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经济全球化对普遍伦理价值构成因素的可能性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周琳[1]（2021）在《财富伦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财富是人人都渴望获得的东西,是人人都努力追逐的东西。它能够满足人类需要,能够人类生活带来幸福,因此被人类赋予“善性”。人类总是带有一定价值观念追逐财富,当人人追逐财富时,财富的善恶观念就出现了。如何让人们学会客观、合理、公正认识财富,面对财富,财富伦理就会应运而生。财富伦理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对财富的本质、功能、价值等进行理性认识和领悟的结果,也是对人类的财富思想和行为进行价值引导的规范性力量。人类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积累了、形成了丰富的财富伦理思想。中国古代社会,属于马克思说的东方“亚细亚的古代”社会形态。其生产资料所有形式是氏族国家所有制;其社会制度是以血缘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其伦理思想是以“亲亲”、“仁仁”、“贵贵”为主要内容的道德观念。对于人与财富问题的解决方式是,运用人伦的社会等级秩序来调整社会财富的分配,采用血缘亲情和“天道人性”论的命题所形成的道德观念遏制人性对财富的欲念。这是一套运用伦理的价值理念调整人的财富价值欲求的思想体系,是两套价值体系地硬性重叠。西方古代社会走的是“古典的”发展路径。其发展的模式是经由的氏族解体,在生产资料所有形式上走向了私有制。财产的私有促进了个体自我意识地自觉,但是其财富伦理思想也是由个体自我意识的自由意志,在财富的欲求与至善的价值追求之间进行选择。至善的生活不是财富满足欲望的生活,而是灵魂的符合德性的生活。伦理是价值理念或精神气质,其构架在于“志于道,居于德”。“道”是伦理价值的准则,是人的行为符合伦理性的依据,“德”是对道的内化,是个体的德性。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将其导致伦理的至善,中外哲学家们都力图为人们寻找一个至善的伦理准则,将使其内化于心,成为人的德性。这种方式也将属于财富伦理的构建方式,在对其进行构建上,也应当遵循这样的思路构建财富伦理价值准则和财富伦理的道德观念。财富是物,也是主体观念意识下的存在,主体在对财富的认识上,会形成一套自已的价值标准。当然由于意识总是由社会存在决定,所以人们对于财富的意识,总是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财富种类、数量的变化而变化。除此之外,在社会的范围内,也会形成一套具有普遍统一性的价值准则。当社会中人们的财富需求意识已经被广泛认同和接纳时,财富伦理的价值准则,就不能只是那具有普遍统一性的价值原则,从一个至高位置对人们的财富意识与行为进行规范与约束。它必须是主体的自由意志在自我的财富意识与外在的伦理规则之间,经由自我意志辩证运动,自觉、自发的实现。它不再是“静止的善”,而是“活的善”。财富伦理的价值准则包括“中道”、“互助”、“幸福”。将财富伦理的价值理念、价值精神,深入到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中,将其转化为个人的思想、意识、观念、态度,这就是财富道德。财富道德是将财富伦理精神内化于主体意识中,是将财富伦理精神很好的运行于社会实践中的内在保障。与“中道”、“互助”、“幸福”的财富价值准则相适应的财富道德是“中节”、“慷慨”、“友爱”等道德观念。
毕然[2]（2021）在《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形态为经济全球化浪潮和技术创新性革命供给了空前动力,也为生态危机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它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内蕴的张力不断强化了生态环境治理意识提升、治理内容丰富、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技术能力进步,而且其中的伦理反思或批判实际地担负着这种强化的内在理想尺度的功能。于是,生态伦理的思维逻辑和行动规程就在新的时代变革发展中具备了社会价值寻索的本体论意蕴,而现代管理所应呈现的生态伦理价值自是其题中之义。众所周知,工业文明以来的西方生态伦理始终存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纷争,如何化解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思维定势下的全球生态危机,自然生态的尊重并保护、开发和利用显然是决定人类生存发展的限度与进度的本质性议题。现代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理应坚守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对其进行批判性校正,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指引,传承并发扬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将生态伦理的公正、平等、有序、绿色、和谐等价值理念合理地嵌入现代管理多元主体合作共赢的整体主义治理框架中。这喻示着,现代社会发展不仅要促成人们生态认知的格式塔转换,以共生同在、互惠并联、深层融合的生态思维范式重新检视人与自然之间所应建构的和谐共生模式;同时,应契合生态理性内核来赋予现代社会法治建设的生态伦理关切,使其在公共决策、协调、合作、监督等管理职能中统筹运用生态自然观、生态道德观、可持续发展观和技术引领观,以生态正义的价值追求维护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本文基于管理价值视域下对生态伦理理论进行审视来解读人与自然关系实质,通过现代管理思想史的简要回顾以透视生态伦理理念的演进变化、逻辑关联及其现实需求所呈示的价值偏好,力图揭示生态伦理的理论困境并形成具有实践影响的价值规约和导向,为现代管理的价值选择提供生态整体主义的公正、平等、自由、和谐的伦理发展路向设计依据,进而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何颖[3]（2020）在《国家治理的伦理回归》文中研究指明从历史与理论的层面,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西方国家治理的伦理回归及国家治理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行系统的分析与阐释: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西方国家治理的路径经历了由政治性、科学性转向伦理性的变化;国家治理的模式经历了由统治型、管制型向善治型的转变;国家治理的手段由权治发展到规制与法制,再到与法制互为基础的制度伦理的发展变化。国家治理的发展与模式的转化有着内在的发展规律,体现为国家治理的伦理价值的消逝与回归;从理论的视角看,西方国家治理的内在发展规律是与伦理价值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博弈中被奴役遮蔽到以追求公平正义的形式回归及政治和伦理之间关系的嬗变相伴随,即客观理性与政治和道德的联姻、工具理性的僭越与政治科学化、价值理性的回归与"公共性"的凸显。
王贺[4]（2020）在《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伦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从伦理的视角剖析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有助于全面、深刻理解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以及马克思学说的阶级立场和道德追求。马克思没有系统阐述过自己的伦理思想,马克思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判以及关于共产主义道德只言片语的阐释当中。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正值人类交往的空间结构由分散孤立的地域交往向整体的世界交往发展。马克思在针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及对社会各种思想的批判和继承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交往观,主张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方法去分析、阐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深入研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工、交换问题,吸收了康德实践理性的合理内核,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交往观和费尔巴哈的交往观,形成了以实践为基础的交往理论。马克思的“交往”范畴涵盖了一切社会关系以及在这种社会关系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主体性、客体性、客观性、能动性以及社会历史性的特征。从交往的基本属性、交往的社会结构以及交往的范围分别可以把交往分为: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经济交往、政治交往和文化交往;地域交往和世界交往。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出发,对在此基础上形成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经济交往、政治交往以及文化交往中的主体异化、虚假意识、抽象道德以及强制性交往做出了深刻道德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判揭开了资本主义社会交往所谓自由、民主、平等的虚伪面纱,剖析了资本主义罪恶的根源,集中彰显了共产主义的伦理导向和道德目标,为人类的解放事业指明了正确道路。马克思提出了人类交往的三大历史形态理论,并通过分析生产力的变化以及交往形式、范围的变化展示了人类交往发展的一般历史过程。以交往为线索,人类社会历史形态的演进分别是“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自由个性”阶段。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对基于不同社会形态下物质生产和交往方式而产生的伦理道德进行了深入研究。第一个阶段的交往是完全自发的,在这个阶段上,人受自然力的影响,不得不结合成团体与自然对抗,人是在狭窄的范围内活动和孤立的发展,人们之间的交往也是狭隘的,故而形成的交往伦理带有一定的依附性。而第二个阶段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人的社会关系也不断丰富,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们的交往活动不断扩展,所形成的伦理道德是完全物化、依附于资本的。第三个阶段中在马克思看来是人的自由个性基础上的全面发展的最高阶段,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朝着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不断展开的,因而所呈现的交往伦理是积极、自我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伦理目标,是在现实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实现的。从伦理的维度对马克思的交往理论进行理论研究集中彰显了马克思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的主体维度和伦理旨趣。马克思的交往理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交往、政治交往、文化交往的道德批判,展现了马克思独特的交往伦理观。这种观念的确立对经济伦理和政治伦理的研究提供了价值选择和道德目标。