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诗学的历史发展

一、中国现代诗学历史发展论（论文文献综述）

杨清^[1]（2021）在《王国维的“新学语”观与文学横向发展论》文中研究说明1905年,王国维在罗振玉创办的《教育世界》上发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从苦其"言语之不足"出发,层层推进,论述了我国学界引入"新学语"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王国维更是身体力行,在《<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中运用西方"新学语"对中国古典文学和文论进行阐释,为我国比较文学、现代诗学及美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国维的"新学语"观"不仅是对汉语现代转型的必要补充,还密切关联着他自身的学术思想与学术话语方式"2。而王国维"既是中国传统诗学范式的终结者,又是中国现代诗学范式的开创者"3。

付玉琪^[2]（2021）在《生态批评视阈下的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文中指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着人们的生存焦虑,各种现代科学的治理方案却未能立竿见影。因而生态批评与生态文化成为人类在精神领域探索疗救的重要路径。生态批评超越了国家、地区、种族的界限,在当今全球化态势愈加明确的时代背景下,生态批评的东西方对话趋势逐渐突显:秉持人类命运共同利益的价值取向,寻求跨文化的生态文明事业的共赢。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始终关注儿童生存的具体文化语境,并以文学的方式参与童年生态问题的救治。尽管中国生态批评理论成果已蔚为大观,但是运用生态批评方法论对整个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出系统化梳理和研究的着作尚未出现。因而本论文将社会性的生态问题与个体精神疗救相结合,探寻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生态审美意识的嬗变规律,概览生态童年的特征,进而试图建构中国式童年精神生态的诗学。生态整体主义赋予了“自然”与“人”同等的独立审美地位,它不再是抒情工具与征服对象,能够以其自身特有的美质吸引读者,并塑造他们独特的童年经历与生命体认。受到社会文化与儿童“野性”思维的双重规约,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生态童年建构由“非自觉”走向“自觉”的过程中,童年精神也经历了由“家园意识”、“荒野意识”到“星球意识”的发展,并且逐渐带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导向,以及“生命写作”的文学内涵。!生态童年建构始终贴近童年生活现实,同时勾连起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人类历史与宇宙历史,从而将儿童生命的自我实现置于更加广阔的“自然”空间。在此基础上确立的中国式童年精神生态的诗学,或将能够积极推动中国童年研究、儿童文学的批评标准更新,以及社会生态文明事业。

