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志”对《典论·论文》的影响

一、试论《人物志》对《典论·论文》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肖雅^[1]（2021）在《吴鼒诗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吴鼒是清代乾嘉时期着名的学者,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文,主要收录在《吴学士诗集》《吴学士文集》和《百萼红词》中,此外,吴鼒编选的骈文选本《八家四六文钞》成为乾嘉时期着名的骈文选本。吴鼒父亲早逝,二十一岁后从学于母舅汪朝绣与表哥汪履基,吴鼒经学得汪朝绣真传,而四六及选学受教于汪履基。鼒尝从朱筠、曾燠等人游学,遍游山水名胜,结交师友。嘉庆己未成进士,选庶吉士。后得体仁阁大学士朱珪器重,名震朝野。吴鼒交游广泛,在朝廷名公、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僧侣、隐士之间优游自在,并对其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年少孤贫,经年漂泊,使得吴鼒性格敏感脆弱,诗歌中有诸多表现人生如寄,时不我待和归隐情结的作品。而作为中国古代传统儒家士大夫,吴鼒关注国情民生,对人民的疾苦感同身受,对清官的廉政称赞不已。诗歌中咏史诗则是吴鼒对当朝统治者的警醒以及对衰世气象的感知,同时其诗歌也不乏对女性的关注。吴鼒诗歌创作想象奇特,比喻等修辞手法的运用十分贴切。其诗歌强烈的主观情感,使读者能够真切感受到吴鼒内心的沉郁。吴鼒效仿韩愈与苏轼的诗歌,体现在叙事性和议论性的增强,内容丰富曲折,富有故事性和主观性。在诗歌的情感基调上,因为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坎坷的经历和敏感的性格,其诗歌呈现出以“沉郁”为主的诗风,无论是古体诗还是近体诗都不乏悲凉情绪的笼罩。吴鼒喜爱骈文,也擅长骈文写作,其《吴学士文集》多为骈体文,根据体裁的不同,其骈文主要包括序跋类、传记类和祭文类,其中序跋类作品是吴鼒骈文中最具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的部分。吴鼒骈文中言辞居要、用典精切、风骨鲠正、尚雅求真、才情兼备的审美追求,形成其简质清刚、沉博绝丽的艺术风貌,对后世的骈文创作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吴鼒选清代骈文大家之作为《八家四六文钞》,是其骈文思想的集中体现,其序言和“八家”题辞,树立了骈文的文体地位。通过后人的评价和大量的注本、续本,《八家四六文钞》的影响可见。

赵宜嘉^[2]（2021）在《魏晋六朝“清”审美范畴研究》文中认为“清”作为中国古典美学中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有着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中国古代文人的心目中,大凡美善的事物一般都具备“清”的特质。“清”这一范畴产生于先秦,经过两汉的发展,到了魏晋时期逐步成熟、正式定型。因此,本文截取魏晋六朝这一时期作为研究范围,对“清”进行内涵及外延的考察,有助于厘清“清”这一审美范畴在魏晋六朝这一成熟定型期的状况,从而为系统把握这一美学范畴奠定基础。在道家思想中,“清”是“道”的外显特征,这也开创了“以水表道”的传统。如果说道家赋予了“清”本体论性质,那么在儒家思想中,“清”则被赋予了价值论的性质,被用作道德评价的标准。在儒家价值体系中,“清士”是对人的要求,“清世”则是对社会政治的要求。魏晋六朝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等因素,玄学得以生成、发展,王弼、何晏等人继承发展了老庄学说,开创了玄学“贵无”的理论体系,在玄学家的视角中,“清”也是玄学本体所具有的特征;此外,玄学家们崇尚朴素清淡之美,这也奠定了魏晋六朝“尚清”的审美趣味。由于时代环境等因素,魏晋士人们主体意识觉醒,他们自觉追求个性的自由与解放,更加注重自身的存在价值。因此,人物品藻之风盛行。可以说,人物品藻是魏晋六朝区别于中国古代其他朝代最显着的特征。而“清”也蕴含在魏晋六朝时期对人物的姿仪、风度、才性、学识、气度、审美等方面的品评中。中国古人多强调人品与文品的统一,因此,以“清”品人投射到文学上,即为以“清”论文。