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宣传中的典型选择

一、“三个代表”宣传中的典型选择（论文文献综述）

郭虎^[1]（2020）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媒体廉政宣传的历程研究 ——基于《人民日报》头版廉政报道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71年,既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史,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现象的斗争史和矢志不渝建设廉洁政治的发展史,还是一部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不断加强和改进廉政宣传的前进史。习近平指出要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积极批判腐败、宣传先进、弘扬正气、教育群众,在廉政宣传和廉政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研究运用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先后以“廉政”、“反腐”、“腐败”、“贪污”为文章标题关键词,在1949年10月1日至2020年1月1日之间检索出856篇头版廉政文章。接着将这些头版廉政文章录入质性分析软件Nvivo11中进行统计分析,根据软件生成的高频词汇词语云,制作高频核心词汇表。最后,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历史研究法,对不同时期《人民日报》头版廉政文章的标题和正文展开深入细致地探讨,以期达到准确完整把握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媒体廉政宣传概况的目的。本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媒体廉政宣传的历史逻辑在于言语风格由单一到丰富、话语内容由“革命”到“建设”、宣传模式由密集到立体。本研究总结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媒体廉政宣传的经验:坚持党性原则,确保政治方向;坚持人民立场,紧紧依靠人民;坚持典型宣传,正面报道与反面揭露相结合;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改进宣传艺术。本研究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媒体廉政宣传的启示:完善廉政宣传理论,增强廉政宣传自信;创新廉政宣传机制,提高廉政宣传效果;占领新兴舆论阵地,主动回应现实问题;增强廉政话语权,积极引领其他媒体。

鞠丽华^[2]（2019）在《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当今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公共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全人类的关注。由于政治的公共性,各种安全问题总是和政治实践密切相关。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的代表人物巴瑞·布赞曾说:“政治领域是最大的领域,所有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范畴,威胁和防卫都是从政治角度上构成和定义的。^因此,政治安全是其他各项公共安全的保证,居于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地位和最高层次,如果政治安全面临挑战与威胁,则直接从根本上威胁着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治合法性密切相关,保证政治安全,不单纯是从外部防范和减少政治体系的威胁因素,从根本上来讲,维护政治安全更是要通过增强政权的合法性程度,提高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水平来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维护是一项宏大的课题,与政治发展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其中,政治传播对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意义重大,成为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研究的重要视角。国家政治安全与政治传播过程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政治过程都可以被看作是信息传播的过程,政治体系的稳定运转必须保证政治信息在政治体系内外的畅通传播。政治传播作为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信息传递、接受、反馈的过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就是国家如何运用传播手段获取同意的过程,主要是合法性的获得过程,从社会角度来讲就是公众接受并内化政治信息,形成国家政治认同的过程。在当今社会中,政治传播是政治系统获取政治合法性、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安全形势依旧十分严峻和复杂。尽管政治传播越来越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但是我国的政治传播建设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内和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政治认同,对国家政治安全维护产生不利影响。政治传播对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重要性以及我国当前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政治传播发展的相对滞后都对从政治传播角度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提出了理论和现实要求。从政治传播视域对国家政治安全问题展开研究,研究思路应实现政治学与传播学两种视角的融合。对于政治传播,历来有政治学视角下的研究和传播学视角下的研究两种思路,政治学视角下的研究侧重于将政治看成为一个传播过程,政治就是传播,传播是政府的神经;而传播学视角下的研究侧重于从传播（特别是大众传媒）对政治过程的影响以及公共舆论的形成及影响的角度展开研究,认为“居间政治”已经成为民主的主要模式,传媒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日渐重要。由于政治传播视域下的国家政治安全研究是从政治传播的角度对“政治安全”这个政治学中历久弥新的问题进行研究,故而政治学本位是首先要坚持的;同时,在大众传媒对当代民主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新媒体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作用越来越大的背景下,从传播学角度思考政治传播和政治安全问题不仅是理论研究的需要,更是现实推动的结果。鉴于此,政治传播视域下的国家政治安全研究将落脚点放在当代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维护上,尤其是分解了当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几个主要构成要素,在各个层面的构成要素下着重分析了政治传播对不同层面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作用及维护路径。具体研究遵循着“阐释概念——建构理论——追溯历史——分析现实——解决问题”的思路展开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的论析。概念阐释部分阐释了国家政治安全的内涵、层次、构成要素、理论基础等基本问题。国家政治安全具有多维内涵,既包括国家政治权力不受威胁、能够有效实施,也包括政治权力存在稳固的社会基础的支持。其中,政治观念安全和政治制度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而观念安全和制度安全主要指其合法性问题。国家政治安全包括价值层面的意识形态安全、政党层面的执政安全、政府层面的有效运转、社会层面的政治秩序稳定、国际层面的国家主权安全五部分构成要素。