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灾害旅游的几点思考

一、关于灾害旅游发展问题的几点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李平^[1]（2020）在《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与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高质量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以及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需要生态文明的稳步推进。绿色发展作为新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能有效突破生态环境的约束,破解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难题,解决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吉林省作为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与重点生态功能区,限制开发区域面积占吉林省国土面积的86.43%,是吉林省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突出,急需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与资源承载力允许下的绿色内生发展模式,进而实现限制开发区在保护中有序开发的目标。而绿色发展效率则是在绿色发展及生态效率概念的基础上,考虑资源能源投入和环境代价后的经济发展效率。基于此,本研究以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绿色发展效率的测算及分析,探寻绿色发展效率背后的影响因素,进而通过选择不同类型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较高的县作为典型案例,总结经验和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期在理论上丰富人地关系系统协调发展的研究内容,在实践上推动吉林省限制开发区绿色转型,科学制定发展政策提供参考和借鉴。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分析。基于已有研究成果,科学提出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内涵,综合归纳出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基本理论,厘清绿色发展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循环经济理论、产业生态学理论以及主体功能区划理论的关系。（2）对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背景条件、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做以详细分析。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以劳动、资本、技术作为投入要素,经济指标作为期望产出,环境污染指标作为非期望产出,测算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的绿色发展效率。结果表明: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时序演化呈现V型演变趋势,区域内部绿色发展效率差异逐步增大。（3）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作用机理分析。从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内外动力入手,从自然资源禀赋、生态经济、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发展、政府政策调控等方面探讨绿色发展的动力机制。在对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因素、科技创新水平、环境规制等因素关系的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利用Tobit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不同因素对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说部分成立,经济发展水平是绿色发展效率的核心驱动因素。（4）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模式选择。在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一般模式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临江市（森林生态功能区）、梨树县（农产品主产区）、通榆县（草原生态功能区）三个不同类型限制开发区域的绿色发展典型案例深入探讨,进而提出不同类型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模式。（5）提出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从完善政策支持、加快产业升级、强化要素集聚以及提高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四大方面提出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进而增强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内生发展能力,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郭宏光^[2]（2020）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文中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在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战略任务。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合理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是青藏高原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境内生态环境脆弱,同时甘南也是“三区三州”国家深度贫困区,由于经济产业单一,过载畜牧现象突出,致使区域内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对该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带来挑战。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分析和准确认识该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情,探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是该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理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文明建设,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指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体现,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实践的科学指导。本文在研读大量文献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文献研究法、实地调查法和矛盾分析法等方法。首先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础和主要内容深入研究,从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基础为切入点,接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现阶段甘南藏族自治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总结甘南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制约因素,最后就该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依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要求和新发展观的绿色标准,提出科学化、系统化、合理化的对策。

姚洁^[3]（2020）在《新时代我国乡规民约建设研究》文中提出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乡土社会为主的国家,绝大多数人口依托家族生活在广大的农村。乡规民约和国家的法律相辅相成,规范着村民言行,维护着乡村的秩序与安宁。从周代开始,乡规民约不断发展,延绵几千年,形成了我国乡村治理的特色,也积累了丰富多彩的乡规民约文化,如《周礼》、《吕氏乡约》、《南赣乡约》、《复乡职议》等乡规民约,对中华民族的存续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非常重视乡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在政治道德、环境保护、家庭美德、邻里关系、移风易俗、乡风文明、社会治安、公益事业等方面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乡规民约,既继承了传统美德,又反映了现代价值,发挥了涵养新风正气、引导民风民俗、化解矛盾纠纷、调适人际关系、规正村民言行、维护社会秩序、培育乡村精神的积极功能。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农村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家族控制力下降,阶层分化固化明显,社会治安也不理想,人际关系出现变异,“三种势力”向基层渗透,红白喜事大操大办,要求我们在乡村治理中加强乡规民约建设。在新时代完善和发展乡规民约,就要动员村民广泛参与,回归乡村自治本位,在乡规民约中增加符合现代价值和时代要求的新内容,利用乡规民约,宣传党的惠民政策,针对城中村、边境村、涉外村、问题村的具体情况,突出乡约特色,达到精准治理的目的。同时,要创新践行乡约的形式,把重点放在乡约的落实上,使每个人都成为乡规民约的制定者、维护者和践行者,以实现乡村善治的目标。