从文学创作论的角度看,魏晋六朝文学家们作文崇尚“清省”之风,即清新简洁、清淡自然、不加雕饰的文风;此外,创作者也讲究诗歌、文章体貌的“风清骨峻”。从文学作品论的角度看,“清”在魏晋六朝时期的山水田园诗和玄言诗的创作中都得到了完美的呈现。从文学批评论的角度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气说”,以“清浊”论文气的标准一经提出,使得后世文人自觉追求“人之气”与“文之气”的和谐统一。结合曹丕在《与吴质书》对建安文人的文学评价,可以窥见,曹丕是主张为文“刚健之气”的。尚“刚健之气”的文学主张也被后世认为是“清气”的典范,衍生出一系列文学概念（风清骨峻等）。“文气说”的提出极大丰富了魏晋六朝文坛“清”审美范畴的内涵。“清”这一范畴在魏晋六朝时期被赋予了审美的意义。此后,经过历代的传承与发展,“清”的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扩展,如唐之“清真”、宋之“淡美”、明清之“厚美”等。“清”这一审美范畴是历久常新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古人尚“清”的传统中寻求借鉴与启发。

刘馨琳^[3]（2020）在《曹丕《典论·论文》研究综述》文中提出学界对于曹丕《典论·论文》研究成果丰富,通过检索相关文献,可将其研究成果分为创作时间研究、文本研究、思想研究、价值研究以及比较研究5个方面。其中文本、价值、思想研究居多,创作时间和比较研究次之,比较研究方面尚未多被涉及,其研究呈现的一些问题值得学界进一步探讨。

徐昌盛^[4]（2020）在《论建安时代偏才论的兴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曹丕《典论·论文》重点关注了当时的作家,构成了最早的作家论,尤其着重论述了作家的偏才情况,代表了当时评论者的共同关切,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偏才论。《典论·论文》是偏才论提出的经典文献,刘劭《人物志》对偏才论进行了理论总结。曹丕与刘劭等人在实践和理论上对偏才的论述,既是汉末以来清谈向名理发展的产物,又呼应了曹操"唯才是用"的人才政策。

曹璐^[5]（2020）在《魏晋六朝尚“清”美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是中国古典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与基本价值取向。本文选取魏晋六朝的“清”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是由于“清”在这一时期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开启了后世尚“清”的审美新风尚,更是因为“清”紧密联结着魏晋六朝的玄学思想,是文人士大夫个体精神旨趣、情感体验和审美爱好的综合表现,它体现着这一时期的时代风貌,体现着这一时期人们最为根本的思想诉求,是一种总的审美趣味。这种审美趣味充分的体现在文学艺术领域中,从内容到形式,从意境到风格,“清”构成了魏晋六朝审美精神的基本价值取向。本文旨在突破学界对魏晋六朝尚“清”审美风格、审美现象的静态描述,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考察魏晋六朝生成尚“清”审美趣味最为根本的内在逻辑和心理根源。在此基础上,梳理研究尚“清”审美理想在微观和宏观上的发展脉络,并触摸到这种发展背后所隐藏的,更深层次的哲学意蕴、人文精神和思想诉求,从而更加深刻的理解魏晋六朝“清”的审美内涵。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从追溯尚“清”意识的思想渊源入手,以儒道两家思想原典为依据,分析、挖掘儒道思想中的尚“清”意识,如此一来,既可以揭示尚“清”审美理想生成的思想渊源与文化基础,也可以更加完整的展示魏晋六朝尚“清”审美现象的历史发展轨迹。第二章详细论述了“清”作为审美趣味在魏晋六朝得以确立,其中最为根本的思维逻辑、心理根源和文化精神,主要从人物品藻、玄学思维模式和清谈文化场域三个层面具体展开。概言之,“清”作为审美趣味,紧密联结着魏晋六朝的玄学思想,体现着这一时期人们最为根本的思想诉求,即对“自然与名教”问题的思考。再加上个人主体意识和非功利性审美意识的觉醒,“清”从“比德”思维模式的束缚下挣脱出来,由具有强烈价值判断性与排他性的道德概念,转变为文人士大夫个体精神旨趣、情感体验和审美爱好的综合表现。这种转变最初是在人物品藻当中萌芽,后又经由玄学思潮的主流价值确证得以确立下来,成为对魏晋六朝艺文制作和人格精神影响甚广的一种审美趣味。