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音乐形式到艾略特的《荒原》

一、从音乐中的曲式到艾略特的《荒原》（论文文献综述）

陈历明^[1]（2021）在《重审新诗的音乐性》文中研究说明新诗之不足,除语言过于松散,意象过于显豁外,另一主因就在于缺乏音乐性等艺术底蕴。新诗伊始,"诗体大解放"就决意疏离并摒弃传统,重拆解而轻建设,普遍疏于对中国古典诗歌音乐性的纵向继承,更对西方音乐诗学横向移植、译介与转化不力。尽管新月派和象征派诗人通过译介与创作的互动,在新诗的格律和音乐性方面取得不少实绩,但诗人和批评家普遍缺乏中国传统与现代西方音乐艺术的良好学养,这一点无论与中国古代诗人相比,还是与西方主流自由诗人的音乐化写作相较,都有明显的差距。载道文学观的强势,对诗歌本体的认知偏差,使得新诗过于强调其教化功能,忽略其美学价值。回顾与梳理新诗音乐性的历史,有助于诗界和评论界在古今、东西的坐标中去定位新诗,促进现代诗歌创作和研究的美学回归。

谷晓丹^[2]（2019）在《试论先锋小说的音乐性》文中指出本文主要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文学与音乐的相通性入手,通过对最能体现先锋小说音乐性特点的作品的解读,尤其是对余华、格非和宁肯的部分作品的细读,以期探究先锋小说与音乐的内在关联,以及音乐性对先锋小说形式与观念的某种塑造。引言部分主要界定何谓先锋小说的“音乐性”。先锋文学中的“音乐性”既包括显性的技术层面上模仿音乐的技法,也包括隐性的音乐结构。其中,“重复”技法和“音乐元素”的运用都属于显性层面,更强调文体上的音乐性;“复调”技法则属于隐性层面,更侧重于结构上的音乐性。“重复”是作曲技法之一,被作曲家广为使用,先锋作家从中汲取灵感,将“重复”技巧援引入文学,这种“重复”与作为文学修辞的“重复”构成了区隔,对小说的审美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余华就是一位擅长使用“重复”的先锋小说家,他的小说大量运用话语重复和情节重复,并始终围绕着一个主旋律层层推进叙事,由此带来叙述上的“单纯”,深化了小说人物形象。把“音乐元素”引入小说则是先锋作家跨界音乐的另一种方式,格非是这一实践的代表,他的不少小说正是通过音乐元素搭建整个框架,从而使主题得到强化与复现的。音乐中的“复调”在文学中也被广为借用,先锋作家尤其擅长通过对位、重奏的方式建构“复调”,从而赋予小说特别的结构体式,新世纪来颇有影响的先锋作家宁肯是一个代表。结语部分对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进行了总结,文学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在于,文学通过借鉴音乐的艺术技巧而延展了自己的表域空间,让文学也具备一种“音乐性”。先锋小说比其他任何文类都强调文体的探索和革新,所以它在音乐性的跨界上走得最远,也最有探究的价值。通过挖掘先锋小说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可以梳理清先锋文学式突进背后的音乐渊源,更深在地把握先锋文学的文体变革的意义和方法。

