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如何可能——从《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看康德的宗教观

一、宗教何以可能——从《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看康德的宗教观（论文文献综述）

刘人杰^[1]（2021）在《论康德的恩典概念在人改恶向善中的作用》文中指出“根本恶”的问题是康德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第一篇中细致分析的问题。按照康德的观点,人既具有向善的禀赋,亦有趋恶的倾向。人可以在自由意志的状态下让善的禀赋彰显出来,遵循道德法则行事,也可以在自由的任性中让恶的倾向占据上风。这意味着,人虽然能够意识到道德法则,但在行动中却将准则作为行动的主观根据,仿佛这种依照准则行动的主观根据就植根于人的本性中,是为人性中根本的、生而具有的恶。人性具有“根本恶”,于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显露出来:人改恶向善的可能性究竟在哪里,或者说人如何能够达到至善。这可以说是康德宗教哲学乃至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康德的理性宗教是奠定在道德基础之上的,所以从纯粹理性的立场出发,康德的文本对消解根本恶这一问题给我们展示出了两种方式,其一是“自救”方式,即人可以自由地依据人性中向善的道德禀赋,将道德法则置于感性动机之前,从而成为一个善的人。第二条路径是“他救”方式,即仅仅依靠人的自主行动无法完成对根本恶的克服,需要一种外在的力量也就是恩典的援助才可完成。按照康德哲学的逻辑,通过道德完善展开的“自救”是不可能的,因为道德与幸福之间没有因果关系,道德不是过去幸福的原因,同样,幸福也不是获取德性品质的原因。无论道德还是幸福都不能在自然因果意义上成为至善的根据或基础,希望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借助某种超验力量的外在帮助。这样,上帝的恩典在人改恶向善中的作用就被突出了出来。但康德意下的恩典不是基督教神学意义上的恩典,恩典处于纯然理性之下,是理性解释的恩典。可以对康德的论证进行如下重构:1、人单凭自己的力量无法克服根本恶,这需要引入“恩典”概念。2、“恩典”概念与基督教所倡导的不同,它是一种理性化了的恩典概念;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会给我们一个允诺,即便是我们做了出于道德法则而不是符合道德法则的事,最后还是不能达到至善,这时候恩典的作用就突出出来了——保证以德配福。本文最后得出如下结论:上帝的恩典作为理性限度外的一个理念,它并不是一种实在地给予,它的设定让人树立起对道德法则的敬重,让人类看到了对消解根本恶、达成德福一致的至善境地的“希望问题”的理论可能性。

高明明^[2]（2020）在《道德必然导致宗教 ——康德道德宗教思想探究》文中指出上帝概念作为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三大重要理念之一,向来是哲学家所不能闭口不谈的哲学话题。在西方社会生活中,基督教作为主要流行的宗教信仰,上帝与人、宗教与人的关系问题就自然需要得到探讨。古往今来,西方哲学史上关于上帝与人关系问题的讨论一直存在且发生过多次争论,在这些不同的认识、解读过程中,人们对于上帝的形象、人与上帝的关系的认知也在不断的发展与改变。康德,这位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立志建立真正的、科学的形而上学的伟大哲学家,自然不可能跳过对上帝问题的思考与探讨。出生于虔敬派家庭的康德自幼身受母亲的教导,对上帝与宗教问题保持着极大的兴趣,在康德后期的哲学研究中,宗教问题伴随着他的一生。众所周知,康德在三大批判中都对上帝问题做了一定的研究与论述,当然在前批判时期康德也有所涉及,但是直到晚年,康德才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对上帝问题做了一个全面且整体的论述。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严肃批判了传统哲学关于上帝存在的三种证明方式,在纯粹理论理性的限度内否定了上帝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在《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中于纯粹实践理性的领域中重新塑造了上帝存在的形象。于是,在启蒙运动的浪潮下,康德建立了自己不同于以往的宗教哲学。康德认为只有这样的宗教才是真正的宗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真宗教,它是建立在道德哲学基础之上的具有独立性的宗教哲学。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书末,康德将“道德必然导致宗教”作为其宗教哲学的一个基本论断,宗教和道德的关系在康德哲学体系中有了全新的论断。由此,康德也在其道德哲学的基础上证明了宗教存在的可能性以及必要性。康德指出道德就自身而言是自足的,它从自身出发绝对就不需要宗教,这与传统基督教的伦理观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但是,正是在康德的这一哲学论断中,上帝及宗教既无缘于形而上学证明,也在存在论的基础上失去了立足之地,使得某种程度上人的、尤其是基督教信徒们的精神寄托也失去了基地。因此,康德在此基础上提出这一革命性命题——“道德必然导致宗教”,道德跳过宗教,将道德自身扩展到人之外的一个具有更高权威的存在者身上。但是,道德是宗教的基础,而宗教并非道德的基础。康德通过“至善理想”这一实践理念完成了道德跨向宗教的过渡。针对“道德必然导致宗教”这一论断,国内外学者就这一问题产生了较大的争论,本文旨在对这些不同争论进行详解的同时指出康德这一论断背后的精神实质,康德作为启蒙运动的忠实拥护者,他对人的地位问题以及“信仰”问题的重视使其不得不得出这一论断。我们必须把握潜藏在此命题身后的康德宗教的哲学属性。

