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文学的呻吟——探寻现代媒体对文学的消解

一、倾听文学的呻吟——探究现代传播媒介对文学的消解（论文文献综述）

张沁园^[1]（2021）在《当代西班牙文学中的内战记忆书写与构建（1996-2008）》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二十世纪西班牙乃至欧洲最具有影响力的两大历史事件,西班牙内战（1936-1939）及战后佛朗哥独裁（1939-1975）成为当代西班牙政治、社会、文化裂变与重塑的源动力。如何再现西班牙社会演变进程中的内战记忆一直是战后西班牙文学创作的关注焦点,其关注度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在战后西班牙社会内战记忆话语的曲折发展及其代际更替的共同作用下,内战记忆的文学演示呈现了从沉默到爆发、从言说个体记忆到重构集体记忆、进而至反思文化记忆的发展脉络。这一过程始终印刻着记忆主体的身份认同、记忆认知观以及价值观的演变。然而,目前国内外研究多聚焦于西班牙内战书写的某单一主题,研究范式呈现一定局限性,尚缺乏对内战书写发展的历时性全貌研究,也鲜有从记忆书写与身份认同及其价值功能维度对内战文学创作进行的深入研究。本论文以创作主体的代际差异及内战记忆社会话语的特殊发展轨迹为现实语境,历时性地概述内战记忆书写的嬗变历程并总结西班牙文学创作的时代特点。研究以记忆的文学演示模式为切入点,建立内战记忆书写模式类型,聚焦内战文学爆炸时期的文学作品,剖析其中记忆书写的身份认同以及文学记忆的价值取向,以期丰富记忆理论视阈下的文学研究,从而为今后西班牙文学及西班牙内战记忆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本论文分为绪论、主体和结语三大部分。首先,作为第一部分,绪论简要介绍了西班牙内战文学的研究背景与意义,概括并评述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提出拟解决的研究问题。此部分结合问题对记忆理论、记忆与身份认同以及文学记忆的功能与价值进行梳理,相关梳理与论述为本研究提供理论基础。论文主体主要由四个章节构成。第一章在全局视域下概述了西班牙内战小说的发展进程及其历时性嬗变,从内战记忆话语演变以及创作主体双重视角总结内战小说创作的时代特征,探讨其在记忆演示模式与主题呈现上的共性特点,为后续章节中的文本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第二章侧重分析再现书写模式下记忆微光的发现与传承。记忆再现书写主要关注游离于集体记忆框架外的记忆,其目的在于发现并传承始终被宏大历史叙事遮蔽的鲜活个体或群体生命经历,挖掘记忆中人性与情感的光芒以抵抗历史黑洞。本章节通过分析《木匠的铅笔》和《沉睡的声音》,重点阐明内战个体经历中自我同一性的坚守以及自我与群体身份认同的实现历程,探讨记忆再现书写的文化底蕴与社会价值,从而突出了特殊记忆载体对记忆微光传承的重要意义。第三章重点研究记忆重构所实现的身份认同及记忆的现时思考。受到代际交替影响,探寻与重构成为有关内战记忆的主要认知模式。记忆的重构书写不是记忆的重现,而是探寻记忆主体根据自我的内战历史认知以当下视角对过去记忆的解读与阐释,继而赋予记忆现实意义,这是记忆重构书写的先决条件。本章聚焦作品《萨拉米斯的士兵》和《冰冷的心》中的“探寻-重构”框架,重点分析这一书写模式呈现的多文体杂糅特点,探索记忆重构进程中身份认同的特殊内涵,突出重构书写双时空交互背景下记忆现时化思考对内战记忆构建的作用。第四章探究记忆书写的美学创新实践对西班牙内战书写和记忆文化现状的反思与批判,分析了其价值所在。记忆解构书写尝试突破传统记忆书写范式,采用元小说结构形成叙事与评论互动的模式,将焦点从记忆文学创作转移到审视记忆产生与意义生成过程,并运用互文性写作手法解构传统叙事权威。本章节通过作品《无望的昨日》和《又一部该死的内战小说!》探讨记忆解构书写的特点,阐明作品通过运用反叙事、拼贴、戏仿等后现AI写作作手法,在历史与文学互文过程中凸显了记忆书写的虚构性,继而反思、批判当今西班牙内战记忆文化发展现状及意义。最后是本文的结语,此部分基于西班牙内战记忆书写嬗变发展的历时性概括,得出以下结论:作为内战记忆的重要媒介,西班牙内战记忆书写始终印刻着创作主体在内战认知观上的代际差异以及内战记忆话语的曲折演变历程。聚焦世纪交替之际内战文学爆炸背景下的记忆书写,本研究认为:在三种记忆书写模式视域下,西班牙内战小说在身份认同、记忆书写功能以及内战记忆认知方面实现了跨越与发展。在此过程中,内战经历了从历史事件到文学事件,进而跃升至文化事件三个阶段。针对这个历程的西班牙内战书写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内战记忆对西班牙社会文化、思想意识以及价值观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相关研究对今后西班牙文学及西班牙内战记忆研究具有现实的参考意义。

