.2 药品标准 |
| 1.4.3 中药饮片质量标准 |
| 1.4.4 国家药品标准 |
| 1.4.5 地方药品标准 |
| 2 相关理论及法律法规 |
| 2.1 相关理论 |
| 2.1.1 中药学理论 |
| 2.1.2 中医学理论 |
| 2.1.3 中药炮制理论 |
| 2.1.4 药品监管科学理论 |
| 2.1.5 统计学理论 |
| 2.2 相关法律法规 |
| 2.2.1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2019 年主席令 13 届第 31 号) |
| 2.2.2 《省级中药饮片炮制规范修订的技术指导原则》(国药监 2018 年第 16 号) |
| 2.2.3 《国家药监局关于省级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备案程序及要求的通知》(国药监药注[2020]2 号) |
| 2.2.4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国中医药办发[2019]15号) |
| 2.2.5 《地区性民间习用药材管理办法》(1987 年原卫生部) |
| 2.3 本草学概述 |
| 2.3.1 本草、本草学、本草考证的内涵 |
| 2.3.2 本草学的研究内容 |
| 3 我国中药饮片质量标准的现状研究 |
| 3.1 国家中药饮片标准概述 |
| 3.1.1 《中国药典》的历史沿革 |
| 3.1.2 《中国药典》(2020 版)中药饮片标准的收载及内容情况 |
| 3.1.3 《全国中药炮制规范》的标准内容及收载情况 |
| 3.2 中药饮片地方标准现状 |
| 3.2.1 中药饮片地方标准的颁布时间及修订情况 |
| 3.2.2 地方中药饮片炮制规范的执行情况 |
| 3.2.3 地方中药饮片地方标准收载情况 |
| 3.3 小结 |
| 4 中药饮片地方标准的差异化分析 |
| 4.1 地方标准体例情况 |
| 4.1.1 地方标准之间比较体例项目的情况 |
| 4.1.2 地方标准与《中国药典》(2020 版)比较体例项目的情况 |
| 4.2 以三种中药饮片标准为例的差异化分析 |
| 4.2.1 离散度分析法 |
| 4.2.2 定性资料量化方法与赋分规则 |
| 4.2.3 芜荑的差异化分析 |
| 4.2.4 银耳的差异化分析 |
| 4.2.5 甜瓜蒂的差异化分析 |
| 4.2.6 分析结果 |
| 4.3 小结 |
| 5 中药饮片地方标准中医学标准的规范制定方法研究 |
| 5.1 医学标准项确定的方法研究 |
| 5.1.1 确定[主治]项与[功能]项 |
| 5.1.2 依据中医药理论确定[性味与归经]项 |
| 5.2 以“芜荑”为例,确定医学标准项 |
| 5.2.1 芜荑地方标准中医学标准项的比较 |
| 5.2.2 芜荑“主治”的确定 |
| 5.2.3 芜荑“功能”的确定 |
| 5.2.4 芜荑“性味”的确定 |
| 5.2.5 芜荑“归经”的确定 |
| 5.2.6 芜荑的医学标准项的制定结果 |
| 5.3 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本研究创新性的自我评价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我国中药饮片质量标准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在学期间科研成绩 |
| 致谢 |
（3）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第一章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 |
| 第一节 编撰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种卷计数与略序 |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 四、种卷分布 |
| 第二章 《隋书·经籍三子·医方》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四部分类的出现与定型 |
| 二、七分法的复古与成熟 |
| 三、七分与四部共荣 |
| 四、七分与四部融合 |
| 五、关于撰者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分集甲乙丙 |
| 二、细类分析 |
| 三、医方、道经、佛经的种卷计数与序文 |
| 四、相关问题论述 |
| 五、种卷分布 |
| 第三章 《旧唐书·经籍志·丙部子录》之经脉类与医术类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盛唐开元官修目录《群书四录》《古今书录》 |
