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市场经济的强化效应（论文文献综述）
卢侃[1]（2021）在《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是有关中国企业“走出去”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然而母国层面的动因较少受到关注,目前文献提到的主要有四种:“规模经济”说、产业集聚、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关于这四种动因的研究至少存在两个偏向:其一是彼此分离,每种动因自成体系,鲜有置于同个框架下的综合研究;其二是以实证研究为主,理论脉络模糊,尤其是缺乏作用机制分析。本文主旨就在于将这四种动因置于同一个框架下,先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而后基于最新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理论模型方面,民营企业ODI根本上是出于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考量,故而对上述动因的研究可在这个框架下展开,即探究四种动因的外生变化如何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行为逻辑相结合而导向ODI。本文拓展了Melitz and Ottaviano（2008）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并考虑本国企业ODI有市场寻求和技术寻求两种类型,前者指支付固定成本来节省出口的冰山成本;后者指在进入海外市场的同时,还会提升企业在本国的生产率。在均衡状态下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求得四种动因对本国企业两类ODI平均倾向的影响、并解析作用机制。主要的推论是:1)国内市场规模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其机制为“企业规模扩张”效应和“竞争加剧”效应;2)多样性集聚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其机制为“协同分工”效应;3)商品市场分割对两类ODI均起阻碍作用,机制为“竞争阻碍”效应;4)信贷市场扭曲对本国民企两类ODI均起阻碍作用,机制为“竞争阻碍”效应和“融资约束强化”效应。继而将上述推论概括为8个命题。实证研究方面,以2004～2013年（除2010年）中国规模以上民营制造业企业ODI数据为样本,对理论命题进行实证检验。主要步骤是:首先基于企业的备案信息、以关键词识别法识别出企业投资目的并分类,随后以各东道国经济特征对分类后的结果进行回归检验,避免分类出现系统性偏误;其次用学界公认的指标测度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基准回归;再次用工具变量法和拟自然实验法作为因果识别的策略,以排除“内生性”问题,并通过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和消除“稀有事件偏差”做稳健性检验;最后进行机制检验和拓展性检验。另外,本文也将四种动因置于同个回归方程中综合考量,以判断各个动因的解释力是否无可替代。主要结论是:1)国内市场规模和企业自身规模对我国民企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企业规模扩张”效应和“竞争加剧”效应成立;2)多样性的集聚类型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是通过“分工协作”效应,缓解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3)商品市场分割对两类ODI均有阻碍作用,“竞争阻碍”效应成立;4)信贷市场扭曲对两类ODI均有阻碍作用,“竞争阻碍”效应和“融资约束强化”效应成立。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三:其一,研究框架上,将四种动因纳入到同一个逻辑框架中通盘考虑,填补了相关研究在理论脉络和作用机制上的空白,也增加了既有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具体包括对“规模经济”说、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之影响和作用机理的描述和刻画;将产业集聚之于融资约束、融资约束之于民企ODI两条线索对接;并且将我国民企ODI的类型差异考虑在内,使研究更能贴合我国现实情况。其二,理论建模型方面,以拓展的MO“异质性企业”模型为基本框架,打通四种动因与本国民企两种类型ODI决策的逻辑关联,一方面克服了HMY模型仅考虑市场寻求型ODI的缺陷,另一方面解决了SB模型由同质性企业假设导致的局限性。其三,实证研究方面,选用学界认可的指标作解释变量对理论部分的命题予以验证,并以合适的工具变量和准自然实验排除“内生性”问题,确保得到可靠的因果推论。研究的现实意义体现在其政策寓意上,本文发现规模经济和由产业集聚提供的分工协作关系对我国民企“走出去”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主要起阻碍作用,这与“制度逃离说”的预测相反,或可启示决策者: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打破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是支持民企“走出去”的长远之道。
黄震鳞[2]（2021）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自中国在201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随着各类产品进口关税的明显下降,进口贸易自由化进程明显加快,进出口贸易获得了快速的增长。在这个过程中,中间品进口贸易发展尤为迅猛。根据从UNCOMTRADE得到的数据来看,自我国加入WTO到2019年,中间品进口占同期我国货物进口总额的比重均值为74.33%。这个数据意味着,中间品进口是“入世”以来我国最大的进口产品种类。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实施主动扩大进口战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可以预期在未来一段较长时间内,中间品进口规模与种类必然会持续加大。基于此,对中间品进口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效应相关研究也成为当前学术界研究的一大热点问题。另一方面,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约束、劳动力及原材料成本上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很多企业正处在发展模式转型的“阵痛期”,这势必会对我国的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产生影响:传统意义上依靠大量低技能的廉价劳动力维系的产品价格优势已经基本消失殆尽,高附加值、高质量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是众多企业今后努力的方向。而高附加值、高质量产品的生产自然会对中高技能劳动力产生大量的需求。在这种情形下,如何进一步优化就业技能结构就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所在。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基本国情,把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我国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结合起来,考察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本文提出的问题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我国的就业技能结构?其作用渠道和影响机制是怎样的?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是否会存在行业、地区、企业所有制等方面的异质性?应该采取何种措施积极应对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冲击等。本文认为,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与回答不仅会在理论层面丰富已有关于就业技能结构和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研究;在实践层面,本文研究对我国行业（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及中间品进口相关政策的调整等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本文以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为主题,尝试分别从理论分析及实证检验两个层面阐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在理论层面侧重探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机制,在经验层面侧重考察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作用方向和影响效果及其异质性。本文的研究一共分为7章。第1章为引言部分,主要介绍的内容包括写作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框架与结构、主要创新点及不足等几个方面。第2章为文献综述,分2节系统梳理与本文密切相关的两大类文献,一类是关于中间品贸易的相关研究,另一类是关于就业的相关研究,通过对已有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提炼出已有文献的贡献和不足,从而找到本文的研究出发点和创新点。第3章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就业技能结构影响的理论分析部分,在这部分本文侧重从要素替代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两个层面深入探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就业技能结构的作用机制。第4章侧重介绍我国中间品进口发展历程及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发展状况,通过对中间品进口与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相关数据的搜集、处理与统计分析,描述中间品进口与就业技能结构的现状及特征性事实,从而为后文的实证分析提供资料和数据基础。第5、6两章都是本文的实证部分,其中第5章侧重的是基准回归、异质性分析和内生性的处理,而第6章侧重的是对作用机制的考察,在这两章本文将运用最新的微观层面数据对第3章的理论分析基本假设进行检验,从而得到与理论分析相一致的实证结果,这为政策建议的提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本文最后一章为研究结论与政策涵义,首先对本文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主要结论做出系统性的总结,在此基础上,基于我国中间品进口与当前劳动力就业的现实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在理论层面,本文系统探讨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一国就业技能结构的作用机制,侧重从要素替代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竞争强化效应和质量升级效应四个角度论证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一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机制。