而“清谈”则是玄学影响文艺创作最为直接的文化媒介,“清”的审美趣味性特征也正是在这一文化场域中最终形成并得以体现。第三章是本文主体部分。本章运用范畴史的研究方法,考察了“清峻”“清虚”“清省”“清丽”等几个主要的尚“清”审美范畴,这些范畴既可以表明具有稳定性的意义指向,即以“清”为美的基本价值追求,也表示着不同的美学涵义,形成了一个以“清”美为核心的系统的美学范畴群体。通过对这些范畴进行“史”的梳理研究,分析尚“清”审美理想在文学艺术领域内部的多种拓展形态及其审美内涵。一方面,可以从微观上厘清每种尚“清”审美形态的发展脉络,了解不同哲学思维模式和士人精神状态对尚“清”审美理想形成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从宏观上见出尚“清”审美理想在魏晋六朝的整体发展与变化,即大体上呈现出一种由重到轻、由实到虚的发展趋势。这固然与文人心态和社会环境的转变有关,但它更与哲学思潮的发展有关,与人们对“自然与名教”问题的理解有关。可以说,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们对于“清”的崇尚和理解都是在对“自然与名教”问题的探讨中形成的。第四章扼要论述了唐宋元明清的尚“清”意识及其审美特征,从中见出尚“清”审美理想在后世的发展与流变。唐代之“清真”“清奇”,宋代之“平淡”“清空”,明清之际的“清雅”“清远”“清厚”等等,无一不是延续六朝尚“清”审美理想,又根据不同的时代精神,完成了“清”中之变。

包亚峰^[6]（2020）在《刘劭《人物志》审美观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汉末魏初刘劭的《人物志》是对汉代察举实践的理论总结,具有系统的逻辑体系,《人物志》也包含着刘劭对人物审美重心变化的认识。就“人”的审美来讲,在先秦,主要为政治上的王道、霸道、无为等主张服务,个体的差异性被忽略,而人的个性处于被隐蔽的状态,因此审美集中表现在少数出类拔萃者的主观精神上;到了汉末,刘劭在宇宙生成理论、官吏察举实践的基础上,借鉴阴阳五行学说与“气化”美学思想,实现对各家思想的融合与创新,故刘劭的《人物志》对于审美而言,审美重心由先秦对道德的关注转为对才性的关注,进而对人“风韵神味”的审美关注。在这个转化中,人的个性被重视,人的自身成为审美的对象。论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绪论是对刘劭及《人物志》的简单概述以及学界目前的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正文共三章分别论述《人物志》的审美观念,结语是对研究的总结以及本文的不足之处。具体而言,绪论主要介绍刘劭及《人物志》,首先梳理了刘劭的理论着作及《人物志》的版本流传,其次梳理了《人物志》的研究现状,概括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一章论述刘劭以人为核心审美观念的时代贡献,人的自身成为审美的核心为魏晋精神与艺术的自觉奠定了基石,刘劭对人的关注具体为对哲学本体、自身构成、才性变化等的关注,以及《人物志》与汉末魏初政治思想和时代精神的关系,从政治实践和学术思潮论述《人物志》的理论成就,因此突出人的美学价值,可以看到刘劭对汉代“气化”美学思想的借鉴和对东汉谶纬神秘风气束缚的超越、因此辩证地看待理论形态和性情变化的关系,故对差异性的个性之美给予关注,突出对才性之智与人格之美的挖掘。第二章论述《人物志》在人物审美领域影响了魏晋文人品藻的审美倾向,《人物志》不仅是对才性品鉴的理论总结,而且开拓了人物品评的审美方向。首先《人物志》把人物性情、形神归为阴阳二气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气”的人物审美品评体系,其次《人物志》包含着刘劭对性、情、德、美、神气、神味的独特认识。此外,也论述了《人物志》“气化”美学的时代成就,为了更好地理解刘劭的理论创新,因此从东汉谶纬之风的角度入手,理解其对谶纬风气的超越,刘劭把汉代“气论”的形式融入到人物骨血与个性中,是对儒家“和”之美学观念的认同,即对政治功利与审美追求的时代中和。第三章论述《人物志》“气化”观念下“英雄”与“圣人”的审美形态,汉末至魏初是“英雄”审美形态成型的关键时期,刘劭用阴阳二气的二分法,结合人物审美的自觉性与政治性,使“英雄”的审美形态更加明确和具有价值导向。就古典美学发展而言,“英雄”的审美形态是对汉代美学的继承,刘劭用“壮美”衔接了汉代“以悲为美”的美学主题。刘劭对“英雄”审美形态的开拓,导向了魏晋后期人物审美中壮美与俊美的衍生,对后世人物品评中的形神与价值相关联的审美品鉴风气产生了影响。“圣人”的审美形态,介绍了刘劭的圣人观念。就《人物志》而言,刘劭在诸多零碎的理论形态中建构了体系化的“圣人”审美形态,总体表达出对“圣人”理想型人格的向往以及圣人不可学不可至的时代局限。