| 二、中、晚唐时期的官修目录编修活动 |
| 三、《旧唐志》的编撰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经脉类、医术类种卷计数 |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 四、种卷分布 |
| 第四章 《新唐书·艺文志·丙部子录》之明堂经脉类与医术类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新唐志》的撰修背景 |
| 二、《新唐志》的史料来源 |
| 三、《新唐志》的补史艺文志目录性质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明堂经脉类、医术类种卷计数 |
| 三、种卷分布 |
| 第五章 《宋史·艺文志·子类·医书类》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宋史》的撰修背景 |
| 二、《宋志》的史料来源 |
| 三、《宋志》的补史艺文志目录性质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宋志·医书》种卷计数 |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 四、种卷分布 |
| 第六章 《明史·艺文志·子类·艺术类·医术》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明史》的撰修经过 |
| 二、明代内府藏书与编目 |
| 三、《明志》的史料来源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明志·医书》种卷计数 |
| 三、种卷分布 |
| 第七章 《清史稿·艺文志·子部·医家类》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清志稿》的撰修经过 |
| 二、清代内府藏书与编目 |
| 三、《清志稿》的史料来源 |
| 四、《清志稿》后的相关目录撰修活动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清志稿·医家》种卷计数 |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 四、种卷分布 |
| 第八章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流变 |
| 第一节 汉至隋时期: 六略之一,医分为四 |
| 一、《七略》至《汉志》时期(西汉至东汉,[公元前33至前7间—公元75至106间]) |
| 二、七分与四部共荣时期(三国至隋,[235-597]) |
| 第二节 唐至元时期: 子部医方,从方至科 |
| 一、《隋志》至两唐书时期(唐至宋初[629-1060]) |
| 二、宋国史志至《宋志》时期(宋元)(1016-1345) |
| 第三节 明至今时期: 一代医着,类属森然 |
| 一、《明志》至《清志稿》时期(明至20世纪80年代末)(1441-1989) |
| 二、王绍曾《清志稿拾遗》至《清志》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1992至今) |
| 第四节 正史医籍目录类系流变 |
| 第九章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利弊 |
| 第一节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特点 |
| 一、正史医籍目录的各本特征 |
| 二、正史医籍目录的一般特点 |
| 第二节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得失 |
| 一、正史目录的共性利弊 |
| 二、正史医籍目录的价值与缺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4）地黄本草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提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概述 |
| 一、相关概念 |
| (一) 地黄 |
| (二) 本草和本草史 |
| (三) 文化和社会文化史 |
| 二、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一) 选题目的 |
| (二) 选题意义 |
|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地黄名义考 |
| 一、地黄品名溯源 |
| (一) 干地黄 |
