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迎接又一个春天——写在《信息网络安全》创刊两周年（论文文献综述）
杨莹[1]（2019）在《抗战时期福建《现代文艺》月刊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文艺》月刊是由福建永安改进出版社主办的一份文艺期刊,期刊自1940年4月25日创办起,一直坚持到1942年12月25日,共出版6卷33期,王西彦、章靳以历任期刊主编。作为战时东南地域最具影响的文艺刊物之一,《现代文艺》的创刊,有赖于福建的抗日历史语境与战时文学生态。其独特风貌与文本特点引人注目,通过对《现代文艺》的生成、架构与特点的探析,揭示文艺期刊于抗战时期所发挥的作用。通过微观层面的个案研究,尽可能地呈现地方抗战文艺期刊于抗战文学史上的潜在价值。
王砾珠[2]（2019）在《延安整风时期《新华日报》改版研究》文中提出《新华日报》作为一份中共党报诞生于抗日战争初期的国民党统治区,其处在国统区的特殊地理位置不仅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同时也是党在革命阶段的政治宣传需要,这使得《新华日报》在特殊的历史阶段肩负了向国统区人民宣传党的理想信念的特殊使命。因此,在1942年中共党报的整体改版整风之中,《新华日报》改版的许多方面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了一定的特殊性。《新华日报》的改版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1942年,国内外战争和政治形势的变化都对党的建设和党的宣传工作提出了挑战,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整风运动也对党报的各项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此同时《新华日报》作为一份中共党报,在此前工作中党性不强、脱离群众等诸多问题也显露出来,这些主客观因素的出现共同促成了报纸的改版。本着将报纸真正办成党的喉舌、人民大众的喉舌的目标,《新华日报》在改版中以党性和群众性这两个原则为重要着力点进行了由表及里、层层深入的改革。《新华日报》的改版首先进行的就是对报纸版面的革新,通过调整各类新闻报道比例、增加副刊和专栏的方式,从数量上扩大报纸对敌后抗战和党在根据地建设的报道。接着报纸从报道内容的质量上对自身提出了新的要求,通过对文章的语言、选材,以及对党的文件的解读这几个方面的重视,从报道内容的品质上实现了对党性和群众性的贯彻。最后,《新华日报》将报纸改版的主要方针从报纸表面落实到报社内部组织里,在可学习经验和经济条件都极为有限的前提下,报纸将改版中着力突出的党性和群众性原则应用到报社的经营管理方式变革上,并落实到报社里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学习和工作之中,更加由内而外地促进了报纸改版中各项基本原则的落实。《新华日报》的出现开辟了党在国统区公开办报的先例,因此,它改版的成功也为日后党报的发展变革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其中,报纸在限制性环境下对党报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品质的坚守,成为了这之后党报发展共同遵循的重要原则。另外,《新华日报》在此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对报纸进行的由表及里的革新,成为了其作为党报改版的独特经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进入新时代之际,党报阅读的普遍性与抗战时期相比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这也同时对新时代党报的发展提出了挑战,不得不说,时代的发展进步还会不断对党报建设提出新的要求,那么如何在恪守党报本职工作的同时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这时就可以从党报发展的历史中寻找经验,通过不断的、由浅入深的改版革新,使党报在激烈的新媒体竞争中保持权威性和普遍性不动摇。
齐文进[3]（2019）在《《战线》杂志研究 ——以晋察冀边区党建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战线》是中共晋察冀省委创办的一份工作指导类党建刊物,在对边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政策教育、形势教育及党务教育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它以分区党委（含）以上党员干部为主要读者对象,在党内秘密发行,主要出版时间为1938年2月至1944年5月。在此期间,《战线》共出版120期,其中刊载了大量与边区党的工作有关的文件、工作指导文章、基层经验文章,转载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北方分局的重要决定、指示,对基层党员干部起到了教育和指导作用。《战线》是一座研究晋察冀边区党的建设的史料宝库。它的内容,涉及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等方方面面,上至党中央、北方局,中至北方分局、区党委,下至地委、县委的言论、报告、经验总结都十分丰富。它基本保持了半月刊的出版连续性,加上期刊所特有的集纳性,形成了一幅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革命与建设的“全景图”,其中蕴含了十分宝贵的民族民主革命、局部执政、党的建设的理论精髓和精神财富。深入研究《战线》内容,就可发现边区党坚持群众立场、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英勇奋斗精神;紧紧围绕抗日与巩固根据地两大中心任务,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孤悬敌后、政治形势复杂的晋察冀,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自力更生,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动工农群众、又兼顾地主富农的统一战线政策;坚持不懈地在党内开展既反“左”、又反右的“两条战线”斗争,保证了党的独立性和纯洁性;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对政权、军队、群众组织的一元化领导,在艰苦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革命实践中,边区党真正把自己锻炼成为边区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边区党在实践中既大刀阔斧开展工作,又注意精雕细刻巩固工作;既注重原则领导,又注重具体指导;既注重反对“左”,又注意反对右;既注重整顿和洗刷,又注重教育和培养;既注重军事,又注重民生;既注重革命,又注重执政;既注重运动,又注重秩序,把边区建设成了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晋察冀边区党创造的党建模式、执政模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做了可贵探索,其中经验,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有着很强的启示意义。《战线》的办刊理念,对做好新时代地方党刊工作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战线》作为一本地方党刊,办刊理念科学,坚持工作指导类党刊定位,不过多刊登理论文章;坚持全党办刊,不只是编辑部成员“同人”办刊;坚持保持权威性,由边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地委及县委主要负责人撰稿;坚持专题办刊,满足基层党员干部对工作指导上的深层次需求;坚持建好通讯员队伍和交通发行网络,确保信息畅通、发行畅通等,都值得互联网时代的办刊人深入研究并合理借鉴。
