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指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曾晓红[2]（2021）在《棉农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及生产调适行为的研究 ——基于新疆一师垦区调查数据》文中研究表明全球气候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气候对棉花的生产的重要不言而喻,尤其是极端天气对棉花生产的影响十分重大。为更好的发展棉花生产获得利益最大化,棉农会采取一定的调适行为去弥补因气候变化给棉花生产带来的影响。而棉农如果不能对气候变化有清晰的感知,从而采取的生产调适行为不当,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棉花生产产量和品质、使得棉农增收困难、进而影响棉农植棉的积极性和棉花产业安全,因此,棉农根据气候变化调适棉花生产行为是推动我国棉花产业健康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由此,棉农对气候变化的感知情况如何?棉农就气候变化对棉花生产影响的了解程度如何?为了克服气候变化给棉花生产带来的影响,棉农会采取哪些棉花生产调适行为?棉农开展棉花生产的调适行为优先次序是怎样的呢?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棉农生产调适行为?显然,以上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究,将有助于摸清气候变化背景下,棉农生产调适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以帮助棉农提高生产效益、提升棉花产业安全提供理论依据,从而推动我国棉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系统的梳理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对棉花生产的影响、以及棉农棉花生产行为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基于一师垦区八个团场的棉农调研数据,全面把握棉农对气候变化的感知、气候变化对棉花影响的了解程度、深入了解棉农棉花生产调适行为,并就调适行为优先序进行了定性分析。再次基础上,选择最主要的四种调适行为,探讨在棉花生产的不同阶段,棉农生产调适行为选择的关键影响因素。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棉农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存在差异且信息相对滞后。自1980年以来,研究区域年平均气温与四季气温均呈增长趋势,年均降水量也呈波动缓慢增加趋势,日照亦呈逐步增长的趋势。同时,不论客观事实上,还是农户的主观感知上,气候变化都确实给农户的生产、生活等方面带来了很大影响。在气候变化的内容上,农户对降水量变化的感知更为强烈而且准确,但是对日照的感知则存在着很大的偏差,而且个体之间差异明显。棉农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几乎都在实施发生以后,尤其是极端天气的变化,往往是在事实已经开始发生,棉农对此产生反应从而再产生调适行为。棉农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几乎都在事实发生以后,尤其是极端天气的变化,往往是在事实已经开始发生,棉农对此产生反应从而再产生调适行为。（2）从棉农生产调适行为的分析结果来看,调整水肥的用量及频率是第一位次上出现次数最多的调适行为,第二位上是调整农药的用量及频率,第三位次上出现最多的是调整采摘时间和方式,第四位上出现次数最多的是调整棉花品种,第五位上是调整劳动力和资金投入比例。通过运用加乘综合法得出各调适行为的综合评分值以及优先次序,依次是调整水肥用量及投入频率、调整农药投入的时间和用量、调整采摘方式和时间、调整棉花种植品种、调整劳动力和资金投入比例、调整投保力度、调整种植面积。（3）从棉农生产调适行为的影响因素来看,拥有党员身份、身体健康状态、非农就业经历的、种植棉花年限、认为采取调适行为的必要性对棉花生长苗期生产调适行为（更换棉花种植品种）影响较为显着;身体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参加棉花种植专业培训、主动关注天气、棉花种植年限、家庭年收入、气候变化对棉花生产影响的了解程度对棉花生产花蕾期的调适行为（调整水肥投入量、时间和农药的投入量、频率）显着影响;身体健康、参加棉花种植培训、年收入、种植面积、气候变化对棉花生产影响了解程度、认为采取调适行为必要性、民族、家庭劳动力、担任过连队（村）管理人员角色都显着影响着棉花生产成熟期的生产调适行为（调整棉花采摘方式、时间）。
胡强盛[3]（2020）在《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评价与适应机制研究 ——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文中指出气候变化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随着气候变化实践发展及相关科学知识的不断推进,气候变化风险管理及适应行动的重要性不断得到加强。系统、全面地理解气候变化风险及其适应措施有助于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面前谁都不能独善其身,旅游目的地也不能幸免。气候变化带来的急速冲击（如极端天气事件）与慢性压力（如生态系统转变）下,城市旅游地气候风险日益严峻。整合气候变化风险与适应性两大领域是旅游地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应用难点。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梳理相关理论基础上,本文建立了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整合分析框架。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长株潭城市群,利用气候观测数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与问卷调查数据,综合运用集对分析法、TOPSIS评价法、障碍度模型、结构方程模型、GIS空间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开展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研究。研究结论主要包括:（1）综合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借鉴气候变化风险与适应理论分析框架,建立“双层双视角”的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研究框架。