同时,在批判资本主义交往活动的过程中,马克思也指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制度的不合理性和非正义性,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制度伦理的评价标准。在人与自然的交往过程中,马克思提出“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让人与自然和解,这一理念的形成为生态伦理的研究提供了指导原则,即既符合人的目的性,又符合自然的规律性的伦理目标。人类交往向着普遍交往发展,世界联系成一个整体。在世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中,人类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马克思的交往理论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提供了理论视角.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是资本扩张在当代世界历史中最突出的体现。而用来度过危机的方式依旧是通过加强对国内、发展中国家和相对落后国家劳动人民的财富掠夺来实现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没有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没有变、资本主义社会追逐剩余价值的目的未变、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趋势未变。即使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造成的问题较以往来看更加复杂多样,但依旧改不了资本的扩张、侵略的本性,以及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世界范围内的对抗。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平等、自由依旧是无产阶级劳动者最深切的祈盼。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伦理蕴含为处理和解决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科学方法和思想指引。国际关系的要求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这一内容既道出了中国渴望和平发展思想,也摆明了中国建设美好世界的崇高理想。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的新型国际关系思想是马克思交往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彰显了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伦理诉求。
潘从义[5]（2020）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研究》文中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民族利己主义驱使下,不少国家把自己的利益看成是至高无上的,不顾及他国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当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做出有损于他国乃至全人类的行为。当代人类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核武器威胁、恐怖主义、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重威胁。导致民族利己主义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原因很复杂,但人类在许多事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尚未形成价值共识,没有形成人类共同价值观,世界各国在价值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对立,这其中有其深层次的思想观念根源。伴随着全球化的演进,人类逐渐形成了一些价值共识,但它们基本上是零散的,尚未成为完整系统的人类共同价值观。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人类事实上成为了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时,顺时应势地提出了“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这一倡议提出后,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写入了联合国决议。这一切都表明,这一理念已经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同,也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有作为其内核和灵魂的人类共同价值观作为基础和支撑。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实际上已经根据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提出了构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任务。近几年来,国内外关于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有许多探讨和讨论,并且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到目前为止,尚未见有关于将人类共同价值观和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完整系统研究。鉴于这种情况,本文尝试在对历史上中西方共同人类价值思想进行初步挖掘和梳理并利用现有价值思想理论的基础上,阐明今天人类构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的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并着重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应有的终极价值目标、核心价值理念、基本价值原则三个层次阐述其理论架构,最后也对它现实构建的原则和路径提出初步设想。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阐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思想理论渊源。中西方历史上关于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与实践是今天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第一章主要对中西方思想史上人类共同价值思想进行梳理、分析、提炼和归纳。西方思想家以探讨和构建“好社会”（理想社会）为中心,提出把幸福作为终极的价值目标,把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等作为核心价值理念,这对于当前人类构建共同价值体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中国价值观蕴涵着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难题的重要启示。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等理念,近现代的三民主义的理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以及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等当代主张等,都是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因此,在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中要充分利用和挖掘中西方的思想资源,通过梳理历史上各具特色的人类共同价值思想,归纳出其中的合理因素。这些合理因素可以为当代人类共同价值构建提供思想滋养和宝贵启示。第二,阐述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第二章通过分析人类还未建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的价值体系,以及人类价值冲突和面临严重危机的现状,提出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必要性;从人类具有谋求生活得更好的共同本性、人类整体意识不断增强、人类已经形成了一些重要的价值共识几个方面分析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可能性;最后对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现实条件作了阐述,这些条件包括现代科技信息化和文化交流、国际组织、会议、赛事,联合国文书和国际法、区域共同体和合作组织等。第三,从理论上尝试对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提出初步的架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是一种十分复杂的价值系统,存在着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子系统和要素,而且它们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第三章主要从终极价值目标、核心价值理念、基本价值原则三个层次对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整体架构进行了初步的勾画,并阐述框架内各层次确立的必要性、意义、内涵及其依据。本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表达了本文的最主要观点。本文认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终极价值目标包括底线目标（世界永久和平）和最高目标（人类普遍幸福）,其核心价值理念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以及合作、共赢、和谐,而应把人类利益至上、维护基本人权、恪守和平底线和协商解决冲突作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最基本原则。第四,阐述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原则和路径。理论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或人类共同价值观必须转化为现实,转化为世界性的制度和文化,才能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引领世界和人类朝着永久和平和普遍幸福的方向加速前进。要实现这种转化,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必须遵循正确的原则,必须选择合适的路径。第四章在借鉴和吸取历史上国家价值体系构建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要坚持四条主要原则,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原则、尊重国家主权原则、各国平等原则和尊重各国国情原则。这一章还把广泛达成人类价值共识、激励各国积极参与、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建立世界管理机构、建立相应的控制机制作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主要路径。
