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篇：静夜纪念

一、断章:静夜里的纪念（论文文献综述）

刘恩波^[1]（2021）在《隔世的传唱——阅读马骅》文中认为马骅生命终结那年才32岁,这是一个延迟很久的消息。我认知马骅是2015年买到《雪山短歌》之后。作为读者,这迟到的阅读,给人的感觉像是马骅的一次再生,我们得以在《雪山短歌》中与他相识、相知,或者重逢。重逢的意思是,好像自己的生命中早就应该有这样一位诗人朋友。

张婷^[2]（2020）在《语言学视角下的顾城诗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顾城是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一生当中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歌。在不同的创作阶段,其诗歌语言有着不同的特征。我们在词汇学、功能语言学的语域理论的指导下,采用统计归纳法、文献研究法、描写与阐释相结合的方法,对顾城诗歌语言进行研究。在词类范畴中,名词是变化最快的一个词类,通过对事物、行为的指称,可能呈现出诗人所看到的、所联想到的事物或事件,从而反映出他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所以选择顾城四个创作阶段中一定数量的高频名词,从词频分布和语义分布对它们进行分析。再以每个阶段中最高词频的词作为突破口,将它们作为主要意象出现的诗歌作为分析样本,运用语域理论对这些诗歌进一步分析,由词上升至诗篇,来看作者的思想情感是如何贯穿其一生的创作过程。通过客观呈现顾城不同创作阶段诗歌作品中的高频名词,从词来窥探诗人创作语言的规律现象。再利用词作为分析工具,运用相关理论对相应诗歌进行了诗篇分析,对顾城诗歌语言的研究达到了点与面的结合。文章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四章。绪论主要阐明选题缘由,梳理诗歌语言的研究现状,整理提炼关于顾城诗歌的研究成果,介绍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语域理论及其应用,阐明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对语料及数据等做出说明。第一章分析了顾城前期诗歌高频名词特点。包括自然阶段和文化阶段顾城诗歌中的高频名词,从词频分布和语义分布两个角度对它们进行分析,再分别以两个阶段中词频最高的“梦”和“太阳”为例,考察它们的在诗歌中的使用情况。顾城前期诗歌中的名词以自然事物为主,诗歌语言童话色彩浓厚。第二章分析了顾城后期诗歌高频名词特点。整理罗列了“反文化”阶段和无我阶段顾城诗歌中的高频名词,依然从词频分布和语义分布两方面考察这些词的特点,分别以两个阶段中词频最高的“愿望”和“梦”为例,分析其使用情况。对比前期的分析可知,顾城后期诗歌的高频名词保留着前期的印记,但是创作时代和诗人经历的不同也通过这些高频名词反映了出来,其中一些名词所承载的情感内涵也发生了明显的迁移变化。第三章以前两章为前提,从语域理论探讨了顾城部分诗歌语言的内涵。从语场、语旨、语式三个方面对顾城每个阶段的样本诗歌的语篇进行了整体剖析,从概念分析出发,再联系其反映出的语言功能,对顾城诗歌语言特征有了总体的把握,充实了关于高频名词特点的分析论证。第四章以顾城的两首诗歌《生命幻想曲》和《我要成为太阳》为例进行语域分析。从语言学的角度,探析了两首诗歌的主要内容和主旨情感,并验证语域理论对于分析诗歌语言的可行性。