研究框架从客观视角出发,在中观尺度上开展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水平评价,旨在揭示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的时空演化特征与系统响应;从主观视角出发,在微观尺度上探究城市旅游地利益相关者（旅游从业人员与居民）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现状与适应意向,试图探明城市旅游地个体关于气候变化风险感知与适应意向的作用机制。该研究框架实现了风险评价与适应分析的有效整合,中观与微观尺度的有益综合,主客观视角的有机结合,有利于全面、系统地把握社会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化,实施可持续发展。（2）长株潭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演化。立足气候变化风险理论,以IPCC气候风险模型为母体模型发展了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评价模型。从致灾因子、暴露度、脆弱性三个方面筛选指标开展长株潭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评价。结果表明,研究期长株潭气候变化风险总体呈上升趋势,呈现“警戒”与“较高”等级交替变更特征。综合来看,气候暖化影响、极端降水影响、水资源消耗、过度旅游影响、旅游贡献不够、旅游资源质量较低等因素对于驱动长株潭城市旅游地气候风险发挥了较大作用。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从压力、状态、响应三个维度建立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适应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结果发现,研究期内长株潭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适应性不断增强,趋势见好。适应等级从“失能”逐步提升至“良好”。研究观察到响应维度对旅游地气候适应性的影响最为显着。指标层障碍因子识别结果表明,应基于系统视角进行综合提升城市旅游地气候适应,考虑经济优化、社会保障、设施完善、生态修复等多部门多领域统筹协同参与。旅游发展在长株潭城市旅游地气候适应进程中呈现“双刃剑”效应。因此,旅游如何在与气候适应协同的同时实现有序高质量发展,成为今后长株潭城市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响应问题。总体上,城市旅游地系统演化主导态势向好。2010年至2015年间气候变化风险为主导态势,长株潭城市旅游地呈“高风险-低适应”特征,系统整体处于不良的发展阶段。随着城市旅游地适应行动开展,气候变化适应性不断提升。自2016年起,气候适应性逐步上升为主导态势。城市旅游地系统发展进入良好阶段。长株潭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主导态势空间分化特征较为显着,空间异质性时间演化较明显。（3）城市旅游地利益相关者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与适应意向。基于保护动机理论,借鉴个体主动适应气候变化的社会认知模型,构建城市旅游地利益相关者气候风险评价与适应意向概念框架,探讨城市旅游地重要利益主体（旅游从业人员与居民）关于气候变化风险的认知水平及其与适应意向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显示,受访者（旅游从业人员）对气候变化对从事旅游业的人士、旅游业运营和管理以及旅游者自身可能产生的影响表示高度关注。受访者（旅游地居民）认为气候变化对自身生产生活与身体健康、城市生态环境与旅游发展影响较大。研究结果表明,接收有关气候变化的信息对旅游地利益者进行风险评估和适应意向具有积极和显着的影响;如果认知到气候变化风险,且对自身适应能力评价较高,旅游地相关利益人员更有可能采取适应措施。（4）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适应机制构建。从目标原则、适应主体界定、适应实施框架以及适应行动路径建立长株潭城市旅游地气候适应机制。适应机制构建的总目标是增强长株潭城市旅游地的气候适应能力,有效防范风险并利用机遇,最终实现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具体目标包括:提升认知、资源配备、有效整合与多元协同。适应气候变化是长株潭城市旅游地不断加剧的气候风险的迫切需求;适应气候变化与“两型”发展能相互促进。研究提出“多元利益主体”参与气候适应,界定与梳理了气候变化的适应主体: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参考有关理论与实践成果,提出“空间-社会-经济”的多层次多领域适应行动方案设计思路,并进一步提出气候适应行动实施的保障措施。
闫骥瑞[4]（2020）在《气候变化对我国农业生产率影响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下,我国一直是主要敏感地区。1961年以来,我国的气候变暖趋势持续,极端高温、极端强降水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趋强（中国气象局,2019）。农业受制于依赖气候因素、弱质性、高风险性等特性,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显着。气候变化不仅改变农业生产依赖的气温、降水等条件,还导致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对农业造成极大威胁。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当前正立足于农业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历史关口。面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突破农业低效生产方式和资源环境的制约瓶颈,在农业高质量发展与环境生态及社会需求之间取得新的平衡关系,已经刻不容缓。农业生产率可以兼顾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目的和手段,对于农业向高质量、绿色可持续发展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研究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农业生产率,可为适应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科学推进应对气候变化、防灾减灾和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经济结构转型,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数量化信息及政策空间。