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竞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维度下的财政制度变迁（论文文献综述）
李屹然[1]（2021）在《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制度是激励与约束人行为的一种规则。中国式分权制度由于对地方政府做对了激励,从而被认为是引致我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个关键性制度安排。但当前纵向财政税收返还已逐渐无法满足“增长型”政府的支出需求,分税制改革在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激励效应正在减弱;分权体制在保留政治权威约束下的上下级互动过程中,更倾向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在近十余年来伴随预算外收入的增长越发明显。支农事权下放后我国地方政府在区域支农领域的作用越发重要,但事实与现象发现西方经典分权理论已无法合理解释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的支农行为。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对分权制度的作用机制产生了独特影响,而这种影响能否合理激励地方政府扶持本地农业经济综合发展是值得研究的。因此,本文尝试构建了中国式分权制度对我国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影响理论框架,希望通过优化我国分权制度设计从而优化地方政府的支农行为,最终达到促进我国农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目的。本文遵循了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的基本逻辑思路,将中国式分权细分为收入分权（横向）、支出分权（纵向）与管理分权（市场）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与理论构建。其中收入分权从地方政府之间横向经济收入博弈的角度分别讨论了预算内收入（财政分权）与预算外收入（金融分权）的不同影响机制;而支出分权则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支农事权下放、信息反馈机制以及政绩考核指标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最后管理分权侧重于分析地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支农干涉与管理职能问题。通过对中国式分权制度研究范畴的细化,本文揭示了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内在机理与影响方式,并为后文实证构建了理论框架。在实证研究阶段,本文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对核心变量进行了基础演绎与分析,其后采用2008-2018年面板数据,并运用了固定效应模型、门槛回归模型、面板分位数模型、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空间计量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对前文理论机制进行了验证。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后提出了以下研究结论:（1）收入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①当前收入分权下无责任的财政援助弱化了纵向财政分权的激励机制,但强化了横向财政资源竞争的能力。联邦制的财政分权模型的激励效应并不适用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在中央政府高度政治集权的“大政府”领导下,基于增值税税收返还的纵向财税激励效应减弱;而地方政府可通过横向的财政控制从而强化其财政资源能力。②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支农行为上的目标函数趋同降低了金融支农约束。同时金融收入分权的预算外收入竞争强化了地方政府金融支农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来源于金融风险的对外转嫁与中央的隐形担保。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成本外溢与风险转嫁等方式,将自身预算外约束扩张的成本与风险转嫁到上级或同级政府,从而强化其金融资源的获取能力。③地方政府在强化其经济能力的过程中,支农能力大于了其支农真实需求。通过理论与博弈分析表明,财政援助所形成的横向财力转移会导致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支农规模的提升。地方政府中高收入分权地区会主动增加财政支农规模,在被转移支付前优先满足自身支农需求;而低收入分权地区的地方政府则在农业“争资立项”的基础上对中央与同级政府造成事实性依赖。二是地方政府利用“风险转嫁”扩大其预算外支农约束,增强了预算外收入的横向竞争（金融资源）,从而更为盲目的扩张其预算外的金融支农约束。实证结果表明收入分权造成的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同时收入分权对支农规模的影响作用具有明显的双门槛效应,适度的收入分权能够推动当地支农规模上涨,但过高或过低的收入分权对于支农规模提升作用降低。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收入分权在25%、50%以及75%分位条件下对涉农资金规模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同,其结果同时说明当前地方政府支农资金规模的主要受到政府间横向经济博弈与其支农能力的影响,而非适应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2）支出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支农政绩导向行为①当前支出分权的下放并未能平衡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差,信息传递仅能从上至下而未能从下至上。由于我国户籍制度与乡村文化传统限制导致农村受益主体的村民难以运用“用脚投票”或“用手投票”来反馈地方政府对三农建设的成绩与满意度;农村对地方政府服务供给的信息反馈失效导致委托代理模型在我国农村的应用出现偏差,这种偏差弱化了支出分权通过横向竞争优化农村公共投资结构的作用。②上级部门指标性考核方式则强化了支出分权的纵向激励效应,中央政府指标性考核从选择性变为了唯一性。当前支出分权制度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反馈与绩效考核方式,造成地方政府在面临上级政府考核时产生对政绩指标过度依赖,从而忽略了当地农村受益主体的真实需求。这种激励偏差会引致地方政府一方面追求短期政绩表现,同时对农村公共投资更侧重“可视性”的政绩投入,最终形成政绩导向行为。实证结果表明:事权下放导致地方政府对农村投资与公共服务供给遵循“可视化”优先的投入导向,对容易被上级政府考核发现的“可视化”指标更加侧重,而对于不易被晋升考核重视的“非可视化”指标则投入不足。通过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发现支出分权对支农行为“短期化”投入的冲击效应在滞后四期左右迅速收敛于零,表明了地方政府的支农政绩导向行为对农村投资建设未能形成长期稳定的支持,同时这种短期性行为对于“可视化”指标的影响滞后期更为提前。此外实证结果表明当前财政资金对于需要长期和持续性供给的农村服务供给更为有效。（3）管理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支农市场分割行为①管理分权此时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管理与干涉并未有效促进其市场化进程,反而促进了区域间的市场分割行为,这种干涉行为不仅未能消除“市场失灵”,反而导致了“政策性失灵”。我国农业市场与政府之间呈现较为明显的“强政府”与“弱市场”关系,地方政府在支农事务上出现明显的地域边界隔离,支农行为边界不清晰,职能不确定的现象,并对当前区域中农业商品市场以及农业生产要素市场进行行政干预与地方保护。②管理分权的主要影响机制为地方政府通过控制农业商品或生产资料市场的价格因素来对农业生产与销售环节进行控制。地方政府支农行为边界的模糊引致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缺乏制约,在面领“各自为战”与提升本地农业经济增长的选择中,地方政府突破管理分权边界约束对区域农业发展形成市场保护,最终形成农业多领域的市场分割行为。实证结果表明:一是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就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区域农业商品市场已经形成了区域性市场分割,该行为表现出区域内Moran I值的显着与趋同性,表明农业商品市场的市场分割已经形成了一定区域性聚合性以及部分地方政府横向联盟;同时,通过了拉格朗日乘子法检验后,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管理分权对农业商品市场分割的影响显着。二是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就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路径进行了检验,实证表明省农业生产规模会影响对管理分权的影响效应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即管理分权在农业生产大省形成的市场分割行为会更加明显。本文中国式分权制度特点从不同维度勾勒出地方政府在支农行为的特点,描述了支农规模基于博弈、支农投资服从政绩、支农管理缺乏合作的综合性支农行为。本文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对我国分权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与优化方案。最后,和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点与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理论框架创新。本文将分权制度的纵向激励、横向竞争、预算外经济资源博弈以及地方政府支农行为抉择纳入到统一的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政府间一方面存在纵横联动的二维显性制度“双重激励”效应,另一方面存在基于预算外经济资源撰取的隐形制度“投机抉择”,显性与隐形制度博弈结果决定了地方政府支农的行为路径。该框架较好的解释了地方政府支农“意愿”不强,但支农规模增长的现象;同时澄清了支农资金规模并非造成农村公共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并能对区域农业市场分割现象进行有效回答。（2）分权制度的研究维度细化。基于中国经验对已有以纵向税收返还为核心的财政分权制度研究内容的细化与扩展。本文在将分权制度的研究范畴细化为收入分权、支出分权以及管理分权三个维度,是对当前分权制度研究维度与范畴的有效细化。（3）实证方法创新。运用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了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支农规模影响的非线性关系,描述了不同分权程度的影响机制差异性,是对已有线性实证方法的一个补充;运用PVAR模型实证了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滞后期影响,并描述了该影响在短期快速收敛的政绩导向现象,是对已有研究忽略政策滞后期影响与持续效应的一个补充;通过设定质点距离并基于“冰山理论”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并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实证了地方政府对农产品造成的市场分割行为,是将“冰山理论”与空间地理结合实证的创新扩展。
武慧波[2]（2020）在《中国近现代国库制度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库制度是公共财政管理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国家现代化治理的重要工具。1908年以后,中国国库制度历了四次大规模变迁。研究国库制度变革举措,剖析变迁进程中的突出问题,系统梳理国库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总结国库制度为改革进程承担成本和提供发展激励的实践逻辑,客观评价近现代国库制度绩效、展望未来国库改革方向,是构建契合中国改革发展实践国库理论的有益探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本论文以时代发展为顺序,从制度内容和发展路径角度出发,尽量客观详实地还原国库制度演变历史,对不同时代国库制度建设成果给予客观评价。本论文归纳了国库制度和中央银行建设成果,阐明了不同时代国库制度改革的举措,描述了国库制度运行流程,力求客观还原国库制度演变历史原貌。本论文分析了国库制度变迁路径,总结了国库制度变迁规律,系统评价了不同时代国库制度建设绩效。本论文提出,现代国库制度是实现国家治理的必要手段,在总结近现代中国国库制度变迁经验基础上,提出指导现代国库制度改革的启示性建议。推进现代国库制度改革,一方面要合理借鉴发达国家的既有经验,另一方面要深入总结中国近代以来的实践经验。本论文将国库制度置于中国从自然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从理论和实践层面,阐述不同时代国库制度的概念和内涵,揭示国库制度内涵会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丰富的客观规律。本论文通过回顾国库制度变迁历史,分析国库制度变迁的时代背景,从历史角度探寻制度变革的客观必然性,揭示出财政压力是国库制度变迁的源动力。本论文通过考察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库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量化分析国库制度运行绩效,从实证角度揭示了国库制度改革的内在规律。本论文主要由五个章节组成:第一章是近代国库形态及制度演变。本章在对中国传统国库制度演进和制度特点进行了介绍。叙述了晚清启动近代国库改革的社会背景,总结了晚清采取的试编财政预算、改革户部银行、委托银行代理国库等筹建代理金库制的措施,分析了晚清近代国库制度变迁主要特征。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分析的基础上,介绍了学界和政界关于西方中央银行理论、统制经济和统制金融思想的研究。