朱彧舟^[7]（2020）在《魏晋南北朝“品”论的审美及影响》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传统文艺在演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概念、范畴,并以此为根基演化出了独具中国民族审美特色的理论体系,从多方面显现着中国传统文艺发展的进程。立足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开阔视野,对文艺理论的范畴形成一种多向的研究形式,是深化对传统文艺样态及其审美理论范畴研究的必由之路。“品”作为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体系中与审美密切相关的重要范畴,以“品”论艺是中国传统文艺审美鉴赏的普遍现象,是极具生命性与民族性的思维范式。“品”论具有的丰富形态、独特的品评形式及所蕴含的强烈人文情怀倾向、深厚的哲学思想背景,都使其成为极具研究价值的对象。艺术家在艺术品评过程中按照自我情思和审美理念,挥毫泼墨,将自我的主体生命力外化成为审美意象,这种人化的审美品评范式对于中国传统文艺品评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而纵观中国历史,魏晋南北朝因其形成的文化自觉的主体性,成为中国文艺品评研究不可忽视的部分。这种主体性所显现的清晰痕迹,使得文艺品评必然伴随主体存在,成为一种人的存在模式,即品评的本质并不是在于艺术本身,而是归根于人及生命意象的存在。在魏晋南北朝“品”论由政治化向审美化转变的过程中,作为人化审美品评的范畴,筋、骨、血、肉到气、韵、神、逸等都在中国文艺品评的人化意喻体系中得到有效的诠释,进而在文艺品评者与文艺作品之间架构起一座由艺术直接观悟生命的桥梁。这种拟人化审美品评范式无疑为创作者与作品、品评者与作品、创作者与品评者之间的多维度对话及跨越时空的通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对魏晋南北朝“品”论独特的人化审美品评范式进行探究具有不俗的价值。对魏晋南北朝“品”论的审美及影响的研究主要将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论述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环境对“品”论发展的影响。主要以文化背景立足,即从历史趋势、文化思潮、哲学思想、时代风气、艺术观念等分析早期“品”论的内涵与发展。具体从思想底蕴和社会背景两大层面阐释,“品”论的发展及其内在特性的产生和变化是受特定时期的政治观念及思想潮流状况决定的。第二部分论述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品”由政治化向审美化演变的过程。此部分主要涉及秦汉重德的人伦鉴识、汉末三国重才性的人物品评、魏晋以来重审美的人物品藻以及对代表性品评着述的分析。第三部分论述魏晋南北朝“品”论的审美范式。此部分首先阐述中国传统身体观与魏晋南北朝“品”论的关联性,其次论述魏晋南北朝“品”论审美独特的特征,即人化的审美品评范式,包括人化品评采用的范畴分析（此类范畴深受人物品评风气的影响,与人物品评密切关联）、“品”论的人化范式在魏晋南北朝文艺品评中的出场及影响、“品”论人化审美思想的生发过程。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中国传统文艺理论“品”论的审美活动“品评”与西方文艺批评的区别,以及“品”论人化审美范式对当代文艺创作鉴赏的启示。

