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吕祖谦经学着述目录版本考述（论文文献综述）
时子坤[1]（2021）在《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代后期是《诗经》研究由朱子《诗》学独尊逐步过渡到汉学复兴、考据研究展开的关键时期,为清代《诗经》学的发展做到了充分的准备,其间不乏优秀之作,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便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之一。作为明代《诗经》名物研究的一部典范之作,《六家诗名物疏》反映了明代后期《诗经》学研究的一些重要特征,如注重考据、发挥古义、别出新解等。因此,对《六家诗名物疏》进行专题研究,有助于深入探察明代《诗经》学的特点和价值,也有助于进一步考察明代后期至清初《诗经》学的转变轨迹和成因。本文即将冯复京的《六家诗名物疏》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材料分析、比较论证等方法,对其进行专题研究,以期能在前人成果基础之上,进一步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章结合冯复京的生平交游、时代学术渊源分析《六家诗名物疏》的成书背景与创作缘由,并梳理其版本及体例特征。冯复京生于万历年间,深受明代中后期复古思潮的影响,在与友人的交游中表现出学习汉儒的复古倾向,其着述多批驳宋儒,关注礼制典章。明代中后期“《诗经》汉学”复兴,考据学兴起,关于《诗经》音韵、名物的考据研究日益增多,冯复京承继考据学者征实的治学追求,重拾汉代《诗经》学名物训诂的方法,撰成《六家诗名物疏》,通过考证名物来阐明诗义,使此书成为后人读《诗》之参考。《六家诗名物疏》的整体编排遵循《毛诗》篇次,在名物训释上以《尔雅》为准,同时采《毛传》《郑笺》《朱传》与三家《诗》这六家诗解,考辨异同。第二章主要分析《六家诗名物疏》名物研究的方法与成绩。首先,《六家诗名物疏》拓展了《诗经》名物研究的范围,确立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框架,作者广罗文献,增益了大量涉及《诗经》研究的书籍和相关材料,充分吸收前人成果,如冯复京注意到宋元明时期类书、丛书的文献价值,从中征引了大量名物相关的材料。此外,他对其他相关名物研究成果也多有吸纳,如其常直引陆佃《埤雅》、罗愿《尔雅翼》等书,对其他相关经学着述中名物、制度、地理等方面的考证多有关注。其次,《六家诗名物疏》对前人名物训解多有补证,其对《尔雅》的疏通补证贯穿全书,同时他尤为重视汉儒《诗》学,常据礼制、史实、音义训诂补证《毛传》《郑笺》,此外冯复京还认识到三家《诗》解的名物训诂价值,在书中列三家《诗》异文异训补充释义,辑采三家《诗》说补证《尔雅》《毛传》等。再次,《六家诗名物疏》对历代名物书籍的错误训解多有订正,作者通过音义训诂、考察礼制、实物取证等多种方式,辨析《诗经》名物,考辨诸说得失,若文献不足,无从取证,便阙疑其说,在考证中彰显了严谨征实的学术态度。第三章主要讨论《六家诗名物疏》蕴含的《诗》学思想及其影响。冯复京解《诗》遵从《毛诗》,继承“《诗经》汉学”,对圣人《诗》教深信不疑,在遵循古义的同时又多方取证,严肃对待《小序》所言本事、诗旨,对比各家《诗》说优劣,发扬《诗经》的美刺教化。他认为《毛传》《郑笺》实为一体,在书中力图融合二者之说,疏通龃龉之处。作为明代后期《诗》学考据的代表之作,《六家诗名物疏》征引丰富,考证精详,在文献材料上为后人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明代后期曹学佺、何楷等人多传抄其书。在引用《六家诗名物疏》材料及观点的过程中,冯复京征实严谨的学术态度也对他们的研究产生了影响,汉学的学术价值重新被凸显出来,考据学的理念与方法也逐渐推广开来,渗透到《诗经》研究的各个领域,促进了明末“《诗经》汉学”的发展,为清初《诗经》研究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王璐[2]（2020）在《卫湜《礼记集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卫湜所着《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附《统说》一卷,汇辑了自汉至南宋间的149位学者对《礼记》的解释,全书采取照录原文、不加论断的形式,保留了大量宋代学者对《礼记》的解释文字,四库提要称此书:“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可云《礼》家之渊海”,在中国礼学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第一章主要介绍了《礼记集说》的刊刻与版本问题。卫湜凭借“栎斋”和其家族丰富的藏书,搜辑资料,着成此书。此书自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嘉熙四年（1240年）两次刊刻以后,至清初鲜难寻觅。直至康熙十六年（1677年）通志堂重新校刻刊行,清代学林才再次注意到此书,并对之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续补工作。以通志堂本为底本,《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荟要》均收录了卫湜《礼记集说》,另外还有数种明清抄本存世。今天尚有一部南宋嘉熙刻本完帙存于国家图书馆,作为宋代严州刻本的代表,已入选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此书在明清之际受到特别重视,还关联到黄宗羲与吕留良交恶的着名学术公案,即与澹生堂藏宋版《礼记集说》的归属密切相关,从黄吕二人对此书的重视一事可凸显出明清之际学风的转变,文中顺便进行了勾稽。第二章主要研究了《礼记集说》的引书问题。卫湜面对宋以前繁富的解释《礼记》的文献资料,采取的是审慎的态度,资料取舍得当,做到了比较客观地看待各家的长短,兼采众说。可谓兼收并蓄、不守一家,其谨严的态度和博收的原则值得称道。具体引书,据朱彝尊考证有144家,《四库全书总目》说“今自郑注、孔疏外,原书无一存者”,学界相沿,几成定说。经重新统计,卫湜所引礼说实际上共计149家。其中今仍可见者至少有44家,宋以前引书几乎全存;宋代礼学着作有19家原书尚存,另外105家的礼说今佚失不存,因此《集说》颇有辑佚价值。此后莫友芝辑《中庸集解》、陈俊民辑《芸阁礼记解》均利用了卫湜的《集说》,足见《集说》之辑佚价值。将今存诸家与卫湜所摘录的内容互勘,可发现《集说》绝非简单地抄录原书,其有二大选择标准:一是选择书中针对《礼记》文本进行解释的“结论性段落”,而不录其论证或考据过程,二是重点选取其有创见的段落,而裁汰其浅尝辄止或陈陈相因的说法。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这两章进入到《礼记集说》的文本层面,以卫湜《集说》为抓手,试图概括出宋代《礼记》学的基本风貌。从宏观上总结出汉、宋学者治礼三点差异:第一,宋儒对经典解释的多元化;第二,宋儒注重从行礼的情境来把握礼节的内涵;第三,宋儒注重“礼意”,更乐于将本是琐碎的仪节末枝赋予形而上的意义。对宋、清学者治礼的特色,总结而言也有两大差异:第一为清儒对经典注疏的态度是近乎迷信的,而宋儒对注疏的态度则比较开放。如果注疏不当,不妨另立新说,甚至动辄怀疑经典存在错误;第二为清儒治礼以广征博引见长,其路径与重视情境体验的宋儒迥异。在今天看来,清儒的特点在于读书面太窄而优点在于精深,宋儒则可谓宽博而粗疏,粗疏就不免有所挂漏,文中还找出了宋儒读书粗疏的多处“硬伤”,从反面凸显了宋人治礼的基本特色。在这两章中除从宏观角度概括外,对宋儒与汉儒、清儒治学的微观差异也选取了两个视角进行考察。其一是孔子形象在汉宋之际的转变。汉儒固然尊崇孔子为圣人,孔子在作为圣人之余还保留了一些活泼的色彩,这在早期儒家经典中是处处可见的。但到了宋儒眼中,孔子的形象日益严肃了起来,宋儒无法跳出已经“道貌岸然”的孔子形象,宁可否认经典也不愿否定圣贤,至明清尤甚。其二是唐宋前后时代变化导致对经典个别文句理解的变化。中国历史自宋代以后出现了贵族社会的终结和皇权专制社会的确立,由于社会结构的变革导致了先秦两汉时期的一些常见做法,无法被宋元以后的学者们所理解,且自宋至清越发不被理解。文中举出了相当的例证来说明这两种差异。第五章重点关注《礼记集说》在后世的影响问题。从经典注疏体例的角度而言,《集说》在经典注疏史上有两大特点,其一是采用“集说”的形式保留前贤礼说,力求忠实于原书,不对原书作改变文意的删改;其二是对前人的观点分类胪列、不加评述,孙诒让在《温州经籍志》中称之为“备列众说,不加论断”,这是卫湜独创之体,后人对这两点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此良善的体例自然有续补之作,在末尾我们选取了陈澔《陈氏礼记集说》、郑元庆《礼记集说》和杭世骏《续礼记集说》三部着作为例,说明卫湜《礼记集说》在《礼记》注疏史上的地位。