山丹^[3]（2020）在《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童年书写是儿童文学艺术的核心内容,表现童年的现实生活与想象世界,是儿童文学对童年精神的审美创造与诗意追求。童年书写不只是一种文学的表达策略和创作形式,更是以文学形式构建人类对于自身、他者、社会及历史的一种独特思考方式。本论文以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为研究对象,并将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划分为写实型童年书写、经验型童年书写和理想型童年书写,通过梳理三种童年书写范式在主题表现、创作技巧、文体形式、叙事结构、语言类型等方面所呈现的文学图景,归纳新世纪以来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所体现的美学价值,及由此带给中国儿童文学的启示。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包括五章。具体章节内容概括如下:绪论主要对童年理论、童年观和童年书写的基本观点进行梳理,总结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中童年书写的研究现状,阐明了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的研究价值,并明确了本论文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思路。第一章“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转向”,对现实题材儿童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勾勒,通过探讨新世纪以来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转向,阐释童年书写的艺术表达与审美意蕴。现实题材儿童小说演变轨迹,聚焦于1917至1999年间的儿童小说历史发展脉络,本论文将其归纳为:新生期、生长期、探索期及繁荣期四个阶段,并对每一阶段儿童小说的创作特征加以分析。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化语境的革新和“解放儿童”儿童文学观的确认,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形成了新的创作格局。通过对儿童小说中童年书写转向的内外成因分析,阐释童年书写的叙事特征和艺术形式。第二章“写实型童年书写中的生命观照”,探讨写实型童年书写对当下童年个体生命的书写维度。本章从个体童年的身份认同、成长书写、性别书写、青春书写和边缘生命书写的不同维度,梳理了童年书写中的写实型童年书写的创作特征。展现成人作家在将现实儿童作为表现对象时,对童年的生活现状、情感真实和生命尊严的理解与尊重。对写实型童年书写创作范式的探究,能够丰富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童年生命书写的内涵和形式,并为儿童文学深入童年精神提供重要的参考。第三章“经验型童年书写中的情感再现”,对童年书写中的经验型童年书写进行了阐释。经验型童年书写,分为成人作家对自我童年生活书写的白描,及以文学书写方式再现自我童年的心理投射。在对儿童小说中经验型童年书写进行解读时,主要从童年回忆的诗意书写,童年乡土的多元书写,童年创伤的投射书写和童年缺失的补偿书写等不同维度加以讨论。在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经验型童年书写中,成人作家试图通过追寻自我童年生命的书写价值,来呈现儿童小说中的童年经验的艺术形态和审美表征。第四章“理想型童年书写中的童心想象”,探讨了儿童小说中的理想型童年书写所具有的文本特征和审美意蕴。理想型童年书写作为成人作家对于童年精神的追求与寄托,为当下儿童的成长提供了指引,并为人类童年提供了直达心底的精神滋养。本章从历史语境、战争语境、人类乡土语境和理想童年精神四个维度,建构了理想型童年的创作范式。理想型童年书写为成人作家提供走出个人化童年私语,面向集体童年精神的途径,其体现的是儿童文学创作对于人类童年精神的向往。第五章“童年书写的审美意旨与创作反思”,主要讨论了童年书写所呈现的审美意旨,与其在创作中所面临的书写困境。童年书写的审美意旨,既体现为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在文本层面,以诗性内核把握童年精神品质和以童心力量坚守文学创作之魂,又体现为童年书写对儿童读者在审美体验中的心灵净化与情感共鸣。在探究新世纪儿童小说的童年书写所面临的困顿境遇时,本论文分别从童年书写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童年书写中成长体验的错位和童年书写中“生命本位”意识的缺失等方面,指出了当下儿童小说的创作困境。并重审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系列化”写作模式,桥梁书阅读模式,及“低龄化”写作现象,为童年文化变革中的童年书写提供突破和发展的新方向。结语部分对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进行了简单的回顾。通过肯定童年书写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和美学意义,指出了随着“童年”元素作为儿童小说书写的日趋繁盛,追求童年审美的文学样式将丰富儿童小说的创作空间。然而,需要警惕的是过度商业化的童年书写样式对儿童小说发展的阻碍。因此,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既要对抗符号文化的侵蚀性,又要保有文学审美的生命力。特别是,童年书写需要从儿童生活的真实感出发,表达儿童生命的深广度,展现童年精神的力量性和童年文化的审美力,为儿童文学阅读构建一个更为美好的审美空间。童年本身能够带给人类的精神力量,引导着儿童小说在立体而饱满的童年书写中,塑造中国童年的独特审美艺术。新世纪儿童小说正是通过不同维度的童年书写诠释着童年精神的生命、历史和文明之歌。