李春霞^[8]（2019）在《傅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傅玄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傅玄是魏晋之际重要的作家代表,他不仅创作了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子书《傅子》,而且有数量较多的诗、赋、文等文学作品存世。历来对傅玄的研究,关注局部的较多,系统化研究的较少。因此,对傅玄进行综合性研究还存在较大的空间。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分为上编傅玄及其《傅子》研究和下编傅玄文学创作研究两大部分,各四章,共八章。第一章傅玄人格精神、任职和着述情况考论。傅玄人格精神具有崇儒尚学、奖掖后进,务实建言、机敏通变,刚直火暴、缺乏雅量的特征。其人格精神的形成除受傅氏家风传承的影响外,还与个人经历的地理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傅玄一生经历汉末、曹魏和晋初三个时期,高平陵政变之后,他在学术背景的相似性以及利益一致性的双重作用下转投司马氏集团。他务实建言,对时政多有匡扶,实现了由寒素位至通显的人生逆转。傅玄着述丰富,不但着有数十万言的子书《傅子》,而且创作卷帙宏富的诗赋文集。但由于《傅子》与《傅玄集》在后期散佚严重,后人对其展开辑佚工作。《傅子》的辑佚工作开始于清代,辑本中较好的有方濬师本、叶德辉本、严可均本等,以严氏本运用最广。《傅玄集》的辑佚整理工作开始于明代,清代辑佚者在明人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整理工作。第二章傅玄《傅子》创作环境与思想特征论析。《傅子》创作与当时的学术思想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密切相关。曹魏时文学自觉与文章地位的提高,对傅玄创作《傅子》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魏晋时期,随着法、道等思想的抬头,儒学不再如两汉定为一尊,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思想特征。《傅子》在思想上呈现出对各家思想兼容博取的特征,是与这一思想多元化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魏晋统治者不但重视法纪,多次讨论肉刑废兴问题,而且在人才任用上,针对汉末吏选弊端与魏初人才政策得失围绕才性“四本”问题展开讨论;同时,魏晋时两次政权更迭,基于政权建构的需要,这一时期的礼学建设成绩显着。以上内容也都在《傅子》中有重要反映。由于魏晋世风浮华,《傅子》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社会批判性特征。《傅子》虽具有对各家思想兼容的多元化特征,但在思想性质归属上,《傅子》具有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并兼取名、法等其它各家思想的特征。第三章傅玄《傅子》与魏晋儒家政治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汉代儒学,在汉末吏选危机、社会纲纪混乱以及两次党锢之祸中逐渐走向衰落。魏晋时,儒学虽不再处于一尊地位,但其在政治上的实际影响力并没有下降。针对汉末儒学弊端,一方面,傅玄等人吸收名、法思想,建立起德才兼备、量才与督责并重的新的人才吏选思想,对传统儒家人才思想的弊端进行了修正;另一方面,傅玄在前人对礼法、刑赏等问题讨论的基础上,援法入儒,建立起以儒融法、儒法相济的礼法政治思想,使魏晋儒家政治思想在具体政治实践中更加具有兼容性与通变性。从而更好地适应了新的时代要求。第四章傅玄《傅子》的文学特征。《傅子》具有浓郁的文学性,从《傅子》中直接体现的文学观点来看,具有明显的宗经意识与重视文采的特点。从《傅子》中不同体例内容来看,内篇属于政论文的部分,不仅具有主题明确、多种论证方法相结合的特点,而且具有构句之法形式多样、善于辩难与语言质朴朗畅的特征。其它有关“三国人物传记”的内容,在叙事思想上具有尚仁德、重信义;尚质实、轻巧言的特点;在叙事方法上具有直接叙事与推衍叙事相结合的特征。第五章傅玄诗歌研究。傅玄诗歌在主题上可以分为庙堂雅诗、女性主题诗、纪实诗与咏怀诗三个部分。傅玄是司马氏集团的得力干将,他本身博学解钟律,这使其成为西晋开国制礼作乐的不二人选。傅玄创作了数量较大的庙堂雅诗,这些诗歌具有颂美、劝谏与征实相结合的创作特征。傅玄女性主题诗歌具有关注视角深广、重视教化的创作特征。而且,傅玄柔婉情深的女性诗歌与其刚直、儒行的人格精神具有内在渊源上的一致性。傅玄纪实诗与咏怀诗真实、直接地表现了他的情感世界。与建安诗歌清刚劲健的充实之美相较,傅玄诗歌一方面在艺术感染力上呈现出“风力”下降的“力柔”趋势,这是傅玄诗风不同于建安诗歌的地方;另一方面,在诗歌创作中,傅玄重视人工“思力”而使其诗歌呈现出“采缛”的特征,这对西晋诗风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导引意义。第六章傅玄辞赋研究。傅玄现存辞赋约六十篇,内容以咏物为主。