在当前我国的总体国家安全中,政治安全处于国家总体安全的最高层次,是总体国家安全的根本和保障。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政治安全注重政治发展与政治安全的统一、国内政治安全与国际政治安全的统一、国家政权安全与公民权利和安全的统一、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统一。理论建构部分在政治传播理论的分析视域内,阐述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内在逻辑关联,寻求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间的理论契合。通过政治合法性的获得,政治传播和国家政治安全内在关联在一起,政治合法性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本质内容,有效的政治传播通过促进政治合法性的价值、权力和社会基础,不断推进实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政权安全和政治秩序稳定,进而巩固国家政治安全。在构成要素上,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存在主体上的一致性、内容上的相关性、媒介上的交互性和目标上的吻合性。历史追溯部分对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历史演变与现实挑战展开考察。时代特征决定国家政治安全的总体形势和维护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同历史时期,处于政治安全本质层面的政治合法性,其来源和基础是由当时的政治发展状况和国家战略选择决定的。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发展和国家政治安全状况直接通过当时的政治传播过程展现出来,特定时期的政治传播又会对当时政治合法性的获得和国家政治安全维护产生重要影响,对建构当时的政治秩序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新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对国家政治安全的维护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国家治理现代化及政治传播的现代转型是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本质要求和总体方向。我国的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着社会思潮多元化、社会认同感缺乏、网络政治参与无序化、国际安全局势复杂化等挑战。现实分析部分以政治合法性为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密切结合我国政治安全维护实际,根据当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五部分主要构成要素,从价值层面、政党层面、政府层面、社会层面、国际层面等五个方面构建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分析框架,分别对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研究。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价值层面从政治传播对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意义出发,论述了如何通过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本质上是要实现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以巩固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实现我国意识形态认同的根本要求,政治传播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手段。在我国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中,要通过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内容和形式的与时俱进,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传播内容上既要秉持其民主、法治、民本的基本价值追求,又要将价值宣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结合起来、与广大人民群众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传播方式上通过创新传播理念、完善传播话语、丰富传播途径以适应网络信息化传播的新要求,改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切实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政党层面从分析党的政治传播的向度出发,论述建立双向互动的政治传播过程,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途径。政治传播模式有单向传播和双向传播之分,政治传播的向度对执政党与民众交流的效果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直接关系到执政党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状况。尽管单向度的政治宣传在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维护党的执政安全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双向互动的政治传播更有利于这个目的的实现。当前,需要通过加强党内政治沟通文化和制度建设,形成有效沟通的氛围和畅通的党内政治传播渠道,以期通过双向的政治传播,在党内更好地实现聚心聚力的政治目标,为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打下坚实基础。通过创新传播思维、构建传播新模式等实现党与民众之间信息的双向沟通、良性互动,以期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政府层面从政府传播中存在的信息公共性不足的现状出发,论述如何通过增强政府传播的公共性,提高政府公信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从政府层面看,国家政治安全建立在政府公信力基础之上。政府通过信息传播影响公众对政府行为的感知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必要条件,对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信息选择的真实性和回应性对政府公信力建设最为重要,而有选择性地控制政务信息极易导致政府与民众间信息沟通遇阻,引发公众质疑,对政府信任造成威胁。从政府传播的角度来讲,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就是要通过不断增强政府传播的公共性,提高政府行为的公信力,培育和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这需要从树立政府传播公共理念、整合政府传播资源、加强政府传播制度建设等方面展开。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社会层面从政治参与的秩序,特别是网络政治参与无序的现实问题出发,论述如何构建畅通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体系,引导网络政治参与有序发展,促进政治秩序的稳定。公民利益表达畅通、政治参与有序、政治认同良好、社会政治秩序稳定是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衡量指标。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讲,政治传播反馈渠道的畅通是政治参与有序的重要保障,直接影响到政治秩序稳定。当今时代是一个数字化的网络时代,网络成为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政治信息沟通和交流的新途径,网络政治参与作为政治传播反馈的形式之一,对政治秩序稳定产生重要作用。