杨绍军^[3]（2019）在《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文中认为西南联大作为抗战时期的高等学府,在鸡鸣不已、风雨如晦的战争年代,西南联大坚持刚毅坚卓的校训,为国家保存了民族文化的血脉,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成为了中国高等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奇迹。自1937年8月国民政府设置长沙临大到1946年7月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复校,中国作家对以西南联大为背景或发生地（长沙、衡山、昆明、蒙自等）的创作,以及以西南联大历史为题材的写作,形成了数量众多、异彩纷呈,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的文学作品,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表现空间和历史图景。在80多年的时间里,西南联大被不断的叙述、想象建构,在不同时代的作家和作品中得以反复呈现,其间经历了萌发期、勃发期和兴盛期。在1930年代到1970年代的西南联大文学书写中,威廉·燕卜荪、穆旦、杜运燮、冯至、郑敏、周定一等诗人对战争年代的流亡体验和流亡生活进行了表现,也对师生情谊、家国情怀和战争与死亡等进行了描绘,推动了 19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高峰;朱自清、沈从文、罗常培、曾昭抡、费孝通等作家、学者不仅描写了战乱时期的离乱生活和云南的自然风物,还对边地形象进行了想象建构,写出了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王力和钱锺书的作品将知识与典故集合起来,对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现实作了思考,成为战时学者散文的代表;作为长篇小说的《未央歌》和《长夜》,由于作者叙事动机不同,前者以情调风格见长,再现了“青春未央”的西南联大,而后者则用象征隐喻,描述了西南联大的“漫漫长夜”。纵观这一时期的创作,由于知识分子内迁或者说南渡,他们在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时空的转换,这种流亡体验既扩大了他们的生活视野,也丰富了他们的创作素材,集中对遍地烽火、离乱迁徙、战争记忆、弦歌不辍等进行了呈现。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西南联大书写中,汪曾祺、宗璞、冯至、冯友兰、金岳霖、钱穆等作家、学者对战争时期跑警报、泡茶馆和战乱中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进行了描绘,其间充满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和体验、反思,成为他们写得最好、写得最精彩的作品;郑敏、杜运燮、赵瑞蕻、唐湜等诗人的作品对西南联大进行了礼赞,缅怀和追忆了西南联大的师友,将西南联大师生的精神和风采进行了表达;宗璞《南渡记》以家族关系来结构小说模式,塑造了众多形象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进行了描述。在这些作品中,不同的书写者将个人记忆与集体叙事、战争记忆与老年叙事融合在一切,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人事进行了书写,提供了考察20世纪知识分子生命历程的重要文本。在新世纪以来的西南联大书写中,许渊冲、赵瑞蕻的散文和浦薛凤、何兆武、任继愈、陈岱孙、陈达等的回忆录或自传,对西南联大师友和昆明的生活进行了追忆,也对西南联大的精神进行了揭示,还对西南联大的人物进行了评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宗璞《东藏记》、《西征记》和《北归记》实现了对西南联大的史诗性建构,对偏安昆明的世情和浪漫、滇西大反攻的悲壮与豪情、青年一代的选择和爱情等进行了描写和呈现,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董易《流星群》写到了西南联大青年和地下党员的生活和斗争,突破了传统革命文学的叙事,重现了西南联大青年的“青春之歌”;海男《穿越西南联大挽歌》和《梦书:西南联大》以西南联大师生作为描述对象,完整地书写了西南联大的历史,用诗化的语言建构了文学中的西南联大。这一时期西南联大的书写者不再限于西南联大师生,他们对西南联大的书写内容更为宏大、语言形式探索不断创新,使得作为镜像的西南联大变得更加生动和形象。可以说,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融合了历史与现代的交融互动,其中有笳吹弦诵、弦歌不辍的描写,也有家国情怀、书生报国的展示,更有战争记忆、边地形象的建构,也有浪漫性、传奇性和民间性、现代性的关联。在不同的时代,中国作家对西南联大的书写,使得西南联大的想象建构不断被发现或重复,作家再现了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以生命践行的内地流亡,重构了他们体验自由/独立、高贵/卑微、牺牲/苟全的生命历程,书写了 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现实图景。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作家、诗人、学者也对中国现代教育和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回顾、反思。因此,西南联大虽然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需要坚持西南联大的精神和理想,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民族精神、高尚思想和人格风范应该被传承下来。可以说,对西南联大的书写,还会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延续发展和不断重现,成为常说常新、层出不穷的历史话题。

陈毓^[4]（2018）在《凤凰飞(微篇小说)》文中认为老远就闻见牛的气味,但牛的女主人莫凤珍闻不见,或许闻见而不觉得惊怪。莫凤珍和老伴和牛住在一个屋子里,牛是小牛犊,显然生长得好,皮毛光滑水亮,两只大眼睛见我们一群人,活泼泼地动。白天牛被拴在室外,在窗底下吃草喝水。我们走进这户农家的时候小牛正在吃草,见我们,好奇打望,见我们进屋,也想跟进屋,奈何受牛绳牵制,进不得,就探半个脑袋过来,用一只眼睛看人。见我们走出屋外,牛复归吃草,很大方地哗哗撒尿。