叙述了南京国民政府在吸取北京政府经验基础上,创建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代理国库制度、构建综联国库运行机制、颁布战时《公库法》等新举措。分析了这个时期国库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对金融统制下中央银行实力变化、《公库法》创新国库运行机制、战时四联总处和地方公库网络铺设、国库法律制度体系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量化与实证研究。第二章是现代国库形态及制度演变。本章叙述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国库实践、中国人民银行代理国库制度、计划经济国库运行机制建设的新举措。分析了这个时期国库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对国库制度支持经济建设成果、计划经济国库理论发展、人民银行代理国库制度内容,计划国库运行机制僵化问题进行了量化与实证研究。介绍了学界和政界关于公共财政理论、集中收付理论、现代国库理论的研究和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关于国库功能定位的争论。叙述了在完成分税制改革基础上,财政收入机制调整、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等新举措。分析了这个时期国库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库参与发挥宏观调控职能、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变革问题进行了量化与实证研究。第三章是近现代代理国库银行体系变迁。本章从近代以来代理国库银行入手,介绍了晚清大清银行,北京政府时期中、交通银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银行和新中国人民银行的制度设计,代理机构的设置和金融网络的变迁。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的突出问题。从发行货币数量统计角度,分析了晚清外资银行占压国库存款问题。从代理银行营业风格转变角度分析了中、交银行的准中央银行职能发挥和与外资银行“促进与压迫”关系问题。从战时中央银行职能发挥角度,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联总处设置与存款集中问题。从人民银行与财政机构在国库体制中定位角度,分析了“代理与经理”国库问题。第四章是近现代国库法制体系建设。本章从近现代国库制度变迁历程中国库制度设计原则,国库制度框架体系,代理国库银行法律层面对国库法律制度进行梳理。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库法》和公库法制系统进行了重点论述。第五章是结论章节。本章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系统总结了近现代国库制度的变迁特征,通过对比研究,分析国库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从动因、路径、模式、方向等角度阐述变迁规律,对近现代国库制度变迁西方经验借鉴和中国化发展现象进行探讨。第二部分提出了近现代国库制度变迁对当下国库制度改革的启示性建议。
王春阳[3]（2020）在《从科目改革看中国预算制度变迁》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见,预算制度改革将深刻影响政府治理方式,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更加凸显。而国家预算收支科目,作为国家预算项目的总分类,是根据国家机构的设置情况,财政、财务体制,财会制度和税收种类的变化情况,以及财政预算管理的需要而进行设置和修订的。如何正确的认识我国预算科目变动,需要从历史变动的角度进行解剖、分析,将我国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开来看,并找到其中发展的规律,为我国预算科目的发展方向提供另外一种角度。本文选择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研究预算科目的变化内容,发现我国预算制度变迁从“自上而下式”和“激进式”改革渐渐向“自下而上式”和“渐进式”方向演进,其过程曲折复杂,需要进一步从我国建国之后的预算发展历程和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寻找规律。因此,本文首先从四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讨论,分别以建国之初、改革开放、分税制改革和收支分类改革为分界点,分为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并讨论每一个阶段的预算科目变动,阐述其变化内容和原因。之后,本文借鉴美国、英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预算科目设置经验,通过对比这几个国家和地区的预算收支分类,总结出我国现有预算科目的现状,找到现存科目的问题,并提出今后我国政府预算科目改革的基本思路、对策建议和未来政府预算科目改革方向。最后得出结论:我国近些年的预算科目改革已经势不可挡,从预算分类改革到支出的经济改革,其内容变化已经脱离了财政和预算制度变动的范畴,导致预算科目变动的原因愈发多元化,如经济、社会、文化、其他机构改革等等。改革开始逐步向国家和社会的纵深发展,被动接受影响已经不再是预算科目发展的重心,必须主动改革,为我国财政和预算制度的改革铺平道路。
刘锦怡[4]（2020）在《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由统收统支的高度集权模式逐步转向分级管理的分权模式,尤其1994年分税制改革标志着我国财政分权体制的正式确立。与西方财政联邦主义不同,中国式分权的鲜明特色是经济适度分权与政治高度集权并存,其被认为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一个关键性制度安排,但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尚存在一定争议,尤其缺乏从理论和实证层面系统分析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机理和机制。中国是世界农业大国,无论是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看,还是从中国农业弱质性特征看,或是从农业的准公共品属性看,研究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财政分权体制,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涉农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建立责权清晰、财力匹配、区域均衡的“央地关系”,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鉴于要素禀赋是决定农业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而技术进步是决定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本研究围绕财政分权如何影响农业经济增长这一核心问题,按照财政分权如何改变农业要素禀赋,进而如何引致技术变迁,最终如何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逻辑脉络,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财政分权与农业要素禀赋演变、农业技术进步偏向、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因果关联,揭示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及作用机制。首先,对财政分权、农业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偏向的时空演变趋势分析发现,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分权程度不断提高,农业要素禀赋呈现出明显的资本深化趋势、农业技术进步路径向节约劳动力和土地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演进。其次,以要素禀赋为逻辑起点,对财政分权与要素禀赋演变之间的因果关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是推动我国农业要素禀赋演变,促进农业资本深化的一个重要制度动因。一方面,财政分权通过促进财政支农支出和工业化,推动农业资本积累;另一方面,财政分权通过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用地非农转化,从而驱使要素禀赋呈现明显的资本深化趋势。从时间维度看,随着分权化改革的推进,其对农业要素禀赋的影响作用不断增强;从空间维度看,对中、西部的影响作用强于东部地区。然后,根据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要素禀赋变化会诱导技术变迁,本研究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对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资本-劳动力要素相比,还是资本-土地要素相比,财政分权显着促进了农业技术进步路径向节约土地和劳动力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演进,且对中、西部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更强,但影响作用有所减弱。最后,将财政分权、要素禀赋和技术进步偏向纳入到农业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分权通过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偏向两条路径影响农业经济增长。一方面,在“分税制改革”阶段,由于资本要素相对稀缺,资本深化促进了农业经济增长;但在“税费改革”阶段,随着资本深化程度提升,劳动力转移加快,土地要素约束趋紧,受资本-劳动（土地）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影响,资本深化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了显着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财政分权通过技术进步资本偏向路径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强于资本深化路径的抑制作用,从而使得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为正,且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更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研究建议:第一,细化中央与地方涉农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以“共担”为主将粮食安全等体现国家战略的事务确定为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适度提高中央财政支出责任;加快省以下涉农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深入推进“省直管县”改革,实行涉农资金省对县的直接管理,提高县级政府发展农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第二,构建涉农资金整合长效机制,优化支出结构,提高支农效率。在资金规模上按照“以事定支”与“以支定事”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动态调整投入机制;在支出结构上重点加大农业科技创新投资力度;在资金使用上推进预算编制环节的整合,对性质相同、用途相近的相关资金进行统筹安排,提高支农效率。第三,提高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适配性,依据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适时调整农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的发展方向,推动政策导向下的强制性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升级的诱致性技术进步同向发展,畅通劳动力转移与双创人才返乡下乡双向流动渠道,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
张慧敏[5]（2020）在《制度变迁背景下弱市与强县间矛盾演化逻辑研究 ——以商丘市与永城市为例》文中认为市县矛盾作为市县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遍存在于市县间的互动中。弱市与强县这一特定组合又因其经济角色与政治定位的错位,造成一系列更复杂的矛盾。弱市与强县间矛盾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相关制度的变迁不断演化,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文章以制度变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构建包含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内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商丘市与永城市的典型案例分析,挖掘弱市与强县间矛盾演化的内在逻辑。以矛盾的主导层级、矛盾的形态作为划分标准,商丘市与永城市间矛盾演化轨迹分成三个阶段:建国初期,市县关系实行在国家整体管控下的“市县分治”,两地虽有矛盾点,但无矛盾事实,矛盾处于潜在层面;市管县阶段,市县关系实行市对县全面管辖下的“市县合治”,两地间矛盾呈现出不断激化的特征;省管县阶段,市县关系实行省对县直接管理的“市县分治”,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不彻底、各关联制度安排的不匹配等造成两地间矛盾呈现出交错管理下的异化特征。弱市与强县间矛盾的实质是两地之间的利益博弈,在“经济人”利益认知的驱动下,两地围绕着相关利益展开竞争,采取各种手段满足自身最大利益诉求,当两地就某些利益的获得无法调和时,矛盾随之产生。从博弈内容来看,两地间利益博弈包括制度博弈、财税博弈和官员晋升博弈等。弱市与强县间矛盾会产生巨大的外部效应,正的外部效应促进两地之间走上良性竞合的发展道路,负的外部效应则进一步加深两地矛盾关系。通过对商丘市和永城市两地间矛盾演化的梳理可以看出,两地之间的矛盾随着制度的变迁不断演化。制度变迁背景下,弱市与强县间矛盾演化有其内在逻辑,其演化并非是“制度变迁→矛盾演化”的单向演化,而是在制度与矛盾的互动中获得发展,制度的变迁影响了矛盾的演化,新矛盾的出现又推动着新制度的变迁,制度与矛盾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制度变迁背景下弱市与强县间矛盾的演化逻辑。在制度影响矛盾的作用机制中,既有正式制度的作用也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其中,财政分权化改革为弱市与强县间矛盾演化提供了经济激励、行政层级改革为弱市与强县间矛盾演化提供了制度基础、“经济人”利益认知为弱市与强县间矛盾演化提供了内在动力。在矛盾影响制度的作用机制中,制度变迁也在矛盾演化中持续发展,矛盾的稳定锁定制度的均衡、矛盾的冲击则诱发制度的断裂。弱市与强县间矛盾正是在制度与矛盾的互动中不断演化。