谭洁凡^[4]（2020）在《蒲风诗论研究》文中指出蒲风是中国现代大众化诗歌的创作者和研究者,他不仅致力于新诗的创作,还积极地探讨新诗理论,在诗歌创作论、诗歌批评论和诗歌史论等方面的理论阐述形成了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蒲风开始研究大众化新诗理论时,文学大众化论争已经开始,虽然从目前所得的资料来看,他并未直接参与到大众化论争中,但他诗论中有关新诗形式的理论建构离不开文学大众化论争的影响。1934年,蒲风留学日本,留日期间,在鲁迅和郭沫若的影响下,他积极参加“左联”组织的活动,并接触了大量日译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作品。在《新诗与旧诗》一文中,蒲风引用日本学者杉见荣的《社会科学十二讲》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阐释经济基础对诗体变革的影响。除此之外,蒲风诗论还受普希金的影响,在《普式庚在中国》《普式庚在歌唱着》等文章中,他多次赞扬普希金鼓励诗人使用民众语言写作的做法,并把普希金作品中传达出的“自由”“热与力”等观念运用到诗歌批评中。作为中国诗歌会的发起者,蒲风坚持用新诗理论指导新诗创作,结合《抗战诗歌讲话》中收录的文章,可以将其诗歌创作论分为如下三方面:一、诗歌新形式的建立,蒲风主要从“内容与形式的调和”、新旧形式的利用以及民众语言的使用三个层面进行了研究;二、抒情诗的独特性,蒲风从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方面,他认为叙事和抒情并不是对立的,两者虽各有侧重,但也常常相互融合;另一方面,为增强诗歌中抗战建国的民族共通情感的表现力,蒲风主张在写作中要使用“自然”的“技巧”加以谐和的音调;三、对诗歌中典型人物的塑造,蒲风认为为避免新诗出现形式化、符号化等问题,诗人在创作时不仅要塑造典型人物,还要对典型人物进行个性化写作。除了对诗歌创作进行研究,蒲风还积极地探索诗歌批评理论,并将理论用于诗歌批评实践。在《关于文艺批评》和《漫谈诗歌批评》等文章中,蒲风提出批评能够弘扬“民主精神”和指导现实,他还认为“批评可以开导文艺创作”。在诗歌批评的原则上,蒲风说:“伟大的批评家见解应建筑在历史主义与辨证法的原则上来估计文学现象。”并把历史主义原则和辩证法原则运用于诗歌批评中。同时,他还主张用整体性原则进行诗歌批评,即从作家的整个写作过程和创作经验上点评作品。从蒲风的作品论和作家论中可以看出,在诗歌的批评方法上,主要有比较批评法和社会学批评法。蒲风的诗歌史论主要收录在《现代中国诗坛》一书中,他以“史”的角度,论述了中国诗歌的起源、诗体的发展和“诗界革命”对新诗产生的影响,并以分期的方式总结了“五四”至1937年中国诗坛的发展。蒲风认为诗歌起源于劳动,到了唐朝“中国诗歌体裁都完成了”,词、曲是诗的衍生。近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西学的传入,旧诗不再适应社会发展,便产生了新诗的萌芽。结合“诗界革命”发生的时间和诗坛发展的趋势,蒲风将“诗界革命”称为“新诗运动的急先锋”。在《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的鸟瞰》一文中,蒲风不但对中国诗歌大众化的发展进行了梳理,还对不同的诗歌流派和诗人进行了具体的研究,他对中国现代诗坛的梳理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理论价值。

文豪^[5]（2020）在《雏凤清于老凤声 ——新世纪中国电视文艺批评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心雕龙》有云:“评者,平理,”即评价、裁判;“论者,伦也”,即阐发道理。”同样是《文心雕龙》,其《神思》篇提到:“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刘勰不会想到,《文心雕龙》中提到的“评论”与一千多年后出现的将时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梦想变为现实的“电视”结合,诞生了一种名为“电视批评”的新鲜事物。中国电视事业只有短短60年发展历史。然而,进入21世纪,随着电视作品文化取向的多元共生,艺术质量的日渐成熟,历经产业化转向的中国电视行业步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期。电视传播内容的不断完善和丰富,为本国电视批评展示了广阔空间,推动着本国电视批评全面快速发展。与电视批评创作实践一片繁荣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下本国电视批评理论研究成果的缺失与匮乏。当前,本国电视批评理论研究陷入困境,究其原因,一是缺乏对基础理论的挖掘与完善,二是缺乏对现实的有力回应。前者导致整个电视批评理论体系看似繁茂却主干单薄,看似高耸云天却根基不稳;后者导致电视批评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日渐脱离,无论是理论的创生还是增殖,都因其既无法改善电视批评的生态环境也无法纠正电视批评的错误创作导向而根本不为电视从业人员所重视。电视文艺批评虽是电视批评的细小分支,但前者却是当下中国电视批评理论研究最受学界关注的部分。放眼全球,唯有中国电视名正言顺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承担着传播信息之外的宣传舆论作用和教育引导功能。因此,以电视文艺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电视文艺批评最能体现电视批评者的学术品德和价值追求,最能反映中华民族的美学情趣和文化立场,具有最鲜明的民族特色。长期以来,国内电视学者并未意识到中国电视文艺批评实际上分别从古典文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及西方电视研究学术成果处汲取理论滋养。部分学者只重视西方学术成果,却忽视了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古典文论中的某些思维成果同样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批评主体的创作。不仅如此,部分研究者更轻忽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对电视文艺批评创作主体道德修养的严格约束。正是由于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疏远和漠视,导致当前电视文艺批评创作实践中屡屡出现与核心价值相背离的错误倾向。因此,厘清并重申中国电视文艺批评的三大理论来源,既是建构全新的电视批评理论体系的必要举措,又是解决电视文艺批评创作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所在。正本清源后,本国电视文艺批评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或将从此跨入崭新的发展阶段。