郑艳艳[6]（2020）在《现代技术伦理的诠释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技术以微观和宇观为取向的发展趋势,使其逐渐超越人们日常的生活经验,并在技术实践中给人、自然与社会带来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困扰着人们对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的判断和认知。那么,我们能否理解以及如何理解超越人类经验直观的现代技术在现实的技术实践中引发的伦理问题,这是现代技术的当代发展给技术伦理问题研究带来的挑战。作为一种超越实证方法的精神科学,诠释学以人类“理解性”的精神活动为对象,是关于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尤其是哲学诠释学将理解视为此在的生存方式,是历史与现在、自我与他者、陌生与熟悉的汇合或融通,其关于“前理解”、“视域融合”、“实践智慧”等基本范畴的阐释为人们理解现代技术及其引发的伦理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前理解”作为形成理解的必要前提是现代技术伦理的自觉向度,即在效果历史中反思前见,对前见进行一次再启蒙,形成对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风险的“完满性”的前把握。在现实的技术实践中,现代技术伦理的“前理解”奠基于一定的“前有—前见—前把握”结构,通过“时空距离”生成意义、存异求同,并在“效果历史”中达到澄明境界。现代技术伦理的“前有—前见—前把握”结构是形成理解和解释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的必要前提,为我们理解和解释现代技术及其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开启了实现理解之可能性。在既有的伦理原则、道德规范和具体的技术境遇之间,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元主体之间存在着看似不可逾越的“时空距离”,但实际上它是我们理解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的必要条件,具有积极的因素。“时间距离”可以过滤和筛选掉招致误解的关于现代技术伦理问题的“假的前见”,在新技术境遇下展示出筹划伦理问题的新的意义因素;“空间距离”可以促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元化的现代技术伦理观念在沟通中存异求同,即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达到理解。现代技术伦理的效果历史澄明,就是把对技术伦理的反思从外向型的“技术评估”转向内向型的“技术伴随”,即从技术设计开始“伴随”技术发展的始终,彰显其整体性、情境性和前瞻性,从“人—技术—世界—历史”的关系统一体出发,建构一种历史的、动态的、情境的、健康和谐的人—技术关系。“视域融合”作为深化理解的基本途径是现代技术伦理的间性澄明向度,即通过在更广阔的视域中重新审视技术实践中不同的视域,构建一种以生活世界为中心的视域互构共生的现代技术伦理。首先,在技术实践的现实语境下,现代技术伦理的视域融合奠基于技术生活世界的共同体验,情感世界的移情共感和伦理实践的道德想象。技术生活世界的共同体验是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得以可能的前提和基础,情感世界的移情共感是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得以开始的情感动因,伦理实践的道德想象是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得以进行的有效途径,三者彼此渗透,为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顺利展开奠定了基础。其次,现代技术伦理的视域融合在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上展开,历时态维度的视域融合处理因时间距离所导致的具体技术实践与既有伦理要求之间的视域冲突,以使技术伦理在传统与现实之间的各类视域中不断的融合与扬弃,发展一种具有伦理前瞻性和整体性的技术;共时态维度的视域融合处理由空间距离所造成的现代技术伦理多元主体间的视域对抗,以促进相关各行动者之间的相互理解,从而构建一个健康、和谐、公平、公正的社会道德秩序。最后,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实践进路和目标呈现为现代技术伦理功能的彰显,伦理活动参与者的拓展,以及伦理的生活世界的构建。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直接效果是技术和伦理的视域都得到了扩大和拓展,不但凸显了技术的伦理功能,也开拓了伦理的物转向,但其最终旨归是构建伦理的生活世界,技术只有在生活世界之中才能显示其价值,伦理只有从生活世界缘起才能彰显其意义。“实践智慧”作为理解的内在要素和真正本质为现代技术伦理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即通过诠释学的自我思考召唤实践智慧以引导人们创新并负责任地应用技术,以构建一种以“善”为核心的现代技术伦理。首先,实践智慧作为一种应对具体情境的理智能力,强调具体情境的优先性,有助于妥善处理现代技术实践与伦理理论之间的张力问题。实践智慧以理论指向与情境分析的沟通与交融为进路,既消解了理论与现实、伦理原则与技术实践之间的张力,又使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在发挥其应有的指导作用的同时,也丰富并扩充了自身的内容。其次,实践智慧作为对善的谋划和审慎,在更深的层面上表现为合乎“中道”的探索,有助于消解现代技术发展与伦理规制之间的矛盾。如何合理地把握技术发展的“中道”以避免其产生危害人类的严重后果,抑或如何对技术可能的后果做出前瞻性的预测,是一个需要根据具体境况进行理性选择的过程,涉及的是实践智慧对“中道”的探索,表现为明辨度量分界和审时度势的能力。第三,实践智慧作为一种理性反思能力离不开实践主体,通过内化为现代技术实践主体伦理意识的自觉,实践智慧有助于弥合认识与实践之间的逻辑距离。以人的现实实践为目的诠释学,通过实践智慧的理性反思将人的认识与实践联结起来,形成并实际地体现于人的理解和实践过程,沟通了存在于人的认识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并为其联结注入了自觉的内涵。对于技术活动的实践主体而言,实践智慧有助于使科学技术活动的合伦理性内化为其伦理意识的自觉,这既符合技术实践的内在要求,也是融伦理价值于科技工作者行为之中的重要诉求。在现代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运用诠释学的理论成果对现代技术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理论层面,从诠释学关于“前理解”、“视域融合”和“实践智慧”等基本理论出发研究现代技术伦理问题,阐明了人类理解超越日常经验、困扰人类认知的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不但为技术伦理学的研究增添了新视角、丰富了其理论内涵,而且为消解传统技术伦理的理论局限,构建以善为核心的现代技术伦理指明了方向。在实践层面,对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进行诠释学思考可以引导我们在效果历史中对既有的前见进行理性反思,在“对谈”中关照多元主体间复杂的价值诉求,并让古老的实践智慧照鉴未来,从而使现代技术在承载人类命运的同时关涉人类的幸福,进而使我们更好地把握现代技术健康发展的实质。
王红梅[7]（2019）在《现代管理伦理作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管理伦理是处理各种管理关系的道德规范体系,是对管理活动进行指导、协调的道德原则,更是管理体系追求的人文理性精神,是现代管理发展追求的应然状态和为之努力的方向。作为一个综合性概念,它兼具行为规范性、道德理想性、精神价值性等各种特征。本文首先从管理伦理的角度审视了现代管理在制度、手段、责任、信念、精神等方面的缺陷,进而把管理伦理引入现代管理实践,探索运用管理伦理的视角和方法去消除现代管理存在的各种问题。以综合型思维的视角把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管理的终极动机,把社会的整体和谐作为管理的根本目的,把对个人、组织和社会的多元责任统一起来作为整体的责任追求,用公平、效率和民主多元价值取代单一的效率价值,把人文伦理手段和工具理性手段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现代管理的新格局和新秩序。其次,基于上述意图,本文以伦理学中存在的基本伦理类型:规范伦理、美德伦理、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为主线,尝试建构现代管理伦理的四大伦理体系。指出上述四种伦理在管理伦理制度完善、管理主体德性养成、管理责任践行和管理伦理精神塑造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指出四者在作用方向、作用机理及作用方式上存在着明显不同,只有通过四者的有机结合,相互补充,才能使管理伦理有效作用于现代管理,减少管理实践中非伦理行为的发生,督促管理主体履行对员工、利益相关者、社会、生态等方面的伦理责任,使现代管理更适合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整体进步。再次,为了保证四大管理伦理能够有效发挥作用,本文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提出了个体机制、组织机制、社会机制三大作用保障机制。最后,结合我国现代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本文从分析中国传统管理伦理对现代管理伦理建设的积极意义及限制性入手,提出了相应的建设之策,为我国现代管理伦理建设提供有益借鉴,促进我国现代管理的良性运行和发展。
姜东旭[8]（2016）在《服务型政府的开放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政府既可视为稳定的组织结构也可视为集体行动机制,开放性是考察他者参与政府程度的重要维度,体现为实际界限与理想界限的差距。政府分解为“功能—结构—行动”前后相联的组成部分,任何环节存在着排斥他者情形,都意味着开放性不足。本文从政府建构和政府运行两个方面研究开放性,前者分为功能建构、结构建构和建构人员三个方面,后者分为内部运行、外部运行和要素流动三个方面。从建构来看,统治型政府功能可建构程度低,是完全封闭;管理型政府功能建构程度提高,相对开放,但是民族国家及主权不可建构,导致管理型政府开放程度不足。从内部结构建构来看,统治型政府具有内生性,组织是统治者的统治工具,是等级制和人身依附式私人关系外化,可建构程度低。管理型政府是官僚制组织,具有形式独立特点,法也是官僚制组织的结构实质,具有有限开放性。从外部结构建构来看,统治型政府与社会之间是“父爱式”统治,凌驾社会之上并统御社会,统治关系不可变更,对统治的任何染指都遭到残酷打击。工业社会发生领域分化,管理型政府与社会之间存在治理关系和平等的民事关系,具有较强建构性。从建构人员来看,农业社会建构政府的人数有限,统治者是唯一建构主体,被统治者完全没有建构政府的机会。管理型政府从形式上比统治型政府建构人员范围扩大,其实仍由少部分人建构,是中心群体参与。从运行来看,统治型政府内部运行和外部运行都基于封闭权力展开,信息、人员和物资等要素的流动以单向的封闭为主。管理型政府的内部运行,岗位成了独立王国,分割并封闭了成员行为,其自由裁量具有任意倾向,排斥他者意义解释,开放性不足是官僚文化根源。外部运行中政府运用法律、经济等手段进行治理,是工具理性化的具体化。政府人员按照法定规范作为,拒斥法律之外责任,科学理性的强势逻辑也进一步压缩公民发挥作用的范围。信息、人员和物资的流动受到中心-边缘结构控制,政府以民事主体进行市场交易陷入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的矛盾。代议制充分体现了其开放的有限性,即便如此也发生了异化。政府开放性具有一定规律,从根本上受制于社会整体发展状况,反过来政府开放也推动社会整体发展。政府开放程度与人员流动、知识扩散和信息传播存在相关,政府开放程度变动产生的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是开放的经济约束。政府开放程度维持在动态的界限范围内,超过或低于界限都破坏社会结构。全球化、后工业化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给管理型政府带来挑战,科学技术呈现出原子化特点,具有无限通约的可能性,个体的行动力不断增强,个体化成为发展趋势,高速流动的要素消解民族国家等共同体边界,全球性的公共行动框架不断拓展,超国家公共性的需求不断增加。物质资源稀缺性减弱缓解了政府开放成本压力,创制性精神成为主要发展动力,多元性挑战同一特点的社会治理,网络技术推动知识扩散和信息传播的均衡化,这些既给政府开放带来了压力,也为形成完全开放的政府创造支撑条件。服务型政府开放建构也要从政府建构和政府运行着手,在“功能—结构—行动”各层面同时展开,以伦理精神统摄多元复杂的矛盾体。集体行动框架由政府“独担”到去中心化的组织“多担”再到个体行动者“同担”。自我是由他者建构,他者对自我建构的越充分则自我越完满,自我越开放越能受到他者建构。因此服务型政府的开放不仅是物理开放和制度开放,还是意识观念的开放和精神心理的开放,整体和个体在伦理精神指引下均实现“意识—行动—体验”的完满一致。
