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计独立性的制度缺陷及制度重建（论文文献综述）
凌瑜晗[1]（2021）在《突发公共事件审计优化研究 ——以我国新冠肺炎疫情为例》文中研究指明
钱颖[2]（2021）在《中央苏区审计监督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吴文慧[3]（2021）在《A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内部跟踪审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交通是兴国之要,强国之基。交通基础设施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以稳定经济增长。随着我国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投资与日俱增,为强化高速公路建设全过程管理及更好地控制项目投资,加强对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的内部审计工作愈显重要。我国对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大多是采用事后决算审计,这种审计模式下无法对事前、事中以及事后进行全方位的审计监督和风险控制,通常缺乏对项目中存在的资源浪费、成本过高、管理不善等问题的有效把控。而跟踪审计作为一种新兴的审计模式能够较好地应对这些问题。从目前跟踪审计在高速公路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来看,该种审计方式的优势在于扩大了审计的监督管理范围,前移了审计关卡,使审计建议能及时得到采纳并加以落实。这种审计模式更符合高速公路建设的特点,能够更清楚地了解整个项目建设过程与背景,更有助于问题定性的准确和审计结果的客观公正,也越来广泛化地运用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因此,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内部审计机构引入跟踪审计具有深远重大。目前,建设项目内部跟踪审计正处于不断实践探索阶段,尚未形成完整明确的管理制度或操作手册。由于审计过程和规定的不明确,使内部跟踪审计本身存在着些许局限与不足,实践过程中碰到的许多问题也恰恰反映出这些影响和制约跟踪审计发展的薄弱环节。通过对现有的案例进行客观的研究分析,一方面促使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内部跟踪审计工作进入更成熟、规范、完善化的运行轨道中,提高审计地位,改善内部跟踪审计环境,使得跟踪审计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另一方面可以切实提升我国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跟踪审计质量及水平,这将有助于对项目进行更为细致和全面的监督管理,以提高项目管理的效率和效果,为项目建设的健康可持续性发展作出贡献,也能够为一线审计人员及项目管理人员在以后的高速建设项目管理实务工作中提供参考借鉴。本文从内部审计的视角出发,依照“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思路,以文献研究、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梳理和归纳建设项目内部跟踪审计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论述并阐明建设项目内部跟踪审计定义与特点、目标与职能、程序及实施形式等基本理论,介绍A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管理现状以及内部跟踪审计实施情况,进而发现A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在内部跟踪审计过程中存在审计质量有待提高、审计程序和内容不够规范完整、审计独立性受限、审计协调沟通等一系列问题。针对以上问题追根溯源分析其原因并进行探讨,从审计队伍建设、把握审计重点、明确审计职能及加强审计沟通等四个方面提出完善A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内部跟踪审计管理的建议。
张玉玲[4]（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初心如始,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终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全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如何破解“历史周期律”,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拒腐防变的新路,一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本源、传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和显着优势的监督体系,是能够保持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始终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在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仍是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以逐一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应该完善和发展的短板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为逻辑主线,渐次展开本文的研究与论述。本文总体结构包括三部分:引言、正文、结语。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与研究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论文正文部分由六章内容构成,分别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和结构模式。分别从基本概念界定、十大要素的梳理整合和“多维立体协同”监督模式及其特点三个方面,从宏观上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二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分别阐释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厘清监督主体、强化问责——“谁来监督”,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从内容逻辑视角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三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本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的坚守、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精神内核的继承创新、对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的秉承、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思想的域外借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分别从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历史维度、世界维度,分析回答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第四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首先,依据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脉络,分三个阶段梳理其发展历程: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二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1978-2012）;三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2012——）。其次,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体系建设的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分别从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两个方面,阐释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第五章主要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与现实贡献。首先,通过古今中外权力监督体系的比较,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显着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优势,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其次,基于显着优势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方面的现实贡献: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从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第六章主要剖析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本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成果颇丰,但当前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党和国家监督制度逐渐成熟定型,仍然面临三个方面的现实挑战:一是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二是党内监督的短板——“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有待加强;三是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基于对现实挑战的剖析,本文提出新时代应对现实挑战、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三条对策:一是完善协同监督机制,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协同性;二是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三是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分别从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完善和发展的薄弱环节是什么。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观点的宏观提炼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的未来展望。本文基于以上六章内容的研究,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的必由之路。第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制度密码”。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管住公权力”的“中国智慧”。笔者认为,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研究,协同监督机制研究,权力配置、运行和制约机制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理论阐释,将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