在实证层面,基于1998-2013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合并数据,考察了中间品进口关税下降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样本来看,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着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从分样本来看,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存在显着的行业、所有制、中间品来源地及人力资本差异,换言之,在我国制造业不同分行业、不同企业所有制、中间品不同来源地及不同的人力资本水平下,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上述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成立。此外,本文还对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就业技能结构的作用机制进行了考察,实证结果验证了中间品关税下降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存在要素替代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竞争强化效应及质量升级效应等四大中介效应。进一步地,本文还运用倍差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DID）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看作一个准自然实验并进行系统考察。研究表明,自入世以来,中间品进口关税的大幅下降显着提升了我国制造业就业技能结构水平。从创新角度看,本文存在以下三个层面的创新点:第一,本文基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国际大背景及近年来我国中间品大量进口的基本特征事实,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这一较新的视角考察了我国行业层面及企业层面的就业技能结构优化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关于我国就业技能结构优化的研究维度,丰富了关于就业技能结构决定因素的相关理论研究。第二,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就业技能结构的作用机制层面,本文尝试从要素替代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中间品质量升级效应及竞争强化效应四个主要渠道进行了理论探讨和细致的实证考察,实证结果验证了理论假设,从而明确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渠道和作用机制,从而为中间品进口相关决策制定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第三,本文基于Chen等（2017）关于就业技能结构的基本测算思路并进行了合理改进,提出了测度企业内部就业技能结构的新方法,从而进一步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内部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
杨明睿[3]（2021）在《政治关联与环境信息公开的企业环保投资效应》文中提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工业化进程稳步推进,而由此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并成为阻碍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中央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治污环保政策,试图从制度上限制污染型企业的污染排放与无序扩张。然而,由于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政企关联现象,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与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高度重合,在企业环境污染信息不透明的条件下极易产生污染庇护、监管松弛等政企合谋现象,致使环保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通过政策手段使企业环境污染信息公开化后,是否能够有效抑制环境治理中的政企合谋现象?企业的政治关联属性对于环境信息公开政策的有效性有何种影响?环境信息公开政策的作用机制是怎样的?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改善生态环境、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本文从企业决策视角构建了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影响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理论模型,随后以《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2016年修订）》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实施下具有不同政治关联属性的企业在环保投资行为方面的变化,最后从政府环保支出、政府干预、环保补助和税收优惠等方面深入探讨了环境信息公开政策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环境信息公开政策的实施有效提升了企业的环保投资水平,其中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环保投资水平提升幅度更大,且最终环保投资水平更高;具有政治关联企业的环保投资行为与地方政府特征密切相关,在政府干预程度较强和环保投资支出较高的地区,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对于具有政治关联企业的环保投资水平提升效果更加明显;政策实施后,政府通过环保补助和税收优惠等方式支持了具有政治关联企业的环保投资行为,从而形成了显着的政企协作效应。由此说明,环境信息公开政策有效激活了企业与政府间的政企协作效应,相比于针对政企关联现象实行“一刀切”式改革,通过适当的制度设计以建立长效稳定的政企协作机制可能更加有利于我国环境治理水平的提升。
贾海彦[4]（2020）在《“健康贫困”陷阱的自我强化与减贫的内生动力——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文中提出健康与贫困存在累积循环的因果关系,落入健康贫困陷阱的群体减贫内生动力不足,挑战着政府惯常的扶贫思路和计划。文章使用CFPS数据,测算我国居民的健康梯度,从心理和行为双重视角检验了健康与贫困间的自我强化效应和内生脱贫动力机制。文章发现,健康不平等和经济收入不平等是导致健康与贫困低水平循环的直接原因;情绪消极、健康素养低、医疗保健行为不科学以及公共卫生水平差等,是强化健康与贫困间循环的间接原因;当条件成熟时,自我强化要素可转换为内生动力要素,有效实现脱贫。政府应当基于健康贫困群体独特的心理与行为偏好,制定针对性脱贫计划,如加大健康宣传与教育力度,重视贫困地区综合环境整治,将高质量的基层医疗服务资源、健康公共设施向贫困地区倾斜,鼓励私立医院健康有序发展。
宋宁宁[5]（2020）在《金融集聚对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文中认为金融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是经济良好运行的血脉。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金融市场的运行也稳中有进,逐渐向追求高质量发展转变,金融改革开放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升,金融要素与金融资源更多地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形成了一个个金融中心,而伴随着金融一体化稳步发展,在以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以及长江中上游四大产业集聚区为主的发展格局下,金融机构与金融资源也出现了明显的集聚趋势,为区域金融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本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而分析中国金融集聚影响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选取中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2007—2017年的金融行业相关数据,通过熵值法从金融业总产值和金融业从业人员两个视角测算了中国及各省份的金融集聚程度,然后构建Global-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度模型,测算了考虑“不良贷款”这一非期望产出因素下中国各省份的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值。其次,运用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在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同分位点处,金融集聚与政府干预、城镇化水平、工业化程度、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等影响因素对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进而,构建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金融集聚对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考虑到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将模型调整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在模型中纳入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滞后一期变量,根据广义系统矩估计（SYS-GMM）方法来研究中国金融集聚对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2007—2017年期间,中国金融产业集聚和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都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中国整体金融产业集聚水平不高,金融资源分布不均衡,虽然有明显的金融集聚趋势,但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金融产业集聚趋势较为明显,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金融产业集聚水平相对偏低。而在考虑了“不良贷款”非期望产出因素下,中国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在2007—2017年间呈现波动变化的趋势,整体来看年平均增长率呈上升趋势,中部地区较为明显。其中,金融业技术进步指数有所提升,而金融业技术效率指数基本持平,变化不大,表明目前中国金融业发展进程中,金融业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要大于金融业技术效率的贡献程度。（2）从全国范围来看,金融集聚对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目前呈现出显着的抑制作用。这反映出了中国现阶段金融集聚整体水平偏低,在主体强化效应、创新溢出效应、规模辐射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的作用下,未充分发挥金融产业集聚对金融行业发展的积极导向作用,地区间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失衡,地区间金融资源、要素基础与资源利用效率存在较大差别。