任一超^[3]（2019）在《心灵改变与生存方式 ——基于康德、施莱尔马赫与齐克果的相关文本》文中认为“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这句话充分说明了,相对于外在的行为模式以及生活习惯所实现的改变,一个人内在的价值取向与行事标准就像天生的本性那样,几乎是无法改变的。这句话背后实际上隐含了一个相当棘手的生存困境:一方面,既然“秉性”几乎是无法改变的,那么人们似乎不应该对于出自“秉性”的行为而过分苛责;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基于“秉性”的生存选择并非一致,因此,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生存中的善恶问题始终是无法回避的。于是,一个出于“秉性”而作恶的人能否弃恶从善,以及如何弃恶从善这一问题,就构成了这项研究的问题意识。本文首先从康德在《仅论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所提出的“心灵改变”这一宗教哲学问题入手,基于康德对人在生存选择时的主观基础的追踪,从而提出康德所界定的“准则”概念实际上表现为一种兼具自由与必然的悖论性:一方面为道德上的或善或恶提供了基础（自由任性）,另一方面又使得人在道德上的弃恶从善陷入困境（本性使然）。围绕学界针对康德所界定的“本性”概念所引发的争论,本文通过分析“向善禀赋”与“恶的倾向”之间基于上述悖论性而存在的逻辑矛盾,从而揭示了两个不同层次上的善的问题。借助于一段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争论,本文提出了“心灵改变”作为一个宗教哲学问题所必然涉及的建构与解构这个基本因素。不同于康德所确立的绝对自主的主体性意识,本文追踪了施莱尔马赫所强调的一种兼具的自主性与接受性的交互共存的主体性意识。以这种新的主体性意识为起点,本文说明了施莱尔马赫所提出的绝对依赖感是如何通过对主客对立的观念对象的解构,从而在一种绝对的主体性意识（上帝意识）中指向一种主客合一的情感对象。同时还说明了,作为解构性生存起点的敬虔意识并非直接诉诸一种孤立的绝对依赖感,而是取决于一种由绝对依赖感（更高级的自我意识）与感官性自我意识所共同构成的生存张力。在施莱尔马赫看来,敬虔意识在不同的宗教中具有多样性的表现。沿着接受性主体的回归这一思想史脉络,本文追踪了齐克果基于情感分析所界定的可能性概念。首先,基于对真理认识困境以及绝对悖论的分析,本文归纳了三种由冒犯情感所推动的理智形式（自弃、迟疑、反抗）,并对它们最终所必然导致的对可能性的排斥展开了说明。其次,基于齐克果对亚当及其后继者所进行的生存分析,本文总结出两种关于可能性的谈论方式,前者呈现在一种以无知为前提的纯粹的着急情感中,后者呈现在一种以某种善恶观念为前提且伴随着一定倾向的着急情感中。最后,我们将生存可能性的问题归之于如何进入直接性的生存这一目标之上。本文一方面介绍了齐克果对回忆与重复这两种试图返回直接性或者建构直接性的批判,另一方面也呈现了齐克果对约伯如何获得直接性的独特解读,即约伯正是通过信仰的激情,在一种对当下苦难的观念解构中,最终获得了“这是一场试炼”的观念重构。总的来说,本文的论证思路可以归结为三个主要问题。首先,心灵改变所要求的是一种主观基础的改变;其次,主观基础的终极性地位只有通过引入一种解构性的力量才能有所突破;第三,解构的发生必然以某种情感性的生存起点为前提。