具体研究思路和内容为:在对相关文献研究回顾的基础上,通过对代表性的气候-经济理论模型进行深入解读,梳理出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搭建理论分析基础。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基础性工作就是对农业生产率的测算,本文从多要素生产率的视角,对农业生产要素进行质量调整,通过增长核算方法测算1998-2017年全国及各省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同时考虑环境因素,通过DDF和GML指数相结合测算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根据大量搜集整理和测算的数据,比较分析我国及各分组地区的气候变化和农业生产率时空动态演变特征。进而从一般性气候因子和极端天气事件两个视角,基于不同的技术工具分别深入考察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率的复杂影响效应。主要分析结果显示,气温、降水和湿度对农业生产率存在显着影响,并拟合出降水、湿度、日照与农业生产率之间的非线性变化关系,在不同分组层级的影响效应存在一定差异;影响机制检验反映气候变化通过产出、投入和结构影响农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存在。基于反事实思想的合成控制法实证分析检验了极端天气事件对受灾地区的农业生产率的显着负向作用,且具有动态持续效应。数量化的结果对于实现“气候智能型”农业,加快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等具有现实意义。
孙天宇[5]（2020）在《北极地区安全化与“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北极地区安全化趋势日益明显,在政治、经济、军事、环境领域的安全化,深刻影响着环北极地区的北极与近北极国家,并逐渐外溢至全球。北极安全已被部分国家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并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伴随美国与北约回归北极,美俄全球博弈关系被投射到北极地区,“北极例外主义”（Arctic exceptionalism）受到挑战,美俄欧在北极的安全互动越发频繁,并呈现出强烈的地区化趋势。基于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在北极地区安全化基础上,构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不仅能弥补哥本哈根学派在北极地区安全研究的不足,而且为中国塑造新的北极安全认知,推进北极政策的修订与完善,更好的履行北极治理中的大国责任,维护中国的北极安全利益提供借鉴。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是哥本哈根学派地区安全研究的重要理论,主要是对行为体在安全化或去安全化进程中无法分割的相关安全议题展开探讨。地区安全复合体正是建立在由不同行为体、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安全互动所构成的“安全组群”的基础之上。与传统的地区研究不同,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将“安全”界定为所有政治之上特殊的政治,将“安全化”界定为一般政治上升为安全问题的建构过程。将“国家”界定为“领土—政治—社会”的结合体,将“安全组群”描述为由国家、地区、地区间与全球四个彼此互动的层次而形成的完整模式。提出“无政府结构”“边界”“极性”“社会性建构”四个内核结构变量,依据内核结构变量的不同,划分出无结构地区、被覆盖地区、标准地区安全复合体、中心化地区安全复合体、大国地区安全复合体与超级复合体等多种类型,并提出维持现状,内在变革,外在变革三种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发展前景。“环北极超级复合体”是建立在北极地区政治、经济、军事、环境领域安全化基础之上,由北美洲、欧洲、环俄罗斯地区安全复合体及其“内环”的北极地区构成的,超地区（地区间）层次上的跨领域“安全组群”。对俄罗斯军事威胁的担忧,北极合作机制的建设与完善以及对安全与环境依赖性的认同,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形成提供了地区化动力。超级大国美国与全球层次大国俄罗斯、欧盟是超级复合体内的三个“极性”国家。美欧与俄罗斯在全球的竞争关系,外溢至双方在北极地区的“社会性建构”,对超级复合体的国内与地区、超地区、全球层次的安全态势产生重要的影响。“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建构尚处于形成阶段,从近期看,美国与北约的回归,将进一步加剧超级复合体内部美欧与俄罗斯的安全互动,进一步促进超级复合体的形成。从中期看,美国将北极升级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地区,完成相应的北极军事部署,在超级复合体内部可能会出现美国式“单极”取代美俄欧“多极”结构,在外部与周边地区安全复合体互动能力和强度会不断提升。从远期看,随着北极安全互动逐渐频繁,现有的北极治理与合作机制将逐渐发展成地区安全机制的基础,“环北极超级复合体”也将进入相互协调的安全机制阶段。受理论局限、现实流变与实践博弈的多维影响,构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依然面临着不小挑战。中国是“近北极国家”,是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北极安全事关中国“战略新疆域”的安危,北极地区安全化切实影响中国的北极资源、航道、环境、科研等利益。“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构建,对中国的北极身份,北极安全,北极合作带来了安全化的潜在风险,也对中国的北极战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北极身份,要明确“近北极国家”身份,不断丰富其政治与国际法内涵;对于北极合作,要顺应北极国家期许,务实推进“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对于北极安全,要构建新型北极伙伴关系,加快建设“蓝色伙伴关系”网络;对北极治理,要响应北极理事会改革号召,努力提升制度性话语。坚决扞卫开发北极,利用北极的合法权力,切实履行治理北极,保护北极的大国责任。