田义^[2]（2021）在《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生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选定以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生态研究作为题目,主要考察电子媒介对文学生态产生的影响,事实上,这种影响绝非任何程度的“外部冲击”可以形容,而是深入到文学生态的内部,真正意义上参与了文学生态的变革。展开来说,主要关注从口头媒介、印刷媒介向电子媒介变革的过程中文学生态出现的新局面、新现象和新动态,继而深入挖掘隐匿于这些影响背后的深层机理,思考和制定切实可行的策略以应对不利于文学发展的局面。论文的研究对象并不拘囿于以电子媒介作为母体直接催生出来的新文学形态,或者与电子媒介有着间接关联的新文学现象,而是以宏观视野考察整个文学生态的变化。对此,本文依托文艺学、媒介学、传播学、符号学、文化学、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在内的多个学科、多种领域的知识,拟从以下七个方面展开研究:在绪论中,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电子媒介”、“电子媒介时代”及“文学生态”概念进行界定,阐明选题的缘由除了现实依据外,J·希利斯·米勒教授提出的“文学终结论”也是重要原因;第二部分探究选题的背景,即媒介何以可能影响文学生态,对于这一问题,是从媒介的三个主要性质出发——媒介是一种文化偏执、媒介即生产力、媒介带有启蒙性和专制性来探究的;第三部分概括选题研究现状,并且从“量”和“质”的角度分别总结得失之处;第四部分阐明研究理路,阐释论文架构,以及论述创新点。第一章——电子媒介下的文学生产。在本章起始阶段,论述文学生态的关键词由“文学生产”取代“文学创作”的合理性,以及交代考察文学生产而非文学创作的原因。继而,选取三个问题展开讨论,分别是当代文学生产方式的建构、文学生产主体的后现代性,以及文学生产客体的媒介化变迁。它们不仅是文学生产活动的结构性成分,而且较为典型地彰显电子媒介之于文学生产的复杂影响。在对当代文学生产方式建构的研究中,主要考察媒介对文学生产方式建构作用的理论依凭,从理论溯源的层面,结合当下的创作实情,分析当代文学生产方式的新特征。在对文学生产主体后现代性的探讨中,一方面,通过对比印刷媒介确立的自律主体,综合后现代文化语境,从而确立电子媒介下的文学生产主体的非自律文化身份;另一方面,从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哲学溯源层面,探寻审美转型的发生及其缘由。在对文学生产客体变迁的讨论中,探析文学生产客体从自然、世界到新闻事件的媒介化转变,厘清变迁的原因。第二章——电子媒介与文学文本。本章将研究视角转移到电子媒介对文学文本的影响上来,在本章伊始,对“文本”、“电子文本”概念做出了界定。然后,选择了电子文本的主要存在方式、电子文本叙事的后现代转型和电子文本诗性语言的危机三个问题展开讨论。电子文本的主要存在方式包括超文本、网络文学和超链接,它们不仅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电脑网络与现代文艺交融的产物,而且还直观地反映出文学的电子化和技术的审美化是如何参与到电子诗性的营构中。电子文本叙事的后现代转型具体表现为叙事载体由原子转向“比特”,叙事体制从主客对立转向“主体间性”,叙事立场由精英化转向民间化。电子文本的叙事显示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表现出非理性、非主体性和反抗性的特征。在电子文本诗性语言的危机中,深入探究由电子媒介驱动的图像文化和复制技术对诗性语言造成危机的深层机理。第三章—一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传播。在本章伊始,论述把文学传播开辟为独立专题的必要性,阐明文学传播在电子媒介时代的双重性质。而后,重点考察两个问题:文学传播的技术化变革与注意力商品化对文学传播的影响。在对第一个问题的探究中,论证媒介技术会对文学传播发生作用的前提下,进一步考察电子媒介在时空结构、实时能动方面带给文学传播的变化。在对第二个问题的研究中,主要探析注意力的商品化对文学传播产生的影响:首先,探寻注意力商品化的深层机理,涉及到注意力自身的文化性质,对信息生产的决定性地位,以及注意力商品化形成的原因;其次,探究注意力商品化对传统文学传播等级制度的颠覆,以及对新的等级秩序的重构;最后,探讨注意力商品化对文学传播价值取向转型的影响。第四章——电子媒介视阈下的文学接受。对文学接受活动的考察,主要划分为四个小节,分别是文学接受的概念、意义与特征,当代文学接受方式的多元化,网络文学欣赏论与网络文学批评论。在第一节中,对“文学接受”概念进行界定,概括文学接受活动的意义,以及罗列文学接受活动的特征。在第二节中,论述在主导传媒的变革下,读“屏”、听书与文学IP产业链驱动下的多样化接受构成了当代文学全新的接受方式,全新的接受方式刷新了公众的思维方式、体验形式与认知模式。在第三节中,考察作为当代文学接受活动之一的网络文学欣赏论,从实时欣赏与自由欣赏两方面谈及两者带来的全新的欣赏心理和阅读情境。在第四节中,探析作为当代文学接受活动之二的网络文学批评论,从网络文学批评的发轫谈起,指出当前阶段网络文学批评存在的不足,继而通过对比大众批评、传媒批评和学院派批评的优势与劣势,探讨网络文学批评标准的制定。第五章——电子媒介语境中的文学消费。对文学消费活动的考察,其缘由不仅在于文学消费是一种新的文学现象,更为重要的是,文学消费凸显了当下的时代语境,它的背后凝结了消费社会、媒介变革、解构思潮和后现代文化等多种力量。本章主要包括三节:文学消费的发生、特征及其原因,文学消费主体的救赎与沉沦,电子媒介建构下的文学消费客体。第一节是从文学消费的发生谈起的,阐明文学消费的非理性特征与时尚化特征,继而探究文学消费发生的深层原因。第二节主要考察媒介变革对文学消费主体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救赎与沉沦,即自我意识的觉醒与“主体之死”。