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一、第九届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顾王乐^[1]（2020）在《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文中提出《说文》是我国第一部运用“六书”原理对汉字进行系统分析的文字学专着。《说文》中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文字资料,以及许慎时代关於文字的研究成果,爲古文字学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但是许慎所见到的小篆、古文、籀文等字形已有譌误,他对字形结构和造字本义的理解有不少是不可信的。而且《说文》成书以後,屡经传抄刊刻,年代浸远,谬误滋多。历代学者在校正《说文》方面都做出了很大努力,但真正有所突破则是在近代古文字学兴起以後。随着古文字资料在《说文》研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古文字与《说文》的互证研究已经成爲《说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清末、民国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考订《说文》方面取得了十分显着的成果,除一些专门研究《说文》的着述外,这一时期的许多甲骨金文考释书籍、论文、札记和题跋中都能看到不少根据古文字资料纠正《说文》错误的意见。目前对於清末民国学者利用古文字资料校正《说文》的研究和总结还有很多不到位之处,许多早期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一些已经被古文字学界判定爲错误的观点在《说文》学界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也没有得到及时的修正。本文对清末民国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方面的成就、特点以及不足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全文主要分爲以下几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相关术语的界定,学术史的回顾,选题目的及其意义,研究思路等方面内容。第一章主要讨论了与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密切相关的学术背景:一是利用金石文字考订《说文》的学术传统;二是清末民国古文字学的发展及其对传统《说文》学的拓新;三是出土材料的新发现与研究在清末民国《说文》学界的不同反响。第二章详细介绍了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学术历程,共分爲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83年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书成到甲骨文发现前夕;第二阶段,从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到1929年马叙伦《说文解字研究法》出版;第三阶段,从三十年代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每一阶段介绍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研究成果。第三、四章是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成果例释。第三章主要考察清末民国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印证和纠正《说文》篆文和说解方面的具体成果。第四章则主要收录清末民国学者利用古文字资料考订《说文》古籀形体方面的成果。第五章是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之失误例析。我们对这一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中的失误类型和失误原因进行分类与总结。结语部分对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的研究进行总体的评价,并对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说明。附录部分是清末民国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的相关论着目录,分爲《说文》研究论着目录、古文字学论着目录和文字学通论着作目录三类。

曹雨杨^[2]（2020）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及释文校注》文中研究说明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据碳14年代测定为战国中晚期,文字风格主要为楚系。