张婧^[5]（2018）在《台静农古典文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二十世纪为数不多的学艺兼修的文艺批评家,台静农在小说创作、古典文学研究与民俗学考证等方面均有突出成就。然因两岸睽隔,大陆学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其小说创作等有所关注,对其大量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成果及学术思想涉及无多。本文即着力围绕其古典文学学术成果,探讨其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等诸多方面的学术思想。全文由五章内容构成,从台静农早年的求学经历说起,明确其问学经历与学术交游对其学术观念的确立与学术方法的形成有何影响。继而对其诗学思想进行探讨,台静农在诗歌的阐释与批评方面有其明确而独立的追求,通过对其诗学批评思想与诗歌审美观的考察与提炼,既可见出鲁迅对其影响,亦可见出其对于晚明遗民文学的偏好。台静农是一位具有明确的文学史观的文学史家,在写作文学史之前便对研治文学史的方法进行过系统反思,并写就了《中国文学史方法论》,因而其文学史思想是颇为值得关注的。北大国学门问学时期,台静农曾在风俗调查会兼职,也曾受常惠之请回到家乡霍丘收集民歌并对之进行整理,因而对民俗学亦是深有研究,且有意识地将民俗学考证的思路运用到古典文学研究中,丰富了古典文学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手段。缘此,对台静农一生的研究经历及研究成果进行全面回顾,发掘其中隐含的学术思想、学术方法,进而对其学术意义进行反思是本文的目的与价值所在。