| (二) 生地黄 |
| (三) 熟地黄 |
| (四) 鲜地黄 |
| (五) 小结 |
| 二、古籍文献中的地黄异名 |
| (一) 芑 |
| (二) 苄 |
| (三) 地髓 |
| (四) 还元大品 |
| (五) 牛奶子、狗奶子 |
| (六) 婆婆奶 |
| (七) 地锦、神锦 |
| (八) 土地黄、酒布袋 |
| (九) 山芥菜 |
| (十) 其他名称 |
| (十一) 小结 |
| 第三章 地黄药性嬗变考 |
| 一、秦汉时期对地黄药性的认识 |
| 二、魏晋隋唐时期对地黄药性认识的发展 |
| 三、宋金元时期对地黄药性认识的深化 |
| (一) 地黄性味 |
| (二) 地黄归经 |
| (三) 地黄气味厚薄阴阳及升降浮沉 |
| 四、明清时期对地黄药性认识的系统化 |
| (一) 生地黄性味 |
| (二) 熟地黄性味 |
| (三) 地黄归经 |
| (四) 地黄升降浮沉 |
| 五、近现代对地黄药性认识的新方向 |
| 六、炮制对药性的影响 |
| (一) 生地黄 |
| (二) 熟地黄 |
| 七、小结 |
| 第四章 地黄功效的梳理及临床应用 |
| 一、秦汉时期 |
| (一) 功效梳理 |
| (二) 名方应用 |
| 二、魏晋隋唐时期 |
| (一) 功效梳理 |
| (二) 名方应用 |
| 三、宋金元时期 |
| (一) 功效梳理 |
| (二) 名方应用 |
| (三) 金元四大家对地黄的应用 |
| 四、明清时期 |
| (一) 功效梳理 |
| (二) 明代温补派对地黄的应用 |
| (三) 明末清初温病学派对地黄的应用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地黄地道药材产区的变迁与地黄贸易 |
| 一、地道地黄的本草史 |
| (一)明代以前地黄地道产区的变迁 |
| (二) 明以降怀庆演变为地黄地道产区 |
| (三) 变迁分析 |
| 二、地黄的种植 |
| (一) 良田肥壤 |
| (二) 时令节气 |
| (三) 种植方法 |
| 三、地黄的贸易与流通 |
| (一) 商品之地黄 |
| (二) 贡品之地黄 |
| 第六章 生活文化之地黄 |
| 一、诗词中的地黄 |
| (一) 阐述地黄功效 |
| (二) 盛赞地黄味美 |
| (三) 借地黄悲悯生活 |
| (四) 田园生活之地黄 |
| (五) 诗词文化背景下的地黄解读 |
| 二、生活中的地黄 |
| (一) 食物中的地黄 |
| (二) 染料中的地黄 |
| (三) 宫廷用度中的地黄 |
| (四) 地黄的民俗与神话 |
| (五) 地黄的对联与字帖 |
| (六) 地黄之“六味地黄丸”现象 |
| 第七章 讨论 |
| 一、地黄之药性理论演变 |
| 二、生熟地黄之功效发挥 |
| 三、地黄之九蒸九晒 |
| 四、地黄作为文化元素的存在缘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历代本草文献中关于地黄四气五味的记载 |
| 二、中国方志库中涉及地黄的相关内容(宋元明清民国时期) |
| 致谢 |
| 查新报告 |
| 论文着作 |
（5）《越中园亭记》与晚明绍兴园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与范围 |
| 1.1.1. 研究对象 |
| 1.1.2. 研究范围 |
| 1.2. 文献材料与研究回顾 |
| 1.2.1. 文献材料 |
| 1.2.2. 研究回顾 |
| 1.3.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框架 |
| 2. 晚明绍兴造园的兴起与园志书写 |
| 2.1. 晚明绍兴造园的兴起 |
| 2.2. 晚明绍兴造园兴起的背景 |
| 2.2.1. 自然地理环境 |
| 2.2.2. 城市空间格局 |
| 2.2.3. 结社与游观风尚 |
| 2.2.4. 晚明江南造园风潮 |
| 2.3. 晚明绍兴城市园志的勃兴 |
| 2.4. 《越中园亭记》的书写 |
| 2.4.1. 现存版本 |
| 2.4.2. 成书过程 |
| 2.4.3. 条目内容 |
| 2.4.4. 着录方式 |
| 2.5. 本章小结 |
| 3. 从《越中园亭记》看晚明绍兴的园林分布与造园家族 |
| 3.1. 从《越中园亭记》看晚明绍兴的园林分布 |
| 3.1.1. 城内园林定位之地名考录 |
| 3.1.2. 城外园林定位之地名考录 |
| 3.1.3. 小结:晚明绍兴园林的空间分布 |
| 3.2. 从《越中园亭记》看晚明绍兴的造园家族 |
| 3.2.1. 核心家族 |
| 3.2.2. 其他家族及成员 |
| 3.2.3. 小结:晚明绍兴园林与家族 |
| 3.3. 本章小结 |
| 4. 《越中园亭记》中的晚明绍兴名园实例 |
| 4.1. 祁彪佳寓山园 |
| 4.1.1. 定位 |
| 4.1.2. 规模 |
| 4.1.3. 历史沿革 |