李洋^[3]（2018）在《从自律到融通：斯特拉文斯基艺术思想研究》文中认为西方自20世纪初开始,自律与他律的主题既是关于音乐艺术的,同时也是代表、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艺术,乃至哲学、美学探讨的普遍性问题,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心理与思想的变化。这一普遍性问题也影响到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斯特拉文斯基（Igor Feodorovich Stravinsky,18821971）的艺术思想,他一生艺术思想的主题也是围绕着自律与他律的主题展开的。斯特拉文斯基的艺术思想不仅解决了那个时代音乐艺术发展的问题,也代表了20世纪西方艺术的基本走向,同时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背景与特色,具有了普遍性意义或一种样本化意义。斯特拉文斯基是20世纪一位极为重要的现代作曲家、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曾被《时代周刊》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他在现代艺术领域乃至整个文化领域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自上世纪20年代开始,关于斯特拉文斯基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讨论的热门课题。斯特拉文斯基的艺术之路始于20世纪初,在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中,那个时代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给予其艺术思想以深刻的影响,而斯特拉文斯基的艺术思想也同步地反映着那个时代的脉搏与社会文化的发展态势。而国内外众多学者对斯特拉文斯基的研究往往采用一种“断代史”的研究思路,即聚焦于斯特拉文斯基某一时期的艺术风格、思想观念,乃至艺术创作进行重点阐述,尚未形成较为整体性的解读。并且,在艺术学已成为独立门类的情况下,对这位如此重要的现代艺术家艺术思想的系统研究还暂未出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从整体来看,斯特拉文斯基在艺术生涯的早期即已秉持了艺术自律的理念,并在之后不断地融通来自哲学、美学和文学等文化领域的知识与理念,促使其艺术思想得到持续的优化与更新,由此使斯特拉文斯基艺术思想的形成显现出从自律到融通的整体态势。而在从自律到融通的整体态势中,斯特拉文斯基艺术思想的形成、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逃离阶段、转折阶段与拓展阶段。在逃离阶段,斯特拉文斯基艺术自律的理念已经确立,并一直传导至转折阶段与拓展阶段——这成为一条追踪、回溯、还原他各个阶段艺术思想内涵的重要线索。斯特拉文斯基通过对象征主义艺术理念的借用与对古罗斯多神教宗教意识的认同,使其逃离阶段的艺术思想显现出逃离浪漫主义的、在他律环境中的对艺术自律的思索,显示出他在艺术生涯的早期已具有原初的维护艺术本质与价值的意识。在转折阶段,斯特拉文斯基依然秉持艺术自律的理念,但相较于逃离阶段,这一阶段其艺术思想在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理论的深刻影响下,转向在形式与感觉统一的基础上对艺术形式问题的理解,以及强调陌生化感觉为内涵的艺术思想。在拓展阶段,斯特拉文斯基的艺术思想在卡西尔“文化哲学”思想及结构主义思潮的浸染下,已聚焦于对艺术形式的“象征”、“涵指”意义进行深刻探讨,即对形式意义的阐发,从而显示出斯特拉文斯基艺术思想进一步拓展的态势。由此可见,斯特拉文斯基的艺术思想不仅代表了20世纪音乐艺术的变迁,而且之于20世纪西方艺术的基本走向来看同样具有普遍性意义,甚至带有20世纪文化符号的意义。因此,对斯特拉文斯基艺术思想的研究一方面可说明他本身艺术思想的演变与整体态势,另一方面也是把他的艺术思想提升到艺术学理论的高度进行讨论。斯特拉文斯基尽管已逝世近半个世纪,但其艺术思想对中国当代文艺的发展依然具有借鉴与参考价值。斯特拉文斯基对传统的吸纳与突破、对引起审美认同策略的把握、对艺术创新素养的强调及对艺术的普遍价值的思考等方面所蕴藏的成功经验与深刻的启示意义,或可为当代中国艺术事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王蓓^[4]（2010）在《陈东东诗歌艺术探析 ——以短诗为例》文中提出本文以陈东东的短诗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中的音乐性和幻想性特征揭示陈东东诗歌的语言美。陈东东是一位重要的“后朦胧”诗人。自1981年开始诗歌创作至今,他始终以不变的激情追求心中的诗歌理想——“诗之音乐”。他将音乐在诗中的表现推演到极致。从语言的感觉和色彩、语音、语调、语义到诗歌的排列方式、标点符号和结构意象都释放出旋律,甚至他的音乐性还表现为反音乐性。陈诗的音乐性既反传统,又有融合性,同时作用于人的听力、视力和心灵。音乐美在陈东东诗歌创作的第一阶段（1981—1986）是舒缓怡人的,到第二阶段（1990—1996）是低沉神秘的,少了纯净轻快的乐调,第三阶段（2000至今）的音乐性更为开阔复杂,是多重声部、遒劲曲折的。但回还往复的旋律是他诗歌音乐性的基本特色。音乐性的变化规律符合陈东东诗风的变化：从第一时期的古典风格到第二时期的调侃戏谑,再到最后的晦涩难懂。这两方面的变化离不开幻想的催化作用。陈东东将想象力逐渐解放,从由此及彼的联想,演变为超现实的想象,因此诗风由宁静单纯转为气势强大。陈东东诗歌的幻想性深受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启发。有超现实主义诗歌意象繁复、非理性的特点。虽然这使得陈东东诗歌非议颇多,但他早期的澄澈之作是极其出色的。他从超现实主义流派上汲取了营养和精华,对诗歌音乐的发展有推动作用。在细致介绍陈东东诗歌内容和特色的基础上,本文重点研究其诗作中音乐性的表现和对超现实主义的接受,即其诗歌的幻想性。对这三个方面内容的研究都是新颖而重要的,研究结果不论是对陈东东诗歌的爱好者,或研究超现实主义对中国文学影响的人,抑或对诗歌音乐发生兴味的读者都能起到一定的启发作用。同时,对陈东东诗歌的研究有利于对他更客观的定位。论文的价值还在于它填补了对陈东东诗歌进行学术研究的一小片空白,是对后来者的抛砖引玉之作。