周军[9]（2014）在《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迈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社会环境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期望,对既有的政府模式提出了挑战。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西方国家经历了 30多年的改革,却仍没有走出“治理失灵”的局面。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就在于这些改革并没有实现政府模式的根本性变革,而只是对管理型政府的修修补补。而中国则在探索政府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将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然而,由于时代背景关怀的缺乏和理论准备的不足,导致了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实践都十分零碎,并因而遭到多方面的质疑。为此,面向未来社会治理实践,我们要将政府模式变革放置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去考察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政府模式变革首先应放置在全球化这个坐标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正确定位全球化这场全新的历史运动,而将之视作资本主义世界化的延续。因而,在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上仍然采用同一化的观点去处理问题。实际上,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正是世界中心—边缘结构逐渐形成并不断强化的过程。因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将承担起解构这一结构的全新课题。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的活动将不再以民族国家为框架,而是以流动性为尺度。因而,人类社会在民族国家框架下建构起来的正义理论遭到了质疑,并提出了在承认和包容差异的基础上建构全球正义的要求。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建构起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只有通过这一政府模式去积极建构合作的话语体系,开展合作的行动,我们才能通过全球合作去实现全球正义,才能引领人类走出全球风险社会,并平稳过渡到作为合作社会的后工业社会。全球化进程和后工业化进程是一体两面的,因而,政府模式变革更需要放置在后工业化这个坐标中。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叙事中,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然而,大多数学者都是从贝尔基于产业视角的定义出发去延展这个概念的,因而忽视了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的变革。对于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建构来说,西方学者对社会治理的后工业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批判价值。在社会治理上,贝尔曾基于不平等的社会而提出公正的能者统治的改进方案。然而,这并不能满足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治理的新需求和新期望。因而,在承认和包容差异的基础上,治理责任承担的路径则指向了合作关系的建构,而这只有通过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对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进行自觉规划,以免人类因社会的自然演进而陷入更大的危机和动荡,甚至走向毁灭。因而,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突破既有的支持竞争的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解构官僚制组织的中心—边缘结构,建构起全新的政府模式,引导多元社会治理力量之间的通力合作。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社会的总体特征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历史地看,农业社会是一个简单、确定的社会。在等级身份镶嵌的社会结构中,人们追求确定性的愿望则是通过对身份标识的认知而得到实现的。而工业社会是一个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工业化进程建构起来的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它将一切具体标识进行了抽象化而为之寻求同一性。在制度层面上,它通过人们对共同遵守的法律制度的熟知而建构起了确定性。在组织层面上,它则通过官僚制控制体系的形式化框架追求确定性。其实,官僚制组织的控制体系并没有消除或化解不确定性,而是将之积攒了下来,并与后工业化进程中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管理型政府的治理失灵和改革失灵,人类社会陷入到风险社会,并在全球化进程中陷入到全球风险社会。既然管理型政府及其改革方案并不能带领人类走出风险社会,那么,我们的改革就不能是对管理型政府的修修补补,而是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唯有如此,人类才能走出风险社会,重建良好的社会秩序。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要求人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人的这种创造性反映在了基于复杂性社会条件而发展起来的创造性科学技术上。在这个意义上,复杂性社会条件与创造性科学技术之间是相互建构的:复杂性社会条件是创造性科学技术兴起的现实背景,而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又反过来促进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因而,在科学技术领域,工业化进程在人们追求知识严谨性的过程中迫使科学技术走上了摹仿的道路,同时又在工厂里建构起了知识专业化基础上的控制体系。当这种科学精神和控制体系映射到社会治理领域时,政府就被嵌入了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知识共享之上的人类创造智慧（知识一智慧体系）推动了以网络技术、纳米技术,以及克隆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以及网络化生产体系的生成。创造性科学超出了工业社会分析的科学体系和摹仿的科学范式,它预示着综合的科学体系和创造性科学范式的兴起,预示着人类摹仿时代的结束和创造时代的到来。然而,管理型政府及其控制导向的行为模式却成了我们聚合创造性科学技术来提高人类各项能力的制度性障碍。因而,政府模式变革就是要通过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来帮助人类社会应对和解决创造性科学技术引发的难题,并引导和促进创造性科学技术朝向全人类普遍受益的方向发展。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交往,以及思维方式,更推动了人类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开启了打破工业社会等级结构、变革管理型政府模式的历史运动。因而,在“网络化—去中心化”的过程中,领域边界的消融、空间特性的变革,以及社会的去中心化指引着政府模式变革也要打破线性思维的禁锢而走向网络化思维模式,去建构一种作为行动者的政府。在“符号化—虚拟化”的过程中,创造性技术的应用推动了人类社会现实的符号化和虚拟化。现实的符号化不仅建构了距离消失的进程,而且还使现实在没有时空限制的虚拟世界中流动,在这个意义上,符号化—虚拟化的连续体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治理运行的规则,管理型政府不可能在保持自身等级结构的同时,又具有对虚拟世界运行逻辑的适应性。因而,这就要求我们在符号化—虚拟化的社会现实中变革政府模式,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在“个性化—多元化”的过程中,追求个性化的“新人类”将重拾人的个性,展现人的自主性、独立性,以及创造性,实现从碎片化的人向总体性的人的转变。人的总体性的获得同时意味着社会的多元化。而在创造性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中形成的自己动手做和个性化定制正在促成社会走向成熟自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来引导社会的成熟自治。总之,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中,政府模式将实现从管理型到服务型的转变。
曹亚斌[10]（2013）在《论全球性国家的构建》文中提出本文指出，全球化是当今时代不可遏制的客观进程。全球化的发展一方面使得作为一种文化模式的现代性的困境急剧凸显；另一方面也为另一种更能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化模式（全球性）的勃兴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在这一情形下，国家的本质需要在全球性文化中进行思考，国家的构建活动需要以全球性原则为指导，即应构建一种新的国家形式（全球性国家）。作为适应时代潮流的全球性国家，应该能够用“全球—地方”式的逻辑看待各种关系，并能够有效解决全球化时代的两大核心问题（全球集体行动问题、与相互依存的“他者”共处问题）。本文指出，全球性国家的核心特征主要包括实现国内发展、坚持关系本位、承担全球责任三个方面。国内发展主要包括坚持效率主权观、提升公民素质；关系本位主要包括共在性的本体论、整体性的认识论、和谐型的行为方式；全球责任主要包括包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维护全球和平与发展以及促进全球正义、参与并改革国际制度。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对为何全球性国家应具备这些特征可能产生的质疑予以了相应的回应。当今时代分析全球性国家的构建问题需要将它与民族国家、世界主义国家、世界国家（世界政府）之间的关系予以廓清。本文指出，全球性国家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尽管存在着几方面的相同性，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重大差别，全球性国家是对民族国家的超越；全球性国家与世界主义国家之间在价值追求、行为方式、对国家的重要性等方面相同，在本体论方面存在着差异；全球性国家一方面反对集权世界国家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则不排除其他形式世界国家的出现。本文认为，只有处理好与全球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全球性国家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而在处理这些关系时需要同时重视物质权力与道德约束力的作用。本文指出，全球性国家需要与主权国家之间发展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遵从全球道德、加强区域合作、加强国际制度内互动等方式实现这种关系。全球性国家需要与国家间组织之间发展制衡与合作共进的关系，通过积极推进联合国及其他国家间组织与全球性国家的互动予以实现。全球性国家需要与全球公民社会之间发展互补性合作的关系，通过发展二者间的平等关系、在国内与全球两个层面加强合作予以实现。全球性国家需要与跨国公司之间发展竞争与补充并举的关系，通过加强全球性国家的对外开放战略与对公民的福利政策实现这种关系。