张璐^[6]（2018）在《晚清到1940年代中国汉语新诗的音乐性研究》文中认为长期以来,现代诗学对汉语新诗音乐性的探讨都主要聚焦于离开乐调而表现在文字本身的“徒诗”的音乐性;尽管近十几年来学界出现了对现代“歌诗”问题的关注,但迄今鲜有对中国现代歌诗音乐性的深入研究报道,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重要问题。本文在重新发掘整理相关史料和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试图突破现代诗学对诗歌音乐性现有的批评模式,将晚清到1940年代的白话“新徒诗”和“新歌诗”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二者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汉语新诗的音乐性。其中,本文所探讨的“歌诗”主要是可歌唱的文人诗,强调“歌性-诗性”与“合乐”的理想文类旨趣;而“新诗”并不专指“五四”以来的“新诗”,而是指晚清到19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新事物、新观念时重新看待白话汉语诗歌而进行的新徒诗和新歌诗的创作实践。本文的资料来源于山东省博物馆、中央音乐学院、国家图书馆的珍贵馆藏资料,以及在台湾地区、英国、美国当地搜集到的一手资料。在这样的研究思路和视角下,一些之前诗学界鲜有涉及但却十分重要的问题就被包罗进来,而一些已被讨论的问题又重新获得了新的诠释。本文的研究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探究中国诗歌的音乐性传统及其核心因素。根据古文字语言学对“诗”、“志”、“兴”字的考辨、陈世骧有关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原兴”等重要的古典诗学论说以及1980年代以来古代诗学对“歌诗”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将“兴”因素作为中国诗歌音乐性传统的核心和源动力;而中国诗歌的音乐性传统,正是在“兴”的作用下,通过“歌性-诗性”的音乐性语言进行以“言志”与“缘情”为“目的价值”的抒情活动;其原始形态“乐诗”在“音义分离”后,发展为具有语言音乐性的“徒诗”和延续“歌性-诗性”音乐性的“歌诗”两种形态。于是,汉语新诗的音乐性就是以“兴”为核心的诗歌音乐性在现代语境中对传统的继承与创造。这些结论正为本文在第二个部分讨论新诗的音乐性问题时,始终遵循的贯通古今的研究思路、将“新徒诗”与“新歌诗”相互应照的研究视角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个部分则回到汉语诗歌的现代性语境中,分别从晚清民初的歌诗“情境”、新徒诗“语音构义”的音乐性表现、姿态节奏与身体、新徒诗的音乐化与歌诗的现代化四个方面探讨了在晚清到1940年代,“新徒诗”与“新诗歌”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各自发展又互相影响的中国汉语新诗的音乐性,得到主要结论如下。首先,在晚清民初歌诗的两次“跨语际实践”中,诗歌的形式结构和感知框架都发生了现代性改变,生成了新的“讴歌”和“唱歌”;而这些同时兼具突破与矛盾的新歌诗正是这一时期具有改革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新事物、“新音乐”的焦虑中,企图用新的歌诗创作来重建的一个新“情境”。晚清民初歌诗的跨语际实践对现代汉语诗歌音乐性的贡献与其暴露的问题同样重要,它召唤着一套完整的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表达体系,能够让诗人在符合现代人的感知理解框架中进行诗意的表达。其次,对“五四”到1940年代汉语新徒诗音乐性的讨论,除了关注遵从语法的格律押韵问题,更应该将音乐性的问题放置于汉语现代化的语境中,这就是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分别探讨的汉语新徒诗音乐性的“可发声性”和“可体现性”。第二章通过考察从晚清到1940年代汉语语法由建构到反思过程中的争论与论述,分析出“五四”到1940年代的汉语新徒诗如何在“兴”因素的引导下挖掘汉字的“可发声性”,将“声音”与“意义”进行创造性地连接,在语音中呈现出“音韵的绘声状物”、“反复循环的音韵调式”和“语法里听不见的旋律”的三种音乐性表现。第三章则从探究现代诗歌语言中的“姿态示意”出发,综合古典和现代诗学理论和创作观念中有关诗歌创作与身体节奏的一系列论说,提出了在语音的“声音”与“意义”之外,用身体来体现“姿态节奏”的新诗音乐性的“可体现性”——这就将汉语新徒诗的音乐性问题进一步转化为创作过程中在“兴”的发生现场,以身体“应感”为核心的创作譬喻,使诗歌本身体现出诗人在时间与空间中有关肌理与生命的体验。这就能够更深刻地去重新体会1930-1940年代以卞之琳、冯至、穆旦、臧克家、田间为代表的象征派、现代派、七月派诗人在身体“应感”层面的感“时”作“诗”。再次,针对“新诗不能唱”的问题,第四章中详细探讨了1920-1940年代汉语新徒诗的“音乐化”的原理,这就不再是“依曲填词”的“入乐”,而是强调以“语音的姿态”为中介回到“应感”层面,通过“量体裁衣”的方式进行的起“兴”创作;而这个音乐化创作过程本身也促进着这一时期以“中国艺术歌曲”为主的新歌诗的现代化发展,由晚清民初的“模仿阶段”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五四”以来的现代作曲技法和观念解决了白话诗不能“唱”的问题,但本文强调的是建立在“姿态节奏”层面新徒诗音乐性的“可转化性”,而无意强调诗歌音乐化是对徒诗艺术性的增强或前者是后者的更高级形式。最后,本文在汉语诗歌现代性的语境中,探讨在“新徒诗”和“新歌诗”的现代化互动发展中形成的汉语新诗的音乐性,其实也是对二十世纪以来汉语如何向世界发声问题的积极回应。现代汉语新诗的音乐性更可以理解为一种常含的抒情“姿态性”,它能够被机体倾听或阅读,能够被音乐转化,甚至也能被舞蹈、美术等其他各类艺术转化,是能够超越时空为全人类所共感而兴发的。本文的研究阐释了被现有诗学批评遮蔽的另一种现代诗歌的音乐性,或许可以为中国现代诗歌的批评提供一个更完整的画面;同时,本文立足于诗学,综合了音乐学、语言学、文字学、修辞学、语法学、心理学等进行的讨论,可以为中国现代汉语新诗研究开辟新的阐释空间。

张欣^[7]（2015）在《唐湜早期文学活动考释》文中提出1940年代重要诗人唐湜早期文学活动有准备期和自觉期两个阶段,准备期约六年,自觉期则贯穿整个大学读书时期和毕业后一段时间,前后约七年,主要经历了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和暨南大学（建阳）、上海与浙江大学（杭州）本部、温州从教三个阶段,自觉期的文学活动主要有:1、以散文、新诗为主的文学写作;2、参与组织《诗创造》与《中国新诗》杂志;3、撰写诗论与诗评;4、译介欧美现代诗。其重要成就:1、《中国新诗》派最为自觉的评论家;2、T.S.艾略特名诗《四个四重奏》的最早译介者;3、1940年代抒情长诗的最早实验文本《英雄的草原》;