第三节探究电子媒介对文学消费客体的建构作用,具体来说,主要表现为空间增殖、矛盾的调节与加剧。在结语中,从学理层面证明本文以媒介视域审视文学生态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概括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生态革命性变化的具体表现,包括涌现出了一系列全新的文学生态景观,文学生态的变革负载了技术理性价值,强调与过去的断裂、对传统的颠覆及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同时,也总结了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生态暴露出的问题,并且指出在电子媒介时代,创作主体应该坚守对自由的追求和高雅的文学观念,避免耽溺于电子媒介散发的声色犬马,尽力摆脱消费文化带来的纸醉金迷,从而创造出更多的文学经典。

齐永光^[3]（2020）在《媒介融合视域下的文学数字化传播》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媒介”一词最早见于《旧唐书·张行成传》:“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这不仅强调了使双方发生联系的人或事物的重要性,也是广义媒介的基本概念。由此可见,媒介的重要作用自古以来就深受学者重视。在21世纪的今天,媒介技术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文学的数字化进程也不断加速。以数字化图书馆为例,根据“前瞻经济学人”研究员温程辉调查显示,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早在2016年就已经超过2000TB,在信息存储的数字化和资源的共享化方面,数字化在图书、文学领域的应用正在得到不断强化。在媒介融合飞速发展的今天,文学的数字化进程必将持续加速,甚至会衍生出媒介融合下全新的传播生态。当前对于文学数字化的研究,大多为传统行业整合数字技术,从某一行业视角进行某类文学的数据库详细建构的情况。本文首先对文学的载体——媒介的演变及其传播理论进行梳理,以媒介融合视域下的数字化技术发展呈现出的具体方式进行分析,探讨文学载体的演变对于文学生产和传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随后着力研究分析媒介融合视域下文学数字化传播中产生的新的文学内容和形式及其变化,进而探究媒介融合为文学本身的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最后通过宏观的媒介融合视域,从传播学角度探讨当下文学数字化发展中的产生的问题,并由此思考如何走好文学的数字化传播之路。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媒介的支撑,从以龟甲、帛、纸等为媒介,到如今的数字化技术为媒介,文学的传播介质在表现形式、呈现方式和传播优势方面从未停止过发展的脚步,而今数字化进程下的文学传播相较从前跨越了时间和空间,海量文学信息借助新技术手段不断涌现、更新和进化。分析媒介融合视域下的文学数字化发展现状,研究认为当前文学数字化传播存在以下特性:全民参与、消费娱乐功能凸显、以技术为支撑不断嬗变演进。具体来看,在媒介融合视域背景下,文学在文语转换、音视频结合和多媒体整合传播等方面都有大量应用,数字化技术下的文学传播特点也有了新变化:一是文学数字化传播中的传播者与受众不再有明显的界限;二是文学数字化传播中的内容更具时代特征;三是文学数字化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效果较之以往也有鲜明的改变。分析发现,在媒介融合视域下,文学的数字化传播存在以下问题:从内容上看,文学数字化传播进程中,文学创作者的题材创作活力下降;文学的深刻性存在消解的倾向;在数字化传播进程中文学的发展还缺乏全球化的传播视角。从媒介融合对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上看,读者的部分选择权淹没在海量文本里;数字化进程中产生大量的版权争议;网络隐私保护也是数字化带来的重要课题。从产业融合的角度看,现阶段文学数字化传播存在为追求利润而过度商业化的问题;数字化的文学传播也带来部分伦理与道德上的困境;数字化传播影响下部分粗制滥造甚至低俗的文学作品对青少年健康成长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一大问题。研究认为,在媒介融合领域下,文学数字化传播得以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本身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这一冲击始终是高悬在文学发展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反思当前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文学数字化传播,并结合文学接受理论、符号论与文化表征、媒介环境等方面的坐标体系,研究提出的以上三个角度存在的问题有赖于文学创作主体、媒介传播者以及相关社会环境下的人员进行反馈沟通。首先,文学的发展始终应当以优质的内容为导向,在注重读者反馈的基础上紧抓优质内容,通过全面媒介素养的提高,始终以优质文学内容为抓手,巩固文学根基。