张杨^[4]（2019）在《通往自由之路 ——论康德的启蒙观》文中认为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高举理性的大旗,对基督教和封建专制给予了猛烈抨击,其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一齐构成了现代思想的直接来源。康德作为启蒙运动后期最重要的一位哲学家,他的启蒙思想系统诠释了启蒙精神。康德在启蒙论文中将启蒙定义为“要有勇气使用自己的理性”。在这篇文章中,他分别从理性的公开运用与私下运用、启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对这个定义加以阐释。康德的启蒙定义表达了他对自由的最终追求,这表现为他在后续一系列着作中对人类历史总体进程的划分上,即自然状态——公民状态——伦理状态,这个进程是一个人类道德不断进步、人类自身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一个由自然到自由的前进过程。在具体问题上,康德认为人类必须通过普遍立法从自然状态进入到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以共和主义的精神在地表上建立一个世界公民政权,这构成了自由的外在要求方面。但康德认为这个外在的公民社会其自身的自足性问题并不能在其内部得到解决,因而自由的充分实现则需要在人类自身当中寻找道德的无条件根据,所以外在的政治共同体也就必须进入到一种伦理共同体的层面。康德进一步指出这个伦理共同体是道德的外在表现,它具有一种道德性质的宗教属性,由道德构成自由的内在保障方面。就如何落实启蒙,康德站在人类学的高度指出教育与人类自身完善性的紧密联系,通过教育来达到人类不断启蒙的目的。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康德的启蒙观应包含外在的政治启蒙、内在的宗教启蒙、启蒙事业具体实现途径的教育启蒙三个方面。

