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叔同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贡献

一、论李叔同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贡献（论文文献综述）

冯长春^[1]（2021）在《2000—2017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述评》文中指出2000—2017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在"重写音乐史"争鸣、音乐史学理论的探讨与新方法的实践、史料建设与文献研究、音乐家研究、音乐创作研究、音乐专题史研究、区域音乐史研究以及较为活跃的批评与商榷等主要方面引人注目。此外,研究中出现的"厚近薄现"的整体学术态势以及由此带来的视野收缩乃至学术转向,值得反思。

丁英英^[2]（2021）在《报刊、概念与实践：中国现代美育思潮与社会观念之互动 ——民国初期两种《美育》杂志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美学史、教育史和报刊史为切入点,结合五四前后激荡着的各种教育思潮,如教育救国思潮、国民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科学教育思潮等,梳理了两种《美育》刊物的创刊史。并以现代性为理论支撑,对民初美育思潮的特征以及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地位进行了深入地剖析。笔者以探索美育实践为创新点,探寻民初美育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层面的实施状况并分析其特征。本文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部分,先从历史背景入手探究民初美育思潮产生的原因、过程与影响,之后从报刊史入手梳理两种《美育》杂志的创刊历程。中华美育会的《美育》杂志建立在民国艺术教育期刊的“新兴勃发期”,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较为直接和深刻,对美育的倡导具有启蒙性与实用性特点。李金发的《美育》杂志以对经典艺术品的欣赏和对艺术理论的精研探讨为主,对美育的倡导更加具有艺术的纯粹性和审美性特征。第二部分,从现代性入手,具体分析了民初美育的内涵和特点。中华美育会的美育以新民、强国为美育实施的目的,具有德性启蒙的特征;李金发的美育以对审美感受的培养为目的,具有心性启蒙的特征。两种刊物,一本以改造后的传统艺术为美育实施的资源,一本以西方艺术,尤其是希腊艺术为提倡美育的审美取向,虽然方法不同,但是殊途同归,都具有民族性特征。第三部分,结合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国民教育思潮、科学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等,探究中国现代美育与社会观念的相互影响。在美育主体的变更以及美育与审美、功利、道德、科学的关系等问题上,民初的美育为当代美育建设提供了范例。第四部分,以美育实践探索为创新点,从三个层面论述了美育实施的具体内容:家庭美育,以儿童美育为中心;学校美育,以艺术技能培养为重点;社会美育,以国民道德培育为基础。美育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层面的广泛实施,使得“美育”在国民教育得以真正地落实。

战红岩^[3]（2021）在《中国现代美育实践的发生 ——以“中华美育会”为中心的考察》文中提出中国现代美育的历史是伴随着中国近现代激荡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发展变革而发生和发展的,它既承袭了我国传统美育的精神内涵,同时又受到西方美育思潮的影响。中国近现代学者一方面广泛地汲取西方美育观念和美育思潮,同时在消化、吸收的过程中,按照自身的需要构筑起自己的美育体系。中国现代美育史的研究要求我们在掌握近现代以来中国美育观念、理论史线索的基础上,将视野拓展、下移到现代的美育制度、美育实践上来。1919年夏,李叔同的弟子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等人,创办了现代中国第一所正规的、颇具规模的艺术师范专科学校——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和实践过程中,他们深感艺术教育不应只通过学校进行,更应该通过社会途径和力量传扬美育和培养美育人才,他们希望利用社团组织的形式把各地的艺术教育工作者联合起来,切磋交流,共同推进艺术教育。1919年11月,以吴梦非为首的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的教职员工联合爱国女学的教员们,成立了中国现代第一个美育学术团体,即为集美育观念和理论译介、研究和传播,美育制度建设推动,美育实践开展等为一身的着名团体——“中华美育会”。“中华美育会”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下建立、发展并不断壮大的,他们在重要历史时期所做的美育实践与探索,内涵是十分丰富和广泛的,为我们全面认识中国现代美育史的多元面向提供了极具研究价值的资源。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考据研究法、历史和实证的研究法、统计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力图达成以下目标:首先,考察“中华美育会”团体成立的历史契机和时代背景,还原历史图景,完成“中华美育会”的历史叙事;其次,探析“中华美育会”团体是怎样聚焦“美育”问题并展开活动,以及如何具体开展理论研究和搭建交流平台的,探究“中华美育会”团体共同的志趣追求;再次,阐述“中华美育会”在学校美育、社会美育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与互动关系;最后,简要总结“中华美育会”在现代美育观念传播和理论建构史上的历史经验和收获,为当下的美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启迪。