二、论经济全球化对普遍伦理价值构成因素的可能性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经济全球化对普遍伦理价值构成因素的可能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财富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动态与述评 |
| 二、研究意义与价值 |
| 三、研究思路与观点 |
| 四、研究方法与路径 |
| 第一章 人类探求财富伦理的思想传统 |
| 第一节 中国探求财富伦理思想的传统 |
| 一、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结构与制度 |
| 二、以等级秩序为依据的财富分配思想 |
| 三、“义”为核心的财富伦理思想 |
| 四、关于财富创造与使用的伦理思想 |
| 第二节 西方探求财富伦理思想的传统 |
| 一、西方古代社会结构特征 |
| 二、西方社会传统财富伦理思想的产生 |
| 三、古希腊时期的主要财富伦理思想 |
| 四、西方社会后期财富伦理思想主要特点 |
| 第三节 中西方历史中财富伦理思想的异同 |
| 一、是人的财富意识的主体反思 |
| 二、是对外在财富关系的内在调节 |
| 三、都有“重农抑商”的财富生产伦理思想 |
| 四、“节欲”的财富道德主张 |
| 第四节 探求历史中财富伦理思想的价值与意义 |
| 一、探求历史中财富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
| 二、探求历史中财富伦理思想的理论价值 |
| 第二章 何谓财富伦理 |
| 第一节 “财富伦理”的产生及要义 |
| 一、财富伦理的产生 |
| 二、财富伦理要研究什么 |
| 三、现代社会财富伦理的新思考 |
| 第二节 “财富伦理”的解析 |
| 一、什么是伦理 |
| 二、伦理的核心问题 |
| 三、财富伦理的解析 |
| 第三节 财富伦理:在广义与狭义之间 |
| 一、财富分类:广义的财富与狭义的财富 |
| 二、财富伦理:在广义和狭义之间 |
| 三、物质财富:财富伦理的聚焦点 |
| 第三章 财富伦理建构的逻辑理路 |
| 第一节 财富:自由意志的自为 |
| 一、财富是感性、对象性的存在 |
| 二、财富是人类的劳动 |
| 三、财富是人自我保存的需要 |
| 四、财富是社会性的存在 |
| 第二节 财产:自由意志的定在 |
| 一、财产与财富的区别 |
| 二、财产的产生 |
| 三、人类历史中的财产形式 |
| 四、财产的本质意义 |
| 第三节 财富伦理:自在与自为的统一 |
| 一、作为自由意志主观规定的伦理 |
| 二、伦理是人的自由意志在现实之维所呈现的善 |
| 三、财富伦理是财富与德性的伦理统一 |
| 第四章 财富伦理研究的问题域 |
| 第一节 人与财富的关系问题 |
| 一、人与物的基本关系问题 |
| 二、人与财富的社会维度关系问题 |
| 三、人与财富的主体性关系问题 |
| 第二节 财富伦理作为独立的价值体系存在的问题 |
| 一、财富伦理在我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独特地位 |
| 二、财富伦理在伦理学中的独立空间 |
| 三、财富伦理作为独立价值体系存在的原因 |
| 第三节 财富伦理的现实性和理论性的关系问题 |
| 一、财富伦理的现实维度 |
| 二、财富伦理的理论维度 |
| 三、财富伦理实践维度与理论维度的关系协调问题 |
| 第五章 财富伦理价值准则的探讨 |
| 第一节 财富的内在善性 |
| 一、价值是从主体出发的判断 |
| 二、财富的善性与恶性 |
| 三、财富的内在善性是它的社会性 |
| 第二节 什么是财富伦理价值准则 |
| 一、财富伦理是对财富意识的价值引领 |
| 二、财富伦理价值准则不是“静止的善” |
| 三、财富伦理价值准则是“活的善” |
| 第三节 财富伦理价值准则的构建 |
| 一、“中道”价值准则 |
| 二、“互助”的价值准则 |
| 三、“幸福”的价值准则 |
| 第六章 财富伦理的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财富道德:财富伦理的活化方式 |
| 一、什么是财富道德 |
| 二、“财富道德”的思想渊源 |
| 三、财富道德的内容 |
| 四、财富道德对财富伦理的活化 |
| 第二节 制度伦理:财富伦理的制度之维 |
| 一、伦理、道德规范与秩序 |
| 二、财富伦理与社会制度的关系 |
| 三、财富伦理通过社会制度来体现 |
| 第三节 个人品德:财富伦理落实的重要方式 |
| 一、个人的行为 |
| 二、个人的道德行为 |
| 三、个人道德行为对财富伦理的落实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与主要创新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本质 |
| 第一节 生态伦理的阐释 |
| 一、西方生态伦理的思想流变 |
| 二、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内涵及特征 |
| 第二节 多学科视角的生态伦理属性 |
| 一、政治学视角:基于政治权力的生态伦理属性 |
| 二、经济学视角:共生和绿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管理 |
| 三、社会学视角:社会结构的生态化转型 |
| 第三节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基本规定 |
| 一、生态伦理的价值理念 |
| 二、生态伦理的基本原则 |
| 三、生态伦理的理论基础 |
| 四、生态伦理的维护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现代管理视域下的生态伦理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古典管理理论的价值定位——效率至上 |
| 一、古典管理理论的“经济人”人性假设基础 |
| 二、科学管理的管理模式:控制自然的祛魅化设计 |
| 三、理性逻辑的科学化功利价值取向 |
| 四、“经济人”假设的反生态伦理省思 |
| 第二节 行为科学管理的价值转换——情感依托 |
| 一、行为科学管理的“社会人”人性假设基础 |
| 二、行为科学理论模式:人际关系的社会化凸显 |
| 三、情感激励的生态化行政伦理扩展 |
| 四、行为科学理论的生态伦理缺失 |
| 第三节 系统权变管理的价值探索——因境制宜 |
| 一、系统权变管理的“复杂人”人性假设基础 |
| 二、系统权变管理的管理模式:人境关系的动态化调适 |
| 三、动态持衡的多元化政府伦理关系 |
| 四、系统权变时期的方法论评价 |
| 第四节 知识与文化管理的价值创造——互生共存 |
| 一、知识与文化管理的“文化人”人性假设基础 |
| 二、知识与文化管理模式:人智关系的持续化建设 |
| 三、生态和谐的人本化行政文化结构 |
| 四、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人”的内在限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向度 |
| 第一节 现代社会管理的生态意识理念 |
| 一、生态健康意识——推动社会协调发展 |
| 二、生态优先意识——保证社会持续发展 |
| 三、生态环境意识——引领社会绿色发展 |
| 第二节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的价值体系 |
| 一、生态公正:政府生态伦理管理的核心价值 |
| 二、生态自由:公共管理秩序建构的目标价值 |
| 三、生态平等:道德主体利益协调的价值根基 |
| 四、生态和谐:和谐社会伦理调和的价值趋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实现困境与出路 |
| 第一节 生态伦理在现代管理中的实现困境 |
| 一、现代管理的主体性困境:主体价值的公平失允 |
| 二、现代管理的目标困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受阻 |
| 三、现代管理的秩序困境:生态安全的秩序失衡 |
| 四、现代管理的文化困境:中西生态伦理的融突 |
| 第二节 公共社会治理实现生态伦理的出路 |
| 一、构建生态伦理观念以践行协调共生的价值理念 |
| 二、实施生态伦理战略以推动生态化的社会经济发展 |
| 三、加强生态法治建设以维护生态安全的稳定秩序 |
| 四、创新生态文化理念以促进生态文明的理论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建构之维 |
| 第一节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伦理价值阐释 |
| 一、基于命运共同体的生态伦理价值构建 |
| 二、生态善治对美丽中国愿景的实现 |
| 第二节 中国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决策模式 |
| 一、生态管理及其决策理念建构 |
| 二、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决策运行模式 |
| 第三节 生态伦理视域下生命安全健康的价值阐释 |
| 一、生命安全健康的理性制衡内蕴 |
| 二、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健康的生态行政价值观建构 |
| 三、中国政府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实现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3）国家治理的伦理回归（论文提纲范文）
| 一、西方国家治理发展的特征与模式分析 |
| （一）政治性凸显与统治型国家治理模式 |
| （二）科学性凸显与管制型国家治理模式 |
| （三）伦理性凸显与善治型国家治理模式 |
| 二、西方国家治理伦理回归的理论分析 |
| （一）客观理性与政治和道德联姻 |
| （二）工具理性的僭越与政治科学化 |
| 1. 政治与道德无涉。 |
| 2. 政治与道德无涉导致政治价值中立。 |
| 3. 政治价值中立导致政治工具化与非人性化。 |
| （三）价值理性的回归与“公共性”的凸显 |
| 1. 公共性的回归体现为政治伦理价值的回归。 |
| 2. 公共性的回归体现为对社会公平与公共利益的维护与追求。 |
（4）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马克思交往理论伦理研究的缘起 |
| 1.2 马克思交往理论伦理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2.1 马克思交往理论伦理研究的目的 |
| 1.2.2 马克思交往理论伦理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2.3 马克思交往理论伦理研究的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马克思交往理论伦理研究的现状分析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
| 1.4 马克思交往理论伦理研究的思路及方法 |
| 1.4.1 马克思交往理论伦理研究的思路 |
| 1.4.2 马克思交往理论伦理研究的方法 |
| 1.5 马克思交往理论伦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