政府干预和基础设施投资对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负向的抑制作用,而城镇化水平、工业化程度、人力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对其起到了正向的促进作用,可见中国当前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整体上达到了一定的成效,人力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在人才与资本方面对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提供了支持,而政府行为依旧需要一定程度的约束,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3）从地区层面来看,金融集聚对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有所差别,金融产业集聚对东部和中部地区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比较明显的抑制作用,而对于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从其他影响因素来看,政府干预、基础设施投资都具有抑制作用,人力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程度对于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影响不同。可见,地区金融发展基础条件不同,同一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势必存在区域差异,要想提升中国金融业整体水平,必须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保持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结构进行动态均衡调整。根据以上结论,为更好的发挥区域金融集聚优势,促进中国金融业发展,提出如下政策建议:贯彻金融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集聚优势,协调区域金融发展;坚持将“市场化”作为金融改革的核心,扩大金融开放水平;,加强金融业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
杨书林[6]（2019）在《城市群生产网络与全球价值链攀升 ——以长三角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凭借着低廉的成本要素、完善的基础设施、贴牌加工的贸易方式,逐渐融入了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称GVC）,成为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的一部分。而中国制造业此时的特征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位于末端、对技术含量要求比较低,主要是通过加工、制造、组装等方式实现自身盈利。中国制造业就是凭借着这一定位实现了贸易量的快速扩张、整体水平不断提升,特别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因为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整个区域的工业化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区域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前期中兴事件的发生、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我国大幅上涨的要素成本,都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对行业的生产分工模式进行思考,以实现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攀升。城市群作为为我国城市化新的主体形态,它是城市化的高级阶段,是区域经济活动新的空间组织形式。城市群作为人口的空间密集区和城市的空间集聚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的集聚平台与开放发展的门户区域,是全球价值链的核心阶段。城市群生产网络空间边界的确定为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以城市群为空间载体的区域生产网络是一种可行模式选择,其能够实现全球价值链的攀升和产业升级。选择长三角城市群为例,以期利用长三角整体的区位优势,从中国视角、全球视野,探讨整合具有跨越区域行政边界、培育出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全球价值链掌控力优势产业的模式和路径,以实现长三角一体化更高质量发展。因此,本文的研究和结论对于我国优化产业布局、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研究紧紧围绕现实背景,直面全球价值链攀升这个中国重大的现实问题,运用空间经济学理论,对城市群生产网络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机制与效应展开理论和实证研究。通过构建“城市群生产网络—城市群企业生产效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理论分析框架,重点分析城市群生产网络集聚下的成本降低效应和竞争强化效应,并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对研究重点进行实证上的检验,为全球价值链的攀升提供新的思路,有利于形成完善的政策体系,促进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主要结论有:（1）基于三次产业层面长三角城市群产业集聚同构系数的测算,根据既能反映产业集聚间分工的简化E-G指数,并基于2001-2013年中国经验数据的测算表明:长三角城市群三次产业层面的集聚同构程度很高,长三角城市群在产业和部门层面存在较强的集聚同构特征,而且特征表现为产业层面大于部门层面。以收敛性分析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生产网络的产业集聚同构程度收敛,其生产网络分布的产业前后关联程度高、匹配程度好,具有较强的产业集聚规模和外溢效应。（2）通过扩展Kee and Tang（2016）的模型设定,构建分析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与进口中间品需求量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建立了本文的基准模型。理论模型显示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与加成率和国外/国内相对价格正相关。基准模型下,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由加成率和国外/国内相对价格决定,加成率、国外/国内相对价格越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越高。进一步,由于存在成本降低效应和竞争强化效应,因此城市群集聚效应对最终品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存在正向和负向两种作用。如果成本降低效应为主,则可能提升企业加成率。引入城市群协同集聚效应后,外部规模经济在降低成本、降低行业门槛方面具有明显成效,使得企业在更高难度基础上进行该类创新,降低生产的边际成本,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生产网络的集聚程度,以及人均资本存量、外国直接投资的对数、人均道路面积等对生产效率都有明显的促进和提升作用,这是基准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对这一学术命题的刻画和检验。（3）继基本理论模型引入城市群的集聚效应后,外部规模经济可能通过成本降低效应和竞争加剧效应影响最终品企业加成率水平,城市群的协同集聚效应使得成本降低效应大于竞争加剧效应,企业加成率提升。城市群对中间品市场的影响可能存在明显的竞争加剧效应,即城市群由于较大的市场规模可能存在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数目众多的中间品企业使得市场结构趋向于竞争,降低了国内中间品的价格,因此可能存在显着正向的国内外中间品价格效应。且由于城市群集聚效应,外部规模经济可能通过竞争加剧效应影响中间品企业相对价格水平,由于国内市场规模增大,国内中间品价格下降,存在显着的正向国外/国内相对价格效应（增大）。由此可知,由于城市群的协同集聚效应引致加成率和国外/国内相对价格的上升,因此正向影响了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了其全球价值链地位。通过实证研究对这一机制进行了检验,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生产网络（产业的协同集聚）对出口企业本地附加值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且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群内的人均资本存量、外商直接投资、生产效率以及人均道路面积对长三角城市群的出口产品国内附加值率也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另外,长三角城市群的垂直水平的产业集聚水平对出口产品附加值率的影响明显大于水平关联的影响。（4）通过案例分析,论证以城市群为空间载体条件下,城市群内将分层次有序分工合作,实现产业要素资源与市场需求分层对接,实质上是产业和市场空间的扩大、产业体系分层次并行优化发展。这将提高产业链配套能力,扩大一体化性质的国内需求市场,完善多元化和综合化的产业体系,这些无疑将强化中国产业综合性优势的叠加效应,进而维持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耦合互动能打破区域产业同构与结构固化效应、消除产业链的低端锁定与战略性隔绝机制,并能有力应对“碳锁定”的严峻挑战,进而提出产业要素在群内自由流动、高端要素资源聚集的具体路径与以多维度优化政策作为取向转向耦合互动范式的基本路径。
邹婷[7]（2019）在《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传染研究 ——基于复杂网络理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对研究系统性风险的内生机制提出了挑战,其中关键之一就是研究信用关联的内生机制,商业银行之间通过信用关联进行风险分散是否一定能降低银行信用网络的系统性风险?信用关联一方面能够分散风险,另一方面也使得信用风险传染成为可能,我国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在银行信用网络中的信用风险传染性是否存在差别?为深入研究上述问题,本文首先引入金融加速器理论,即商业银行财务稳健性的负向变化,可能引起关联信用银行对其施加更为严苛的信贷条件,从而导致该银行自身财务稳健性的持续性负向变化,基于这一动力因素本文构建了单个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动力模型;其次,结合复杂网络理论建立银行间信用关系的规则网络图,分析了关联信用银行财务稳健性对目标商业银行财务稳健性的动力影响,并综合上述两种动力因素构建复杂网络中引入金融加速器理论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传染模型;最后,通过分析商业银行违约对其关联信用银行财务稳健性的影响,确定了系统性违约规模的稳定状态,从而构建银行信用网络中信用风险传染的系统性违约模型。结合前述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传染模型以及物理学中的渗流理论,通过数学优化算法得到银行信用网络发生系统性违约的概率。本文将我国商业银行分类为:国有商业银行、中小型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基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传染模型,本文利用我国25家上市商业银行的相关数据,对不同风险分散程度下我国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违约概率进行了模拟分析;通过研究商业银行在不同财务稳健性均值条件下感染信用风险的概率,证明了银行信用网络系统性违约规模稳定点存在的可能性;基于系统性违约模型,对我国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在同质信用网络下的信用风险传染性进行了对比分析,并模拟研究了异质网络中我国商业银行体系在不同风险分散程度下的系统性违约概率。研究结果表明: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与银行信用网络的连通性之间呈现“U形”函数关系,并且在高度连通的同质银行信用网络中,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传染性较强,国有商业银行与中小型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传染性相对较弱。