陈豪[6]（2020）在《黑龙江流域水文过程和湿地分布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及预估研究》文中指出由自然和人为因素所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使得人类赖以生存的表层地球系统发生剧变的风险不断增加。极端天气、北极甲烷爆发、永久冻土层退化、新型病毒等问题的出现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全球环境变化的负面影响,一次次向我们预示着“人类世”时代面临气候失控的可能性。因此,本论文将全球变化领域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区域气候变化及其水文响应作为主要研究内容,选取中高纬寒区对全球变化响应强烈的典型流域——黑龙江流域为研究区,试图揭示该区域变化环境下重要的陆地水循环格局和过程的演变规律及变化趋势,为区域减缓和应对全球变化提供科学依据。论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和创新点如下:1)基于多源时空观测数据和系统分析方法,本研究识别并揭示了历史时期黑龙江流域主要的气候、水文和下垫面要素变化的基本特征,为深入研究气候变化背景下流域水文过程及湿地分布动态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本研究核心工作之一——分布式水文模型的研发,提出了重要需求:即适用于中高纬寒区黑龙江流域的分布式水文模型的研发,一方面要能够重现流域长期历史径流序列,给出多种陆地水文通量和储量更精细的时空演变过程模拟结果,还要能够支持对复杂的下垫面和气候因素双重胁迫下的流域水循环格局和过程的变化进行量化、评估和预估。2)结合当前分布式水文模型参数化新进展,以加强模型对网格及次网格水文过程的准确表达,降低模型的不确定性及尽可能利用快速发展的高新技术手段为指导原则,对分布式水文模型ESSI,进行了必要的更新及完善,完成了其新版本ESSI-3模型的研发,实现了黑龙江全流域陆地水循环过程的精细模拟。在不同尺度和数据基础上的模型适用性评估结果表明ESSI-3模型能够很好地模拟黑龙江流域关键的水文过程如径流、蒸散发、陆地水储量、地下水储量等的时空演变。同时,本研究系统介绍了驱动ESSI-3模型所需地面气象、土壤、植被和地形及水系等参数的获取方法,解决了大范围尺度模型驱动参数获取不易的问题,并创新性地提出了一个地面气象要素空间降尺度工具集和一套针对气候模式数据不确定性评估及数据订正、融合和降尺度的新的方法体系。3)基于湿地发生、发育机理,本研究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种新的湿地分布表征指标——气候-土壤-地形指数（CSTI）,并在湿地分类精度评价方法和最大熵模型支持下,有效地证明了新指数在湿地分布表征方面的优越性。同时,基于TOPMODEL模型原理,通过三参数幂指数函数法将CSTI指数和ESSI-3模型,进行了有效连接,构建了一个动态湿地模块。模块应用结果表明,其能够较好地再现黑龙江流域湿地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季节性动态变化特征。4)围绕变化环境下黑龙江流域水文过程和湿地分布的响应机制及趋势预估这一关键科学问题,本研究基于耦合了动态湿地模块的ESSI-3模型,深入分析了近20年来黑龙江流域12种关键水文过程分量对主要气候和下垫面要素变化的时空响应特征和响应机制以及未来30年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这些水文过程和流域湿地分布的变化趋势等。结果表明,一方面各水文过程分量对环境变化的响应呈现出复杂的机制以及强烈的空间异质性特征,但仍有规律可寻,且研究中识别出了流域内不同水文过程变化的主导因素和典型区域;另一方面对未来时段各水文过程分量的变化趋势的探究表明,未来复杂的气候变化环境下,流域的关键水文过程和湿地分布在空间上将呈现出或延续或加剧或扭转的变化格局,这些结果为科学、有效地应对黑龙江流域未来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冯斌[7]（2020）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广西自然保护区体系的管理有效性研究》文中认为自然保护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区域,是保护生态安全的重点功能区域。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正在推动着自然保护区管理方式的改变。开展自然保护区管理有效性评估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其在变化的环境中优化管理,有效配置资源,提升自然保护区价值。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f Bilogical Diversity,CBD）第十次缔约国会议明确提出了“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纳入自然保护区管理有效性评估”、“发展适应性管理和加强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有效性,解决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的影响”。本研究通过资料收集和野外调查,就气候变化对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以及自然保护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管理有效性进行了研究,主要研究结果和结论如下:（1）气候变化对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选取了虎纹蛙（Hoplobatrachus rugulosus）、黑眶蟾蜍（Bufo Melanostictus）、斑腿泛树蛙（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Hallowell）、泽陆蛙（Fejervarya multistriata）和饰纹姬蛙（Microhyla ornata）5种两栖动物,基于当前和2050年的19个环境变量,使用最大熵（Maximum Entropy,Max Ent）模型对其在广西范围内适宜分布区变化趋势进行了预测,5种两栖动物2050年适宜分布区面积均较当前有大幅度增加,适宜分布区面积平均变化率为78.36%,适宜分布区平均海拔升高7.76m;模型计算贡献率平均值最大的3个环境变量依次为最暖季平均温（26%）、最暖月最高温（17.32%）和气温年范围（12.08%）,温度变化较降水变化对5种两栖动物影响更显着;右江河谷地带是两栖动物迁移、扩散的重要区域,需要关注这些物种的保护,而且适应气候变化需要在更大的背景下考虑对策。