周锋^[8]（2012）在《中国现代知性诗学研究》文中指出金克木在《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1937）中首次提出了“新的智慧诗”这一概念。该文就当时中国诗坛发展的总体状况,认为：中国新诗中出现了“智的”,“情的”和“感觉的”三种发展途径。他所说的“智的”即“主智的诗”实际上就是本文所说的“主知的诗”——知性诗的一种。“知性”最早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目前学界主要把1933年2月1日发表在《现代》杂志第2卷第4期高明译日人阿部知二的《英美新兴诗派》一文作为知性理论引入与传播的起点,但客观上来说“知性”这一说法更是中国学者对西方此类诗学追求的一种概括。中国现代知性诗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受泽中西方传统,尤其离不开西方知性诗学的参照,但中国现代知性诗学并不隶属于西方现代诗学或中国传统诗学话语系统,而是体现出区别于西方和传统的另一些实质性问题。诗学研究是诗美创造规律的探求,知性诗学研究是探求知性诗的诗美创造规律,本课题研究重点在于对中国新诗中知性诗创造规律的探求,它以创作论为依据,创作心理为切入点,知性诗学本体系统的构建为最终目标。基于以上种种考虑,本文主体部分将以1917—1949年间的全部主知的新诗相关的理论批评为研究对象,从资源论、史论和本体论三个层次分七章来考察中国现代知性诗学的整体构架与表现。兹将7章的关系略述如下：第一章及绪论探讨中国现代知性诗学的传统借鉴与西方探源,着重中西方诗学传统中,能给予中国现代知性诗学建构以重要影响的知性诗学理论或含有知性诗学因子的理论进行辨析,以考察中国现代知性诗学在构建中所受传统的与西方的影响,以及在继承和借鉴中的取舍原则。第二、三、四章着力探求与梳理中国现代知性诗学在1920、1930、1940年代建构、发展与深化的历史进程,在“史”的描述中,概括出演变规律和各阶段所提供的有关现代知性诗学建设中显现出来的经验教训。第五、六、七章属本体论研究。第五章“心物关系论”以心物关系为切入点,将中国现代知性诗歌的知性追求分为“以物及心的物感化知性追求”和“以心及物的意志化知性追求”两大类,并结合具体的文本,试图阐述不同的“心物关系”的建构是如何影响到了艺术品精神的经营。第六章“心灵综合论”对“感性体验型心灵综合”和“心智经验型心灵综合”两类境界的创造和直觉的发生过程进行专题探究,以期概括出一个涉及知性诗创作规律的内在结构系统。第七章“艺术探求论”着重从组织结构措施、语言经营策略、节奏体式营构三个方面论述中国现代知性诗的形式技巧。“心物关系论”和“心灵综合论”是关于知性诗学本体的内在构成规律的探讨,“艺术探求论”则是与这些内部研究相应合,探讨中国现代知性诗的外部表现特征。