李新凤^[5]（2009）在《从有迹之韵到无弦之乐—由“艾略特与戴望舒诗歌的音乐性走向”看新诗发展的第三维度》文中研究表明由于诗歌的韵律紧紧附着在语义之上,押韵必然会对诗歌的自由表现与自然美造成伤害,如何调解诗歌的押韵与表义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如何对待诗歌的音乐性的问题一直制约着中国新诗的发展。笔者尝试重新界定诗歌的音乐性,认为诗歌的音乐性包括表层音乐性（诗歌的押韵、节奏、格律等附着在语义上的传统音乐性）和深层音乐性（将音乐性融化到诗歌的主题、风格、结构等要素中,呈现出混成、交响的特点）。从对艾略特和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及理论的对比中,笔者发现他们以不同的姿态走入了诗歌的深层音乐性,由此给中国新诗带来启发:跳出废韵与复韵的循环,超越格律与自由的对立,而走一条诗歌深层音乐化的道路,也就是从有迹之韵转向无弦之乐。

李兰生^[6]（2005）在《“跃出诗外”的辉煌——《四个四重奏》的音乐学阐释》文中提出《四个四重奏》是一部诗与乐完美结合的现代主义经典作品,艾略特的创作理念中早已预设了"四重奏"这一音乐学概念。艾略特这部作品的主题意义,是借助复调、对位、和声、变奏等音乐技法来建构的。只有首先从音乐性主题结构和相关音乐技法切入,才能完整地理解这部作品的审美价值。

刘萱^[7]（2000）在《从音乐中的曲式到艾略特的《荒原》》文中研究表明借用音乐中的曲式分析这种独特方法去分析 T.S.艾略特的《荒原》,可以看到这首长诗貌似杂乱实则清晰的发展脉络 ,看到西方现代文明的荒原 ,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精神的幻灭 ,更可以看到这首长诗的旨意所在——信仰的重要性

云杰^[8]（1994）在《象征形象的营构与透视》文中认为象征形象的创造,是为了能够传达出某种象征寓意服务的.这决定了象征形象的本身,要具备透射这种象征寓意的功能.不过,象征形象之所以区别于典型形象的,是其传达寓意的方法是暗示和隐指的,不能也不应该直接体现出它的寓意.这构成了象征形象创造的特有本质与重要标志之一.因此,有意地保持象征形象的暗示性,乃至难解性,成了象征创造的自觉追求.马拉美肯定象征的晦涩与神秘,把象征形象看作“难解之谜”,就把象征创造不求全面展览其寓意的特点揭示出来了.受法国象征诗派影响甚深的中国现代诗人王独清,也有类似的看法.他甚至认为:“不但诗是最忌说明,诗人也是最忌求人了解!求人了解的诗人,只是一种迎合妇孺的卖唱者,不能算是纯粹的诗人!”崛起于

二、从音乐中的曲式到艾略特的《荒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音乐中的曲式到艾略特的《荒原》（论文提纲范文）

（1）重审新诗的音乐性（论文提纲范文）

（2）试论先锋小说的音乐性（论文提纲范文）

（3）从自律到融通：斯特拉文斯基艺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陈东东诗歌艺术探析 ——以短诗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从有迹之韵到无弦之乐—由“艾略特与戴望舒诗歌的音乐性走向”看新诗发展的第三维度（论文提纲范文）

（7）从音乐中的曲式到艾略特的《荒原》（论文提纲范文）

（8）象征形象的营构与透视（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音乐中的曲式到艾略特的《荒原》（论文参考文献）

• [1]重审新诗的音乐性[J]. 陈历明.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3)
• [2]试论先锋小说的音乐性[D]. 谷晓丹. 山东大学, 2019(09)
• [3]从自律到融通：斯特拉文斯基艺术思想研究[D]. 李洋. 武汉理工大学, 2018(07)
• [4]陈东东诗歌艺术探析 ——以短诗为例[D]. 王蓓. 西南交通大学, 2010(10)
• [5]从有迹之韵到无弦之乐—由“艾略特与戴望舒诗歌的音乐性走向”看新诗发展的第三维度[D]. 李新凤. 复旦大学, 2009(12)
• [6]“跃出诗外”的辉煌——《四个四重奏》的音乐学阐释[J]. 李兰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06)
• [7]从音乐中的曲式到艾略特的《荒原》[J]. 刘萱.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01)
• [8]象征形象的营构与透视[J]. 云杰. 文艺理论研究, 199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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