| 1.5.1 马克思交往理论伦理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2 马克思交往理论伦理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马克思交往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来源 |
| 2.1 马克思交往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
| 2.1.2 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凸显 |
| 2.1.3 近代工人运动的发展 |
| 2.2 马克思交往理论形成的理论来源 |
| 2.2.1 亚当·斯密的交换以及分工理论 |
| 2.2.2 康德的实践理性基础 |
| 2.2.3 黑格尔的交往观 |
| 2.2.4 费尔巴哈的交往观 |
| 第三章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哲学基础 |
| 3.1 马克思的“交往”范畴 |
| 3.1.1 交往概念的界定 |
| 3.1.2 交往形式的划分 |
| 3.1.3 交往的特征 |
| 3.1.4 对唯物史观形成的作用 |
| 3.2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人性论基础 |
| 3.2.1 交往的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 |
| 3.2.2 交往表征着人的社会本质 |
| 3.2.3 交往自由是类本质的应然规定 |
| 3.2.4 “交往异化”的道德判断 |
| 3.3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实践论基础 |
| 3.3.1 马克思对“实践”的理解 |
| 3.3.2 基于在实践基础上的交往 |
| 3.3.3 唯物史观视域下交往的功能 |
| 3.4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价值论基础 |
| 3.4.1 劳动价值论基础 |
| 3.4.2 “两个和解”的伦理诉求 |
| 3.4.3 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道德理想 |
| 3.4.4 坚持经济尺度与伦理尺度相统一 |
| 第四章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伦理意蕴:基于历史发展向度 |
| 4.1 “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的交往伦理 |
| 4.1.1 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人的依赖性”交往 |
| 4.1.2 “人的依赖性”阶段中的伦理主体分析 |
| 4.1.3 基于“人的依赖关系”的交往伦理 |
| 4.2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的交往伦理 |
| 4.2.1 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物的依赖性”交往 |
| 4.2.2 世界交往的价值分析 |
| 4.2.3 基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交往伦理 |
| 4.3 “自由个性”阶段的交往伦理 |
| 4.3.1 实现“自由个性”的现实条件 |
| 4.3.2 马克思理想的交往形式——真正的共同体 |
| 4.3.3 基于“自由个性”的交往伦理 |
| 第五章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伦理意蕴:基于社会结构向度 |
| 5.1 马克思的经济交往伦理思想 |
| 5.1.1 对资本主义经济交往中伦理主体异化的批判 |
| 5.1.2 对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批判 |
| 5.1.3 对资本主义经济交往中虚假性自由与平等的批判 |
| 5.2 马克思的政治交往伦理思想 |
| 5.2.1 马克思政治交往伦理的主体承载 |
| 5.2.2 对资本主义政治关系的批判 |
| 5.2.3 马克思政治理想的道德内涵 |
| 5.3 马克思的文化交往伦理思想 |
| 5.3.1 文化交往同经济交往、政治交往的关系 |
| 5.3.2 对资本主义形成的世界性文化交往的价值分析 |
| 5.3.3 对资本主义文化交往的批判 |
| 第六章 马克思交往伦理思想的贡献 |
| 6.1 马克思交往伦理思想的理论贡献 |
| 6.1.1 对哈贝马斯交往伦理思想的影响 |
| 6.1.2 对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生态伦理研究的意义 |
| 6.1.3 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贡献 |
| 6.2 马克思交往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
| 6.2.1 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适用性 |
| 6.2.2 为人的发展提供了价值选择 |
| 6.2.3 为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价值指导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5）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二、本研究的意义 |
| (一)学术价值 |
| (二)应用价值 |
| 三、本研究的主要任务 |
|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 |
| (二)研究的内容 |
| (三)研究的重点难点 |
| 四、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二)具体研究方法 |
| 五、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视角的创新 |
| (二)学术观点的创新 |
| (三)研究方法的创新 |
| 第一章 人类共同价值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西方思想家对人类共同价值的探索 |
| (一)西方古代价值观中的人类共同价值思想 |
| (二)西方近现代价值观中的人类共同价值思想 |
| 二、中国价值观所体现的人类共同价值思想 |
| (一)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人类价值思想 |
| (二)中国近现代价值观中的人类共同价值思想 |
| (三)中国当代价值观中的人类共同价值思想 |
| 三、历史上人类共同价值思想的重要启示 |
| (一)追求人的幸福生活 |
| (二)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 |
| (三)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理想社会 |
| (四)追求公平正义、持久和平和普遍幸福的美好世界 |
| 第二章 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可能性、现实性 |
| 一、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时代背景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不断得到国际认同 |
| (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世界的主旋律 |
| (三)开放包容、多元互鉴成为当今世界的主基调 |
| 二、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必要性 |
| (一)人类尚未建立起应有的价值体系 |
| (二)现代价值的弊端给人类生存发展带来严重生存危机 |
| (三)西方推行霸权主义给世界安全和国际秩序带来挑战 |
| (四)价值相对主义对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带来障碍 |
| 三、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可能性 |
| (一)人类具有谋求生活得更好的共同本性 |
| (二)人类的整体意识不断增强 |
| (三)人类已经形成了一些重要的价值共识 |
| 四、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现实性 |
| (一)现代科技信息化和文化交流的推动 |
| (二)国际组织、会议、赛事的推动作用 |
| (三)联合国文书和国际法提供的共识 |
| (四)区域共同体和合作组织提供的经验 |
| 第三章 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理论架构 |
| 一、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内涵及其架构 |
| (一)价值、价值观与人类共同价值 |
| (二)价值体系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 |
| (三)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总体框架 |
| (四)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应具备的特征 |
| 二、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终极目标 |
| (一)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终极价值目标的确立 |
| (二)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终极价值目标的基本内涵 |
| (三)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终极价值目标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
| 三、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核心价值理念 |
| (一)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核心价值理念的基本内涵 |
| (二)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核心价值理念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
| 四、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基本价值原则 |
| (一)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基本价值原则的确立 |
| (二)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基本价值原则的基本内涵 |
| (三)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基本价值原则的贯彻和落实 |
| 第四章 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原则与路径 |
| 一、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主要任务及障碍 |
| (一)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主要任务 |
| (二)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主要障碍 |
| 二、中西近现代价值体系构建的经验教训 |
| (一)中西近现代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异同 |