李黎明[5]（2021）在《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恐惧叠加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所产生的敌意,演变成为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对中国最为严厉的遏制与打压。中国若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霸权问题,在理论上应当深入地探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霸权兴衰的规律,这样既可以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今日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霸权的实质,也可以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崛起提供经验。所谓霸权兴衰的规律,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三个:霸权的定义、霸权国家的认定及其周期,以及霸权兴衰的动力。迄今为止,学术界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且存在一定的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研究中都强调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获取资金的效率是影响霸权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学术界未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是,成功兴起的霸权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相对于挑战霸权失败的西班牙、法国,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根源是什么?债务有两个基本维度:利率与期限。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高的具体表现是,可以筹集到低利率、期限长的资金,而西班牙、法国则需在更短的期限内为债务付出更高水平的利率成本。同等金额的利息支出在不同利率和期限条件下对应的债务总额也不同,低利率、长期限相较于高利率、短期限,意味着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国家可以以更小的成本支出在争霸战争中获得更大规模的债务资金支持。深层次而言,影响债务利率与期限的一般因素是债务契约所规定的抵押物与债务人的信用,国家债务的特殊性在于要么债权人难以执行对抵押物的占有权,要么缺少抵押物,决定利率与期限水平的只能是国家作为债务人所表现出的信用。故荷兰、英国、美国相较于西班牙、法国在霸权兴衰过程中具有更高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本文将国家信用的主要概念界定为:由国家实力、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市场三个层面的要素,共同构建了一个为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提供信用担保和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所发行的信用票据,因国家信用担保而受市场信任,并且在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内持续、稳定地发行、流通以及被偿付、贴现。因此,国家信用的主要作用是确保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受市场信任,进而获得巨大、稳定的信用融资能力。本文主要从国家信用的逻辑视角出发,重新阐释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兴衰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当今美国霸权凭借国家信用,利用美元霸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进行债务融资、向全球分摊其霸权成本的行为实质,解释美国霸权现阶段是否真的衰落以及未来可能衰落的路径。在荷兰霸权兴起的过程中,荷兰、西班牙两国公债融资体制的绩效差异对双方战争、两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荷兰的公债体制,可以有效地为争霸战争融资,刺激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西班牙则深陷于公债资金成本高昂—金银资本外漏—公债破产—战争失利的恶性循环。同时,西班牙的经济与金融市场在公债偿还与破产导致的金银资本外漏和税负不断加重的大环境下,其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大国。荷西公债绩效差异的根源,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荷兰国家信用的卓越,离不开荷兰的财富、联省自治政体、以间接税为主的财政体系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为荷兰公债的偿还与流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西班牙落后的经济发展、国王专制的政体、低效的税收体系以及被抑制的金融市场则对应着低劣的国家信用,使得其公债发行、偿还与流通格外困难。自17世纪晚期开始,荷兰因军事压力、税收改革受阻以及财政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导致偿债开支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过大,国家信用开始低落。伴随着荷兰公债体制筹集资金的能力下降,荷兰霸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英国霸权崛起的最重要阶段,应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至1763年英国历经七年战争战胜法国这一历史时期。18世纪后半期开启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英国工业实力的快速增长,只是巩固了其已经建立的霸权地位。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相较,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英法霸权竞争的关键时段,英国实力没有绝对优势。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法国并持续崛起,依靠的是特权垄断公司创造的财富、高效的国家化财政体系、制度化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海洋国家的战略安全性等因素所共同支撑形成的卓越国家信用。它确保英国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持续、稳定地为英国与法国近百年的争霸战争筹集源源不断的资金。同时,国债的大规模顺利发行和高水平的国家信用,还对英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正向效应,推动了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与英国不同的是,由于法国专制王权势力强大、财政改革迟滞以及中央银行缺位,其国家信用处于较低水平,法国依靠债务融资获取的资金成本过高,进而使得法国无法在长期战争中筹集到足够的所需资金。结果不仅导致争霸战争失败,而且因此出现的短时沉重的偿债负担以及为减债实施的人为通货膨胀性质的公开市场操作,严重滞后了法国金融和经济的发展。至于英国霸权走向衰落的原因,同样可以从国家信用的视角找到根源。一战期间,为作战和支持俄国等盟国,英国积累了大量的外债（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英镑超发贬值,国家信用透支严重,导致英国经济、货币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开始受到制约。一战后,为勉强维持英国霸权秩序下的重要公共产品——金本位制,英国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投放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引发大量经常账户赤字+黄金外流。因此,二战前,英国的国家信用在经济衰退与债务膨胀的打击下已经逐渐弱于美国,资本流出严重,并大量转移至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作为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很早就认识到国债融资与国家信用对国家兴起的关键性作用。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于大陆会议在独立战争期间为筹集战争经费向国内和荷兰、法国等外国发行的债券。国家信用的初步确立则主要得益于时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对于国债及国家信用作用的认知与重视,他鼓励制造业发展、整理合并国债、设立美国第一银行等创举,初步奠定了美国国家信用的优良传统。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是美国霸权崛起的关键阶段,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金融实力背后,均体现了国债与国家信用的重要提升效应: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为金融体系的形成与扩张奠定基础和提供刺激;为美国参与历次战争筹集军费。在现阶段,通过向世界发行美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融资的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的本质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国家信用是美元霸权有效运转的根本支撑。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危机。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及时向世界开放了国债市场,并通过包括提升美元资产价值及其安全性、流动性,以及积累资本项目黑字等加强金融市场优势的举措,有效弥补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常项目赤字、黄金外流对国家信用的削弱,美国的国家信用再度强化。目前相对于其他大国,美国的国家信用依然强大,因而美元霸权与美国霸权难言衰落。但是,美国国内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分裂、政治极化等问题,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后和此次疫情冲击下美联储实施的无底线QE政策,反映以美联储独立性为重要象征的美国国家财政纪律显着弱化,其国家信用衰败的内部隐患正在日益积累。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外部世界尚未出现一个国家信用强大到可以替代美国国家信用的国家,其表现在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以及灵活性等方面,就是当今世界尚无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可以同美国金融市场比肩,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信用担保与信用流转服务。