良性的网络政治参与对于维持社会政治秩序意义重大,但无序的网络政治参与也会给社会政治稳定带来威胁和挑战。引导网络政治参与有序发展关键在于保证信息输入的有效性和畅通性,充分发挥网络政治参与表达民意、缓冲矛盾的积极作用,避免网络政治参与的非理性和表达不畅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危害。通过推进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主体建设、加强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政府治理、改善网络政治传播参与和信息反馈环境,推动网络政治参与理性发展,发挥网络政治参与对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促进作用。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国际层面从对外政治传播对国际政治安全的重要性出发,论述如何通过良好的对外政治传播,构建积极的国际认同,维护国际政治安全。国际认同是一国国际政治安全的深层影响要素。对外政治传播促进国家对外沟通和交流的实现,国际认同的理念基础、规则基础、有效性基础、共识基础的获得都离不开一国的对外政治传播。国际认同的获得过程实质上是一国通过对外政治传播实现政治合法性的国际政治社会化过程。我国国际政治认同的实现需要以让世界知晓“中国要走怎样的发展道路、中国代表着一种怎样的价值”为前提,这离不开强有力的对外政治传播。当前,进一步加强对外政治传播建设、积极促进国际认同是维护我国国际政治安全的重要任务。可以通过有效整合对外政治传播内容、加强对外政治传播话语建设、丰富对外政治传播形式和途径等措施构建积极、主动、有效的对外政治传播过程,充分发挥对外政治传播对于增进国际认同的作用,切实维护我国国际政治安全。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五个层面彼此紧密相关、相互影响,构建起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多维度、整体性的分析框架。概而言之,五个层面蕴含着国家与社会两种意义上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关系。国家与社会两个方面的政治安全是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一体两面,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各个层面都要实现国家（政党、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协调运转。作为国家政治安全主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安全、执政安全、政府公信力和民众的政治参与秩序通过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体现出来,也必须要通过两者之间的互动来实现和维护。五个层面彰显出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关系。不仅国内政治安全和国际政治安全彼此促进、密切相关,而且国家对内政治传播与对外政治传播也密切联系在一起,国家对内政治传播的内容和模式决定着对外政治传播的基本特征,对外政治传播效果的好坏也会对国内舆论和国内民众的政治认同产生影响,两者共同对国家政治安全维护起到重要作用。五个层面诠释了观念与过程两个范畴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关系。一方面,政治传播视域下观念范畴上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贯穿于各个层面的政治安全维护过程之中,我国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是各个层面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核心内容和要实现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观念范畴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通过各个层面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过程来实现,通过政治传播过程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对内就是在党的政治传播、政府传播、民众的政治参与等过程中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内涵,维护其主导地位;对外就是在国际政治传播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国际认同。

邱大平^[3]（2019）在《国家形象视阈下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家形象是构成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面,也是整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加强政治话语外宣翻译是对外传播良好国家形象的重要内容。因此,基于国家形象视阈研究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和国际影响日益扩大,中国正逐步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越来越多,对于中国信息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实施了文化“走出去”战略,外宣工作不断加强,外宣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国家形象也日益提升。然而,由于中国国际话语权长期以来比较薄弱,国家形象一直处于“他塑”的不利状态,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局面一时还难以得到根本的转变,加之西方频频利用其强大的话语优势对我国进行大肆的“妖魔化”报道,其涉华报道中对我国的歪曲报道、对我国大政方针的误读现象屡见不鲜,导致国际社会对我国存有较多的误解和偏见,从而影响了国外公众对中国形象的全面了解。因此,中国迫切需要“自塑”国家形象,向国际社会展示其作为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形象,让世界更加全面、客观、立体地认识中国。目前,我国对外话语在国际受众中的可接受性不强,主要表现为话语表达方式不地道,传播效果不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形象的对外传播。要实现中国形象的有效传播,积极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便显得尤为重要。外宣翻译是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手段,在加强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了解,塑造当代中国形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政治话语是中国对外话语的关键要素。在所有材料的外宣翻译中,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在对外展示中国形象过程中的影响最为直接。中国政治话语的外宣翻译是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要提高我国对外话语的国际接受程度和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有效性,增强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质量与效果是关键。翻译策略的定位决定着翻译方法的选择,进而影响着译文的质量和接受状况。所用翻译策略不同,翻译质量与国家形象对外宣传效果也可能完全不同。