陈灿^[4]（2020）在《中国海外劳工医疗保障问题研究 ——以NR集团公司为例》文中提出中国向海外派遣劳工的历史可追溯至晚清及一战期间的“华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两极世界格局和大规模的海外援助活动,催生了第一批大规模成建制的中国海外劳工群体。“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一带一路”的发起,让中国海外劳工数量急剧扩张。如何有效保障海外劳工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他们的人身健康,已经逐渐成为一个无法忽视和回避的重要社会课题。众所周知,海外劳工在国内的基本医疗保险无法充分有效保障其在海外的人身健康。目前中国海外劳工主要分布的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各异,有的已经基本建立了一套覆盖海外劳工在内的比较完备的基本医疗保险和服务制度,有的则没有相关的制度安排。如何有效应对境外的医疗保险制度对于中国海外劳工的人身健康的影响,保障他们的人身健康和合法权益是我国政府和社会以及企业管理者需要共同深入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深入研究境外的医疗保险制度对于我国海外劳工的人身健康影响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始终紧紧围绕如何保障我国海外劳工人身健康这一重要的关键问题。首先是回顾和分析总结了我国海外劳务输出及其相关医疗保障的发展,并进一步结合对目前世界各典型国家的医疗保险制度中关于海外劳工基本权益保护的相关政策的深入研究;其次是结合NR集团公司的企业实例,指出了企业的一些通常做法和存在的实际困难;最后是理论结合实际,给出了一些改进的意见。本文认为政府应发挥主体和关键作用,完善和加强立法保护的基础地位;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努力实现社会保障互认工作;合理利用并更好的发挥我国现有对外援助体系的作用;相关部门应设立专项资金并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和力量积极参与。企业除了为海外的劳工购买基本的商业保险以外,也一定要积极的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个体的海外劳工,也要有高度的防范意识,做好自我保护工作。

张江峰^[5]（2020）在《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是国家生态修复、生态治理、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区域之一,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属于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是我国“藏羌彝民族走廊”和茶马古道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主要的羌族聚居区和四川省第二大藏区。长期以来,藏、羌、回、汉等民族在这个地区内繁衍生息,交汇、交融,互通有无,创造并传承了丰富多样、灿烂多元的民族文化,因此,该地区是我国民族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新型城镇化、特色小城镇战略背景下,在民族众多、自然条件复杂、旅游资源富集地区如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修复保护及民族文化传承保护等各项事业多赢,是个新命题。因此,岷江上游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生态、社会治理等各方面建设成就,对其他民族地区具有一定示范效应和借鉴意义。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各种现实条件,国家主体功能区赋予该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任,决定了该地区照搬东部沿海大规模工业化驱动城镇化发展路径不现实,只能立足于当地自然人文资源禀赋优势,培育发展特色产业,进而驱动城镇化发展。岷江上游民族地区自然旅游资源雄奇秀美,多姿多彩;民族文化个性差异,多样性明显,是该地区发展旅游产业的优势基础性资源。这种资源禀赋优势决定了该地区发展旅游业,并通过旅游业引领驱动城镇化进程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特色小城镇战略实施,给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持续的政策动能,为该地区推进城镇化提供了思路和方向。本文通过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对岷江上游民族地区特殊性、旅游小城镇发展历程及面临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依据资料可得性、类型代表性等标准选择了松潘县川主寺镇、汶川县水磨镇、理县古尔沟镇三个田野调查点,通过对三种类型旅游小城镇发展进行定性分析和量化研究,比较三种类型旅游小城镇发展异同及所面临问题,提出对策建议。最后,通过对制约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因素及其深层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发展路径建议,期望对民族地区城镇化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绪论阐述了本论文所研究问题选题背景,选题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目的、相关研究评述、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创新点等问题。第一章梳理了各位专家学者对旅游小城镇相关概念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同时,对本文相关指导理论做了梳理和述评。第二章梳理了我国旅游小城镇相关概念以及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历程,研究了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城镇化水平提升之间互动关系。第三章主要梳理了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小城镇发展及旅游城镇化历程,并具体分析了该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民族文化、国家区划生态环境功能等方面具体特殊性,分析了该地区依靠旅游业驱动旅游小城镇发展在经济、社会、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方面特殊意义。第四章分别对三个田野调查点旅游小城镇进行了实证和比较研究,比较了三种类型旅游小城镇各自发展特点、差异性和面临问题,发现异同之处,最后给出了三种类型旅游小城镇创新发展可操作性建议。第五章主要分析了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存在的问题,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影响因素,并分析了这些因素产生的深层次根源,为该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选择路径提供理论支持。第六章主要分析了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的必要性和机遇,研究了该地区旅游小城镇持续发展的推拉动力以及旅游小城镇与大城市群产品的互补性,提出该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对策建议。结语部分陈述了本论文主要结论和后续研究展望。本文主要结论是: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于能够持续地与大城市群实现产品互补互通,实现二者相互动态优化。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创新升级,旅游产品与时俱进及不断完善是该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的根本基础和产业保证;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的环境支撑;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是岷江上游民族地区丰富的资源,是该地区旅游产品持续创新发展的持续文化源动力,也是该地区旅游产品核心吸引力所在,是该地区旅游小城镇建设中彰显其地方特色的文化源泉;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社会治理成效是该地区旅游业平稳发展的社会保障。

