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看待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论文文献综述）
程睿[1]（2021）在《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文中认为19世纪70年代后,为获取更多利润、实现资本增殖,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资本输出不断地提高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变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此历史背景下,西方理论界开启了对于帝国主义特征与实质的理论研究。伴随帝国主义理论的出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宣告诞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概念与内涵由帝国主义理论析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基础概念、合理内核与最终目的。广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是帝国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涵盖自帝国主义理论诞生以来的全部帝国主义理论中经济范畴的阐释,包括20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包括中国对于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狭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则包含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后出现的西方帝国主义理论中对于不同时期帝国主义经济控制方式的理论批判,即“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全球霸权的手段。在经济帝国主义理论视域中,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军事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均作为助推经济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重要手段,从属于经济帝国主义而非与经济帝国主义并列。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在全球化中体现地愈加明显。20世纪是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萌芽时期,由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共同组成。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提供思想来源,是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列宁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在对前列宁时期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的利用与帝国主义寄生性的补充中,对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的基本继承中,对卢森堡积累规律论的批判性借鉴中,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中,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提出了列宁帝国主义论。列宁用案例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写作手法,以特征论与阶段论的视角对帝国主义的五大基本经济特征进行梳理、提炼、概括。其中,特征论是阶段论的基础内核,阶段论是特征论的合理命题。列宁揭示出帝国主义的政治与社会特征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过渡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给帝国主义作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的定义,揭示出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得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前夜的结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新路径,开创了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式。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提出也标志着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正式确立。二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及研究帝国主义的理论有了新的大发展,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旧殖民地纷纷走向独立,然而政治上的独立却没能使得新兴民族国家在经济上获得良好的发展,多数民族国家的经济仍然发展缓慢甚至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与之相反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与经济腾飞。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与未来,重点针对落后国家为何落后、落后国家如何摆脱落后等问题展开探讨,生成了以“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二战后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由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向更新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理论转变。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宣告进入了“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新时期,以保罗·巴兰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萨米尔·阿明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为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奠基性、代表性的理论成果。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结合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与新变化,以“经济剩余”为切入点展开对于垄断资本控制下落后国家经济结构形态的分析,以案例分析和历史性回顾的方式对于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进行理论透视,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早期侵略和殖民统治是落后国家的“欠发达”根源,致使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基础被破坏、发展道路被扭曲、经济剩余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单向流动。提出落后国家想要突破“欠发达”根源,在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可能、最好出路是社会主义革命。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奠基理论。“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相关学说的基础上,以巴兰“经济剩余”和资本积累的观点为出发点,在对当代帝国主义理论部分学者研究成果批判性借鉴的基础上,以经济过程为论证核心,对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的资本主义形态、经济结构、南北不平等交换的具体形式及原因、垄断资本剥夺下生成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进行剖析。揭示出处于“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处于“外围”的落后国家由于社会历史、生产方式、积累模式的不同造成了垄断资本控制下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结构与分配格局。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代表性与综合性的理论成果。进入21世纪,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迎来了重大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苏联解体、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促使西方左翼理论家将研究的重点重新聚焦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21世纪“新帝国主义理论”应运而生,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实现了同步发展。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资本积累、生产方式、民族国家地位等的变革展开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大卫·哈维关于资本积累逻辑的批判理论、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的生产方式变革理论、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的民族国家理论。资本积累逻辑批判理论,力图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创造出一个以资本积累逻辑批判、资本积累空间修复批判、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批判为基础的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框架,展开对于新经济帝国主义形成、发展、演变的全新阐释,开创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批判范式的新维度。其中,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是理论分析的主线,空间修复是资本积累新的转移方式也是分析空间地理的工具,剥夺性积累是资本积累的主导形式与驱动力。生产方式变革理论,以帝国为核心概念对帝国的本质、帝国的统治形式、帝国的生产方式展开论述。生产方式变革理论揭示帝国的本质是资本帝国、帝国的统治形式是生命政治统治、帝国的生产方式是生命政治劳动,指出反抗帝国的主体在生命政治劳动中产生,探讨了未来社会的理想形态及存在的可能。