本文除引论和结语外,共分五章,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引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研究价值和意义;相关学术成果述评;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等。第一章,阐述研究对象:社会文化转型中的“中华美育会”。本章首先梳理了现代美育观念的流布与转化,对中西交融渗透的新美育观念、西方美育思潮的启蒙性、中国传统美育思想的发现与传承进行分析。其次,对学制变革和美育制度的形成、现代文化艺术制度的生成及其审美取向进行了历史性考察,由此发现艺术教育作为20世纪初中国教育界突出醒目的新星,国家从制度层面为其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并使其具有法律效力。最后,伴随着上述外部条件的成熟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华美育会”顺势而生。通过对“中华美育会”组织方式和运作模式的考察,挖掘凝练其宗旨、观念及社会影响。通过上述研究归纳出美育在近现代中国的兴起与流布,不仅展现为观念史的事件,还深度楔入彼时中国的教育和文化实践中,对当下的美育理论研究与实践仍产生深远之影响。第二章,立足“中华美育会”本体进行研究,分别从深度、广度、空间拓展、精神内核等不同维度,探讨其对中国现代美育观念的延伸问题。首先,对“中华美育会”美育观念的具体化和理论建构的体系化进行研究,以期从深度、广度上探究其对现代美育观念的延伸。其次,系统考察“中华美育会”会刊——《美育》杂志,力求从空间维度对其美育理论和知识的拓展进行研究,从而总结归纳“中华美育会”的精神内核,即:民众化思潮、实用主义和艺术教育运动,以及美育救国、中西兼容和倡导美育改革的主张和追求。第三章,研究“中华美育会”的学校美育实践活动,强调将美育贯穿学校教育全过程和全方面。首先,鉴于“中华美育会”是在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基础上成立的美育团体,且主要会员大都是学校的艺术教师,所以,学校成为了“中华美育会”传播先进、多元、民主的教育观念的重要平台,并以此推动了中国美育新潮的发展。其次,通过研究“中华美育会”创新美育课程的教学模式,分析其“技”与“道”并重的课程设置特点、融“德”于“艺术”的审美教育方法,以及改进审美教育效能的手段和策略,推动发展了美育课程改革,进而达到了传播和改进艺术教育的目的。第三,考察“中华美育会”会员编写和运用教材开展美育实践情况,明确他们将各自美育思想与艺术技能实践融合于教材之中的过程,并以丰子恺与《开明国语课本》;吴梦非与《和声学大纲》等多部音乐教材;刘质平与《音乐课程标准纲要》及专用教材;胡怀琛与《新撰国文教科书》等教材和专着为例,探讨他们通过传播美育观念,真正实现了将艺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第四章,研究“中华美育会”的社会美育实践活动。本章内容首先从宏观层面,将社会美育对推动社会进步与国民意识自觉养成、接受主体的审美水平的提升等方面发挥的特殊和关键效用进行阐释。其次,从微观层面,以“中华美育会”创办的讲习所、暑期学校及其开展的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总结了其培养优秀师资、凝聚艺术人才的原因所在:与“中华美育会”会员自身的高水平、专业性和影响力有着密切关系。最后,通过考察“中华美育会”演讲、艺术展、参加或创办艺术社团等多种形式的社会美育实践活动,彰显了“中华美育会”会员积极投身社会美育实践,践行以美育人、提升民族创造力、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理想追求。第五章,分析和论证了“中华美育会”退场的原因、启示,对其兴衰成败的原因进行反思,对“中华美育会”美育思想传播、美育实践探索的努力和贡献做出历史性评价。首先,对“中华美育会”的落幕退场原因及启示进行了分析探究,总结了在社会动荡与时局不稳的背景下,“中华美育会”自身组织与管理困境、运行经费紧张、美育理想与社会现实脱节等原因和问题。其次,通过梳理凝练“中华美育会”美育观念和运行机制的内涵,探究“中华美育会”美育实践的历史启示。结语部分,通过对近现代中国美育实践化、制度化历程的考察与反思,总结出我国现代美育不断走向实践的发展趋势和未来路径,应发挥好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重要作用,从而对涵育人文情怀、塑造国民信仰、养成美好品格产生深远影响。本文整体以“中华美育会”的诞生背景为出发点,对“中华美育会”的成立过程、理论主张、美育实践、运行概况、解散反思、历史启示等进行梳理和研究,并对其机关刊物《美育》杂志上发表的美育理论和美育实践等文章进行分析和探讨。在研究现代审美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视角、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何连海^[4]（2020）在《李叔同艺术个性生成研究》文中认为在20世纪中国艺术领域,李叔同（弘一法师）以博才多能、中西兼善、风格鲜明、美育有成而闻世,他也是近现代艺术家中西融通、由博入专的一个典型案例。纵观他的艺术生平,1918年出家是一个相对的界点:此前是博观融通、个性初立的前期,此后是深化约取、个性推进的后期。就其艺术个性生成的历史逻辑而言,自前期形成并贯通终生的思想观念、路径方向和个性方法是关键。