胡友峰^[6]（2019）在《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与中国当代文艺学的知识建构》文中提出本质主义是一种信仰本质存在并致力于本质追求与表述的知识观和认识论路线,是西方古典哲学的主要流派。本质主义对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影响巨大,中国文学理论的学科建制与本质主义的知识观密切相关。反本质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本质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批判集中在实体信仰和本质信念上。从反本质主义角度看,本质主义在为中国文艺学研究带来表面的生机和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历史性后果。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必须深刻地批判和彻底反思本质主义的知识观,树立新的反本质主义的知识观,重新建立新的文艺学生产模式,走向本文诗学的建构之路。

袁龙^[7]（2019）在《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文中指出在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中,“意象”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20世纪前期,胡适、闻一多、李金发、梁宗岱、戴望舒、艾青、唐湜、袁可嘉、宗白华、朱光潜等人都对“意象”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不约而同、有意识地总结归纳诗歌意象创构与批评的经验,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的基础上,融合中国传统意象诗学,吸收心理学等西方现代科学成果,从不同的角度阐释自己对意象的理解。他们关于意象的研究成果构成了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20世纪初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与发展受中国古典意象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受中国古典意象诗学“贵意”倾向的影响,梁启超等人倡导“诗界革命”,主张“我手写我口”,引新鲜事物入诗,丰富了诗歌意象类型,拓展了诗歌意境,直接影响到白话新诗运动和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另一方面,意象主义诗学在理论上影响了胡适的“影像”论,在创作上影响了胡适的“具体的做法”。白话新诗创作注重意象,促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不断发展和深化。涌现出闻一多的“幻象”论;李金发、戴望舒、梁宗岱汲取象征主义诗学提出的象征主义意象论;宗白华的“动象”论;朱光潜的“直觉意象”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在战火硝烟中出现了现实主义倾向,出现了艾青的“生活感觉”论;臧克家的“生活意象”论;唐湜的“诗质”论;袁可嘉的“意象类型”论。虽然20世纪前期中国诗人和学者提出了名称各异的意象论,但他们都意识到“意象”的本体包含“意”“象”二元因素。因此,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在讨论意象的本体问题时,存在“贵意”与“尚象”两种倾向。“贵意”论者认为意象的“意”不但包含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情”“志”等因素,而且包含西方诗学关于文艺创作与欣赏的直觉、想象、联想、理智、灵感等人的主观之“意”的观念。在传统意象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影响下,“尚象”论者从中西“象”范畴的三大共同特征,即形象性、象征性和变动性来论“意象”之“象”。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还包含意象的创构论与批评论。意象的创构涉及“意”“象”二元关系的理解。在由感而知而行的意象创构过程中,产生了情感生成论和情景交融论两种创构方式。宗白华和朱光潜关于意象和意境关系的论述表明:营造意境是表现动象或创构意象以有限表现无限,实现虚实相生、境生象外的审美追求。意象批评是欣赏者通过作品的意象沟通创造者的情志,对意象进行理解、还原、阐释、评判甚至再创造,实现其艺术价值的创造性活动。在阅读作品、直觉意象的欣赏批评过程中,存在理智、感觉、感觉的心象和共鸣四种心理活动。从事意象批评需具备敏锐的语言领悟能力和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设身处地的同情能力和丰富的想象能力、广博的学识修养与分析比较的能力。