其次,文学的发展还要以信息技术为保障,充分重视媒体技术的应用,在媒介融合技术的支持下渐进构建文学传播新场景、拓宽文学发展新渠道。最后,当前文学的数字化发展离不开规则体系的支撑,健全文学传播领域的法律法规无可替代地成为文学发展的重要保障,完善文学传播的体制机制、争取最广泛的社会支持是文学数字化进程中源源不竭的动力。唐代书法家李邕曾说道,“似我者欲俗,学我者死”,书法如此,文学亦然。正所谓创新引领发展,科技赢得未来,媒介融合视域下的文学数字化传播也只有摒弃过时的思路方法,不断创新其内容和表现形式,让文学能够借助数字化传播的技术手段,以新的形式进一步焕发生机,迭代传承。总体看,文章通过对媒介融合背景下数字化对文学传播方式和内容创作产生的深刻影响的分析,归纳了当前文学数字化传播的特点,反思了当下文学数字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媒介融合视域下的文学数字化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发展建议,为今后关于媒介融合下的文学数字化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研究思路,也为今后文学数字化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建议。

郑晓锋^[4]（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张承志^[5]（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指出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潘颖^[6]（2020）在《新媒体时代中国儿童文学多维特征研究》文中指出伴随着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互联网及其社交媒体的进步和变革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交往方式、思维模式、生活形态和话语机制,中国已进入一个崭新的新媒体时代。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中国的儿童文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新媒体时代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学生产、文学传播、文学接受、文学消费具备了新的多维特征,也构成了本部论文研究的核心命题。厘清这些特征对于准确把握儿童文学在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发展规律有重要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采用了文本分析、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聚焦于新媒体时代儿童文学的文本与生产情境,运用文学、传播学、接受美学、文化学等理论多角度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媒体时代语境下,儿童文学在文学生产、文学传播、文学接受、文学消费四方面的发展变化和新特点,对比新媒体时代儿童文学与传统儿童文学发展的差异性、融合性,研究社会转型、文学转型、媒介转型对儿童文学发展演变的影响,总结新媒体时代儿童文学在建构、生产、传播、接受、消费等方面的新变化、新发展,探讨中国儿童文学在当代文学的发展空间和价值意义。论文基本框架如下:绪论部分在分析研究对象和背景的基础上界定论文中与新媒体时代和儿童文学相关的核心概念。第一章标题为新媒体时代儿童文学的生产。该章指出,新媒体改变着儿童文学生产,固有的文化环境和传统儿童文学创作的观念不断受到冲击;创作主体泛化、低龄化写作和网络写手异军突起,实现了儿童文学作家群多元化发展;儿童文学题材、体裁领域不断拓展,社会各界政策及措施的出台促使文学作品数量激增、品质提升,实现了儿童文学的原创品牌塑造和国际化走向;文学创作方式的新媒体化、多样化、融合化发展,实现了传统儿童文学的新媒体化和新媒体儿童文学的经典化,儿童文学也呈现出视听先行的新特征及数字化生存的多路径发展。第二章标题为新媒体时代儿童文学的传播。该章运用传播学的理论分析新媒体时代传播媒介的转换所带来的公共话语、思想结构、认知能力、生存方式等多方面的变化,梳理传播媒介的生态系统和媒介素养,分析儿童文学与媒介变迁的关系,以及我们面对儿童文学传播方式的变迁所应具备的媒介素养。同时,总结新媒体时代儿童文学传播方式、传播策略及传播特征,分析研究传统儿童文学的出版现状及转型、新媒体化出路和新媒体儿童文学的数字多元化传播和经典化走向。第三章标题为新媒体时代儿童文学的接受。该章运用接受美学理论和心理学理论分析儿童这一特殊的文学接受主体的接受素质（包括语言文字能力、文化基础和思想水平、审美能力的分析）和心理能力（生理、心理、文化）,梳理儿童接受成长心理轨迹、阅读视野的特点,结合深度访谈的调研,重点分析全民阅读时代背景和儿童文学阅读的特点及新变化,分析新媒体时代儿童文学的阅读方式、特征和发展方向,以及儿童文学阅读的影响力和发展趋势。第四章标题为新媒体时代儿童文学的消费。该章将儿童文学放在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语境下,以文学消费为核心切入,分析新媒体时代消费文化对儿童文学的引导及其特征,总结新媒体时代儿童文学“经典消逝”、娱乐至上、追逐游戏快感的特点;通过对重点儿童文学作家畅销书和作家富豪排行榜等信息数据比对,分析消费时代文学价值评价体系的多元化发展,总结儿童文学作品“商业化”“娱乐化”的特征,解析在新媒体时代消费文化语境下儿童文学的“童年消逝”的危机与童年精神的文学重构。结论部分全面梳理总结了新媒体时代儿童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和消费的多维特征,通过新媒体媒介技术演进与儿童文学的关系畅想儿童文学的未来,既对儿童文学的娱乐化与商业化表示忧虑,也对新媒体时代的儿童文学发展和前景充满期待。