张健康[6]（2020）在《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文中研究指明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关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迟滞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以后,中国金融系统便被赋予了为工业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为国有企业集中和输送廉价资金的政策性任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事实上逐渐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仍然没能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职能,而造成此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迟迟未能培育起“自生能力”和融资模式过于单一。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尽快培育起“自生能力”,同时改革承担着国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模式,从而使金融系统真正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性负担。本文的重点就是描述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金融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为国有企业集中和提供廉价资金的职能的。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高决策层进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时,面临哪些约束条件。缺资金、缺技术的条件下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考虑金融发展模式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资金从哪里来?如何才能尽可能集中国内有限的资金?如何才能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用到国家选定的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由谁来执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最终促使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选择了一种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置的体制。第二章主要描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整顿。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新政权对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分三大类分步骤进行了整顿:没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壮大充实国有金融机构;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私人金融机构集中和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特权使之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坚决打击私营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经过三年左右的整顿,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快速得以恢复且出现了繁荣的迹象,金融系统的本来功能亦得以初步回归,同时国家借机掌握了金融系统的主导权,事实上为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三章主要描述各类非公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向国有金融机构靠拢、金融机构决策权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央集中、金融市场是如何一步步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格局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所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财政系统从而成为财政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的。第四章主要描述金融机构被一步步纳入财政系统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如何一步步被财政化的。金融系统职能的财政化主要表现为三各方面: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成为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第五章主要是对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做出评估。总的来说,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给体制下的中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存款动员能力,有力支持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就是集中了大量廉价的资金,遵照政府的意志进行配置,有力支持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该套金融体系和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贷款使用效率较低;滋生出新的风险,比如财政领域的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递、决策的外部成本提高;金融杠杆基本失去作用,不能发挥促进交易和推动企业改善治理的职能;决策权过度集中和金融系统缺乏起码的独立性,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金融机构存在的连续性。
高晓霞[7]（2020）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审计是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公共问责和监督控制系统之一。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其内在的政治逻辑,而且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多方面的治理功能。审计监督既是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标志,同时,强化审计监督又是坚持依法治国和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国家审计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既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民主政治的路径和手段,说到底则是民主与法治的统一。研究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不能单纯从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而要将审计监督放置在国家治理的大视野中进行考察,围绕国家治理法治化、民主化、透明化以及责任性等基本属性准确把握其对于审计监督的内在规定性及现实需求,进而以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监督的政治逻辑与治理功能。基于此,考察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必须遵循“政治逻辑—治理功能—行动路向”的分析框架,以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为指导,批判性地借鉴西方权力监督多维理论视角中的合理因素,侧重运用人民主权理论、治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理论分析工具深入探讨审计监督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所发挥的职能作用及其由于各种现实挑战而出现的期望差距,并且全面分析把政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行动路向。依据这一研究逻辑,首先就要基于对审计监督的历史溯源和理论阐释,深刻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审计监督职能的现实需求。其次,从政治学理论视角来看,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作为权力监督和权力制约的一项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其独特的政治逻辑在于其政治权力基础、政治体制优势和民主政治动因。第三,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发挥的职能作用具有独到的治理功能,包括权力制约与法治功能、信息公开与透明功能以及民主参与和问责功能等。第四,从政府公共部门审计监督制度效能的角度来看,国家治理中的审计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制度支柱之一承载着党和国家以及全社会对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啄木鸟”、“看门狗”和“达摩克利斯之剑”职能作用的普遍期望。然而,审计监督制度所发挥的实际效能却始终存在一定的期望差距,主要表现为由于种种原因所导致的审计监督独立性期望差距、公开性期望差距和责任性期望差距。最后,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行动路向就是要基于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权威性、协同性和有效性的总体要求,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依法独立审计,实现审计全覆盖,并且在与其他监督制度有机贯通与相互协调中形成监督合力,通过审计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知情权,强化审计结果信息披露和审计问责,突出技术支撑,进而更好地发挥审计监督在国家治理中的职能作用,不断提高审计监督的制度执行力和治理效能,缩小和弥合审计监督制度在独立性、公开性和责任性等方面的期望差距,进一步提升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公信力。一个国家的审计体制必须与该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道路选择以及政治体制优势等相适应,才能在治理体系中更好地提升制度执行力和治理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监督制度作为国家审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结合的产物,不仅合乎审计制度的本质即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而且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选择。中央审计委员会的成立,为党统一指挥审计监督工作提供了政治制度依据和政治体制保障,是党的领导这一政治原则和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在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工作中的落实与体现,是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本质要求的审计领导制度和审计管理体制创新,也是审计监督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回应社会普遍期待的根本遵循和制度保障。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内在地要求加强党对审计监督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依法独立审计。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强化审计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的审计信息知情权。此外,要不断扩大公众参与,增强审计监督制度与其他监督制度的有机贯通和相互协调从而形成协同性和整体合力。最后,还要继续加大审计监督与公共问责力度,提升审计监督的有效性与实效性。总之,研究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中国特色审计监督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只有基于以制度保障制度的治理逻辑,紧紧依靠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根本保障,不断增强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在审计全覆盖的过程中实现制度协同,强化审计问责,切实提高审计监督制度执行力,才能在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制度优势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其治理效能,避免出现“制度空转”,从而缩小和弥合审计期望差距,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实现中国特色审计监督的治理效能。