耿春亮[4]（2015）在《《晨报副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8-1926）》文中提出作为民国初年的“四大副刊”之一的《晨报副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阵地之一,同时也是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重要阵地之一,理清它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它各流派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状况,对于更好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情况,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理论意义。但是,到目前为止,学界对《晨报副刊》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之间关系的专门研究却付之阙如。有鉴于此,为真实反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原初状态,本文在充分参考借鉴学术界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1918年至1926年间《晨报副刊》有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方面的部分代表性文本的清理研析,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的人事谱系、思想理论资源以及在面对现实的对苏关系等重大问题时各种政治势力如何运用这些思想理论资源来展开辩驳。本文首先对《晨报副刊》的人事关系进行了梳理分析,从中窥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本人在《晨报副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事谱系中处在关键地位,该副刊上所刊发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书写者几乎都与李大钊有密切的关系。他们通过会晤等方式对共产主义研究产生兴趣,因同校同学关系而关注马克思主义,凭借学会的渠道而在中国有组织有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本文进一步对《晨报副刊》上所发表的若干典型文本进行了研讨分析,初步厘清了马克思主义文本书写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思想理论资源。在欧洲社会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方面,安部矶雄的着作成为书写者的范本;他们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理解,不少来源于同一时期日本学者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阐释;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解读,离不开河上肇等日本学者对《资本论》的简明解读,甚至对马克思、恩格斯等无产阶级领袖的认识也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唯一的影响源,考茨基、柯尔、Ensor等欧美理论家、学者的作品,也是他们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1925年10月至1926年初,《晨报副刊》上演了“联俄与仇俄”之争。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将其纳入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视域,进行了独到的历史考辨。通过系统解读参与“联俄与仇俄”之争的各派政治势力的言论,本文发现随着争论的深入,自由主义者、研究系逐渐倾向于国家主义派,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苏联是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不应与之联合;而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则认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应与苏联联合,应以共产主义作为中国的出路。
石玮[5]（2013）在《美国新闻处在华活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美国新闻处（U. S. InformationService，简称USIS）是美国驻国外的宣传、情报机构，在中国大陆的活动起始于1942年，终结于1949年。本文的主旨就在于在分析相关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多学科的理论对美国新闻处的机构、人员、职能、活动、宗旨等各方面进行一个全面的研究。论文主要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从历史背景的角度来探讨美国新闻处的历史沿革。美国新闻处的诞生有其历史原因，本文试图梳理美国对外宣传史，从这一角度入手，探讨其作为一个机构，从二战中诞生到冷战中发展的历程。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分析，一方面从美国的角度出发，从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对外宣传开始，到美国新闻处的成立，探求其中一以贯之的一条主线：为了美国国家利益而开展对外宣传。另一方面，也从中国的角度出发，结合当时的国内历史政治条件，分析美国新闻处是如何适应中国环境，进而开展活动的。在这一时期，美国战时的心理战机构转变成冷战早期的一个功能更为多样的外宣、情报、文化交流机构。而破裂，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一个历程。这对于美国新闻处的宗旨和任务也有直接的影响。