林文^[7]（2020）在《微时代审美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微时代以移动互联网和移动终端为主导,以后现代文化意蕴为基调,以微艺术创造为依托,彰显了当代社会独特的时代定位和审美特征,重构了人类的艺术形态、文化思维和生存方式。在微时代,人类广泛置身于赛博空间的技术与文化背景之下,运用微博、微信、APP等新媒介强化信息的发布、传播与接受,主动参与微艺术与微生活的创造,体验具体而微、微小叙事、小而美好的审美文化。在微时代审美的总体观照中,审美形式、审美感知、审美理念的变迁颠覆了传统美学观念,西方传统美学理论的阐释力在微时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网络Web2.0及移动终端促动了人机新感性的形成,日常生活的具体内容和过程碎化为互联网世界的信息碎片,生活意义的获取演变为移动网络构造的多媒体视听传播与消费,对文化的历史反思置换为感官情绪的自我满足。人类从单纯地借助媒介技术手段走向媒介化生存,因而,新媒介的应用与使用日益成为微时代审美问题研究的重要背景,深度地影响着人类的日常审美、审美体验和审美风格。微时代审美以充满鲜活生命力和感性感官满足为主要特点,既有微观、微化、个体的表征,也有经验、感知、创造共同体的生成。审美主体置身于迭变的移动互联网审美场域之中,借助微众生产、即时传播、多元互动的审美实践,推动了微时代审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本文紧扣审美媒介化特征,将技术分析、心理分析和文化分析有机结合,通过宏观审视和微观文本相结合,考察鲜活生动的审美状况和人类审美经验,多维地透射和剖析微时代审美变迁的原因、形式、内容与影响,呈现微时代审美的新特点与新范式。论文内容将微时代的审美问题域置于四个层面进行阐释:在本体层面,审美主体的具身性与后人类转向,突显出主体性的在场以及与移动媒介的深度融合;在形式层面,微审美呈现出审美形式竖屏化、审美趣味多元化、视听审美碎微化、审美接受沉浸化、风格审美小众化、生活美学深层化的特质;在逻辑层面,赛博空间的技术层面、消费主义的经济层面、审美政治的政治层面,拓展了微时代审美的多元范畴与影响疆域;在价值层面,对审美秩序的失落、失序、失衡引发的审美困境进行反思。总之,微时代审美突破了高雅与通俗、公共与私人、主流与边缘的边界,强调感性经验回归并在日常生活深层渗透,在审美经验方面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审美主体彰显主体性和在场性,通过自主自觉地参与、分享、共情式的审美传播,建构了复杂的审美经验和艺术实践形态,这不仅是作为审美的人的本真意义所在,更突显出微时代审美变革的时代性和现实性。

蔡缝^[8]（2019）在《新媒体时代的作家“书写”研究 ——基于昭通作家群的考察》文中提出当下,新媒体己然成为社会组织架构的一部分,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作为社会的基础设施,新媒体以其独特的方式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中,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在这样一种新的社会语境之下,我们已经无法摆脱新媒体的裹挟。本文以昭通作家群为研究对象,通过线上观察和线下的深度访谈,选取了几位典型的作家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与分析,梳理出作家在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实践活动,并以此探讨在新的社会场景之下,作家如何进行“书写”实践,在“书写”的过程中怎样与新媒体产生互动,新媒体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研究发现新媒体于作家之间的互动是全方位的,对作家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对于大部分的作家来说,新媒体这一新的社会场景带给他们的不仅是传播渠道的不同,在新媒体的广泛传播中,作家不仅在精神层面上获得满足感,还实现了传统媒体时代所不具有的经济的持续收益,并且得益于新媒体的开放和低门槛,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热情和信心,尤其是在传统纸质媒体相对萎缩的今天。而其中部分作家不仅将新媒体作为自己的文学传播平台,还通过新媒体推送具有文学天赋的年轻写作者,繁荣了一方文学圈子。但并不是所有作家都对新媒体报以热忱的心态,少部分作家则担忧新媒体的低门槛对文学的冲击,造成大众对文学的轻视和误解。作家们不管是积极主动的拥抱新媒体还是与新媒体保持一定的距离,都并不影响作家对文学核心价值的追求和维护,他们对待新媒体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对待文学的态度却是一样的。而新媒体在其中充当了分化和分流的角色,从事不同文体的作家被分化成不同的群体,持有相同文学观念和文学旨趣的作家更快地分化并结合在一起,但是他们之间也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值得注意的是,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学大行其道,并逐渐有引领文学潮流的趋势,而作家们依然坚守心中的文学价值,依然以追求文学的审美价值为最高目标。