在汉魏求实诚、讲真美的世风与魏晋尚实才、重博物的时代风气影响之下,傅玄辞赋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征实化特征。魏晋之时,随着文士生命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文学自觉的出现,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在题材上逐步贴近文士自身的日常世俗生活,在创作上更加注重艺术技巧的展示,从而使文学作品呈现出世俗化、繁缛化的创作倾向。傅玄辞赋中出现的世俗化、精致化的创作特征正是在这一背景的影响下显露出来的。傅玄辞赋体物细腻,重视生活气息和情趣等特点,不但对汉代咏物赋有所超越,而且也影响到西晋咏物赋的风貌。魏晋时期诗歌句式与散文的骈偶化文风对赋体创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建安时已经出现杂言诗句入赋体的现象,魏晋之际傅玄的赋作中更是较早的出现了以整齐的七言诗句入赋体的现象,这对刘宋之后大量诗体赋的出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七章傅玄散文研究。本章主要以傅玄创作的箴、铭、奏疏和赋序为研究对象。傅玄箴、铭文大部分作品延续了这一文体传统的警戒功能。由于傅玄是一位较为传统的儒者,他大量的箴、铭作品均表现出君子戒己修身的内容特征。这与《傅子》中表现君子修身的内容可以相互发明。傅玄箴、铭作品整体上体现出温润义雅的艺术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傅玄的铭文作品,在大部分延续传统的规诫功能以外,又有部分作品表现出较单纯的赋物写景新功能,在这部分题咏式铭文作品中,传统的铭刻行为开始弱化,作品整体上呈现出由非文学应用文向文学美文过度的特征。傅玄奏疏文在内容上主要是针对时弊提出的建议和具体的改进措施,体现了傅玄的儒家忧世情怀与务实作风。第八章傅玄文学理论研究。傅玄文学理论主要表现在文学创作论与文体论两个方面。傅玄的文学创作思想主要体现在“承流而作”与“引源而广”两个方面。“承流而作”侧重宗经与模拟,“引源而广”注重通变与创新。受其影响,傅玄在文学创作上呈现出模拟与创新共存的特点。此外,在文学创作倾向上表现出教化与娱乐兼具的特征。而且,不同文学体裁表现的侧重点也不同。再者,魏晋时期,傅玄较早在其作品序文中表现出对文体的关注,并形成了系统的文体论。傅玄文体论的生成与其重视模拟的文学创作特征密切相关。而且,傅玄文体论在研究内容上已涉及到源流论、风格论、作家作品论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已具有“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敷理以举统、选文以定篇”的最初形态,已初步架构起文体论研究的基本范式。傅玄文体论对之后的文学批评着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涂庆红^[9]（2020）在《清代巴蜀方志文学文献专题研究》文中指出清代巴蜀方志存量大,文学文献丰富,可分为清本朝和清以前两类。由於清代方志绝大多数为单刻,不存在祖本、校本之分,本朝文学文献在版本、校勘、辨伪、1佚等问题上资料很少。故从目录、校勘、考证方面对巴蜀方志中清以前文学文献进行研究;从编纂、提要、作家部分侧重对明清文学文献进行研究。文学文献散见於方志的各类目中,厘清方志文学文献的分布与存现是研究的基础。从分布来看,巴蜀方志中的文学文献多集中在“艺文志”“经籍志”“金石志”“人物志”“地理志”等五个类目,着录的类型与体例并不一致,文本表现形式也不相同。将巴蜀方志中文学书目与63部目录专书做对比,发现在书目题名与卷帙上均有很多不同。36部同名异作主要是因为不同时代命名方式不同产生,仅1部书题名为记载错误。47部同作异卷是由於误载、重刊、散佚等原因。查阅各类古籍数据库、各大图书馆资源,推断出已亡佚书籍25部,整理出仅存在方志中的明清文学书目474部,可以成为巴蜀文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巴蜀方志书目提要撰写方式有转录前代目录书提要、摘录他书资料形成提要、自行撰写提要等方式。方志书目提要体例上受《文献通考》影响较大,内容上则主要依赖《四库全书总目》。所有府县志中,光绪《井研县志》的提要编纂最为出色,可以成为府县志书目提要编写的典范。巴蜀方志中的作品来源驳杂,部分作品在转录过程中也出现)误、错漏。对雍正《四川通志·艺文志》中的“诗”“赋”部分进行校勘後,共纠正)误73例,其中题名12例,作者10例,内容)误51例。