徐艳兰[3]（2020）在《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旨从“中原文献之传”这一独特视角,探讨吕祖谦如何重建儒学学统。宋学的问题意识是重建内圣外王之道,而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正是对这一时代问题意识的回应。吕祖谦将传统思想之继承与时代思想之变革结合起来,走了一条以儒学学统为骨骼、以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为血脉的儒学复兴之路。这条路既有别于朱熹以天理论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建构,又迥异于陆王挺立心本体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他以“中道”作为贯穿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方法论,又以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打通内圣与外王的关隘,使得儒学重归内圣外王的格局。此种儒学学统建构方式,对宋元明清儒学尤其是清代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透过吕祖谦学术地位的演变,发现宋元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学统到道统再复归注重学统的演变历程。虽然朱子以道统论为核心,以《四书》学为经典体系构建的理学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核心,回归五经,统合孔孟,包举汉唐的学统论建构亦是儒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股暗流。学统与道统相角逐且学统传衍至清代而复兴。其次,吕祖谦的学术体系是围绕着儒学学统而展开的,其所得“中原文献之传”的确切含义是“儒学学统之正”。这既是与金朝争正统的产物,也是吕祖谦对儒学发展的整体性思考的结果。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总纲;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关键;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基石;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归宿,它们共同构成了吕祖谦学问之整体。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面向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义理之学代表道统,辞章考据代表文统,经济之学代表治统。吕祖谦以学统去统合道统、文统与治统,既不割裂儒学发展的连续性又注重时代创新性,使得其中原文献之学呈现出与同时代人迥异的面貌。最后,透过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理据重建宋学,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吕祖谦在思想史、学术史以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强调内圣与外王是儒学重要的特质,也是儒学区别于道家、佛家的显着特征。修己治人、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的中原文献之学是吕祖谦学术的核心。在理学家转向内在心性修养,忽略外王事功的时代背景下,重建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吕祖谦在儒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既是宋学建构的参与者,又是婺学开拓者,更是儒学学统建构的完成者。宋代浙东事功学派、明清实学、清代朴学、浙东史学皆深受其影响。总之,中原文献之学展现了吕祖谦博杂思想背后的系统性及其为宋元明清儒学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席中亚[4]（2020）在《宋代洛学命运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洛学”虽然缘自于北宋二程及其弟子的传道、讲学活动,但是“洛学”语汇的转出却贞定在南宋洛学的传道时期。从历史视角来看,洛学在两宋时期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二程创建的时期。此时程颢、程颐独创“天理”学说,借助于贡举制度与司马光、吕公着等人的政治引荐逐渐走进了帝王经筵之学。然而二程这种道德主义式的儒学政治并没有得以推广,反而受到了哲宗皇帝与王安石新学的双重打压,几乎处于禁学困顿的境遇。在这种党禁之下,许多洛学弟子背离了宗门,只有杨时、游酢、谢良佐、吕大临等一些少数守道者持续着“洛学”体系的构建。其二,程门弟子传道的时期。程颐在晚年虽然遭遇“党禁之祸”,但也成为了“洛学”彻底走向学术路向的重要转机。程颐及其弟子在退出政治舞台之后,在洛阳等地着书立说、收徒授学,这为“道学的南传”提供了文本与思想上的遗产资源。在这种薪火相传之中,“洛学”不仅在湖湘、川蜀、浙东、闽中等地区有所发展,还在朝廷中央受到了宰相赵鼎的推崇。由于洛学学人触动了高宗与秦桧的“求和”政治,所以又一次遭受禁学之厄,然而洛学“遍地开花”的文化格局已初步形成,这次禁学活动的实际影响力较为有限。其三,朱熹、张栻、陈亮等人分化、转出的历史时期。随着洛学在地方上学术影响力的提高,闽学朱熹、湖湘学张栻、吕氏之学吕祖谦、永嘉学陈亮等人纷纷投身于洛学振兴的宏业中。在这种洛学共建的背景之下,程朱之学成为士子们追捧的学术文化,理学一时居于大宗的文化地位。此后,信道者赵汝愚（宰相）与大儒朱熹分别从朝廷政治与经筵教育的双向维度展开洛学的传道活动,最终这场政治文化改革胎死于外戚韩侂胄等人之手。直至理宗时期,洛学才得到皇帝与朝廷的首肯和重视,形成了一统天下之学的政治、文化格局。总而言之,“洛学”为宋学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因,其不仅在思想上提供了一套新的儒学诠释范式,还在两宋朝政变动中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从另一方面而言,两宋政治的起伏变化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洛学在当时的历史命运。
黄睿[5]（2020）在《焦循《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研究》文中指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是焦循《毛诗》名物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其整个治《诗》历程的渊薮。目前所见该书最早版本是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乾隆五十八年（1793）二十卷清稿本,彼时焦循尚未完成其三十卷的撰写计划。上海图书馆藏乾隆五十八年（1793）至嘉庆三年（1798）之间一卷本,亦为清稿本,在内容上对二十卷本形成补充。上海图书馆藏嘉庆三年（1798）三十卷清稿本则是目前所见考证内容完整、编次完善的最早版本,也是该书编纂体系从三十卷过渡到十一卷的关键版本。上海图书馆藏嘉庆四年（1799）十一卷手稿本是此书定稿。国家图书馆藏六卷残抄本,则是陈瘦岩以焦循定稿为底本抄录的收藏流播本。以二十卷本和一卷本为代表的早期稿本构成了三十卷本修订工作的基础,十一卷定本的修订又以三十卷本为主要依据,同时也参考了二十卷本和一卷本等早期草稿本。二十卷本与一卷本内容缺乏完整性,且书证繁密、缺少逻辑勾连,观点和词目的选择也有不甚合理之处。对此,焦循秉持改汰庸劣、补正疏漏的原则,对上述两个稿本作出了删裁繁冗、完善内容、修正结论、裁剪和分置按语等调整工作,形成三十卷本。此后,焦循又以三十卷本为主,旁参此前各种草稿本,进行了变更体例、校订讹误、修正观点、改换论点等一系列工作,最终形成十一卷定本。焦循治学主张融汇众说、摒弃门户,反对据守汉学。其《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之编撰缘由一方面是想通过客观考释《毛诗》名物以补证前人《尔雅》研究,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阐明“风人之旨”和孔子之义。然而,《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普遍存在的弥合《毛传》抵牾之处、规避《毛传》误训、误读并比附《毛传》等现象,证明该书有明显曲护《毛传》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焦循客观辨析名物的理念。此外,《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所引宋人书目极少,且大多与《诗经》无关,对主张废《序》者更是只字不提,故焦循反对据守汉学的努力,也在此书架空宋学之倾向中有所消解。焦循治学主张与实践结论之间的矛盾性,不仅源于他《传》《序》先行的解经立场,亦与其治学方法之弊端密切相关。这主要是指他对文献材料缺乏辨析、误用转语和“右文”说推断词源与同源词、径改原典、缺乏目验等问题。