民族国家理论,以资本帝国主义作为对新经济帝国主义的表述方式,在将资本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战后帝国主义形态的比较中,概括出资本帝国主义的特殊性,探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与资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指出经济与政治的剥离是资本帝国主义与以往帝国主义的根本区别、全球化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扩张与帝国霸权、全球化中资本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是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霸权统治、民族国家是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与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能量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结构、生产方式、资本逻辑、资本积累、对抗主体等内容,可知经济帝国主义在全球化中依然不会停止其向更深层次演进的脚步,全球化中经济帝国主义的诉求依然是构筑资本的帝国。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中心与外围的经济结构未发生根本改变,经济帝国主义也在演进中不断地生发出新的生产、积累、扩张、修复形式。研究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根本目的是找寻跳脱经济帝国主义资本逻辑的路径,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平等发展。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持续在场使之成为反抗经济帝国主义的重要主体,民族国家的领土逻辑与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辅助全球化中与经济帝国主义交锋的关键要素,新的反抗主体指向民族国家、新的发展路径指向社会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已经开启了全球化中的新一轮权力布展,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下的发展道路与实践经验为世界经济治理、世界各国的政治与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思路与参考方案。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以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反思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中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应对策略,生发出关于历史的总结与未来的展望,能够为促进实现反经济帝国主义扩张提供新的论据支撑。
张巩[2]（2021）在《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了衰退的泥潭不能自拔,如今危机虽已过去十余年,但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依然乏力,难以摆脱不景气的困境。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多国采取“封国”政策,全球需求萎缩,投资规模锐减,产业链、供应链断裂,国际贸易面临不利的政策环境因素,贸易下降趋势不可避免。这表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由生产资本拉动的最强劲的全球化已经落潮,西方发达经济体失去了主导经济全球化的能力与意愿,英国脱欧、乌克兰危机、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美国退群、中美贸易战等一系列事件都似乎印证了逆全球化趋势的加剧。伴随着逆全球化,各国保护主义呼声越来越强烈,国际贸易摩擦频频发生,美国由全球化的倡导者转而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成为贸易摩擦的策源点。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当保护主义盛行之时,贸易摩擦极易产生。面对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贸易摩擦风险加大的国际局势,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对贸易摩擦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但从总体上来看,缺乏对该问题进行系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即经济利益关系的学说,而贸易摩擦的本质就是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因此有必要也又有可能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深入研究贸易摩擦的根源及生成机理,并结合我国实践经验提出应对贸易摩擦的中国智慧。本文构建了一个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运用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阐述贸易摩擦的生成机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国际市场上的商品交换是以国际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由于各国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不同导致国别价值存在差异,因此在按照国际价值进行商品交换时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生产率较高、国别价值低于国际价值的国家会获得超额利润;生产率较低、国别价值高于国际价值的国家就会亏损。因此,为了获得更多的国际超额利润,在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形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国际分工,由该分工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是不稳定的,当这一关系发生变动或存在潜在变动因素时,极易产生贸易摩擦。同时,本文分析了贸易摩擦的根源,并对引起贸易摩擦的其它相关因素进行政治经济学解释。在此基础上,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发达国家间贸易摩擦、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的几个方面对贸易摩擦的成因进行实证分析,检验了贸易摩擦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的解释和说明能力。鉴于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贸易摩擦成因具有特殊性,本文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分析了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贸易摩擦的生成因素并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美国GDP增长率、中国技术进步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中美贸易摩擦数量存在显着的相关性,进一步印证了贸易摩擦的本质是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其应对之策也必须从维护国家利益入手,不断提高我国生产力水平,通过夯实国家基础,化解过剩产能,畅通经济内循环系统,加强金融市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等途径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
赵嗣远[3]（2021）在《日韩贸易争端对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日韩两国在2019年起持续进行的贸易对抗是两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冲突,其影响已越出经济领域,成为影响地区乃至世界政治经济的重大事件。日韩关系是东北亚地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双方在多个领域龃龉不断,不仅导致两国关系迅速恶化,还将损害全球贸易供应链并对中日韩经济合作造成消极影响。本文研究日韩贸易争端的原因和发展趋势,分析其对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影响,为中国在新环境下促进经济发展,建立地区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参考。日韩关系自2016年起持续恶化,日韩贸易争端的暴发是日韩关系长期恶化趋势的新谷底而非稳定关系的转折点。日韩关系仍然受到殖民时代的负面遗产影响,日韩两国对历史的认识存在根本区别,目前不具备和解的基础。日韩两国合作关系的维持依赖美国的维护,但美国处理三国间关系的方式存在结构性不公正,难以遏制日韩关系的恶化趋势。日韩间的对抗和摩擦不仅局限于贸易和历史问题,更涵盖改了政治、安全和军事等领域。未来,日韩贸易争端将持续并扩大,但不会剧烈升级。本轮日韩关系恶化中韩国政府的反应和对日本采取的措施有着深刻的国内背景,虽然这些因素在以往的韩国对外战略中蔽而不彰,此次却是理解冲突逻辑的关键。这些因素包括韩国政坛的权威主义和人物中心主义传统、韩国的政党文化、韩国的财阀经济模式及韩国左翼复兴带来的进步诉求等。长期来看,经济因素是日韩关系变化的结构性原因。韩国经济增长带来的综合国力提升导致了日韩力量对比的变化。韩国的经济和科技力量一直在追赶日本,这种卓有成效的追赶使得近年来两国在一些关键领域的实力接近,两国经贸合作即将迎来新时代。未来日韩间的同质化竞争将愈演愈烈,而中国在这些领域虽然进步明显,较日韩仍将保持一定差距。中国的产业结构与日韩互补性强且中国在未来将成为日韩产品最重要的市场,日韩贸易关系的变化将对中日韩经济合作产生深远影响。中日韩经济合作符合中日韩三国的根本利益和发展方向,无论面临怎样的挑战,最终都会回到前进的道路上。目前,中日韩经济合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也受到众多不稳定因素的干扰。中日韩三国间合作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合作,推进中日韩经济合作,需要重视经济对其它领域的溢出效应。在日韩贸易争端背景下,中日和中韩贸易关系维持了良好发展势头。在日韩经贸关系平行化和贸易竞争激烈化的新环境中,在中韩、中日贸易关系等距化且地位上升的现实面前,中国应利用自己的优势,以补全产业链环节提升在东亚价值链地位和建设东亚主要商品市场为抓手,以加快推进地区经济整合和自由贸易区战略为路径,推动地区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和世界贸易格局的转变。
刘建江,禹璐,李喜梅,易香园[4]（2021）在《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目标区间考察》文中提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长期巨额贸易逆差调整广受关注,此问题涉及到调整目标和调整成效的讨论。美国贸易逆差调整的目标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把控国际贸易秩序的话语权;二是推进再工业化,抢占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制高点;三是保持经济相对稳定增长、相对充分的就业与低通胀;四是继续维持美元霸权地位。金融危机后的再工业化战略实施及美国贸易政策的调整使得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幅度缩小,目标逐步趋近,预计以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的调整目标将在一定区间内继续波动,但较21世纪以来的近二十年收窄。而COVID-19疫情的冲击将使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目标开始偏向经济复苏与经济增长。