补充脱文18例,考证衍文4例,纠正倒文1例,补充阙文1例。研究中发现方志因袭性强,清代巴蜀方志中的“艺文志”与前代方志及嘉靖《四川总志·全蜀艺文志》有极大的相似性。嘉庆《四川通志·经籍志》中667位本籍作家的时代分布不平衡。宋、明、清作家数量多,但汉、唐、宋作家影响力大。地域分布以川西成都府为分布重心,元代以前川西、川中北作家多,川南、川东较少,明代开始,作家分布开始向川南、川东迁移,地域差异逐渐缩减。作家时代、地域分布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原因,也与刻书、藏书业发展,教育资源及文学家影响力等因素相关。巴蜀方志中书目记载、提要内容、作者相关信息部分与其他书籍记载有差异,对这些差异进行了辨析与考证,纠正了书籍提要、作者籍贯、相关资料中的错误,厘清了各书籍与作品的归属问题。

李韬^[10]（2016）在《中国古代艺术理论范畴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古代艺术理论范畴是中国古代艺术观念的纽结。艺术范畴研究要以艺术学理论的宏通视野,通过文献梳理、跨学科的方法,结合艺术史和文化史的史实,探讨艺术的文化要素、历史语境和生命精神；在此基础上横断切入,以重要的艺术史观念为对象,寻绎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中最普遍、最根本的艺术观念,揭示中国古代艺术发展的共通性和一般规律。这也是对在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以后,中国古代艺术观念的核心范畴所进行的探索和尝试。中国古代艺术理论范畴主要是由本体论范畴、认识论范畴和价值论范畴所构成。本体论范畴是道、气和象。道是中国哲学中的最高概念,它也是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的根本范畴之一。道和艺的结合是人的理性和感性和谐发展的必然结果。没有道的艺,艺便缺少灵魂和方向；离开艺的道,道便丧失途径和手段。如果说道是宇宙万物总的根源和本体,那么气则是具体之物的本质或本根。艺范畴中的所有构成要素的本质是气,听觉、嗅觉、视觉和触觉乃至人本身都是气所构成。人的感觉器官具有生物的直接性和社会的历史性,前者不假它物直接感受这个世界,后者积淀人类的情感、情绪和认识形成具体的知识。中国古代艺术是古代人感受这个世界,并把这种感受具形化为可以直接感知的对象的结果。气是构成生物性人的基本元素,也是构成世界的基本要素。艺术是对这个世界社会的、情感的和审美的反映。气成为艺术的本体范畴是由气的特性和中国古代艺术生命性特质所决定。如果说道是古代艺术“形而上”的本体,气是其“形而下”的本质；那么象则是艺术的形式本体。象范畴使艺术成为艺术,使人直接通过它来把捉生命本身的生气和生意。象范畴使气的实在性和道的超越性最终成为可以被认识和感知的对象。那么具体的艺术活动是如何达到对道、气和象这些艺术本体的认识呢?中国古代艺术有着悠久的“言志”和“缘情”的传统,《周易》的“真情”、《论语》的“仁爱”和《庄子》的“无情”构成了中国古代艺术求真、向善、爱美三个维度。情志的完美结合是艺术表达的中心观念,“道始于情”（《性自命出》）,而道也终结于“情”；“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儒道两家在此达到了高度统一,艺术通过审美之心和道德之心的营构通达道的境界。人是由身和心所构成,中国古代艺术家把这种观念宇宙化后即认为人所创造的艺术和人本身是同构的,是由“形”和“神”两个方面所构成。艺术创作的过程是形和神的不断地熔铸、交汇和对话的过程：艺术家由最初的情志意趣的表达到艺术品的物化形态的出现是由神塑形,而鉴赏家则相反,他们从艺术的形象出发,结合自我的情趣志意和“前见”,完成对艺术品的再创造,这是由形而见神的过程。神何以能塑形?形何以能见神?前者是人“表达欲”和“对象化”的本能所致,后者则是对意义追问的结果。艺术之形的追问可以达到庄子的“象罔”之境,而“象罔”可以得“玄珠”,因此形的超越即可达到道境。从神的本义来说,它是对“万物为什么是这样”的回答,而道则是对世界整体根源的发掘。“文以载道”的观念尽管老套,但它彰明了超越之路：“形以载神”也不新鲜,但它开启了妙写的坦途。虚实范畴较艺术中的情志、形神范畴具有更大的涵括力。艺术的本质特性是它的审美性和精神性,这是艺术的虚的部分。艺术实的部分是它的物质实体。在这个实的部分中还是可以继续分出虚实的层次来。画面的空白是虚,而色彩是实；音乐中的中断为虚,而连续为实；戏曲中的顿挫为虚,而连续为实；舞蹈中的运动为实,而静止为虚等等。