以其持续一生的书法为主线,结合音乐、诗歌、篆刻、设计等其他门类艺术作品及相关史料,论文从其早年新旧学养和性情气质、艺术师资授受、艺术取法范围和方向、参用资料和个性方法、艺术交游和环境条件五个层面,讨论其艺术个性生成的核心原因和基本模式。论文认为,桐达李家在津门的社会文化资源,使他在艺术启蒙、个性初显时获得徐耀廷、唐静岩、赵幼梅、王恩重、李鸿章、李澂浠等师友、名家、政要的帮助,但是,李叔同也以其敏感沉思的气质,以及独立开放、理性实践、普怀关怀的品格,对诸条件因素进行了创构,以此,1899-1905年间,他能够以青年书法、篆刻家身份立足上海,拓展与许幻园、陈师曾、徐星州、李苦李乃至吴昌硕、李瑞清等人的交游,同时入读南洋公学,实现旧学士子到新学先锋的转向。以至赴日留学归来,他的艺术都在书法由篆书转向魏碑的同时,极力向西方艺术拓展。不过,在他涉足西学之初,就已经确立了以民族文化为立场、以中国艺术精神为理念、以古拙沉雄为风格取向的艺术发展道路。他的艺术创作,无论是书法上的碑帖风格融合,还是音乐上的选调填词,抑或是方寸广告设计,均可体现融古出新、融西入中的自我意识。而他学习、教授西洋艺术的经历,促使他在书法、篆刻创作中融入西方图案画技巧,形成一套个性方法,为后期书风变革奠定技术路线;他后期的佛学研究和精神持修,远接早年士子风规,在人生和艺术两个层面上体现平淡天真、冲逸虚静的境界追求,为后期书风的变革奠定了思想路线。李叔同艺术个性的生成,内在于近代中国救亡图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从个体精神求证和文化实业救国的层面来说,他的在俗和出家具有内在连续特征,因此,他还是近现代艺术家由儒入释的一个特殊案例。

王鹏^[5]（2020）在《明清时期西方绘画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以明清时期西画东渐即西方绘画在中国的传播和后续影响为研究对象。所论明清西画东渐不仅仅是指西方绘画在华的传播影响过程,同时也是指西方艺术美学观念在华的传播影响过程。论文以历史时间顺序为线索,着力对明清时期西方文化艺术在华传播的历史背景、前因后果、事件人物、代表作品及后续影响等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在研究过程中,论文整合了以往对该现象的分散性研究成果,注重分析西画东渐运动的连贯性和整体性。在研究方法上:首先,论文从文艺学、美术学、历史学等学科角度对西画东渐运动做全方位的研究和分析;其次,论文运用横向比较的方法,综合分析西画东渐过程中东西方绘画艺术的差别及其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过程。本文立足民族文化立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解析明清西画东渐中的艺术创作现象和其对后来二十世纪初新时代美术发展的影响。再次,本文采用实地考察的方法来证明理论论述的准确性。本文打破了以往中国美术史论述中只注重中国传统美术而忽略西方美术对中国美术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局面,对现代绘画艺术创作者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工作者的研究工作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论文共分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正文分为五章,以下是本论文的结构和各章节主要内容:首先是绪论,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论文的缘起和现实意义两个方面对论文作了整体性的说明。本文所论证和叙述的是当下美学工作者和美术创作者所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明清西方绘画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本文主要以明清时期西方绘画艺术的创作、传播和影响为论证主体,采用图示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文艺学、美术学、比较文艺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方法和视野出发,对上述问题做全方位的分析和阐释,从而为美学理论研究者和绘画创作者提供全面、立体、准确的理论支撑,同时又为创作具有本民族时代特色的绘画作品提供理论指导。其中需要特别提到的是,西方绘画艺术或者受西方艺术影响的绘画形式曾在漫长的历史时间里长期地存在,它们慢慢地改变着中国人民的审美欣赏习惯,从而为二十世纪初的新美术运动奠定了基础。绪论第二部分是本文对明清时期“西方绘画”概念的界定。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此作了说明。首先,本文从时间上对其做了界定。其次本文从中国这个地域范围内对明清时期的“西方绘画”概念做了界定。其中,具有“西方绘画”主要特征的几种绘画形式,都被纳入本文所指的明清“西方绘画”之列。绪论的第三部分为文献综述。笔者查阅了与本文有关的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的中外文献资料。国外的文献资料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介绍明清西方传教士入华及其所做贡献的文献资料,另一类是博物馆现存的明清绘画实物资料。国内的文献资料主要是近十年来以西画东渐及后续影响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专着等研究成果。绪论最后部分是对本论文研究方法和框架结构的陈述。正文内容分为如下五章:第一章是对西方绘画传入明朝的背景及传播状况的梳理与分析,分为四节。第一节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明以前西方绘画在华的传播情况。