因此,美国国家信用与霸权的衰落,在替代者缺位的背景下很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通过理论分析和历史对比、检验,本文得出了三点主要结论:第一,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以及为其提供担保的国家信用的优劣,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霸权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具体机制是,相较于霸权竞争失败的国家,成功崛起的霸权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由于率先确立了卓越的国家信用,拥有了直接为争霸战争筹集充裕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和间接为经济发展激活金融市场的信用担保能力。相应地,霸权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霸权成本（军事开支或维持霸权体系的公共产品开支）导致霸权国过度的债务膨胀、挤压正常的财政开支空间,造成军事开支下降、经济发展受阻等连锁反应,最终其国家信用逐渐弱于后来崛起国家的国家信用,不再具备源源不断地为霸权成本筹集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的同时,丧失了在国际信用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霸权国本来拥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国债作为各国债券利率基准以及本币作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等地位和特权的丧失。第二,基于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可以认为出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历史周期后,相继出现了三个信用—霸权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与尚未终结的美国周期。霸权国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达到顶峰与衰落,新崛起国家信用周期的强化与上升阶段,对应着传统霸权国家信用周期的衰败阶段,两个国家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发生交替。第三,现阶段世界仍处于美国所主导的信用—霸权周期内,尽管美国霸权出现了诸多衰落的迹象,但是其国家信用尚未出现系统性的衰落;更重要的是,迄今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具备优于美国的国家信用,可以替代美国在世界经济尤其是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国仍然可以继续利用美元体系为其霸权成本融资,但是美国金融体系风险的不断累积和全球化共识的破裂等原因,均有可能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和市场对于美元资产（美国对世界的债务）的需求严重下降,成为美国信用周期与霸权体系出现严重危机的发端。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启示在于:在美国信用—霸权周期不确定性逐渐增强的过程中,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分散霸权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风险?依据国家信用逻辑下的历史经验,在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经济实力外,从完善与统一国债制度、深化与开放金融市场、维持与强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方面入手,有意识地强化国家信用,对于中国规避未来美国信用—霸权周期可能出现的更大风险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
李俊霖[6]（2021）在《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研究（1946-1995）》文中研究说明以《1946年国会重组法》的制定和颁布为标志,美国国会开启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立法机制改革历程,其目的是通过提升国会的立法效率和监督能力,最终达到扞卫分权制衡原则为核心的宪法体制的效果。整个国会立法机制改革历程可分为“委员会政府”时代（1947—1964）、“民主化改革”时代（1965—1980）和“后改革”时代（1981—1995）三个阶段,每个时代的阶段性目标、改革策略和方法均各有侧重。在“委员会政府”时代,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关键词是“效率”,即建立权力集中、分工明确的常设委员会体系,并辅之以更完善的国会助理和立法服务机构体系;到了“民主化改革”时代,打破委员会体系内部权力过度集中的现象,实现立法话语权分配民主化,成为了这一时期议员们的普遍共识;及至“后改革”时代,国会已不再寻求制定和推进全面、系统的立法机制改革计划,而是尝试从控制预算、削减赤字这样的具体政策领域入手,对联邦行政权扩张加以限制,以实现权力制衡的目的。到20世纪末,美国社会政治极化趋势不断加剧以及党团对国会立法事务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使得依靠跨党派共识来发起和推动的国会立法机制改革模式变得难以为继,其具体表现为,《国会重组法》被议院多数党所主导的规章和机构调整所取代。上述立法机制改革重心转变是改革的阶段性目标与改革实效间互动的产物。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改革者们意识到,仅靠改革国会立法机制是不足以重建宪法所规定的联邦权力制衡机制的,与其在这一问题上耗费时间和精力,倒不如去解决诸如预算超支、赤字飞涨之类的现实问题。换言之,随着改革实践不断推进,维护以分权制衡原则为核心的宪法体制这一最终目标,已不再是改革者们规划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策略和路径的唯一依据。相应的,回应社会治理过程中不断涌现的现实需求,逐渐成为各项改革举措的首要出发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既包括改革过程复杂、改革参与者的能力及其对待改革的态度各异,也有《联邦宪法》中某些内容的时代局限对改革施加的束缚。总之,改革的最终目标与改革所面临的实际需求之间缺乏及时、高效的互动,是改革实际收益始终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主要症结所在。因而,想要破解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所面临的困境,则必须在改革的最终目标、改革所面临的实际需求以及恰当的改革路径之间搭建起有效的沟通渠道。透过历时近半个世纪的改革历程不难发现,《联邦宪法》对于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能否顺利推进意义重大。《联邦宪法》不仅直接决定了改革的最终目标,而且其参与塑造的法制传统和政治文化,还以左右国会议员及美国公众对待具体改革措施的态度的方式,影响着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实际成效。例如,《联邦宪法》中的消极自由权利观、多数原则、地域代表制等核心宪法规范和原则,均与国会立法机制改革最终陷入停滞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由此可见,想要完成一次成功或者说“完美”的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离不开宪法层面的理论与制度调整。然而,宪法作为成文法和一国根本大法的身份又决定了其必须具备稳定性、确定性的特质。这也是进入20世中叶以来,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治理需求,美国的政治家和公众更乐于以演绎性解释而非直接更改的方式维护《联邦宪法》时效性的主要原因。因此,虽然对于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顺利实施而言,宪法层面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仅仅为了实现一次“完美”的国会立法机制改革,尚不足以构成修正宪法的充要条件。诚然,宪法不易更改,为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推进和发展制造了障碍,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立法机制改革舍此就别无他途。早在“民主化改革”时代,美国国会就曾尝试借助信息化办公技术和工具提升自身立法效能,并以此巩固和增强其在联邦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可当时的信息化办公技术囿于智能化程度不足的限制,只能充当人类议员和国会助理提升工作效率的工具,而无法给国会立法机制带来实质性改变,所以未对改革走向产生较大影响。然而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在实用化领域取得的突破,为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开辟新的路径提供了可能,即无人化立法技术。所谓无人化立法技术,是指依托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具备自主完成立法辅助工作甚至立法决策能力的无人化办公程序。相比于已有的改革路径,无人化立法技术不仅有望显着提高美国国会立法工作的效率,而且其自主工作能力衍生出的技术中立特质可以显着降低人为因素对国会立法机制及其改革的影响,这对于提升美国国会立法过程的公平性、公正性,实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依法立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学位论文由六章和一个结语组成。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负责介绍本文的选题目的和意义、学术综述、研究方法、创新之处、逻辑结构等内容;第二章是对“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概念及背景的阐释,包括核心概念界定、对美国国会立法机制的溯源性梳理以及对改革背景和依据的介绍;第三至五章分别从改革方案的形成、针对立法制度的改革、针对立法行为的改革和对改革的阶段性评价等角度,对三个阶段的国会立法机制改革进行了论述;第六章是对改革的反思,其内容涵盖改革的经验、教训、影响与改革反映出的规律。结语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笔者认为,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确实遭遇了难以突破的瓶颈,其中既有宪法体制的理论与制度极限,也有现有改革路径的结构性缺陷。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彻底陷入死局。如果能将人工智能为代表无人化立法技术纳入立法机制改革的构想和计划内,或可为推进美国国会立法、监督、制衡能力全面提升找到新的突破口。