游悠洋[8]（2019）在《中国高铁发展对房地产投资空间效应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高速铁路建设是近十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一项重大工程。截至2017年底,我国高铁营业里程达2.5万公里,在全球高铁市场中,中国中车1占据最高市场份额,占比将近全球七成,基本建成四纵四横的高铁运输网;至2025年,我国高速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3.8万公里,形成八纵八横的高铁运输网。高速铁路建设使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得到根本性改善,显着降低了劳动者的通勤成本和搜索成本,降低企业的运输成本,提高了运输效率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扩大了各区域市场的规模,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及其知识技术在各区域间传播,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地区之间各方面联系会因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而增强,要素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使得分工精细化、专业化,产业不断集聚,有利于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高质量发展。但是,现有研究更多地关注高铁建设对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空间集聚的影响,很少文献研究高铁建设对房地产业空间格局的影响。房地产业与制造业等最大的区别是位置固定性和产品不可移动性,高铁建设究竟如何影响房地产业空间格局变化?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区域政策是否需要做调整?现有文献尚未有系统研究,因此本论文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和现实实践意义。本文采用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和房地产就业人数代表房地产投资规模,间接反映房地产行业规模。通过极品时刻表和盛名时刻表挖掘2007-2017全国列车班次数据表,综合整理得到我国高速铁路出发-到达两两城市之间的G车D车C车运行距离,费率,运行时间,单向运行频率,双向运行频率,据此构建高铁建设影响的评价指标--高铁开通城市的节点强度和市场潜力。以节点强度和市场潜力为主要解释变量,通过理论机理分析和统计分析、普通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等实证计量研究,系统分析论证了高铁建设对房地产投资的空间效应,并提出相应的房地产宏观调控区域政策思路。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是:第一,高铁建设对房地产投资空间效应的机理是:高铁带来了地区间人员出行的便利性,斯密定理阐述到“市场范围限制劳动分工”2,而市场容量取决于运输条件,那么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可望带来分工程度的提升。此外,由于高铁对房地产业存在区位强化效应、市场结构效应和要素整合效应,随着高铁网络日益完善、运输时间成本和交易成本不断下降,高铁的建设开通显着改善了高铁开通城市的区域内和区域间交通基础设施。若区域内商品由于运输基础设施改善而提高的需求大于由于税收而降低的需求时,区域内运输基础设施的改善将吸引企业流向这个区域。对于区域内运输基础设施的改善越大,区域间的交通情况也越好。如果在相对贫穷的区域,区域内基础设施改善了,区域外的企业由于区域内产生的高需求,将流动至这个区域。在跨区域运输基础设施发达的情况下,产业也更容易利用到新的运输基础设施而重新选择企业的地理位置。房地产投资效用与人口、经济、市场潜能等因素存在正向相关关系。若高铁发展导致人口、经济向核心城市（高铁沿线的大城市）空间集聚,使得集聚地区（核心城市）市场潜能扩大,引起房价与租金的上涨,便会引起核心城市房地产投资的增加,表现为房地产投资和房地产的产业规模向核心城市集聚。反之,若高铁发展导致人口、经济的空间溢出,市场潜能在空间上溢出,引起高铁沿线中小城市房价与租金的上涨,便会引起沿线中小城市房地产投资的增加,表现为房地产投资和房地产的产业规模由核心城市向中小城市溢出。集聚与溢出是一个动态过程。核心城市聚集到一定程度,核心城市将面临土地资源稀缺的瓶颈,必然要出现向中小城市溢出。在房地产发展一定阶段,向核心城市聚集与向中小城市溢出可能同时发生。正如Krugman（1999）指出的,运输成本降低对产业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不仅促进产业的集聚,而且也会使得产业分散。第二,通过对观测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一是2007年至2017年十一年时间,我国房地产业的空间异质性在减弱,无论房地产开发投资额还是房地产就业人数,按省域计算都是逐步均衡。二是代表高铁开通区位强化效应的城市节点强度指标和代表高铁开通市场结构效应的城市市场潜力指标,都与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和房地产就业人数呈现出显着正相关,从实际经验数据上证实了高铁枢纽城市带动房地产投资的事实。三是按照房地产经济学区域经济三部门模型,城市人口规模、制造业规模与房地产业应该有正相关关系。统计模型研究表明,房地产投资完成额和房地产就业人数与高铁开通城市人口规模以及制造业规模呈现显着的正相关。验证了本文第三章中关于高铁建设对房地产投资空间格局变化的理论分析,可以将节点强度、市场潜力、城市人口规模、制造业规模分别作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深入研究高铁发展对房地产投资的空间效应。第三,在房地产经济学区域经济三部门模型基础上,将高铁因素加入模型,构建了普通面板数据模型。采用混合回归、聚类标准误回归、固定效应、双向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和异方差修正回归共六种模型分别估计并筛选模型效果,通过变换自变量指标对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面板数据模型研究表明:房地产投资完成额和房地产就业人数与高铁开通城市节点强度和市场潜力都呈现正相关,表明从网络结构分析的高铁开通城市节点强度和市场潜力对房地产开发投资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另外,房地产投资完成额和房地产就业人数也与城市人口规模、制造业规模显着正相关。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第三章的部分机理,即房地产投资效用与人口、经济、市场潜能等因素存在正向相关。高铁发展导致人口、经济向高铁沿线城市空间集聚,市场潜能扩大,促进房地产投资沿高铁站点城市集聚。同时,也从计量经济模型验证了第四章的观测与统计分析结果。高铁因素应该是房地产投资空间效应模型的重要解释变量。第四,本文采用SARAR空间经济计量模型和动态空间自回归模型进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并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模型分析计算证明,高铁开通对房地产投资存在空间集聚和空间溢出,验证了本文第三章有关高铁开通对房地产投资空间效应的机理研究结论。在高铁影响下房地产投资空间效应究竟表现为集聚或溢出,取决于高铁交通基础设施的“网络效应”和“本地效应”。高铁开通导致的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具有“网络效应”,即本地房地产投资和从业人数的增加有助于促进人流和贸易往来,从而进一步促进其他相邻地区房地产投资和从业人数的增长。同时,高铁开通导致的交通基础设施改善还具有“本地效应”,即本地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增加会将周边地区的人力和资本等要素吸引到本地,从而对周边地区地级市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带来不利的影响。若本地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具有的“本地效应”小于“网络效应”,相邻地区的高铁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本地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的正向溢出效应超过了负向溢出效应,表现为房地产投资和房地产就业规模由核心城市向中小城市溢出。若本地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具有的“本地效应”大于“网络效应”,相邻地区的高铁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本地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的负向溢出效应超过了正向溢出效应,表现为房地产投资和房地产就业规模向核心城市集聚。这是一个动态过程,正如Krugman（1999）指出,运输成本降低对产业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不仅促进产业的集聚,而且也会使得产业分散。高铁发展正在促进房地产业由集聚向分散转化,从而改变房地产业的空间格局。进一步研究发现,房地产业与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不同,一是房地产业是高度依赖土地的产业,一般土地支出占房地产开发投资总成本的30%左右。一、二线城市等核心城市虽然市场潜力大于中小型城市,但随着产业和人口集聚,土地资源稀缺性日益严重,导致土地成本大幅上升,房地产总成本大幅上涨,迫使一部分房地产企业到高铁沿线、发展条件好的中小型城市拿土地和发展,导致房地产业先行于其他产业向部分条件优越中小城市扩散和集聚。二是核心-边缘理论认为,产品差异化是促进集聚的强大推动力。而房地产业的产品差异化远没有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那么显着,相反房地产业普遍存在产品同质化趋势,因此高铁发展及运输和交易成本降低带来的房地产产品价格竞争加剧,很难通过产品差异化来缓解,也是促使部分房地产企业到高铁沿线、发展条件好的中小型城市扩散发展的重要原因。所以,我国高铁快速发展,总体上促进了房地产业空间格局由集聚向分散转化。第五,根据研究结论,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一是房地产业作为中国重要的支柱产业和民生产业,随着我国城市化步入中后期,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也应该做适当调整。应该用好高铁发展对房地产投资空间格局变化的机遇,选择西部部分重点城市进行房地产业和配套实体产业（包括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重点扶植,将房地产宏观调控与落后区域发展结合起来,打造西部的区域经济增长点,发挥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二是应改变国家对房地产采取按一、二、三、四线分类城市调控方式,研究制定按照城市群调控的政策,确保城市群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并针对核心大城市和边缘中小城市统筹制定一体化的调控房地产供求平衡的政策措施。三是加强高铁沿线中小城市房地产投资溢出的宏观规划与管控,积极引导制造业、第三产业等实体产业向这些城市集聚和匹配发展。