张建^[6]（2019）在《秦岭北麓水系现状调查研究 ——以辋川河水生态治理为例》文中指出秦岭北麓是陕西省关中地区重要的绿色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区域,在新时期治水思路指导下,各地陆续开展的水系治理工作,治理思路及办法存在差异,治理效果岑差不齐;秦岭北麓水生态保护与修复要全盘考虑,系统谋划,开展秦岭北麓水生态治理工作。本文对秦岭北麓水系治理开展研究,主要采用现场查勘,搜集整理相关现有资料统计分析,根据相关规范与经验制定定性、定量分析方法,与地方主管部门座谈,听取专家意见,开展综合评价及案例研究的方法。以现有水资源综合规划、防洪规划、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方案等成果为基础,对秦岭北麓地区水系现状进行详细调查,进行分析评价,综合考虑秦岭北麓水资源禀赋及承载能力,研究秦岭北麓水生态、水环境、水安全存在的问题,提出秦岭北麓水系系统治理策略;结合秦岭北麓辋川河水生态修复治理典型案例,研究水生态空间管控体系建设,水资源优化配置方案,水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水环境治理措施等。研究成果为以下几方面内容:1.调查清楚了秦岭北麓水资源基础资料,河流水库现状情况。2.现状调查评价通过对结论设定评价指标,确定评价标准,同时对无法定量的内容,采用定性说明和阐述。并总结共性,突出个性,综合评价成就和存在问题。分析评价了秦岭北麓水资源现状,算清了水帐;建立水生态评价指标及方法,从生态水量、河道物理形态方面分析评价;通过划分的水功能区及入河排污口分析评价水环境保护现状;对水土保持现状及防洪体系也进行了分析评价。3.找出了秦岭北麓水系治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治理办法。4.根据秦岭北麓水系治理分析评价办法开展辋川河水系治理研究,首先找出辋川河现状存在的问题,提出辋川河水生态修复治理方案,最后对治理实施效益做以评价。通过典型案例研究,系统的解决了秦岭北麓水系治理存在的问题,以能落地实施的对策措施为后面实施水系治理地区提供借鉴参考。

叶林^[7]（2019）在《基于乡村产业振兴的防返贫路径研究》文中提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一路上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性胜利,为彻底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我国的扶贫开发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扶贫成果不稳固、脱贫与返贫紧密交织、返贫现象严重等现实问题。返贫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扶贫开发事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严重阻碍了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因此,如何有效防止返贫,巩固扶贫开发成果成为了当前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理论界的一些专家、学者已经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虽然防止返贫的方法有很多,但是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农村产业,切实增强“造血功能”,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才是防止返贫的根本之策。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将“产业兴旺”放在首位,突出产业振兴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地位,这对于我们有效防止返贫无疑是一重大历史机遇。如何正确把握这一机遇,怎样通过产业振兴来推动农民增收致富,切实防止返贫将是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试图从乡村产业振兴的角度去探索一条符合我国农村发展特点的防返贫之路。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乡村产业振兴与防返贫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总结了我国扶贫开发的主要成果,梳理了我国返贫问题的基本现状、特征及其危害。第三部分结合我国农业、农村的实际情况,基于乡村产业的视角分析了我国返贫问题产生的原因。第四部分阐明了日韩两国乡村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及其启示。第五部分针对上述原因,在吸收借鉴日韩两国乡村产业发展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乡村产业振兴的防返贫路径建议: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提高脱贫农户收入水平;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确保脱贫农户收入稳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拓展脱贫人口增收渠道;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脱贫人口共享产业发展成果。