虽然明末的西画东渐是中华美术史上一次可以称之为有序、有质量、有规模的,以传教士为主体的西方艺术的传播运动,但这并非西方绘画艺术首次进入中国。首先,根据确切的文献记载,早在大唐时期,作为西方天主教一支的景教就已传入中国。并且,该教还曾形成一定的规模。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景教也经历了很多曲折和生存危机,但从未从中华大地消失过。本文同时论述了当时作为景教产生地的东罗马的艺术状况。西方最初解释基督教义的文献中就包括类似连环画的书本插图或庙宇壁画。这些插图或壁画又会伴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而扩散。当时的历史文献不仅记载了景教传入中国的这一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描述了随着这一教派一起传入中国的宗教绘画活动。当时的景教寺院中会有教徒进行宗教壁画和人物帝王肖像的创作活动。由此推测,景教入华时,西方释教的艺术图像就已经传入中国。其次,随着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和西亚的贸易也越来越繁荣,中西风格的实用工艺艺术品也随着频繁的商业活动而带给双方,同时在华长期居住的外国人也不断地传播着西方艺术。从宋元时代所保存下来的西方人的墓碑以及一些艺术实物中就可以看到当时的西方艺术在国内的传播状况。这也说明明末的西方绘画艺术入华并不是一个突发的、孤立的艺术事件,而是具有历史上的继承性和连贯性。第二节分析了明代西方绘画艺术在华传播的中国背景。本节从当时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以及人文思想两个方面来论证明末西画东渐时的中国社会背景。第一方面是明朝的对外政策。明朝对外政策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尤其是中国政府对南方沿海贸易地区的管控对策,是西方开启中欧贸易之门的先决因素,也是西方绘画艺术能够进入中国的主要条件。第二个方面是当时的人文思想。明朝人文艺术的特点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级对社会文统的批判性和矛盾性。当时的文人艺术表现出脱离现实社会的内向追求。创作者们强调抒发胸中的逸气和追求虚无缥缈的境界。第三节介绍了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传播西方绘画的历史过程。本节分别论述了利玛窦来华时,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社会背景和宗教背景以及明代欧洲西方传教士进入远东的条件。利玛窦来华时,意大利绘画艺术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为西画东渐运动的进行奠定了基础。第四节介绍了西方绘画进入中国的传播者罗明坚及明末之美学译介。本节内容论述了早期澳门耶稣会的建立过程、罗明坚神父携西方绘画进入内地的传播过程以及明末西方宗教哲学、美学、实用科学等着作的在华译介过程。欧洲文学的译介活动开阔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同时对明末知识分子理解西方艺术也起到重要作用。第二章分析了明入华的西方绘画的审美特点及其传播影响。本章分五节。第一节论述了中国油画家游文辉的《利玛窦像》的审美特点,并详细解析了游文辉《利玛窦像》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美学价值。此画也是迄今能见到的最早的中国人画的油画作品。第二节论述了欧洲传教士画家乔瓦尼的美术活动和传教士倪雅谷的绘画创作,以上两人是明末最着名的西方油画的传播者和践行者。第三节是对现存明代西洋绘画“木美人”的个案分析,虽然此木板“油画”至今具有争议,但被认为是明代绘画实物之一,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第四节论述了明末江南南京一带受西方绘画影响的明代重要画派“波臣派”和其代表画家曾鲸。第五节是对受西方绘画风格影响的明代经典肖像画的审美解析。这些肖像画的构图基本一样,但分别为西方油画和中国画。本节着重论证了西方绘画在明代的具体传播和影响作用,并对其绘画艺术的审美特点作了分析。从客观上讲,这一时期中国传统绘画和西方绘画已经开始了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过程。第三章研讨了西方绘画元素在明末清初外销瓷器中的体现和演变。此一时期西方绘画语言及审美风格对中国的影响还突出表现在占明末中西方贸易重大份额的瓷器绘画上,这也是明清西画东渐在华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初,外销瓷器上的绘画往往是以中国的绘画形式来表现西方的宗教内容,这种表现形式也是后续外销瓷上转向西洋风绘画的开端。本章分四节,详细介绍了明代中西瓷器贸易的背景以及西方艺术元素对瓷器绘画的影响过程等几个方面。明代以后,西方教会定制瓷器的出现,使得传统瓷器绘画日益受到西方绘画元素的影响,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国人也逐渐接受了西方的审美观念。这种受西洋风影响的瓷器绘画的演变一直持续到近代。第四章分析了清代宫廷中不同形式的西式绘画创作,分为三节。第一节论述了欧洲传教士画家在宫廷中所创作的绘画作品的艺术特点及其对传统宫廷绘画的影响。这又是从两方面进行论证的,第一方面,研究了郎世宁的来华及其背景;第二方面,论述了其他西方画家在清宫廷中的创作及其影响。总体内容可以分为五点:1.油画材料的选择;2.对《桐荫仕女图》的解析;3.对传教士画家的介绍;4.西方透视理论在华的传播;5.西方版画在清宫廷中的创作及其影响和清行宫建筑雕塑所受西洋绘画因素的影响。第二节分析了画家郎世宁中西结合的绘画创作及其传播,内容包括“郎世宁花卉和景物的创作分析”“西方绘画因素在郎世宁人物画创作中的分析”“西方绘画因素在历史题材中的渗透和中西绘画技法上的结合分析”等三个方面。