基于问卷调查对广西原林业系统的48个自然保护区进行了气候变化影响评估,结果表明,所有的自然保护区均感受到了温度、降水变化,以及极端气候事件频率升高的事实;降水量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对自然保护区的影响范围、程度和持久性最为显着;极端气候事件对自然保护区的基础设施和周边社区居民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损失,冰冻雨雪、洪涝和台风是损毁基础设施最主要的3种极端气候类型,受影响对象与极端气候类型直接相关;对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生计影响较大的极端气候事件类型包括冰冻雨雪、洪涝、干旱和台风,主要受影响的生产活动包括养殖、种植和捕捞;不同级别自然保护区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应对气候变化管理需求差异显着,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基础设施需求强烈,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更注重适应技术提升。（2）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研究。基于39个动植物物种和39类优先保护植被类型分布数据使用Marxan模型识别了桂东北、大瑶山-大桂山区、桂西北、九万山、桂西南、大明山和十万大山7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面积9.01万km2,约为广西国土面积（23.76万km2）的37.92%,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部位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内;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以喀斯特,喀斯特向土山过渡地貌为主,气候变化影响下脆弱性较高;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内自然保护区65处1.12万km2,仅占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面积的12.43%,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空缺,难以满足生物多样性有效保护的需要。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野生动植物的适宜生境将发生变化并突破现有自然保护区边界的范畴,仅依靠现有自然保护区在将来难以实现对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建立自然保护区群、自然保护区之间建立生态廊道是适应气候变化的基本方法。（3）广西自然保护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管理有效性。基于世界保护区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Protected Area,WCPA）评估框架提出了自然保护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管理有效性评估工具（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Assessment Tool of Mitigation and Adaption on Climate Change,MEATMACC）,并使用该工具和管理有效性跟踪工具（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tracking tool,METT）对5个实施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al Facility,GEF）项目和作为参照的7个典型自然保护区进行了评估。GEF项目自然保护区管理有效性得分（76.4分）明显高于非项目自然保护区得分（49.7分）,实施GEF项目自然保护区与未实施GEF项目的自然保护区6年得分存在显着差异（p=0.003）,初始时间管理有效性非6年后管理有效性决定性因素（F=56.585,P=0）;METT中规划（P=0.003）和过程（P=0）两个要素首末两个时间点得分存在极显着差异,说明资金充足且管理科学的条件下自然保护区管理有效性可以在短期（≤6年）内显着提升,在资金不充足的情况下可优先开展规划和过程两个要素的管理活动;自然保护区MEATMACC平均分（63分）明显高于METT（52.8分）,国家级与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METT得分无显着差异（t=2.202,df=10,P=0.052）,但国家级与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MEATMACC得分差异极显着（t=4.747,df=10,P=0.001）,说明自然保护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管理有效性较常规管理有效性低,常规管理有效性较高的自然保护区在减缓和适应气候管理方面也可能存在短板。两评估工具得分率呈线性相关且差异不显着（r=0.668,P=0.018）;两评估工具背景（P=0）、规划（P=0）与影响（P=0）3要素得分率存在极显着差异,说明自然保护区常规管理、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管理相似性高,但加强背景、规划和影响3个要素的管理活动有助于自然保护区提升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管理有效性。
孙红杰[8]（2020）在《能源系统转型对减缓气候变化设定目标的响应及模拟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区域公平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全球关注的研究热点。造成气候变化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关键核心都集中于能源系统。目前关于已发生的气候变化与能源消费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已相对较为成熟,但能源系统对未来减缓气候变化不同设定目标响应的相关研究还基本处于空白阶段。本文基于以往研究,系统梳理了50多年来全球、区域、国家等不同空间尺度能源消费演变的经验事实,归纳发展规律及趋势。在此基础上,通过设定基准情景（CPol）、国家自主贡献情景（NDC）、2℃、1.5℃等四种不同气候情景,选取AIM/CGE,IMAGE,MESSAGEix-GLOBIOM,POLES,REMIND-MAgPIE及WITCH-GLOBIOM等六个综合评估模型对全球及区域尺度能源相关指标进行不同时间尺度数值模拟,分析不同温升情景能源系统转变轨迹,判断趋势特征及差异,以及低碳经济指标的响应情况。