在此历史背景的分析上，本文试图从梳理美国进行对外宣传和文化渗透的宏观历史背景入手，进而把美国新闻处的历史沿革进行简要的介绍。主要划分为三个时间段，首先是1942年至1945年美新处的前身--战时情报局（OWI）时期，然后是1946年至1949年美国新闻处（USIS）时期，最后是1949年后，美国新闻处在中国大陆解放后，主要在香港、台湾地区活动时期。第二章在第一章分析的基础上，对美国新闻处的组织机构和职能以及具体负责人进行介绍和探讨。美国新闻处的组织机构经过了一个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而其所设的各机构均是为了服务其具体职能的，即信息发布、文化交流和情报搜集三大任务。本文将利用地域和时间双重维度对美国新闻处在华的活动进行探讨。第三章分析美国新闻处在华活动的重要使命之一：对外宣传。美国新闻处在中国开展活动，主要是为了美国国家利益开展对外宣传。在不同时期，其侧重点有所不同。在二战时期，其侧重点在于揭露法西斯国家的罪恶，鼓舞同盟国的士气。而在冷战时期，其侧重点则相应变为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揭露共产主义的罪恶及危险。在进行对外宣传中，美国新闻处有一些具体的手段和方法，例如框架化的新闻报道模式及从意识形态出发的宣传口径等，本文将做适当分析。美国新闻处在华进行对外宣传的成败得失也将在这一章中进行具体分析和探讨。第四章分析美国新闻处在华活动的另一个重要使命：开展“文化外交”。本章将首先界定“文化外交”的概念和实质，然后分析美国新闻处对于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政策的贯彻和实施情况。美国新闻处为了完成该项使命也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办图书馆、放映电影、举办各种文化展览，张贴宣传画，翻译出版书籍、办理两国新闻界和文化界人士的互访活动等。上述这些工作的具体情况和成效也将在本章探讨。第五章在结合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分析基础上，试图在理论的层面上对美国新闻处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进行分析。本章将在三个层面上进行研究。从宏观层面上，本章将主要探讨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由美新处主任费正清所提出的带有“现代化”思潮意味的美新处活动指导思想，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冲击究竟是什么，程度又是如何。由于曾任美国新闻处处长的费正清是美国着名的汉学家，他的冲击—主导了美国新闻处的活动方向，因此，在那一时期在美国新闻处的新闻产品中，有大量介绍美国和西方国家先进生产力、先进生活方式的内容。因此，本研究试图从美国新闻处的新闻产品入手，分析其与中国社会的互动。来分析美国新闻处所生产的新闻产品究竟如何影响了一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中观层面上，从不同阶级和阶层从美国新闻处获得的启迪入手，分析美国新闻处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主要将分析美国新闻处对当时的两大政治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影响。
陈艳辉[6]（2013）在《湖南《力报》（1936-1945）研究 ——基于文化抗战视角的考察》文中认为1936年9月15日,《力报》在反日声浪越来越高涨的古城长沙诞生。同时期长沙流行的小报以娱乐为定位,党政机关报以宣传党义为目标,《力报》则以传播、传承文化为宗旨,七七事变后,更以文化抗战为职志。1938年11月,因文夕大火,《力报》被迫停刊。1938年12月15日,长沙《力报》在邵阳复刊,后因与中共有关系而于1940年5月13日被第九战区司令部查封,在此之前,已有一部分人去桂林于1940年3月10日刊行了《力报》。此后,原力报人再一分为二：一部分人于1940年7月1日在衡阳出版《力报》,衡阳失守后曾一度到贵阳发行；另一部分人则于1943年6月10日在沅陵刊行《力报》,1945年11月迁回长沙。《力报》历经磨难,百折不回,但因为初期与复兴社的关系而导致它的价值被遮蔽,现有的研究成果很少。本文以1936.9.15至1945.8.15期间的在湖南境内出版的四份《力报》为研究对象,从文化抗战的视角出发,运用文献研究、归纳分析等方法,力求回到历史情境之中,从报纸的发展变迁、报道、言论、副刊专刊及报人等具体层面切入,系统考察和分析它们是如何为抗战服务从而体现自己的价值的。本文首先考察、分析四份《力报》的来龙去脉,梳理彼此之间的关系,着重强调它们共同的宗旨——“文化抗战”。辗转流徙中,力报人都不曾放弃“力报”这块招牌并一贯坚持最初的宗旨,这缘于他们对新闻事业有着相似的认识并“以报人为终生职业”,更为重要的是对国家、民族同怀深厚的情感和强烈的责任感,因而对《力报》都付出了心血,因此,本文接着分析力报同人“以一支秃笔奋战在文化战线上”的精神、思想和践履,并对他们积极参与各救亡团体和身体力行募捐劳军给予肯定。报道和言论是报纸的两大支柱,本文第三和第四部分分析和论述四份《力报》前后相继记录抗战全程,彰显中国军民的协同精神并通过言论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华文化之认同,凝聚民族抗战精神。副刊则是报纸“发扬文化的园地”,本文最后分析各《力报》在纸张供应减少、印刷困难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开辟园地,让战时教育、抗战文艺、学术研究等得以传播,使这些文化力量发挥抗战作用。总之,四份《力报》是坚守在文化战线上的抗战尖兵,从报纸本身的发展规律看,它们既有进步性,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
易旭明[7]（2011）在《中国电视产业的制度变迁与需求均衡》文中研究表明产业理论认为提升产业发展的因素主要是提升生产要素、创立良好市场环境、扩大国内需求、致力制度创新,那么当下影响电视产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制度创新。众多研究表明,制度变迁带来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体制改革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政策制度决定着包括电视产业在内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对于中国电视产业制度变迁,众多学界、业界人士从理论的角度、实践的角度作出过各种解释,提出了各种不乏价值的制度创新建议,但是政策与实务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以及从不同学科理论研究电视产业得出的结论之间巨大的缝隙还远未弥合。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方法,通过详细考察我国电视产业制度变迁中的系列重大制度创新步骤、分析当下的数字时代制度创新的收益成本,并深入分析了电视产业相关主体各种“需要”和“需求”,就中国电视产业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作用机制、未来变迁方向等问题得出以下观点:一、中央党政机构、地方党政机构、电视台、广告商、投资者以及观众等电视产业利益相关者是电视产业制度创新的“行动团体”,这些“行动团体”之间的博弈推动着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的过程。