第三节探讨了着名传教士画家的宫廷肖像画创作及中西师承关系。第四节的题目为“现海外收藏清朝经典油画和融合西方绘画因素的肖像画分析”,主要对现存意大利、柏林、加拿大博物馆的有关藏品进行了审美分析。第五章的题目为“走向现代美术及美育观:明清西方绘画在华传播的后续影响”,可分为三节。第一节的题目为“明清西方绘画的传播是导致现代美术教育开端的综合因素之一”。此节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分析了西方绘画艺术在南北方传播与影响的不同特点。第二个方面论述了现代美术、美育观念的确立过程。第二节的题目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受西方艺术影响的新式学校和留洋画家”。本节列举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对现代美术教育和培养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新式绘画学校和知名画家。第三节的题目是“新美术运动对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影响”。此节论述了西画东渐运动对新美术运动的影响。在西画东渐过程中,以写实为主的绘画和新美学观念得以确立,这为新美术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新美术运动中,一些有识之士用科学、理性的西方艺术观念改良了传统的中国绘画艺术,使新的艺术教育模式、机构,逐步取代了原有的绘画方法和技术。这极大地推动了新时代的艺术创作及其艺术观念的发展。结语部分总结了西画东渐在中国美术史上的作用和影响。西画东渐不仅改变了明清时期中国绘画的整体创作格局和传统绘画面貌,也对中国现代绘画和艺术观念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对西画东渐演变过程的研究,厘清了该运动的发展过程及其对近现代中国新美术运动的影响。这不仅有利于推进当代的艺术理论建设和思想革新,而且也对当代艺术家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艺术作品有深刻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吴守峰^[6]（2020）在《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李瑞清的书法艺术思想,在中国古代书品论的基础上继承并创新,开创了二十世纪中国书法理论中具有重大影响的“金石学派”。其书法远涉周秦,博综汉魏,正草隶篆,诸体皆备,晚年“纳碑入帖”,笔势雄健,气息苍古,是倡导碑帖相容的践行者。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李瑞清在书法实践中的探索给予很多关注,而其作为碑派发展的阶段性代表人物,其书法实践也受到一定的争议。本文在结合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历史、人文等语境基础上,从书法理论、书法史研究和实践修养的综合视角,系统地阐释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的理论核心及架构。本文不以书法技术讨论为旨归,而是着重追溯李瑞清艺术思想的渊源,重点探析其书法理论思想的基本艺术观点以及发展递衍的脉络体系。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梳理一百年来国内外关于李瑞清研究的重要文献与相关问题,本文的研究意义以及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研究重点。第一章梳理临川李氏谱系群体中既有的人文家学,检视家族文脉带给李瑞清知识架构的渊源;根据历史节点构建其书学分期;通过分析碑学思想的文化背景和尊孔复礼思想的历史环境,阐述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形成的外界影响。第二章主要阐述李瑞清以“气”为核心的审美格调,通过阐释书法审美的“气味”说,诠释李瑞清书法理论和实践中的“书卷气”的内涵与根源,并结合儒家思想道德观点阐述其“书学先贵立品”的书法艺术理论的思想衍递与传承,以及对其“人正笔正”论的历史解读,品察其正心立身的儒家气度与人格修养,丰满地还原李瑞清在社会体制鼎革后“逸”的风骨与境界及“遗”的气节与格调。第三章是本文的重点,主要研讨李瑞清《玉梅花庵书断》中的三个重要思想依据,论述“以器分派”的形式美问题和它的书学史意义;探讨“求分于石、求篆于金”的发展演变及对后世书风的影响;从全局观的角度研究“胸有全纸、目无全字”的艺术箴规。第四章从语言规律的视角,结合形态结构和风格要素解析李瑞清的书法艺术,通过“似欹反正”、“雄浑”与“古厚”的语言要素,具体论证其书学理论的实践价值与创作特点。第五章分析民国早期,上海学界针对“纳碑入帖”的群体认同现象,并以曾煕、沈曾植二人的观点和建议为例,阐释这一书学主张的历史意义,包括其学术思想对弟子李健、胡小石、吕凤子、张大千等四位学者和艺术家的影响;客观揭示其教育改良的“启智”实践带来的进步性以及对南京大学今天书法风气的学术渍染。结语部分概括李瑞清在书学理论上的主要成就,综合评价其在书法史发展中的学术价值,试图从中国整个书学史的高度对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和实践的贡献与局限进行总结。