| (二)中西近现代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启示 |
| 三、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原则 |
| (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原则 |
| (二)尊重国家主权原则 |
| (三)各国平等原则 |
| (四)尊重各国国情原则 |
| 四、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路径 |
| (一)广泛达成人类价值共识 |
| (二)激励各国积极参与 |
| (三)发挥国际组织作用 |
| (四)建立世界管理机构 |
| (五)建立相应的控制机制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成果 |
| 致谢 |
（6）现代技术伦理的诠释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2.1 诠释学的研究现状与评价 |
| 1.2.2 现代技术伦理的研究现状与评价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2 问题产生的背景及诠释学阐释 |
| 2.1 现代技术及现代技术伦理的概念解析 |
| 2.1.1 现代技术的本质及特征 |
| 2.1.2 现代技术伦理的概念 |
| 2.2 现代技术伦理的诠释学诉求 |
| 2.2.1 超越外在主义的困境 |
| 2.2.2 消弥伦理考量的价值冲突 |
| 2.2.3 增强技术伦理的实践有效性 |
| 2.3 诠释学阐释现代技术伦理的理论基础 |
| 2.3.1 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 |
| 2.3.2 诠释学与伦理学和技术伦理的内在贯通 |
| 2.3.3 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 |
| 2.4 诠释学视角下的现代技术伦理概念 |
| 2.4.1 现代技术伦理的“前理解” |
| 2.4.2 现代技术伦理的“视域融合” |
| 2.4.3 现代技术伦理的“实践智慧” |
| 2.5 本章小结 |
| 3 前理解: 现代技术伦理的自觉向度 |
| 3.1 现代技术伦理的“前有—前见—前把握”结构 |
| 3.1.1 现代技术伦理“前有”境域的多维性 |
| 3.1.2 现代技术伦理“前见”基础的导向性 |
| 3.1.3 现代技术伦理“前把握”要件的规定性 |
| 3.2 现代技术伦理的“时空距离” |
| 3.2.1 现代技术伦理在“时间距离”生成意义 |
| 3.2.2 现代技术伦理在“空间距离”存异求同 |
| 3.3 现代技术伦理的“效果历史”进路 |
| 3.3.1 效果历史在“外在主义”中的遮蔽 |
| 3.3.2 效果历史在“内在主义”中的绽现 |
| 3.3.3 现代技术伦理在“效果历史”中的朗照 |
| 3.4 本章小结 |
| 4 视域融合:现代技术伦理的“间性”澄明向度 |
| 4.1 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节点 |
| 4.1.1 技术生活世界的共同体验 |
| 4.1.2 情感世界的移情共感 |
| 4.1.3 伦理实践的道德想象 |
| 4.2 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维度 |
| 4.2.1 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历时态维度 |
| 4.2.2 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共时态维度 |
| 4.3 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实践进路和目标 |
| 4.3.1 现代技术伦理功能的彰显 |
| 4.3.2 伦理活动参与者的拓展 |
| 4.3.3 伦理生活世界的构建 |
| 4.4 本章小结 |
| 5 实践智慧: 现代技术伦理的未来指向 |
| 5.1 实践智慧及其诠释学复归 |
| 5.1.1 实践智慧的含义与特征 |
| 5.1.2 实践智慧的辨析 |
| 5.1.3 实践智慧的诠释学复归 |
| 5.2 实践智慧关涉现代技术伦理的必要性 |
| 5.2.1 伦理理论与现代技术实践的矛盾 |
| 5.2.2 伦理规约与现代技术发展的张力 |
| 5.2.3 技术理性的膨胀与人文精神的萎缩 |
| 5.3 实践智慧在现代技术伦理中的展现 |
| 5.3.1 现代技术实践与伦理理论的统一 |
| 5.3.2 现代技术发展与伦理规制的中道 |
| 5.3.3 现代技术伦理意识的自觉 |
| 5.4 本章小结 |
| 6 结语、创新点与展望 |
| 6.1 结语 |
| 6.2 创新点 |
| 6.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现代管理伦理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现代管理伦理基本问题界定 |
| 第一节 管理、伦理和管理伦理 |
| 一、伦理与道德 |
| 二、管理和伦理 |
| 三、管理伦理的基本内涵 |
| 四、管理伦理的基本属性 |
| 第二节 前现代管理发展及伦理特征 |
| 一、前现代管理的历史发展 |
| 二、前现代管理的管理伦理特征 |
| 第三节 现代管理及其工具理性特征 |
| 一、现代管理及管理范式转换 |
| 二、现代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 |
| 第四节 现代管理伦理及其主要内容 |
| 一、现代管理伦理的概念提出 |
| 二、现代管理伦理对现代管理危机的回应 |
| 三、现代管理伦理的主要内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现代管理伦理的产生及价值诉求 |
| 第一节 现代管理伦理精神失落及回归诉求 |
| 一、现代管理伦理精神失落的主要表现 |
| 二、现代管理伦理精神失落的原因分析 |
| 三、现代管理伦理精神失落对现代管理伦理的诉求 |
| 第二节 现代管理伦理的产生条件 |
| 一、现代管理伦理产生的经济条件 |
| 二、现代管理伦理产生的科技条件 |
| 三、现代管理伦理产生的思想条件 |
| 第三节 现代管理伦理的基本价值诉求 |
| 一、现代管理伦理对制度公正的价值诉求 |
| 二、现代管理伦理对美德回归的价值诉求 |
| 三、现代管理伦理对社会责任的价值诉求 |
| 四、现代管理伦理对公共精神的价值诉求 |
| 五、现代管理伦理对管理效率的价值诉求 |
| 六、现代管理伦理对人本回归的价值诉求 |
| 七、现代管理伦理对卓越目标的价值诉求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现代管理伦理的基本作用与作用机理 |
| 第一节 现代管理伦理的基本作用 |
| 一、现代管理伦理的价值导向作用 |
| 二、现代管理伦理的规范作用 |
| 三、现代管理伦理的评价作用 |
| 四、现代管理伦理的凝聚作用 |
| 五、现代管理伦理的激励作用 |
| 六、现代管理伦理的调节作用 |
| 第二节 现代管理伦理的作用特点 |
| 一、广泛性 |
| 二、义务性 |
| 三、形式灵活性 |
| 四、行为自律性 |
| 第三节 现代管理伦理四大体系的作用机理 |
| 一、现代管理制度伦理对管理行为的约束机理 |
| 二、现代管理美德伦理对管理主体的塑造机理 |
| 三、现代管理责任伦理对管理责任的践行机理 |
| 四、现代管理信念伦理对管理主体的精神激励机理 |
| 第四节 现代管理伦理四大体系的作用限度及内在关联 |
| 一、现代管理制度伦理的作用限度 |
| 二、现代管理美德伦理的作用限度 |
| 三、现代管理责任伦理的作用限度 |
| 四、现代管理信念伦理的作用限度 |
| 五、现代管理伦理四大体系作用的内在关联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现代管理伦理作用实现的保障机制 |
| 第一节 现代管理伦理作用实现的个体机制 |
| 一、道德情感、良心、义务感:美德养成的内在心理机制 |
| 二、鉴别力、抉择力:解决伦理困境的能力机制 |
| 第二节 现代管理伦理作用实现的组织机制 |
| 一、正式制度:组织内部硬性约束机制 |
| 二、非正式制度:组织内部软性约束机制 |
| 第三节 现代管理伦理作用实现的社会机制 |
| 一、社会舆论:社会文化氛围机制 |
| 二、社会荣誉:社会评价激励机制 |
| 三、榜样示范:社会价值牵引机制 |
| 四、社会制度体系:社会规范控制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传统管理伦理的扬弃与现代管理伦理建设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管理伦理对现代管理伦理建设的积极意义 |
| 一、中国传统管理制度伦理对现代管理伦理建设的积极意义 |
| 二、中国传统管理美德伦理对现代管理伦理建设的积极意义 |
| 三、中国传统管理责任伦理对现代管理伦理建设的积极意义 |
| 四、中国传统管理信念伦理对现代管理伦理建设的积极意义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管理伦理在现代管理伦理建设中的局限性 |
| 一、中国传统管理制度伦理在现代管理伦理建设中的局限性 |
| 二、中国传统管理美德伦理在现代管理伦理建设中的局限性 |
| 三、中国传统管理责任伦理在现代管理伦理建设中的局限性 |
| 四、中国传统管理信念伦理在现代管理伦理建设中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管理伦理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 一、中国现代管理制度伦理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 二、中国现代管理美德伦理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 三、中国现代管理责任伦理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 四、中国现代管理信念伦理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8）服务型政府的开放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服务型政府开放性研究背景 |
| 1.1.1 社会治理的开放性视角 |
| 1.1.2 服务型政府开放性研究必要性 |
| 1.2 政府和开放性概念的再认识 |
| 1.2.1 政府的再认识 |
| 1.2.2 开放性的理解 |
| 1.3 政府开放性研究文献综述 |
| 1.4 服务型政府开放性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政府建构的开放性 |
| 2.1 政府建构的维度 |
| 2.1.1 功能建构 |
| 2.1.2 结构建构 |
| 2.1.3 建构人员 |
| 2.2 统治型政府建构的封闭性 |
| 2.2.1 政府功能建构的封闭性 |
| 2.2.2 统治者对政府独占 |
| 2.2.3 政府结构建构的封闭性 |
| 2.3 管理型政府建构的有限开放性 |
| 2.3.1 政府的公共性呈现 |
| 2.3.2 政府功能的建构 |
| 2.3.3 政府结构的建构 |
| 2.4 “主权”不可建构 |
| 2.4.1 主权“排他性” |
| 2.4.2 政府治权的独立性 |
| 2.4.3 “主权”与“单中心”治理 |
| 第三章 政府运行的开放性 |
| 3.1 组织结构内部运行的开放性 |
| 3.1.1 从岗位看组织横向运行开放性 |
| 3.1.2 等级制的有限开放性 |
| 3.1.3 官僚制组织的封闭文化 |
| 3.2 政府外部运行的开放性 |
| 3.2.1 法律治理开放性 |
| 3.2.2 政府管理主义 |
| 3.2.3 社会治理中的经济思维 |
| 3.3 要素流动的开放性 |
| 3.3.1 信息流动的开放性 |
| 3.3.2 人员流动的开放性 |
| 3.3.3 物资流动的开放性 |
| 第四章 政府开放性的约束维度 |
| 4.1 社会是政府开放性决定性因素 |
| 4.1.1 政府整体开放与社会变迁的互相依赖 |
| 4.1.2 政府开放的整体性 |
| 4.1.3 集体行动与政府开放性 |
| 4.2 社会要素流动对政府开放的冲击 |
| 4.2.1 人的流动性与政府开放性 |
| 4.2.2 信息流动性与政府开放性 |
| 4.2.3 知识进步、传播与政府开放性 |
| 4.3 政府开放性的哲学思考 |
| 4.3.1 政府开放性中“结构与能量”约束 |
| 4.3.2 政府开放中的经济与成本约束 |