吴桐^[9]（2019）在《论“雪米莉现象”的发生逻辑》文中研究说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雪米莉”以百余本通俗小说作品及其高销售额,占领文化市场的实地,拥有了庞大的阅读群体。在这个时期,署名“（香港）雪米莉”,以描写警匪争斗、都市爱情等小说得到大众追捧的现象被称为“雪米莉现象”。目前的研究状况,国内外对此文学现象的关注和研究稍显不足,本论文旨在补充对此现象的理论缺失。论文分三大部分来论述“雪米莉现象”的发生逻辑。正文部分包括五章,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论文的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意义,阐释了“雪米莉现象”的由来、作为文学现象、作为社会现象的内涵,对“雪米莉”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和概括,并陈述了论文总体思路和框架。第二章是从“雪米莉现象”的表征出发,对“雪米莉”等作品属性和“雪米莉现象”的特征进行分析,“雪米莉现象”的出现无疑是一种消费自由、娱乐自由的表现,同时大众对于“雪米莉”作品的趋之若鹜也暗含了大众的审美偏向,而大众审美的偏向往往和作品的参与是分不开的,因为二者的互动触发了新的文学潮流和受众群体。另一方面,总结其属性和特征,对于发现它的优劣以及引出发生的原因也是具有因果关系的。论文第三章从核心成员田雁宁、谭力两位青年作家的创作历程出发,论述关于他们纯文学创作的理想落空后,从纯文学转向俗文学的原因,分别从地域文化、文学资源、自身的发展需求三方面论证二人命运的转折。再从“点”即个人命运到“线”即“雪米莉现象”的推手—通俗小说兴起的联动机制,当代通俗小说不是拔地而起的,它既有理论基础的准备,也有文化背景烘托,其理论基础是世俗精神即消解神圣化,通过论证“雪米莉现象”的出现,推动了文学神圣性的消解,将文学资源变现的能力抬高到了现实的价值观念中,同时也证明了大众文化是世俗精神的载体,而大众文化的衍生物:书商,承担着炒作、包装通俗作品、作家的职能,炒作的极致又产生了作品的分叉发展道路,由此就衍生出一条完整的通俗文化兴起的联动机制。论文第四章论述了现象下各种关系的对立碰撞,从生产线到了空间之中,以内地“雪米莉”冠以“香港”之名为引线,打开现象背后诸多对立因素的碰撞,世俗与人文的碰撞,在田雁宁、谭力二人纯文学到俗文学的道路就已埋下伏笔。追溯历史,从《金瓶梅》的佚名开始到“雪米莉现象”发生,都能看见崇拜时代和憎恶时代的矛盾,矛盾外显出的情绪就是极端的自傲与自贱,自傲于顺应时代需求,将有限的文学资源开发变现,很大程度上证明了通俗文学的价值,尤其是在商业价值方面;自贱于以低俗无聊的文字,追求纯粹的感官刺激,挑动大众的神经为其作品买单。论文第五章总结了“雪米莉现象”发生的生命力来源何处,作为中间物抓住时代更替变化的脉搏进行的一场狂欢,“雪米莉”是时代交替的产品,是大陆30年代通俗文学出现了品类的空白后,在港台通俗文学刺激下,通俗文学本土化的“中间物”,由于从出生就有“过渡”的烙印,所以注定了他们的被替代、遗忘的命运。“雪米莉”从发生到走向衰落,在其发展最繁荣的时期看到了它背后更深层的文学价值,通过“雪米莉”以香港为中心建构的狂欢世界来论证“雪米莉现象”开启的当代通俗文学高速发展时代的作用。

楚小庆^[10]（2018）在《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研究》文中提出自20世纪以来,技术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艺术形态的变化,艺术形态的变化也及时回应着技术的变化。论文以技术作为艺术形态发展脉络的参照系,以技术的变化历程为时间坐标,对艺术创作与传播的历史轨迹做了梳理,着力思考在这个轨迹中,技术对于艺术的深刻影响以及艺术对技术发展的回应。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及其规律问题的探讨和展开,是以技术与艺术两者之间的辩证发展和相互影响关系为理论基础,从技术进步推动艺术形态变化与门类拓展、技术进步推动艺术创作领域的新变化、技术进步推动新艺术形式的衍生与跨界整合三个维度予以分析概括,以技术与艺术的共同未来和展望归纳研究结论。论文从绪论到结论,是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绪论包括概念与范畴、目的与创新、思路与方法、研究现状分析四个部分,并由此作为铺垫,引出关于本研究选题的理论思考部分。第二章理论思考可归纳为四个方面,分别为:内在本质特征:关联、多元、辩证、统一,西方理论比较:三个主要流派,社会现实意义:重要性、复杂性、艺术学宏观视角,理论基点与关键问题:普遍性、特殊性与中国实践。