郭若楠[5]（2020）在《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美国贸易逆差的实证研究 ——基于GVCs分工地位及关税效应的考察》文中指出作为世界贸易强国,美国也是贸易逆差大国。巨额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相伴是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在美国国内,贸易逆差问题既是经济政策和贸易政策的问题,也是国会政治争辩的一个持久议题。与此同时,国际贸易的本质正在发生显着的变化。跨国生产过程急剧分散化,各个国家通过参与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嵌入国际生产分工的链条中。因此,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研究美国贸易逆差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更为全面地认识美国贸易逆差,也有助于理解加征特别关税政策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以美国贸易逆差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理论分析、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重新核算美国贸易逆差,考察美国各产业国际竞争力及其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ians,以下简称GVCs）中的分工地位,研究美国各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美国贸易逆差的影响,以及加征关税对美国贸易逆差的政策效果。以增加值核算的美国各产业贸易逆差是后续研究的基础。首先是对传统统计方式下美国贸易逆差的规模和分布研究,从产业分布和国别分布两个方面展开,采用统计分析方法,总结贸易逆差的发展趋势和特征。其次,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WIOD）2016年度发布的数据,选用总贸易核算法,对2000到2014年美国56个产业的增加值贸易逆差进行了重新测算,在介绍核算方法的原理基础上对测算结果进行基本分析。最后,通过分组对比分析法,从整体规模、产业和国别分布特征等方面对两种统计方式下的美国贸易逆差展开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增加值统计下美国贸易逆差的规模有显着缩小,变动趋势也较为平稳,受外部因素冲击的影响较小。产业和国别分布特征也与传统统计方式有所差异。在美国各产业增加值贸易核算结果的基础上,本论文采用指数分析法和指标对比分析法,计算和分析了各国以增加值核算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VA）和上游度指数两类指标,对美国各产业国际竞争力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了详细说明。研究发现,2000到2014年,美国各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未随着贸易逆差的扩大而下降,许多产业仍具有比较优势;美国服务业中优势产业的比较优势存在上升趋势;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集中在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通过对上游度指数的分析和测算发现,美国各产业整体上游度（下游度）指数排序非常稳定;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链条长度变化不明显,上游度指数都相对平稳,变化趋势非常相似;但制造业整体的上游度指数始终高于服务业,这说明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更为分散化,生产阶段更多,同时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处于相对上游位置,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距离最终使用更远。进一步拓展分析,根据要素密集度对产业分类可以发现,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上游度指数始终高于劳动力密集型。基于美国增加值贸易逆差的核算和产业分工地位指标测算的基础上,分别选取制造业和服务业样本,对产业分工地位和美国贸易逆差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首先,以美国23个制造业产业为研究对象,构建包含二次项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采用稳健型标准误,将上游度指数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分别将美国总值统计贸易逆差和增加值统计贸易逆差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美国制造业GVCs分工地位与总值贸易余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某种程度产业分工地位的提升有助于改善总值贸易逆差,但更高程度的提升会进一步恶化总值贸易逆差。同时,这种影响的边际效应,也随着分工地位的提升,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的变化趋势。美国制造业GVCs分工地位与增加值贸易逆差的实证分析也存在类似结论。其次,以美国32个服务业产业为样本,构建线性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以上游度指数为主要解释变量,研究GVCs分工地位与两类贸易逆差的相关性。结论是美国服务业GVCs分工地位与总值贸易逆差之间并不存在显着相关性,即服务业分工地位的提升或下降不会对传统统计方式下的总值贸易逆差产生显着影响。但服务业GVCs分工地位与增加值贸易余额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随着服务业在全球分工中上游度指数的提升,将会改善这些产业的贸易状况。在产业总体实证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根据行业要素密集度（分为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等进行了分类回归。在关税政策对调整贸易逆差效应的影响研究方面,介绍了 2018年美国实施特别关税的概况,以2018年美国针对部分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政策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加征关税政策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影响效果。主要结论是,第一,理论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变化几乎完全转嫁到国内价格,美国实施的关税几乎完全被美国消费者和进口商承担;同时受关税影响的美国进口总额下降幅度远小于贸易量的下降,因为一些受关税影响部门的进口下降被不受关税限制的国家的出口增长抵消,这种贸易转移意味着对GVCs的巨大冲击,进口关税导致了贸易被重新导向。第二,经实证分析,针对中国产品实施的特别关税对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总价值和进口增长的有明显的阻碍作用。美国针对中国实施的特别关税将会降低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并阻碍了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价值的增长。与此同时,特别关税对美国整体进口商品的总价值和进口增长也存在阻碍作用,但影响较小。这说明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实施的特别关税只会造成贸易转移,减少从中国进口产品的同时增加对其他国家的进口,而不会降低美国整体进口水平,也不会对美国巨额货物贸易逆差有改善作用。最后,总结了论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了下一步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
邵文卓[6]（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评析》文中研究指明“极限施压”是特朗普政府时代美中博弈的标志性策略,但能否借此占据美中战略竞争的主导优势地位,取得遏华的战略目标,是本文尝试评析的核心问题。2016年,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当选之时便释放令人瞠目的强硬反华主张和言论。特朗普执政以来,更是发起“全政府-全社会”的对华战略竞争,美中触发经贸战、科技战和南海军事摩擦升级,催生美中关系紧张局势骤升。在中国多次表达坚持经贸磋商意愿和美中高层密切沟通的引导下,美中双边达成磋商解决经贸摩擦的共识,用时近两年进行十三轮磋商谈判,双方签署“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美中紧张关系局部暂缓。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可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对中国多领域、高频次、高强度施压,看似是以实现美中“公平贸易”的表层诉求,实际上是为了达成遏制或规锁中国的深层目标。特朗普政府着眼于政治外交层面、经贸科教层面、军事安全层面,对华采取最强硬的施压举措以达成遏华的目的。“极限施压”策略旨在遏华,策略的运用始于美中关税摩擦,力求改变对华贸易逆差恶化态势,随后扩大到政治、科技、军事等多领域,进一步磨损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并赚取统合和扩大自身国内执政基础的政治资本。“极限施压”策略诉求明确,特朗普政府对华采取的“极限施压”策略也具备可逆性,既能管控紧张局势出现恶化,避免崩盘发生,又意在为继续同中国讨价还价留足余地。“极限施压”策略的运用是特朗普时代美中战略竞争加剧的必由产物,也为美中博弈中双方局部让步,签订第一阶段贸易文本协议起到助推性作用。尽管,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仍然处于高位运行,通过发起关税战、汇率战、关税战最强力度地破坏中国经济引擎的运转,对涉疆、涉藏、涉港以及台湾地区等中国内政高频次干涉,对中国南海岛屿主权和领海肆意侵犯并多次形成军舰对峙的威胁局面,并将朝核问题与经贸战挂钩设定为博弈筹码以及在东南亚宣扬“中国威胁论”,严重冲击了中国政治稳定大局和周边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然而,也不能片面地认为中国一定会被“极限施压”策略的实施所压服。作为坚持自力更生发展壮大的新兴大国,中国对于自己的长期战略目标和发展道路有着清醒认知。因此,美中博弈中需要双方进行策略性磨合,而美中紧张关系暂缓也只是阶段性表现。特朗普政府承受着“极限施压”策略的高成本运行,需要适当减负维持执政,而中国也面临内部改革攻坚的繁重任务和当前战略机遇期的外在压力磨损,双方在心理认知上初步形成适当减压的看法。所以,“极限施压”策略只是驱使中国顾全大局、做出局部让步上起到助推性作用。“极限施压”策略的实施也影响到中国周边多边外交关系,形成的美中战略竞争博弈也在所塑造中朝关系、中国东盟关系、美日印澳关系,其成为严重制约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良性发展的障碍性因素。特朗普执政以前,美国一直强调欢迎和接受一个繁荣的中国崛起,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中国周边国家也在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总体上将中国的崛起看作是地区发展的机遇。然而,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的大国竞争态势下,中国周边政治外交环境区域紧张。特朗普政府以“印太”战略替代“亚太”战略,拉拢美日印澳构建对华菱形包围圈;以“中国威胁论”渗透在东南亚渗透的名义,强化美国与东盟各国关系;以“中国责任论”的名义,将朝核问题强硬与对华经贸关系挂钩,从而实现分离中朝关系、施压中国的双重目的。