通过假定2025年及以后全球各国在同一温升情景同一综合评估模型下,征收同一水平碳税,并将碳税作为能源投资的重要来源,以CPol情景为基准参照,测算不同温升情景各区域能源净投资缺口。同时进一步假定各区域能源净投资缺口全部自行解决,为方便不同经济水平区域的统一对比,将能源投资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比值视为对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相对贡献指标;同时将不同温升情景下区域的政策成本（GDP损失值）与GDP比值和区域的政策成本（GDP损失值）占全球的比例,也视作对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相对贡献指标,从新的视角揭示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对气候变化减缓的相对贡献。并进一步考察对比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对未来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相对贡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全球能源消费经验事实（1）19652018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增长了2.74倍,其中亚太地区增幅最大,对全球增长贡献了54.56%。发展中国家一次能源消费平均增速大于发达国家,部分发达国家呈负增长,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能源脱钩理论。50多年来,全球非化石能源消费规模及占一次能源的比例显着增大,同时核能、可再生能源（水能除外）的占比呈快速上升态势。（2）全球一次能源人均消费水平显着提高,但非洲、亚太地区、中南美洲等发展中国家集聚的区域一次能源人均消费一直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一次能源人均消费高的国家主要集中在石油、天然气输出国和发达国家。中国一次能源人均消费,2000年之前一直低于亚太地区平均水平,2008年之前一直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18年中国一次能源人均消费也仅为美国同期的32.87%。（3）全球电力生产稳步增长,以煤炭为主的火力发电占绝对比重,天然气、可再生能源（水能除外）发电占比呈上升态势。除亚太地区外,各地区发电能源均趋向以天然气为主的低碳能源。（4）过去的50多年,全球一次能源人均消费总体不平等程度呈减弱趋势。从地区来看,一次能源人均消费不平等程度,发达国家相对较小,发展中国家较大。化石能源中,全球天然气人均消费不平等程度最大,煤炭最小。全球非化石能源人均消费不平等程度显着大于化石能源。非化石能源人均消费对一次能源人均消费的总基尼系数贡献率,发达国家高,发展中国家低。2、能源系统对不同温升情景的响应（1）全球未来一次能源供给规模,不同温升情景（NDC,2℃,1.5℃）相对于CPol（基准）情景,将会下降,越严格的温升情景,下降幅度越大。中长期来看,化石能源占比在CPol、NDC情景中呈上升态势,在2℃、1.5℃情景中呈下降趋势;非化石能源在所有情景中均呈上升态势。（2）一次能源供给规模从地区来看,相对于CPol基准情景,NDC情景LAM（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OECD90+EU（经合组织成员国和欧盟成员国）地区的一次能源供给下降幅度大于全球平均水平;严格温升情景（2℃,1.5℃）呈相反状态,ASIA（亚洲的国家,不包括前苏联、日本和中东地区）、MAF（非洲和中东地区国家）、REF（前苏联的国家）地区一次能源供给下降幅度大于全球平均水平。（3）全球电力生产,CPol基准情景燃煤发电的首要地位一直未变;NDC情景全球电力生产总量略低于CPol基准情景,但燃煤发电的绝对量并没有绝对减少;严格温升情景（2℃,1.5℃）相对于基准情景,全球电力生产短期内会呈一定程度下降,中长期将明显提高。严格温升情景下,化石能源发电占比短期内将控制在30%40%,中期内将控制在1%4%,可再生能源占主导;长期到2100年全球太阳能、风能发电合计占比将达70%以上。（4）各地区未来电力生产构成来看,在CPol、NDC情景,化石能源发电的占比随时间推移呈下降态势,到21世纪末占比仍在30%以上,风能、太阳能合计占比到21世纪末仍不会超过50%。严格温升情景下,中长期,各地区发电均将以太阳能、风能为主导。（5）越严格的温升情景对应CO2排放量的减幅越大。严格温升情景（2℃,1.5℃）,CO2排放量呈持续下降态势,LAM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率先实现CO2零排放,ASIA地区（除前苏联、日本和中东地区以外的亚洲国家）最晚实现CO2零排放;短期内大部分地区主要受能源强度影响,中长期主要受能源结构影响所致。3、不同温升情景能源投资缺口与政策成本（1）考虑碳税前提下未来能源投资缺口,从短期到中期来看,严格温升情景（2℃,1.5℃）全球能源投资缺口呈增大态势,全球能源投资缺口率最大点位于2050年左右,缺口率达47.24%（72.15%）;中长期来看,全球能源投资缺口相对平稳。NDC情景全球能源投资缺口较小,长时间序列呈收敛态势,中长期全球能源投资缺口率小于1%。（2）从地区结合能源投资缺口角度来看,实现减缓气候变化预定目标,以ASIA为主的发展中地区难度更大。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投资国,约占全球能源投资的20.63%,但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高碳化石能源。中国与美国比较来看,CPol情景能源净投资基本皆能满足NDC情景能源净投资需求和短期2℃情景能源净投资需求;中长期来看,两国均存在较大的能源投资缺口,但中国能源投资缺口率明显大于美国及全球平均水平。实现2℃减排目标,从能源净投资角度来看,中国的相对付出远远大于美国及全球平均水平。（3）从相对政策成本视角来看:发达国家集聚的OECD90+EU地区仅在NDC（国家自主贡献）情景短中期承担全球64%左右的政策成本;发展中国家和一些新兴经济体在严格温升情景（2℃,1.5℃）将一直承担全球80%左右的政策成本。（4）从相对政策成本国家视角来讲,中国在2℃情景、NDC情景（中长期）对全球GDP损失的贡献远远大于美国。这个分析结果应引起我们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减缓气候变化责任与义务承担划分的再认识。基于以上研究分析,本文认为:实现严格减缓气候变化预定目标（2℃,1.5℃）,若无国际机制协调帮助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未来面临的相对付出与其经济实力、所处发展阶段和碳排放的历史累计等均不匹配;为保证全球公平、可持续发展和更好实现减缓气候变化的预定目标,发展中国家参与减缓气候变化行动理应得到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的技术支持与资金帮助。本文研究有助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或国家筛选有效的能源发展策略,为制定适应气候变化减缓的相关政策提供实证依据,为参与国际气候谈判提供客观论据。