经整理,2010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内容包含《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武王之志（金縢）》《皇门》《祭公之顾命（祭公）》《楚居》等九篇;2011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内容包含《系年》一篇;2012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内容包含《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良臣》《祝辞》《赤鹄之集汤之屋》等八篇;2013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内容包含《筮法》《别卦》《算表》等三篇;2015年4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内容包含《厚父》《封许之命》《命训》《汤处於汤丘》《汤在啻门》《殷高宗问于三寿》等六篇;2016年4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内容包含《郑武夫人规孺子》《管仲》《郑文公问太伯（甲、乙）》《子仪》《子产》等五篇;2017年4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内容包含《子犯子余》《晋文公入于晋》《赵简子》《越公其事》等四篇。本文主要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柒）》的三十六篇文献为研究对象,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对简文中一些未能解决、讨论较多的疑难字词进行串联集释,收集各家观点以及研究成果,同时对诸家观点尽量客观分析并补充自己的意见,下编在归纳总结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献学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对简文进行重新校注,力求反应当下学界的研究成果。限於篇幅,本论文仅选择《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部分。

许瑾^[3]（2020）在《善成堂书坊刻书研究》文中认为在古代图书出版系统中,书坊刻印的书籍范围最广,数量最多。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推广了雕版印刷技术,激励了刻印技术的创新,并且促进了图书形式艺术的丰富,推动了图书出版的社会化。善成堂书坊是清代大型连锁刻书坊,分布于南北多个省市,由江西金溪籍傅氏创办,从清初顺治时期一直持续经营到建国前夕。顺治年间,善成堂已有售书活动。康熙年间,傅氏在浒湾、南昌设立书坊。乾隆年间,傅金铎在重庆创办总号。在此之后,傅氏后人陆续在北京,上海,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地设立分号。在清代连锁书坊中,善成堂规模较大,刻书较多,具有代表性。善成堂书坊刻书涉及地域广,时间长,四部兼备。从地域分析,川渝、北京地区所存刻本最多。从四部分类分析,子部最多,共986种,占50%;经部其次,共475种,占24%;集部再次,共360种,占18%;史部最少,共148种,占8%。经部以四书类最多,小学类和春秋类次之;史部以编年类最多,史钞类、地理类、传记类次之;子部以医家类最多,术数类和道家类次之;集部以总集类最多,小说类和别集类次之。一般而言,官刻本注重儒家经典,家刻本注重诗文,坊刻本不仅均有涉猎,而且还可对两者进行很好的补充,是清代刻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善成堂书坊刻书特点突出,所刻书籍在清代坊刻本中质量较佳,风格质实无华。在形式上,设计简明,承前启后。善成堂书坊牌记设计简洁大方,清晰明了,没有多余的图案和插画,均为阳刻。并且,善成堂书坊体现了清代书坊在形式上承前启后的一面,如:具有更加完善的牌记形态,单、双面牌记并存;具有更趋多样的书名形式,编着分类明确;具有更加明晰的出版者信息,刻、印、售分工。在内容上,雅俗共赏,重视实用。善成堂书坊所刻书籍的内容不仅重视经史诗文等教育资源的普及与传播,而且重视医学,道教、术数等资源,还重视小说、戏曲等娱乐资源。这充分体现了善成堂书坊刻书面面俱到,重视民众需求的特点。善成堂书坊刻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古籍的保存与流传,对文化的传播与传承两个方面。善成堂书坊灵活地运用印刷技术将文化普及大众,为普通民众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与知识水平提供便利。其保存了许多古籍的仅存之本,促进了古籍的保存与流传。其所存经史子集各类文献,尤其是六百多种医家文献,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杨安文^[4]（2020）在《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大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出去”已成为新时代的迫切要求。诗歌历来是文学的重镇。根植于中国博大精深之传统文化的中国当代诗歌,既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也反映了当代诗人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面貌、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当代诗人不断进行着汉语语言自身的试验,不断尝试语言的自我解放和边界突破,展现出中国当代诗歌在语言、文学和文化等领域独特的风貌和价值。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外文学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当代诗歌应该大力展现其独特魅力和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多关注中国古典诗歌,而对中国当代诗歌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后朦胧”诗歌的海外译介更是关注不够。