四是调整扩大国家住房租赁市场发展战略重点,除了大力发展住房供求矛盾突出的核心大城市住房租赁市场外,应加强研究制定高铁沿线具有优越旅游、休闲资源的中小城市住房租赁市场发展政策,为候鸟型居住群体提供租赁住房服务,减少因大量候鸟型购房对这些城市土地资源的过度占用和资源浪费以及住房空置,提高住房利用效率,节约土地资源。第六,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是:1、以新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和房地产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系统研究高铁发展如何影响我国房地产业空间格局变化及其内在机制,并提出调整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区域政策思路,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2、本文通过高铁班次表挖掘高铁班次频率,测算高铁网络节点强度和市场潜力作为高铁影响的核心解释变量,以此为基础构建系列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深化了对高铁效应的认识和理解,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本研究只是高铁建设对房地产投资空间效应研究的一个初步成果,仍有许多问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工作进行深化。比如,今后需要进一步划分城市等级和不同城市群类型,研究高铁站点开通城市的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效应;需要进一步研究高铁开通对沿线部分中小城市房地产投资“过度溢出”问题以及可能形成的金融风险和防范措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高铁开通对沿线某些中小城市可能产生的房地产投资净“负溢出”及其对该类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等。这是作者今后要努力的方向。
刘伟[9]（2018）在《政治生态视域下的网络表达研究：机理与调适》文中提出表达是政治学一项悠久的主题。作为数字时代的发明,网络这一技术的出现开辟了人类表达的新方式与新途径,产生了网络表达,负载了政治思想、权利权力、政治行为的重新激荡组合,交织着诉求迥异的民意和谈判妥协的众意,从私人领域过渡到公共领域,从线上传导到线下,造成网上网下两个舆论场相互作用,政治稳定从一个暂态跃迁到另一个暂态。网络表达改变了现实政治的运作环境和组成要素,也促进现代社会的政治整合,贯穿于网络政治过程的始终,对政治生态产生影响。现实中网络表达的运行机理如何?即网络表达如何进行了话语权重构,对政治生态产生了什么影响,现实景观究竟如何需要进行系统分析。进而,针对以上现状和问题,如何去调适和矫正?基于以上的思路,本文在政治生态视域下,沿着网络表达的机制和调适这一逻辑主线,逐渐深入展开。从现有国内外研究的轨迹中发现,现有研究量大面广,成果较多,西方学者在研究网络政治的过程中,发现表达是政治过程的首要步骤,进而明确提出或暗含了网络政治的重点是网络表达,甚至有时等同于网络表达这一观点。但现有研究对网络表达进行了狭义的定义,并将之看作孤立的过程,缺乏主题之间的对话与沟通,缺乏系统性研究。故本文将网络表达从网络使用中剥离和突出出来,在政治学的学科语境下,以政治生态这一时空背景为理论资源,以政治生态分析的整体性、动态性、联系性思维方式贯穿始终,对网络表达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本土化研究。对网络表达进行概念明确,即在明确了网络表达是什么的问题之后,将网络表达主体由网民扩充到网民、媒体和政府,并分析了网络表达的大众性和平等性、隐蔽性和广泛性、交互性和自主性、多元性和离散性等特质,进而分析了网络表达在政治过程中的缓和社会矛盾、维护政治稳定,保障权利实现、推进自由平等,实现权力制约、优化公共决策,推动民主政治、促进政府转型等价值,但同时具有民意的有限表现形式的局限性。这为下一步分析政治生态下的主体互动做好铺垫,又阐明了网络表达在政治生态中的静态属性,回答了网络表达如何进行了话语权重构。其次对网络表达对政治生态产生了什么影响进行回答。在分析了政治学意义上网络表达的本质即兼具权利与权力双重属性的信息、技术赋权与权力结构的场域转移后,使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提出网络表达是影响政府信任的变量,网民和政府作为不同的主体对政治生态中政治信任这一要素的调节具有抑制或促进等不同的方向。此外网络表达对线下表达具有延续和强化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证明了政治生态中网络表达多元主体对话语权力展开了博弈。随后回答了网络表达的现实景观究竟如何。在剖析网络表达是网下现实向线上的延伸、网络表达对现实表达存在延续和强化效应等关系后,对网络表达的现实议题的静态分布及后果--公共性的聚集和回归展开论述,对网络表达的势能向动能的转化的动态发展进行分析,再分析网络表达的内生性问题即网络表达异化,其后讨论网络表达主体间的回应问题。在对网络表达的机理进行如上分析之后,最后回答了网络表达如何去调适和矫正的问题,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分析网络表达调适的逻辑、现实和对策,从理念、缘由、愿景、转型方面展开调适逻辑论述,就结构和功能的错配和治理能力的不足展开现实情境的论述,从政治生态的渐进式优化方面展开对策论述,从而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前提上尝试解决问题。
赵越[10]（2017）在《金融稳定性视角下的中国家庭债务与房价的自我强化效应研究》文中提出自1998年我国实行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我国房价和家庭债务均经历了一个较为迅速的增长过程,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从2000年的2112元上涨到2015年的6792元,正规金融市场上的家庭债务则从1997的172亿元猛增至2016年的25万亿元。飞速上涨的房价和不断扩张的住房抵押贷款引发了有关住房泡沫化和对中国版“次贷危机”的隐忧。这种担忧不无道理,起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已经向世人展示了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密切联系。房地产建设具有开发周期长、资本密集等特点,近二十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市场的信贷支持,1997年以来家庭消费信贷和住房抵押贷款的发展是我国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房价的上涨也是家庭债务增长的重要动力。长期以来,家庭债务和房价变动之间形成了较强的双向驱动的自我强化关系,这种自我强化关系的形成在房价发生剧烈波动时可能会对金融稳定乃至整个宏观经济形成冲击。因此,考查家庭债务和房价波动之间的自我强化及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米什金的金融不稳定性理论、家庭债务理论、金融加速器理论和债务-通缩理论等理论基础,综合运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选取1997-2016年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季度数据,从金融稳定性视角考察中国家庭债务与房价波动之间的长短期动态关系及自我强化机制。本文首先对家庭债务和房价波动之间变动关系及其影响的相关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并对近二十年来我国家庭债务和房价变动的典型事实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述性统计,对家庭债务和房价波动的一致性展开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家庭债务和房价变动之间的理论模型,进一步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通过构建多元GARCH-BEKK模型,将银行不良贷款作为金融稳定的代理指标,就家庭债务和房价变动之间所存在的自我强化效应以及这种自我增强效应对金融稳定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1）家庭债务和房价波动之间存在着双向驱动的自我强化效应,家庭债务每增加1%,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将上升0.01%,而当房价上涨1%时,家庭债务余额将会增加0.04%,房价波动和家庭债务余额波动以及二者的联合波动均存在较强的ARCH效应和GARCH效应。（2）家庭债务和房价波动之间的自我强化效应在房价波动时会对金融稳定产生放大的加速器作用,家庭债务余额变动和房价波动以及二者所形成联合波动是影响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3）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不良贷款的变动存在明显的反馈机制,这种反馈机制的存在会对房价变动和家庭消费信贷供给形成影响,而家庭债务和房价的自我增强效应则起到了放大房价冲击的作用。本文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互动关系及其潜在影响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为政府的房地产市场调控和金融市场规制提供一定的政策借鉴,有助于防范房地产泡沫化和信贷无限扩张所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针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家庭债务市场和金融稳定的现实情况,结合文本的研究结论,本文就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家庭消费信贷政策以及维护金融稳定等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论市场经济的强化效应（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市场经济的强化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问题及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 |
| 1.2.2 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 |
| 1.2.3 多种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企业ODI动因的研究 |
| 2.1.1 跨国公司理论 |
| 2.1.2 国际贸易理论 |
| 2.1.3 其他理论 |
| 2.2 中国民营企业ODI动因的研究 |
| 2.2.1 宏观环境的动因 |
| 2.2.2 制度层面的动因 |
| 2.2.3 企业自身的动因 |
| 2.3 规模经济、产业集聚与企业ODI动因 |
| 2.3.1 规模经济 |
| 2.3.2 产业集聚 |
| 2.4 商品市场分割、信贷市场扭曲与企业ODI动因 |
| 2.4.1 商品市场分割 |
| 2.4.2 信贷市场扭曲 |
| 2.5 现有研究的缺失 |
| 3 中国民营企业ODI及动因:现状描述 |
| 3.1 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 |
| 3.1.1 总量和发展趋势 |
| 3.1.2 空间和行业分布 |
| 3.1.3 投资类型之构成 |
| 3.2 规模经济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2.1 国内市场规模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2.2 企业规模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3 产业集聚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3.1 我国各制造业行业空间集聚的现状和趋势 |
| 3.3.2 我国各省份的产业集聚类型现状与趋势 |