黑金福[6]（2019）在《《四言史徵》研究》文中指出清人葛震《诗史》十二卷与曹荃《四言史徵》十二卷是既有密切关系又有明显区别的两部书,前者为原创,後者为补撰。《诗史》是一部以四言韵语为写作形式、以历代史事为吟咏内容的咏史诗集。以四言体创作咏史诗,并非始於葛震。早在六朝时期,即有四言咏史的单篇零什。盛唐时期,司马贞专以《史记》为吟咏对象,创作一百三十篇四言体史赞。至晚明时期,又出现了赵南星的《史韵》二卷,以四言韵语檃括描写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唐、五代、宋、元等各个历史时代的人物事件,但未及先秦和明代,故尚非真正的通代咏史之作。而葛震创作《诗史》十二卷则是首部具有通史内容的四言咏史诗集。此集以朝代为纲,以帝王为目,从三皇五帝到明朝,概括叙写,咏赞吟唱,阐幽发微,集叙事、抒情、议论为一体之作。一位帝王为一篇,将其在位时期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及出现的主要人物檃括无余,语言极为简练,而讯息极为丰富,又谱以韵律,则极易吟诵记忆。另外,凡涉及的朝代,在其国家名下有简要的说明,凡吟咏的帝王,在其名号下有或详或略的介绍,而在一些诗句下亦有简略注解。後来,清人曹荃认为《诗史》中的葛震自注“有因简致疏之处”,所以“请而为之注,取诸本纪、世家、列传,详以系之。”注释主要是针对四言诗所描写的内容,徵引史料比较详细,故新改书名为《四言史徵》。《四言史徵》在徵引史料注释《诗史》的同时,对《诗史》原诗做了大量的增补、删减、修订工作。因此,《四言史徵》并不仅仅是《诗史》的注释本,而是代表了注释者曹荃个人史学观念的补撰本。本文以《四言史徵》为研究对象,分为上下编。上编为综合篇,下编为校勘篇。上编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七章。第一章分三个时期对四言咏史诗发展历程予以论述,分别为先秦汉魏时期、唐宋时期以及明清时期;第二章考证葛震和曹荃的生平,同时对《诗史》和《四言史徵》二书的版本情况作具体论述;第三章概述《诗史》和《四言史徵》的内容;第四章对《四言史徵》所徵引的注释文献作具体归纳和论述,尤其是有明一代,在清代官方所修正史还没有刊布的情况下,注者以明何乔远《名山藏》为主要徵引对象,兼及其他明代史书;第五章探讨《四言史徵》修订《诗史》正文的情况,具体有直接修改内容、增补续写和删减移位三种情形;第六章论述《四言史徵》言正统的编纂思想和褒善贬恶的创作思想;第七章论述《四言史徵》的史学思想。作为一部清初咏史诗集,《四言史徵》具有清前期史学发展的特点,即总结和嬗变。最後为结语,认为是书是为清初统治者提供政治镜鉴服务而创作的咏史诗集。下编为《四言史徵》增补删改《诗史》校勘,即将《诗史》中的每首四言咏史诗附於《四言史徵》相应的诗篇之後,并在不同的字句下标出下划线,表示其为异文。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四言史徵》中的四言咏史诗某句或某几句与《诗史》中的相应诗篇某句或某几句在文字上毫无差异,却在整首诗中的前後位置有所不同,对此则以斜体字作为标识。如此处理,一则可以便於读者之对觐,二则可以省去校记之繁冗。
莫琼[7]（2019）在《明代韩愈古文接受研究 ——以明代古文选本为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明代韩学研究相对宋、清两代来说稍显暗淡。从理论上而言,明代韩学上承宋元,下启清代,是整个韩学史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对于这一段韩学的研究,可打通千余年来的韩学史,使整个韩学史的内容更加完整、面貌更加清晰。明人对于韩愈古文的接受情况是整个明代韩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依托于明代韩集文献以及明代古文选本等原始资料。选本批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对选本的研究,可以勾勒出一段批评史甚至是接受史。因此,本文即以明代古文选本为中心,研究明人对于韩愈古文的接受情况。本文分为上、下编,一共七章。上编主要从明代科举文化、明代出版业、明末文人结社、“唐宋八大家”在明代的生成等四个方面思考,结合明代古文选本对韩愈古文的选评,研究明人对于韩愈及其古文在这四种历史场域中的接受情况。下编主要对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文的情况进行考论。考论以明代古文选本为中心,为相关的选本撰写叙录,并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选本进行考论,揭示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上编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研究明代科举文化与韩愈古文接受的关系。第一节研究明代地方学官制度与韩愈古文的流播。韩愈古文是明代举子的必读物之一,因此,许多古文选本以及韩愈文集即得以这种方式进入学校的藏书楼中。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地方学官,在编刻古文选本时,往往将韩愈古文乃至所谓“唐宋八大家”的古文选入其中,随着官员的迁移,韩愈古文在下层知识分子之中的流传广度也随之扩大。因此,地方学官制度对于韩愈古文乃至唐宋古文文脉的传承上具有着重要的作用。第二节研究明代科举考试衡文的标准与韩愈古文的选评。在明代古文选本中,有一定数量的选本是专门为科举考试而编辑的。在具体的阅卷过程中,文有法度、开阖抑扬的答卷,更受阅卷官的青睐,韩愈的文风十分符合这样的标准。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原道》等29篇韩愈古文普遍地被明人认为适合作为科举考试的范文。这29篇韩文,是明人以选本的形式选择出来的韩愈古文的经典篇目,因此,在延续韩文的经典化上,明代古文选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二章主要以上海图书馆藏十卷本《唐文归》为中心,考察明代出版业与韩愈古文的选评的关系。明代中后期出版业以及图书市场的发达,伪托名人出书射利的情况也随之出现。在明代古文选本评点的领域,钟惺是被托名最多的文人之一,伪托钟惺之名的“文归”系列文章选本也成为了明末书籍市场颇受欢迎的出版物。因此,若要确切评价一些选本所选评的韩文之价值,首要之务,是厘清这些选本的真伪,题名钟惺的《唐文归》是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本章第一节,是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再考证上图所藏十卷本《唐文归》为伪托钟惺之作,并认为伪托者为明末南京的书坊集贤堂。第二节研究此本《唐文归》对所选十四篇韩愈古文评点的价值,认为这些评语的质量大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书商这一群体,属于日本学者大木康所认为的识字阶层的中间阶层,以《唐文归》为媒介,可以推知韩文在此中间阶层的接受情况。作为商品的古文选本在明末出版的驱动下流播开来,韩愈古文也以此为载体得到传播。第三章主要以浙江图书馆藏朱东观等人所编的《唐文归》为例,研究明末文人结社与韩愈古文的选评的关系。明代文人结社与文学的关系密切。藉由研究朱东观及其社中人一起选评的《唐文归》等文章选本,可以以文社这一公共空间为中心,探究明末的文人是如何评价韩愈与阅读韩文的。本章第一节主要对明末杭州朱东观等人结社的情况进行考述,认为此文社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并与明末杭州另一个着名的文社——登楼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文社发展的过程中,他们的文学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即由“尽心秦汉以上书”到纵观唐宋以下文。第二节以此文社所编《唐文归》为中心,研究此社对于韩愈及其古文的接受情况,认为其在选评韩文时,选入了一些较为“冷门”的篇目,这些篇目大都反映了中唐时期存在的社会问题,他们正是透过对这些篇目的选评,表达出了对于明末各种社会危机的隐忧。此外,借由考察韩文对于先秦两汉文的继承及其对唐宋以下文的影响,该社实际上构建了一个从先秦两汉到唐宋八家文的古文统绪。第四章主要研究“唐宋八大家”在明代的生成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析韩愈古文在这个古文范畴之内的接受情况。明初的宋濂、王袆、刘基等人,构建了由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曾巩、王安石等八家之文组成的文统。从永乐至正德年间,这个文统观一直为台阁文臣所遵循。在成化至正德间,一个反对唐宋文传统的力量也正在形成,严重恶化了唐宋文在主流文坛的生存环境。唐宋文的传统与明代科举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可以说是间接地在制度上保障了唐宋文的生存空间。在重新将韩愈等唐宋八家嵌入古文统绪,使得韩愈重新成为这个文统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的过程中,“唐宋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初刻于万历七年之前,社会上流行着“七大家”、“四大家”、“六大家”等称号,在这些组合之中,韩、柳、欧、大苏四大家是最为稳定的。随着同类选本数量的快速增长,“唐宋八大家”的称号在崇祯年间正式形成了。下编以隆庆为断限,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考论明洪武至隆庆期间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明中期以前,由于出版业尚未兴盛,加之文献保存的困难,故而留存至今的古文选本数量并不多。从本文所掌握的明代古文选本所选韩愈古文的情况而言,这一时期的古文选本主要用于科举考试,韩愈古文颇受这些选本的青睐,往往在必选之列。从嘉靖年间开始,选本的选择即以先秦两汉古文与唐宋古文为主,而唐宋古文又重在所谓“唐宋八家”文。受主流文坛流派之间的古文典范之争的影响,古文选本亦开始掺入了“派系”的因素。林希元借编选《古文类抄》之契机,对复古派“文必秦汉”的取法倾向有所反思,将唐宋古文重新纳入到取法范围之内。第二章主要考论万历期间古文选本选评韩文的情况。这一时期的古文选本,比较突出的特点在于:第一,随着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问世,“唐宋八大家”类选本的数量有所增加,“唐宋派”的文脉在万历文坛得以延续;第二,出现了钱谷《韩文评林》、王锡爵《王荆石先生批评韩文》、郭正域《评选韩昌黎文》等专门选评韩文的选本,这表明明人对于韩愈的研究正趋专门化;第三,出现了“自娱”性质的古文选本,如钱士鳌《共赏编》;第四,贾三近《滑耀编》、邹迪光《文府滑稽》等选本,特表韩文“以文为戏”的一面,亦属这一时期韩愈古文接受的特点之一。此外,本章还对郭正域《评选韩昌黎文》一书作个案研究。第三章主要考论天启至崇祯期间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这一时期古文选本的主要特点在于:第一,随着明末出版兴盛期的到来,书籍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伪托名人的古文选本;第二,明末文人在结社之时,编刻了一些古文选本。韩文得以入选这些选本,为研究韩文在不同的文本空间内的接受情况提供了依据。孙慎行《精选八大家文钞》等“八大家”类选本的产生,使得韩愈以及唐宋古文的文脉在明末得到延续。