整篇论文以此四个方面的理论思考为立足点,展开了关于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和相互影响的论述、分析,其分析的脉络主干和主要依托为技术与艺术的历史发展进程,对这一延续上下五千年的宏大进程,论文又一分为二的从两个方面展开客观分析,也即技术对艺术的作用以及艺术对技术的影响。从章节上,关于两者的关系和影响,分别从技术进步推动艺术形态变化与门类拓展、技术进步推动艺术创作领域的新变化、技术进步推动新艺术形式的衍生与跨界整合这三个维度做了分析概括,而从具体的现象和形态领域梳理,则可分成以下八个方面,也即:艺术空间:文化生态与传统审美内涵变化,艺术语言:动态综合、主观体验与传播维度变化,艺术门类:新形态涌现、艺术扩容与门类拓展,艺术程式:作品呈现与欣赏场域、方式变化,艺术观念:作品创作工具、方法、观念变化,主客体关系:实践中作品创作与欣赏关系的变化,新艺术形式:与新技术环境融合共生,跨界整合:创作表现实践活动的新探索。以上述这八个方面较为详细的分析论述为基础,以前述四方面的理论思考为着眼点,以技术与艺术的历史发展进程为依托,以技术对艺术的作用与艺术对技术的影响的客观分析为关照和平衡尺度,论文经过上述系统的梳理、分析,得出了技术与艺术的共同未来与发展走向。对于技术与艺术共同未来具体内容的阐述,论文又从分析和展望两个方面具体入手,从发展规律与文化表现、辩证关系与社会影响、交互多元的文化景观三个方面做了深入地分析,从文化逻辑与美学观念、技术控制与文化自觉、审美理想与精神追求三个方面做了理论层面的宏观展望。在具体三点分析和三方面的展望之基础上,从上述六个方面的问题分析和阐述中得出核心观点,也即艺术审美活动的方向与精神文化坐标:以人为原点,携手传承与弘扬,创作生产技术与艺术相互协调统一的优秀作品。所以,全文结论为:技术与艺术共同携手面向美好未来。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技术与艺术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联。技术进步虽然与艺术形态的发展变化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等同对应关系,但艺术自身又确实存在着对技术的依存关系。艺术作品既是技术之物,是技术支撑的具体呈现,与技术的进步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内在观念的显现和表达。在当代社会,技术进步对艺术的影响已拓展到艺术作品形式表现之外的广阔领域。技术从制作手段、材料载体、场景氛围和信息表达等方面对艺术作品形态的变化产生着影响。艺术则主要通过交流的方式、审美的途径、教化的功能、创意的驱动四个维度,展现着艺术本质属性对技术生态变革所产生的促进作用。艺术折射了社会文化中人与社会之间不断调整着的相互关系;同样,技术在自身发展中也以人为原点,关注并解决上述问题。技术决定了不同时代的艺术创作必然采用与之相应的方法手段。技术不断延长和拓展着艺术创作的方式和手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艺术的思想、观念、方法,带来了艺术作品外在感受方式和欣赏者心理感知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艺术作品内在意蕴、精神品格和思想内涵的变化。技术进步逐步改变着整个艺术生态,在艺术形式表现中促使产生了新的形式特征,生成了新的艺术形态,形成了新的艺术门类。技术进步推动着人、社会、自然三者的关系随之变化,不仅产生了新的社会文化形态,而且形成了对传统经典艺术创作和表现形式认识的提升,由此生成的艺术精神则进一步形成了对现实社会的文化引领。技术的不断进步赋予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不同的时代信息和技术特征。技术决定不同时代的艺术创作必然采用与之相应的方法与手段,并呈现出不同面貌;同时,技术变革更使隐含在艺术表象内部的艺术观念同步发生重要的变化。这在外部显现为创作工具、材料应用、表现载体以及创作手法的改变,在内部则折射出审美追求、认识方式与评价模式的变化。艺术创作的数字化和艺术作品的虚拟化,反映了技术进步影响下艺术创作对于新材料、新介质以及新的存在、传播方式的广泛运用,以及个人审美精神领域中一种新的生命体验的艺术表达。艺术的发展变化始终伴随着技术进步的步伐。技术不断以各种方式介入艺术创作并影响着艺术的形态,而在艺术创作和作品表现形式中,也无不凸显出技术在视觉体验、界面形态变化和不同维度改变等方面的作用。艺术作品形态的蜕变,受制于艺术观念的更新,更深层是技术在创作中推动作品外在形式表现变化与内在观念创新的体现。由于介质的改变以及艺术题材、外在形式等表现空间范畴的拓展,技术在实际上不断丰富着艺术的感知效果和体验维度;同时,人对技术的依赖程度有了明显提升,艺术场域依托于技术进步得到了极大扩展,作品创作和艺术精神都实现了对于原有地理空间、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等主、客观隔阂的有效跨越。技术进步加速了不同艺术形态之间的跨界融合,顺应了高技术应用及其与有关艺术领域交叉融合的新趋向,各种文化艺术形式也由此获得了新的生命活力、拓展了新的存在空间,并日渐成为实现文化繁荣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历史上,艺术创作主体与技术进步之间始终是相互适应的。技术在客观物质层面超越和支撑着艺术特别是具体的创作实践活动,艺术则在主观精神层面努力突破着技术模式对艺术创意自由舒展的客观制约和技术理性思维的惯性束缚,同时,艺术还在用自身的创新和先锋思想在审美欣赏和价值判断等精神层面,实现着对社会的引领。