李沁汶[9]（2019）在《气候变化下泥石流灾害风险与适应对策研究 ——以岷江上游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气候变化下的灾害风险管理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泥石流作为典型的山地灾害,是构成山区灾害风险的重要组分。气候变化对区域灾害系统构成的影响潜在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生存所需的资源,空间和场所。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加剧和孕灾环境加速演变,灾害风险减轻及其适应越来越引起研究者和管理者重视。在研究气候变化下的泥石流灾害风险时,需要认识不同自然-社会特性的风险构成。其中,泥石流危险性作为最主要的胁迫因子,准确评价其危险性分布和程度对风险研究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气候变化及其导致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变化是影响未来泥石流的重要前提,评价泥石流危险性的先决条件是开展极端降水事件的时空分布和变化趋势分析。因此,本研究首先根据地面观测资料对三种全球气候模式进行降尺度,分析研究区未来50年极端降水分布及其变化。然后,在未来降水资料的基础上,本研究尝试将高时空分辨率气象资料同基于水土耦合模型相结合,探究将泥石流机制模型用于危险性评价的适用性。除了泥石流危险性这一重要因素外,山区聚落脆弱性也是影响气候变化下泥石流风险的另一重要因素,同时也是适应性的产生根源。目前,灾害脆弱性研究通常从单个承灾体或特定维度展开,即认为脆弱性是源于受灾害胁迫区域建筑物的物理抗性,或灾害易发区的人口个体特征。但气候变化影响区域社会特性的长期性和综合性对该假设提出挑战。本研究针对该问题,通过从人口,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开展研究,建立综合脆弱性指数,评价气候变化下山区聚落的泥石流灾害风险。除此之外,还针对岷江上游山区聚落脆弱性产生原因,提出了基于多智能体模型的时空间行为规划方案。本研究的主要工作及其结论如下:（1）选择三种全球气候模式BCC＿CSM,CCSM4,MIROC5,使用从强度,频次和持续性三个方面构建13个极端降水指标,评价岷江上游未来50年极端降水时空格局和变化趋势,结果表明研究区大部分区域极端降水可能增强,极端降水强度最大的区域是黑水河流域和寿溪河流域,其中黑水河流域一端是强降水为主,寿溪河流域的长历时强降水事件最明显。此外,三种模式对降水的模拟结果存在一定差异,BCC＿CSM模拟极端降水区域差异性最大,CCSM4模拟极端降水强度偏大,MIROC5极端降水最小。（2）基于水-土耦合泥石流机制模型评价泥石流危险区,结果表明,岷江上游576个泥石流潜势流域中有80～280个流域未来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频次最高集中于汶川,茂县部分乡镇,年遇水平可达2年一遇。大部分区域的泥石流发生频次介于5年一遇,至10年一遇,泥石流增强趋势明显。（3）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山区聚落脆弱性的认识出发,对人口,社会,经济等方面开展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山区聚落脆弱性综合指数,评价气候变化下岷江上游聚落脆弱性。结果表明,岷江上游局地人口聚居,以及交通等基础设施发展滞后是导致聚落易受灾害和影响的主要因素,主成分载荷分别为42%和29%,人口结构特征会显着增加脆弱性成因复杂性。（4）气候变化下泥石流灾害风险是危险性和脆弱性综合的结果。岷江上游聚落风险等级和风险构成结果显示,泥石流风险与危险性分布显着不同,说明改善聚落社会经济状况对降低泥石流风险作用明显。因此,针对不同风险构成类型的加强灾备,生计提升,强化政府管理和气候变化不确定性准备等方面的聚落适应性提升对策能够有效服务于减灾风险管理。（5）山区的交通设施和复杂地形可能增加了人员避险的空间阻力。为进一步提升聚落适应性,使用多智能体模型开展泥石流情景下人员避险路径模拟和规划研究。以Netlogo软件为分析和可视化平台,可以提供不同阶段人员避险的路径选择方案和潜在避险地,实现人员时空间行为和交通路网的交互。
张威涛[10]（2019）在《基于CAS理论的综合疏散避难空间适灾机理与规划响应研究 ——以滨海城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和地壳运动的活跃,使多种自然灾害发生频率明显上升,并且灾难性事件增多。与此同时,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使城市人口持续增长,这就意味着有大量的城市人口正在、也将更多地暴露于自然灾害威胁之下。城市疏散避难空间是灾害情景下工程抗灾设防受损后的第二道防线——保障人口生命安全的底线空间,也是收容救助活动的集核空间、城市机能运转的辅助空间。所以,疏散避难空间的规划与建设,已经成为我国城市规划建设和防灾减灾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适应灾害风险”简称“适灾”,是疏散避难空间规划建设的根本目标,指在不同的灾害风险条件下都可以可靠地发挥庇护、收容、救助等关键职能,降低甚至避免灾害风险导致的人口及相关社会经济损失。但是,当我们审视当前各个城市的疏散避难空间规划工作时,会发现似乎陷入了一种困局——规划者们常常遵循既定经验范式,采用实体中心的规划技术手段（指从自上而下的视角关注事物的平面与静态结构）就灾害谈设计,从而忽视或回避了疏散避难空间和灾害风险之间复杂的、生动的适应关系及运行逻辑,导致难以把握这种适应关系所形塑的适灾对策。何为“适灾”?如何“适灾”?这成为现有疏散避难空间规划亟待回归、思考并解答的问题。首次采用复杂适应系统（CAS）理论,对综合疏散避难空间“适灾”系统的内部运行机理和外部规划响应进行双向探索。通过适灾机理向规划响应的推导,最后落足于综合疏散避难空间适灾规划的应用,不仅帮助突破疏散避难空间规划的适灾困局,还在于弥补现有疏散避难空间适灾研究的理论缺欠。也期待通过贡献出疏散避难空间适灾研究的专项性成果,启发其他城市空间适灾理论的充实和适灾规划的完善。以基础平台搭建-适灾总体探讨-适灾分题探讨-适灾规划应用为研究路线依次展开:第一部分,搭建“适灾”研究的基础平台。通过梳理归纳“疏散避难空间”、“灾害风险”、“CAS理论”的发展动态,搭建综合疏散避难空间适灾理论研究和规划应用的基础平台,奠定研究广度、深度和精度。包括:明确以综合疏散避难空间为研究主体,规划内容向多灾种、多时段、多手段、多尺度和多主体5个方面扩展;明确以损失型灾害风险为适应对象,分解为致灾性、暴露性和敏感性3个风险维度;引入CAS经典理论,辅以社会生态系统的CAS衍生理论、城市空间系统的CAS应用程序,探索综合疏散避难空间的适灾问题。