| 3.3.3 集聚类型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4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和现实关联 |
| 3.4.1 商品市场分割现状与变动趋势 |
| 3.4.2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5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5.1 信贷市场扭曲现状和变动趋势 |
| 3.5.2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6 本章小结 |
| 4 理论模型 |
| 4.1 模型的基本框架 |
| 4.2 企业ODI动因之“规模经济”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市场寻求型ODI |
| 4.2.3 技术寻求型ODI |
| 4.3 企业ODI动因之产业集聚类型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市场寻求型ODI |
| 4.3.3 技术寻求型ODI |
| 4.4 企业ODI动因之商品市场分割 |
| 4.4.1 模型设定 |
| 4.4.2 市场寻求型ODI |
| 4.4.3 技术寻求型ODI |
| 4.5 企业ODI动因之信贷市场扭曲 |
| 4.5.1 模型设定 |
| 4.5.2 市场寻求型ODI |
| 4.5.3 技术寻求型ODI |
| 4.6 本章小结 |
| 5 实证研究(上):规模经济与产业集聚 |
| 5.1 样本信息 |
| 5.2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
| 5.2.1 被解释变量 |
| 5.2.2 解释变量 |
| 5.2.3 其余控制变量 |
| 5.2.4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3 模型设置与主要结果 |
| 5.3.1 “规模经济”说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5.3.2 产业集聚类型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5.4 本章小结 |
| 6 实证研究(下):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 |
| 6.1 样本信息 |
| 6.2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
| 6.2.1 被解释变量 |
| 6.2.2 解释变量 |
| 6.2.3 其余控制变量 |
| 6.2.4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3 模型设置与主要结果 |
| 6.3.1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6.3.2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6.3.3 四种动因的通盘考虑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政策含义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含义 |
| 7.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2）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写作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写作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3 主要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点 |
| 1.5 主要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进口中间品经济效应文献综述 |
| 2.1.1 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文献述评 |
| 2.1.2 进口中间品质量相关文献述评 |
| 2.1.3 进口中间品的生产率效应相关文献述评 |
| 2.2 就业技能结构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
| 2.2.1 中间品进口与就业技能结构文献综述 |
| 2.2.2 贸易自由化与就业技能结构文献综述 |
| 2.2.3 汇率变动与就业技能结构文献综述 |
| 2.2.4 就业创造(破坏)与就业技能结构文献综述 |
| 2.2.5 其他因素对就业技能结构影响文献综述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就业技能结构:理论分析 |
| 3.1 理论模型 |
| 3.2 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效应 |
| 3.2.1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要素替代效应” |
| 3.2.2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技术溢出效应” |
| 3.2.3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竞争强化效应” |
| 3.2.4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质量升级效应”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间品进口与我国就业技能结构发展历程与特征事实 |
| 4.1 我国中间品进口发展进程与现状 |
| 4.1.1 我国中间品进口发展历程 |
| 4.1.2 我国中间品进口发展现状 |
| 4.2 我国就业技能结构发展现状 |
| 4.2.1 我国就业技能结构发展概况 |
| 4.2.2 我国企业层面就业技能结构概况 |
| 4.3 中间品进口自由化与我国就业结构相关性分析 |
| 4.3.1 使用行业层面进口关税衡量贸易自由化 |
| 4.3.2 使用企业层面进口关税衡量贸易自由化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设计、变量构造与数据来源 |
| 5.1.1 计量模型设计 |
| 5.1.2 变量构造方法 |
| 5.1.3 数据来源说明 |
| 5.2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5.2.1 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
| 5.2.2 异质性检验 |
| 5.2.3 稳健性分析 |
| 5.2.4 内生性分析 |
| 5.3 拓展性分析: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 |
| 5.3.1 企业就业技能结构指标的构造 |
| 5.3.2 异质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影响机制考察 |
| 6.1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就业技能结构影响的“中介效应” |
| 6.1.1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要素替代效应”检验 |
| 6.1.2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技术溢出效应”检验 |
| 6.1.3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竞争强化效应”检验 |
| 6.1.4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质量升级效应”检验 |
| 6.2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就业技能结构效应”: 一个准自然实验 |
| 6.2.1 倍差法基准回归结果 |
| 6.2.2 平行趋势检验 |
| 6.2.3 安慰剂检验 |
| 6.2.4 动态效应考察 |
| 6.3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就业技能结构:地区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 |
| 6.3.1 地区制度环境的调节机制 |
| 6.3.2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就业技能结构调节效应的考察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涵义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理论分析结论 |
| 7.1.2 实证检验结论 |
| 7.2 政策涵义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政治关联与环境信息公开的企业环保投资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
| 1.2.2 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研究 |
| 1.2.3 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影响研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基本概念界定 |
| 1.3.1 政治关联 |
| 1.3.2 环境信息公开政策 |
| 1.4 本文的研究工作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4.4 可能的创新点 |
| 2 理论模型 |
| 2.1 模型假设 |
| 2.2 模型构建 |
| 2.2.1 不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决策行为 |
| 2.2.2 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决策行为 |
| 2.3 模型结论 |
| 3 实证研究设计 |
| 3.1 实证研究假设 |
| 3.1.1 政府规制强化效应 |
| 3.1.2 政企协作效应 |
| 3.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3.2.1 数据来源及样本处理 |
| 3.2.2 变量选取与说明 |
| 3.2.3 描述性统计 |
| 3.3 模型构建与方法选择 |
| 3.3.1 双重差分法的基本原理 |
| 3.3.2 政策冲击的选择 |
| 3.3.3 双重差分模型的构建 |
| 4 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
| 4.1 基础实证检验 |
| 4.1.1 平行趋势检验 |
| 4.1.2 基础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2 稳健性检验 |
| 4.2.1 控制政策混杂效应 |
| 4.2.2 安慰剂检验 |
| 4.2.3 其他稳健性检验 |
| 4.3 机制检验 |
| 4.3.1 财政环保投入机制检验 |
| 4.3.2 地方政府干预机制检验 |
| 4.3.3 环保补助机制检验 |
| 4.3.4 税收优惠机制检验 |
|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健康贫困”陷阱的自我强化与减贫的内生动力——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 言 |
| 二、文献回顾 |
|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 (一)数据来源 |
| (二)变量说明 |
| 四、“健康—贫困”低水平循环的自我强化效应 |
| (一)直接的自我强化效应 |
| (二)间接的自我强化效应 |
| (三)内生性问题 |
| 五、摆脱“健康贫困”的内生动力机制 |
|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
（5）金融集聚对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4 研究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金融产业集聚 |