高梓馨^[7]（2020）在《音乐家丰子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丰子恺是近现代我国具有影响力且学贯中西的艺术通才。在他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中,成就了多领域的事业,如在绘画、文学等方面的造诣可圈可点。但在音乐领域的贡献却未曾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为人所淡忘。他一生承袭师志,致力于推行音乐教育,普及音乐知识,培养艺术人才,是近现代音乐教育领域富有成就的躬行者。他撰写音乐着述,推介西方音乐文化,广泛推进音乐启蒙。兢兢业业执教兴学,不遗余力践行艺术救国理想,在促进我国师范音乐教育,普通学校音乐教育以及社会音乐教育发展方面做出了驰而不息的努力。因此,本文以音乐家丰子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分析和历史研究等方法,就其在音乐领域的实践历程、成就与思想为主线,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历史环境做全方位的考察,力争能够进一步认识丰子恺的艺术道路及其在我国近现代音乐发展事业中所发挥的影响力并给予其公允的历史评价。本文的研究除了绪论外共分为四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拟定音乐家丰子恺作为研究对象的缘由、研究方法、研究现状及创新之处;第一部分阐述了丰子恺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生平经历与人格力量;第二部分讲述的是丰子恺在音乐理论领域的贡献;第三部分讲述了丰子恺的音乐实践与学术活动;第四部分是对丰子恺音乐思想的概括与总结。

邢昊^[8]（2020）在《民国上海绘画社团研究（1912-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时期,上海绘画社团蜂起,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道独特景观。上海绘画社团由萌芽走向成长、兴盛、衰落的历程,见证了民国上海绘画业发展变迁的历史轨迹,在民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国文士阶层自古就有“以文会友”的传统,“或十日一会,或月一寻盟”的雅集现象是文人之间的群体性艺术活动。古代的文人雅集,以游山玩水、书画遣兴与文艺品鉴为主要形式,多以吟诗作赋为主要题材,随意性和自娱性是其主要特征,属于志同道合的松散型结合。进入近代后,以西方列强入侵和西学东渐为外因,国内的重大事件和政治变革为内因,加之地域性的经济文化优势,为上海绘画社团的兴起提供了条件。至1911年清亡前的上海,以文会友的文人雅集还在延续,但也出现了为数不多的带有商业气息的绘画社团。民国以来,上海绘画社团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初期发展、繁荣两个阶段。1912—1928年间,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使得传统的美术观念和绘画艺术遭受巨大的冲击。一批海外学子陆续留学归来,积极投身绘画创作,一批绘画社团得以诞生。这些社团大多借鉴西方,制定章程,组建机构,开展活动,带有了西方近代社团的特征。但这一时期上海绘画社团的数量并不多,延续时间长者少,昙花一现的社团比比皆是。1929—1937年间,随着大量绘画人才的聚集、成长,上海绘画社团进入了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绘画社团数量多,当中不乏持续时间长、影响大的绘画社团如决澜社等。民国上海的绘画社团,既有西画社团,也有国画社团,还有为数不少的社团追求“中西融合”。这些绘画社团,大多在抗战全面爆发后被迫停顿。自成立以来,上海绘画社团开展了大量的活动,主要是创办刊物、出版书籍、召开年会、组织演讲、举办画展。除此之外,还积极助赈救灾、宣传抗战等。绘画社团所开展的活动,为绘画“体制化”的形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民国时期上海的绘画社团,许多是从学校中诞生的,如振青社、东方画会、天马会、摩社产生于上海美专,时代美术社、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产生于中华艺术大学等。人才密集的美术院校成了绘画社团滋生的沃土。晨光、艺苑、白鹅画会等绘画社团,投身美术教育,为推进民国美术教育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民国上海绘画社团的创建者,大多接受过西方熏染,或曾留学日本,或曾求学于欧美。国外各类画派及其理念无疑对这些留学生产生了重要影响。留学生回国后组建或参与绘画社团,将其在国外所学向国内进行了传输,并积极投身“美术革命”。他们大多并不盲目媚外,而是试图结合中国实际,努力探索中国自身的绘画创作,积极探索中国自身的绘画理念。民国时期的上海绘画社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民国美术界产生了积极影响。但限于政局、经费以及内在的一些历史局限,上海绘画社团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发展亦存在诸多的问题,并直接制约了其发展。上海绘画社团兴衰历程,是近代中国民间组织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其经验教训对今天如何发展民间绘画组织,进而推进中国绘画业的健康发展亦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徐亮^[9]（2020）在《海派美术大家哈定研究》文中指出哈定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水彩画家也是海派美术传承的典范,他在美术领域的开拓性与美术教学方面皆有显着的贡献与影响。然而囿于当前国内水彩画史及相关理论梳理的完善程度而形成的历史文化记忆的缺失,对水彩画家个案的价值发掘与定位显得尤其模糊不清。由此,本文以海派大家哈定先生为对象而展开研究,将问题置于具体的历史文化情境之中,以哈定的水彩画创作及观念为中心,分别从知识渊源、风格开拓、审美思辨、画室教学这几个层次展开论证,重新评价其独特的学术风貌,还原部分被历史遮蔽的海派美术资源,对中国水彩画学术历史的完善及海派水彩画的发展具有典型价值和贡献。