钟晓焘^[8]（2019）在《全域旅游背景下的北川羌族文化重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组成,每个民族的特色文化都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羌族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北川羌族自治县作为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应该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中发挥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川羌族儿女在与周边其他多元文化的交流互动中,逐渐发现羌族文化的价值,尤其是旅游开发带来的经济价值,对于羌族的认同感不断增强,产生文化自觉。特别是在2003年自治县成立之后,北川羌族民众更加坚定了羌族文化的文化自信,在这以后一直凭借着集体记忆和相关历史记载进行着民族文化重构。在全域旅游发展的背景下,北川羌族文化重构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笔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深度访谈和查阅相关文献资料,首先,从生产生计、日常生活、精神生活等方面对旅游开发中北川羌族文化变迁作了相关的分析;其次,指出北川羌族文化重构是在民族成员文化认同、游客猎奇心理需要、全域旅游发展要求以及多元文化交流互动基础上进行的;然后,以建筑、羌绣、歌舞、节庆等具体文化事项重构为例,分析出北川羌族文化重构的主要方式为原有文化因子重组的内生性重构、新旧文化因子整合的创生性重构两种,进而构建出全域旅游背景下北川羌族文化重构的体系;最后,得出文化重构的基础是文化自觉、文化重构的动力源自文化自信、文化重构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文化的传承发展这三点启示。在文化转型期,北川通过羌族文化重构,实现了自身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承保护的合理调适。一方面,重构后的民族文化对游客产生巨大吸引力,羌族民众通过旅游接待获取了更多助力自身发展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重构的民族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使民族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为繁荣中华民族文化添砖增色。以上便是北川羌族文化重构的意义所在。

李明奎^[9]（2019）在《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与中国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绩相比,相关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则略显滞后。简言之,目前中国环境史料的研究多集中于先秦、唐宋和明清几个时段的正史、方志、档案等文献史料的讨论,而于丰富的口述、实物和图像中的环境史料的关注稍显不足;此外,学界对域外文献、田野调查资料、自然科学观测数据等特殊环境史料的利用亦不多见;至于环境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与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果相比,则更显滞后。上述环境史料研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和本土化、国际化发展水平。鉴于此,本文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思考,以促进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构建和相关史料的整理研究。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则对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学科任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史料类型、该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思考,初步认为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以反映中华民族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历史文献、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的价值和利用为研究对象,以阐明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来源和类别、鉴别相关史料的真伪并分析评论史料的思想性、倡导并践行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工作、阐述编纂环境史工具书和筹建环境史料数据库的基本设想等为学科任务,以跨学科研究、田野调查、历史文献研究法等为基本研究方法。该史料学与文献学、口述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包括考古学、地质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等学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此外,就中国环境史的史料而言,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四大基本史料。其中,包括正史、方志、实录、档案等在内的文献以文字记录着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而传说、神话、谚语、访谈记录等口述史料则以口头语言的形式讲述着记忆中的人与自然,遗物遗址之类的实物史料则以具体实物展现着人与自然相处的过往,至于包括壁画、岩画、绢纸画、漫画、照片等在类的图像史料则以图像透露着人与环境互动的点滴。四类史料虽有不同的形式,然各有其特点和价值,彼此互补,互相印证。从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研究需掌握基本的方法和途径,但平淡忠厚、谨小慎微的心态尤其重要。此外,做好跨学科研究、夯实语言文字基础等方面的准备亦有利于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进行。第二部分则属于专题研究,从众多的文献史料中选取正史、方志、档案、实录等常见的史料进行环境信息的分析,同时尽其所知,对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及其搜集利用进行了初步的讨论。研究认为包括正史、方志、档案、实录在内的文献史料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基本史料,其搜集整理和利用既要结合中国古代史、思想史、方志学、档案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亦要依靠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方面的知识技能,全面看待每种文献史料的价值和不足,综合利用,取长补短。而口述、实物和图像三类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亦极为丰富和珍贵,需要结合考古学、口述史学、图像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相关环境信息的分析和解读,以最大化地发挥相关史料的价值。第三部分则是对第二部分的补充,在丰富的文献史料中,除正史、方志、档案等基本环境史料外,日记、书信、报刊、文史资料、自然科学数据、域外文献等特殊环境史料蕴含的信息亦极为珍贵。其中,日记、书信和文史资料除记录了作者对天地自然和相关人事的观察、经历外,还记录了作者本人对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情感认知和心理态度,对于研究具体环境事件和微观环境史、环境认知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域外文献则以他者的视角记录着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观察、认知和评价,尤其是其中对中国山川自然、都城建筑、农田水利、风物特产、疾病医疗、人情风俗、气候变化、灾害事件等方面的记载均透露出不少珍贵的环境信息,值得大力挖掘和利用。田野调查资料则以调查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基础,不仅对环境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许多珍贵的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史料,还提供了认识史料、解读史料的现场感受（实地观感）和分析视角。而自然科学数据则以严谨的方法、精准的仪器为环境史研究提供许多气候、地质、土壤、水文、动植物等方面精确的数据信息,能更好地展现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总之,为促进环境史史料的研究和中国环境史的深入发展,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实有其必要。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不仅是一门基础学科,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尤其是图像、口述、实物三类史料中环境信息的提取和分析,自然科学数据的利用,以及环境史料的数字化等问题均涉及多种学科的交叉和合作,非一人或单一学科所能完成。然从长远来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刻不容缓,其相关的环境史史料学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相信,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建立和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环境史研究在理论化和本土化方面的深入。