| 2.1.2 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金融集聚与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 2.2.2 金融集聚对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2.2.3 文献述评 |
| 2.3 金融集聚对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理论机制 |
| 2.3.1 金融集聚的主体强化效应 |
| 2.3.2 金融集聚的创新溢出效应 |
| 2.3.3 金融集聚的规模辐射效应 |
| 2.3.4 金融集聚的资源配置效应 |
| 3 中国金融集聚的测算与分析 |
| 3.1 金融集聚的测算方法 |
| 3.1.1 研究方法 |
| 3.1.2 数据分析 |
| 3.2 测算结果及分析 |
| 4 中国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析 |
| 4.1 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 |
| 4.2 数据与变量 |
| 4.3 测算结果及分析 |
| 5 中国金融集聚对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数据与变量 |
| 5.1.1 变量选择 |
| 5.1.2 数据分析 |
| 5.2 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分位数回归结果分析 |
| 5.3 金融集聚对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静态影响分析 |
| 5.3.1 模型设定 |
| 5.3.2 实证结果与区域异质性分析 |
| 5.4 金融集聚对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影响分析 |
| 5.4.1 模型设定 |
| 5.4.2 实证结果与区域异质性分析 |
|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城市群生产网络与全球价值链攀升 ——以长三角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全球价值链(GVC) |
| 1.2.2 长三角城市群 |
| 1.2.3 城市群生产网络 |
| 1.3 主要内容 |
| 1.3.1 问题1:全球价值链攀升与空间互动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
| 1.3.2 问题2:城市群生产网络是否真实存在? |
| 1.3.3 问题3:城市群生产网络会对全球价值链攀升产生什么影响,即城市群生产网络的效应分析? |
| 1.3.4 问题4:现实中如何利用城市群生产网络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即实施路径是什么? |
| 1.4 技术路线和章节安排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章节安排 |
| 1.5 研究方法和可能创新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可能创新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沿革 |
| 2.1.1 概念的演进 |
| 2.1.2 研究现状 |
| 2.1.3 全球价值链攀升 |
| 2.2 城市群生产网络 |
| 2.2.1 城市群的沿革 |
| 2.2.2 城市群产业空间分布 |
| 2.2.3 城市群生产网络 |
| 2.3 研究评述:城市群生产网络与全球价值链 |
| 3 基于集聚同构视角的长三角城市群生产网络度量 |
| 3.1 产业的生产与分工 |
| 3.1.1 国际分工理论 |
| 3.1.2 垂直专业化分工理论 |
| 3.1.3 国际生产网络理论 |
| 3.2 产业集聚同构概念以及成因 |
| 3.2.1 产业集聚同构的概念 |
| 3.2.2 产业集聚同构的成因 |
| 3.2.3 生产网络集聚同构对长三角的影响 |
| 3.3 基于三次产业层面长三角城市群产业集聚同构现状 |
| 3.4 基于简化E-G指数的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集聚同构测算 |
| 3.4.1 简化E-G指数 |
| 3.4.2 数据来源和基本统计特性 |
| 3.4.3 基于简化EG指数的长三角城市群集聚同构测算 |
| 3.4.4 长三角城市群简化EG指数的收敛性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长三角城市群生产网络的集聚同构对生产效率的影响 |
| 4.1 产业的协同集聚 |
| 4.1.1 产业协同集聚效应:“提升”与“协调”视角 |
| 4.1.2 产业协同集聚影响空间经济效率的作用机制:集聚外部性和网络外部性 |
| 4.2 理论模型及命题提出 |
| 4.2.1 基准模型设定 |
| 4.2.2 需求与消费者偏好 |
| 4.2.3 供给与生产者行为的分析框架 |
| 4.2.4 产业协同集聚效应下企业生产率演进 |
| 4.3 计量模型设定、指标测度与变量数据 |
| 4.3.1 计量模型设定 |
| 4.3.2 变量数据 |
| 4.3.3 基于广义最小二乘的长三角城市群协同集聚对生产效率影响研究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5 长三角城市群生产网络的集聚同构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 |
| 5.1 产业集聚同构的影响 |
| 5.2 产业协同集聚效应下企业国内增加值率演进的理论分析 |
| 5.3 数据处理、匹配及生产网络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 |
| 5.3.1 数据来源、处理及匹配 |
| 5.3.2 基于DVAR的生产网络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 |
| 5.4 基于SAR模型长三角城市群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提升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5.4.1 空间相关性分析 |
| 5.4.2 基于空间滞后模型(SAR)的长三角城市群生产网络对DVAR的提升研究 |
| 5.4.3 基于垂直和水平分工的长三角城市群生产网络对DVAR的提升机制 |
| 5.5 本章小结 |
| 6 以城市群为空间载体的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路径 |
| 6.1 长三角产业结构演变特征分析:一个案例 |
| 6.1.1 产业结构变动幅度 |
| 6.1.2 产业结构高度化 |
| 6.1.3 城市群功能分工 |
| 6.1.4 产业优势格局 |
| 6.2 以城市群为空间载体下的产业结构优化及转型升级路径:案例的启示 |
| 6.2.1 以城市群为空间载体下的产业转型升级机理分析 |
| 6.2.2 以城市群为空间载体下的长三角城市群产业转型升级可行路径分析 |
| 7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产业联动:以产业协同集聚建设提升城市群经济发展 |
| 7.2.2 空间联动: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市群空间联系 |
| 7.2.3 制度联动:以体制机制平台建设进行城市群同城设计 |
| 7.3 研究不足之处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7）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传染研究 ——基于复杂网络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信用风险的评估文献综述 |
| 1.2.2 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的信用风险传染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传染的基础理论 |
| 2.1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理论基础 |
| 2.1.1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概念与评估 |
| 2.1.2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形成的原因 |
| 2.2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传染的理论分析 |
| 2.2.1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传染的概念 |
| 2.2.2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传染的机制 |
| 2.2.3 风险分散程度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传染的影响 |
| 第3章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传染的模型构建 |
| 3.1 引入金融加速器原理的信用风险动力模型 |
| 3.1.1 金融加速器的作用机制 |
| 3.1.2 基于金融加速器原理的信用风险动力模型 |
| 3.2 基于复杂网络的信用风险传染动力模型 |
| 3.2.1 复杂网络理论简介 |
| 3.2.2 构建复杂网络中信用风险传染模型 |
| 3.2.3 复杂网络中引入金融加速器原理的信用风险传染模型 |
| 3.2.4 复杂网络中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传染的违约概率 |
| 3.3 银行信用网络中信用风险传染的系统性违约研究 |
| 3.3.1 构建银行信用网络中信用风险传染的系统性违约模型 |
| 3.3.2 引入渗流理论 |
| 3.3.3 银行信用网络系统性违约的概率 |
| 第4章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传染的模拟分析 |
| 4.1 样本选取与指标计算 |
| 4.2 商业银行违约概率与风险分散程度的关系 |
| 4.2.1 金融加速器对违约概率与风险分散程度关系的影响 |
| 4.2.2 策略惩罚强度对违约概率与风险分散程度关系的影响 |
| 4.3 系统性违约稳定点存在的可能性 |
| 4.3.1 商业银行感染信用风险的概率 |
| 4.3.2 系统性违约存在稳定点 |
| 4.4 商业银行系统性违约概率与风险分散程度的关系 |
| 4.4.1 系统性违约概率与风险分散程度的关系 |
| 4.4.2 同质信用网络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传染性对比分析 |
| 4.4.3 异质信用网络下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违约概率的模拟分析 |
| 第5章 结论与建议 |
| 5.1 结论 |
| 5.2 建议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中国高铁发展对房地产投资空间效应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一、高铁发展—中国交通基础设施重大改善 |
| (一)高铁发展概况 |
| (二)中国城市高铁网络结构形态 |
| (三)小结 |
| 二、房地产发展—中国经济热点和民生产业发展 |
| (一)房地产发展概况 |
| (二)房地产发展的区域差异显现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研究回顾与评述 |
| 一、高铁对制造业的影响研究 |
| 二、高铁对第三产业的影响研究 |
| 三、高铁对城市的影响研究 |
| 四、高铁对房地产的影响研究 |
| (一)国外轨道交通联结对房地产业的影响研究 |
| (二)国内轨道交通联结对房地产业的影响研究 |
| 五、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意义和研究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选题意义 |
| (一)理论价值 |
| (二)实践意义 |
| 三、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定性与定量研究法 |