曹珍[8]（2019）在《潘自牧及其《记纂渊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宋代是类书的大发展时期,数量众多、规模空前,体制大备,分类缜密,流播广泛。尤其是和前代类书相较,有宋一代所编撰之类书,在承继前代类书编撰经验的同时,推陈出新,不仅仅局限于为作文提供检索词藻、典故之便,而是大大增加了其使用功能,如以备科考、书信笺启之用等。另外,宋代所编类书,不似前代多为敕撰,而是多为私修。宋代私撰类书不仅数量繁多,而且在内容、分类、体例等方面也多有创新。南宋中期潘自牧编撰的以记言为主的类书《记纂渊海》作为我国现存最早名言警句分类汇编,世称记言类书创自此书,在宋代类书中别具一格,编排体例极具创新性。它不像传统类书那样,多以“天、地、人、事、物”的顺序来安排部类,而是突出“人、事”两类,详于纂言。分为论议部、性行部、识见部等22部,每部之下又分类,每一类用一个词或词组作标题,如“颖悟”“包容”“方兴未艾”“一视同仁”等,突出引录内容的主题,每一个标题之下,又分经、子、史、传记、集、本朝六部,在每一部之下罗列相关材料,可谓纲举目张,井然有序,十分清楚,使得传统类书的类分原则进一步细化和扩展,极便于检索。另外它不仅辑录征引宋前古籍,而且设“本朝”部,对宋代的文献亦多有保存,故对于文献的校勘、辑佚颇具价值。基于其编排体例独特,文献价值巨大,且学界未有系统研究的原因,本论文广泛搜求多领域的文献加以利用,首先考证、厘清编者潘自牧之生平家世等情况,进而对《记纂渊海》的编撰流传、版本情况,部类划分、编排体例、征引文献等方面予以全面系统的研究,充分论证其在类书编撰史上的地位、价值及影响。本文的正文部分共分设六章。第一章编者潘自牧的家世与生平。从历史学角度全面考察潘自牧的生平、家世、交游及着述。由于《宋史》上无传,潘自牧的家世籍贯、生卒年、仕宦履历、交游着述等皆不甚明晰,文献典籍所涉其生平事迹亦存在错讹之处。本章在全面钩稽有关方志、家乘、序跋等资料的基础上,围绕上述问题进行探讨,纠正前人所载之谬误,梳理出潘自牧生平之大概,厘清其宦迹、交游、着述等情况。第二章论述《记纂渊海》的编撰与流传。《记纂渊海》的成书得益于诸多方面:时代、家庭文化的影响;潘自牧个人较高的文化素养;亲朋师友的参与与协助;发达的区域文化环境;前代类书的参照与取材。《记纂渊海》成书于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成书不久后即有福建书坊刊行,此后流播广泛,宋、元、明、清四代皆有刊刻,宋、明两代并对其进行了续补与改编。第三章《记纂渊海》版本叙录。《记纂渊海》于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成书,潘自牧亲自作序,195卷,是为宋刻原编本。淳佑戊申（1248）年稍前,南宋宋惠父对潘自牧《记纂渊海》作了续补,125卷,今存94卷,是为《记纂渊海后集》。明万历七年,王嘉宾在宋刻本《记纂渊海》及《记纂渊海后集》的基础上,更改原编本卷目编次,增删大量内容,改编为100卷,是为明万历刻本。宋元明清四代,《记纂渊海》多有流传,形成195卷宋刻原编本及100卷明万历改编本两种版本系统。第四章《记纂渊海》的部类划分及编排体例。两种版本系统的《记纂渊海》部类划分及编排体例不尽相同。与前代类书相类比,详论宋刻本、明刻本《记纂渊海》的部类划分及编排体例,突出其编撰特色,并将两个版本系统的《记纂渊海》部类划分及编排体例进行比较,突出二者之不同,以证各自价值。第五章《记纂渊海》征引文献考论。《记纂渊海》部头较大,取材广泛,引文谨严,据考宋刻本所引文献达一千余种,通过考辨其引文方法,揭示引书所体现的时代风尚,深受理学思想影响之特色,并证明《记纂渊海》当为科举应试之类书。同时,也将对引文存在的一些疏漏及不足进行揭示。第六章《记纂渊海》的价值与影响所及。结合南宋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通过列举例证的方式,指出两种版本系统的《记纂渊海》均具有较高的文献学、目录学、史料学等价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记纂渊海》的影响所及。
程希[9]（2019）在《清代宝应朱氏家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二十世书香门第,五百年忠厚人家。宝应朱氏作为明清江淮间名门望族,历经二十余代、五百余年,向以诗书继世、忠厚传家,风雅不辍、弦歌不息,几于代代有作、人人有集。明清两代朱氏一门共造就学人70位、着述260种,现存者亦达110种之多,群星璀璨、着作如林。其着述涵盖经、史、子、集四部,对经学、文学、史学、文献学、小学、金石学、医学、农学、水利学等门类均有涉猎,合义理、考据、辞章三门学问,而尤以文学、经学、理学名世,诞生了朱应登、朱曰藩、朱克生、朱经等诗文名家及朱泽沄、朱彬、朱士端等经学、理学宿儒,成就卓着、泽被后世,堪称明清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史上学术世家之典范。宝应朱氏绝大多数学人及着述产生于清代,其涉猎之广、研探之深、影响之远,在清代学术史上颇为罕见。朱氏家学顺应时代学术发展之主潮,呈现出由文学而理学而朴学的脉络,又深深植根于扬州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充分吸收历代先贤尤其是扬州学派诸儒的学术精髓,同时打上了宝应学术以宋学为特色的地域文化烙印,为窥探清代学术发展奥曲之窗口。清代宝应朱氏家学在外部广泛汲取吴派、皖派及其他学派、学人之优长,择善而从、视野广阔,既重视考据、义理,又不废辞章,不别门户、不畏权威,以朴学为主而兼取宋学之长;在家族内部宝应朱氏家学传承有序,历来主张谨身节用、注重实学,并与宝应、扬州等地学术世家互相联姻,取长补短、砥砺共进,为家学传承持续不断注入源头活水,保障了宝应朱氏家学始终具有旺盛的学术生长力。理学方面,宝应朱氏自明代即有理学传统,至清初朱泽沄力倡程、朱,排抵陆、王,与亲密学侣王懋竑一道以考据之法精研朱子之学,为当时及后世学人所称道和取法。其朱子学为清代理学史之重要一环,其学术统系为宝应学人如刘台拱、成孺等接续,又为扬州学派汉宋兼采的融通之学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来源,其考据方法亦被族人朱彬、朱士端等取法并发扬光大。创辟之功,足可称道。朴学方面,朱彬、朱士端作为清代朴学主流流派——扬州学派的代表学人,在礼学、《说文》学、金石学等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朱彬《礼记训纂》一书为清人新疏十三经不可或缺之重要一种,体现了扬州学派以汉学为主而兼采宋学,视野宏通、惟善是从、求古学之是的学术特色,为清代《礼记》学的集大成之作,在中国礼学史上亦占据重要地位。而朱士端以小学为根底,兼以金石学考合经、史,考据之学愈加精纯。此外,其《说文校定本》《强识编》等书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之纠驳亦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在《说文》学领域理当占据重要一席。文学方面,宝应朱氏首先即以文学世家的面目闪耀于世,名播江淮,如明代朱应登,与李梦阳、何景明等引为同调,跻身“十才子”之列;其子朱曰藩,与何良俊、黄姬水等人开创“金陵六朝派”,亦引领一时风会。至清代,宝应朱氏在辞章之学上亦不稍懈,不仅参与人数多、着作数量众且广涉诸体,在诗、词、文、赋、诗文评等各领域均有作品问世,其中朱克生、朱经、朱士端之诗歌,朱彬、朱士端之古文,朱宗大、朱彬之诗话,朱彬、朱士端、朱效靖之家集编纂,皆各具面目,为人称道。此外,清代宝应朱氏学人在史学、文献学上亦有建树。如朱克简、朱泽沄之政论、史论,朱克生、朱士达等参与方志纂修,朱克生、朱辂、朱百遂等对谱牒、传状的编撰,或有裨时政,或以古鉴今,或保存史料,均为世所需,去取得当,为有用之学。概而言之,清代宝应朱氏学人众多、着述宏富,在理学、朴学、文学等领域成就突出,在方志、家谱、年谱、行状等地方文献及家族文献的编纂上亦有重要建树,无愧“江淮文献巨族”的称号。其由文学而理学而朴学的家学传承脉络又与明清学术潮流暗合,为明清学术世家的典型范例;其躬行实践、不慕荣利、实事求是、宏通广大的学术品格和学术追求,亦足堪后世学人取法效仿。