| 4.1.4. 景象布局 |
| 4.1.5. 造园者 |
| 4.1.6. 造园费用 |
| 4.1.7. 小结 |
| 4.2. 城内名园考略 |
| 4.2.1. 息柯亭 |
| 4.2.2. 山水园 |
| 4.2.3. 万玉山房 |
| 4.2.4. 樛木园 |
| 4.2.5. 蒹葭园 |
| 4.2.6. 东武山房 |
| 4.2.7. 淇园 |
| 4.2.8. 荺芝亭 |
| 4.2.9. 附:乐志园 |
| 4.3. 城外名园考略 |
| 4.3.1. 镜波馆 |
| 4.3.2. 镜漪园 |
| 4.3.3. 密园 |
| 4.3.4. 护生庵 |
| 4.3.5. 远曙斋 |
| 4.3.6. 烟萝洞 |
| 4.3.7. 青棘园 |
| 4.3.8. 畅鹤园 |
| 4.3.9. 附:众乐园 |
| 5. 从《越中园亭记》看晚明绍兴园林的意匠特征 |
| 5.1. 山石 |
| 5.1.1. 石宕 |
| 5.1.2. 石峰 |
| 5.1.3. 土山 |
| 5.1.4. 累石 |
| 5.2. 理水 |
| 5.2.1. 曲水 |
| 5.2.2. 方池 |
| 5.2.3. 瀑布 |
| 5.3. 建筑 |
| 5.3.1. 建筑以远眺得景为佳 |
| 5.3.2. 以堂为组景中心的建筑布局 |
| 5.3.3. 建筑营造对风水的关注 |
| 5.4. 花木 |
| 5.4.1. 曾益《名园赋》 |
| 5.4.2. 花匠:金乳生 |
| 5.5. 本章小结 |
| 6. 以《越中园亭记》为基础看祁彪佳的园林观念 |
| 6.1. 祁彪佳的“园亭”概念 |
| 6.2. 《记》中的园林记录视角 |
| 6.2.1. 园以人重而记 |
| 6.2.2. 园以景胜而记 |
| 6.3. 《记》中的园林理景审美 |
| 6.3.1. 相地自然,补之以人工 |
| 6.3.2. 空间追求:旷远与幽邃之间 |
| 6.4. 私家园林开放性的讨论 |
| 6.4.1. 陶奭龄的“智者”论 |
| 6.4.2. 祁彪佳的“适然”观 |
| 6.5. 时人对园林活动的评判 |
| 6.5.1. 家族内对久困科场而造园的默许与支持 |
| 6.5.2. 社会对致仕归乡后园居生活的认可与赞赏 |
| 6.5.3. 陶奭龄对“士子造精舍以读书”的批判 |
| 6.5.4. “园癖”的彰显与对沉溺园林的劝阻及批判 |
| 6.6. 本章小结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附录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致谢 |
（6）子宫内膜病变组织中彩色多普勒超声血流参数与微血管密度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主要英文缩略语表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前言 |
| 2.资料与方法 |
| 3.结果 |
| 4.讨论 |
| 5.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课题综述 |
| 参考文献 |
（8）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思路 |
| 0.4 方法与创新 |
| 0.5 概念释名 |
| 第一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 |
| 1.1 近代化思潮对中医的影响 |
| 1.1.1 海防思潮下的中西医参合 |
| 1.1.2“中体西用”思潮下的中西医汇通 |
| 1.1.3 维新变法后的中医改良 |
| 1.1.4 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医科学化 |
| 1.2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发轫 |
| 1.2.1 社会制度与中医的关系 |
| 1.2.2 近代中医社团的建立 |
| 1.2.3 近代中医教育的开展 |
| 1.2.4 近代中医医疗机构的创设 |
| 1.2.5 近代中医期刊的发行 |
| 1.3 近代山西的医疗卫生状况 |
| 1.3.1 山西悠久的中医药历史 |
| 1.3.2 近代山西的医疗体系 |
| 1.3.3 近代山西的卫生防疫 |
| 1.4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背景 |
| 1.4.1 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传统 |
| 1.4.2 阎锡山对中医的思想认同 |
| 1.4.3 重要幕僚和在晋中医的影响 |
| 1.4.4 卫生经济的现实需要 |