一直以来,学者们在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究竟是应该以目的语为依归还是应该“以我为主”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为此,本研究从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研究现状及常见问题和外宣翻译特点入手,基于国家形象视阈,分析了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与国家形象对外传播之间的关系,根据中央关于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的精神,对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两种策略进行了分析与论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中的“二元统一”策略,即在语言形式层面遵循以目的语为依归的策略、在政治话语内容、尤其是文化与政治内容的翻译上使用“以我为准”的策略,继而提出了将两种翻译策略统一于翻译实践的理据、方法;接着,结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的英译实例进行分析和实证,认为使用这种二元统一的翻译策略有助于使译文在体现中国特色的同时又易于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从而实现其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对话的作用,并从中总结了政治话语外宣翻译过程中如何将两种翻译策略统一起来的模式。本论文由以下六大部分构成:引言本部分主要概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以及论文结构等重要问题。第一章: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及其研究现状综述本章首先对与外宣翻译相关的概念进行了厘定,然后通过大量的翻译实例阐述了外宣翻译的特征,指出外宣翻译是融准确性与灵活性、政治敏感性、受众关照性以及民族特色性为一体的一种翻译行为,由此认为外宣翻译既要照顾国外受众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使用受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通顺地表达,又要坚持一定的政治与文化立场,忠实反映原文的内容,这是本文在后面章节所提出的外宣翻译策略的一个基础。此外,本章还对外宣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进行了初步探讨,依次讨论了中国政治话语的界定、概述了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研究现状、分析了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常见问题,最后,本章对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发现该领域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极少,且研究中存在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概念混淆、翻译策略使用的具体条件不明确等问题。第二章:国家形象与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国家形象视阈是本文的理论基础,因此本章使用了大量的文字对国家形象相关内容进行了阐述。本章首先对国家形象的相关术语进行了概述和厘定,明确了国家形象的内涵、特点以及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位,然后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分析了对外传播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重要性与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现状,接着进一步论述了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在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为切入本文的主题做铺垫。最后提出了“国家形象视阈下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的二元统一”概念: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中不仅要使用“以我为准”的策略,注重中国特色的阐释,也要使用以目的语为依归的策略,增强译文的可接受性,同时指出在使用“以我为准”的翻译策略时要注意把握正确的“度”,达到二元有机统一。第三章:国家形象视阈下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的二元统一:理据及相关性分析本章讨论了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的二元统一实现问题,分析了在语言层面、文化与政治层面的翻译应分别侧重以目的语为依归的策略和“以我为准”的策略的理据,并结合国家形象视阈分析了翻译过程中侧重以目的语为依归的策略与实现译文的准确性和可接受性之间的相关性,论述了侧重使用“以我为准”的策略与反映译文的文化元素与政治立场之间的相关性,最后指出将两种翻译策略统一于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实践可以兼顾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外宣目的和国外读者的接受度,是符合我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工作要求的,认为这是促进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日趋完善、更好地向外传播中国形象的需要。第四章:外宣翻译策略的二元统一与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为例本章首先对该书内容及其国际影响作了简单的介绍,接着分析了外宣翻译文本与国家形象构建之间的关系,并从书中摘取了大量典型的译例进行分析和阐述,实证了该书是如何将两种策略统一于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实践,使译文既体现出充分的准确性、地道性与可接受性,又忠实反映原文的政治与文化内容和领导人的话语特色,从而对外传播了积极的国家形象。第五章:余论本章简要回顾了论文的主要内容,同时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局限与不足,进而对未来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思索和展望。本文在论证过程中综合采用了文献研究法、统计法、归纳法、案例分析法和对比分析法的研究方法,结合使用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法,注重观点阐述与译例分析的结合,以定性研究为主,同时辅以适量的数据统计的定量研究,两者互为补充,力图较全面、客观地研究我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问题。论文从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塑造与传播积极良好的国家形象的战略高度研究了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中二元翻译策略的统一,不仅有利于减少和避免各类翻译问题,提高对外话语的质量和接受度,也有助于准确而客观地对外宣传中国形象,形成对外话语的中国特色,服务于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的构建,超越了语言学意义上的单纯的语码转换,涉及到了权力话语、文化传播等更为宽阔的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谭晓玲^[4]（2017）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简称“工程”）是站在党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实施的一项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实施工程十多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各方力量的坚持和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得到普遍的认可,巩固了马克思主义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进一步繁荣发展了哲学社会科学,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了科学的指导和可靠的保障。