可以清楚看到,“极限施压”策略在中国周边的推进,一定程度在东北亚、东南亚制造了不利于中国态势,破坏了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的实施力度也将影响美中关系大局。中国与美国当前已经进入博弈的胶着状态,没有任何一方可以短时期内取胜,而且特朗普对华“极限施压”的根源并未彻底消解,美中利益交织塑就的战略竞争局面在中短期内是无法调和的。同时,鉴于美国护持霸权打压对手的历史基因、维持“极限施压”的高成本、特朗普竞选连任赚取政治资本的需要,我们根据投入产出效果分析,预判“极限施压”策略的走向:情景一:降低极限施压力度,美中紧张关系局部缓解。情景二,不断加码升压,美中陷于中短期高强度竞争博弈中。情景三,维持现状,双方磨合建构新型关系。当然,中国不希望情景二的发生,如何做到争一保三,也需要清醒认识到美国将衰未衰、中国将强未强的现实,引导美中双方基于大局考量,进行良性互动。对此,中国需要从战略和战术层面考量,将压力变动力,把握战略机遇期;明确博弈底线,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密切高层沟通引领美中“正和博弈”;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对外开放;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刘政[7]（2019）在《美国双边投资协定研究 ——以美国经济战略为视角》文中研究说明与国际贸易规则不同,当前的国际投资规则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作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最大的国家,美国主导着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规则,其参与的双边投资协定（BIT）在国际投资规则中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因此成为研究国际投资规则的良好对象。由于中美之间尚未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所以研究美国BIT及其最新的2012范本对于中国同美国谈判和中国适应、参与制定、乃至主导国际投资规则具有一定的意义。双边投资协定不仅仅是国际条约和法律文件,它还反映了一国对吸收外国投资和本国对外投资的态度,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服务于经济战略。因此,从经济战略的角度去研究BIT,可以从整体上系统的认识它,避免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经济战略是一国关于经济的总的方针,包括战略的目标和战略的实施方式两个方面。按照简单也即最优设想,经济战略的目标似乎应是最大化本国整体的经济利益,也就是经济战略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但是由于不同群体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影响程度不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一国经济战略的目标更可能具有二元性,即该国经济战略有两个出发点。美国经济战略的二元性尤其鲜明,因为资本力量异常强大,资产阶级控制着国家政权,从而使国家行为优先满足资本（资产阶级）利益,其次才是兼顾国家整体利益。正因如此,美国创造条件使资本流动到世界各地,在全球范围内攫取利润,也造成了国内的产业空心化、就业机会转移及由此衍生的社会问题。美国经济战略的实施方式发生过数次转变。从美国独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一直是“内生型”的方式,即主要依靠国内生产活动获取利益。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战略的实施方式转变为“外向型”,不再单纯依靠国内生产,而是通过对外投资在全球安排生产经营活动,将生产环节转移或外包出去,自身占据价值链的高端部分,从外部获取利益。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更是依靠美元世界货币地位,通过操纵自身货币政策造成它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波动,并利用波动攫取利益,掠夺它国的存量财富。此时的美国已从增量财富创造者转变为存量财富掠夺者。美国经济战略的实施方式之一是对外投资,如果不能对外投资,就无法从外部获取利益。因此,美国需要一个工具来方便资本自由进出它国、保障在外资产的安全,并帮助美国资本扬长避短,限制竞争对手。这是美国经济战略赋予BIT的使命,为此美国先后制定了数个BIT范本,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和现实需要进行修改,并以此为基础同它国谈判。例如最新的BIT2012范本对投资便利程度和保护力度的要求非常高,还包含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内容。由于签约对象国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远不及美国,所以最终协定和范本几无差异,主要体现美国的意愿。具体到美国BIT2012范本的各个分则,它们每一个都体现着美国的经济战略。投资的定义是BIT的基础性条款,它决定了 BIT的适用范围和功能大小。BIT2012范本采用了非常宽泛的投资定义,几乎将所有类型的财产都囊括进来,以达到充分保护美国在外资产的目的。但是投资定义扩大化的影响不仅在于此,与其它条款结合起来,它事实上产生了一些隐含的影响,如要求东道国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东道国更多的成为投资争端的被告,对此发展中国家应予以重视。在美国的BIT等国际投资协定中,竞争中立规则存在对国有企业、“非商业援助”和“不利影响”定义不合理的问题,对国有经济比重大的国家十分不利,成为限制发展中国家竞争力的工具。竞争中立规则的理论前提并不成立,在逻辑上也藏有陷阱,其初衷本应是政府不得格外优待与自身利益一致企业,把约束对象定义为国有企业并不准确和公平。由于美国大企业能够影响、控制本国政府并使二者利益一致,这一概念的偷换使其能够避开竞争中立对自身的不利影响。我国应主张将国有企业概念替换为“与政府利益一致企业”概念,使竞争中立规则真正公平和对等。劳工标准最初与国际投资规则并不关联,美国以保护本国产业和发展中国家劳工为名,将劳工标准纳入到BIT中,希望借此扬长避短,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并讨好国内劳工阶层,将国内矛盾转移。然而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低于发达国家是市场规律决定的,且具有历史因素,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过错,相反发达国家及跨国企业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劳工标准也不能科学反映劳工福利的高低,发展中国家应主张建立更加合理的劳工标准和责任划分体系,要求发达国家给予补偿并合理限制对资本的过度保护。业绩要求规则是一项传统规则,美国以防止政府干预、维护市场效率为名,在BIT2012范本中将其更加细致化和严格化,目的是防止发展中国家通过本地成分、出口比例等业绩要求措施破坏美国设计的全球生产经营链条,减少对美国资本和企业的束缚。但是东道国的业绩要求措施本质上属于预先制定、预先提供给投资者的契约,并非强迫而是自愿遵从。业绩要求规则禁止一切形式的业绩要求措施,反而违背了契约精神和意思自治原则,在理论基础上站不住脚。环保条款与劳工条款类似,美国意图借此增加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和企业经营的成本,防止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然而其理由并不公平,美国等发达国家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在历史上的工业化时期并不存在、也未曾遵守国际环保规则,在其工业化后要求发展中国家去遵守规则并不公平。而且由于各国资源禀赋的结构性差异和环境承载能力的不同,也并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环保标准,因此BIT中的环保条款也不公平合理。负面清单主要是准入前国民待遇的例外,它的作用不仅在于对东道国弱势产业的保护,还在于东道国和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分配。从是否创造增量财富的角度考察,外国资本进入不同行业产生的效用不同。在采矿业、农业和以金融、公共服务为代表的服务业,外资进入并不创造增量财富,而是拿走东道国的存量财富,制造业则是外资能够创造增量财富的行业。美国BIT要求的简短清单即是美国获取它国存量财富、实现经济战略的工具。BIT中的其它条款,如争端解决条款为最大化保护美国在外资产,写入了便利的投资者起诉东道国之规定,侵犯了东道国的司法主权。金融审慎条款与征收条款结合,给了美国以维护金融稳定为名变相征收它国投资者财产的权利,是一个新现象。根本安全条款对应的美国外国投资安全审查制度,消除了美国负面清单内容少的不利影响,并赋予事后禁止外资的权利,这一制度并不透明,尤其对中国的国有企业相当不友好。美国BIT将随着经济战略的转变而变化。美国自特朗普上任后表现出越来越重视国内生产的趋势,减税、基建、重振制造业计划和中美贸易战均是表现。吸引、要求资本回流美国表明其原有的依靠对外投资在外部攫取利益的经济战略发生转变。在此情况下,BIT的任务也将改变,既可能随着吸引外资重要性的提高而降低协定的标准,以期达成更多协定,也可能就此被废弃。中美BIT谈判存在多种分歧,如国有企业、劳工标准、负面清单等。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经济战略的冲突、规则主导权的争夺和利益交换的不匹配。中国不必高估中美BIT的重要性,应持超然态度对待谈判,不宜过多让步。由于中美战略的根本矛盾,两国经贸关系的竞合性越来越复杂,最终将导致无法达成BIT,或者由于偶然因素仅仅达成一个象征性的宣言式协定。
余伟[8]（2019）在《国际产业转移与中美贸易失衡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发展,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也逐步形成,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利用自身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下承接了来自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产业转移,在自身得到发展的同时,也给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动力。但与此同时,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失衡问题也开始凸显,而其中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尤为严重。据统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2008年的2680.4亿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3755.8亿美元,且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总额占其总贸易逆差的比重从2008年的30%上升到2017年的59.3%。中美贸易间的巨额贸易逆差直接导致了美国最近几年对中国源源不断的贸易制裁,不仅严重影响了中美双方正常的贸易往来,而且对中美的经济、政治等方面也造成了不利影响。因此研究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源,既可以完善国际贸易理论,补充具有代表性的实例,也可以为解决中美贸易摩擦,促进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健康发展提供参考性建议,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基于国际产业转移的视角来分析中美贸易的失衡问题,通过逻辑演绎法来说明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在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而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表现形式,进而分析国际产业转移与中美贸易失衡的直接关系。其次通过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国际产业转移,同时对其他相关理论中提出的影响中美贸易失衡的因素进行整合分析,通过建立VAR模型以比较全面地研究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因素,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通过研究国际产业转移到中国的这段时间序列中各个变量之间相互关系,并对影响中美贸易失衡的因素进行动态分析。最后本文通过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国际产业转移中美国对华产业转移是影响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因素,且在短期和长期都具有影响。立足实证研究结论,本文对当前中美贸易关系的紧张局面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促进中美贸易关系长远和谐发展。