在网络信息时代中,技术的进步与普及促使艺术创作中实际操作的入门条件降低,社会大众普遍成为艺术创作者和艺术欣赏者,并可在二者之间轻易实现转换。技术进步自然突破和消解了艺术作品的原有边界,艺术继而从精神层面扞卫和重构出作品自身新的审美形式边界,出现了艺术创作与欣赏、接受过程之间相互渗透、角色互换等互动发展的文化新景观。艺术是人类社会智慧的结晶,艺术作品的最高境界就是让艺术欣赏者发现自然山川的美、体会社会生活的美、感受精神心灵的美。在艺术作品中追求和体现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并以美感人、以文化人,最终提升社会大众的精神品格和审美境界,引领社会风尚是艺术的实践追求和文化价值的核心问题所在。在当前这个高新技术普遍应用的时代,大众文化的流行与普遍存在已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历史的必然。在技术给予我们更多帮助和机会的同时,我们着眼更多的应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以及对经典作品创作理念和艺术审美标准的坚守。以艺术创作实践活动为中心,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不仅会创造出精美的作品,而且会在现代化传媒和多元文化的融合交汇中,催生出以人为原点的理论价值体系。创作实践与理论评论的磨合、驱动,会共同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我们应以此培育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社会文明水准,涵养国民艺术精神。我们在艺术实践活动中不断实现对于技术的规范、引导、超越、提升,就一定能够促使艺术最终成为引领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前行的持续动力,以及不断超越现实、启蒙思想、开创未来、实现美好社会生活的智慧源泉。

二、倾听文学的呻吟——探究现代传播媒介对文学的消解（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倾听文学的呻吟——探究现代传播媒介对文学的消解（论文提纲范文）

（1）当代西班牙文学中的内战记忆书写与构建（1996-2008）（论文提纲范文）

（2）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生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媒介融合视域下的文学数字化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4）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6）新媒体时代中国儿童文学多维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微时代审美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媒体时代的作家“书写”研究 ——基于昭通作家群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9）论“雪米莉现象”的发生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10）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倾听文学的呻吟——探究现代传播媒介对文学的消解（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西班牙文学中的内战记忆书写与构建（1996-2008）[D]. 张沁园. 山东大学, 2021(11)
• [2]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生态研究[D]. 田义. 扬州大学, 2021(02)
• [3]媒介融合视域下的文学数字化传播[D]. 齐永光. 吉林大学, 2020(01)
• [4]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5]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6]新媒体时代中国儿童文学多维特征研究[D]. 潘颖.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7]微时代审美问题研究[D]. 林文.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8]新媒体时代的作家“书写”研究 ——基于昭通作家群的考察[D]. 蔡缝. 云南大学, 2019(03)
• [9]论“雪米莉现象”的发生逻辑[D]. 吴桐.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10]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研究[D]. 楚小庆. 东南大学, 20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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