吴增辉^[9]（2011）在《北宋中后期贬谪与文学》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依靠北宋中后期的历史背景,以儒学复兴的演变、南北地域文化的冲突、士人心态的衰变及诗歌风格的流转为主要线索,对此期的贬谪与文学间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全文共分八章,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概述党争与贬谪关系。首先揭示党争的学术动因,指出王氏新学与以洛学为中心的北方学术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双方的学术歧异决定了新旧党争的不可调和,最终造成愈演愈烈的局面。其次将北宋中后期分为熙丰、元佑、绍圣至徽宗朝三个阶段,对每一阶段的党争与贬谪情况分别加以论述,勾勒出相应的历史轮廓,以为后面的展开张本。其三则主要从制度层面对被贬士大夫的生存状态加以描述,揭示党争愈烈而贬谪日重的状况。第四节则从文化角度揭示出北宋中后期士大夫的心态的内敛趋势,而贬谪则是这种变化的重要因素,这直接影响到北宋晚期的诗歌风格。第二章论述熙丰间的贬谪与文学。第一节首先对“道”“势”关系进行探讨,王安石主政使王氏新学由民间学术的“道统”上升为“政统”,从而与朔学、洛学、蜀学等民间学术重新形成对立关系。第二节对司马光等元老重臣的文化心态及文学创作加以分析,认为其退守洛阳等地主要表示一种对抗新法的姿态,其创作的文化意义大于文学意义。第三节从三个方面论述贬放地方的士大夫的创作,揭示出他们心忧天下而又欲归隐林泉、依傍王权而又欲疏离王权的心理矛盾。第四节分析贬谪士大夫与园林组诗间的关系,指出宋代士大夫的内倾心态造成了其审美趣味的幽细玲珑,而贬谪际遇使其更乐于面对池榭亭台等安静幽闲的园林意象,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园林组诗的繁荣。第三章论述乌台诗案与苏轼、苏辙之贬。首先对乌台诗案的文化内蕴加以剖析,指出乌台诗案乃是文化专制、春秋笔法与苏轼的自由人格激烈冲突的结果,其后结合文学创作及交游情况对苏轼贬谪际遇下的心态嬗变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认为其贬后心态大体经历了苦闷超越、幻灭、归真四个阶段,而其生存哲学及文学观念则是“随物赋形”。苏辙贬谪期间所奉行的乃是“省之又省”的老子哲学,这一方面是其生存哲学,同时也成为文学观念,它与李翱的“复性论”一起,对苏辙贬谪筠州期间的文学创作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第四章主要探讨元佑贬谪与文学。首先对元佑更化的文化原因及这一阶段的党争特点加以剖析,指出元佑更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南北地域的文化冲突,旧党对儒家价值的执守造成对新党批判的泛道德化。第二节对车盖亭诗案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新的清理,以求更深刻地揭示新旧党争的复杂性。第三节论述元佑更化对新党的打击,他们既有失落与反思,也有愤恨与忧惧,其诗歌创作呈现出政治重压下的平淡风格。第四节则对洛蜀党争进行分析,指出旧党虽然掌握政权,实际上承受着内部斗争及新党可能复辟的双重压力,与新党相比,有着更为深重的忧惧心态,表现为诗歌创作同样呈现出平淡风格。第五章共分三节,首先概述徽宗朝的政治状况及士人人格的蜕变,指出党争的加剧造成了三代理想的破灭及士风的整体堕落,这促使置身贬谪中的士人对新党、新学乃至儒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与批判。士人思想变化的总趋势是转向内在,皈依佛禅,居士文化大行其道,这在被贬士人那里有着突出的表现。本章以郑侠、陈瓘、邹浩、苏辙为例,对居士文化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析。第六章主要分析苏轼、黄庭坚贬谪际遇下的心理矛盾及通常被忽视的性格侧面,以深入揭示贬谪与其心态之间的关系及其文化人格的本质。苏、黄晚年都追求平淡诗风,却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苏轼之平淡主要是其随缘任运的生命哲学的外化,黄庭坚之平淡主要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儒家诗教的体现。尽管有这样的不同,二人的平淡追求本质上都标志着生命激情的消颓及时代精神的没落。第七章与第八章具体论述苏门成员及元佑老臣贬谪际遇下的心态特征及创作变化,在描述其创作个性的同时揭示其创作共性,以深入探究其审美追求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及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北宋中后期文学发展的规律性。第九章主要论证北宋后期诗歌的发展趋势。首先分析苏门贬谪际遇下的交游情况,尤其具体分析苏轼与黄庭坚交游的不同特征,以揭示二人对诗坛的不同影响及双方地位沉浮消长原因。其次考察贬谪与江西诗派兴起之间的关系,联系北宋后期回归儒学的学术思潮,以潘大临与陈师道的诗学选择为例,说明为什么是黄庭坚的创作观念及创作模式最终成为诗坛主流。