李飞翔^[5]（2019）在《康德先验自由研究》文中指出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是康德考虑一切哲学问题所围绕的核心。依据康德哲学的逻辑发展轨迹,可以给康德所使用的自由概念作一个逻辑层次上的基本划分,以便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准确地把握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之所在。概要言之,康德的自由概念主要分为先验的自由、实践的自由、自由感和至善自由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呈现为一个系统的、逻辑上合乎一贯的东西。具体说来,这个系统恰恰与思辨理性的模态范畴表中的三类范畴相对应,即依次对应于自由之可能性、自由之现实性和自由之必然性。至善自由是关于自由的至高境界,是在上帝护佑下实现尘世间德福一致的极致状态,也是人类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如果以模态范畴表中的三大类范畴为引线,自由之精神基本上涵摄了理性认知的领域、道德实践的领域以及审美和目的论的领域,也即知、意、情三者的有机统一。基于此,关于康德自由思想的历史谱系也就初步被确立起来了。具体到康德本身,他在批判、继承前人（主要是经验论、唯理论以及法国启蒙思想等）的基础上逐渐构建起来了他的自由思想体系,即从先验自由出发经由意志自由、审美自由最终达至至善之境。在理论理性中,主体认知活动的顶点也就是以理性之最高原则对经验质料进行统摄,它在理论上诠释了设定先验自由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它意味着自行开始一个因果系列的自主性,为一般实践的自由在理论上预留了空间,虽然本身由于缺乏经验质料是空的,却对于实践自由是必不可少的。此种意义上的自由之可能性一旦进一步转化为实践的（它不可能一直停留在可能性的层面不动）,就渴求冲破它的单纯思想规定进而能够在现实之物中表征出来,这是它的必然要求。据此,先验自由必然需要过渡到实践自由阶段,实践活动就在于主体在客体中逐渐建立起自身的实在性,这样,它就会与经验质料相关联并以具体现实性的方式实现出来,经过这样的一个漫长历程,自由之可能性才能够得到落实。但是,自由之旅到此并未结束,先验自由与实践自由之间如何自然过渡,二者之间的鸿沟何以联结又成为了新的难题。据此,康德又提出了“审美判断力批判”来解决这一难题。在康德这里,他并没有把自由之必然性以客观的方式委托给形而上学,还是把它归结为人的审美活动本身,自由之旅从而暂时性地告一段落。在把握了康德自由思想的内部发展逻辑后,可以认为先验自由是其中十分关键的一个部分,它也是实践自由得以可能的理论前提,同时也是康德哲学中最为晦涩难懂的一个部分。简而言之,自由在理论理性中的体现就是先验自由。先验自由是在宇宙论理念中的第三个二律背反中表现出来的,主要是在混淆了理性的主观运用和客观运用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悖论,即把单纯观念性的东西误认在经验中也具有客观实在性的东西,这就是理性的误用所导致的结果,其解决之道就在于认清理性起作用的范围,保持住理性概念的先验观念性,使其对现实经验仅仅只具有一种主观上的范导性就足够了。某种程度上,先验自由悖论的产生也是理性自身误用的结果。为了妥善地解决好这个问题,康德有意识地选择了二分式的思维范式去进行阐发。具体说来,康德通过区分对立命题的两种情况,指出自由和必然、自然因果性与自由性同时存在的可能性是有的,二者并不必然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冲突状态;康德通过对“世界”这个主词概念的二重划分——物自体与现象之分,指出先验自由与自然因果性各自居于不同的位置、分别管辖不同的领域;接下来康德又通过“调节性原则”与“构成性原则”的区分,主要在于说明关于宇宙论的理念主要不是一种构造性的理念,而是一种调节性的理念,引导着知性原理不断地趋近于理性为自己设定的无限圆满的形而上目标;通过主体“经验性品格”与“智性品格”的二重区分,指出人具有现象和本体这两种不同的存在状态,而这其实和对世界的二重区分依次相对应的;最后,康德通过对“数学性”的二律背反和“力学性”的二律背反之区分,分别把四组二律背反划分为不同的阵营,从而为妥善解决二律背反难题提供了有效的思路。由此,自由和必然就都拥有了各自存在的合法理由和充分的根据。然而,由于康德主要还是在理性思辨的领域论证先验自由的可能性,其二分式思维范式也具有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性。基于此,康德之后的学者们依旧在他所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着,黑格尔、马克思则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初步完成了康德未竟的事业。一旦掌握了康德先验自由思想的核心精髓及其论证方式,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用先验思辨的致思方式去关照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由观及其思想品格,从而用一种相对异质性的思维样态去促进我们自身思维层次的进化和提升,从而更好地实现中、西融会贯通基础上的文化复兴与繁荣。须知,一味地沉浸在自己固有的思维范式中很容易导致精神上的晦暗与蜕化,这对于整个民族而言也是危险的事情。有意识地进行纯粹理性训练、持续不断地接受专业化的教育熏陶和滋养、并愿意主动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先验自由及其背后的先验思辨的思考方式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所起到的价值则是无可估量的,理论研究的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它一开始所设定的崇高目标。尽管,这还不是它的全部意义。