陈茜^[10]（2018）在《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文中认为几十年来,中国扶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2011年国务院公布中国仍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说明现阶段中国仍然存在较大面积、“久扶难脱贫”的经济洼地。值得强调的是,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竟有10个为少数民族地区,这就意味着当前中国的贫困问题中,少数民族的贫困现象在贫困范围、贫困规模、贫困程度、脱贫难度等多方面可能存在相对更为艰巨的困难和强大的阻力,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与此同时,中国贫困地区范围与生态脆弱区范围的面积大部分重合,以往扶贫工作中重经济、轻生态等扶贫问题也屡见不鲜,而不少曾经生态环境优良的少数民族地区竟也出现生态衰退或生态灾变伴生的生态贫困现象。着眼于中国民族地区扶贫的特殊难题和生态扶贫的长远目标,对于以自身传统文化作为关键区别的各少数民族而言,民族文化对本民族的全面发展是否产生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尤其对本民族当前经济增长和生态维护是否产生阻碍作用,在以往扶贫攻坚过程中是否成为脱贫阻力或生态制约,又或者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原因使得民族文化无法发挥出原本具有的经济与生态正效应,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的现实问题。当前,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和不少学者深入研究少数民族贫困问题,提出生态扶贫或者绿色扶贫理念,积极探寻兼顾经济与生态双重效益的扶贫新路径。在上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中,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苗族贫困群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既然特定民族文化与相应民族的贫困关联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哪怕仅着眼苗族及其文化进行研究,也是一个无法短期完成的艰巨任务。那么,不如聚焦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苗族村寨,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梳理和验证相关的扶贫理论与观点,分析当地苗族传统文化资源对其生态扶贫实践的价值,以期达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目的。与此想法最契合的,正是民族学常用的“解剖麻雀”的方法,指明了由点及面的思路。通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麻雀”,逐步逐层、认真细致地解剖,了解“器官”组成、位置、关联及功能等方方面面,然后分析总结出鸟类的共性,从而为认识其他鸟类提供理论指导或者有益参考。遵循民族学这一成熟可靠的方法,就可以让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在子腊村这只“麻雀”的认真解剖下成为可能。要想做好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当代价值研究这一问题,基本遵循如下思路:苗族文化资源在田野点的生态扶贫中是否存在价值?如果存在价值,那么具体有哪些文化资源,分别具有哪些价值?这些苗族文化资源中,哪些内容可以应用于生态扶贫实践,以及如何应用来解决当地生态贫困等问题?上述思路可以通过在田野点调研和分析来逐层理清:一是全面了解田野点概况,尤其是当地苗族文化现状,当地生境情况,苗族文化与当地经济和生态状况的关联,以及苗族文化中与生态扶贫关联紧密或者值得关注的资源要素等内容;二是深入调查田野点整体贫困的根源,尤其需要关注当地是否存在与苗族文化及其变迁而导致的贫困原因,如果存在则需要找出具体内容、作用途径、以及影响后果;三是从田野点现有苗族文化资源中认真遴选出有利于自然环境维护和整体脱贫致富的文化资源和要素,探讨将这些苗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现实路径,或者提出这些文化要素如何参与、推动生态扶贫的方法或构想;四是研究田野点苗族文化在生态扶贫实践中的博弈,分析国家权力、市场资本、民间力量等多方博弈之中的苗族文化,了解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现实作用、可借助力、以及可能阻力,探讨苗族文化资源如何参与其中才能更有利于推动生态扶贫进程。在众多符合要求的苗族村寨中,花垣县子腊村是与该课题比较契合,调研条件相对成熟的田野点。通过文献查询、访谈调查、参与观察等得知,子腊村作为一个苗族文化底蕴深厚、传承较好的纯苗族村寨,其生产与生计仍然大多依循着当地苗族传统,但也面临着外来文化的渗透与冲击。历史上,子腊村曾经远近闻名,村民们普遍比较富裕,并拥有“子腊贡米”等众多的苗族文化珍品。随着时代的前进和文化的变迁,子腊村的生态环境大不如前,成为影响该村整体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时至今日,在花垣县这一国家级贫困县的众多贫困村中,子腊村属于位置偏远、经济落后、贫困程度较深、脱贫难度较大的类型。不论从田野调查资料分析,还是从杨庭硕、罗康隆等学者的生境或“文化生态共同体”视角分析,都可以发现该田野点的长期贫困、难断“穷根”的现象,不仅是经济和生态双重因素相互影响、导致整体状况下行的问题,而且还有苗族文化等因素在其中产生了重要的排斥或阻碍作用,主要包括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脱嵌,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演替背向,国家权力的在场与民族文化的无序以及资本市场的牵引与民族文化的错位四个方面的内容。