贾倩[8]（2019）在《政府主导的中国自然灾害救灾制度绩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属于自然灾害的高发国家,自古以来饱受自然灾害的侵袭,而且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威胁也日益加重。自然灾害不但种类繁多,分布范围也越来越广,凡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所及之处,都会受到灾害的威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受灾对象已从传统的农业部门扩展到工业生产和服务业等各个行业中,灾害的受灾范围扩大,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也不断严重。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对灾害的抵御能力有所提升,但同时由于经济规模的扩张,灾害损失的绝对值也不断攀升。长期以来中国政府是救灾活动中最关键的主体,只有政府才能最大限度无偿地进行救灾工作,能够将社会中众多力量调动起来进行救灾。因此,评价政府主导的自然灾害救灾制度绩效,建立合理有效的政府救灾制度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运用制度分析法、计量实证分析法等方法,按照“制度演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对策建议”思路对中国救灾制度绩效进行分析。首先,从政府、民间救灾措施和政府救灾机构的发展分析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救灾制度演变,从救灾的行政体制、法律、市场化手段分析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救灾制度演变,研究发现:中国自然灾害救灾制度具有以政府为主要责任主体、经济增长动力是救灾制度演进的关键因素、政府为主导的渐进性救灾制度演变模式的特征。其次,对政府主导的自然灾害救灾制度绩效进行理论研究,界定了救灾制度绩效的定义及评价标准,进而从政府救助和市场化手段结合、政府的财政权利下放、政府的法制建设影响救灾制度绩效三个方面进行理论研究。再次,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政府救助和市场化手段结合、财政权利下放、法制建设三个方面实证分析政府主导的中国救灾制度绩效情况。政府救助和市场化手段结合方面构建以帕累托最优为评价标准的理论模型来分析政府救助是否对农业灾害保险市场产生挤出影响,并利用中国31个省份2002-2017年的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论表明:政府的农村自然灾害救助费用对农业保险市场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即政府和保险市场手段结合可更好地应对农村自然灾害风险,提高农村救灾的效率,减少因灾造成的损失。政府的财政权利下放方面采用了3SLS方法实证分析省份的财政自主度对因灾损失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因灾损失与财政自主度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型关系,其中因灾造成的经济损失与财政自主度之间的临界点为65.5%,受灾人口与财政自主度之间的临界点为65%,在没达到临界点之前,集权体制下的救灾更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优势,临界点后分权体制下的救灾更有优势。法制建设方面选取了省级层次上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立法数量和执法力度对减轻自然灾害损失的作用,研究发现:通过立法完善来减少自然灾害损失是最根本而又最重要的途径,且应该重视立法救灾和执法救灾力度的有效配合。最后,在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政府和市场结合的救灾体制、完善救灾的法律体系建设、完善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救灾体制、构建不同救灾主体共同参与的救灾体系的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界定了救灾制度绩效的评价标准。根据政府参与救灾中的行为选择,政府主导的救灾制度绩效可从政府救助和市场化手段结合、政府的财政权利下放、政府的法制建设对因灾损失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评价。第二,实证分析了政府主导的救灾制度绩效问题。本文根据中国省份的面板数据,分别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动态面板两步系统GMM方法、固定效应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实证研究政府救助和市场化手段结合、政府的财政权利下放程度、政府的法制建设对救灾制度绩效的影响。基于实证分析的基础,揭示了制度安排对减轻因灾损失的具体作用机理,并以此改善现有的救灾制度安排。
王蕴[9]（2019）在《中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处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我国GDP已经从年均9%高增速换档为当前6%左右增速水平的新常态,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6%,经济总量突破90万亿元。在经济增长的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面临三大新挑战,首先,人口老龄化加速,传统以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竞争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其次,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我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了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一环,但是,也造成了我国制造业总体产能过剩、利润微薄,对出口贸易具有很强的依赖性;最后,由于政治经济利益的重大冲突,美国相继拉开了以中国为目标的税制改革和贸易战,恶化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外部环境。在微观经济层面上,我国消费市场已经完成了从“有胜于无”的短缺经济向“高品质消费”的现代化转型,在新的消费品市场条件下,原有以价格为核心竞争手段的工业经济模式已经失效,个性化、智能化、定制化已经成为我国现代消费品市场的新常态。在网络经济的作用下,“海淘”、“代购”等新消费模式已经将我国的终端消费品市场拉入了全球竞争。在这种经济竞争格局之下,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六稳”就成为了我国当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重心。然而,如何实现“六稳”?短期刺激政策等措施一段时间会推动经济增长速度,但是长时期会孕育更大的金融经济风险,造成房地产库存继续增加、债务杠杆率持续提高以及产能过剩难以出清等问题。经济演变的周期规律显示,只有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进行效率、动力、质量变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经济增长质量发展第一,不简单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才能不断增强企业经营效益,提高企业的产品创新,提升企业的服务质量,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就更加需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换言之,要优化财政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减少财税政策对经济的扭曲,激励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和创造活力,提升市场主体的投资经营决策自主权,加快实现经济发展由数量和规模扩张向质量和效益提升转变。具体而言,就是要减少财政的直接补贴,通过优化税制,实现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同时,距离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在2020年左右建立法治政府、落实税收法定的时间目标已经不远了。“营改增”税收制度改革,虽然从实际效果上来看优化了我国的产业结构、刺激了经济发展,但是“营改增”改革造成的繁杂税率结构却可能对法律的稳定性造成重大困难。复杂的税率结构,不仅增加了法律执行的成本,更加剧了对微观经济的扭曲作用。增值税立法在即,优化增值税税率结构,合理设置增值税税率水平成为了当前增值税改革的重点与焦点。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将分为七大部分,全面论述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问题:第一部分,导论。首先,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其次,评述了当前国内外学者对增值税税率结构相关问题的研究情况,发现增值税税率结构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存在着对最优商品课税理论和增值税税收中性的认知,同时,缓解增值税的累退性更优的做法是通过财政补贴或其它税种。导论的基础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明确了方向。第二部分,理论分析。本文首先界定了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的对象,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优化的对象是法定税率（也就是经济学意义的名义税率）;其次,从增值税的税收中性优势、最优商品税理论和增值税税制演化的路径依赖三个角度分析,构建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的分析框架。从税收中性的角度而言,单一税率结构是有效发挥增值税税收中性优势的关键机制;但是,考虑到拉姆齐法则,采用差别税率结构的增值税更符合最优商品的课税需求;同时,我国的增值税税制演化存在着典型的路径依赖。在当前增值税完成消费型转型、增值税征收范围实现全覆盖的大背景下,对增值税税率结构进行系统性调整需要明确两大原则,一是明确增值税的生产效率取向;二是必须承认增值税税率结构演化的路径依赖。在这两个原则的约束下,简并增值税税率结构应当尽可能靠近单一税率,但是,由于路径依赖,更为现实的做法是两档税率结构。第三部分,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影响。该部分重点阐述了不同阶段增值税税率结构改革对经济的影响,虽然不同阶段增值税改革的共性目标都是提振经济、改善效率,但是,仍然存在政策关注点的差异。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均以实现,虽然,这造成了增值税税率结构的复杂化,但是,这是我国渐进式改革的重要特征,也是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必然历程。同样,在增值税税率结构完成了转型改革以及货物与劳务的全覆盖之后,增值税税率结构改革的任务是在先前阶段修修补补的改革后,以发挥增值税税收中性优势为目标,完成增值税税率结构的科学化、系统化改革。第四部分,在明确了深化增值税改革的任务后,从增值税税率结构出发,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相关制度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增值税税率水平偏高,从全球供应链视角分析,现行增值税税率水平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制约作用。我国需要通过增值税税率水平的优化,促进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提升全球价值链收入分配的比重,对冲“人口红利”消失对制造业的税后利润,以“中国智造”维持我国“世界工厂”的关键地位;二是我国增值税税率档次过于复杂。我国增值税现行的三档税率、四档征收率以及不彻底的“零税率”政策,加剧了增值税的扭曲作用,抑制了增值税税收中性优势的有效发挥。从三档税率的税率结构而言,特别是9%和13%两档税率涉及的部分行业是在同一抵扣范围内生产抵扣链条之上的,差别税率造成了不同生产环节的税收资本利润水平差异,扭曲了资本配置;从小微企业向大中型企业的发展角度而言,税制不应当成为企业发展决策的障碍,但是,增值税简易计税办法客观上对企业生产经营与发展形成了制度性扭曲,阻碍了增值税税收中性优势的发挥;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而言,为了保持出口商品竞争力,发挥增值税税收中性优势,增值税零税率政策是征收增值税国家普遍采用的做法,但是,我国增值税“零税率”政策与理论意义上的增值税零税率仍存在不小的差距。第五部分,分析了当前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产生的原因。本文认为,当前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产生的原因主要受两种路径依赖约束:一是增值税税率结构改革不同阶段的政策关注点差异,以及先前增值税税率结构改革所形成的改革成果与既得利益约束了未来改革的空间;二是先前增值税“以票管税”征管技术,在后期不同时期不断强化,“以票管税”客观上解决了早前增值税的征管漏洞,但是也限制了其他增值税征管技术的尝试。因此,后期增值税税率结构的历次改革必须考虑增值税征管技术的约束。第六部分,对增值税税率结构的相关制度进行了国际比较。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均采用了消费型增值税,仅有南亚、非洲、拉丁美洲等部分发展中国家采用生产型增值税,而收入型增值税几乎没有国家采用,世界各国增值税实施的主要差别在于税率结构与抵扣范围的不同。本文主要分析了当今世界上主要经济体的增值税实施情况、税率档次与税率水平。在对比采用增值税多档税率的国家时,重点分析了低税率（优惠税率）的政策,通过增值税税率结构相关制度的国际比较,得出了对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的启示。