王时中^[6]（2017）在《现代神学的世俗化形态——论康德哲学的非对称性结构》文中研究说明康德在自由与必然之间、自律与他律之间、启示与理性之间的非对称性关系设定,既显示了他在科学至上的启蒙时代追问"人是什么"的张力结构,也反映了一位哲学家在此时代处境中无法摆脱的宗教体验。如果以"人是什么"作为主题,以神权、人权、政权与物权的互动关系为坐标,康德哲学可以视为现代神学的一种世俗化展开。考察康德哲学的非对称性结构,对于从整体上把握西学的立体结构与发展趋向,具有极强的"标本"意义。

倪泽飞^[7]（2017）在《初探康德对宗教功能的界定——从法则（Law）与准则（Maxim）的区别谈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对康德的传统认识中,总是将康德的体系细分化,而核心总在于康德对于"理性"概念的剖析。但就康德对于"宗教"的理解,却讳莫如深。本文从对康德的"纯粹理性"的分析出发,试图理解康德从"实践理性"到"宗教"的转渡。以此重新界定宗教在康德体系中的位置。

张廷干^[8]（2017）在《论康德道德神学对心灵秩序的自由根基重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探讨伦理道德与宗教信仰的关系以确证道德发展秩序的根基是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论域,康德以此建构其道德神学;基于对启蒙的内在困境与现代伦理悖谬的深刻领悟,康德试图通过道德理性自身的启蒙以及宗教的启蒙确证现代理性道德信念,使自主性自由的理念成为道德神学最强有力的建构性原理,不仅将上帝存有的道德证明的实在性意义限制于主体性确证的实践理性自由领域从而超越了自然实在论,而且促进了宗教信仰的世俗化进程,即实现了向"信仰性道德"这一现代信仰形式的根本性转变。然而,无论是基于意志自律的信仰性道德还是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都招致了诸多质疑与误解,最终把心灵秩序或弃恶向善这一心灵改变的根基问题呈现出来;对于心灵秩序的根基究竟应该是恩典自由还是理性自主自由的辨正,则涉及人文道德与宗教信仰关联的复杂性、康德自由理论对于"自我本性"与"主体性自由"的确然区分、现代人文主体的人性自救与上帝恩典之间存在着的矛盾张力等问题的认识。

徐晓娟^[9]（2016）在《论康德道德神学中人与上帝的关系》文中认为作为形而上学三大理念之一的最高存在者上帝历来是哲学家无法回避的内容,他与人的关系也就随之成为哲学家们必然要涉及的问题。随着基督教本身的发展变迁,《圣经》的内容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上帝的形象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与其子民的关系也就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而哲学家们对上帝、人与上帝的关系的理解也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作为立足于基督教对宗教进行考察的关键性人物,康德对于宗教哲学所做的贡献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他将宗教的讨论范围限制于理性范围之内,对于认识上帝以及与人的关系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本文以康德本人的着作为基础,梳理行文中外在的、隐含的关于上帝与人关系的论述,同时参考国内外研究康德宗教哲学的最新成果,逐渐推导出康德关于人与上帝关系的实质性看法。文章具体分六个部分进行逐一论证。导论部分主要对国内外研究康德宗教学的着作中论及人与上帝关系、或对理解康德人与上帝的关系有启发的内容进行综述；第一章对散见于康德着作中关于人和上帝的性质做了详细的厘定,将康德所认为的上帝和人定性,最终得出人是自由的,他能自律,而上帝只是实践理性的公设；第二章人对上帝的道德事奉论证了人将上帝之子作为道德榜样、并建立可见的教会使自已达到道德上的完善是对上帝事奉的唯一方式,得出了人对上帝的道德事奉是一种完全的道德使命感使然；第三章上帝对人的恩典探讨了上帝对人的恩典方式：道德上的完善、与德性相匹配的幸福,证明了人只能靠自身过一种善的生活、达到纯粹的道德信仰获得上帝的恩典,天国的降临只是内心最终达到的一种自然与自由的和谐。第四章对康德人神关系论的反思通过对上述章节的结论进行考察,最终得出康德道德神学中,人与上帝关系中实质所透露出来的信息人为自己立法、人敬畏自己的理性、人凭借自身实现“至善”。结论部分主要对康德道德神学在基督教史上的重要性,在表述涉及人与上帝关系时的突出性贡献和存在的问题,以及自己在论证中的不足和可取之处进行总结。本文旨在通过对康德道德神学中人与上帝的关系的探讨达到以下目的：就情感而言,从理论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康德：亦是沉稳睿智的思想者,亦是饱含热情、胸怀人类的弄潮儿。透过晦涩、抽象的理论阻隔感受到拯救世人灵魂的热忱之心。就理论研究来说,通过康德道德神学中人与上帝的关系的深入考察,揭示隐藏在表面关系下的真实关系,并进一步探究这种真实的关系所反映的康德的哲学深意,及其对后世宗教哲学研究的深远影响。