本文的主体结构共分为四个章节（不含绪论部分）:一.哈定早期的时代影响与思想渊源,二.哈定绘画风格的突破与贡献,三.哈定的艺术观与绘画精神,四.哈定的教学实践及理论贡献。先从时代视角切入,对哈定早期的时势境遇、群体互动、思想接受进行梳理与考证,从文化根源来探寻哈定后来艺术转向与拓进的“线索”。分析其艺术经验与思想形成的两个源头:一是对中国传统及西方文化的自觉吸收,二是受时势、群体等“他律”因素促动而形成的艺术经验,地域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塑造”作用,并阐释哈定与海派群体的交际中形成趋近的“文化性格”及其所肩负的海派文脉的承传责任。接下来,本文依据各时期节点,着重对哈定的创作风格的演变与突破展开研究,梳理哈定风格转型过程中的三个重要特征,即:“师法自然”的写生性风格、“笔墨融合”的意象风格与“关切人生”的边疆人物风格,并放置于中国当代水彩画发展进程中进行比较与考证,对哈定有意识针对民族化、中西融合、主题性等现代美术发展的关键性命题,而开展的自觉探索进行深入研究。从形式分析的角度来看哈定的作品,无论是哪种风格皆呈现出如罗杰·弗莱[1]所说“没有什么东西是惰性”的自觉特点,[2]并带有典型的时代烙印,同时显示出哈定打破既定程式在水彩创作上的本土化命题的开拓。在此基础上,本文更进一步解读沉潜于哈定风格表象下的艺术观念,探索作品背后的精神实质。基于哈定的三个重要风格特征,阐释其如何将西方造型语言与传统文化精神相融合,形成独具思辨性的艺术观念,揭示其对传统审美精神及宇宙人生哲理的深切感悟与融通。通过这种逐层递进的论证方式,对哈定艺术风格及观念的价值定位进行综合性评述。此外,本文还对哈定的美术教学展开研究,哈定画室与同期的私人画室群体共同构成建国初期的一个特殊的教育现象,这也是当前海派美术教育研究中被遮蔽的一段历程,通过分析当时美术教育社会化转型背后的文化定位、政策引导与私人画室的美术教育的联动关系,进一步考证哈定在画室创办中所形成的理念与实践方面的价值与成果,分别对哈定的教学模式、教育主张及理念等方面进行研究,总结哈定的美术教学对海派美术教育的贡献。同时哈定当时编写的两本基础理论教材对几代中国美术家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本文通过对这两本教材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内容设置及理论特点进行考证,帮助我们更深入的认识哈定美术教育的理念及方法价值。综上所述,使我们能够以不同视角,在相应领域获得更进一步的全面而深入认知哈定艺术成就的可能,为当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做补充,通过探讨哈定在水彩画发展过程中对于语言、融合等艺术问题的突破与思考,并结合对他的教育实践及教育理念的阐释,重新发掘海派美术大家哈定先生的艺术价值与历史定位。

陈日红^[10]（2020）在《日本对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图案”一词,最早由日本人将其与英文“DESIGN（设计）”对译而成。自20世纪初作为“新学”从日本传入后,便正式拉开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序幕。从最初的“图案”,发展演变为当下的“艺术设计”,至今已走过百年风雨历程。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工艺图案教育受日本影响较深。从大量史料研究来看,日本自1868年开始推行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目的的明治维新运动,积极吸收西方文明成果。他们通过推行新学制,以传统工艺为基础,融合西方近代设计思想,大力兴办工艺图案教育,并积极参加和举办国际国内博览会,来推动图案事业的发展。且在一批工艺图案教育家的大力倡导和深入研究下,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具有日本特色的图案学和图案教育体系。从而具备了影响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条件。从“甲午”惨败中警醒的国人,不仅看了到新兴工业文明在传统农耕文明面前的优势,更看到了国民教育在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日本成为近代中国主要的学习对象,包括其教育制度。为救亡图存,中国大批有识之士纷纷赴日考察绘画和工艺图案教育,将日本近代《学制》中的工艺图案教育移植到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中,并兴办工艺学堂,在师范学堂中开办图画手工专业,从而催生我国近代正规工艺图案教育的较早萌芽。在“支那保全论”背景下,日本向中国派出百余位教习,深度参与中国新式学堂中手工、图画、工艺和图案等课程的教学。他们将日本较为成熟的图案学科体系、课程模式和教材范本带入中国,为萌芽时期的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注入新的血液。自20世纪初至40年代,一批批中国青年学子在民族危亡时刻,为“实业救国”而东渡扶桑,在日本各学校学习绘画、工艺和图案等专业。尽管他们中只有少部分人克服各种困难完成学业,但数百位留日美术生将日本近代各时期工艺图案教育的最新成果带回国内,并播散之。中国留日美术学生回国后,大部分进入国内正在兴办的各类公立或私立美（艺）术专门学校,有的成为学校创办者而积极倡导工艺图案教育,有的成为图案科教授或主任而躬耕工艺图案教育第一线,实现其“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美育救国”的理想。因有留日经历,故他们在办学模式、学科专业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均移植或模仿日本工艺图案教育体系。