陈晓芳,蒋武,夏文蕾,陈昕[7]（2021）在《会计研究核心热点主题评述及贡献分析：1980-2019》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会计研究》刊发的学术论文为样本,采用科学计量和知识网络分析的研究方法对采集的科学文本数据进行文本挖掘及可视化分析,在总体性识别《会计研究》刊文主要热点主题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我国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等背景,将研究阶段划分为会计规范体系恢复重建阶段（1980-199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规范体系形成阶段（1992-199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规范体系完善阶段（2000-2017）、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规范体系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2019）四个阶段,并对《会计研究》刊文核心热点主题进行分阶段识别、评述与贡献分析,以期为会计理论研究引领会计制度、会计准则等改革创新,客观促进我国会计规范体系的重建、形成、完善及高质量发展提供证据。
孟繁争[8]（2021）在《基于扎根理论的康美药业财务舞弊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发展带动资本市场发展,但是资本市场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带来了一些问题,监管薄弱、法律漏洞等导致财务舞弊行为有愈演愈烈的态势。企业为了满足利益要求,不惜违背国家相关法律进行违法活动。财务舞弊危害严重,导致公司声誉受损甚至还会面临退市、破产风险,给广大投资者造成利益损失的同时也影响了资本市场功能。因此找出财务舞弊动因并提出措施来治理财务舞弊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作为2020年20起典型违法案例之一,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2016到2018年,累计虚增货币资金887亿元,虚增收入275亿元,虚增利润39亿元,非经营性占用资金116.19亿元,作为A股市场最大财务舞弊案,康美药业引起了资本市场的重点关注和焦点访谈的点名批评。文章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康美药业财务舞弊相关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分析、主轴式编码分析,得出企业经营需要压力、个人利益需要、第三方利益需要、内部治理缺陷、外部监督失效、暴露风险、文化七个影响财务舞弊动因的主范畴,最后经过选择式编码的“逻辑故事线”得出需要、条件、文化三个影响财务舞弊动因的核心范畴,这就是经过扎根研究得出的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舞弊动因。接着根据财务舞弊动因之间的关系构造财务舞弊动态作用机理,并分析不同阶段财务舞弊的核心作用机理是哪个因素,由此构建反财务舞弊的防线,并提出治理财务舞弊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加强职业道德建设、规范岗位设置、建立董事长总经理分离的治理模式、提高审计机构独立性、设立财务舞弊准备金等。通过对康美药业这一典型财务舞弊案用扎根理论的方法进行研究,能够得出有针对性的、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影响财务舞弊的动因,可以构建新的可以解释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动因理论,用来发现、分析其他公司存在的财务舞弊问题,并根据提出的对策治理财务舞弊。
李青华[9]（2020）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大智慧公司审计研究失败的案例》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资本市场在不断的发展中,审计的作用慢慢体现出来,由于对其的需要持续的增多,注册会计师（CPA）作为鉴证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真实性、合法性、公允性的“经济警察”也更加令人关注,同时审计失败发生的可能性也随上市公司规模扩大、业务种类增多、财务舞弊手段众多而不断增大。注册会计师防范审计失败的难度日益增加。审计失败不但给投资者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也严重影响了会计事务所及相关工作人员对外的可信度,甚至使得社会公众不相信其工作的能力,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本文将理论研究结合案例分析,在国内外学者对审计失败研究的基础上,围绕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失败的经典案例,深入探究审计失败的表现、成因及后果,提出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来防范审计失败,为注册会计师审计行业的健康发展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首先,介绍了审计失败的定义以及表现形式,基于过程论而言,将注册会计师及相关单位在进行审计工作的时候,在遵守一般公认的审计准则和执行具体审计程序上未能做到勤勉尽责,或者主观上放弃其独立性,串通管理层对重大事项进行欺诈隐瞒,未能披露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存在的财务舞弊情况,出具的是具有虚假内容的审计报告,称之为审计失败。其有两种表现形式:审计过失和审计欺诈。出现这种情况的因素有很多,如被审计单位财务舞弊、注册会计师能力不足、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不到位以及审计行业监管薄弱等。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审计冲突理论和GONE理论,从理论层面对审计失败的成因作出了阐释。其次,选取了立信对大智慧年报审计这一经典的审计失败案例,分别从虚假收入确认、成本跨期列支、提前合并子公司报表等方面介绍了上海大智慧公司财务舞弊的情况,立信事务所在审计上海大智慧公司报表时由于未严格执行审计准则,审计程序不到位,从而出具了虚假的审计报告,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受到证监会处罚,致使其声誉受损,并按判决须对投资者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再次,对案例中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及审计人员方面,发现了事务所及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未保持必要的职业谨慎和怀疑态度,对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念落实不到位,审计程序和工作底稿编制审核不到位以及事务所对审计报告质量控制失效为审计失败提供了可能。被审计单位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助力企业恶意进行财务舞弊,外在诱因加上会计师事务所及审计师执行审计准则不到位直接导致了审计失败的发生。审计市场的无序竞争、注册会计师行业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行业自身监管还存在不到位的情况等现行其他外部环境也会使得这种情况一再出现。最后,本研究利用相关例子,在对其进行探讨的基础上得到了一定的结论:在审计市场过度竞争监管力度不足的外在环境下,由于被审计企业的专门性的财务作假,而注册会计师职业胜任能力不足、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失效致使未能披露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存在的财务舞弊情况,出具了具有虚假内容的审计报告,直接将导致审计失败的发生。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未能做到勤勉尽责导致审计失败,需要对投资者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相关审计企业应贯彻风险导向审计理念,强化质量控制,有关管理部门应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审计监管体系,规范审计标准,增加惩罚力度,防范发生审计失败。
荣震[10]（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腐败治理,围绕着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搞好反腐倡廉建设的中心问题,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腐败治理道路,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腐败治理体制。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和经验,把握新时代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新任务新要求,对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文章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为研究对象,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为理论基础,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该理论分析框架包括纵向历时分析和横向要素分析两个维度。以理论分析框架为依托,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演变历程。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划分为1978年至1992年的恢复重建阶段、1992年至2002年的适应性改革阶段、2002年至2012年的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阶段。每一个历时时期内的分析则以横向要素为依托,从制度环境、制度需求、制度供给三个展开论述。其中,制度环境主要包括国际和国内环境,制度需求主要是从腐败形势对腐败治理体制提出的治理任务角度切入,而制度供给则包括腐败治理指导思想、组织体系和具体制度规范供给三个内容展开论述。历史演进分析之后,综合运用制度分析范式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历程进行理论透视,从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动因分析、行动者分析、变迁模式和路径依赖五个逻辑线条探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在进行透彻的历时演变分析和变迁逻辑分析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特征、基本经验与存在问题进行归纳与总结,最后,从战略、策略和基本着力点三个层面提出了新时代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基本路径。具体而言,文章共包括五个章节:第一章主要是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在阐释腐败、腐败治理、体制与机制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明确界定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内涵、基本功能与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模式。然后,基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三个理论流派主要理论支撑点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包括横向历时性分析维度和纵向要素性分析维度两个组成部分。第二章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十八大迈入新时代四个党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史演进划分阶段,结合官方腐败治理体制改革表述话语体系及学术界现有研究的阶段和命名划分,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划分为1978年至1992年的恢复重建阶段、1992年至2002年的适应性改革阶段、2002年至2012年的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阶段。对每个阶段内腐败治理的政治生态环境、腐败形势、腐败治理体制分别展开论述。第三章主要基于制度分析理论范式对腐败治理体制变迁进行理论透视,从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动因分析、行动者分析、变迁模式和路径依赖五个逻辑线条探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第四章是基于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变迁历程和变迁内在逻辑,对我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经验、主要特征和存在问题总结与分析;第五章则是在上述四章的基础上,从战略、策略和基本着力点提出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发展与完善的基本路径。