焦慧莹[9]（2018）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制度分析》文中提出中美贸易战的导火索是美中巨额的贸易逆差,美方给出的理由是中国现行的体制使中美贸易不公平。事实上,美中贸易逆差有中国渐进化改革开放中市场不完全到位的因素,但更多的源于美国自身的制度缺陷。美国持续巨额的财政赤字和美元国际储备与结算中的超级垄断,是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制度根源。美国的贸易逆差反过来又成为美国巨额国债、持续财政赤字和强势美元赖以维系的基础。美中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国别转移。贸易战损人不利己,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美国的贸易逆差,只能将美国的贸易逆差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
王璐[10]（2018）在《美国智库影响美国对华贸易的机制研究（1990-2016）》文中研究说明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中美经贸关系通常被视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然而中美经贸关系并非总是风平浪静,有时甚至会成为导致中美关系紧张的重要根源。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对华最惠国待遇是中美关系中的焦点问题。进入21世纪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成为中美关系中新的焦点问题,由此引发中美两国在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和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的持久斗争。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将中国视为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者,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由中国主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采取敌视的态度。面对中美贸易关系并不太乐观的前景,中国政府和企业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改善中美贸易关系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长期以来,美国智库一直是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美国智库如何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仍是一个亟待具体、深入研究的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中美贸易关系中的行为体不仅包括两国的企业,还包括政府、国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利益集团、智库和媒体等。美国智库形成对华贸易研究成果后,通过影响美国政府、美国国会、美国媒体和美国公众的对华认知来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由于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中美贸易关系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本文认为,在美国智库的对华研究中,其对中美贸易关系的评估是自变量,对中美战略态势的评估（包括对中美综合国力对比和美国对华战略需求的评估）是中介变量,而对本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建议是因变量。21世纪以来,随着中美两国综合国力差距的不断缩小,美国从“霸权自信”转变为“霸权焦虑”,这种转变亦体现在其智库学者近年来有关对华贸易的研究中,并直接影响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走向。本文将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古典现实主义来分析美国智库影响中美贸易关系的内在逻辑;研究制约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成果倾向性和影响力的因素;通过案例分析来检验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助于改善中美贸易关系的政策建议。
二、如何看待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如何看待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论文提纲范文）
（1）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经济帝国主义的概念内涵与相关概述 |
| 2.1 经济帝国主义的概念界定 |
| 2.1.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广义概念 |
| 2.1.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狭义概念 |
| 2.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内容涵盖 |
| 2.2.1 20 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2.2 20 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2.3 21 世纪西方左翼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3 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 |
| 2.3.1 用经济帝国主义手段实现全球霸权 |
| 2.3.2 用政治文化手段助推经济扩张 |
| 第3章 20 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 |
| 3.1 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萌芽 |
| 3.1.1 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 |
| 3.1.2 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 |
| 3.1.3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 |
| 3.1.4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 |
| 3.2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论奠基 |
| 3.2.1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时代背景 |
| 3.2.2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核心观点 |
| 3.2.3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当代价值 |
| 第4章 20 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新成果 |
| 4.1 垄断资本控制下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 |
| 4.1.1 落后国家的经济结构形态的理论分析 |
| 4.1.2 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的理论透视 |
| 4.2 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 |
| 4.2.1 垄断资本构建的“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 |
| 4.2.2 垄断资本掌控下的南北不平等交换形式 |
| 4.2.3 垄断资本剥夺下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 |
| 第5章 21 世纪西方左翼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新拓展 |
| 5.1 全球化中资本积累逻辑的理论批判 |
| 5.1.1 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 |
| 5.1.2 资本积累的空间修复理论批判 |
| 5.1.3 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理论批判 |
| 5.2 全球化中生产方式变革的理论创新 |
| 5.2.1 生产方式变革的生命政治统治 |
| 5.2.2 生产方式变革的生命政治劳动 |
| 5.3 全球化中民族国家理论及其新视野 |
| 5.3.1 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帝国主义 |
| 5.3.2 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国家理论 |
| 第6章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评析与启示 |
| 6.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综合评述 |
| 6.1.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探索成就 |
| 6.1.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偏颇之处 |
| 6.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内容启示 |
| 6.2.1 资本逻辑跳脱与发展路径选择 |
| 6.2.2 民族国家在场与民族意识觉醒 |
| 6.3 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的中国发展之反思 |
| 6.3.1 全球化中国际经济新秩序重构 |
| 6.3.2 全球化中政治文化实践空间探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问题的提出 |
| 0.2 研究意义 |
| 0.2.1 理论价值 |
| 0.2.2 现实意义 |
| 0.3 研究思路与结构框架 |
| 0.4 研究方法 |
| 0.5 创新点与不足 |
| 第1章 贸易摩擦问题的相关研究综述 |
| 1.1 贸易摩擦的内涵 |
| 1.2 贸易摩擦的成因 |
| 1.2.1 贸易摩擦成因的微观理论 |
| 1.2.2 贸易摩擦成因的中观理论 |
| 1.2.3 贸易摩擦成因的宏观理论 |
| 1.2.4 贸易摩擦成因的公共选择理论 |
| 1.3 应对贸易摩擦的策略 |
| 1.4 文献评述 |