中国古代艺术范畴中虚实问题发展到极端就成为有无问题,诸如“无声之乐”、“大象无形”、“大音希声”、“不着文字”、“刻雕众形而不为巧”等观念。这些道家观念的本意并不是要取消艺术及其形式,从而把人回归到完全自然的状态,而是为了在遵从自然的前提下去“为”。老子的“希言自然”就是主张统治者不要妄为教令而要顺任自然地去“为”。道家和儒家均根植于人生和社会而立论,他们的观点在“希言自然”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这种思想对艺术虚实观有着深远的影响,不管是“错彩镂金”之美还是“出水芙蓉”之美,也不管是社会道德之美还是造化情志之美,只要是宛若天成而不扭捏作态的艺术,儒道两家都是赞赏的。中国古代哲学不同于西方古代哲学,它所解决的问题不是“思”与“在”的矛盾,而是“身”与“道”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艺术的核心价值是乐心和明道。艺术的过程也就是修身、养性,从而达到身心的悦适,以致明道的过程。雅俗的根本矛盾在于艺术家的人格,人品高则艺必雅,反之则俗。儒家的善美和道家的真美,前者重视艺术的伦理价值,后者重视艺术的审美价值,但它们都统一于天与人、知与行、情与景合一的结构之中：至善尽美则是他们共同的思想旨趣。

二、试论《人物志》对《典论·论文》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人物志》对《典论·论文》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吴鼒诗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魏晋六朝“清”审美范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曹丕《典论·论文》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4）论建安时代偏才论的兴起（论文提纲范文）

（5）魏晋六朝尚“清”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刘劭《人物志》审美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魏晋南北朝“品”论的审美及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8）傅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清代巴蜀方志文学文献专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古代艺术理论范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论《人物志》对《典论·论文》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吴鼒诗文研究[D]. 肖雅. 闽南师范大学, 2021(02)
• [2]魏晋六朝“清”审美范畴研究[D]. 赵宜嘉. 扬州大学, 2021(09)
• [3]曹丕《典论·论文》研究综述[J]. 刘馨琳.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20(03)
• [4]论建安时代偏才论的兴起[J]. 徐昌盛.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4)
• [5]魏晋六朝尚“清”美学研究[D]. 曹璐. 山西大学, 2020(10)
• [6]刘劭《人物志》审美观念研究[D]. 包亚峰.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7]魏晋南北朝“品”论的审美及影响[D]. 朱彧舟. 四川音乐学院, 2020(08)
• [8]傅玄研究[D]. 李春霞.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9]清代巴蜀方志文学文献专题研究[D]. 涂庆红.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10]中国古代艺术理论范畴研究[D]. 李韬. 东南大学, 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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