本论文以工程实施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工程实施的历史过程,详细阐述工程实施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整体客观评价工程实施状况,从中总结经验与不足,以期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工程实施有所启示。论文共分10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选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本选题的研究述评,论文的相关概念界定、研究思路、方法及基本框架,并对论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做了说明。第一章主要分析工程实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分析工程实施的社会历史背景基础上,重点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巩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等方面阐述工程实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第二章主要是整体介绍实施工程建立的组织机构和形成的运行机制情况。具体从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宣传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办公室、工程咨询委员会的设立及成员的确定、课题组等四个层面阐述组织机构的建立,并从项目、基地、团队这三方面的建设揭示工程所形成的运行机制。第三章主要考察工程实施的历史进程。根据工程实施过程中党中央召开的具有标志性的相关会议,着重从实施工程的提出部署、全面展开、全面推进及深入推进四个阶段对其历程进行系统梳理。第四章至第八章全面系统具体阐述实施工程所包括的主要内容。其中,第四章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编译、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及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两方面,阐述了实施工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五章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学科建设依托机构、学科建设情况调研、学科高端学术平台、学科领航与支撑等五个方面,全面阐述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第六章从总体部署、编写成果、出版及使用、编写特点四个方面阐述工程立体化教材体系的形成;第七章从举办高层次报告会、开展学术研讨会、开展国情调研、进行国外考察、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的开办、“四个一批”理论人才的纳入、“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培养、教育部工程重点教材专业师资队伍培训等方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交流和人才队伍培养;第八章从理论读物和主流媒体平台两方面阐述工程实施的宣传。第九章论述了十多年来工程实施的整体评价。本章主要通过调查问卷中所体现出来的信息,在总结实施工程的成效及经验的基础上,客观分析工程实施中存在的转化运用、宣传普及不够等不足及原因,为下一步深入推进工程工作提供借鉴。结束语部分主要是对进一步推进工程应当探讨的若干问题进行探索性思考,即从保持工程的常态化、大力开展工程的宣传推介、引领“四大平台”建设、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教材体系、人才体系等四个方面提出建设性思考。

李秀^[5]（2017）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阶段,主要解决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是维护共产党合法执政、广大民众凝聚共识、社会安定团结的关键之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重要性愈益明显,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本研究针对学界现有研究之不足,基于对研究问题的深入理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全文包括导论及正文共六章内容。导论部分概述本研究的研究意义、核心概念、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研究在回应中现实问题、深化规律认识、探索新的实践路径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是中国共产党掌握的科学理论与其代表的实践力量相结合的过程。包括了大众获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大众结合的过程。针对学界已有研究存在重微观视野少宏观研究、重历史经验少现实观照、多形式研究少实质内容分析、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等问题,本研究遵循历史和现实相互联系、理论和实践相互结合、内容与形式相互统一的研究思路,采取文献分析、经验总结、实证调查、模型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试图对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第一章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的思想资源。中国古代社会道家道德教化思想、儒家道德教化思想、墨家道德教化思想、法家道德教化思想体现了各家思想教化民众的内容和方法。西方社会统治阶级的理论教育思想突出表现在古希腊时期的美德教育思想、中世纪时期的宗教教育思想、资产阶级近代和现代的理论教育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理论武装群众的思想可以概括为关于理论武装群众的重要性、领导力量、基本要求、原则方法等方面思想。这三方面的思想资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及其研究奠定了传统文化基础、西方思想借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撑。第二章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的实践及其经验。依据不同时间段宣传教育内容重点不同,把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划分为四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三大期间、党的十三大至党的十五大期间、党的十五大至党的十七大期间、党的十七大召开至今。从思想认识和实践行动方面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的主要经验,即保持思想认识上的高度重视、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原则、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心工作、坚持理论武装紧跟理论创新发展。第三章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的现实状况。通过实证调查的数据分析展现现状:大众获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信息的情况显示,大众对思想理论信息关注度低,获取思想理论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但以传统渠道为主,更喜爱通俗易懂的理论形式;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教育看,宣传教育活动总体效果一般,生动性、组织性、实践性强的途径实施效果更好,传统载体、有组织的规范性载体、正式的权威载体效果更好,党的十八大以后创造的新方法、新载体效果好;从大众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结合情况看,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知程度一般,但是认同度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大众结合程度并不稳固,有待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群体差异明显,在干部中实现效果相对较好,其次是教师,在民众和大学生中实现效果并不理想。