这些启示也成为本文第七部分对策建议的主要依据。第七部分,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对策选择。本部分包括五个方面:一是通过增值税税率档次的国际比较与模式调整的国际经验,得出“1+1”税率档次是现阶段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的模式选择;二是从国家财政安全稳定的角度,分析我国可接受的增值税减税规模,并将这一规模作为确定“1+1”税率档次的约束性条件;三是结合前述约束性条件,确认我国增值税标准税率应当控制在13%,低税率5.5%,并结合国际经验划定了低税率的征收范围;四是对增值税简易计税办法的退出提出了分阶段的优化改革建议,本文认为,首先应当先将征收率统一,实现简化税制的目的;在统一征收率后,应当将增值税起征点改革为增值税免征额,以实现增值税的税负公平;为了平衡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利益,在增值税免征额替代增值税起征点之后,应当将增值税免征额标准与一般纳税人标准统一,实现增值税简易计税办法的最终退出;五是增值税零税率的优化,实现出口退税率、离境退税率与适用税率相一致,跨境服务的出口退税由免税调整为零税率以及优化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出口退税制度。最后结合现有的研究,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并规划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冯杰[10]（2019）在《分税制下税权分配的法经济学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税权分配,究其本质,实则为一种制度安排,通过对财政资源进行配置,解决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的分配关系。在我国,存在漫长的央地财政关系的调整实践,目的就是探索集权与分权的最优边界。随着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与环境约束收紧,政府的财政支出也不断增加。对此,我国愈发对税权分配有着迫切的制度需求,由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相继三次提出明确要求可见一斑。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税权分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法经济学源起于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心就是关注法律问题在经济学与法学两种语境下的差异与统一,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完美契合点。法律在其视野中,如同其他制度一样,具有经济学属性,对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而税权分配作为制度表现,其内涵中既具有法学理念,也具备经济学意义,因此论文选择法经济学作为研究税权分配的视角和方法,这与法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是相符的。从当前的研究现状看,在法经济学领域中有关税权分配体制的研究甚显薄弱,因而本论文就此所做的学术尝试是具有创新性的。本文在研究时,基本沿袭了法经济学上“由经济到法律、再由法律到经济”的研究路径,以税权分配制度为研究对象,在理性选择理论的指引下,以效率与公平为指标,定性、定量地分析税权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由税权分配所产生的行为差异及其后果,以此来评判税权分配制度对政府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同时,通过考察分税制在实践中的运行轨迹,寻找当前分权制度中不合理的症结,据此来重塑和完善与税权分配有关的制度体系。主要形成了以下内容和观点:（1）税权之“权”蕴含了权力与权利,其客体形态决定了分税制的三种不同制度模式。从理论上看,理想的分税制制度,应当既能够保证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同时也可以对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激励,使得不同层级的政府在既定的合理职权范围内各司其职,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效果。但是我国的分税制实践存在现实弊端,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地方税权以及地方税系都十分薄弱,究其成因,主要是存在法律理念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权力分配模式失衡。（2）为了剖析税权分配制度的理论效应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差异,需要明确税权分配的理论前提和评价标准。按照理性选择理论,假设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及信息偏在的前提,用效率与公平为标准来评价税权分配制度。通过实证验证,税权分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我国的现实是由于分权的程度不够,导致税权分配不利于经济增长。同时,分税制可以激发地方政府征税积极性,但其主要原因在于税收返还制度的激励,这种激励最终在结果上会造成区域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形成公平的损失。此外,还有特定阶段出现的异常税收弹性指数,证明地方政府征税行为存在扭曲,这种扭曲必然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在有关公平的考察上,按照起点公平、过程公平以及结果公平等具体要求进行。税收立法权、税收征管权和税收收益权均存在起点不公平的情况;地方政府缺少具有强大财政意义的主体税种;在税收收益比例上的分配方式也无法弥补由地方主体税种缺失而导致的税收收入缺口;现行的税收收益权分配格局很难实现地方政府的财政需求,在事实上形成了不公平的结果。（3）针对上述税权分配中的制度缺陷,在借鉴国际及历史经验的前提下,以路径依赖理论为向导,在对税权配置的制度格局进行优化时,要厘清税权分配在价值理念、形式与实质标准、制度保证等制度要素的理论逻辑。据此设计优化方案时,一方面要发挥宪法的力量,另一方面要注重权利与义务的对应,借此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使税权分配制度得以重塑。本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1）历史研究法。在研究税权分配问题时,有必要运用发展的眼光进行理论溯源。基于现实,回顾并评价税权分配的发展历程,只有揭示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趋势,才能辨清其本质。同时,要解决当下在税权分配中存在的弊端,也需对其成因追本求源,以从根本上寻找应对之道。（2）比较研究法。论文将与税权分配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以期为实现其制度重塑寻找可靠的理论支撑;将税权的内容进行类比,考察它们在制度中运行轨迹及其关联性,探寻税权分配发挥作用的机制;将分税制以及税权分配的国际经验进行比较,以发现可供我国借鉴的国际案例参考。（3）实证研究方法。论文论证了将效率与公平作为税权分配效应衡量标准的合理性,以法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为分析方法,通过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税权分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4）规范分析方法。该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对税权分配提供优化建议的内容中,在充分理解税权分配的本质后,通过对其发展现状结合现有理论进行逻辑推演,找出影响税权分配效果的成因,以明确税权分配制度改革的路径方向。（5）文献调查法。通过大量研读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法学、财政学、税收学等相关学科已有的文献资料,认真梳理和借鉴其中的有益成果,既为论文研究开阔了视野,也为研究的框架及结论的提出,尽可能地探寻相对丰厚的理论依据。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论文运用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来研究税权分配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研究在我国仅有近三十年的历史,因此在现有的文献资料中,对于税权分配的研究大多散见于财政学、税收学、经济学、法学等各自的领域中,鲜有基于法经济学进行税权分配研究的成果,更遑论以此作为理论基础为税权分配提供研究思路。本论文尝试从法经济学的理论渊源中探求二者的共振点,以期为税权分配的改革给予理论助益。第二,论文以效率标准和公平标准来衡量税权分配制度的效果,并研究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多将税权分配问题与财政分权问题结合在一起讨论,甚少单独针对税权分配的制度进行系统梳理,更少见对税权从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上,做出有关效率与公平的测评。本论文确立了评价税权分配制度应当以效率与公平为标准,尝试突破原有法学研究中的固有模式,以期能更有效地评估税权分配制度的效果。第三,论文按照效率标准与公平标准,对税权分配制度的现状不仅进行定性分析,还从实证入手进行定量研究,在研究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从现有的法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来看,在以往的法经济学研究中,对研究对象的计量分析并未构成研究的主要内容。本论文在探究税权分配制度的理论本相时,尝试响应经济学中对经济研究工具科学性的追求,在对税权分配制度进行定性分析的同时,也进行了定量的实证分析,增加了对选题研究的科学性,使得研究结论更加真实、可靠。第四,论文在有关税权分配的优化结论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论文不仅针对通过理论评估与实证测量之后发现的税权分配现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优化建议,在构建优化路径时,还提出了优化设计思路的理论逻辑,通过对这种理论逻辑的厘清,打造税权分配制度在法经济学视野下的理论通路。同时,从理念设计到评价法则直至制度重塑的过程中,始终都以转型中国作为研究情境来讨论,据此而来的进路设计框架,有创新意义。
二、竞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维度下的财政制度变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竞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维度下的财政制度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4.1 中国式分权制度 |
| 1.4.2 地方政府支农行为 |
| 1.5 主要创新点与贡献 |
| 第2章 理论借鉴与文献评析 |
| 2.1 理论借鉴 |
| 2.1.1 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 |
| 2.1.2 分权制度与发展理论基础 |
| 2.1.3 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风险理论 |
| 2.1.4 地方政府行为边界理论 |
| 2.2 文献评析 |
| 2.2.1 分权化的OECD国家与地方政府行为 |
| 2.2.2 中国式分权制度的激励形式 |
| 2.2.3 中国式分权制度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偏好 |
| 第3章 理论机理与研究假设 |
| 3.1 收入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 |
| 3.1.1 财政收入分权与财政支农规模增长 |
| 3.1.2 金融收入分权与金融支农规模增长 |
| 3.1.3 研究假设 |
| 3.2 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政绩导向行为 |
| 3.2.1 支出分权、信息传递失效与横向激励弱化 |
| 3.2.2 支出分权、考核机制失效与纵向激励强化 |
| 3.2.3 研究假设 |
| 3.3 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 |
| 3.3.1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机制 |
| 3.3.2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路径 |
| 3.3.3 研究假设 |
| 第4章 中国式分权的演进与描述性统计 |
| 4.1 中国式分权的体制背景与演进过程 |
| 4.1.1 中西方分权制度构建的社会背景与差异 |
| 4.1.2 中国式分权制度的历史探索 |
| 4.1.3 中国式分权制度的特征:显性与隐形分权 |
| 4.2 中国式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2.1 收入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2.2 支出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2.3 管理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3 地方政府支农行为描述性统计 |
| 4.3.1 支农预算约束与区域配置描述 |
| 4.3.2 支农政绩导向与服务结构描述 |
| 4.3.3 支农市场分割与价格指数描述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收入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 |
| 5.1 收入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预算约束行为的跨时与跨区域影响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指标设计、描述与处理 |
| 5.1.3 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
| 5.1.4 跨时与区域差异分析 |