对该贫困村而言,苗族文化在生态衰退、经济困顿等生态贫困要素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当地现有的众多苗族文化资源中,相对成熟、可资利用、适合应用于生态扶贫的资源或要素,主要包括“子腊贡米”、苗族刺绣、苗族歌舞和苗族宗教等。机缘巧合下,“湖南花垣子腊贡米复合种养系统”于2017年6月成功入选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从此,子腊村不再是当地众多贫困村中毫不起眼的一员。而是凭借“子腊贡米”等苗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和苗族文化资本的开发,终于跃入相关扶贫部门、资本市场和公众的视野聚焦区,并有望获得更多扶贫资源汇聚的扶贫重点村。在“子腊贡米”生态产业的带动下,其余苗族文化资源和要素也可能成为丰富当地生态扶贫思路和推动整体发展的有益助力。然而,苗族文化资源应用于生态扶贫实践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子腊村多年来扶贫攻坚的实践,以及当前生态扶贫探索中发生的众多博弈案例,就是较好的证明。幸而,在错综复杂的多方博弈中,苗族文化仍然大有用武之地。在子腊村的田野调查和扶贫实践中,传统苗族文化对子腊村的生态修复、经济增长、整体发展等方面的良好作用从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和体现,那么苗族文化资源对生态扶贫的当代价值也就可见一斑。通过对子腊村开展田野调查,再借助相关理论的指导和分析,可知苗族文化作为指导当地苗族生存、发展、延续的信息体系,既是经过长期检验的、认可度高的、行之有效的、并能兼顾当地生态与经济双重目标的调和剂,又是可持续开发和利用的、潜力巨大的宝贵文化资源。大力发展蕴含苗族生态文化精髓的苗族生态文化产业,是目前当地修复生态环境、整体增收脱贫、保持生态扶贫实效和长效的良好途径。最终,在获得苗族文化资源对生态扶贫具有生态和经济价值的肯定答案的同时,子腊村苗族文化资源挖掘和应用于生态扶贫的经验、教训、案例分析及理论总结,对其他苗族贫困群体而言,甚至对其它民族贫困地区而言,有可能成为其发展生态经济、提高贫困群体长久收益、推动生态扶贫进程的有益参考和借鉴。

二、关于灾害旅游发展问题的几点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灾害旅游发展问题的几点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与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文明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代我国乡规民约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海外劳工医疗保障问题研究 ——以NR集团公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秦岭北麓水系现状调查研究 ——以辋川河水生态治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基于乡村产业振兴的防返贫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全域旅游背景下的北川羌族文化重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论文提纲范文）

（10）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灾害旅游发展问题的几点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与模式研究[D]. 李平.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2020(05)
• [2]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文明建设研究[D]. 郭宏光.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2020(01)
• [3]新时代我国乡规民约建设研究[D]. 姚洁.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4]中国海外劳工医疗保障问题研究 ——以NR集团公司为例[D]. 陈灿.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0(06)
• [5]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研究[D]. 张江峰.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
• [6]秦岭北麓水系现状调查研究 ——以辋川河水生态治理为例[D]. 张建. 西安理工大学, 2019(01)
• [7]基于乡村产业振兴的防返贫路径研究[D]. 叶林.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8]全域旅游背景下的北川羌族文化重构研究[D]. 钟晓焘. 西北民族大学, 2019(02)
• [9]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D]. 李明奎. 云南大学, 2019(09)
• [10]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D]. 陈茜. 吉首大学, 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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