市场需求变动是影响制度创新“行动团体”行动收益的直接原因;国内外制度环境变化是影响制度变迁“行动团体”行动成本的主要原因;技术进步同时影响着制度创新行动的收益与成本。根据电视产业制度创新对各个利益主体的调整关系,本文粗略地将创新分为“增量型”制度创新和“存量型”制度创新。“增量型”制度创新由于对原有相关者的既定利益基本不减少,其它相关者利益得到增加,所以制度创新行动相对顺利;“存量型”制度创新则是对既有的利益格局进行一定的调整,此类制度创新则推进缓慢。大致来说,中国电视产业制度创新模型可以表示如下:二、市场需求持续扩张,将带来持续的潜在收益,这将成为电视产业利益相关者采取制度创新行动的持续动力。“增量型”制度创新将持续、较快地进行,尤其是在新媒体相关业务领域,在意识形态较弱的节目制作领域及其他文化产品生产领域;“存量型”制度创新进展将相对艰难,尤其是在传统电视业态中,在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节目领域。但是在实力特别强和特别弱的地区,在市场需求紧缩的时机中,在善于降低风险、扩大收益的“制度创新企业家”出现的地方,“增量型”制度创新也能取得突破。制度环境的持续变革也将持续改变“行动团体”的行动成本和行动动力。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中,在传统合法性资源基础上经济绩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源的强化,随着文化产业、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高,制度环境总体是有利于电视产业制度创新的。但是制度环境变革的速度却充满着不确定性、甚至变革的方向也在短期内也存在不确定性,主要是我国党政机构对意识形态宣传的认知和需要、对舆论失控风险成本的评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利益相关者行动博弈结果的也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存量型”制度创新短期内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从中长期来看加速产业制度创新趋势不可逆转。电视产业化提高了生产效率和需求的满足,但是有购买力的需求并不等于观众的全面“需要”。我国目前满足观众更高需要的政治节目、公共节目供应不足,并且相关制度创新在“路径依赖”的格局中处于“无人行动”的窘境。本文论证上述观点的过程是这样的:导论部分介绍了中国电视产业发展相对落后、文化价值相对混乱的研究背景,提出了研究问题,梳理了电视产业尤其是电视制度及的研究文献以及新制度次级行动团体配合制度创新行动电视需求变动制度环境变革预期纯收益变动初级行动团体采取制度创新行动经济学理论基础,阐述了核心概念等。第一章则考察了中国电视创建初期的制度——事业制度,通过详细介绍这种制度决策、执行的过程,并分析了这种制度的特征以及原因。不如此详尽、深入的地察中国电视制度的事业起源,就难以充分理解中国电视产业制度今天的本质。第二章考察了广告经营制度、“四级办”、有线电视制度等“增量型”制度创新的决策、实施经过,并介绍了这个过程中相应的人事、财务制度,以及上海、湖南、贵州制度创新的个案。这些制度创新的过程都是渐进的、边际突破的过程,是各个主体对创新行为成本收益权衡的结果。第三章考察了“治散治滥”、“集团化”、“制播分离”等“存量型”制度创新的决策、实施,分析了其中利益主体的成本收益权衡。第四章从生产能力、消费模式、规模经济等角度分析了数字技术的巨大产业潜能,分析了电视产业制度的瓶颈,论证技术革命对党政机构、电视台、投资商等主体的各种利益会带来改变,他们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从而行动动力会发生改变,“三网融合”制度创新的决策、实施过程也充分说明了这种利益权衡的存在。第五章则更深入的分析了观众复杂的需要结构和以购买力来衡量的市场需求变动,分析了党政机构对政权合法性的深层需要,从而分析了党政机构制度创新行动的动力及其变迁。本文提出判断电视制度效率的最终标准,是否利于全面满足包括有购买力的市场需求和没有购买力的收视需要,并分析了电视产业化的效率及其边界。结语部分则集中阐述了本文研究的结论。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从国家“赶超战略”实施、政权合法性巩固对宣传有着内在需要的高度论述我国电视宣传任务,这是认识我国电视政治宣传目标及其变动规律有效、有深度的观点创新;（二）,在清晰界定外延的基础上,从制度创新的综合成本、收益权衡解释历史上的电视产业制度创新,相对于以往文献仅仅从市场利益的角度论述更有解释力,也有创新价值;（三）,从社会原因、技术原因导致电视节目“私人产品”属性强化,从而解释我国电视产业化的原因,论述产业化的合理性及其边界,这是对我国传媒经济研究一个基本概念的理论创新。
张玉玲[8]（2006）在《论西部诗歌的几种走向》文中研究说明兴起于80年代的中国当代西部诗歌,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虽然在整体创作追求上未达到较明显的一致（也许这也不是件坏事）,加之理论倡导上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体系,加之西部本身的复杂与当今文坛的复杂,要想对西部诗歌进行较全面深刻的分析是不易的。但从其起而又落的过程中,思考一下有关诗歌自身规律及客观因素的条件是存在的。无疑,这也是现实提供给我们的课题。 本文注重第一首材料的掌握,在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以一种新的理论视界和结构框架,重新整合当代西部诗歌,即以当代为时间框架,把西部诗歌视作一个具有同一体的整体,侧重于它所体现的西部精神,因为西部诗歌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艺术精神,而它的独立品格也在悄悄形成。同时,注意西部诗人的个案研究,注重诗人主体的人格精神、心路历程和期待视野,并注意与主流文学或其他相关诗潮流派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发现西部诗歌的独特之处。我在本文中努力去做到,在宏观的对西部诗歌精神进行把握下也不忽略对有代表性诗人作品的精研细读,并对具有鲜明特色的诗人从不同视角着意地进行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并对其诗歌特征作出归纳总结,以期对西部诗歌无论从整体上还是在细微处都能给以客观、准确的评价。 在方法上,我力求做到三个方面的沟通,概括起来说,就是要从历史的、文化的和审美的这三个方面来观察和透视当代西部诗歌的几种走向,来研读作家作品,在这一片陌生的诗国领土里进行一番美的遨游。历史视角,就要努力寻找研究对象的历史参照系。不能孤立地进行对于一个流派或思潮的研究。要探讨他们与中外传统的历史联系和艺术借鉴与发展渊源关系。进一步,还要在这一诗潮的诗人在古今中外艺术的吸收与融汇中,确定他们自身的位置、特征和艺术走向。从他们的发展历史中,找到当代西部诗歌如何追求和创造通往更符合艺术的本质的道路,找到一些可供今天新诗艺术创造借鉴的规律和教训来。历史的视角,也就是对研究对象持一种历史的态度。要研究这些历史的创造物,就要有尊重历史原生性的态度,即按照它们原来产生的历史环境和作者的意图,来对他们进行一些富有创造性的阐释。文化视角,就是对诗歌作出文化方面的阐释。新诗,比起小说、散文、戏剧、电影等门类,是一个更难于理解和把握的领域。一般的新诗,要从文字上懂得,并不困难,但是要真正地理解它的内涵,也非容易之事。但是,我们知道,各种艺术形式的创造中,往往都离不开诗的要素。我们经常以“诗意”