二、审计独立性的制度缺陷及制度重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审计独立性的制度缺陷及制度重建（论文提纲范文）
（3）A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内部跟踪审计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建设项目内部跟踪审计内涵的研究 |
| 1.2.2 关于建设项目内部跟踪审计风险的研究 |
| 1.2.3 关于建设项目内部跟踪审计质量控制的研究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基本框架 |
| 2 建设项目内部跟踪审计的理论概述 |
| 2.1 建设项目内部跟踪审计的定义与特点 |
| 2.1.1 建设项目内部跟踪审计的定义 |
| 2.1.2 建设项目内部跟踪审计的特点 |
| 2.2 建设项目内部跟踪审计的目标与职能 |
| 2.2.1 建设项目内部跟踪审计的目标 |
| 2.2.2 建设项目内部跟踪审计的职能 |
| 2.3 建设项目内部跟踪审计的程序及实施形式 |
| 2.3.1 建设项目内部跟踪审计的程序 |
| 2.3.2 建设项目内部跟踪审计的实施形式 |
| 2.4 相关理论基础 |
| 2.4.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4.2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4.3 委托代理理论 |
| 3 A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内部跟踪审计案例介绍 |
| 3.1 A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简介 |
| 3.1.1 A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概况 |
| 3.1.2 A高速公路项目建设流程 |
| 3.2 A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内部跟踪审计情况 |
| 3.2.1 A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内部跟踪审计的参与方 |
| 3.2.2 A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内部跟踪审计的审计依据 |
| 3.2.3 A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内部跟踪审计的审计程序 |
| 3.2.4 A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内部跟踪审计的主要内容 |
| 4 A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内部跟踪审计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A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内部跟踪审计存在的问题 |
| 4.1.1 审计质量有待提高 |
| 4.1.2 审计程序和内容不够规范、完整 |
| 4.1.3 审计各方协调沟通不理想 |
| 4.1.4 审计独立性受限 |
| 4.2 A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内部跟踪审计存在问题的原因 |
| 4.2.1 内部审计力量不足 |
| 4.2.2 审计介入时间模糊且滞后 |
| 4.2.3 各方人员对跟踪审计认识不到位 |
| 4.2.4 审计责任与管理责任混淆 |
| 5 完善A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内部跟踪审计的对策 |
| 5.1 建设高素质复合型审计队伍,提升审计工作质量 |
| 5.1.1 加强内部审计人才培养 |
| 5.1.2 进一步健全有效的跟踪审计质量控制体系 |
| 5.2 把握审计重点,关键环节适时介入 |
| 5.2.1 准备前期需关注的审计重点 |
| 5.2.2 施工阶段需关注的审计重点 |
| 5.2.3 竣工后期需关注的审计重点 |
| 5.3 正确定位跟踪审计,积极做好内部联动工作 |
| 5.3.1 强化全过程跟踪审计意识 |
| 5.3.2 建立审计沟通协调长效机制 |
| 5.4 明确审计方向,依法独立地履行内部审计监督职能 |
| 5.4.1 增强审计的服务性 |
| 5.4.2 明确审计职责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和研究价值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 |
| (二)主要研究领域及代表性观点简介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与结构模式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一)权力、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公权力与腐败 |
| (二)监督、监督制度、监督体系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认识的不断深化 |
| (二)学界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的探讨 |
| (三)梳理与整合:党和国监督体系的“十大要素”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结构模式 |
| (一)“多维立体协同”监督结构模式及其结构分析 |
| (二)“多维立体协同”结构模式的特点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 |
|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 |
| (一)党内监督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 |
| (二)国家监督践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打造廉政为民政府 |
| (三)社会监督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筑人民监督网 |
| 二、厘清监督主体——“谁来监督” |
| (一)厘清党内监督多元主体 |
| (二)厘清国家监督多元主体 |
| (三)厘清社会监督主体 |
| 三、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 |
| (一)党内监督对象始终坚持全覆盖和抓“关键少数”相结合 |
| (二)国家监督逐步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 |
| (三)社会监督对象的统一性和全覆盖 |
| 四、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 |
| (一)压实责任,党内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二)强化责任担当,国家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三)依法有序监督,社会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 |
| 一、始终坚守马列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 |
|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监督思想内核的坚守 |
| (二)对列宁社会主义监督思想的继承 |
| 二、始终继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的精神内核 |
| (一)学习借鉴苏联的党政监督模式 |
| (二)党政监督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 |
| (三)重视党政监督法规建设 |
| (四)建立局部政权条件下的行政监察制度体系 |
| 三、始终秉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 |
| (一)对我国传统法治监察思想的传承 |
| (二)对我国传统监察制度体系建设思想的借鉴 |
| (三)对我国传统廉政文化教育的扬弃 |
| 四、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思想的借鉴 |
| (一)各国应在共同反腐中交流互鉴 |
| (二)对资产阶级权力监督思想的批判吸收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 |
| (一)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制度框架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 |
| (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恢复发展(1978-2012) |
| (三)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发展(2012——)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必须坚持紧扣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和中心任务 |
| (三)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 |
| (四)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 |
| (五)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 |
| 一、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 |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 |
|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 |
|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优势 |
| (四)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 |
| 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贡献 |
| (一)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 |
| (二)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 |
| (三)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 |