| 5.2 收入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预算约束行为的非线性影响 |
| 5.2.1 双门槛模型设计 |
| 5.2.2 指标设计与描述 |
| 5.2.3 TM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
| 5.2.4 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
| 5.3 稳健性检验:面板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政绩导向行为 |
| 6.1 研究思路与模型 |
| 6.2 变量设定与整理 |
| 6.2.1 变量设定与描述性统计 |
| 6.2.2 变量整理 |
| 6.3 支出分权制度与地方政府支农可视化行为 |
| 6.3.1 财政支出分权与可视化行为 |
| 6.3.2 金融支出分权与可视化行为 |
| 6.4 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短期化行为 |
| 6.4.1 财政支出分权与支农短期化行为 |
| 6.4.2 金融支出分权与支农短期化行为 |
| 6.5 支出分权与支农滞后期影响效应分解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市场分割行为 |
| 7.1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机制检验 |
| 7.1.1 研究思路与模型构建 |
| 7.1.2 指标设计、整理与测算 |
| 7.1.3 Moran I指数与模型甄别 |
| 7.1.4 空间滞后模型回归结果 |
| 7.2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路径检验 |
| 7.2.1 中介效应模型构建与检验步骤 |
| 7.2.2 指标设计、整理与描述 |
| 7.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协调正式性政策约束,建立诱导性分权制度 |
| 8.2.2 优化财政援助机制,防范财政支农的机会主义 |
| 8.2.3 强化政府预算监管,平衡金融支农资源 |
| 8.2.4 建立信息双向回馈渠道,完善考核激励设计 |
| 8.2.5 整合农产品流通市场,建立农业生产联盟 |
| 8.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论文相关研究成果 |
（2）中国近现代国库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一)学术价值 |
| (二)现实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二)人民银行代理国库制度相关研究 |
| (三)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研究 |
| (四)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三、概念界定 |
| (一)金库、公库、国库 |
| (二)现代国库 |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难点、创新点 |
| 第一章 近代国库形态及制度演变 |
| 第一节 传统国库制度的演变 |
| 一、传统国库及其制度演变 |
| 二、传统国库制度的特点 |
| 第二节 近代国库制度产生的条件 |
| 一、民族工业得到发展 |
| 二、社会环境动荡复杂 |
| 三、国库制度的思想理论准备 |
| 第三节 近代国库制度的开端 |
| 一、西方财政预算制度的引入 |
| 二、国库机构设置的变化 |
| 三、国库运行体制的创新 |
| 第四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近代国库制度的健全 |
| 一、国内政治格局对国库制度提出新要求 |
| 二、统制经济与统制国库思想的出现 |
| 三、健全中的国库制度构成及其变化 |
| 四、《公库法》出台后国库收支程序的创新 |
| 五、地方公库网的建成 |
| 第二章 现代国库形态及制度演变 |
| 第一节 红色革命政权下的国库探索 |
| 一、中华苏维埃的国库实验 |
| 二、抗日革命根据地国库银行发展 |
| 三、解放区国库区域化问题 |
| 第二节 苏联模式下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库” |
| 一、新中国计划经济国库制度的沿袭 |
| 二、苏联模式影响下的计划国库制度改造 |
| 三、计划经济人民银行代理国库模式的固定 |
| 四、计划经济人行国库与财政的互动发展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现代国库制度的完善 |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库制度构成及变化 |
| 二、跨时代的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变革 |
| 第三章 近现代代理国库银行体系变迁 |
| 第一节 近代政府银行代理国库金融体系 |
| 一、清末大清银行代理国家金库银行体系 |
| 二、北京政府时期“中交两行”复合代理金库银行体系 |
| 第二节 近现代中央银行代理国库金融体系 |
| 一、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代理国库金融体系 |
| 二、新中国人民银行代理国库银行体系 |
| 第三节 代理国库银行体系变迁中的几个特殊问题 |
| 一、外资银行对晚清国库资金的占压问题 |
| 二、代理国库银行与外资银行的“合作与压迫”关系 |
|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战时四联总处的代中央银行职能 |
| 四、人民银行与财政国库的“经理”与“代理”之争 |
| 第四章 近现代国库法制体系建设 |
| 第一节 近代国库制度框架设计 |
| 一、晚清《统一国库章程》初步搭建了近代国库制度框架 |
| 二、南京临时政府提出了专业国库管理机构设计 |
| 三、北京政府对国库制度设计的创新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国库法制体系 |
| 一、《公库法》的出台 |
| 二、以《公库法》为核心的国库法制体系 |
| 三、《公库法》推行中的问题分析 |
| 第三节 近现代中央银行代理国库法律制度 |
| 一、北京政府时期中、交银行代理国库法律制度 |
| 二、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法律制度 |
| 三、新中国人民银行代理国库法律制度 |
| 结论 |
| 第一节 近现代国库制度变迁分析 |
| 一、近现代国库制度变迁的特点 |
| 二、近现代国库制度变迁要素分析 |
| 三、不同时代条件下国库制度的区别、联系与变迁逻辑 |
| 三、国库制度变迁中的国际经验借鉴与中国化发展 |
| 第二节 国库变迁经验对当代改革的启示 |
| 一、建设现代化国库要尊重变迁客观规律 |
| 二、建设现代化国库需要完善顶层设计 |
| 三、建设现代化国库需要科学设置资金收支流程 |
| 四、建设现代化国库需要稳步放大政策工具效应 |
| 五、建设现代化国库需要完善中央银行法规体系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3）从科目改革看中国预算制度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2.3 历史意义 |
| 2.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3.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框架 |
| 4. 本文的创新以及不足 |
| 4.1 研究观点创新方面 |
| 4.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1章 预算科目与财政预算制度理论分析 |
| 1.1 产权理论 |
| 1.2 交易成本理论 |
| 1.3 公共选择理论 |
| 1.4 制度变迁理论 |
| 第2章 国家预算分类科目初步发展时期（1949-1978） |
| 2.1 建国后预算制度和科目建设 |
| 2.1.1 预算制度初步建立 |
| 2.1.2 起步阶段的预算科目 |
| 2.2 三大改造后预算科目渐渐成型 |
| 2.2.1 经济转型时期预算科目体系慢慢形成 |
| 2.2.2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简化预算 |
| 2.2.3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恢复正常财政预算秩序 |
| 2.3 文革时期预算制度发展停滞 |
| 2.4 小结 |
| 第3章 现代预算分类科目初步建立时期（1978-1994年） |
| 3.1 改革初期预算科目未作大量修改 |
| 3.2 预算制度变革开始影响科目设置 |
| 3.3 连续三年的具体科目变动内容 |
| 3.3.1 1985年预算科目变动 |
| 3.3.2 1986年预算科目变动 |
| 3.3.3 1987年预算科目变动 |
| 3.4 《国家预算管理条例》正式出台 |
| 3.5 小结 |
| 第4章 完善现代预算分类科目时期（1994年-2007年） |
| 4.1 分税制和税制改革奠定财政制度基础 |
| 4.2 《预算法》发布使我国预算进入预算管理新阶段 |
| 4.2.1 预算科目重新分类、编码 |
| 4.2.2 “收支两条线”规范预算外资金管理 |
| 4.3 部门预算改革细化科目到部门 |
| 4.4 经过各类改革预算收支科目变动剧烈 |
| 4.5 小结 |
| 第5章 建立中国特色的政府预算分类时期（2007年至今） |
| 5.1 收支分类改革 |
| 5.1.1 收支分类改革的原因 |
| 5.1.2 收支出分类改革的主要内容 |
| 5.2 全面编制复式预算 |
| 5.2.1 全面取消预算外资金 |
| 5.2.2 进一步完善复式预算编制 |
| 5.3 经济分类科目改革方案开始实施 |
| 5.4 小结 |
| 第6章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预算分类借鉴 |
| 6.1 美国预算收支分类 |
| 6.2 英国预算收支分类 |
| 6.3 中国香港预算收支分类 |
| 6.4 借鉴意义 |
| 第7章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4）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2.1 关于财政分权、政财支农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研究 |
| 1.2.2 关于制度变迁、要素禀赋与农业技术进步的研究 |
| 1.2.3 关于要素禀赋、技术进步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研究 |
| 1.2.4 关于财政分权、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偏向的测度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目标与思路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创新与贡献 |
| 1.6 概念与研究界定 |
| 1.6.1 核心概念界定 |
| 1.6.2 研究范畴界定 |
| 第二章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财政分权理论 |
| 2.1.2 要素禀赋理论 |
| 2.1.3 技术进步理论 |
| 2.1.4 经济增长理论 |
| 2.2 要素禀赋与技术变迁的驱动机理及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
| 2.2.1 农业要素禀赋演变的驱动机理分析 |
| 2.2.2 农业技术变迁的驱动机理分析 |
| 2.2.3 农业要素禀赋和技术进步偏向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
| 2.3 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分析 |
| 2.3.1 财政分权改变农业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农业要素禀赋 |
| 2.3.2 财政分权改变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技术进步偏向 |
| 2.3.3 财政分权改变农业要素禀赋和技术进步偏向作用于农业经济增长 |
| 2.4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财政分权、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趋势 |
| 3.1 财政体制的改革历程 |
| 3.1.1 统收统支阶段(1949-1977 年) |
| 3.1.2 分灶吃饭阶段(1978-1993 年) |
| 3.1.3 分税制改革阶段(1994—2002 年) |
| 3.1.4 新一轮税改阶段(2003—至今) |
| 3.2 财政分权的演变趋势 |
| 3.2.1 财政分权的测度方法 |
| 3.2.2 财政分权的整体演变 |
| 3.2.3 财政分权的区域差异 |
| 3.2.4 财政分权的敛散性检验 |
| 3.3 农业要素禀赋的演变趋势 |
| 3.3.1 要素禀赋测度方法 |
| 3.3.2 数据处理 |
| 3.3.3 单项要素的增长趋势 |
| 3.3.4 基于资本深化系数的要素禀赋演变趋势 |
| 3.3.5 基于资源禀赋系数的要素禀赋演变趋势 |
| 3.3.6 基于要素结构指数的要素禀赋演变趋势 |
| 3.3.7 三大区域之间的要素禀赋演变趋势比较 |
| 3.4 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趋势 |
| 3.4.1 技术进步偏向测度方法 |
| 3.4.2 数据处理 |
| 3.4.3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分析 |
| 3.4.4 农业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特征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财政分权对农业要素禀赋的影响效应 |
| 4.1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要素禀赋的实证设计 |
| 4.1.1 实证分析框架 |
| 4.1.2 计量模型构建 |
| 4.1.3 变量定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4.2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实证检验 |
| 4.2.1 财政分权影响资本要素结构指数的实证检验 |
| 4.2.2 财政分权影响劳动要素结构指数的实证检验 |
| 4.2.3 财政分权影响土地要素结构指数的实证检验 |
| 4.2.4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稳健性检验 |