| 第2章 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
| 2.1 贸易摩擦产生的根源:生产相对过剩 |
| 2.2 贸易摩擦的生成机理:国际价值规律与国际生产价格规律 |
| 2.2.1 国际价值规律、国际生产价格规律与国际超额利润的形成 |
| 2.2.2 国家间经济利益分配关系的形成 |
| 2.2.3 国家间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变化引致的贸易摩擦 |
| 2.3 贸易摩擦的内因分析:国内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 |
| 2.4 贸易摩擦的外因分析: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 |
| 2.4.1 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基于产业间贸易的分析 |
| 2.4.2 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基于产业内贸易的分析 |
| 2.4.3 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基于产品内贸易的分析 |
| 2.4.4 技术进步引发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矛盾与冲突的一个模型——基于产业内贸易的分析 |
| 2.5 贸易摩擦中的认知冲突: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间差异 |
| 2.6 贸易失衡引发贸易摩擦的表象与本质 |
| 第3章 贸易摩擦成因的分类考察 |
| 3.1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成因分析 |
| 3.1.1 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贸易摩擦成因解析 |
| 3.1.2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成因解析 |
| 3.1.3 案例分析:美墨卡车跨境运输争端案 |
| 3.2 发达国家间贸易摩擦成因分析 |
| 3.2.1 发达国家间贸易摩擦成因解析 |
| 3.2.2 案例分析:特朗普时期的美欧经贸冲突 |
| 3.3 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成因分析 |
| 3.3.1 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成因解析 |
| 3.3.2 案例分析:印度对华的反倾销贸易争端 |
| 第4章 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贸易摩擦的成因分析——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 |
| 4.1 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贸易摩擦成因的特殊性 |
| 4.2 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轨迹 |
| 4.3 中美贸易摩擦成因分析 |
| 4.4 中美贸易摩擦生成因素的实证检验 |
| 4.4.1 变量的选取 |
| 4.4.2 实证检验过程 |
| 4.4.3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第5章 贸易摩擦问题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若干结论及应对策略 |
| 5.1 贸易摩擦问题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若干结论 |
| 5.2 我国应对贸易摩擦的策略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日韩贸易争端对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日韩贸易争端的发展历程 |
| (一)日韩贸易争端的背景 |
| (二)日韩贸易争端的暴发 |
| (三)日韩贸易争端的持续 |
| 二、日韩贸易争端的原因分析 |
| (一)历史恩怨:以韩国为视角的日韩贸易争端原因分析 |
| (二)安全威胁:以日本为视角的日韩贸易争端原因分析 |
| (三)政治痼疾:日韩贸易争端的外部根源 |
| (四)经济调整:日韩贸易争端的内生动力 |
| 三、日韩贸易争端影响下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形势分析 |
| (一)贸易争端背景下日韩两国内部的变化对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影响 |
| (二)贸易争端背景下日韩周边国家的调整对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影响 |
| 四、日韩贸易争端影响下中日韩经济合作的策略分析 |
| (一)日韩贸易争端背景下中日韩经济合作的现状 |
| (二)日韩贸易争端背景下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困难 |
| (三)日韩贸易争端背景下中国推进中日韩经济合作的战略选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4）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目标区间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回顾 |
| （一）贸易逆差是否需要调整 |
| （二）调整的责任方 |
| （三）分析性评述 |
| 三、美国贸易逆差调整的战略目标 |
| 四、美国贸易逆差调整的具体目标 |
| （一）美国官方公布的调整目标 |
| （二）“出口倍增计划”下的目标区间 |
| （三）特朗普政府的调控目标 |
| 五、以目标为导向的美国贸易逆差调整的成效 |
| 六、COVID-19疫情影响美国贸易逆差调整 |
| 七、结语 |
（5）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美国贸易逆差的实证研究 ——基于GVCs分工地位及关税效应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现实背景与研究的现实意义 |
| 1.1.2 理论背景与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统计分析方法 |
| 1.3.2 计量分析方法 |
| 1.3.3 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美国贸易逆差的理论分析与研究 |
| 2.1.1 美国贸易逆差的成因研究 |
| 2.1.2 美国贸易逆差形成的结构性因素研究 |
| 2.1.3 关于美国贸易逆差是否可持续的学术争论 |
| 2.2 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美国贸易逆差的相关研究 |
| 2.2.1 增加值贸易测算理论发展 |
| 2.2.2 GVCs分工地位与美国贸易逆差相关研究 |
| 2.2.3 产业竞争力与美国贸易逆差相关研究 |
| 2.3 美国贸易逆差调整的政策工具与效应研究 |
| 2.3.1 特别关税 |
| 2.3.2 “国家安全例外”的运用 |
| 2.3.3 政策效应的评估研究 |
| 2.4 文献评述与小结 |
| 第3章 基于增加值贸易对美国贸易逆差的测算与比较研究 |
| 3.1 传统统计方式下贸易逆差规模与分布研究 |
| 3.1.1 美国贸易逆差的历史追溯 |
| 3.1.2 美国贸易逆差的产业分布特征 |
| 3.1.3 美国贸易逆差的国别分布特征 |
| 3.2 基于增加值贸易对美国贸易逆差的重新测算 |
| 3.2.1 测算原理和方法 |
| 3.2.2 测算结果说明 |
| 3.3 传统统计与增加值贸易统计的对比分析 |
| 3.3.1 整体规模对比 |
| 3.3.2 产业分布对比 |
| 3.3.3 国别分布对比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产业分工地位影响美国贸易逆差的指标测算与分析 |
| 4.1 比较优势指数(RCA_VA)测算与分析 |
| 4.1.1 测算原理 |
| 4.1.2 测算结果分析 |
| 4.2 上游度指数测算与分析 |
| 4.2.1 测算原理 |
| 4.2.2 测算结果分析 |
| 4.2.3 各国上游度指数变动情况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制造业分工地位对美国贸易逆差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理论分析、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数据与软件说明 |
| 5.1.3 描述性统计 |
| 5.2 基准回归分析 |
| 5.2.1 对总值贸易逆差的影响 |
| 5.2.2 对增加值贸易逆差的影响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4 分组回归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服务业分工地位对美国贸易逆差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数据与软件说明 |
| 6.1.3 描述性统计 |
| 6.2 基准回归分析 |
| 6.2.1 对总值贸易余额的影响 |
| 6.2.2 对增加值贸易余额的影响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4 分组回归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特别关税对美国贸易逆差影响的研究 |
| 7.1 2018年以来美国实施特别关税的概况 |
| 7.2 特别关税对贸易逆差调整的理论分析 |
| 7.2.1 加征特别关税对价格的影响 |
| 7.2.2 加征特别关税对贸易额的影响 |
| 7.3 实证研究的方法与数据 |
| 7.3.1 双重差分法(DID) |
| 7.3.2 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
| 7.4 特别关税对调整贸易逆差效应的实证研究 |
| 7.4.1 特别关税对美中贸易逆差效应的实证研究 |
| 7.4.2 特别关税对美国贸易逆差整体效应的实证研究 |
| 7.4.3 结果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有助于正确认知特朗普对华“极限施压”策略的本质 |
| (二)有助于中国有效应对冲击,延伸战略机遇期 |
| (三)对推动美中战略磨合有重要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三、研究文献综述 |
| (一)美国官方文件、政府相关声明及听证会 |
| (二)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
| (三)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
|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的原因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策略的新变化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策略的调整 |
| (二)美国护持霸权对冲意识空前 |
| (三)竞争施压模式升级 |
| 二、美国维护霸权的历史基因 |
| (一)美国护持霸权施压对手的基因或传统 |
| (二)特朗普政府对自由霸权主义的继承与实践 |
| (三)特朗普政府对护持霸权策略的调整 |
| 三、遏华崛起:美国改变对华战略的新共识 |
| (一)美国形成对华战略新共识的背景 |
| (二)形成“全政府—全社会”对华极限施压新共识 |
| (三)新共识涡陷中美中关系新变化 |
| 四、美国对华极限施压目标靶向的新定位 |
| (一)“规锁”中国发展势头 |
| (二)维持长期执政 |
| (三)阻止结构权力转移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的多维度实施及收益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的运用 |
| (一)政治外交维度上密集介入中国内政及周边地缘政治 |
| (二)经贸、科技领域对华高频次施压 |