| 1.5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特点 |
| 1.5.1 远大的目标 |
| 1.5.2 合理的原则 |
| 1.5.3 体制化的方向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团体：从创建到改组 |
| 2.1 兼容并蓄中逆袭创设（1919-1929） |
| 2.1.1 官办社团的特征 |
| 2.1.2 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设经过 |
| 2.1.3 理事为中心的中医学共同体 |
| 2.2 历经坎坷后改弦更张（1930-1937） |
| 2.2.1 改组原因及过程 |
| 2.2.2 会员和分会制度的完善 |
| 2.2.3 中医师职业团体的雏形 |
| 2.3 宗旨：从“改进”到“科学化”的嬗变 |
| 2.3.1 成立初期：弘扬与改进 |
| 2.3.2“中西医论战”中：衷中参西 |
| 2.3.3“废止中医案”后:科学化的提出 |
| 2.4 系统全面的研究规范 |
| 2.4.1 不断完善的制度规程 |
| 2.4.2 持之以恒的研究例会 |
| 2.4.3 行之有效的学术奖励 |
| 2.5 源于西学的研究思路 |
| 2.5.1 引进还原论思维：分级与分科 |
| 2.5.2 实证主义方法 |
| 2.5.3 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中西医兼容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医学教育：实践与机制 |
| 3.1 中西医兼业：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和晋城医学馆 |
| 3.1.1 山西医学专门学堂 |
| 3.1.2 晋城医学馆 |
| 3.2 分层培养：山西医学传习所与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2.1 山西医学传习所 |
| 3.2.2 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3 改弦易辙：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到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3.1 山西医学专科学校 |
| 3.3.2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4 建立中医学制的探索 |
| 3.4.1 编订课程和教材 |
| 3.4.2 加入近代学制 |
| 3.5 借鉴西医的中医教育模式 |
| 3.5.1 中西医并行教授 |
| 3.5.2 初试中医护理教育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医疗与卫生：从医院到社会 |
| 4.1 引进西医理念的中医院 |
| 4.2 养病室在中医医院的设立 |
| 4.3 院感管理制度的雏形 |
| 4.4 中医防疫的体制化实践 |
| 4.4.1 中医参与防疫的背景 |
| 4.4.2 疫情报告制度的建立 |
| 4.5 中医退出传染病防控的原因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体制化的社会行动：联合与抗争 |
| 5.1 面对“管理医士规则”秉持 |
| 5.2 在加入教育体系中凸显 |
| 5.3 在“存废之争”中联合 |
| 5.4 为设立中央国医馆呼号 |
| 5.5 中医体制化构想的提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学术传播交流：期刊与书籍 |
| 6.1 编辑出版期刊 |
| 6.1.1 《医学杂志》的出版 |
| 6.1.2 《医学杂志》的发行 |
| 6.1.3 《医学杂志》的编者 |
| 6.1.4 《医学杂志》的作者 |
| 6.2 从“改进”向“科学化”的调适 |
| 6.2.1 办刊宗旨 |
| 6.2.2 栏目设置 |
| 6.2.3 文章主题 |
| 6.2.4 作者倾向 |
| 6.3 征集审查民间验方 |
| 6.3.1 民间验方的征集活动 |
| 6.3.2 严谨合理的审查程序 |
| 6.3.3“贱便验”为纲的收录标准 |
| 6.3.4 《审查征集验方》的社会影响 |
| 6.4 出版发行名家论着 |
| 6.4.1 彭承祖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
| 6.4.2 赵缉庵与《针灸传真》 |
| 6.4.3 杨百城及《灵素生理新论》 |
| 6.4.4 时逸人和《中国时令病学》 |