柏桦被普遍认为是“后朦胧”诗人杰出代表,是国内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本研究以诗人柏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方法,通过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的现状及特征作全面深入的考察分析,管窥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译介与接受的总体现状,探究其在海外的传播途径及接受规律,从而提出了更为切实可行的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模式、方法与策略。同时,从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视角,采用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方法,以柏桦诗歌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开展诗歌翻译对比研究和诗歌翻译变异研究,从语言学层面分析诗歌翻译的策略运用,探究国内外诗歌译者在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差异,寻求既能保留中国当代诗歌本真和特色、又能为英语世界所接受的翻译策略,并从翻译阐释学的理论视角探析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文本解读与意义建构的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以各种语言出版、发表的柏桦作品译介和相关研究资料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和爬梳。通过对柏桦生平、创作历程、各时期诗学观和诗歌特点以及国内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建构国内柏桦形象,并以此作为译介研究背景参照,重点以第一手外文材料为文献基础,全面、系统地梳理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及港台地区的译介、传播和接受状况。研究发现柏桦诗歌海外译介呈现出诸多特点。第一,柏桦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较多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究其原因,除了柏桦自身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国内诗坛的声名与影响因素之外,还与外语专业出身的柏桦所具有的强烈的对外译介和交流意识有关。第二,柏桦早期诗歌在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译介和发表较早,在英语国家则稍晚。这与当时旅居欧洲国家的知名诗人北岛和张枣的大力引荐密切相关,尤其是北岛及其主导的海外文学杂志《今天》及“今天”基金会,对推动包括柏桦在内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柏桦诗歌译介涉及的译者人数较多,但专注于柏桦诗歌翻译且与其配合默契的译者很少。柏桦目前在海外发表或出版的译诗反响平平,没有带来犹如原诗给国内读者带来的冲击和感受,这至少应当部分归结为翻译问题。笔者认为,许多译诗没能体现柏桦诗歌中独特的声音和气质,没有彰显出其独特的语言风格。第四,从翻译主体来看,柏桦诗歌翻译大部分是由外国汉学家译者或诗人译者独立完成,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很少。然而,外国译者独立翻译完成的译本或多或少反映出译者对原诗的理解存在障碍。就汉语诗歌翻译而言,以译入语为母语的外国译者原本就不多,要想寻得一位中文语言能力强、翻译技艺高超同时还能配合默契的理想译者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即使外国译者值得依靠,中国当代诗歌的对外译介也不能完全指望他们,国内译者必须承担其应有的责任。笔者并不赞同由国内译者单独翻译,但认为基于彼此信任、理解和良性沟通的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是理想的翻译模式。第五,柏桦诗歌对外译介在网络媒介的利用方面还远远不够。这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当代诗人对外译介存在的问题。在网络信息时代,中国当代诗歌要想更好地为海外读者所了解和接受,就必须努力克服外语障碍,利用好网络媒介与外国读者和诗人加强直接的互动交流。其次,本研究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接受状况进行了考察分析。研究发现,就翻译文本的选择来看,外国译者选择翻译的诗歌文本与柏桦推荐翻译的诗歌文本之间存在不小差异,这既反映了外国读者（译者）独立的审美判断,也反映出他们异国的、独特的审美趣味。因此,就对外译介的角度来说,译者（或编者）在做翻译选本的时候,不能完全站在自身的审美角度,还要适度考虑外国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野。此外,从海外学者对柏桦诗歌的研究现状来看,他们的研究普遍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关注诗歌所反映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总体呈现出意识形态解读的倾向,体现出外国读者典型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他者”想象。