陈峰[10]（2019）在《清儒王懋竑学术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在学统四起、名家辈出的清代学术史上,王懋竑（1668—1741）因纂订《朱子年谱》而久负盛名,其经史考据的成就亦受到乾嘉以降后学的普遍推重。王懋竑身处康乾之时,朝野上下弥漫着尊崇朱学的浓厚氛围,学者以尊朱述朱为能事,然编排去取之间指向各殊。导源于明中叶的博古考据之风在此时亦渐次兴盛,成为乾嘉朴学的先声。与此同时,陆王心学仍有余绪,颜李学派也在学林中占据一席之地。作为江南儒士的王懋竑,早年便与方苞、朱泽沄等人订交论学,与阎若璩、惠士奇、李塨、张伯行、陈鹏年等人俱有往还。在与学人互动的历程中,王懋竑抱持着尊朱的宗旨,既迎合了清廷形塑意识形态的举措,同时又不尚苟且调停之说,不因袭摘撮成篇的陈法,转而剖析《朱子文集》《朱子语类》中的时空人物信息,从文辞的探讨、语境的还原、事证的勾稽、义理的寻绎等方面深加用功,考订朱熹行年先后,编订朱熹着述真伪。《朱子年谱》的编纂,既在清代朱子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彰显了王懋竑独特的学术风格与思想旨趣,为后世研究清代学术史提供了鲜活的个案。作为记史之体的年谱,糅合编年与纪传两种体裁,依据时序对史料进行排比系年,其中的去取增删,与编纂者本人的身份背景、学术考量以及思想动因息息相关。从乾嘉之时迄于今日,学界对王懋竑的推崇与肯定,主要是从《朱子年谱》考据精审、辨伪详实的角度而立论。然而《朱子年谱》纂订的动机,表面上是为了指陈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之误、否定“朱陆调和”之类的观点,实质上是以考据为工具,对李光地所纂《朱子全书》、张伯行所编《朱子语类辑略》等风行之书作出批驳,对同时理学家的种种误读作出纠谬,更是对康熙“理学真伪论”的潜在回应。具体而言,《朱子年谱》围绕着朱熹的书写可分为四个主题,即考订早年学行、辨析朱张交游、形塑朱陆之争、论定晚年宗旨。王懋竑考订朱熹早年,删汰种种神异书写,指陈武夷三先生为学不纯,又讳言朱熹早年学禅的经历,更淡化李侗（1093—1163）对朱熹的影响,意在将朱熹从道南一脉的理学系谱中加以抽离,为重新书写朱熹形象作出铺垫。《朱子年谱》中对朱张、朱陆交游书写,分别代表朱熹与当时学人互动的两种类型。以王懋竑所见,张栻与朱熹论学大旨相契,故《朱子年谱》对朱、张通书详加考释,一字一句不肯放过,将张栻视作朱熹之附翼,意在揭示朱熹编订着述、诠解义理时的艰辛历程,反映朱熹学术思想中“变”的一面。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学者,为学宗旨已与朱熹偏离,王懋竑在形塑朱、陆之争时又常常略去书信的具体语境,专就两家争讼之语进行解读,将朱、陆之争认定为朱熹思想演变的核心论题,凸显朱熹固守正统、贬斥异端的形象,反映朱熹学术思想中“不变”的一面。这种书写的不对称性,在《朱子年谱》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只是潜藏于文献罗列与史事考订之中,未被此前研究者发掘。王懋竑对朱熹晚年宗旨的探讨,以考辨《玉山讲义》为先,认定朱熹晚年并不专言本体,本体当寓于工夫之中。同时,王懋竑考订朱熹书信,以主敬为朱熹工夫论之主轴,主静从属于主敬,二者绝不能等同;主敬既贯穿于穷理、反躬之中,而读书为学方是穷理、反躬的下手之处。三者层层递进之下,朱熹学术思想中的形上色彩被渐渐剥离,取得代之的是日用伦常之道、下手工夫之处,其中读书治学之法更被王懋竑视作晚年定论所在。相较元明年谱而言,朱熹玄远思辨、默契道体、遥接孔孟的道学因素不断弱化,取而代之的是潜研经籍、好古深思、反躬践行的读书人形象,这与康乾时渐盛的考据学风密不可分。王懋竑对《家礼》、《周易本义》前九图的辨伪,清儒中尊信者不少,当代人非议者居多。造成聚讼纷纭的主因是学者对朱熹形象的不同认知。王懋竑辨伪《家礼》,既援引《仪礼》《书仪》等书以凸显《家礼》“于古非有所据”,同时关注明清之时社会礼俗的递变,强调《家礼》“于今又难以行”。当然,王懋竑辨伪《家礼》的取径之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从朱熹的文集、语录之中发现破绽,论定朱熹生前未撰《家礼》。王懋竑考辨此问题时,所见文献有限。其实从陈淳、黄干等人的歧说异论之中,更可佐证王懋竑的这一创见。再如《周易本义》前九图,王懋竑校雠宋元旧本、寻绎朱熹文语,以为九图非朱熹所作。此论得失互见,充斥着清初儒者鄙薄《图》《书》之学的成见。要言之,王懋竑辨伪诸书,展现了清儒考据中旁征博引、多闻阙疑的特质,其深层意图则是将朱熹文献中不合时宜、或者潜在发生负面影响的因素加以剔除,从而强化朱熹的正面形象。王懋竑在经史领域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读书记疑》之中。经学领域中,王懋竑辨《古文尚书》之伪,与阎若璩、惠栋之理路不谋而合。在疑古求是的同时,王懋竑亦认为《古文尚书》保存圣贤遗训,不可尽废,较阎若璩、惠栋所见更为持平。蔡沈《书集传》虽为功令所尊,王懋竑考据史事、融贯事理对蔡书提出不少批评。在对《诗经》的研讨之中,王懋竑力辨毛、郑之异以破前儒陈说,不攀附崇郑佞郑的时风;辨析朱熹《诗集传》早晚版本之别,又能改订朱注之误,对元明旧解多有发覆。在三《礼》之中,王懋竑对《礼记》着力最深,不仅校勘、订正《礼记》经文,又能折衷于郑玄、朱熹、陈澔诸说之间,博古求是,缘情说礼,以求济用。《四书》方面,王懋竑将主敬认定为《四书章句集注》的思想主轴,考据名物以羽翼朱熹之说,参酌《朱子文集》《朱子语类》以推求朱熹定论。不过,王懋竑将《大学》《中庸》重新回归到《礼记》的系统中加以诠释,既折射了清儒对礼学的推重,又可视为对朱熹《四书》学体系的消解,在清儒之中颇具典范意义。至于史学领域,王懋竑潜研史籍,以校雠之法,效长编考异之例,改订、补正《资治通鉴纲目》,意在远绍朱熹之志。在分析史事、评骘人物中,王懋竑逐渐跳脱出天理史观的束缚,通过比勘文献记载的歧异展现历史的复杂图景,在考订名物制度、还原历史过程之中探求史学的经世致用之效。在南宋以降的学术思想史上,朱熹学说的权威地位虽已奠定,然而朱熹的历史形象却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动态历程。李方子《朱子年谱》行世之后,取信而增详者有之,批评而改订者有之,显示了朱门后学在理解师说上种种差异。明清之时,尊朱已有定论,述朱却无共识。围绕着朱熹的年谱层出不穷,纂谱者或以标榜道统为宗旨,或怀彰显乡贤之心,或以弘扬祖德为职志。正因立场有别、旨趣各殊,编年记事之间往往暗寓作者对朱熹形象的不同理解。《四库全书总目》对《朱子年谱》推崇备至,归根究底,是因为王懋竑对朱熹的成功塑造,恰恰符合乾嘉考据学者的学术预设,在某种程度上也使理学与经学间的张力消融于无形之中。与此相似,王懋竑逝世后,其学术贡献受到了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翁方纲、阮元、俞樾、陈澧等人的推重。在近代以来,唐文治、梁启超、胡适、钱穆等学者在讨论朱子学史、清代学术史时皆曾对王懋竑予以高度评价。在这些表彰与评议之中,无论是将王懋竑塑造为笃守程朱、深研考据的朴鲁学者,或是推阐宋明学术的朱学巨擘,抑或是扬州学派之先导人物,皆是立足于王懋竑学术思想的特定方面而立论。若就知识社会学的理路而言,王懋竑的学术形象亦经历着不断“再生产”的过程。作为偏居一隅的儒者,王懋竑撰作不倦,着书传世,在后来学者的追溯与书写之下,其学术形象虽无定论可言,亦跃升为学人所津津乐道的“话题”,便足证王懋竑的学术思想在乾嘉以降的深远影响。
二、吕祖谦经学着述目录版本考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吕祖谦经学着述目录版本考述（论文提纲范文）
（1）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六家诗名物疏》的成书背景、版本及体例 |
| 第一节 冯复京的生平及学术成就 |
| 一、冯复京交游与其学术之关系 |
| 二、冯复京着述考略 |
| 第二节 《六家诗名物疏》的成书背景 |
| 一、明代中后期复古学风与《诗经》研究风气的转变 |
| 二、明代中后期图书出版对《六家诗名物疏》成书的影响 |
| 三、《六家诗名物疏》的创作目的 |
| 第三节 《六家诗名物疏》的版本 |
| 第四节 《六家诗名物疏》的体例特征 |
| 一、《六家诗名物疏》的编排体例 |
| 二、《六家诗名物疏》的名物训释体例 |
| 第二章 《六家诗名物疏》的名物研究 |
| 第一节 《六家诗名物疏》引书考论 |
| 一、《六家诗名物疏》的引书范围及方式 |
| 二、对类书丛书的征引 |
| 三、对宋代学术成果的征引 |
| 第二节 《六家诗名物疏》对前人名物训解的补证 |
| 一、对《尔雅》训释的疏通补证 |
| 二、补证《毛传》《郑笺》 |
| 三、采集三家《诗》为补 |
| 第三节 《六家诗名物疏》对历代名物训解错误的订正 |
| 一、《六家诗名物疏》辨析名物训解之误的类型 |
| 二、《六家诗名物疏》的考证方法 |
| 第四节 《六家诗名物疏》的不足 |
| 第三章 冯复京的《诗经》学思想及《六家诗名物疏》的影响 |
| 第一节 冯复京的《诗经》学思想 |
| 一、尊古依圣 |
| 二、尊《序》立场 |
| 三、融合《毛传》《郑笺》 |
| 第二节 《六家诗名物疏》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卫湜《礼记集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价值与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礼记集说》的刊刻与版本 |
| 第一节 卫湜《礼记集说》的成书背景 |
| 第二节 《礼记集说》的版本 |
| 一、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赵善湘刻本 |
| 二、南宋嘉熙四年(1240年)新定郡斋刻本 |
| 三、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通志堂刻本 |
| 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四库荟要本 |
| 五、其他明清抄本 |
| 第三节 四库本《集说》的版本价值管窥 |
| 第四节 澹生堂藏宋版《礼记集说》与清初学风 |
| 小结 |
| 第二章 《礼记集说》引书研究 |
| 第一节 《礼记集说》引诸家考 |
| 一、唐及以前诸家 |
| 二、宋代诸家 |
| 第二节 《礼记集说》引书体例略考 |
| 一、引宋以前书 |
| 二、引朱熹论着 |
| 三、《集说》征引标准蠡测 |
| 四、《集说》的辑佚价值 |
| 小结 |
| 第三章 《礼记集说》所见汉-宋学者治礼之异 |
| 第一节 《集说》在汉-宋经学史上的意义 |
| 第二节 “原境说礼”:宋儒还原行礼情境 |
| 第三节 “以理说礼”:宋儒注重礼外之意 |
| 第四节 自汉至宋孔子形象的变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礼记集说》所见宋-清学者治礼之异 |
| 第一节 宋儒与清儒对《礼记》注疏态度之异同 |