这些学校,既为发展中的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培育了师资,也为社会工商业发展培养了急需的实用美术人才。近代各美（艺）术学校均设有工艺图案专业,其师资多为有留日背景者,经过二三十年发展,逐步构建起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体系。在此期间,日文优秀原版工艺图案教材被引进,或被指定为学校教材由日本教习授课,或作为参考书目被一引再引。一些有留日背景或接受过日式图案教育的学者们,或是积极译介日本教材,或是借鉴日本文献编撰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教材。早期图案学家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基础上,并将中国传统艺术理念融入其中,来解析中国传统图案构成原理,并提出“美”与“实用”的图案设计原则,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图案学”理论雏形。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图案学思想,对中国新时期的工艺美术和艺术设计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一直绵延至今。总体观之,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日本对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深度的影响,促成了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体系和图案学的初步形成,为其后中国工艺美术和艺术设计教育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又因在“以日为师”的背景下,不顾国情一味地移植和模仿日本,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导致囫囵吞枣而消化不良,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迟滞和阻碍了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全面发展。

二、论李叔同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贡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李叔同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2）报刊、概念与实践：中国现代美育思潮与社会观念之互动 ——民国初期两种《美育》杂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现代美育实践的发生 ——以“中华美育会”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4）李叔同艺术个性生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明清时期西方绘画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音乐家丰子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民国上海绘画社团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9）海派美术大家哈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日本对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李叔同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贡献（论文参考文献）

• [1]2000—2017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述评[J]. 冯长春. 中国音乐, 2021(06)
• [2]报刊、概念与实践：中国现代美育思潮与社会观念之互动 ——民国初期两种《美育》杂志研究[D]. 丁英英.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3]中国现代美育实践的发生 ——以“中华美育会”为中心的考察[D]. 战红岩.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李叔同艺术个性生成研究[D]. 何连海. 东南大学, 2020(02)
• [5]明清时期西方绘画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研究[D]. 王鹏. 山东大学, 2020(02)
• [6]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研究[D]. 吴守峰. 南京大学, 2020(10)
• [7]音乐家丰子恺研究[D]. 高梓馨.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8]民国上海绘画社团研究（1912-1937）[D]. 邢昊. 河北大学, 2020(03)
• [9]海派美术大家哈定研究[D]. 徐亮. 上海大学, 2020(03)
• [10]日本对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影响[D]. 陈日红.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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