| 4.3.3 政府治理理念的开放性 |
| 第五章 服务型政府开放性的推动因素 |
| 5.1 科学技术变革与政府开放性 |
| 5.1.1 科学技术与社会行动 |
| 5.1.2 科学技术新变革: 对上帝的图谋 |
| 5.1.3 互联与信息共享 |
| 5.2 工业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变化 |
| 5.2.1 共同体界限趋于消逝 |
| 5.2.2 管理型政府控制力下降 |
| 5.2.3 后工业化社会的融合发展 |
| 5.3 文化多元与政治融合 |
| 5.3.1 后工业化社会的文化多元性 |
| 5.3.2 后工业化社会经济与劳动方式的转变 |
| 5.4 个体独立的增长 |
| 5.4.1 个体独立行动能力提升 |
| 5.4.2 个体对社会依赖性的增强 |
| 5.4.3 自我的再思考 |
| 5.4.4 个体碎片化 |
| 第六章 服务型政府的开放性建构 |
| 6.1 自我的建构 |
| 6.1.1 行动的非均衡性 |
| 6.1.2 开放自我 |
| 6.1.3 集体行动规则的去中心化实现 |
| 6.2 结构建构的开放性 |
| 6.2.1 政府内部结构建构的开放性 |
| 6.2.2 政府外部结构建构的开放性 |
| 6.3 服务型政府的实现形式 |
| 6.3.1 政府实现的多样性 |
| 6.3.2 开放政府建构中的去“物化” |
| 6.4 政府开放性建构中的支撑 |
| 6.4.1 解构“中心-边缘” |
| 6.4.2 伦理精神追求 |
| 6.4.3 开放的信息系统 |
| 6.4.4 开放的思维方式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2.1 现有研究水平 |
| 1.2.2 存在问题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基本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变革的时空坐标 |
| 2.1 政府模式变革中的时代精神与现实关怀 |
| 2.1.1 行政改革:西方改革的时代意涵 |
| 2.1.2 时代课题:政府模式变革的方向 |
| 2.1.3 理论建构:政府变革的现实关怀 |
| 2.2 面向社会现实的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 |
| 2.2.1 西方对未来治理模式的探索 |
| 2.2.2 中国改革对服务型政府的探索 |
| 2.2.3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实践面向 |
| 2.3 在时代背景中寻找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
| 2.3.1 管理型政府模式的坐标 |
| 2.3.2 新的时空坐标系的生成 |
| 2.3.3 定位政府模式及其坐标 |
| 第3章 空间坐标:政府模式变革的全球化视野 |
| 3.1 正确定位全球化 |
| 3.1.1 地域化、世界化与全球化 |
| 3.1.2 作为一场历史运动的全球化 |
| 3.1.3 全球化视野中的制度创新 |
| 3.2 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及其解构 |
| 3.2.1 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 |
| 3.2.2 基于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 |
| 3.2.3 全球化运动中的去中心化 |
| 3.3 全球正义诉求中的政府变革 |
| 3.3.1 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冲击 |
| 3.3.2 正义遭受质疑及其重建之路 |
| 3.3.3 承认和包容差异的全球正义 |
| 3.4 在全球合作中实现政府转型 |
| 3.4.1 人类社会携手合作的动力 |
| 3.4.2 在去中心化中谋求合作 |
| 3.4.3 建构支持全球合作的政府 |
| 第4章 时间坐标:政府模式变革的后工业化取向 |
| 4.1 考察“后工业社会”概念的多种理解 |
| 4.1.1 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概念 |
| 4.1.2 后工业社会概念外延的扩展 |
| 4.2 社会治理后工业分析的多元语境 |
| 4.2.1 后工业行政中的服务要素 |
| 4.2.2 把信息技术应用于组织设计 |
| 4.2.3 后工业经济的质量增长方式 |
| 4.2.4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构想 |
| 4.3 后工业化进程中治理责任承担的路径 |
| 4.3.1 人类社会中的差异性和不平等 |
| 4.3.2 能者统治的社会及其改进方案 |
| 4.3.3 治理责任承担合作路径的建构 |
| 4.4 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自觉规划社会治理 |
| 4.4.1 从竞争走向合作的尝试 |
| 4.4.2 破解组织中心—边缘结构 |
| 4.4.3 建构支持合作的政府模式 |
| 第5章 复杂性: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特征 |
| 5.1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 |
| 5.1.1 在简单的环境中寻求确定性 |
| 5.1.2 在复杂环境中开展社会治理 |
| 5.1.3 社会高度复杂性提出的挑战 |
| 5.2 官僚制控制体系的失灵与变革 |
| 5.2.1 官僚制组织的控制体系 |
| 5.2.2 复杂性增长中的控制失灵 |
| 5.2.3 建构任务型组织的逻辑 |
| 5.3 政府模式变革的复杂性理论视角 |
| 5.3.1 还原论、系统论和复杂性理论 |
| 5.3.2 用复杂性理论看后工业化的现实 |
| 5.3.3 复杂性增长中的政府模式建构 |
| 5.4 风险社会中的政府模式变革 |
| 5.4.1 风险社会提出的变革要求 |
| 5.4.2 政府模式变革的内在逻辑 |
| 5.4.3 德制框架下的服务型政府 |
| 第6章 创造性:复杂性社会条件下的人类创造智慧 |
| 6.1 知识—智慧体系中的政府变革逻辑 |
| 6.1.1 增长:人类社会的知识存量与扩散 |
| 6.1.2 管理:建构封闭性的知识应用体系 |
| 6.1.3 服务:促进知识共享之上的创造智慧 |
| 6.2 生产体系变革中的政府模式转向 |
| 6.2.1 工厂体系映射下的社会治理逻辑 |
| 6.2.2 分工—协作体系中控制导向的政府 |
| 6.2.3 网络化生产体系中的服务型政府 |
| 6.3 科学范式转换中的政府变革要求 |
| 6.3.1 从分析到综合的科学体系 |
| 6.3.2 从摹仿到创造的人类启蒙 |
| 6.3.3 创造性科学兴起中的政府 |
| 6.4 创造性技术涌现中的政府模式选择 |
| 6.4.1 变革时代的创造性技术 |
| 6.4.2 技术聚合中的政府创新 |
| 6.4.3 创造性社会的治理变革 |
| 第7章 网络结构:创造性技术兴起中的社会变迁 |
| 7.1 网络化—去中心化:建构作为行动者的政府 |
| 7.1.1 在边界消融中生成的合作关系 |
| 7.1.2 空间特性变革中的网络化思维 |
| 7.1.3 社会去中心化中的行动者建构 |
| 7.2 符号化—虚拟化:引发政府思维方式的革命 |
| 7.2.1 现实的符号化所建构的现实 |
| 7.2.2 虚拟世界中的虚拟思维范式 |
| 7.2.3 时空约束衰落中的政府变革 |
| 7.3 个性化—多元化:促进社会走向成熟自治 |
| 7.3.1 个性化的“新人类”及其性格 |
| 7.3.2 从人的总体性到社会的多元化 |
| 7.3.3 成熟自治社会中的政府变革 |
| 7.4 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中变革政府模式 |
| 7.4.1 技术应用:掀起治理变革的浪潮 |
| 7.4.2 社会结构:从等级制到网络结构 |
| 7.4.3 政府模式: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 |
|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10）论全球性国家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五、基本内容与核心概念 |
| 第一章 全球性国家构建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全球化现象辨析 |
| 一、全球化是一种客观的现象和进程 |
| 二、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且多元化的发展进程 |
| 三、全球化的发展不具有可逆性和特定方向性 |
| 四、全球化导致人类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生活方式等内容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
| 第二节 全球化与现代性、全球性 |
| 一、现代性的内涵 |
|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性困境 |
| 三、全球化与全球性 |
| 第三节 现代性、全球性与国家构建 |
| 一、现代性与国家构建 |
| 二、全球性与国家构建 |
| 第二章 全球性国家的核心特征 |
| 第一节 全球性国家与国内发展 |
| 一、国内发展的内涵 |
| 二、可能的质疑及回应 |
| 第二节 全球性国家与关系本位 |
| 一、关系本位的内涵 |
| 二、可能的质疑与回应 |
| 第三节 全球性国家与全球责任 |
| 一、全球责任的内涵 |
| 二、可能的质疑及回应 |
| 第三章 全球性国家辨析 |
| 第一节 全球性国家与民族国家 |
| 一、民族国家理论概述 |
| 二、全球性国家与民族国家 |
| 第二节 全球性国家与世界主义国家 |
| 一、世界主义国家概述 |
| 二、全球性国家与世界主义国家 |
| 第三节 全球性国家与世界国家 |
| 一、世界国家概述 |
| 二、全球性国家与世界国家 |
| 第四章 全球性国家与全球行为体 |
| 第一节 主权国家与全球性国家 |
| 一、全球化时代的主权国家 |
| 二、主权国家与全球性国家 |
| 三、具体路径选择 |
| 第二节 国家间组织与全球性国家 |
| 一、全球化时代的国家间组织 |
| 二、国家间组织与全球性国家 |
| 三、具体路径选择 |
| 第三节 全球性国家与全球公民社会 |
| 一、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公民社会 |
| 二、全球公民社会与全球性国家 |
| 三、具体路径选择 |
| 第四节 全球性国家与跨国公司 |
| 一、全球化时代的跨国公司 |
| 二、跨国公司与全球性国家 |
| 三、具体路径选择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论经济全球化对普遍伦理价值构成因素的可能性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财富伦理研究[D]. 周琳. 湖南师范大学, 2021
- [2]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D]. 毕然.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3]国家治理的伦理回归[J]. 何颖. 行政论坛, 2020(06)
- [4]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伦理研究[D]. 王贺. 河北大学, 2020(03)
- [5]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研究[D]. 潘从义. 湖北大学, 2020(02)
- [6]现代技术伦理的诠释学研究[D]. 郑艳艳. 大连理工大学, 2020(01)
- [7]现代管理伦理作用研究[D]. 王红梅. 黑龙江大学, 2019(05)
- [8]服务型政府的开放性研究[D]. 姜东旭. 南京大学, 2016(07)
- [9]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D]. 周军. 南京大学, 2014(05)
- [10]论全球性国家的构建[D]. 曹亚斌. 中国政法大学, 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