| 一、作为清代“考据学”原点的宋学 |
| 二、宋儒、清儒对经典注疏之态度不同 |
| 第二节 宋儒与清儒对经典的解读方式之异 |
| 第三节 时代导致的对经典理解的差异 |
| 第四节 《集说》所见宋儒治学粗疏举隅 |
| 小结 |
| 第五章 卫湜《礼记集说》对后世的影响 |
| 第一节 后世对卫湜《礼记集说》的评价 |
| 一、“汇辑前修,有资考述” |
| 二、“备列众说,不加论断” |
| 第二节 陈澔与《陈氏礼记集说》 |
| 第三节 郑元庆与《(芷畦)礼记集说》 |
| 第四节 杭世骏与《续礼记集说》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礼记集说》相关序跋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3）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吕祖谦思想总体研究 |
| 1.2.2 吕祖谦义理之学的研究 |
| 1.2.3 吕祖谦辞章之学的研究 |
| 1.2.4 吕祖谦考据之学的研究 |
| 1.2.5 吕祖谦经济之学的研究 |
| 1.3 研究的意义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6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原文献之传”与吕祖谦儒学学统建构 |
| 2.1 “中原文献之传”的内涵考辨 |
| 2.1.1 南宋时人之认同:“中原文献之传”乃儒学之正统 |
| 2.1.2 宋元朱熹后学之新诠:“中原文献之传”为伊洛渊源之道学 |
| 2.1.3 明清学者之复归:“中原文献之传”即图书资料之学 |
| 2.1.4 现当代学者的多维视域:“中原文献之传”古今内涵之融合 |
| 2.2 儒学学统及其四个面向的学理依据 |
| 2.3 学统与道统的角逐: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 |
| 2.3.1 “升—降—升”:吕祖谦学术地位之演变 |
| 2.3.2 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探析 |
| 2.4 中原文献之传的传承脉络考 |
| 2.4.1 高平、庐陵、鄞江、西湖五传 |
| 2.4.2 安定、泰山、濂溪、焦氏、荆公、横渠、百源、清敏四传 |
| 2.4.3 涑水、二程、荥阳、了翁、廌山、和靖三传 |
| 2.4.4 二传元城、龟山、谯氏、武夷、横浦之学 |
| 2.4.5 一传白水、玉山、三山、芮氏之学 |
| 2.4.6 兼传三苏、王苹、胡宏之学 |
| 2.5 从“中原文献之传”到中原文献之学 |
| 2.5.1 义理之学的传承 |
| 2.5.2 辞章之学的承传 |
| 2.5.3 考据之学的的承袭 |
| 2.5.4 经济之学的承继 |
| 2.6 中道:吕祖谦构建儒学学统的方法论 |
| 2.6.1 中庸之道的常道特征 |
| 2.6.2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中庸之道的方法论意义 |
| 第3章 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 |
| 3.1 义理之学的来源 |
| 3.2 义理之学的总体架构 |
| 3.2.1 无极而太极:道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2.2 相倚又相成:整全之道的展开方式 |
| 3.2.3 分立而不分离:道之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
| 3.3 理气论:理气合一 |
| 3.4 心性论:心与天一、心与理一、心性合一 |
| 3.5 工夫论:工夫须从心上做 |
| 3.6 道器不离:理——心——气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6.1 理事一致 |
| 3.6.2 理礼合一 |
| 3.6.3 心史合一 |
| 第4章 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 |
| 4.1 求道于经,以经为文:吕祖谦文道合一的思想 |
| 4.1.1 重道轻文的时代背景 |
| 4.1.2 以学统统合文道 |
| 4.2 “巧”在文道并进的文章工夫——吕祖谦斯文重建的旨趣 |
| 4.2.1 “东莱之弊尽在于巧” |
| 4.2.2 巧之所指:文章工夫 |
| 4.2.3 “巧”之旨归:重建斯文 |
| 第5章 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 |
| 5.1 语言文字学 |
| 5.1.1 承汉儒之旧的音韵学 |
| 5.1.2 守旧与创新并举的训诂学 |
| 5.2 古籍编纂与史学考订 |
| 5.2.1 吕祖谦对《古周易》的复原及其意义 |
| 5.2.2 吕祖谦对《程氏易传》的整理与刊刻 |
| 5.2.3 史学考订 |
| 第6章 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 |
| 6.1 吕祖谦之政治思想与实践 |
| 6.1.1 政治伦理思想 |
| 6.1.2 政治生态思想 |
| 6.1.3 德法并行:政治制度思想 |
| 6.1.4 政治实践 |
| 6.2 经济思想与实践 |
| 6.2.1 寓兵于农,提高土地生产力 |
| 6.2.2 取民有制,宽省民力 |
| 6.2.3 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 |
| 6.2.4 农商并重、工商各有其分 |
| 6.2.5 经济实践 |
| 6.3 教育理念与实践 |
| 6.3.1 学以成圣的人格教育目标 |
| 6.3.2 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
| 6.3.3 讲实理、育实材、求实用的教育方针 |
| 6.3.4 教育实践 |
| 6.4 推势阐理之经世史学 |
| 6.4.1 吕祖谦的史学渊源 |
| 6.4.2 经史一体的史学观 |
| 6.4.3 读史之法 |
| 6.4.4 推势阐理,以史经世 |
| 6.4.5 以“礼”为核心的史学特色 |
| 第7章 中原文献之学的旨趣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
| 7.1 重建内圣外王之道: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 |
| 7.1.1 通世务、实践履的经学主旨 |
| 7.1.2 文贵有用、文以宣言文学功用观 |
| 7.1.3 通古今之变,用于当世的治史目的 |
| 7.2 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对后世的影响 |
| 7.2.1 对浙东事功学派的影响 |
| 7.2.2 对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 |
| 7.2.3 对清代朴学的影响 |
| 7.2.4 对浙东史学的影响 |
| 7.3 博杂抑或博洽?——吕祖谦学术的再评价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宋代洛学命运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两宋洛学史的研究 |
| (二)二程洛学及其中州后学人物研究 |
| (三)洛学研究前瞻与学术走向 |
| 三 解决的主要问题 |
| 四 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洛学发轫:学派形成与元佑之祸 |
| 第一节 嘉佑之际:道学上的觉识 |
| 一 卜葬先茔与伊洛定居 |
| 二 嘉佑贡举与京师论学 |
| 第二节 熙丰之际:学派间的颉颃 |
| 一 熙宁变法下的扬避 |
| 二 哲学体系上的鉴戒 |
| 三 从私学走向学派:收徒与讲学 |
| 第三节 哲宗时代:朋党下的祸端 |
| 一 朝廷侍讲 |
| 二 讲学江湖 |
| 三 党禁祸事 |
| 小结 |
| 第二章 南传分化中的兴废:党禁政治与薪火再传 |
| 第一节 党禁下的另向突破 |
| 一 晚年程颐的布衣生涯 |
| 二 坚守道学的程门弟子 |
| 第二节 宗师的陨落与遗产的继承 |
| 一 崇宁年间的病逝 |
| 二 程氏文本的继承 |
| 第三节 靖康之变与道学南传 |
| 一 国难下的南迁 |
| 二 程门的分化与传学 |
| 第四节 新皇统治下的解禁 |
| 一 秦桧初相下的政治工具 |
| 二 “尊魂”赵鼎的政治推崇 |
| 第五节 秦桧政治下的禁学 |
| 一 拉拢失败后的打压 |
| 二 “专门曲学”的指控 |
| 小结 |
| 第三章 困境与高扬:伪学还是道学 |
| 第一节 花开在东南:崛起的东南三贤 |
| 一 续传东南诸儒 |
| 二 启蒙永嘉之学 |
| 第二节 历史的重演:再现学禁 |
| 一 赵汝愚与朱熹的双向联动 |
| 二 韩、赵争执下的伪学判定 |
| 三 庆元时期的党禁之厄 |
| 四 解禁与平反 |
| 第三节 理宗皇帝的高扬:大宗地位的确定 |
| 一 “治道补救”的政治契机 |
| 二 朝野上下的推崇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姚明达《程伊川年谱》订补 |
| 一、姚谱之概述 |
| 二、姚谱之校订 |
| 三、姚谱之增补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5）焦循《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综述 |
| 二、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版本与着年考辨 |
| 第一节 早期《毛诗物名释》阶段 |