刘晓丽[9]（2005）在《1939-1945年东北地区文学期刊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强权能约束人的行动,但不能束缚人的心灵。文学是人类的心灵产物,在日本强权统治下的1932-1945年的中国东北地区有自己的心灵史,也有其别样的文学实践经验和文学生产机制。这段文学应该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界。 基于以上观念,本论文选择了“1939-1945年东北地区文学期刊”的研究,通过实地调查以及对散佚资料的搜集和爬梳,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缺失的角落——伪满洲国时期的中国本土文学的现状和发展,作一系统的考述,并试图达到以下目的:绘出东北伪满洲国时期的部分文学图景,揭橥当时文人复杂的精神史的某些层面,厘清那个异态时空中精神世界的一些真相。 全文分为五章。 第一章“文学无意构建‘新满洲’”,是对伪满洲国时期存在时间最长的一本中文文化综合期刊《新满洲》的考述。考证出1939-1945年东北地区文学的主体倾向。本章首先描述伪满洲国的文艺政策及其政策实施的方略,展示该杂志生存的话语背景,并借此为全篇论文提供论述的基底。在此背景下详细考察《新满洲》杂志7年的编辑流程,厘清杂志的真实办刊策略。在特殊语境中,杂志既要维持自身的生存,又要维护文字的尊严,以文学为手段,在顺从文艺政策的同时却走向与之无关的不合作之路。在妥协和抗争的同时运作下,杂志中的文学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通俗文学承载了创生新文体的文学精神,女性文学提供了新的文学经验。 第二章“新文学的想象”,是对文学期刊《艺文志》《文选》《作风》《诗季》及“文丛刊行会”的考述。藉此描述伪满洲国时期东北新文学的发展状态,并探讨文学背后的作家个体心灵等问题。本章首先以围绕对“艺文志”同人的批评为线索,考察《艺文志》《文选》《作风》三种杂志以及“文丛刊行会”,展示伪满洲国时期东北部分作家、作品及文学期刊的经营形式。然后通过对当时惟一的一本中文诗歌杂志《诗季》进行考述,揭示当时文坛的诗歌发展状况。这些纯文艺同人杂志,只出刊了两到三期,便纷纷停刊,但这些当时文人的心血之作,其间寄托了他们的文学梦想和社会愿望,忠实地记录了艰难时世中不甘坠落的个体心灵的坚韧与挣扎。在上述期刊考述中还触及一些在伪满洲国生活的日本文人的创作情况及内心世界。 第三章“通俗文学的风景”,是对大众文化杂志《麒麟》的考述。藉此描述东北通俗文学的发展状况及其创作环境的情状。在当时的东北没有专门刊载通俗文艺的杂志,《麒麟》杂志可以算作当时文坛通俗文学的大本营。言情俊杰、侦探专家、武侠高手、幽默说客等汇聚于此,不仅有本地作者,还有华北通俗大家加盟,杂志以一半以上的篇幅,刊出了言情、
严明[10]（2003）在《迎接又一个春天——写在《信息网络安全》创刊两周年》文中研究指明 当辞旧的钟声再一次敲响的时候,我们的《信息网络安全》杂志也迎来了自己两周岁的生日。值此,谨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杂志成长的领导和广大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并送上最美好的新年祝福。 回顾这两年我们走过的路,是一段与中国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的发展息息相关的路。今天,伴随着中国互联网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的经历,我们的杂志也一步步从稚嫩中走出来,走进了关心信息网络安全的千万读者之中,成为他们忠诚的朋友。
二、迎接又一个春天——写在《信息网络安全》创刊两周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迎接又一个春天——写在《信息网络安全》创刊两周年（论文提纲范文）
（1）抗战时期福建《现代文艺》月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现代文艺》月刊筹办的历史语境 |
| 第一节 独特的战略位置与地理优势 |
| 第二节 开明的政治文化政策的庇护 |
| 第三节 流寓文人对于抗战现实的体认 |
| 第二章 《现代文艺》月刊的文学生态 |
| 第一节 文化统治的桎梏 |
| 第二节 统制经济的制约 |
| 第三章 《现代文艺》月刊的独特风貌 |
| 第一节 《现代文艺》月刊的作家构成 |
| 第三节 《现代文艺》月刊的文学立场 |
| 第三节 《现代文艺》月刊的编辑艺术 |
| 第四章 《现代文艺》月刊刊载的文学作品 |
| 第一节 抗战小说 |
| 第二节 抗战散文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2）延安整风时期《新华日报》改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选题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可能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新华日报》改版的原因 |
| 第一节 国内外战争形势的要求 |
| 一、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扩大,要求党报加强统一战线宣传 |
| 二、国内抗战转入相持阶段,要求党报加强思想教育 |
| 三、国民党再次掀起反共高潮,要求党报开展宣传反击 |
| 第二节 延安整风运动的推动 |
| 一、整风运动的理论准备奠定了党报改版的理论基础 |
| 二、全党整风运动的开展,为党报改版积累了实践经验 |
| 三、党报系统的改版整风直接推动了报纸改革 |
| 第三节 改版前报纸自身问题的亟待解决 |
| 一、报纸编排党性不强 |
| 二、报道内容群众性薄弱 |
| 三、党报文风不够简洁 |
| 四、党报工作者素质亟待提高 |
| 五、编辑组织不够周密 |
| 第二章 《新华日报》改版的具体内容 |
| 第一节 报纸版面上突出国内抗战和党群关系 |
| 一、加大了国内抗战相关报道的比重 |
| 二、增出副刊加强整风精神的学习与交流 |
| 三、改进专栏扩大党报读者群 |
| 第二节 报道内容上落实党报品质 |
| 一、文章选材上加强报纸党性 |
| 二、语言和文字上尽可能满足群众要求 |
| 三、建立文化界统一战线提高党报战斗性 |
| 第三节 改版整风精神渗透到报社内部 |
| 一、创办副业以协助党报发展 |
| 二、按照整风精神完善党报管理体系 |
| 三、完成党报工作者的整风教育 |
| 第三章 《新华日报》改版的成效、不足及启示 |
| 第一节 《新华日报》改版的成效 |
| 一、党报品质得以贯彻,发展走向成熟 |
| 二、获得党内外人士的充分肯定 |
| 三、党报改革的精神得以延续 |