| 4.3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作用机制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分权对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效应 |
| 5.1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实证设计 |
| 5.1.1 实证分析框架 |
| 5.1.2 计量模型构建 |
| 5.1.3 变量定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5.2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实证检验 |
| 5.2.1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技术进步的资本-劳动偏向实证检验 |
| 5.2.2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技术进步的资本-土地偏向实证检验 |
| 5.2.3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稳健性检验 |
| 5.3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进一步讨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 |
| 6.1 我国农业经济增长趋势的基本特征 |
| 6.1.1 整体增长趋势 |
| 6.1.2 区域增长趋势 |
| 6.1.3 增长趋势敛散性 |
| 6.2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设计 |
| 6.2.1 计量模型构建 |
| 6.2.2 估计方法与内生性问题 |
| 6.2.3 变量定义、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 |
| 6.3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 |
| 6.4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7.1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实证设计 |
| 7.1.1 实证分析框架 |
| 7.1.2 计量模型构建 |
| 7.1.3 变量定义与估计方法 |
| 7.2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实证检验 |
| 7.2.1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资本深化路径检验 |
| 7.2.2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偏向路径检验 |
| 7.2.3 资本深化路径与技术进步偏向路径的比较分析 |
| 7.3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进一步解释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完善涉农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8.2.2 整合涉农资金与优化支农支出结构 |
| 8.2.3 提高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适配性 |
| 8.3 研究不足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5）制度变迁背景下弱市与强县间矛盾演化逻辑研究 ——以商丘市与永城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研究难点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制度与制度变迁 |
| 二、弱市与强县 |
| 三、市县矛盾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制度变迁理论 |
| 二、公共选择理论 |
| 第二章 商丘市与永城市间矛盾演化的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中央主导下的潜在矛盾 |
| 一、建国初期制度梳理 |
| 二、中央主导下的潜在矛盾 |
| 第二节 市管县阶段:市级主导下的矛盾激化 |
| 一、市管县阶段制度梳理 |
| 二、市级主导下的矛盾激化 |
| 第三节 省管县阶段:双向主导下的矛盾异化 |
| 一、省管县阶段制度梳理 |
| 二、双向主导下的矛盾异化 |
| 第三章 弱市强县间矛盾的实质与外部效应 |
| 第一节 弱市与强县间矛盾的实质 |
| 一、利益博弈的解释 |
| 二、利益博弈的分类 |
| 第二节 弱市与强县间矛盾的外部效应 |
| 一、正外部效应 |
| 二、负外部效应 |
| 第四章 制度与矛盾的互动:弱市与强县间矛盾的演化逻辑 |
| 第一节 制度因素作用于矛盾演化的逻辑 |
| 一、财政分权改革提供了经济激励 |
| 二、行政层级改革提供了制度基础 |
| 三、“经济人”利益认知提供了内在动力 |
| 第二节 矛盾作用于制度变迁的逻辑 |
| 一、制度变迁在矛盾演化中持续发展 |
| 二、矛盾的稳定锁定制度的均衡 |
| 三、矛盾的冲击诱发制度的断裂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新中国建立之初选择金融发展模式时面临的约束条件 |
| 第一节 单纯依靠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确立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遗产:国家垄断金融体制 |
|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实践:政府严格控制金融系统 |
| 第二章 从市场金融体制到计划金融体制 |
| 第一节 新政权对金融业的整理 |
| 第二节 有管理的金融市场的短暂繁荣 |
| 第三节 金融系统功能的初步回归 |
| 第四节 计划金融体制的基本确立 |
| 第三章 金融机构财政机关化 |
|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
| 第二节 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率先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三节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业务边缘化与机构被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四章 金融机构日常业务财政化 |
| 第一节 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 |
| 第二节 银行存贷款业务成为财政预算的有效补充 |
| 第三节 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 |
| 第五章 对1953-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的评估 |
| 第一节 存款动员能力评估 |
| 第二节 资金配置效果评估 |
| 第三节 风险管理能力评估 |
| 第四节 产品流通促进能力评估 |
| 第五节 企业治理能力促进价值评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本文选题的理由与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关于审计监督的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的研究逻辑与研究内容 |
| 四、本文的核心概念和研究方法 |
| 五、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审计监督的历史由来、理论基础与现实需求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中审计监督的由来与发展 |
| 一、中国审计监督的历史由来与当代发展 |
| 二、外国审计监督的发展历程与不同模式 |
| 第二节 国家治理中审计监督的理论基础 |
| 一、西方权力监督与制约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 |
| 三、本土化的权力监督理论探索 |
| 第三节 国家治理对审计监督的现实需求 |
| 一、国家治理法治化与审计监督 |
| 二、国家治理透明化与审计监督 |
| 三、国家治理责任性与审计监督 |
| 第二章 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政治逻辑 |
| 第一节 审计监督的政治权力基础 |
| 一、理解审计监督的政治学思维 |
| 二、审计监督的政治权力分析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的审计监督权 |
| 第二节 审计监督的政治体制保障 |
| 一、政治体制赋予审计监督政治使命 |
| 二、政治体制凸显审计监督的政治职能 |
| 三、政治体制改革决定了审计监督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审计监督的民主政治动因 |
| 一、审计监督源于民主政治的深层推动力 |
| 二、审计监督随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不断强化 |
| 三、审计监督服务于民主政治的价值目标 |
| 第三章 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治理功能 |
| 第一节 审计监督的依法治权功能 |
| 一、审计监督的经济控制功能 |
| 二、审计监督的权力制约功能 |
| 三、审计监督的民主与法治功能 |
| 第二节 审计监督的信息公开功能 |
| 一、审计监督的信息输入功能 |
| 二、审计监督的信息处理功能 |
| 三、审计监督的信息输出功能 |
| 第三节 审计监督的民主问责功能 |
| 一、审计监督是责任政府中的责任追究机制 |
| 二、审计监督是协同治理中以问责为导向的建设性制度安排 |
| 三、审计监督是民主治理中的政治信任增进机制 |
| 第四章 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期望差距 |
| 第一节 审计监督的独立性期望差距 |
| 一、审计独立性及其期望差距 |
| 二、审计体制不畅导致审计监督独立性期望差距 |
| 三、审计能力不足导致审计监督独立性期望差距 |
| 第二节 审计监督的公开性期望差距 |
| 一、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审计监督公开性期望差距 |
| 二、政府公共信息垄断导致审计监督公开性期望差距 |
| 三、审计信息公开不足导致审计监督公开性期望差距 |
| 第三节 审计监督的责任性期望差距 |
| 一、审计体制悖论导致审计监督责任性期望差距 |
| 二、审计权责失衡造成审计监督责任性期望差距 |
| 三、审计监督的问责困境导致审计监督责任性期望差距 |
| 第五章 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行动路向 |
| 第一节 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依法独立审计 |
| 一、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依法独立审计 |
| 二、改革审计管理体制,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 |
| 三、正确理解审计监督的独立性 |
| 第二节 通过审计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知情权 |
| 一、强化审计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的信息知情权 |
| 二、在审计监督中促进政府信息公开 |
| 三、基于审计监督权推进审计监督信息公开 |
| 第三节 在公共问责中提升审计监督公信力 |
| 一、优化审计监督问责体系 |
| 二、增强审计监督的问责效能 |
| 三、提升审计监督公信力 |
| 结语: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审计监督的治理效能 |
| 一、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法治化 |
| 二、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民主化 |
| 三、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全覆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8）政府主导的中国自然灾害救灾制度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综述 |
| 2.1.1 制度的界定 |
| 2.1.2 关于制度变迁的研究 |
| 2.1.3 关于制度绩效的研究 |
| 2.1.4 关于制度应对自然灾害的研究 |
| 2.2 国内研究综述 |
| 2.2.1 关于中国救灾制度的研究 |
| 2.2.2 关于救灾制度绩效的研究 |
| 2.3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自然灾害救灾制度的历史演进 |
| 3.1 新中国成立之前自然灾害救灾制度的历史演进 |
| 3.1.1 政府主导的救灾措施 |
| 3.1.2 民间社会的救灾措施 |
| 3.1.3 政府救灾机构的发展 |
| 3.2 新中国成立以后自然灾害救灾制度的历史演进 |
| 3.2.1 救灾的行政体制演进过程 |
| 3.2.2 救灾的法律手段演进过程 |
| 3.2.3 救灾的市场化手段演进过程 |
| 3.3 中国自然灾害救灾制度演进的特征分析 |
| 3.3.1 政府是救灾制度的主要责任主体 |
| 3.3.2 经济增长是救灾制度演进的动力 |
| 3.3.3 救灾制度演变呈现为政府为主导的渐进性变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政府主导的自然灾害救灾制度绩效的理论研究 |
| 4.1 救灾制度绩效的界定与评价标准 |
| 4.1.1 制度、人类行为和自然灾害的相互影响分析 |
| 4.1.2 救灾制度绩效的界定 |
| 4.1.3 政府主导的救灾制度绩效评价标准 |
| 4.2 政府主导救灾中利益相关者的行为选择 |
| 4.2.1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救灾的博弈行为分析 |
| 4.2.2 非政府主体的行为选择 |
| 4.3 政府主导的自然灾害救灾制度绩效的理论分析 |
| 4.3.1 政府救助和市场化手段结合影响救灾制度绩效的理论分析 |
| 4.3.2 政府的财政权利下放影响救灾制度绩效的理论分析 |
| 4.3.3 政府的法制建设影响救灾制度绩效的理论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政府救助和市场化手段结合影响救灾制度绩效的实证研究 |
| 5.1 理论假说的提出 |