| 一、“上图一卷本” |
| 二、“傅图二十卷本” |
| 三、“上图一卷本”与“傅图二十卷本”成稿先后考 |
| 四、“上图一卷本”成稿时间考 |
| 第二节 后期《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阶段 |
| 一、“上图三十卷本” |
| 二、“上图十一卷本”与“国图残抄本” |
| 小结 |
| 第二章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编纂考述 |
| 第一节 从早期《毛诗物名释》阶段到“上图三十卷本” |
| 一、从“傅图二十卷本”到“上图三十卷本” |
| 二、从“上图一卷本”到“上图三十卷本” |
| 第二节 从“上图三十卷本”到“上图十一卷本” |
| 一、“上图十一卷本”参照本 |
| 二、从“上图三十卷本”到“上图十一卷本” |
| 小结 |
| 第三章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解经立场析论 |
| 第一节 主观立场:焦循解《诗》的两个维度 |
| 一、第一重解《诗》维度:合乎风人之旨 |
| 二、第二重解《诗》维度:对前人《尔雅》研究之回应 |
| 三、戴学之沿承:焦循回归经义的困境 |
| 第二节 解经实践:焦循曲护《毛传》的现象认定 |
| 一、曲圆《毛传》抵牾之处 |
| 二、规避《毛传》误训 |
| 三、误读并比附《毛传》 |
| 四、回护《毛传》的其他方式 |
| 第三节 焦循对宋学之态度与取舍 |
| 一、焦循对宋学之态度 |
| 二、焦循对宋人《诗》说之取舍原则 |
| 三、焦循尊《序》之缘由 |
| 第四节 根源再探:焦循曲护《毛传》的原因 |
| 一、对文献材料缺乏辨析 |
| 二、误用转语 |
| 三、“右文”推源 |
| 四、径改原典 |
| 五、缺少目验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焦循《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着录辑补与辨正 |
| 附录二 焦循《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结撰年表 |
| 附录三 广陵书社点校本《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勘误 |
| 附录四 “上图三十卷本”《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校读记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6）《四言史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目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上编 综合篇 |
| 第一章 四言咏史诗发展流变考 |
| 第一节 先秦汉魏时期 |
| 一、肇始于先秦之《诗经》 |
| 二、汉魏赓续之 |
| 第二节 唐宋时期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 |
| 第二章 四言咏史诗集《诗史》《四言史徵》作者版本考述 |
| 第一节 葛震与《诗史》 |
| 一、葛震生平考 |
| 二、《诗史》版本考 |
| 第二节 曹荃与《四言史徵》 |
| 一、曹荃生平简述 |
| 二、《四言史徵》版本考 |
| 第三章 《四言史徵》内容探析 |
| 第一节 《诗史》内容概述 |
| 第二节 《四言史徵》对《诗史》的内容注释和增补概述 |
| 一、释义、释地名、注音 |
| 二、眉批 |
| 第四章 《四言史徵》注释文献采摭考述 |
| 第一节 先秦及秦 |
| 一、作者自注文献书目 |
| 二、作者未注文献考察 |
| 第二节 汉魏到元代 |
| 一、非正史类的编年体文献 |
| 二、非编年体类的相关文献 |
| 第三节 明代 |
| 第五章 《四言史徵》修订《诗史》诗文探微 |
| 第一节 直接修改文字内容 |
| 一、修订後的韵与不韵 |
| 二、纪年有异 |
| 第二节 增补续写 |
| 一、增加诗句贯通诗意 |
| 二、增补历史人物 |
| 第三节 删减移位 |
| 一、删减诗文 |
| 二、诗文移位 |
| 第六章 《四言史徵》的编纂创作思想 |
| 第一节 言正统的编纂思想 |
| 一、正统王朝 |
| 二、正统帝王 |
| 第二节 褒善贬恶的创作思想 |
| 一、褒誉良善 |
| 二、贬抑奸恶 |
| 第七章 《四言史徵》的史学思想 |
| 第一节 对前代历史的总结 |
| 一、以史为鉴 |
| 二、经世致用 |
| 第二节 史学思想的嬗变 |
| 结语 |
| 下编 校勘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位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7）明代韩愈古文接受研究 ——以明代古文选本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对于明代韩愈接受史的研究 |
| (二)对于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文的研究 |
| 三、选题的基本思路、主要内容以及研究方法 |
| (一)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上编 |
| 第一章 明代科举文化与韩愈古文的接受 |
| 第一节 明代地方学官制度与韩愈古文的流播 |
| 第二节 明代科举考试衡文的标准与韩愈古文的诵习与选评 |
| 第二章 明代出版业与韩愈古文的选评——以上海图书馆藏十卷本《唐文归》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上海图书馆藏十卷本《唐文归》的真伪问题再证 |
| 第二节 上图藏十卷本《唐文归》的韩文评点析论 |
| 第三章 明末文人结社与韩愈古文的选评——以朱东观《唐文归》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明末钱塘朱东观结社考述 |
| 第二节 因史观人,因人观文：朱东观《唐文归》与韩愈古文的选评 |
| 第四章 明代“唐宋八大家”阐释语境中的韩愈——兼及“八大家”概念的形成问题 |
| 第一节 洪武至正德时期韩愈古文的接受语境 |
| 第二节 嘉靖至万历时期“唐宋八大家”概念的形成 |
| 第三节 天启至崇祯时期“唐宋八大家”概念的巩固与发展 |
| 下编 |
| 第一章 明洪武至隆庆时期古文选本选评韩文考论 |
| 第一节 洪武至隆庆时期古文选本选评韩文考述 |
| 第二节 林希元《新刊正续古文类抄》选评韩文研究 |
| 第二章 明万历时期古文选本选评韩文考论 |
| 第一节 万历时期古文选本选评韩文考述 |
| 第二节 郭正域《评选韩昌黎文》选评韩文研究 |
| 第三章 明天启至崇祯时期古文选本选评韩文考论 |
| 第一节 天启至崇祯时期古文选本选评韩文考述 |
| 第二节 孙慎行《孙宗伯精选唐宋八大家文钞》选评韩文研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潘自牧及其《记纂渊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编者研究 |
| 二、版本研究 |
| 三、体例研究 |
| 四、征引文献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基本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潘自牧家世与生平 |
| 第一节 潘自牧的家世与个人素养 |
| 一、潘自牧祖籍与先世 |
| 二、潘自牧父名考辨 |
| 三、潘自牧家庭教育与个人素养 |
| 第二节 潘自牧生平交游与着述 |
| 一、潘自牧之生平 |
| 二、潘自牧交游考 |
| 三、潘自牧之着述 |
| 第二章 《记纂渊海》的编纂与流传 |
| 第一节 《记纂渊海》编纂的背景 |
| 一、时代文化背景 |
| 二、宋代学术文化影响下的类书编撰 |
| 第二节 《记纂渊海》的成书与刊行 |
| 第三节 《记纂渊海》的流传与改编 |
| 一、南宋时期《记纂渊海》的流传及续补 |
| 二、元明清时期《记纂渊海》的流传及改编 |
| 第三章 《记纂渊海》版本叙录 |
| 第一节 一百九十五卷本版本系统叙录 |
| 一、宋刻本 |
| 二、宋钞本 |
| 三、元刻本 |
| 四、明钞本 |
| 五、明铜活字本 |
| 第二节 一百卷本版本系统叙录 |
| 一、明万历七年刻本 |
| 二、明钞本 |
| 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 第三节 《记纂渊海》海外藏本及现今通行本 |
| 一、日本藏本 |
| 二、现今通行本 |
| 第四章 《记纂渊海》的部类划分及编排体例 |
| 第一节 《记纂渊海》以前类书的部类和体例 |
| 一、《记纂渊海》以前类书的部类划分 |
| 二、《记纂渊海》以前类书的体例 |
| 第二节 宋刻一百九十五卷本的编排体例及其内容 |
| 一、部目划分 |
| 二、编排体例 |
| 第三节 明万历刻一百卷本的编排体例及其内容 |
| 一、部目划分 |
| 二、编排体例 |
| 第四节 宋刻本与明刻本编排体例及其内容之比较 |
| 第五章 《记纂渊海》征引文献考论 |
| 第一节 《记纂渊海》引书统计分析 |
| 第二节 《记纂渊海》引文方法考辨 |
| 一、主题词突出法 |
| 二、直引法 |
| 三、节引法 |
| 四、约引法 |
| 五、存异法 |
| 第三节 《记纂渊海》引书特色 |
| 一、反映时代之风尚 |
| 二、反映理学思想之影响 |
| 三、反映科举应试之实用特色 |
| 第四节 文献征引的缺陷 |
| 一、征引文献出处不一 |
| 二、征引内容不一 |
| 三、分类不够严谨 |
| 四、引书错误 |
| 第六章 《记纂渊海》的价值与影响 |
| 第一节 《记纂渊海》的文献学价值 |