| (三)安全维度上军事施压升级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的效益评估 |
| (一)一定程度上暂缓了对华贸易逆差恶化态势 |
| (二)磨损了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
| (三)统合和扩大了国内执政基础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走向预判及中国应对 |
| 一、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走向预判 |
| (一)不断加码升压 |
| (二)维持现状 |
| (三)降低极限施压力度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的中国应对 |
| (一)压力变动力,把握战略机遇期 |
| (二)明确博弈底线,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
| (三)密切高层沟通引领美中“正和博弈” |
| (四)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对外开放 |
| (五)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7）美国双边投资协定研究 ——以美国经济战略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现实意义 |
| 1.1.3 研究对象选取 |
| 1.2 研究角度和方法 |
| 1.2.1 与法学研究的差异 |
| 1.2.2 辩证法和历史唯物法 |
| 1.2.3 逻辑分析方法 |
| 1.3 研究立场 |
| 1.4 创新点和不足 |
| 1.4.1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1.5 写作思路 |
| 2 美国经济战略简析 |
| 2.1 文献综述 |
| 2.2 经济战略的一般性分析 |
| 2.2.1 经济战略的非公开性 |
| 2.2.2 经济战略的一元性和二元性 |
| 2.2.3 经济战略的实施方式 |
| 2.3 美国经济战略二元性探讨 |
| 2.3.1 二元性的表现 |
| 2.3.2 二元性的原因 |
| 2.3.3 二元性对研究的影响 |
| 2.3.4 小结 |
| 2.4 美国经济战略的实施方式 |
| 2.4.1 实施方式的演进 |
| 2.4.2 演进的趋势和原因 |
| 2.4.3 美元国际铸币税 |
| 2.4.4 铸币税的隐藏形式 |
| 3 美国双边投资协定综述 |
| 3.1 文献综述 |
| 3.2 双边投资协定的演进 |
| 3.2.1 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投资保证协定阶段 |
| 3.2.2 双边投资协定阶段 |
| 3.2.3 采用双边形式的原因 |
| 3.3 签约对象国 |
| 3.3.1 签约对象国列举 |
| 3.3.2 对象国国别分析 |
| 3.3.3 对象国选择的原因 |
| 3.4 双边投资协定的特点 |
| 3.4.1 标准高 |
| 3.4.2 涉及广 |
| 3.4.3 干涉性强 |
| 3.5 双边投资协定的作用 |
| 3.5.1 便利美国资本跨国流动 |
| 3.5.2 保护美国资本在外安全 |
| 3.5.3 减轻美国企业负担 |
| 3.5.4 限制东道国竞争力 |
| 3.5.5 保护美国要害产业 |
| 4 投资定义 |
| 4.1 文献综述 |
| 4.2 投资定义的不同模式 |
| 4.2.1 投资定义的理论探讨 |
| 4.2.2 实践中的两种模式 |
| 4.2.3 对两种模式的评价 |
| 4.3 中美投资定义的对比 |
| 4.3.1 美国BIT范本的定义 |
| 4.3.2 中国BIT范本的定义 |
| 4.4 投资定义宽泛化的影响 |
| 4.4.1 东道国资本项目自由化 |
| 4.4.2 更多争端被提交国际仲裁 |
| 4.5 投资定义宽泛化的原因 |
| 4.5.1 给予美国在外财产全面保护 |
| 4.5.2 辅助BIT完成使命 |
| 4.5.3 自身能够抵御副作用 |
| 4.6 发展中国家的应对之策 |
| 4.6.1 利用其它规则减少负面影响 |
| 4.6.2 细化争端解决条款 |
| 5 竞争中立 |
| 5.1 文献综述 |
| 5.2 竞争中立的由来与演化 |
| 5.2.1 澳大利亚最早提出 |
| 5.2.2 经合组织发展细化 |
| 5.2.3 美国再次扩大内容 |
| 5.3 严苛针对国有主体 |
| 5.3.1 国有企业定义过宽 |
| 5.3.2 “非商业援助”标准过低 |
| 5.3.3 “不利影响”认定不合理 |
| 5.4 推行动因及其影响 |
| 5.4.1 限制发展中国家竞争力 |
| 5.4.2 迫使发展中国家出售国企 |
| 5.4.3 迫使发展中国家在其它方面让步 |
| 5.5 理论分析 |
| 5.5.1 理论根源不成立 |
| 5.5.2 逻辑形式错误 |
| 5.6 我国的应对之策 |
| 5.6.1 剥离国有企业行政职能 |
| 5.6.2 主张“利益一致企业”概念 |
| 6 劳工标准 |
| 6.1 文献综述 |
| 6.2 劳工标准在投资协定中的演进 |
| 6.2.1 起源及核心内容 |
| 6.2.2 美国积极推动 |
| 6.3 针对、限制发展中国家 |
| 6.3.1 攻击发展中国家的借口 |
| 6.3.2 干涉政治制度 |
| 6.3.3 发展中国家竞争力受到影响 |
| 6.4 美国推行劳工标准的动因 |
| 6.4.1 限制发展中国家 |
| 6.4.2 占领道义制高点 |
| 6.4.3 讨好国内劳动者 |
| 6.4.4 劳工权益只是借口 |
| 6.5 理论分析 |
| 6.5.1 劳工标准取决于市场因素 |
| 6.5.2 劳工标准具有历史因素 |
| 6.5.3 劳工标准不能代表福利水平 |
| 6.5.4 未必造成美国受损 |
| 6.5.5 责任在资本逐利性 |
| 6.6 发展中国家的应对方法 |
| 6.6.1 逐步提高国内劳工标准 |
| 6.6.2 主张共同但有区别的全球责任体系 |
| 6.6.3 重构合理、公正的劳工标准体系 |
| 6.6.4 要求改变过于苛刻的资本保护规则 |
| 7 业绩要求 |
| 7.1 文献综述 |
| 7.2 理论分析 |
| 7.2.1 业绩要求规则的理论根源 |
| 7.2.2 实质是利益分配问题 |
| 7.2.3 形式上的合理之处 |
| 7.2.4 本质上的不合理性 |
| 7.3 美国推行业绩要求规则的原因 |
| 7.3.1 防止破坏跨国企业的经营链 |
| 7.3.2 提高相对竞争优势 |
| 7.4 我国的应对之策和启示 |
| 7.4.1 不需保留业绩要求措施 |
| 7.4.2 对我国的启示 |
| 8 环境保护 |
| 8.1 文献综述 |
| 8.2 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境地 |
| 8.2.1 容易遭到舆论攻击 |
| 8.2.2 工业化难度增大 |
| 8.2.3 宏观经济运行成本增加 |
| 8.3 推行动因和影响 |
| 8.3.1 并非真正为了环保 |
| 8.3.2 限制发展中国家竞争力 |
| 8.3.3 从环保产业受益 |
| 8.4 理论分析 |
| 8.4.1 环保与工业化的关系 |
| 8.4.2 时间上的责任错配 |
| 8.4.3 并不存在统一的环保标准 |
| 8.4.4 环保同投资协定的相关性 |
| 8.4.5 责任在资本逐利性 |
| 8.5 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 |
| 9 负面清单 |
| 9.1 文献综述 |
| 9.2 研究角度 |
| 9.2.1 既有角度 |
| 9.2.2 本文角度 |
| 9.2.3 评判标准 |
| 9.3 外资对不同行业的影响 |
| 9.3.1 农业 |
| 9.3.2 资源开采业 |
| 9.3.3 公用事业 |
| 9.3.4 金融业 |
| 9.3.5 制造业 |
| 9.4 负面清单谈判 |
| 9.4.1 一般性解释 |
| 9.4.2 中美谈判的矛盾 |
| 9.5 本章小结 |
| 10 其它条款 |
| 10.1 争端解决 |
| 10.1.1 争端解决的不同模式 |
| 10.1.2 无前提仲裁的影响 |
| 10.1.3 发展中国家弱势的原因 |
| 10.1.4 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 |
| 10.2 征收和金融服务 |
| 10.2.1 征收条款的背景 |
| 10.2.2 间接征收的新动向 |
| 10.2.3 两个条款的合并影响 |
| 10.3 根本安全 |
| 10.3.1 美国的安全审查制度 |
| 10.3.2 美国安全审查的特点 |
| 10.3.3 审查中国并购的实践 |
| 10.3.4 中国如何应对 |
| 11 美国BIT前瞻 |
| 11.1 经济战略出现转变 |
| 11.1.1 转变的表现 |
| 11.1.2 表现背后的实质 |
| 11.1.3 历史循环——门罗主义再现 |
| 11.2 经济战略转变的原因 |
| 11.2.1 无法继续承受后果 |
| 11.2.2 既有模式不再有效 |
| 11.2.3 国际铸币税减少 |
| 11.2.4 实力相对下降 |
| 11.3 战略转变对双边投资协定的影响 |
| 11.3.1 美国角色的转换 |
| 11.3.2 协定标准的降低 |
| 11.3.3 可能放弃BIT的形式 |
| 12 中美BIT谈判 |
| 12.1 文献综述 |
| 12.2 中美的主要分歧 |
| 12.2.1 竞争中立 |
| 12.2.2 劳工标准 |
| 12.2.3 负面清单 |
| 12.2.4 国家安全审查 |
| 12.3 谈判困难的原因 |
| 12.3.1 战略的矛盾 |
| 12.3.2 规则主导权之争 |
| 12.3.3 利益交换不匹配 |
| 12.4 中国应采取的态度和预测 |
| 12.4.1 宏观态度 |
| 12.4.2 微观态度 |
| 12.4.3 结果预测 |
| 13 全文总结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国际产业转移与中美贸易失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框架 |
| 1.4.1 论文结构 |
| 1.4.2 技术路线图 |
| 1.5 创新与不足 |
| 2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国际贸易失衡的有关理论和综述 |
| 2.2 国际产业结构转移的理论和综述 |
| 2.2.1 国际产业转移概念 |
| 2.2.2 国际产业转移效应 |
| 2.3 国际产业结构转移与国际贸易失衡的相关理论和综述 |
| 2.3.1 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 |
| 2.3.2 国际产业转移与贸易失衡 |
| 2.3.3 国际产业转移与中美贸易失衡 |
| 3 中美贸易失衡发展现状 |
| 3.1 中美贸易失衡发展阶段 |
| 3.2 中美贸易失衡现状分析 |
| 3.2.1 中美货物贸易 |
| 3.2.2 中美服务贸易 |
| 3.3 中美贸易失衡对两国经济的影响 |
| 3.3.1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的影响 |
| 3.3.2 中美贸易失衡对中国的影响 |
| 3.4 小结 |
| 4 国际产业转移与中美贸易失衡 |
| 4.1 国际产业转移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
| 4.2 国际产业结构转移对中美贸易失衡的理论分析 |
| 4.2.1 美国对华产业转移现状 |
| 4.2.2 美国对华产业转移对贸易的影响机理分析 |
| 4.3 小结 |
| 5 中美贸易失衡的产业转移因素实证分析 |
| 5.1 模型建立 |
| 5.2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单位根检验 |
| 5.3.2 协整检验 |
| 5.3.3 误差修正 |
| 5.3.4 VAR分析 |
| 5.4 小结 |
| 6 应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对策 |
| 6.1 认识到中美贸易失衡的结构性和长期性 |
| 6.1.1 理性看待中美商品贸易失衡有其必然性 |
| 6.1.2 重视数据背后的现实 |
| 6.1.3 清醒理性地看待贸易失衡引起的摩擦 |
| 6.2 中国应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对策 |
| 6.2.1 加快产业优化升级和调整结构,发展多元化对外贸易 |
| 6.2.2 加大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支持力度 |