| 第二节 《新华日报》改版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
| 一、改版过程中部分问题出现反复 |
| 二、群众需求无法全面满足 |
| 第三节 《新华日报》改版的现实启示 |
| 一、党报品质要实现党性与群众性的统一 |
| 二、党报要坚守意识形态阵地 |
| 三、办报策略要寻求媒体融合 |
| 四、党报工作者要具备实事求是的素质 |
| 五、引领全党办报和全民办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战线》杂志研究 ——以晋察冀边区党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和学术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四、时间、空间界定 |
| 五、概念说明 |
| 六、框架思路 |
| 第一章 《战线》的基本情况 |
| 一、《战线》创办的历史背景 |
| 二、《战线》出版的历史沿革 |
| 三、《战线》装帧印刷与发行 |
| 四、《战线》在党刊中的比较定位 |
| 第二章 《战线》的编撰群体与编辑理念 |
| 一、《战线》的编撰群体 |
| 二、《战线》的编辑理念 |
| 三、《战线》的稿件分析 |
| 第三章 《战线》与边区党的政治建设 |
| 一、宣传党的政治路线 |
| 二、宣传党的各项政策 |
| 三、宣传党的策略与任务 |
| 第四章 《战线》与边区党的组织建设 |
| 一、指导组织体系建设 |
| 二、指导干部审查管理 |
| 三、指导党员发展管理 |
| 四、指导支部建设整理 |
| 第五章 《战线》与边区党的思想建设 |
| 一、引导思想教育开展 |
| 二、引导思想整风落实 |
| 三、引导典型作用发挥 |
| 第六章 《战线》与边区党的作风纪律制度建设 |
| 一、推动加强作风建设 |
| 二、推动加强纪律建设 |
| 三、推动加强制度建设 |
| 第七章 《战线》与边区党建特例 |
| 一、探索完善军队党的建设 |
| 二、探索完善机关党的建设 |
| 第八章 关于《战线》的思考与启示 |
| 一、《战线》构筑了边区党建宣传阵地 |
| 二、《战线》呈现了边区党建分期细节 |
| 三、《战线》反映了边区党建基本特点 |
| 四、《战线》昭示了党的建设内在规律 |
| 五、《战线》指引了地方党刊发展路径 |
| 结语 |
| 附录 ：《战线》1-133期发表文章篇目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在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4）《晨报副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8-192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继承与创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的学术史 |
| 1.1 选题缘由及研究旨趣 |
| 1.1.1 “晨报副刊”称谓的由来 |
| 1.1.2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释义 |
| 1.1.3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1.2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 1.2.1 1920—194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的起步 |
| 1.2.2 1950—197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的开始 |
| 1.2.3 1980—199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进展 |
| 1.2.4 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新进展 |
| 1.3 研究范围、方法及主要内容、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范围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主要研究内容及创新之处 |
| 第2章 人事谱系：马克思主义文本书写者的社会关系 |
| 2.1《晨钟》创办及《副刊》的设置 |
| 2.1.1 《晨钟》的创刊 |
| 2.1.2 《晨报》副刊的设置 |
| 2.2 马克思主义文本书写者的群体分析 |
| 2.2.1 马克思主义文本书写者的年龄构成 |
| 2.2.2 马克思主义文本书写者的地域分布 |
| 2.2.3 马克思主义文本书写者的学缘结构 |
| 2.3 马克思主义文本书写者的聚合路径 |
| 2.3.1 以会晤的形式产生对共产主义的兴趣 |
| 2.3.2 以同校的关系而关注马克思主义 |
| 2.3.3 以学会的关系而关注世界社会主义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文本群分析 |
| 3.1 关于欧洲社会党与社会主义运动的文本 |
| 3.1.1 安部矶雄的《最近欧洲社会党之运动》 |
| 3.1.2 安部矶雄的《战争中社会党的态度》 |
| 3.1.3 Ensor的《各国社会党之情形及社会主义概论》 |
| 3.1.4 托洛茨基的《新共产党宣言》 |
| 3.2 关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文本 |
| 3.2.1 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
| 3.2.2 堺利彦的《马氏唯物史观概要》 |
| 3.2.3 贺川丰彦的《马氏唯物史观的批评》 |
| 3.2.4 高列夫的《无产阶级的哲学》 |
| 3.3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文本 |
| 3.3.1 河上肇与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 |
| 3.3.2 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 |
| 3.4 关于无产阶级领袖生平的文本 |
| 3.4.1 河上肇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 |
| 3.4.2 尾崎士郎、茂木久平的《西洋社会运动者评传》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内政与外交：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关联互动 |
| 4.1 赤白对立：关于苏联国家性质的分歧 |
| 4.2 仇友之别：苏联对中国内政外交的影响 |
| 4.3 余论：时人评说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结论：回眸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原初状态 |
| 5.1 历史回眸：对《晨报副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几点认识 |