肖学周^[10]（2010）在《闻一多诗学语言问题》文中提出本文旨在从语言的角度推进闻一多诗学体系的建构。全文分三章,第一章分析闻一多的诗学语言观念及其模式。闻一多的诗学语言观念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四原素”说（即幻象、感情、音节、绘藻）,“杂语”式诗歌语言（包括“三美”说和“弹性”说）和“鼓点”式诗歌语言。对于闻一多诗学来说,任何语言都存在于特定的语境中。因此,本文把闻一多诗学语言放在诗歌空间里加以探讨。诗歌空间源于现实空间和内心空间在词语里的汇合。现实空间的核心是身体,内心空间的核心是思维,诗歌空间的核心是词语,从身体感觉到内心思维,再到词语表达,它们明显具有内在的连续性。所谓创作其实就是实现这三个空间的转换:从现实空间到内心空间的转换,以及从内心空间到诗歌空间的转换。而闻一多的诗歌语言模式正是在现实空间、内心空间和诗歌空间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对应关系:对客观世界的描述,即再现语言;对主观感受的表现,即抒情语言;对客观世界与主观感受契合关系的发现和表达,即象征语言;对客观现实所做的批评或讽喻,即智性语言。这就是闻一多诗歌语言的主要模式。第二章探讨的是闻一多诗学语言的弹性和限度问题。闻一多经历了从“纯诗”到“杂诗”的转变过程,这既是他诗歌探索的内在逻辑,也是特定诗歌境遇压迫的结果。从“纯诗”到“杂诗”其实就是从纯粹的诗歌语言转向驳杂的诗歌语言。简言之,即对诗歌语言的弹性和限度加以试验。因此,闻一多二十年代提出“三美”,有意将“绘画的美”、“音乐的美”和“建筑的美”融入诗歌。四十年代,他又提出诗歌的小说化和戏剧化理论,力图将小说语言和戏剧语言引入诗歌当中。这就是闻一多不断发展的诗歌语言观。如果说“三美”已呈现出“非诗化”的倾向,那么,诗歌的小说化和戏剧化则意味着“非诗化”更进了一步。本章适当扩展闻一多的“非诗化”观点,提出诗歌的“舞蹈美”和“雕塑美”问题,并将闻一多的诗歌批评纳入讨论范围。这样以来,闻一多诗学的整体格局包括视觉空间中的线条语言（绘画美）、听觉空间中的韵律语言（音乐美）、静态空间中的造型语言（建筑美）、动态空间中的肢体语言（舞蹈美）、现实空间中的冲突语言（戏剧性）和内心空间中的智性语言（诗性批评）。第三章意在挖掘闻一多诗学语言的来源及其转化途径。闻一多诗学语言是继承与创新的产物。翻译实践构成了闻一多诗学语言的重要资源,而翻译实践又与文化观念交织在一起,二者处于相互激发的状态。闻一多站在融合中西的独特文化立场上,以富于个性的批评精神,在不同时期坚持“予受并重”的主张,尽管在具体实践中,这种主张往往受到现实语境的制约和影响,呈现出一些变异情况,但从总体上说,闻一多的文化观念是健全的。在考查其翻译实践和文化观念的整体背景下,本章试图勾勒一条从闻一多诗学语言来源到诗歌文本的转换轨迹,并揭示其变异情形及文化观念。本章具体讨论闻一多诗学语言与中外文学语言传统的内在关系,其主体是“赋比兴”语言、唯美语言和象征语言,核心是律诗和商籁体。结论部分旨在归纳闻一多诗学语言的意义和影响,并试图从中找出推进当前新诗发展的某些可能。大体上,从诗歌形式、诗歌语言以及诗体演进三方面探讨自由与格律、文本与现实以及诗歌与非诗的关系。在自由与格律方面,坚持新诗应以格律为核心,讲究形式感;在文本与现实的关系方面,强调新诗应与现实形成丰富的对应关系,而不能满足于语言游戏;在诗歌与非诗方面,赞同新诗的发展是个不断“非诗化”的过程,但“非诗化”存在着相应的限度。当代先锋诗歌有拓展诗歌边界之功,但也应小心谨慎,以免使诗歌成为“非诗”。

二、断章:静夜里的纪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断章:静夜里的纪念（论文提纲范文）

（2）语言学视角下的顾城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台静农古典文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晚清到1940年代中国汉语新诗的音乐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现代知性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北宋中后期贬谪与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10）闻一多诗学语言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四、断章:静夜里的纪念（论文参考文献）

• [1]隔世的传唱——阅读马骅[J]. 刘恩波. 鸭绿江, 2021(31)
• [2]语言学视角下的顾城诗歌研究[D]. 张婷.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2)
• [3]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D]. 杨绍军. 云南大学, 2019(09)
• [4]凤凰飞(微篇小说)[J]. 陈毓. 红豆, 2018(06)
• [5]台静农古典文学思想研究[D]. 张婧. 安徽师范大学, 2018(01)
• [6]晚清到1940年代中国汉语新诗的音乐性研究[D]. 张璐. 兰州大学, 2018(10)
• [7]唐湜早期文学活动考释[J]. 张欣.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5(08)
• [8]中国现代知性诗学研究[D]. 周锋. 浙江大学, 2012(05)
• [9]北宋中后期贬谪与文学[D]. 吴增辉. 复旦大学, 2011(12)
• [10]闻一多诗学语言问题[D]. 肖学周. 河南大学, 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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