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社会接受的过程中,遭遇意识形态偏见不可避免,我们需要以更加优秀的诗歌文本来予以消解。然而,外国读者对“古典”和“异国”的偏好却值得我们重视,这正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说的世界诗歌不能丢失的所谓“民族性”或“本土性”的体现,反映了外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关注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也注重文本细读,强调诗歌研究必须深入诗歌文本,不能重“语境”轻文本,不能忽视诗歌本体（诗歌的语言、内容、形式、音韵等）的研究。再次,本研究以柏桦诗歌英译为例开展了多译本对比研究、翻译变异研究以及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研究,并从阐释学理论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建构的意义。研究发现,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差异明显,对原文的理解各有不同,对原诗的形式、内容、情感、节奏和意境的传递各有高下。中国译者对原诗文本的理解、音乐性的感知与转换表现出明显优势,外国译者在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结构的有效转换上具有优势。但在笔者看来,真正实现了诗意的有效转换,传递了原诗丰富的艺术内涵和诗人独特而丰满的思想情感的译文则仅来自少数具有“创造性”特质的翻译,如霍布恩的译文。笔者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视角分析了霍布恩译本在中西文学传统和思维方式上体现出的文化过滤以及文化误读、误译,强调要正确认识诗歌翻译中的“变异”现象。笔者认为,恰恰是译本的“变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造就了译入语读者能够接受的译文,让原作在异国文学中获得新生。此外,笔者还从阐释学理论的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构建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诗人、译者、评论者和读者都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看待诗歌翻译,留给译者创造性阐释和语言转换的充足空间。最后,本研究运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域理论分析了柏桦诗歌近期在海外译介和接受状况不如早期的原因。笔者认为,柏桦停止写诗15年以及其复出后大量创作和发表诗歌对其海外象征资本的积累带来了不利影响。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诗人们要想在海外诗歌场域获得有利占位、得到较多认可,就必须有效积累象征资本。一方面,诗人的文学生产活动不能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或迎合大众口味,应以“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追求为目标,诗歌产品当以高质量为第一要素,少而精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会更有利于象征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诗人们应积极、主动且持续地开展对外诗歌交流,包括参与中外诗人互译项目,参加各类国际诗歌节和诗歌探讨会,与海外汉学家、诗人以及诗歌译者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政府文化机构、出版机构以及高校院所则应该为当代诗人、诗歌译者和学者的海外交流和翻译实践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提供经费资助,推动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的良性发展。本研究首次对柏桦诗歌在国内的传播与研究以及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进行了系统、全面、完整的梳理和分析。通过本研究,笔者希望将柏桦这位极具代表性也颇具独特个性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艺术贡献,诗学探索与创新,及其作品丰富的诗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较为立体、完整地呈现在中外读者面前。同时,透过柏桦海外译介研究这一个案,笔者力求管中窥豹,力图为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方法。本研究寄望于促进中国当代诗歌与世界的交流与对话,增进海外文学界、诗歌界、汉学界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了解,提升当代诗歌在海外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推动新时代中国当代诗歌更好地走向世界,并借以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建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宋以丰^[5]（2020）在《“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文中指出“首崇满洲”又称“满洲本位”,是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基本国策与统治方针。