| (三)GIS空间分析法 |
| 五、本论文可能的创新与需进一步提升之处 |
| (一)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二)研究需进一步提升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梳理 |
| 第一节 概念定义 |
| 一、空间效应 |
| 二、距离衰减法则的运用 |
| 三、市场潜力 |
| 第二节 相关经济理论 |
| 一、区域经济学相关理论 |
| (一)产业集聚理论 |
| (二)运输费用对产业、城市空间布局影响 |
| (三)交通发展对城市形态、产业空间格局影响 |
| 二、空间经济学相关理论 |
| (一)核心-边缘理论 |
| (二)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核心-边缘空间格局影响 |
| 三、房地产经济三部门理论 |
| 四、理论梳理的评述 |
| 第三章 高铁对房地产投资空间效应:影响机理 |
| 第一节 理论假设 |
| 第二节 运输基础设施对产业空间格局变化的模型分析 |
| 第三节 高铁发展对房地产投资空间格局变化的影响 |
| 第四章 中国高铁对房地产投资空间效应影响的观测与现实特征 |
| 第一节 高铁开通前后全国省域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分布特征 |
| 一、高铁开通前后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空间分布特征 |
| (一)高铁开通前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空间分布特征 |
| (二)高铁开通后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空间分布特征 |
| (三)高铁开通前后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变化特征 |
| 二、高铁开通前后房地产从业人数空间分布特征 |
| (一)高铁开通前房地产从业人数空间分布特征 |
| (二)高铁开通后房地产从业人数空间分布特征 |
| (三)高铁开通前后房地产从业人数变化特征 |
| 第二节 高铁开通前后站点地级市房地产指标的变动特征 |
| 第三节 高铁影响下站点城市交通网络结构及房地产业的空间格局变化 |
| 一、站点城市高铁交通网络结构的测算 |
| 二、中国高铁城市房地产从业人员区位熵指数的测算 |
| 第四节 高铁城市节点强度的实证研究 |
| 第五节 高铁城市市场潜力的实证研究 |
| 第六节 高铁城市人口规模、制造业规模与房地产业关系的实证研究 |
| 第五章 中国高铁对房地产开发投资影响的面板模型研究 |
| 第一节 模型假设 |
| 第二节 基本面板回归模型设计 |
| 第三节 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
| 第四节 面板数据模型回归分析 |
| 一、模型的内生性检验 |
| 二、模型的估计 |
| 三、模型计算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稳健性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高铁对房地产开发投资影响的空间面板模型实证 |
| 第一节 高铁对房地产投资空间效应的理论梳理 |
| 第二节 Moran’s I指标测算 |
| 第三节 房地产投资集聚机制的空间权重矩阵建立 |
| 第四节 高铁影响下的房地产投资面板数据空间计量模型 |
| 一、模型假设 |
| 二、模型构建和实证结果分析 |
| (一)SARAR空间经济计量模型 |
| (二)动态空间自回归模型 |
| (三)空间杜宾模型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讨论 |
| 第三节 政策启示 |
| 第四节 研究展望 |
| 一、进一步划分城市等级进行房地产投资空间效应研究 |
| 二、按照地理位置及城市群研究高铁站点开通地级市的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效应 |
| 三、进一步收集数据以拓宽高铁的研究视角 |
| 四、研究了解高铁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的同时,分析并降低高铁负外部性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截至2017年 210 个高铁站点开通城市名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 论文成果 |
| 专着成果 |
| 课题成果 |
（9）政治生态视域下的网络表达研究：机理与调适（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图 |
| (一)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二)技术路线图 |
| 三、研究方法、创新、缺陷与优化方向 |
| (一)研究方法和技术 |
| (二)创新、缺陷和优化方向 |
| 第一章 文献回顾、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研究视角 |
| 一、文献回顾 |
| (一)国外研究 |
| (二)国内研究 |
| 二、核心概念 |
| (一)表达 |
| (二)网络 |
| (三)网络表达 |
|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视角 |
| (一)政治生态 |
| (二)政治生态分析方法 |
| (三)政治生态和政治生态分析在本研究中的具体体现 |
| 第二章 网络表达的主体、特质、价值和局限 |
| 一、主体扩充 |
| (一)狭义主体:偏态结构的网民 |
| (二)广义主体:强大隐蔽的媒体与自我更新的政府 |
| 二、网络表达的多维特质 |
| (一)大众性和平等性 |
| (二)隐蔽性和广泛性 |
| (三)交互性和自主性 |
| (四)多元性和离散性 |
| 三、在政治过程中的价值 |
| (一)缓和社会矛盾、维护政治稳定 |
| (二)保障权利实现、推进自由平等 |
| (三)实现权力制约、优化公共决策 |
| (四)推动民主政治、促进政府转型 |
| 四、局限性:民意的有限表现形式 |
| 第三章 网络表达的本质和多元主体的博弈 |
| 一、内在本质 |
| (一)兼具权利与权力双重属性的信息 |
| (二)技术赋权与权力结构的场域转移 |
| 二、多元主体对话语权力的博弈:基于CSS数据的实证研究 |
| (一)路径回顾:现有解释模型与不足 |
| (二)互动结构:政治生态下的研究设计 |
| (三)实证研究:方法、过程和发现 |
| (四)抑制和促进:网民和政府网络表达的结果差异 |
| 第四章 网络表达的实然观照 |
| 一、网络表达与现实表达的关系:投射和强化 |
| 二、议题的静态分布:公共性的聚集和回归 |
| 三、议程的动态发展:势能向动能的转化 |
| (一)情感驱动:个体的政治心理 |
| (二)集体行动:合力的产生前提 |
| 四、内生性问题:表达异化 |
| (一)网络表达主体的异化 |
| (二)网络表达内容的异化 |
| (三)网络表达过程的异化 |
| (四)主体与内容关系的异化 |
| 五、政治过程的回应:网络问政 |
| 第五章 网络表达的调适 |
| 一、调适逻辑:理念、缘由、愿景与转型 |
| (一)理念:管理——治理——共治——相互治理 |
| (二)缘由:政治系统的平衡稳定 |
| (三)愿景:“和而不同”与边界约束 |
| (四)转型:网络表达现代化 |
| 二、现实挑战:结构和功能的错配和治理能力的不足 |
| (一)结构为体、利弊共生 |
| (二)法律为用、量大于质 |
| (三)公民缺位、主体缺乏 |
| 三、实现进路:政治生态的渐进式优化 |
| (一)核心行动者:党和政府主导、培育现代公民 |
| (二)外部要素:网络政治文化转型、制度有效供给 |
| (三)关键措施:政治过程各要素的效能提升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情况 |
| 后记 |
（10）金融稳定性视角下的中国家庭债务与房价的自我强化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2.1 家庭债务的影响因素及宏观经济效应 |
| 1.2.2 房价变动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效应研究 |
| 1.2.3 家庭债务与房价之间的变动关系 |
| 1.2.4 文献评价 |
| 1.3 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家庭债务、房价波动与金融稳定性影响理论 |
| 2.1 家庭债务理论 |
| 2.1.1 家族债务的界定 |
| 2.1.2 家庭债务变动的影响因素 |
| 2.1.3 家庭债务的宏观经济效应 |
| 2.2 房产价格变动的内涵及影响因素 |
| 2.2.1 房产价格变动的内涵 |
| 2.2.2 房产价格变动的影响因素 |
| 2.2.3 房产价格变动的经济影响 |
| 2.3 家庭债务、房价波动与金融稳定性 |
| 2.3.1 家庭债务对金融稳定性的影响机理 |
| 2.3.2 房价波动对金融稳定性的影响机理 |
| 2.3.3 家庭债务与房价波动的自我强化机制理论 |
| 2.3.4 家庭债务与房价的自我强化效应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
| 第3章 描述性统计与理论模型构建 |
| 3.1 我国家庭债务变动描述性统计 |
| 3.1.1 我国家庭债务的总量变化 |
| 3.1.2 我国家庭债务的结构变化 |
| 3.2 我国房地产市场及房价变动的描述性统计 |
| 3.2.1 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现状 |
| 3.2.2 我国房价变动情况 |
| 3.3 家庭债务与房价变动的相关性分析 |
| 3.4 理论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提出 |
| 3.4.1 家庭债务与房价关系的理论模型构建 |
| 3.4.2 研究假设提出 |
| 第4章 实证分析 |
| 4.1 模型设定 |
| 4.1.1 ARCH模型与GARCH模型 |
| 4.1.2 多元GARCH模型设定 |
| 4.2 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 |
| 4.2.1 指标选取 |
| 4.2.2 数据说明及处理 |
| 4.3 实证检验 |
| 4.3.1 数据平稳性检验 |
| 4.3.2 家庭债务与房价变动的自我强化效应检验 |
| 4.3.3 家庭债务、房价变动对金融稳定性的影响 |
| 4.4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第5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5.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论市场经济的强化效应（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D]. 卢侃. 浙江大学, 2021(01)
- [2]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影响研究[D]. 黄震鳞. 山东大学, 2021(11)
- [3]政治关联与环境信息公开的企业环保投资效应[D]. 杨明睿. 大连理工大学, 2021(01)
- [4]“健康贫困”陷阱的自我强化与减贫的内生动力——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J]. 贾海彦.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0(04)
- [5]金融集聚对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D]. 宋宁宁. 山东大学, 2020(11)
- [6]城市群生产网络与全球价值链攀升 ——以长三角为例[D]. 杨书林. 浙江大学, 2019(01)
- [7]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传染研究 ——基于复杂网络理论[D]. 邹婷.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8]中国高铁发展对房地产投资空间效应的影响研究[D]. 游悠洋. 云南财经大学, 2019(01)
- [9]政治生态视域下的网络表达研究：机理与调适[D]. 刘伟. 苏州大学, 2018(01)
- [10]金融稳定性视角下的中国家庭债务与房价的自我强化效应研究[D]. 赵越. 湘潭大学,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