| (四)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 |
| 第六章 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与完善对策 |
| 一、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 |
| (一)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 |
| (二) “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仍是党内监督的短板 |
| (三)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
| 二、健全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对策 |
| (一)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协同监督机制 |
| (二)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同级监督难题 |
| (三)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经典霸权理论回顾 |
| 1.2.2 债务与国家兴衰的关系 |
| 1.2.3 信用理论的演化发展 |
| 1.2.4 民族国家与财政国家的概念构建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的主要内容 |
| 1.3.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理论基础及历史背景 |
| 2.1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 |
| 2.1.1 国家信用的传统定义及其局限 |
| 2.1.2 国家信用系统的三角结构:实力、制度以及金融市场 |
| 2.1.3 优良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霸权兴起的促进作用 |
| 2.2 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下的信用内涵 |
| 2.2.1 西方经济学的信用内涵 |
| 2.2.2 马克思对信用的界定及其形式的划分 |
| 2.2.3 社会学的信用内涵 |
| 2.3 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诞生 |
| 2.3.1 欧洲近代国家公共财政的矛盾与惯性 |
| 2.3.2 国家举债推动下的欧洲金融市场发展 |
| 2.3.3 财政与债务问题牵引下的国家转型 |
| 第3章 荷兰公债成败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3.1 荷兰霸权兴衰的轨迹、理论以及公债信用的意义 |
| 3.1.1 荷兰霸权兴衰的历史轨迹 |
| 3.1.2 荷兰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3.1.3 国家信用担保的公债体制对荷兰霸权兴衰的意义 |
| 3.2 荷西争霸期间两国公债体制的绩效比较及其影响 |
| 3.2.1 荷西公债体制的绩效差异:利率、期限以及额度 |
| 3.2.2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争霸战争结果的影响机制 |
| 3.2.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本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
| 3.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的根源: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 |
| 3.3.1 荷兰优良国家信用的来源:财富、自治政体、税收改革、公债市场化与稳定的金融市场 |
| 3.3.2 西班牙国家信用低劣的根源:经济落后、王室专权、税制混乱 |
| 3.3.3 荷兰霸权衰落的公债及国家信用逻辑:军事压力与财政改革迟缓 |
| 第4章 英国国债、金融革命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4.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理论与国债信用的意义 |
| 4.1.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逻辑 |
| 4.1.2 英国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4.1.3 以国债及国家信用视角研究英国霸权兴衰的意义 |
| 4.2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及其绩效差异对两国霸权竞争的影响 |
| 4.2.1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起源与差异 |
| 4.2.2 英法百年争霸战争过程中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绩效差异 |
| 4.2.3 英法国家债务的市场化操作对金融市场乃至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 |
| 4.3 英法国家信用优劣差异的根源 |
| 4.3.1 英国卓越国家信用的来源：特权垄断公司、国家安全、财政集中度、国债市场制度化与独立中央银行的监督 |
| 4.3.2 法国国家信用不良的根源:财政改革受限、中央银行缺位及王权绝对专制 |
| 4.3.3 英国国家信用先于且导致霸权衰落的逻辑:经济衰退、一战、金本位制与资本流出 |
| 第5章 美国国债、国家信用的起源和完善及其对霸权崛起的影响 |
| 5.1 美国霸权的快速崛起、国债的起源与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 |
| 5.1.1 美国霸权崛起的历程 |
| 5.1.2 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独立战争时期的大陆贷款处票据与外债 |
| 5.1.3 美国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汉密尔顿的国债信用思想 |
| 5.2 美国国家信用初步完善所依托的六大支柱 |
| 5.2.1 实力因素:制造业驱动经济增长 |
| 5.2.2 制度因素:集中度更高的联邦制、以间接税为主的联邦税收体系 |
| 5.2.3 金融市场因素:统一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货币体系 |
| 5.3 美国霸权崛起期国债与国家信用对实力的提升效应 |
| 5.3.1 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 |
| 5.3.2 为华尔街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 |
| 5.3.3 为美国参与的重大战争筹集军费 |
| 第6章 透视美国霸权现状及其未来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1 美元危机的本质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1 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讨论 |
| 6.1.2 美国货币权力的演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3 美元危机出现与美元霸权确立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2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隐患以及替代者缺失 |
| 6.2.1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与优势 |
| 6.2.2 美国国家信用衰落的内部隐患:国债主动违约风险、无底线量化宽松、财政纪律松弛 |
| 6.2.3 欧元作为美元潜在替代者的国家信用缺陷 |
| 6.3 美日英德法的国家信用测度 |
| 6.3.1 体系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3.2 熵值法赋权 |
| 6.3.3 结果分析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1500 年以来的信用—霸权周期演进 |
| 7.1.1 荷兰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2 英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3 美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2 美国信用—霸权周期的未来 |
| 7.2.1 美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风险累积 |
| 7.2.2 全球化的分裂 |
| 7.3 疫情后的中国选择 |
| 7.3.1 中国的国债市场化道路、差距与对策 |
| 7.3.2 央行独立性与财政纪律 |
| 7.3.3 金融市场深化与开放 |
| 7.3.4 提升产业科技竞争力夯实国家信用之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研究（1946-199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美国国会立法机制的综合性研究 |
| 1.2.2 关于美国国会委员会制度改革的研究 |
| 1.2.3 关于美国国会预算编订机制改革的研究 |
| 1.2.4 关于国会助理制度和信息化办公技术在美国国会中应用情况的研究 |
| 1.2.5 关于代议制和政党政治对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影响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1.5 不足之处 |
| 1.6 逻辑结构 |
| 第2章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背景和依据 |
| 2.1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释义 |
| 2.2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溯源 |
| 2.2.1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的理论渊源 |
| 2.2.2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的宪法依据 |
| 2.2.3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的实践溯源 |
| 2.3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背景 |
| 2.3.1 总统权力扩张导致宪法体制失衡 |
| 2.3.2 国会立法工作量增加与工作难度提升 |
| 2.3.3 政党博弈阻碍了国会立法能力的提升 |
| 2.4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依据 |
| 2.4.1 改革的理论依据 |
| 2.4.2 改革的现实依据 |
| 小结 |
| 第3章 “委员会政府”时代的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1947-1964) |
| 3.1 改革方案的形成 |
| 3.1.1 改革阶段目标的确立 |
| 3.1.2 改革法案的制定过程 |
| 3.2 针对国会立法制度的改革 |
| 3.2.1 精简常设委员会体系与规范委员会工作流程 |
| 3.2.2 增加国会助理的数量与完善国会立法服务体系建设 |
| 3.2.3 建立国会与联邦行政机构间的预算协商机制 |
| 3.2.4 规范利益集团对国会立法的影响——以游说为例 |
| 3.3 针对国会立法行为的改革 |
| 3.3.1 国会党团成为“行政化”的委员会体系的辅助和补充 |
| 3.3.2 国会以预算政策为切入点尝试制衡总统权力的扩张 |