| 一、校勘价值 |
| 二、辑佚价值 |
| 第二节 《记纂渊海》的目录学价值 |
| 第三节 《记纂渊海》的史料学价值 |
| 一、史学史料价值 |
| 二、文学史料价值 |
| 三、理学史料价值 |
| 第四节 《记纂渊海》的影响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宋刻本《记纂渊海》引书目录 |
| 附录二 宋刻本《记纂渊海》所引部分已佚典籍叙录 |
| 附录三 明万历刻本《记纂渊海》所引佚书《历代郡县地理沿革表》辑录 |
| 附录四 《记纂渊海》书影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参与课题 |
| 致谢 |
（9）清代宝应朱氏家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趋势 |
| (一) 宝应朱氏家族文献整理 |
| (二) 宝应朱氏家学宏观研究 |
| (三) 宝应朱氏家学个案研究 |
| (四) 研究趋势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清代宝应朱氏家学兴起之背景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社会背景与文化政策 |
| (二) 官方哲学与统治思想 |
| 第二节 人文渊薮 |
| (一) 区位优越,经济发达 |
| (二) 文脉深远,学术昌隆 |
| 第三节 家学渊源 |
| (一) 明代宝应朱氏学人着述考述 |
| (二) 明代宝应朱氏学行对后世朱氏家学之沾溉 |
| 第二章 清代宝应朱氏家学传承谱系 |
| 第一节 清代宝应朱氏学人着述考述 |
| 第二节 清代宝应朱氏家学之特色 |
| (一) 源远流长,名家辈出 |
| (二) 理学传家,尊崇朱子 |
| (三) 工于诗文,兼善书画 |
| (四) 立德修身,家风谨严 |
| (五) 与世推移,暗合主潮 |
| (六) 家族联姻,优势互补 |
| 第三章 清代宝应朱氏学人交游考述 |
| 第一节 朱泽沄交游考 |
| (一) 师长前辈 |
| (二) 友朋同道 |
| (三) 门人弟子 |
| 第二节 朱彬交游补考 |
| (一) 师长辈 |
| (二) 友朋辈 |
| 第三节 朱士端交游考 |
| (一) 师长前辈 |
| (二) 友朋同辈 |
| (三) 门人后学 |
| 第四章 清代宝应朱氏之理学 |
| 第一节 清初理学之概况 |
| (一) 清代以前之理学 |
| (二) 清初之理学 |
| 第二节 朱泽沄之理学 |
| (一) 生平学行 |
| (二) 治学方法 |
| 第三节 朱泽沄理学思想的成就特色 |
| (一) 对朱子尊、道齐头用功的论定 |
| (二) 对朱子未发涵养工夫的抉发 |
| (三) 对朱子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视 |
| 第五章 清代宝应朱氏之朴学 |
| 第一节 朱彬之朴学 |
| (一) 广采博收,裁断准确——朱彬《礼记训纂》研究 |
| (二) 择善而从,视野宏通——朱彬《经传考证》研究 |
| 第二节 朱士端之朴学 |
| (一) 朱士端卒年及字号考辨 |
| (二) 寻许氏源流,正后儒删改——朱士端之《说文》学 |
| (三) 考经史文字,征诂训声音——朱士端之金石学 |
| 第六章 清代宝应朱氏之文学 |
| 第一节 以诗阐理与以诗表情——宝应朱氏之诗歌 |
| 第二节 学至者文不求至而自至——宝应朱氏之古文 |
| (一) 增益学问 |
| (二) 裨补时政 |
| 第三节 吉光片羽,亦足可宝——宝应朱氏之诗文评 |
| 第四节 家族诗文,世世珍藏——宝应朱氏之家集编纂 |
| (一) 《朱氏诗文世珍》之成书与版本 |
| (二) 《朱氏诗文世珍》之内容 |
| (三) 《朱氏诗文世珍》之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宝应朱氏家族世系表 |
| 附录二: 宝应朱氏家族世系图(一至十九世) |
| 附录三: 朱彬《经传考证》引人说统计表 |
| 附录四: 朱彬《经传考证》引书统计表 |
| 附录五: 朱士端《说文校定本》引书统计表 |
| 附录六: 朱士端《强识编》引书统计表 |
| 附录七: 朱士端《强识编》引人说统计表 |
| 附录八: 朱士端对段《注》之纠驳平议 |
| 附录九: 朱士端《宜禄堂收藏金石记》引书统计表 |
| 附录十: 朱士端年谱简编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目录 |
（10）清儒王懋竑学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史料取用 |
| 1.4 内容架构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论世与知人:王懋竑的家世、交游与着述 |
| 2.1 世风与家学 |
| 2.1.1 清初学风 |
| 2.1.2 扬州学术 |
| 2.1.3 白田家学 |
| 2.2 交游与转益 |
| 2.2.1 学林硕彦 |
| 2.2.2 理学名臣 |
| 2.2.3 乡贤名士 |
| 2.3 着述与流传 |
| 2.3.1 《朱子年谱》 |
| 2.3.2 《白田草堂存稿》 |
| 2.3.3 《白田草堂续稿》 |
| 2.3.4 《读书记疑》 |
| 2.3.5 《朱子文集注》 |
| 第3章 背景与历程:《朱子年谱》纂订前后 |
| 3.1 背景与动因 |
| 3.2 过程与意图 |
| 3.3 取鉴与采择 |
| 3.3.1 李默《紫阳文公先生年谱》 |
| 3.3.2 洪嘉植《朱子年谱》 |
| 3.3.3 朱玉《朱文公年谱事实》 |
| 3.3.4 邹琢其《朱子年谱正讹》 |
| 3.3.5 朱泽沄《朱子圣学考略》 |
| 第4章 笔法与心证:王懋竑对朱熹学行的书写 |
| 4.1 考订早年学行 |
| 4.1.1 删汰神异书写 |
| 4.1.2 考辨武夷从学 |
| 4.1.3 讳言学禅经历 |
| 4.1.4 改订延平授受 |
| 4.2 辨析朱、张交游 |
| 4.2.1 过程的序列 |
| 4.2.2 史料的辨析 |
| 4.2.3 立场的审视 |
| 4.3 形塑朱、陆之争 |
| 4.3.1 书写鹅湖之会 |
| 4.3.2 重释南康之会 |
| 4.3.3 揭示“辨陆学之非” |
| 4.4 论定晚年宗旨 |
| 4.4.1 本体与工夫之辨 |
| 4.4.2 主静与主敬之辨 |
| 4.4.3 穷理与读书之辨 |
| 第5章 独断与考索:王懋竑对朱熹着述的辨伪 |
| 5.1 参酌今古:《家礼》辨伪的逻辑进路与思想意义 |
| 5.1.1 征于古今礼书 |
| 5.1.2 验诸人情风俗 |
| 5.1.3 考之朱熹行年 |
| 5.1.4 余论 |
| 5.2 黜虚崇实:《周易本义》前九图辨伪的学术考量 |
| 5.2.1 校雠于版本 |
| 5.2.2 寻绎于师说 |
| 5.2.3 决疑于本事 |
| 5.2.4 小结 |
| 第6章 考古与新诠:王懋竑的经学成就 |
| 6.1 辨伪与求是:王懋竑《尚书》学发微 |
| 6.1.1 治《书》历程 |
| 6.1.2 辨《古文》之伪而论衡今古文得失 |
| 6.1.3 申朱熹之说而订正蔡《传》之误 |
| 6.1.4 考据史事、融贯事理而自成一说 |
| 6.2 通贯与自得:王懋竑《诗经》学申述 |
| 6.2.1 治《诗》历程 |
| 6.2.2 辨毛、郑之异 |
| 6.2.3 订朱熹之注 |
| 6.2.4 创自得之说 |
| 6.3 纂辑与明断:王懋竑《礼记》学析论 |
| 6.3.1 治《礼》历程 |
| 6.3.2 纂礼求通 |
| 6.3.3 博古求是 |
| 6.4 推阐与补订:王懋竑《四书》学述略 |
| 6.4.1 推阐主敬工夫以揭橥《集注》之旨 |
| 6.4.2 考据名物史事以羽翼《集注》之解 |
| 6.4.3 采摭《文集》《语类》以发明《集注》之义 |
| 第7章 校雠与论衡:王懋竑的史学成就 |
| 7.1 校雠以判史实 |
| 7.2 尊朱以申《纲目》 |
| 7.3 博古以通世用 |
| 第8章 历史影响与学术地位 |
| 8.1 《四库全书总目》的论定 |
| 8.1.1 着作的评价 |
| 8.1.2 观点的征引 |
| 8.2 清代儒者的评议 |
| 8.3 郡邑后学的表彰 |
| 8.4 民国以降的回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清儒王懋竑年谱新编 |
| 附录B: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论着清单 |
四、吕祖谦经学着述目录版本考述（论文参考文献）
- [1]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研究[D]. 时子坤.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2]卫湜《礼记集说》研究[D]. 王璐. 吉林大学, 2020(03)
- [3]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D]. 徐艳兰. 湖南大学, 2020(02)
- [4]宋代洛学命运的历史考察[D]. 席中亚. 郑州大学, 2020(03)
- [5]焦循《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研究[D]. 黄睿. 鲁东大学, 2020(06)
- [6]《四言史徵》研究[D]. 黑金福.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7]明代韩愈古文接受研究 ——以明代古文选本为视角[D]. 莫琼. 西北大学, 2019(01)
- [8]潘自牧及其《记纂渊海》研究[D]. 曹珍. 西北大学, 2019(01)
- [9]清代宝应朱氏家学研究[D]. 程希. 扬州大学, 2019(04)
- [10]清儒王懋竑学术思想研究[D]. 陈峰. 湖南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