需要着重加大对民众和大学生的理论宣传教育。第四章分析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运行机理。基于现状分析认为现存主要问题在于: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大众化重视不够,宣传教育方式方法与大众生活实际脱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大众结合不稳固。大众思想观念、宣传教育、西方社会思潮等因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同度影响显着,大众思想观念越积极、对宣传教育活动越认可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越认同,但是大众越认同各种西方社会思潮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同越低。综合各项因素,建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得到规律性认识:一是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影响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知晓度来作用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同度;二是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影响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活动的认同来作用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同度;三是大众思想观念通过影响自身政治观念的积极性从而能影响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同度。第五章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的对策建议。以提高和巩固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同度为目标,针对现存主要问题,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运行的内在机理,提出如下对策建议:通过理论表现形式更加通俗、理论宣传话语简洁凝练、理论信息向大众生活渗透来促进理论形式的大众化,来提高大众对思想理论体系的知晓。通过提升大众对理论大众化的认知和兴趣程度,来提高理论大众化事业的亲和力。通过发挥传统途径载体的既有优势、加强对网络新途径新载体的开发管理和建设、提高不同群体宣传教育的针对性来提高理论宣传教育的实效性。通过提升大众政治观念积极性、生活满意度、培育积极人生观以影响思想理论认识,批判引导社会思潮、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以营造良好的思想文化制度环境,多措并举,协同作用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

胡兴文^[6]（2014）在《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政府有着强烈“走出去”的内在愿望，国际社会也有了解中国的热切需求，外宣翻译是一条沟通两者至关重要的途径，因此展开外宣翻译研究尤为必要。目前外宣翻译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作为学科发展的基础，外宣翻译缺少统一、完整的理论话语体系，系统架构还需完善，一些基本概念也需澄清、厘定；第二，在研究手段上，外宣翻译目前大多是采用定性分析的实证研究，很少利用较为先进的语料库进行定量分析，研究手段比较单一；第三，在理论研究上，外宣翻译中大多数研究仍旧停留在随感式的经验总结上,已有的理论研究也多是套用“译入翻译”理论，缺少兼顾宏观和微观、理论与实践，符合外宣翻译特点的系统性、深层次、跨学科的“译出翻译”理论成果。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认为外宣翻译研究要进一步发展，须从基础研究、实践研究和理论研究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本论文着力于第三个方面，尝试在理论研究方面进行探索。叙事学的发展历经经典、后经典，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静态走向动态，拥有了兼具微观与宏观、理论与实践的学术阐释功能。外宣翻译是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把大量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和观点从中文翻译成外文，通过各种媒介和渠道向国外受众传达的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的对外传播活动，目的是通过以我为主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传播，让世界了解中国，建构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增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本论文尝试求证将叙事学用于阐释外宣翻译的可行性。事实上，叙事学和外宣翻译的确存在交集：首先，从定义上讲，两者都是“讲故事”。叙事是讲述“我们赖以生存的日常故事”（Mona Baker,2006:3），而外宣翻译是用世界接受的语言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故事。其次，从功能上看，叙事和外宣翻译都是一种交流行为。经典叙事学的叙事交流虽然只囿于文本内部，但后经典叙事学走出了文本的桎梏，开始重视语境和读者，回归了交流的本意。外宣翻译是一种具有传播性质的特殊翻译形式，因此也是一种交流行为，而且是一种的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的对外交流活动。在这一点上，叙事和外宣翻译也有着共同点。此外，从理论层面，叙事学和外宣翻译存在发生化学反应的可能。经典叙事学的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叙事结构等结构概念可以用于对外宣翻译进行微观的文本分析，后经典叙事学对读者、语境、意识形态等非结构的关注可用于对外宣翻译进行宏观的意识形态解读，以及对译前选材和译后接受的阐释。由此可见，叙事学是外宣翻译研究可以借鉴的理论之一。在对叙事学进行批判继承基础上，论文汲取经典叙事学关注文本的优势，后经典叙事学（特别贝克的叙事理论）关注读者、语境、意识形态的优势，从译前的叙事选材、译中的叙事建构（再叙事）、译后的叙事接受三个方面对广义的外宣翻译过程进行系统的叙事学阐释，重点落在译中的叙事建构上即狭义的外宣翻译过程上，从而将叙事学应用于非文学的外宣翻译研究。通过研究，论文得出以下结论：在译前的叙事选材中，外宣译者应在我国对外宣传的叙事框架下，兼顾叙事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叙事接受者的接受需求和对外传播规律，做到三者的有机统一。在译中的叙事建构中，外宣译者应从微观的文本层面（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和宏观的意识形态层面（时空建构、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标示式建构、参与人的再定位）进行再叙事协调，其目的是在文本层面架设桥梁，进行叙事交流，在意识形态层面设置藩篱，进行叙事竞争。在译后的叙事接受部分，外宣译者要根据叙事接受者的差异、外宣翻译的双重属性，采取“归化”、“异化”二元并存的翻译策略，适度使用“中国英语”，同时面向叙事接受者，采用删减、增添和重构等“编译”手段，以切实提高外宣翻译的叙事接受效果。