| 3.4 改革的阶段性评价 |
| 3.4.1 改革前后国会立法制度的比较 |
| 3.4.2 改革对提升国会立法效率的实际作用 |
| 3.4.3 改革对维护美国宪法体制的实际作用 |
| 3.4.4 改革对规范利益集团游说行为的实际作用 |
| 3.4.5 改革引发的宪法诉讼与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 |
| 小结 |
| 第4章 “民主化改革”时代的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1965-1980) |
| 4.1 改革方案的形成 |
| 4.1.1 改革阶段目标的确立 |
| 4.1.2 改革法案的制定过程 |
| 4.2 针对国会立法制度的改革 |
| 4.2.1 立法技术的更新与国会立法机制的民主化改革 |
| 4.2.2 国会助理制度和国会立法服务机构的革故与立新 |
| 4.2.3 国会预算编定机制的调整与预算监督意识的增强 |
| 4.2.4 联邦选举制度改革与限制总统战争权的行使 |
| 4.3 针对国会立法行为的改革 |
| 4.4 改革的阶段性评价 |
| 4.4.1 改革前后国会立法制度的比较 |
| 4.4.2 改革对提升国会立法效率的实际作用 |
| 4.4.3 改革对实现国会内权力分配民主化的实际作用 |
| 4.4.4 改革对维护美国宪法体制稳定的实际作用 |
| 4.4.5 改革引发的宪法诉讼与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 |
| 小结 |
| 第5章 “后改革”时代的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1981-1995) |
| 5.1 改革方案的形成 |
| 5.1.1 改革阶段目标的确立 |
| 5.1.2 改革法案的制定过程 |
| 5.2 针对国会立法制度的改革 |
| 5.2.1 《1994年国会重组法》草案的内容及立法过程 |
| 5.2.2 平衡预算与赤字削减法案的演进历程 |
| 5.3 针对国会立法行为的改革 |
| 5.4 改革的阶段性评价 |
| 5.4.1 改革前后国会立法制度的比较 |
| 5.4.2 党团领导的参众两院改革与府会博弈之下的赤字削减法案 |
| 5.4.3 改革引发的宪法诉讼与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 |
| 小结 |
| 第6章 对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反思 |
| 6.1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经验 |
| 6.1.1 立法程序“行政化”有助于提高立法效率 |
| 6.1.2 立法技术革新为改革提供了动力和新的路径 |
| 6.1.3 坚持民主立法是改革实效正常发挥的前提 |
| 6.2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教训 |
| 6.2.1 宪法权利观的滞后使改革目标与实际需求脱节 |
| 6.2.2 宪法稳定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消解改革实效 |
| 6.2.3 政党政治为国会立法机制改革平添了不确定性 |
| 6.3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影响 |
| 6.3.1 国会立法机制改革对各州议会立法机制的影响 |
| 6.3.2 国会立法机制改革对他国立法机构的借鉴意义 |
| 6.4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所反映出的规律 |
| 6.4.1 改革目标的设定要兼顾宪法原则与实际立法需求 |
| 6.4.2 选择改革路径时要积极尝试和妥善运用新的技术 |
| 6.4.3 立法机制改革不能脱离对宪法理论的反思和创新 |
| 小结 |
| 结语: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瓶颈与突破可能 |
| 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遭遇的瓶颈 |
| 无人化立法技术——突破改革瓶颈的新可能 |
| 无人化立法技术的应用可能遭遇的质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会计研究核心热点主题评述及贡献分析：1980-2019（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会计研究》刊文主要热点主题总体性识别 |
| 三、《会计研究》刊文核心热点主题分阶段识别、评述与贡献分析 |
| (一)会计规范体系恢复重建阶段(1980-1991) |
| 1.核心热点主题识别 |
| 2.核心热点主题评述 |
| 3.贡献分析 |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规范体系形成阶段(1992-1999) |
| 1.核心热点主题识别 |
| 2.核心热点主题评述 |
| (1)会计理论方法体系构建研究评述 |
| (2)会计准则制定研究评述 |
| (3)会计信息质量研究评述 |
| 3.贡献分析 |
| 第一，促使会计理论研究逐步从会计基础理论研究转向应用理论研究。 |
| 第二，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 |
| 第三，客观上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规范体系的初步形成。 |
|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规范体系完善阶段(2000-2017) |
| 1.核心热点主题识别 |
| 2.核心热点主题评述 |
| (1)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研究评述 |
| (2)内部控制研究评述 |
| (3)公司治理研究评述 |
| (4)会计信息质量研究评述 |
| (5)盈余管理研究评述 |
| (6)公允价值研究评述 |
| 3.贡献分析 |
| 第一，为推动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
| 第二，为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提供了有力支撑。 |
| 第三，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规范体系的完善。 |
| (四)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规范体系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2019) |
| 1.核心热点主题识别 |
| 2.核心热点主题评述 |
| (1)内部控制研究评述 |
| (2)审计质量研究评述 |
| (3)会计信息质量研究评述 |
| (4)盈余管理研究评述 |
| 3.贡献分析 |
| 四、总结 |
（8）基于扎根理论的康美药业财务舞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财务舞弊动因研究 |
| 1.2.2 财务舞弊治理研究 |
| 1.2.3 财务舞弊方法研究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2 存在的不足之处 |
| 1.5 技术路线图 |
| 2.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财务舞弊概念界定 |
| 2.2 财务舞弊基本理论 |
| 2.3 扎根理论 |
| 3.康美药业财务舞弊的基本情况及手段介绍 |
| 3.1 康美药业公司概况 |
| 3.2 康美药业财务舞弊过程及处罚 |
| 3.2.1 财务舞弊案例事件节点 |
| 3.2.2 财务舞弊案处罚结果 |
| 3.3 康美药业的主要财务问题分析 |
| 3.4 康美药业财务舞弊主要手段分析 |
| 3.4.1 虚增收入和利润 |
| 3.4.2 虚增货币资金 |
| 3.4.3 虚增工程项目 |
| 3.4.4 隐瞒关联方交易 |
| 4.基于扎根理论的康美药业财务舞弊动因分析 |
| 4.1 研究设计与资料来源 |
| 4.1.1 研究设计 |
| 4.1.2 选择原因 |
| 4.1.3 资料来源 |
| 4.2 康美药业财务舞弊动因的扎根理论分析 |
| 4.2.1 财务舞弊动因—开放式编码 |
| 4.2.2 财务舞弊动因—主轴式编码 |
| 4.2.3 财务舞弊动因—选择式编码 |
| 4.2.4 扎根理论下财务舞弊动因 |
| 5.扎根理论结果下的财务舞弊形成机理分析 |
| 5.1 财务舞弊前期核心因素文化作用机理 |
| 5.2 财务舞弊中期核心因素需要作用机理 |
| 5.3 财务舞弊后期核心因素条件作用机理 |
| 6.扎根理论下财务舞弊治理对策研究 |
| 6.1 加强文化道德建设 |
| 6.1.1 开展职业道德课程 |
| 6.1.2 提升企业文化建设 |
| 6.1.3 规范各个岗位职责 |
| 6.2 降低财务舞弊需要 |
| 6.2.1 聚焦主业瘦身副业 |
| 6.2.2 扩宽企业融资渠道 |
| 6.3 减少财务舞弊内部条件 |
| 6.3.1 加强内部控制建设 |
| 6.3.2 加强内部治理制度 |
| 6.4 减少财务舞弊外部条件 |
| 6.4.1 加强审计机构监管 |
| 6.4.2 建立监督举报机制 |
| 6.4.3 提高财务舞弊成本 |
| 6.5 不同时期治理财务舞弊的关键因素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大智慧公司审计研究失败的案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审计失败定义的文献回顾 |
| 1.2.2 关于审计失败成因的文献回顾 |
| 1.2.3 关于防范审计失败对策的文献回顾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本文的研究思路 |
| 1.3.2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框架 |
| 2.审计失败的理论概述 |
| 2.1 审计失败的定义及其表现形式 |
| 2.1.1 审计失败的定义 |
| 2.1.2 审计失败的表现形式 |
| 2.2 审计失败的成因 |
| 2.2.1 被审计单位财务舞弊 |
| 2.2.2 注册会计师执业质量不佳 |
| 2.2.3 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不到位 |
| 2.2.4 审计行业监管力度不够 |
| 2.3 审计失败的后果 |
| 2.3.1 相关主体人员受到监管机构处罚 |
| 2.3.2 影响会计师事务所声誉 |
| 2.3.3 损害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 |
| 2.3.4 会计师事务所对投资者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
| 2.4 审计失败的理论解释 |
| 2.4.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4.2 委托代理理论 |
| 2.4.3 审计冲突理论 |
| 2.4.4 GONE理论 |
| 3.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大智慧审计失败的案例介绍 |
| 3.1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介绍 |
| 3.1.1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概述 |
| 3.1.2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简介 |
| 3.2 上海大智慧财务舞弊的情况介绍 |
| 3.2.1 在无法预计客户退货可能性的情况下,提前确认当期销售收入 |
| 3.2.2 将客户委托理财款虚假确认为销售收入 |
| 3.2.3 在仅有初步合作框架协议未实际提供服务情况下确认收入 |
| 3.2.4 将本属于2013年的年终奖金计入2014年的成本费用 |
| 3.2.5 提前将尚未控制的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
| 3.3 立信事务所对大智慧审计失败的具体表现 |
| 3.3.1 未对销售业务中已关注到的异常事项执行必要的审计程序 |
| 3.3.2 未对临近资产负债表日非标准价格销售情况执行有效的审计程序 |