同时,“首崇满洲”也是满清政权最为深层的民族本位思想,以及立法、行政的基础和依据。所谓“首崇满洲”,是指满清政府在政治实践与文化建设等领域中,坚持“满人首位”的原则,无论纲纪法度,还是用人行政,皆是为了坚守满洲根本,优化满人利益。“首崇满洲”观念的确立与实施,取决于满清政权的民族特性。清初以来,历代统治者均在不同程度上宣称“满汉一体”的思想,并为此做了相应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但由于统治者对汉化、过度汉化的后果有着清醒认识,因而对“满汉一体”设置了条件、原则和底线。概言之,便是以满人利益、满洲文化为根本,保持满洲旧俗,维护满洲传统。作为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与基本国策,“首崇满洲”观念涵盖了清代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尤其是政治、文化领域,如“薙发易服”、“国语骑射”、“政权建构”、“职官系统”等,目的在于维护以满族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作为政权统治的基本出发点,“首崇满洲”观念也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引导、规范着满清政府治下的翻译实践行为,为后者进行有关翻译的制度设计、调整与改革等,提供了思想依据与制度保障。例如,翻译科考作为清代特设之科目,以及八旗科举之独特构成,建制上极富满洲特色,其应试者以八旗子弟为限,系旗人入仕、进身之专途,旨在维护“国语骑射”的满洲旧制,避免满洲文化被汉族所同化。翻译职官体系的创设与推行,如笔帖式、庶吉士（尤其是翻译庶吉士）等,也是为了因应统治需要,保障政治、文化实践的顺利推行。这一体系的构建不仅使旗人享有独立于汉人之外的入仕、进身之阶,而且使他们增强了学习清语的兴趣,维护了“清字”作为“国语”的地位。无论是“笔帖式”制度,还是“庶吉士”制度,二者作为专为旗人,尤其是八旗满洲而设的制度性安排,或成为清代特有之官制,或沿袭前朝旧制,既为朝廷造就了治理人才,又使旗人坚守了翻译作为满洲本业的地位,为统治者推进国家治理,坚守“满洲本位”做出了积极贡献。清代旗学的广设也是“首崇满洲”既定国策的产物,具有深厚的政治目的与文化意涵。自顺治朝始设以来,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清代的旗学教育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如学生的选拔、教习的延聘、课程的设置、学业的考核等,不仅有效推动了满人的民族教育,塑造了积极进取的士人精神,培养了忠君爱国之才,而且通过教导八旗子弟娴习“国语骑射”以及满、汉双语之间的翻译,有效维护了满洲的民族特质与文化传统,扩大了政权的统治基础,维护了“首崇满洲”的政治意涵。作为清代政治、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汉籍（书）的翻译与此同理。清初以来,统治者反复提倡“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试图维护“满洲根本”于不坠,却又不得不进行文化整合,汲取汉族的文化精粹与治理经验,建构政权的“治统”与“道统”。正是在此看似矛盾的文化态度中,汉籍（书）的翻译得以生存和接续。清初以来的汉书翻译既面对《四书》、《五经》等汉文典籍,也面对《金瓶梅》、《西厢记》等通俗作品。通过翻译这些作品,统治者成功撷取了帝王为政之道,完善了治国理念与模式,并通过引导、规范翻译事业,讲明法度,维护正统,将翻译当作巩固政权统治的策略与手段,更好地践行满洲本位主义思想。作为满清政权政治、文化政策的不同环节,翻译科考、翻译职官、翻译教育和汉书翻译等政策（或制度）之间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如翻译职官制度对翻译铨选传统的继承、翻译科考对翻译职官（如翻译庶吉士）选拔的影响,以及翻译教育与汉书翻译之间的互动等。这些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既有政治、文化上的需求,又有思想上的追求;既增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又维护了王朝体系的稳定、和谐与持续运作,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旗人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实现了统治者“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

章秀霞^[6]（2019）在《殷墟甲骨文中所见先公的整理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项研究通过同辞并举、同版并举等卜辞系联方式,利用殷墟甲骨文中人祖在称谓、配偶、宗庙、祭法等方面的特征,以及其他学科资料提供的旁证等,充分吸收甲骨缀合成果提供的更加完整的信息,最终判定出殷墟甲骨文中的先公远祖名号28个,包括夒、河、岳、（?）（（?））、（?）、（?）、土、龚、企、娥、兮（（?））、（?）、山、（?）、（?）、目、（?）、方、戈、巫、蔑、（?）、季、杺、（?）、王亥、王恒、王矢等,并对这28个先公远祖名号用字在殷墟甲骨文中的用法进行了梳理和研究。这对于推动殷墟甲骨文中先公问题研究工作的进展,探索商族这个古老民族的早期历史,深入了解我国乃至世界早期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有关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在不少方面获得了新的认识,如:第一,（?）