| 5.2 展望未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仍可拓展的研究空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美国新闻处在华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写作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五、突破和创新 |
| 六、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美国新闻处存在的历史背景与社会语境 |
| 第一节 美国对外宣传简史 |
|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滥觞阶段 |
|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开端阶段 |
|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高潮阶段 |
| 四、从“二战”到“冷战”：过渡阶段 |
| 第二节 中国历史语境中的美国新闻处 |
| 一、二战时期美国新闻处在华存在的历史背景 |
| 二、抗战胜利后美国新闻处在华活动的历史背景 |
| 第二章 美国新闻处在华活动概述 |
| 第一节 美国新闻处在重庆的活动 |
| 第二节 美国新闻处在上海的活动 |
| 第三节 美国新闻处在武汉的活动 |
| 第四节 美国新闻处在广州的活动 |
| 第五节 美国新闻处在北平的活动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新闻处对华信息活动 |
| 第一节 公共外交的理论基础：良好国家形象的建构 |
| 一、良好国家形象的建构：美国对华公共外交的终极目标 |
| 二、建构主义理论对国家形象的阐释 |
| 三、建构主义与美国对外宣传 |
| 第二节 美国新闻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对华宣传活动 |
| 一、发布新闻稿 |
| 二、发行各种出版物：以《联合画报》为例 |
| 第三节 美国新闻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对华宣传活动 |
| 一、新闻稿 |
| 二、特写稿 |
| 三、图片 |
| 第四章 美国新闻处的“文化外交”活动 |
| 第一节 文化外交的理论研究 |
| 一、文化外交的基本概念 |
| 二、基本特征 |
| 三、基本属性 |
| 四、美国文化外交概论 |
| 第二节 美国新闻处在华文化活动浅析 |
| 一、书籍出版 |
| 二、电影放映 |
| 三 图书馆项目 |
| 第五章 美国新闻处与中国社会 |
| 第一节 美国新闻处与中国社会：费正清的思考 |
| 一、费正清在抗战时期的观点 |
| 二、费正清在抗战胜利后的观点 |
| 第二节 对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影响 |
| 第三节 美国新闻处与中国共产党 |
| 第四节：小结 |
| 后记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6）湖南《力报》（1936-1945）研究 ——基于文化抗战视角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由 |
| 1.2 “文化抗战”概念界定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6 研究的创新点与难点 |
| 2 《力报》在抗战烽火中始终坚守文化战线 |
| 2.1 长沙《力报》的创办、发展、中断 |
| 2.2 邵阳《力报》薪火相继 |
| 2.3 衡阳“再造力报” |
| 2.4 沅陵《力报》驰誉湘西 |
| 2.5 小结 |
| 3 《力报》同人：以文化抗战为职志 |
| 3.1 “以一支秃笔奋战在文化战线上” |
| 3.2 积极参与各文化救亡团体 |
| 3.3 踊跃参加各项抗战社会工作 |
| 3.4 小结 |
| 4 报道：全程、全面记录抗战彰显中国军民的协同精神 |
| 4.1 多视角记录抗战由必然到应然突出民众支持抗战的坚强决心 |
| 4.2 记录六次会战凸显我军奋勇杀敌的牺牲精神 |
| 4.3 小结 |
| 5 言论：不遗余力宣传文化认同凝聚民族精神 |
| 5.1 什么是文化认同 |
| 5.2 《力报》对文化认同的宣传 |
| 5.3 小结 |
| 6 服务于其他文化抗战形式 |
| 6.1 致力于战时社会教育的宣传 |
| 6.2 为抗战文艺提供传播平台 |
| 6.3 用心于介绍战时学术研究 |
| 6.4 小结 |
| 7 余论：《力报》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读博期间发表的文章 |
（7）中国电视产业的制度变迁与需求均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背景扫描：令人“纠结”的中国电视 |
| 二 研究对象：中国电视产业制度 |
| 三 问题提出：制度变迁的因素、趋势 |
| 四 选题意义：实践探索理论探讨 |
| 五 文献综述：成果众多矛盾突出 |
| 六 研究方法：历史、文本及制度理论 |
| 七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及其适用性评述 |
| 八 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电视事业制度起源 |
| 第一节 “十七年”时期电视概况 |
| 一 中国电视诞生 |
| 二 曲折发展之路 |
| 三 电视任务与内容 |
| 四 电视工作者与观众 |
| 第二节 “文革”时期电视军管制度 |
| 一 制度环境剧变 |
| 二 极“左”的电视任务、内容 |
| 三 电视建设进展 |
| 四 电视工作者与观众 |
| 五 个案透视电视制度 |
| 第三节 “两年徘徊”时期电视制度 |
| 一 制度环境变革 |
| 二 电视任务、内容 |
| 三 观众需求扩张 |
| 第四节 电视事业制度均衡分析 |
| 一 制度环境基础 |
| 二 早期电视制度特征 |
| 三 需求均衡评析 |
| 第二章 “增量型”制度创新 |
| 第一节 广告经营制度创新 |
| 一 电视需求的扩张与转型 |
| 二 广告产生过程 |
| 三 持续争议、持续创新 |
| 四 制度均衡分析 |
| 第二节“四级办”的扩张之路 |
| 一 需求扩张加速 |
| 二 “初级行动团体”制度决策 |
| 三 “次级行动团体”制度实施 |
| 四 政策与对策 |
| 五 制度博弈非均衡 |
| 第三节 有线电视的兴建与“收编” |
| 一 市场需求升级 |
| 二 有线电视兴建 |
| 三 有线电视政策变迁 |
| 四 制度均衡分析 |
| 第四节 产业增长中的制度均衡 |
| 一 财政、人事制度变迁 |
| 二 聚焦制度创新个案 |
| 三 制度均衡分析 |
| 四 “增量型”制度创新主导因素 |
| 第三章 “存量型”制度创新 |
| 第一节 “治散治滥”、“集团化” |
| 一 电视节目需求背景 |
| 二 “治散治滥”的决策与实施 |
| 三 “集团化”的决策与实施 |
| 第二节 “制播分离”制度创新 |
| 一 制播分离决策“走走停停” |
| 二 制播分离实施“因地制宜” |
| 第三节 产业整合中的制度均衡 |
| 一 制度环境变更 |
| 二 制度均衡分析 |