| 6.2.3 加强中美对话,在WTO框架内解决贸易争端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中美贸易摩擦的制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持续巨额的贸易逆差是美国财政、货币制度的必然产物和赖以维系的基础 |
| (一) 持续巨额的贸易逆差是美国长期赤字财政政策的必然结果 |
| (二) 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美国的持续巨额贸易逆差产生的制度根源 |
| (三) 持续巨额的货物贸易逆差是美国巨额国债和财政赤字赖以维系的前提 |
| 二、美中贸易逆差是比较优势原则下全球化国际分工的必然产物 |
| 三、美中货物贸易逆差是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不同时期国别转移的载体 |
| 四、美国不恰当的贸易统计口径夸大了美中货物贸易逆差 |
| (一) 货物贸易统计口径的差异 |
| (二) 美国忽略转口增加值的统计标准, 难免导致“所见非所得” |
| (三) 中美对原产地的不同界定也是导致美中货物贸易统计数据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
| 五、调节美中贸易逆差的理性措施 |
| (一) 立足国际收支角度, 正确看待美中货物贸易逆差, 建立以增加值为依据、涵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科学合理的贸易统计口径 |
| (二) 遵守WTO全球自由贸易的规则, 正视比较优势原则下的国际产业链分工, 尽快取消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限制 |
| (三) 从制度上消除美国的“双缺口”, 改变低利率环境所导致的高消费、低储蓄和高福利所带来的巨额财政赤字 |
| (四) 弱化美元和减少货物贸易逆差, 美国二者只能选择其一 |
（10）美国智库影响美国对华贸易的机制研究（1990-2016）（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
| 二、相关概念和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假设与创新之处 |
| 五、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六、研究难点与研究重点 |
| 第一章 美国智库概述 |
| 第一节 美国智库的概况 |
| 一、美国智库的起源 |
| 二、美国智库的发展 |
| 第二节 美国智库兴盛的特殊原因 |
| 一、独特的政治土壤 |
| 二、开放的政治体制 |
| 三、发达的基金会支持 |
| 四、独立的运作机制 |
| 第三节 美国智库的政治主张倾向 |
| 一、美国智库的传统政治倾向 |
| 二、美国智库学者的对华政策倾向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智库在美国对外贸易决策中的功能与影响途径分析 |
| 第一节 美国智库在美国对外贸易决策中的功能分析 |
| 一、提出政策建议 |
| 二、进行政策教育 |
| 三、充当交流平台 |
| 四、提供专业人才 |
| 第二节 美国智库影响美国对外贸易决策的途径 |
| 一、担任政府官员 |
| 二、为总统候选人出谋划策 |
| 三、参加国会听证并与议员密切沟通 |
| 四、通过出版物和互联网发布研究成果 |
| 五、借助媒体影响公众舆论 |
| 六、举办社会活动和培训项目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影响中美贸易关系的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基于双重认知评估理论的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成果分析 |
| 一、基于身份认知与塑造的中美贸易关系分析 |
| 二、双重认知评估理论分析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机制 |
| 三、影响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的错误知觉因素 |
| 第二节 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的变与不变 |
| 一、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的可变性 |
| 二、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的不变性 |
| 第三节 制约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影响力的外部因素 |
| 一、与美国对华大战略的一致程度 |
| 二、与美国总统治国理念的一致程度 |
| 三、与美国强势利益集团的一致程度 |
| 四、与美国主流公众舆论的一致程度 |
| 第四节 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影响 |
| 一、中美贸易关系的参与主体及其互动 |
| 二、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影响中美贸易关系的机理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智库在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决策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
| 第一节 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的由来 |
| 一、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的背景 |
| 二、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的产生 |
| 第二节 美国智库在对华最惠国待遇之争中的作用机制 |
| 一、美国智库关于对华最惠国待遇的研究 |
| 二、美国智库影响对华最惠国待遇之争的作用机制分析 |
| 第三节 美国智库影响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 |
| 一、美国智库关于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研究 |
| 二、美国智库影响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立法的机制分析 |
| 第四节 关于对华最惠国待遇的美国智库研究成果统计分析 |
| 一、相关研究成果的汇总 |
| 二、汇总结果的统计分析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智库在中美贸易摩擦问题决策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
| 第一节 美国智库在对华贸易逆差问题决策中的影响分析 |
| 一、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的产生及其原因 |
| 二、美国智库关于对华贸易逆差的研究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美国智库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相关决策的影响 |
| 一、美国智库关于人民币汇率的研究 |
| 二、美国智库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相关决策的影响机制分析 |
| 第三节 美国智库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相关决策的影响 |
| 一、美国智库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研究 |
| 二、美国智库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相关决策的影响机制分析 |
| 第四节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美国智库研究成果统计分析 |
| 一、相关研究成果的汇总 |
| 二、汇总结果的统计分析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六章 美国智库在中美经济秩序博弈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
| 第一节 美国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思考 |
| 一、美国智库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 |
| 二、美国智库如何影响美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 |
| 第二节 美国智库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战略思考 |
| 一、美国智库关于亚投行的研究 |
| 二、美国智库如何影响美国对亚投行的态度 |
| 第三节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美国智库研究成果统计分析 |
| 一、相关研究成果的汇总 |
| 二、汇总结果的统计分析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假设的案例检验结果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一节 研究假设的案例检验结果 |
| 一、双重认知评估理论的案例检验结果 |
| 二、研究假设和分假设的案例检验结果 |
| 第二节 启示一：建构动态平衡的中美贸易关系 |
| 一、扩大国内消费市场 |
| 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
| 三、增加对美商品进口 |
| 四、开辟新兴出口市场 |
| 第三节 启示二：改善中美贸易关系中的中国形象 |
| 一、塑造中国政府良好的国际形象 |
| 二、扭转中国企业堪忧的国际形象 |
| 第四节 启示三：让美国智库学者更加了解和理解中国 |
| 一、加强中美两国智库之间的“二轨外交” |
| 二、关注和支持美国智库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 |
| 第五节 小结 |
| 结语 |
| 一、研究成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解析 |
| 二、研究成果的现实参考价值 |
| 三、研究缺憾及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四、如何看待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D]. 程睿. 吉林大学, 2021(01)
- [2]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D]. 张巩. 辽宁大学, 2021
- [3]日韩贸易争端对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影响研究[D]. 赵嗣远. 吉林大学, 2021(01)
- [4]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目标区间考察[J]. 刘建江,禹璐,李喜梅,易香园.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2)
- [5]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美国贸易逆差的实证研究 ——基于GVCs分工地位及关税效应的考察[D]. 郭若楠. 山东大学, 2020(09)
- [6]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评析[D]. 邵文卓. 吉林大学, 2020(06)
- [7]美国双边投资协定研究 ——以美国经济战略为视角[D]. 刘政.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8]国际产业转移与中美贸易失衡研究[D]. 余伟.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9]中美贸易摩擦的制度分析[J]. 焦慧莹. 宏观经济管理, 2018(09)
- [10]美国智库影响美国对华贸易的机制研究（1990-2016）[D]. 王璐.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