关云波^[10]（2016）在《康德宗教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康德宗教哲学思想中最主要的命题就是"道德必然导致宗教",道德之所以会导致宗教,是由于人的有限性,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德福一致,因此道德不可避免地需要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的公设来保障幸福与道德相匹配。由于有了这个公设,就会相继产生上帝是什么,宗教、教会又是什么,宗教是如何产生,道德与信仰的关系等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就深入、系统的论述康德的道德宗教思想。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以《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为读本,深入探讨了康德道德宗教思想的先验构建、发展以及当代意义。首先通过对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宗教观和传统上帝存在证明的批判,阐述了康德宗教思想形成的历史起源,证明了在思辨理性范围内,任何上帝存在的证明方式都是不可能的,这为在实践领域内道德宗教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其次,以《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为文本,探讨了道德与宗教的关系,道德宗教的人性论基础和道德宗教中的教会及教会信仰,比较完整地论述了康德对道德宗教构建,得出道德是宗教存在的内在根据,宗教的存在不得不以道德作为保障,宗教在发展的过程中会逐渐地变为一种道德宗教。最后,研究了康德对基督教的重新解释,并对其宗教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进行了探索。

二、宗教何以可能——从《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看康德的宗教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宗教何以可能——从《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看康德的宗教观（论文提纲范文）

（1）论康德的恩典概念在人改恶向善中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2）道德必然导致宗教 ——康德道德宗教思想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3）心灵改变与生存方式 ——基于康德、施莱尔马赫与齐克果的相关文本（论文提纲范文）

（4）通往自由之路 ——论康德的启蒙观（论文提纲范文）

（5）康德先验自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现代神学的世俗化形态——论康德哲学的非对称性结构（论文提纲范文）

（7）初探康德对宗教功能的界定——从法则（Law）与准则（Maxim）的区别谈起（论文提纲范文）

（9）论康德道德神学中人与上帝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0）康德宗教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宗教何以可能——从《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看康德的宗教观（论文参考文献）

• [1]论康德的恩典概念在人改恶向善中的作用[D]. 刘人杰. 山东大学, 2021(02)
• [2]道德必然导致宗教 ——康德道德宗教思想探究[D]. 高明明. 南昌大学, 2020(01)
• [3]心灵改变与生存方式 ——基于康德、施莱尔马赫与齐克果的相关文本[D]. 任一超. 山东大学, 2019(02)
• [4]通往自由之路 ——论康德的启蒙观[D]. 张杨. 广西大学, 2019(01)
• [5]康德先验自由研究[D]. 李飞翔. 东南大学, 2019(01)
• [6]现代神学的世俗化形态——论康德哲学的非对称性结构[J]. 王时中. 政治思想史, 2017(04)
• [7]初探康德对宗教功能的界定——从法则（Law）与准则（Maxim）的区别谈起[J]. 倪泽飞. 山西青年, 2017(20)
• [8]论康德道德神学对心灵秩序的自由根基重置[J]. 张廷干.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5)
• [9]论康德道德神学中人与上帝的关系[D]. 徐晓娟. 内蒙古大学, 2016(02)
• [10]康德宗教哲学思想研究[D]. 关云波. 湖北大学, 20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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