| 三 “存量型”制度创新主导因素 |
| 第四章 新技术下的制度创新 |
| 第一节 数字电视的产业潜能 |
| 一 生产能力提升 |
| 二 消费模式拓展 |
| 三 规模经济、范围经济 |
| 四 世界数字电视产业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数字电视产业发展及政策 |
| 一 中国数字电视发展历程 |
| 二 传统电视产业进入蜕变期 |
| 三 中国数字电视制度瓶颈 |
| 四 制度瓶颈的产业症状 |
| 第三节 “三网融合”制度创新的博弈 |
| 一 “三网融合”的提出、纷争、停滞 |
| 二 “三网融合”的缓慢演进 |
| 三 国家强力推动三网融合 |
| 四 “三网融合”中的利益权衡 |
| 第四节 数字时代中国电视制度成本收益权衡 |
| 一 党政机构制度成本收益变动分析 |
| 二 国有电视台制度成本收益分析 |
| 三 投资商执行制度成本收益比较 |
| 四 潜在收益与行动团体 |
| 第五章 “需要”、“需求”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观众为什么需要电视？ |
| 一 理论中的观众需要 |
| 二 生理型收视需要 |
| 三 社会型收视需要 |
| 四 发展型收视需要 |
| 五 收视需要的结构 |
| 六 收视需要的变化 |
| 第二节 计划经济下社会需要 |
| 一 电视的功能与效果 |
| 二 观众收视需要结构 |
| 三 党政机构宣传需要 |
| 四 电视台利益与需要 |
| 第三节 社会转型中“需要”与“需求” |
| 一 观众需要与需求变动 |
| 二 党政机构宣传需要变革 |
| 三 电视台利益与需要 |
| 四 社会投资机构需要 |
| 第四节 “产业化”：满足需要的效率与边界 |
| 一 制度效率取决于产品属性 |
| 二 电视事业制度效率评价 |
| 三 产业制度提升效率原因 |
| 四 产业化及其社会边界 |
| 五 观众需要满足了吗？ |
| 结语 制度窘境——如何走出“路径依赖”？ |
| 参考文献 |
| 作者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论西部诗歌的几种走向（论文提纲范文）
| 上篇 总论 |
| 第一章 论西部诗歌的苦难意识 |
| 第一节 苦难意识与西部环境 |
| 第二节 苦难意识与真实生活体验 |
| 第三节 超越苦难的途径 |
| 一 借助于诗歌本身 |
| 二 从大地中寻找寄托 |
| 三 回归自然 |
| 四 爱是救赎方舟 |
| 第四节 研究苦难意识的意义 |
| 第五节 苦难意识后面的问题 |
| 第二章 论西部诗歌的英雄主义 |
| 第一节 昌耀的英雄主义 |
| 第二节 周涛的英雄主义 |
| 第三节 昌耀与周涛英雄主义的不同 |
| 第四节 探讨英雄主义的意义 |
| 第三章 论西部诗歌的终极关怀 |
| 第一节 终极关怀定义与研究原因 |
| 第二节 西部诗歌对终极关怀的表达 |
| 一 命运问题 |
| 二 时间问题 |
| 1 人邻诗歌中的时间 |
| 2 沈苇诗歌中的时间 |
| 3 昌耀诗歌中的时间 |
| 第三节 终极关怀对于西部诗歌所具有的意义 |
| 第四章 论西部诗歌的诗意人生 |
| 第一节 诗意人生的定义以及将人生诗意化的目的 |
| 第二节 西部诗歌将人生诗意化的手段及其表现形式 |
| 一 通过审美将人生诗意化 |
| 二 通过超验的原则使生活诗意化 |
| 下篇 分论 |
| 第一章 昌耀:受难之花 |
| 第一节 论昌耀1980年代中后期诗歌的悲剧意识 |
| 一 宿命感 |
| 二 荒诞意识 |
| 三 孤独意识 |
| 四 受难意识 |
| 第二节 论昌耀的精神救赎之路 |
| 一 诗为殉道者的宗教 |
| 二 精神还乡 |
| 三 走向爱的怀抱 |
| 四 赴死 |
| 第二章 古马:曼妙禅意 |
| 第一节 古马诗歌的美学特征 |
| 一 气韵生动，流动之美 |
| 二 清真之美 |
| 三 本色化语言 |
| 四 情景交融、情理交融 |
| 第二节 论古马诗歌的虚无禅境之美 |
| 一 静默之美 |
| 二 虚实相生的留白之美 |
| 三 超验之美 |
| 第三章 其他:风景无限 |
| 第一节 论人邻诗歌的静默意味 |
| 一 静默对于诗人诗歌的意义 |
| 二 选择静默的原因 |
| 三 静默如何成为可能 |
| 四 静默的诗所取得的艺术效果 |
| 第二节 论沈苇诗歌的双重视角 |
| 一 儿童视角 |
| 二 成人视角 |
| 三 双重视角对于诗歌的意义 |
| 第三节 论高凯的乡土世界 |
| 主要参考书目 |
| 读博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9）1939-1945年东北地区文学期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言 |
| 第一章 文学无意构建“新满洲”——《新满洲》杂志考述 |
| 第一节 杂志存在的话语背景 |
| 第二节 编辑流年 |
| 第三节 不合作的文学 |
| 第二章 新文学的想象——《艺文志》《文选》《作风》《诗季》杂志及“文丛刊行会”考述 |
| 第一节 《艺文志》与《文选》《作风》及“文丛刊行会” |
| 第二节 新诗的青果——《诗季》杂志 |
| 第三章 通俗文学的风景——《麒麟》杂志考述 |
| 第一节 杂志的编辑与发行 |
| 第二节 作者的构成 |
| 第三节 通俗文学的大本营 |
| 第四章 庄严与无耻并存——《青年文化》杂志考述 |
| 第一节 杂志的定位及刊行 |
| 第二节 杂志中的文学 |
| 第三节 爵青之谜 |
| 第五章 附逆作品的表里——《艺文志》杂志考述 |
| 第一节 关于附逆作品的前见 |
| 第二节 杂志钩沉 |
| 第三节 附逆作品的表里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伪满洲国时期出版的部分期刊目录 |
| 附录二 伪满洲国时期出台的部分文艺政策 |
| 附录三 伪满洲国时期部分出版机构及其出版丛书 |
| 附录四 伪满洲国特高警察部分秘密报告书 |
| 上官缨先生的启示(代后记) |
| 致谢 |
四、迎接又一个春天——写在《信息网络安全》创刊两周年（论文参考文献）
- [1]抗战时期福建《现代文艺》月刊研究[D]. 杨莹.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2]延安整风时期《新华日报》改版研究[D]. 王砾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 [3]《战线》杂志研究 ——以晋察冀边区党建为中心[D]. 齐文进. 河北师范大学, 2019(07)
- [4]《晨报副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8-1926）[D]. 耿春亮. 清华大学, 2015(07)
- [5]美国新闻处在华活动研究[D]. 石玮. 上海大学, 2013(02)
- [6]湖南《力报》（1936-1945）研究 ——基于文化抗战视角的考察[D]. 陈艳辉. 华中科技大学, 2013(02)
- [7]中国电视产业的制度变迁与需求均衡[D]. 易旭明. 上海大学, 2011(11)
- [8]论西部诗歌的几种走向[D]. 张玉玲. 兰州大学, 2006(09)
- [9]1939-1945年东北地区文学期刊研究[D]. 刘晓丽. 华东师范大学, 2005(05)
- [10]迎接又一个春天——写在《信息网络安全》创刊两周年[J]. 严明. 信息网络安全, 20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