叙事学以研究文学叙事，特别是小说叙事为主，本研究将叙事学应用于文学之外的外宣翻译领域，既拓展了叙事学的研究范畴，也开阔了外宣翻译研究的视野；在批判继承叙事学的基础上，本研究从译前的叙事选材、译中的叙事建构（再叙事）、译后的叙事接受三个方面对广义的外宣翻译过程进行了系统的叙事学阐释，尤其是揭示出译中的叙事建构即狭义的外宣翻译过程本质上是译者针对中外叙事差异从微观的文本层面和宏观的意识形态层面进行的一种再叙事协调，其目的是在文本层面架设桥梁，进行叙事交流，在意识形态层面设置藩篱，进行叙事竞争；通过叙事学与外宣翻译的跨学科联姻，本研究将形成兼顾微观和宏观、理论与实践，符合外宣翻译特点的系统性、深层次、跨学科的“译出翻译”研究成果。我们期待本研究不仅能揭示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本质，拓展外宣翻译研究视野，进而丰富整体的翻译研究，也能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服务于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杨茜^[7]（2011）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先进文化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我们要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我们要在新时期更好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吸收国外有利因素,进一步提升国家影响力,增强文化凝聚力和综合国力。我们进行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能够提高人的素质,促进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进而转化形成新的生产力,为社会的良好发展提供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先进文化能够推动实现经济社会的平稳快速发展,更加改善人民物质精神生活,形成生态良好的社会环境,为我国进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顺利开展,都打下了良好基础。先进文化继承民族文化传统,深深植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凝聚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是促进国家兴旺发达的巨大力量。党的领导人在不同时期进行先进文化建设,其思想反映社会发展,代表着先进文化发展趋势。建设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重任,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发展先进文化,能够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一步增强党心凝聚力,使人民更加坚定地团结在党周围,更加坚定不移地跟党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促进国家繁荣富强。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分析党的领导核心先进文化思想主要内容。理论联系实际,紧密联系国情实践,总结正确理论,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多维视角相结合,从时间和空间视角考察了先进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价值。新世纪的中国先进文化,植根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中发展。坚持辩证批判地吸收借鉴,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原则,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同时吸取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建设成就,努力在世界文化中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陈慧^[8]（2011）在《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方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借助传播媒介向人民群众传达思想、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对重大意识形态进行导向的过程,是党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过程中,政治宣传目的的实现与否、政治宣传效果的好坏与否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宣传方法运用的恰当与否。在本文中,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方法的基本理论、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运用的具体宣传方法、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方法的特色分析和新时代背景下对政治宣传方法运用的思考等几个方面的探讨,系统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方法。在基本理论概述方面,着重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的内涵、因素、政治宣传方法的基本构成,以及与政治动员等相关概念的关系问题;在具体政治宣传方法运用方面,着重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所采用的科学合理的政治宣传方法,如报刊、广播、宣传标语和口号、电影、互联网等等;在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方法的特色方面,初步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方法的基本形式和特色。最后,通过对具体的政治宣传方法的探讨和特色分析,本文发现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既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中国共产党既要合理的利用网络这个新的宣传平台,又要合理管理和控制网络,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网络政治宣传效果的最大化。同时,我们也要注重学者在政治宣传中的作用,他们在新时代的宣传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尕锋盘山^[9]（2011）在《中国共产党典型宣传工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任何国家,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必须对其统治的合法性进行宣传,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各个国家的执政党而言,认识宣传的魅力,利用好宣传的方法,开展好宣传工作都是极其必要的。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重视宣传工作,可以说宣传工作的发展与成熟是与党的发展同步的。从现实环境来看,宣传工作特别是党的典型宣传工作对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党的政策的实施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宣传是人民的宣传,是激发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服务的积极性和展示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党的典型宣传是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成长过程中,党的典型宣传工作曾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近现代发展史中,典型宣传在党的军事工作、政治工作中也具有重要意义,甚至是党工作的重要方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党的宣传部门针对不同的政治需要塑造了一大批的各种各样的典型,并通过发挥典型的榜样作用和示范效应,有效地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典型宣传工作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不仅是一种宣传工作形式,还是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途径。