就是《殷本纪》所记先公昭明在殷墟甲骨文中的名号。（?）,即“皿”,作祭祀对象时可读为“盟”,其实就是《殷本纪》所载先公昭明。昭明在卜辞时代本为单字称名,殷亡入周之后,随着社会情势的变化,周人用字时出现用“明”字来表示“盟誓于神明”之“盟”义的现象,这种现象到战国时更加普遍,实为周人书写记录的一种发展趋势,反映了时代的变迁。殷先公名“（?）”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被周人辗转写作了“明”字,应该说这是汉字演进过程中由于周人用字习惯而致的自然结果,并不是由于周人的错讹而使然。不过“昭”字或其初文“邵”字的混入则可能是因为周人理解偏差所致。（?）与昭明的关系,一为殷人自称,一为周人他称。殷先公昭明由单字称名变为双字称名的时间,极可能出现在西周中期以后。第二,以“河”“岳”为名号的两位先公应该属于商族旁系先公。甲骨文中有“高（祖）眔河”（《屯南》916）之语,实为“高祖”与“河”同辞合祭的卜辞,甲骨文中又有“高祖”与“河”同版并举（《合集》32308）以及“高祖”与“河”“岳”同版并举（《合集》32028）的情况,所以“高祖河”一语应该点断,也就是说“河”确实不属于商人“高祖”的范畴,而据殷墟甲骨文中称“高祖”者均为直系先祖的实例,所以应该认为名号为“河”、为“岳”的两位先公当为商人的旁系先祖。第三,殷墟甲骨文中所见先公远祖,大多具有程度不等的祖先神与自然神色彩并存的两属现象,尤以河、岳、土为重。对于此类现象,学者间长久以来争论不休,至今没有形成共识。本文引入民族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资料与学术理论,对此类两属现象进行探讨,并尝试在人类思维层面作些理论解释。比如,以“河”“岳”为名号的祖先神之所以与自然物的大河、山岳之神纠缠在一起难以分辨,看起来是如此“矛盾”,大概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二者只是用了同一个字来表示自己的名号而已,没有任何关联性。如果是这样,当然也就不存在需要讨论的问题了,但在上古时代那种特殊的政治宗教时空背景下,这种可能性应该极小;二是,二者确实存在某种密切关系。如果是这样,倒是与天下初民曾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相吻合,我们认为这应该是商人在很久以前——原始氏族社会时期——原逻辑思维下形成的思想文化在卜辞时代仍具影响力的表现,是他们远古祖先的古老认知流传至卜辞时代的一部分。卜辞时代的商人无疑早已进入文明时代,但他们对本族先公远祖的认知则继续着历代祖先流传下来的观念与传统。民族志、人类学中有大量材料证明,人类在原逻辑思维占主导地位的原始氏族社会时期,往往认为各种物都是有生命的,而人和物之间是可以有密切关系的,名字对他们具有特殊的意义,往往意味着某种亲密的关系。先公河、岳与自然之河、岳应该也具有这种关系。另外,本文还对自上甲以下的先公近祖以及“数字+示”和“其他+示”结构中所包含的先公情况进行了梳理和探讨。

孙明明^[7]（2019）在《清前中期巴渝移民社会》文中提出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活动浩浩汤汤地展开了,巴渝地区作为明清时期四川的东门户,又处于四川和湖广、陕西、贵州的交界地带,成为移民进入四川的第一落脚点,从而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由不同省籍组成的、由移民占主导作用的大杂居社会。巴渝地区移民活动持续时间之长、移民数量之多、移民籍贯构成之复杂都是当时罕见的,所以组成的移民社会也是矛盾重重,如移民与土着间、新旧移民间、不同籍贯移民间的冲突,那么移民如何在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寻找到自己的新定位呢?即移民的身份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给地方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本文从身份转变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巴渝移民社会完成整合的过程,通过查找、整理巴渝地区的地方史料,如地方志、乡土志等,并运用数据统计法、比较研究法等分析资料,从而在解决“从何处来”“我是谁”“到何处去”三个问题中进一步探讨巴渝地区的移民与地域社会变迁间的互动关系。文章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清前中期巴渝地区的移民情况,主要包括移民数量与籍贯构成,解决“从何处来”的问题;第二、三部分则是从移民群体思考“我是谁”的问题中,通过移民群体的转变和分化,分别探讨移民群体和移民社会中的主流部分和非主流部分完成本土化的过程,主要内容是反映出移民群体以不同方式实现定居、融入地方社会的过程,并论述在移民身份转变的变化下移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从而解决“我是谁”的问题。第二部分论述了移民群体中的主流部分,即普通移民,通过建立同乡、同姓村落,进而建立家族、会馆组织,实现了定居的愿望,完成了“四川人”的转变,与此同时,促进了移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以稳定、和平的方式完成了主流移民社会的变迁;第三部分则是在第二部分的基础上,分析移民社会中存在的矛盾,进一步探讨出移民群体的分化是导致移民社会非主流部分发展的根本原因,同时由移民群体的分化引起的内部矛盾也是地域社会变动中的主要矛盾,由此产生了啯噜问题和白莲教乱,通过镇压白莲教乱,移民群体中的非主流部分被大量编入村落,获得土地,以反抗的方式实现了定居的愿望,非主流移民社会则以平定暴乱、造反的方式完成本土化。第四部分则阐述了移民社会终结的表现,即移民的本土化,迁徙到巴渝地区只是形式上的“到何处去”,只有找到心灵的寄托和完成心理的蜕变,从“我是故乡人”转变成“我是四川人”才真正解决了“到何处去”的问题,主要内容是从移民文化与巴渝文化的交融中分析主流社会中人民的文化认同感,从巴渝社会中新的矛盾与冲突的产生中分析非主流社会中新的矛盾形成的原因,以此证明巴渝社会与移民社会的不同,巴渝移民社会已经完成了本土化。巴渝移民社会是四川移民社会的一个缩影,在此基础上能进一步从身份转变的角度去探析整个四川移民与社会变迁间的联系则是本文的目的所在,从而丰富四川移民社会史研究。