| 3.3.3 未对抽样获取的异常电子银行回单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 |
| 3.3.4 对于跨期计发年终奖的情况未按权责发生制的原则予以调整 |
| 3.3.5 未对其子公司购买日的确定执行充分适当的审计程 |
| 3.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大智慧审计失败的后果 |
| 3.4.1 事务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受到证监会处罚 |
| 3.4.2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声誉受损 |
| 3.4.3 事务所对投资者的损失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
| 4.立信会计师审计失败的原因分析 |
| 4.1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方面的原因 |
| 4.1.1 对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念落实不到位 |
| 4.1.2 对审计工作底稿的编制和复核工作执行不到位 |
| 4.1.3 事务所质量控制执行不到位 |
| 4.2 审计人员方面的原因 |
| 4.2.1 缺乏应有的职业谨慎与怀疑态度 |
| 4.2.2 未执行恰当、必要的审计程序 |
| 4.2.3 过度依赖内部证据 |
| 4.3 大智慧公司方面原因 |
| 4.3.1 大股东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贪婪心理是财务舞弊发生的起因 |
| 4.3.2 “一股独大”的公司治理结构给财务舞弊提供了机会 |
| 4.3.3 通过粉饰财务报表来避免ST |
| 4.3.4 惩戒力度不足,企业的舞弊收益远大于舞弊成本 |
| 5.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失败案例的结论与启示 |
| 5.1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失败的结论 |
| 5.1.1 大智慧公司恶意财务舞弊是审计失败的诱因 |
| 5.1.2 注册会计师专业判断能力不足是审计失败的主要原因 |
| 5.1.3 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失效是审计失败的次要原因 |
| 5.1.4 审计市场的过度竞争及监管力度不足是审计失败的外在原因 |
| 5.2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失败的启示 |
| 5.2.1 评估客户信誉,谨慎承接审计业务 |
| 5.2.2 严格执行审计程序,关键程序不能省略 |
| 5.2.3 贯彻风险导向审计理念,加强审计质量控制 |
| 5.2.4 规范审计执业,避免恶性竞争 |
| 5.2.5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处罚力度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评述 |
| 三、研究内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可能的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 四、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相关概念阐释 |
| (一)腐败 |
| (二)腐败治理 |
| (三)体制与机制 |
| 二、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内涵 |
| (一)腐败治理体制的界定 |
| (二)腐败治理体制的价值及功能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典型 |
| 三、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构建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的思想 |
| (二)制度变迁理论 |
| (三)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 |
| 一、腐败治理体制的恢复重建时期(1978-1992) |
| (一)腐败治理体制恢复重建的制度环境 |
| (二)腐败形势:私利的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蔓延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恢复重建 |
| 二、腐败治理体制的适应性变革时期(1992-2002) |
| (一)腐败治理体制适应性变革的制度环境 |
| (二)腐败形势:权力寻租、资金密集型领域的多样化腐败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适应性变革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深化改革时期(2002-2012) |
| (一)腐败治理体制深化改革时期的制度环境 |
| (二)腐败形势:从争夺经济利益到争夺政治权力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深化改革 |
| 四、腐败治理体制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时期(2012—今) |
| (一)腐败治理全面协同深化改革的制度环境 |
| (二)腐败形势:高层化、群体化、家族化、多元化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逻辑 |
| 一、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 |
| (一)从治标主导到标本兼治的腐败治理战略取向 |
| (二)从权力反腐、制度反腐到系统反腐的核心理念 |
| (三)从反黑色腐败到全方位反腐的腐败治理行动策略 |
| 二、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动力机制 |
| (一)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外生因素 |
| (二)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生因素 |
| 三、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行动主体 |
| (一)党、政、司法机关为主的专门腐败治理机构 |
| (二)人大和政协等监督机构 |
| (三)社会参与主体 |
| 四、腐败治理体制变迁方式分析 |
| (一)供给强制性腐败治理体制变迁 |
| (二)需求诱致性腐败治理体制变迁 |
| 五、腐败治理体制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分析 |
| (一)权力结构不均衡的路径依赖 |
| (二)腐败治理手段的路径依赖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特征、基本经验和主要问题 |
|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主要特征 |
| (一)中国共产党高度反腐自觉的变迁底色 |
| (二)腐败治理制度体系建构与完善的变迁核心 |
| (三)兼具时代性与历史传承性的变迁历程 |
| (四)党纪国法互联互通的变迁协同 |
|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基本经验 |
|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确保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正确政治方向 |
| (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推动腐败治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
| (三)明确核心理念,锁定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价值导向和目标定位 |
| (四)与中国政治发展环境相适应,保证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时代回应性 |
| (五)寓腐败治理于制度建设之中,促进腐败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 |
| (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腐败治理的公信力和凝聚力 |
| 三、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腐败治理的认识存在误区 |
| (二)腐败治理机构职能协同不足 |
| (三)腐败治理制度规范有待完善 |
| (四)腐败治理体制的社会参与不足 |
| 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现代化治理理念不牢固 |
| (二)体制自主性困境的制约 |
| (三)腐败治理体系不完整 |
| (四)腐败治理能力总体偏弱且不平衡 |
| 第五章 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路径选择 |
| 一、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战略分析 |
| (一)坚持以政党为中心的反腐逻辑支点 |
| (二)坚持法治思维为主导的反腐价值理念 |
| (三)坚持多元主体协同的反腐行为取向 |
| 二、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策略分析 |
| (一)强化反腐倡廉思想教育 |
| (二)推进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 |
| (三)促进腐败治理的社会参与 |
| (四)加强腐败治理的国际合作 |
| 三、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基本着力点 |
| (一)强化腐败治理主体责任 |
| (二)强化反腐制度落实 |
| (三)创新廉政教育方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四、审计独立性的制度缺陷及制度重建（论文参考文献）
- [1]突发公共事件审计优化研究 ——以我国新冠肺炎疫情为例[D]. 凌瑜晗. 云南财经大学, 2021
- [2]中央苏区审计监督制度研究[D]. 钱颖. 贵州财经大学, 2021
- [3]A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内部跟踪审计问题研究[D]. 吴文慧.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1)
- [4]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D]. 张玉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D]. 李黎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6]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研究（1946-1995）[D]. 李俊霖. 辽宁大学, 2021(02)
- [7]会计研究核心热点主题评述及贡献分析：1980-2019[J]. 陈晓芳,蒋武,夏文蕾,陈昕. 会计研究, 2021(04)
- [8]基于扎根理论的康美药业财务舞弊研究[D]. 孟繁争. 中原工学院, 2021(09)
- [9]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大智慧公司审计研究失败的案例[D]. 李青华.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4)
- [1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D]. 荣震.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