总之,在中西文化汇流的背景下,当时的诗人和学者融合中西意象诗学,构建了集发展论、本体论、创构论与批评论于一体的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它是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对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曾幸^[8]（2019）在《中国现代诗学节奏理论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现代诗学中,节奏理论成为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本论文结合中国现代诗学着作和期刊中节奏论的阐释,从节奏理论的发展、节奏理论的争辩、节奏理论的新拓展和节奏理论的价值等方面对中国现代诗学的节奏理论进行系统阐释。现代诗学节奏理论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约20世纪20年代,胡适、郭沫若、饶孟侃、闻一多等诗论家对“音节”“情绪节奏”“格律”等节奏问题进行了探讨。二是20世纪30年代,梁宗岱、罗念生、林庚、叶公超、朱光潜等学者以《大公报》和《新诗》为阵地,继承并发展了前期的格律论,对节奏理论继续探索。罗念生的节律论、叶公超的语言节奏论、林庚的天然节奏论都是30年代的学术成果。三是20世纪40年代,节奏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朱光潜在《诗论》中论述了节奏的性质,诗歌与音乐节奏的不同,中国诗的节奏与声韵的分析等内容。孙毓棠、郑思、伍禾、应寸照、黄基植等理论家从新旧诗节奏的发展、节奏的特征、节奏与情感、节奏与诗行等方面入手,对节奏进行研究。现代诗学节奏理论的争辩主要是指20世纪30年代朱光潜和罗念生两位学者以《新诗》为阵地对节奏问题展开的辩论。朱光潜、罗念生对节奏概念和影响诗歌节奏的元素等问题进行了争辩,推动了节奏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此次争辩虽然没有最后形成一致的意见,但两者的理性分析和颇具说服力的论争展现了中国现代诗论家的智性魅力。现代诗学节奏理论在情绪节奏的体认、自由派与新格律派对自然节奏的不同追求、白话诗语言节奏的探索等方面进行了新的理论拓展。一、情绪节奏的体认:现代诗学的节奏理论中,大部分的理论家都阐释了情绪与节奏的关系,比较典型的是郭沫若的“内在的韵律”论,朱光潜、伍禾、黄基植等的“节奏与情绪”的关系论,情绪与节奏成为现代诗学中特别关注的问题。二、自然节奏的追求:在中国现代诗学的节奏理论中,胡适、康白情、郭沫若等为代表的自由派认为“自然的音节”或情绪的“自然的流露”就是新诗的自然节奏。闻一多、饶孟侃等新格律派则认为格律本身就是诗歌节奏的“自然”。自由派、新格律派虽然有过激烈交锋,但节奏理论的主张也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三、语言节奏的探索:新旧诗运用的语言不同,语言的节奏自然不同。对白话诗语言节奏的探索,是现代诗学理论家关注的重点问题,他们在谈论语言的节奏时,将语言的节奏和其它的节奏进行了比较,比如:朱光潜比较了语言的节奏与音乐的节奏;叶公超比较了语言的节奏与抒情诗的节奏;孙毓棠比较了语言的节奏与吟咏的节奏等。诗论家通过比较的方法阐释了语言节奏的重要性。此外,当代学者对“情绪节奏”的争论、以自然节奏为契机建构“气息节奏”的愿景是现代诗学节奏理论仍具有生命力的显现。现代诗学节奏理论能够指导中国新诗的创作实践;引入西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为中国现代诗学注入了新质;也为建国后诗学节奏理论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现代诗学节奏理论,尤其是格律论对新诗的创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闻一多通过格律的“三美”原则指导他的诗歌创作,《死水》一诗成为格律诗作的典范。20世纪30年代的新格律论的理论主张,不但对当时的新格律派的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自由派的诗人在创作上也开始关注诗歌的格律。现代诗论家学贯中外,博古通今,主动吸收借鉴西方的诗学理论或运用西方生理学、心理学等研究方法对中国传统的节奏理论进行了现代转换,为中国诗学理论注入了新质,开启了中国诗学理论崭新的面貌。此外,现代诗论家关于节奏问题的讨论尤其是新格律派的节奏理论,启发了建国后诗学格律派的节奏理论,对当代诗学节奏新形式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郭沁^[9]（2019）在《《现代》杂志与中国现代诗歌》文中研究说明《现代》杂志作为中国现代时期的重要文学期刊之一,尽管存在时间并不长,但因其非同人刊物的性质备受关注,并且对现代文学的倡导使其在中国文学期刊中的地位不可忽视,其中的诗歌现象还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本论文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借用“文学场”介绍《现代》杂志整体情况,阐述《现代》杂志所处的时空语境以及施蛰存个人文学观念对《现代》杂志的影响,用“副文本”理论探求在以往相关研究中较少受到重视的版面设计、封面等。第二章分为三部分,首先对31期的《现代》杂志中的诗学现象进行统计,大体确定《现代》杂志的诗歌版图。其次,分析戴望舒、艾青、徐迟和陈江帆四位诗人及其诗歌创作,从而突出《现代》杂志为扶持本土诗人所作出的努力。最后是《现代》杂志中的诗歌翻译部分,以实例探讨其诗歌翻译的特点,进而研究1930年代西方现代诗歌对中国新诗创作的影响。第三章探讨《现代》杂志的译介与诗歌评论,首先介绍《现代》杂志的译介范围,然后对《现代》杂志诗歌批评个例进行分析,旨在突出中国本土诗人、学者为诗学建设所做的工作。