王戈非^[8]（2019）在《陶晋生辽金史研究述论》文中研究表明陶晋生（Jing-shen Tao,1933-）是一位在国际学界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学者。他兼有国学与西学的学术背景和深厚学养,在史学研究,尤其是辽金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引人关注。金史研究贯穿陶晋生研究生涯的始终。他从金初政治人物的研究上升到金朝政治制度研究,着重关注女真民族从社会生活到政权组织的“汉化”问题。宋辽关系史研究则奠定了陶晋生的学术地位。陶晋生在《宋辽关系史研究》中以纵向时间、横向空间两线并行,构建出了十至十二世纪宋辽关系的整体面貌,并提出了“宋辽间平等外交关系”理论。另外,陶晋生在辽金史研究的基础上,整体思考辽金等边疆民族对于中国历史整体走向的作用。陶晋生中西合璧的学术背景,在西方学界,其史学研究中体现出的扎实的史料运用能力是部分西方史家欠缺的。在中国学界,陶晋生是较早地接触西方学界观点并运用到自身研究的中国学者。其对拉铁摩尔“从边疆看中原”的研究视角的运用,与当时国内学者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研究形成互补。陶晋生对金朝科举制度的关注是对前人在“女真汉化”问题上的研究的完善与深入。同时,他还引入文化人类学中的“本土化运动”概念,来解读金世宗完颜雍的复兴女真文化之举。陶晋生提出的“宋辽间平等外交关系”理论将宋辽两朝置于东亚这一地域范围内,认为《澶渊盟约》的签订是宋辽“平等”关系的开始。并且讨论了中国历史上的“平等”交往模式,认为“朝贡制度”并非中国历史上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唯一或主要模式。鉴于陶晋生的辽金史研究对海内外辽金史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影响,其学术成果和学术观点的借鉴意义值得关注和深思。

符晓^[9]（2016）在《新时期以来美学会议综论（1980-2014）》文中研究指明美学会议,是新时期美学史上一道重要的风景。新时期美学是以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发端并发展的,在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美学会议在新时期美学建设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与美学学会、美育建设、马克思主义美学、美学学科建设、美学家、审美文化和中西美学汇通,保持了非常紧密的联系。同时,美学会议烛照出的是新时期以来美学史的发展和美学制度的形成过程,通过对新时期美学会议的考察,可以挖掘出新时期美学史和美学制度的走向。对于新时期以来的美学会议进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透视出新时期美学史的流变和美学制度的形成和作用,是本文的核心所在。本文主体分为七章。第一章从1980年代初期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和各省级美学学会成立会入手,试图呈现出新时期美学发生的逻辑起点,通多对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细致的考察还原出会议当时的现场和细节,以揭示新时期美学学会的肇始过程。同时,考察各省级美学学会成立的情况,揭橥1980年代初期美学研究和美学建设的发展情况。第二章考察了新时期早期关于美学史和美学原理的讨论会,尝试厘清新时期美学会议与学科美学建立的最早联系,继而分析了过去30多年内美学会议对于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的多元关注,涉及美学史、美学理论、文艺美学和文艺学等各个学科,从历次涉及学科美学的会议上,可以见到美学学科不断发展的进程,同时也对新时期美学诸多分支学科的形成提供了新路径。第三章考察了美学会议和美学家之间的关系问题。1980年代早期的美学会议一般有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着名美学家参加,正是这些美学家为新时期美学发展指明了道路和方向。还有一些美学会议对已故美学家身份进行确认,丰富了美学史的建构范式。同时,美学会议也对一些新美学家的美学家身份和他们在美学史发展过程中的位置给予确认,使美学研究保持着持续的连贯性。第四章以新时期美育思想和美育制度的重构与流播为中心,对涉及美育的美学会议进行整理,揭示出美育思想在新时期美学发展过程中的产生过程并指出美学会议对于美育发生发展的重要作用,正是在一次次美学会议的讨论中,美育思想得以不断发展,也正是在一次次美学会议的决议中,美育制度得以不断走向完善。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在此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缺失和不足之处。