| 6.5 革新中医学术交流 |
| 6.5.1 转变交流思想 |
| 6.5.2 初建引文规范 |
| 6.5.3 丰富交流途径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启示 |
| 7.1 官办背景成就了中医体制化的独特样本 |
| 7.2 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助力中医体制化发展 |
| 7.3 中医体制化的思想在抗争过程中凸显 |
| 7.4 制度变迁导致产生近代中西医二元格局 |
| 7.5 中医体制化建设要规避中医科学化的悖论 |
| 7.6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医改进研究会重要管理制度规章 |
| 附录2 中医改进研究会教育活动相关资料 |
| 附录3 中医改进研究会医疗卫生相关资料 |
| 附录4 中医改进研究会社会行动相关资料 |
| 附录5 中医改进研究会学术传播相关资料 |
| 附录6 《医学杂志》全期目录 |
| 附录7 近代山西医学人物小传及名录 |
| 附录8 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宋本《度人经》信仰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言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宋本《度人经》的文本与作者 |
| 三、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思想综述 |
| 四、研究方法与进路 |
| 第一章 宋本《度人经》思想与信仰的出现 |
| 第一节 宋本《度人经》的成立背景 |
| 一、三洞架构与“灵宝中乘之道”的产生 |
| 二、《度人经》地位的攫升与佛教的关系 |
| 三、“真文”、“后圣”与道经的政治意涵 |
| 第二节 宋本《度人经》的神谱叙事 |
| 一、壬辰“降经”神话的内涵 |
| 二、壬辰、庚子与道教终末论 |
| 第二章 宋本《度人经》的神灵观 |
| 第一节 宋本《度人经》的主要神格 |
| 一、宋本《度人经》所见的长生大君 |
| 二、长生大君神格的发展脉络 |
| 三、宋本《度人经》中的神霄玉清王 |
| 四、对扶桑帝君与青华帝君神格的构造 |
| 第二节 独特的身神观念 |
| 一、身神观念的基础 |
| 二、对五脏身神观念的构造 |
| 三、对八景神神格的继承 |
| 第三章 宋本《度人经》的宇宙论 |
| 第一节 道气生成论 |
| 一、以“混洞太无”为宇宙本体 |
| 二、道一体而表征五端 |
| 三、道本一气体有分殊 |
| 第二节 真文创生论 |
| 第三节 元始创世论 |
| 第四节 五行衍生论 |
| 一、土主生化 |
| 二、金主坚固 |
| 三、水主润化 |
| 四、木主舒张 |
| 五、火主冶炼 |
| 第四章 宋本《度人经》的心性论 |
| 第一节 道性论、心性论的思想背景 |
| 第二节 道性论、心性论的基本内涵 |
| 一、空玄至真、道性五义 |
| 二、心性本净、执妄为真 |
| 第五章 宋本《度人经》的生命观 |
| 第一节 天人相符、人命尊贵 |
| 第二节 形为灵宅、神为元灵 |
| 第三节 五神入身、受胎为人 |
| 第四节 胞胎尸灭、闭塞死门 |
| 第五节 顺治五行、存道于形 |
| 第六章 宋本《度人经》的修道论 |
| 第一节 宋本《度人经》与修道方法的关系 |
| 第二节 宋本《度人经》对修道方法的整合 |
| 一、与“奔辰法”的交涉 |
| 二、对“碧落空歌”的发挥 |
| 三、对内丹法的融摄 |
| 结论: 宋本《度人经》的特质与精神 |
| 参考文献 |
| 个人成果 |
| 致谢 |
（10）广西抗战损失研究 ——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中国抗战损失调查与研究史略 |
| (一) 20世纪30-40年代的抗战损失调查与研究 |
| (二) 20世纪50-80年代初的抗战损失研究 |
| (三) 改革开放至今海峡两岸的抗战损失研究 |
| 二、广西抗战损失调查与研究的回顾 |
| 三、改革开放后三十余年间中国及广西抗战损失调查与研究简评 |
| (一) 中国抗战损失研究简评 |
| (二) 广西抗战损失研究简评 |
| 四、选题缘由与本文旨趣 |
| (一) 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 研究方法与原则 |
| 五、研究范围和概念界定 |
| (一) “抗战损失”概念的界定 |
| (二) 时间、地域范围的界定 |
| 第一章 战前、战时四大城市的社会经济 |
| 一、四大城市战前和战时的经济建设成就 |
| (一) 农业 |
| (二) 工商业 |