袁俊伟^[10]（2019）在《接受视野下葛洪《抱朴子》美学观探论》文中指出这篇论文是对葛洪《抱朴子》美学接受观的学案式研究。接受视野着眼于本土历史文化语境,兼顾中国古代文论中作家和读者身份的相互置换。西方接受美学的诸多理论概念则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资源以供借鉴和参考。第一部分,葛洪《抱朴子》美学接受观思想渊源。从葛洪美学接受论的话语讲起,在期待视野和效果语境的观照下,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维度,探讨葛洪《抱朴子》与王充《论衡》、曹丕《典论论文》与陆机《文赋》间的渊源关系。葛洪《抱朴子》是魏晋文艺自觉时期一部涉及古代的美学接受的理论着作。第二部分,葛洪《抱朴子》美学接受观理论内涵。借鉴本体论、创作论、发展论三个角度,结合接受美学中“读者立场”、“期待视野”、“隐藏读者”、“效果历史”等观点,揭橥出葛洪《抱朴子》中玄道守真、仁明崇实、文昭胜古的美学接受理论内涵。第三部分,葛洪《抱朴子》与中国特色美学接受论。以《抱朴子》“众味同殊”的美学接受鉴赏论为中心,将中国古代美学接受史做一个历时性的管窥梳理,即是从先秦《易经·系辞》到晚清王国维《人间词话》,从而为建构中国特色的美学接受论提供一个纵向的参照系。葛洪是魏晋时期重要的道学理论家,其《抱朴子》内外篇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美学接受观念,在中国文论和中国美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还将作为一座深厚的美学矿藏,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提供一定的理论和文献支援,这都需要当下的学者们进行深入挖掘和研究。

二、中国现代诗学历史发展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现代诗学历史发展论（论文提纲范文）

（2）生态批评视阈下的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蒲风诗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雏凤清于老凤声 ——新世纪中国电视文艺批评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与中国当代文艺学的知识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7）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现代诗学节奏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现代》杂志与中国现代诗歌（论文提纲范文）

（10）接受视野下葛洪《抱朴子》美学观探论（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现代诗学历史发展论（论文参考文献）

• [1]王国维的“新学语”观与文学横向发展论[J]. 杨清.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2021(04)
• [2]生态批评视阈下的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D]. 付玉琪. 兰州大学, 2021(09)
• [3]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研究[D]. 山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蒲风诗论研究[D]. 谭洁凡. 济南大学, 2020(01)
• [5]雏凤清于老凤声 ——新世纪中国电视文艺批评理论研究[D]. 文豪.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6]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与中国当代文艺学的知识建构[J]. 胡友峰. 百家评论, 2019(03)
• [7]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D]. 袁龙.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8]中国现代诗学节奏理论研究[D]. 曾幸. 济南大学, 2019(01)
• [9]《现代》杂志与中国现代诗歌[D]. 郭沁. 云南大学, 2019(03)
• [10]接受视野下葛洪《抱朴子》美学观探论[D]. 袁俊伟. 苏州大学,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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