第五章分别考察了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之后涉及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美学会议,旁及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新时期的发展变化,同时注意到了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美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美学研究和美学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第六章从审美文化入手,对涉及审美文化的相关会议进行阐释,认为自1990年代初期开始美学会议和美学研究逐渐向审美文化转型,内中涵盖了非常丰富的美学内容,包括旅游美学、景观美学、生态美学和民族美学等,以此为中心对美学会议进行考察,可以进一步发现推动审美文化发展的动因之所在。第七章以新世纪美学会议为中心,考察美学会议在中西美学汇通的道路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东方美学和生活美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新世纪以来,中国美学能够如此迅速地融入到世界美学中与一些新美学家参与并组织召开相关美学会议息息相关,尤其是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的召开更为中国美学在新世纪的发展提供了积极保障。结语部分认为,在新时期美学发展的过程中,美学学会、美学家和世界美学对中国美学的影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之相关的多次美学会议直接建构了中国新时期美学研究和美学思想。同时从历时上对美学会议在美学这30多年的发展中起到的积极作用进行总结。

马骥越^[10]（2015）在《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学术研究史（1925～2015）》文中研究表明藏传佛教研究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近年来呈蓬勃发展之势。故宫博物院拥有独特的藏传佛教研究资源,文物数量及质量都为上乘,且有鲜明的宫廷特征,为研究藏传佛教在明清两代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对研究明清藏传佛教文化艺术、历史、佛堂及制度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故宫博物院藏品的基础,本文以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研究人员的研究历程为基本脉络,收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和出版的论文、专着、图录等,按照藏传佛教艺术、经典、佛堂建筑及明清藏传佛教史几方面分类总结归纳了研究成果,对故宫博物院的藏传佛教研究成果作了基本整理。

二、第九届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九届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及释文校注（论文提纲范文）

（3）善成堂书坊刻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殷墟甲骨文中所见先公的整理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清前中期巴渝移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8）陶晋生辽金史研究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9）新时期以来美学会议综论（1980-2014）（论文提纲范文）

（10）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学术研究史（1925～2015）（论文提纲范文）

四、第九届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D]. 顾王乐. 吉林大学, 2020(03)
• [2]《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及释文校注[D]. 曹雨杨. 吉林大学, 2020(08)
• [3]善成堂书坊刻书研究[D]. 许瑾.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4]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D]. 杨安文.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9)
• [5]“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D]. 宋以丰.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6]殷墟甲骨文中所见先公的整理和研究[D]. 章秀霞.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3)
• [7]清前中期巴渝移民社会[D]. 孙明明.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6)
• [8]陶晋生辽金史研究述论[D]. 王戈非. 黑龙江大学, 2019(03)
• [9]新时期以来美学会议综论（1980-2014）[D]. 符晓. 东北师范大学, 2016(12)
• [10]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学术研究史（1925～2015）[J]. 马骥越. 故宫学刊, 20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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