| (三) 手工业 |
| (四) 交通业 |
| 二、日军入侵与四大城市社会经济中心转移的关系 |
| 第二章 日军在四大城市统治的暴行与掠夺 |
| 一、战时日军在四大城市的政治统治 |
| (一) 伪暴力机构 |
| (二) 伪行政机构——维持会 |
| (三) 日伪及汉奸们的日常“事务” |
| (四) 日伪组织在沦陷区的统治策略 |
| (五) 日伪组织统治造成的危害 |
| 二、日军在四大城市的暴行 |
| (一) 轰炸 |
| (二) 焚烧 |
| (三) 屠杀 |
| (四) 经济抢掠 |
| (五) 性侵犯 |
| (六) 文物古迹的毁灭 |
| (七) 强征劳工 |
| 三、对战时日军在四大城市的统治、暴行与掠夺的基本认识 |
| 第三章 日军第一次入侵四大城市的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 |
| 一、日军第一次入侵四大城市及广西的背景和战争概况 |
| 二、日军第一次入侵四大城市造成的损失 |
| (一) 人口损失 |
| (二) 财产损失 |
| 第四章 日军第二次入侵期间四大城市的人口与财产损失 |
| 一、日军第二次入侵的背景、经过及后果 |
| 二、第二次沦陷期间四大城市的人口损失 |
| 三、第二次沦陷期间四大城市的财产损失 |
| (一) 人民财产损失 |
| (二) 机关团体损失 |
| (三) 公务员役财产损失 |
| (四) 交通事业损失 |
| (五) 工厂、公用事业及矿业损失 |
| (六) 合作社损失 |
| 第五章 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总损失 |
| 一、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人口总损失 |
| (一) 两次沦陷期间四大城市的人口总损失 |
| (二) 空袭造成的人口损失 |
| (三) 士兵伤亡损失 |
| 二、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财产损失 |
| (一) 空袭造成的财产损失 |
| (二) 海关口岸的损失 |
| 第六章 四大城市抗战损失评析 |
| 一、四大城市抗战损失的程度 |
| 二、四大城市抗战损失的特点 |
| 三、四大城市损失的原因 |
| 四、四大城市损失的历史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抗战时期四大城市人口与财产损失增补表 |
| 二、抗战时期四大城市阵亡将士英名录 |
| 读研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四、安徽医科大学学报第38卷目次索引（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医籍考》文献研究[D]. 吴佳彧.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21(02)
- [2]全国地方中药饮片标准现状分析及标准中制定医学项的方法研究[D]. 孙婉萍. 辽宁中医药大学, 2021(02)
- [3]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D]. 付鹏.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2)
- [4]地黄本草文化研究[D]. 郑文杰.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20(01)
- [5]《越中园亭记》与晚明绍兴园林研究[D]. 沈超然.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4)
- [6]子宫内膜病变组织中彩色多普勒超声血流参数与微血管密度的关系[D]. 周虹. 安徽医科大学, 2019(09)
- [7]2014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论文索引[J]. 孙海龙.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2017(02)
- [8]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D]. 刘洋. 山西大学, 2017(02)
- [9]宋本《度人经》信仰与思想研究[D]. 李政阳. 南京大学, 2017(05)
- [10]广西抗战损失研究 ——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D]. 张旭杨. 广西师范大学, 20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