党的典型宣传工作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取得了显着的成就。在革命战争年代,它所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和典型事件为新中国的建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的典型宣传工作始终以它独特的方式,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是,不容否认,当前党的典型宣传工作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社会、受众的挑战,党的典型宣传工作自身也有问题亟待解决。同时,这些问题的背后又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典型宣传工作自身及受众个体等深层次的原因。在分析和解决党的典型宣传工作所面临的问题时,更为必要的是认真分析当前国际国内世界发展的整体状况,针对当前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实施提出党的典型宣传工作的对策并对党的典型宣传工作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和比较。

仇贤根^[10]（2010）在《外宣翻译研究 ——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角度谈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译学构架中外宣翻译研究一直是个极为薄弱的环节。本文旨在通过对外宣翻译理论与实践作系统的阐述,结合我国对外宣传中的外语工作实践以及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现实,为这个虽起步较晚,但不可忽视、亟待加强的重要翻译研究领域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现在,外宣翻译研究在国内学界已开始显得越来越热门,已有一批老中青专家和学者都在对该领域进行有益的探索和研究。的确,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快,对外宣传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对外宣传是一个国家对外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的窗口,对提升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意义重大,而外宣翻译则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对迅速发展中的中国而言,搞好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但问题是,我国外宣翻译中错误百出的现象----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对外宣传,屡屡出现,造成无法取得应有的对外宣传效果,有的甚至严重损害了中国国家形象。外宣翻译研究的相对滞后已跟不上国家对外宣传总体战略发展的需要。正式基于这一点,本文尝试从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提高国家软实力国际竞争力的视角系统地探讨外宣翻译,并且提出改进策略以便向世界展示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和谐”的中国国家形象。本文首先总结分析了中国外宣翻译的概念、现状、任务和特点,紧接着又指出中国外宣翻译的挑战和原则,进而提出中国对外宣传译员应具备的素质。然后,通过实例总结了外宣翻译中的两大类最常见的问题----语言内错误和语言外错误,进而分析了其成因。作为本文的重点内容之一,文章接下来提出了若干中国外宣翻译的策略建议,既有宏观上的策略,也有微观上的具体翻译技巧。当然,外宣翻译内容涉及方方面面,策略或技巧仅以一篇论文无法全部论述。但是,本文选取典型外宣类材料的英译为例来分析和探讨,已足以说明论题。笔者在文中还探讨了中国外宣翻译的未来发展,指出有效的外宣翻译在传播和塑造“和平”、“发展”、“合作”、“和谐”的中国国家形象方面大有作为。在研究方法上,本文运用概念分析、定性分析、文本案例分析等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并以中国外宣翻译中的实例加以分析说明论题。诚然,外宣翻译研究是传统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一部分,但是相对来说,外宣翻译研究作为翻译研究一个新的领域,有其自身独特之处,因而本文认为它必将越来越吸引学界的重视。比如,外宣翻译中的语言内错误和语言外错误已引起了中外语言学家和翻译学家的注意。本文亦呼吁更多的人加入到外宣翻译研究的队伍中来,提升外宣翻译研究的层次,这既具有国家战略政策上的意义,也将进一步推动日益独立的翻译学科研究的向前发展。

二、“三个代表”宣传中的典型选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三个代表”宣传中的典型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媒体廉政宣传的历程研究 ——基于《人民日报》头版廉政报道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国家形象视阈下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先进文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共产党典型宣传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外宣翻译研究 ——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角度谈起（论文提纲范文）

四、“三个代表”宣传中的典型选择（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媒体廉政宣传的历程研究 ——基于《人民日报》头版廉政报道的分析[D]. 郭虎. 成都理工大学, 2020(05)
• [2]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研究[D]. 鞠丽华. 山东大学, 2019(02)
• [3]国家形象视阈下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研究[D]. 邱大平.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8)
• [4]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研究[D]. 谭晓玲. 武汉大学, 2017(06)
•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研究[D]. 李秀. 武汉大学, 2017(06)
• [6]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研究[D]. 胡兴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09)
• [7]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先进文化思想研究[D]. 杨茜. 河北大学, 2011(11)
• [8]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方法研究[D]. 陈慧. 徐州师范大学, 2011(07)
• [9]中国共产党典型宣传工作研究[D]. 尕锋盘山. 西南大学, 2011(09)
• [10]外宣翻译研究 ——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角度谈起[D]. 仇贤根.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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