| 5.1.1 政府主导的灾害保险定价模式 |
| 5.1.2 理论假说 |
| 5.2 计量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5.2.1 计量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实证结果分析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政府的财政权利下放影响救灾制度绩效的实证研究 |
| 6.1 理论假说的提出 |
| 6.1.1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
| 6.1.2 理论假说 |
| 6.2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6.2.1 模型构建 |
| 6.2.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实证结果分析 |
| 6.3.2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政府的法制建设影响救灾制度绩效的实证研究 |
| 7.1 理论假说的提出 |
| 7.1.1 利益博弈模型 |
| 7.1.2 理论假说 |
| 7.2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7.2.1 模型构建 |
| 7.2.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7.3 实证分析 |
| 7.4 本章结论 |
| 第八章 提高我国自然灾害救灾制度绩效的对策建议 |
| 8.1 建立和完善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救灾体制 |
| 8.1.1 将保险与政府规定的建筑法规相结合 |
| 8.1.2 借助政府完善农业保险市场 |
| 8.1.3 逐步构建和完善政府参与的巨灾保险制度 |
| 8.2 完善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救灾体制 |
| 8.2.1 完善政府分级管理的救灾行政体制 |
| 8.2.2 构建风险分散、财政责任分担的救灾资金保障体系 |
| 8.3 完善救灾的法律体系建设 |
| 8.3.1 完善救灾的立法工作 |
| 8.3.2 完善救灾物资管理的监督机制建设 |
| 8.4 构建不同救灾主体共同参与的救灾体系 |
| 8.4.1 发挥企业在救灾中的作用 |
| 8.4.2 发挥非政府组织救灾中的作用 |
| 8.4.3 培育公众灾害文化意识,确保救灾中的社会稳定 |
| 8.4.4 提高技术水平,建立有效综合的自然灾害信息库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及研究展望 |
| 9.1 主要结论 |
| 9.2 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9）中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内容结构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技术路线 |
| 1.4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2 本文的不足 |
| 2 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理论分析 |
| 2.1 税率结构及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内涵 |
| 2.1.1 税率结构 |
| 2.1.2 税率结构优化 |
| 2.1.3 增值税税率结构 |
| 2.1.4 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 |
| 2.2 税收中性与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 |
| 2.2.1 增值税中立性之理解 |
| 2.2.2 法定增值额与税收中性 |
| 2.3 最优商品税与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 |
| 2.3.1 拉姆齐法则 |
| 2.3.2 基于税收公平的最优商品税理论 |
| 2.3.3 公共选择视角下的最优税收理论 |
| 2.4 增值税税率结构形成的路径依赖 |
| 2.4.1 路径依赖的一般机理 |
| 2.4.2 我国增值税试行期间的税率结构 |
| 2.4.3 增值税多档税率结构与政治成本 |
| 2.4.4 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的趋势 |
| 2.5 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理论依据评述 |
| 2.5.1 增值税税率结构演化与理论选择 |
| 2.5.2 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的理论选择 |
| 3 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影响 |
| 3.1 增值税转型税率结构与经济影响 |
| 3.1.1 生产型增值税税率结构 |
| 3.1.2 消费型增值税税率结构 |
| 3.1.3 增值税转型税率结构对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3.2 “营改增”改革税率结构与经济影响 |
| 3.2.1 “营改增”改革税率结构 |
| 3.2.2 “营改增”改革税率结构对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3.3 增值税税率结构调整期与经济影响 |
| 3.3.1 2017年增值税税率结构调整 |
| 3.3.2 2018年增值税税率结构调整 |
| 3.3.3 2019年增值税税率结构调整 |
| 3.3.4 增值税税率结构调整对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 我国现行增值税税率结构存在的问题 |
| 4.1 增值税税率水平偏高不利于全球价值链“升级” |
| 4.1.1 全球供应链网络形成原因 |
| 4.1.2 我国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的地位 |
| 4.1.3 我国增值税税率水平对制造业的“锁定效应” |
| 4.2 增值税税率档次复杂抑制税收中性优势的发挥 |
| 4.2.1 增值税三档税率产生的扭曲 |
| 4.2.2 增值税四档征收率产生的扭曲 |
| 4.2.3 增值税现行零税率的扭曲作用 |
| 5 我国现行增值税税率结构的主要原因 |
| 5.1 增值税税率结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
| 5.1.1 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前流转税税负水平较高 |
| 5.1.2 “营改增”改革所经历的特定过渡阶段 |
| 5.1.3 以增值税为基础而征收的各项附加税费水平 |
| 5.2 征管制度缺陷对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的影响 |
| 5.2.1 增值税信息不对称与征收管理能力缺陷 |
| 5.2.2 增值税专用发票制度及其弊端 |
| 6 增值税税率结构国际比较 |
| 6.1 世界各地增值税税率档次比较 |
| 6.1.1 增值税税率档次国际比较 |
| 6.1.2 欧盟增值税税率档次比较 |
| 6.1.3 OECD成员国增值税税率档次比较 |
| 6.1.4 我国周边国家(地区)增值税税率档次比较 |
| 6.1.5 主要国家增值税税率档次比较 |
| 6.2 世界各国增值税税率水平比较 |
| 6.2.1 增值税的累退性与差别税率 |
| 6.2.2 世界各国增值税优惠税率比较 |
| 6.2.3 增值税抵扣制度与增值税有效税率 |
| 6.2.4 金融服务业增值税税率比较 |
| 6.3 增值税税率结构国际比较启示 |
| 6.3.1 税收中性是现代型增值税主要追求目标 |
| 6.3.2 优化抵扣制度降低增值税的有效税率 |
| 7 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对策选择 |
| 7.1 我国增值税税率档次优化路径选择 |
| 7.1.1 增值税税率档次 |
| 7.1.2 “1+1”模式是我国增值税税率档次优化选择 |
| 7.2 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的财政约束 |
| 7.2.1 财政收入增速明显下滑 |
| 7.2.2 财政支出面临刚性需求 |
| 7.2.3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严峻 |
| 7.2.4 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合理减税规模测算 |
| 7.3 基于“1+1”模式的增值税税率水平优化 |
| 7.3.1 增值税标准税率水平的确定 |
| 7.3.2 增值税低税率水平的确定 |
| 7.3.3 我国增值税低税率适用范围优化 |
| 7.4 增值税征收率的优化 |
| 7.4.1 统一增值税征收率 |
| 7.4.2 起征点调整为免征额 |
| 7.4.3 增值税免征额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统一 |
| 7.5 增值税零税率的优化 |
| 7.5.1 出口退税率、离境退税率与适用税率相一致 |
| 7.5.2 跨境服务的出口退税由免税调整为零税率 |
| 7.5.3 设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出口退税率 |
| 7.6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7.6.1 基本结论 |
| 7.6.2 研究展望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分税制下税权分配的法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税权的文献综述 |
| 1.2.2 税权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工作与创新 |
| 1.5 论文的基本结构 |
| 第2章 税权分配的基础理论概述 |
| 2.1 税权的基本内涵 |
| 2.1.1 税权的概念 |
| 2.1.2 税权的划分 |
| 2.2 税权分配的理论渊源 |
| 2.2.1 公共产品理论 |
| 2.2.2 公共选择理论 |
| 2.2.3 国家治理理论 |
| 2.2.4 财政分配理论 |
| 2.3 税权分配的制度来源:分税制 |
| 2.3.1 税权分配的逻辑起点:以分税制厘清税权的权力关系 |
| 2.3.2 税权分配的制度框架:分税制的理论设定 |
| 2.3.3 税权分配的实现:分税制的模式 |
| 2.4 小结 |
| 第3章 分税制下税权分配的理论分析 |
| 3.1 分析的前提:三个理论假设 |
| 3.1.1 行为主体存在有限理性 |
| 3.1.2 主体行为存在机会主义 |
| 3.1.3 存在信息偏在 |
| 3.2 税权分配的标准:效率与公平 |
| 3.2.1 税权分配中的效率 |
| 3.2.2 税权分配中的公平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税权分配现实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 |
| 4.1 我国分税制的制度变迁及其影响 |
| 4.1.1 我国分税制的变迁轨迹 |
| 4.1.2 我国分税制的变迁产生的影响 |
| 4.2 效率标准下对税权分配现状的考察 |
| 4.2.1 测评的度量标准 |
| 4.2.2 税权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 |
| 4.2.3 税权分配对地方政府征税积极性的影响考察 |
| 4.3 公平标准下对税权分配现状的考察 |
| 4.3.1 对起点公平的分析 |
| 4.3.2 对过程公平的分析 |
| 4.3.3 对结果公平的分析 |
| 4.4 小结 |
| 第5章 我国税权分配中的实际困境及其成因分析 |
| 5.1 税权分配制度存在供需失衡及其成因 |
| 5.1.1 失衡的表现 |
| 5.1.2 失衡的原因 |
| 5.2 税权分配中的现实障碍及其成因 |
| 5.2.1 税收立法权中存在制度障碍 |
| 5.2.2 税收征管权分配失衡 |
| 5.2.3 税收收益权设置不合理 |
| 5.2.4 税权分配现实障碍的失范成因 |
| 5.3 小结 |
| 第6章 优化我国税权分配的路径选择 |
| 6.1 分税制的域外实践与经验 |
| 6.1.1 分税制的域外实践 |
| 6.1.2 域外分权实践的启示 |
| 6.2 厘清税权分配的理论逻辑 |
| 6.2.1 建构设计的核心价值理念:税收正义 |
| 6.2.2 明晰税权分配的形式标准:税收法定 |
| 6.2.3 确认税权分配的实质标准:税收公平 |
| 6.2.4 实现税权分配的制度保证:税收宪政 |
| 6.3 优化税权分配的制度框架 |
| 6.3.1 税收宪政的规范化运作 |
| 6.3.2 实体规范制度的构建 |
| 6.3.3 程序控制机制的生成 |
| 6.4 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1.结论 |
| 2.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四、竞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维度下的财政制度变迁（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影响研究[D]. 李屹然. 西南大学, 2021(01)
- [2]中国近现代国库制度变迁研究[D]. 武慧波. 河北师范大学, 2020
- [3]从科目改革看中国预算制度变迁[D]. 王春阳. 吉林财经大学, 2020(07)
- [4]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D]. 刘锦怡. 湖南农业大学, 2020(01)
- [5]制度变迁背景下弱市与强县间矛盾演化逻辑研究 ——以商丘市与永城市为例[D]. 张慧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6]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D]. 张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研究[D]. 高晓霞.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8]政府主导的中国自然灾害救灾制度绩效研究[D]. 贾倩. 西北大学, 2019(04)
- [9]中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优化研究[D]. 王蕴.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10]分税制下税权分配的法经济学分析[D]. 冯杰. 山西财经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