第二部分,综合疏散避难空间“适灾”总体探讨。通过综合疏散避难空间适灾系统与CAS理论的耦合分析,论证综合疏散避难空间适灾系统属于复杂适应系统。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包括空间复杂性表现、灾害风险适应性要求、适灾系统构成、适灾系统外部特征和适灾系统内部机制在内的综合疏散避难空间适灾理论思想。其中,通过挖掘适应概念的可持续发展内核,提出综合疏散避难空间的灾害风险适应性要求;再通过搭建内部机制达到适灾要求的作用框架,建立综合疏散避难空间的适灾运行机理模型。然后,将适灾理论思想和适灾机理模型转化为规划语言,确立综合疏散避难空间适灾概念,重塑疏散避难空间规划体系,包括:建立综合疏散避难空间适灾规划总体思路;将灾害风险适应性要求转化为新的规划原则;受适灾机理模型启发建立规划方法集合;确立清晰的规划流程和完整的规划内容;赋予新的规划属性和价值等。第三部分,以滨海城市为例的综合疏散避难空间“适灾”分题探讨。滨海城市是社会经济活动最活跃、人口最集中、灾害形势最复杂的城市地区之一。通过综合疏散避难空间适灾规划,保障灾害情景下的人口安全,并以人口之安全维护社会经济之稳定,对于滨海城市而言至关重要。根据适灾规划体系指导,将适灾规划分为“确保场所和环境庇护安全,适应多灾种致灾性”、“确保紧急和生活收容有效,适应人口暴露性”、“辅助城市持续运转和快速恢复,适应救助敏感性”3项专题分别展开。在每个专题下,首先通过分析滨海城市灾害风险主要影响要素,确定灾害风险评价指标,辨析灾害风险的空间分异特征;然后,针对滨海城市典型的灾害风险特征,将适灾运行机理模型具象化,形成疏散避难空间使用行动情景图式;以该图式为依据,搭建跟随灾害风险提升、承载邻域层自治行动向城市层统筹行动升级的疏散避难空间形制、配置和布局策略。第四部分,对天津滨海新区核心区做规划应用研究。在对前文提出的空间适灾规划策略进行应用的同时,就应用研究区域本身发现并解决适灾专题探讨中忽视的差异性和细节性问题,指导我国滨海城市疏散避难空间规划的提升,也为其他城市地区提供有益的借鉴。最后,建立一套指涉多方参与主体、识别多层规划权责、执行多元规划程序的规划保障措施,用于保障综合疏散避难空间适灾规划编制、实施和使用的效果。
二、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棉农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及生产调适行为的研究 ——基于新疆一师垦区调查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气候变化对棉花生长的影响方面的研究 |
| 1.2.2 农户对气候变化感知方面的研究 |
| 1.2.3 农户感知与农户生产调适行为的关系方面的研究 |
| 1.2.4 农户生产调适行为方面的研究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的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的界定 |
| 2.1.1 气候变化 |
| 2.1.2 感知 |
| 2.1.3 棉农生产调适行为 |
| 2.2 理论基础 |
| 第3章 棉农对气候变化的感知情况 |
| 3.1 一师垦区概况 |
| 3.2 调查区域与问卷设计 |
| 3.3 调查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3.1 被调查棉农的基本特征 |
| 3.3.2 被调查棉农的棉花生产经营情况分析 |
| 3.3.3 棉农对气候变化的感知情况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棉农生产调适行为及优先序分析 |
| 4.1 棉农棉花生产过程中调适行为分解 |
| 4.1.1 棉农在棉花生长苗期的调适行为分解 |
| 4.1.2 棉花生长花蕾期的调适行为分解 |
| 4.1.3 棉花生长成熟期的调适行为分解 |
| 4.2 棉农生产调适行为的优先序分析 |
| 4.2.1 棉农生产调适行为排序情况 |
| 4.2.2 棉农生产调适行为的优先序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棉农生产调适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1 棉农生产调适行为的比较分析 |
| 5.1.1 不同区域棉农生产调适行为的选择情况 |
| 5.1.2 不同个体特征的棉农生产调适行为的选择情况 |
| 5.1.3 不同家庭经营情况下棉农生产调适行为的选择情况 |
| 5.1.4 不同感知的棉农生产调适行为的选择情况 |
| 5.2 棉农生产调适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1 变量的选取及说明 |
| 5.2.2 模型设定 |
| 5.2.3 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本结论与对策建议 |
| 6.1 基本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3 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评价与适应机制研究 ——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气候变化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 |
| 1.1.2 气候变化风险与适应研究的新探索 |
| 1.1.3 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日趋严峻 |
| 1.1.4 长株潭城市群应对气候变化新诉求 |
| 1.2 研究进展 |
| 1.2.1 气候变化与灾害风险 |
| 1.2.2 气候变化对旅游地的影响 |
| 1.2.3 旅游地适应性 |
| 1.2.4 研究述评与启示 |
| 1.3 科学问题 |
| 1.3.1 构建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整合分析框架 |
| 1.3.2 建立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测度体系 |
| 1.3.3 探明城市旅游地利益相关者对气候变化风险的适应机制 |
| 1.4 研究意义 |
| 1.4.1 理论意义 |
| 1.4.2 实践意义 |
| 1.5 研究区域概况与选定依据 |
| 1.5.1 研究区域概况 |
| 1.5.2 研究区域选定依据 |
| 1.6 研究方案 |
| 1.6.1 研究内容 |
| 1.6.2 研究方法 |
| 1.6.3 研究数据 |
| 1.6.4 技术路线 |
|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气候变化风险 |
| 2.1.2 适应 |
| 2.1.3 城市群 |
| 2.1.4 城市旅游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
| 2.2.2 风险理论 |
| 2.2.3 适应性理论 |
| 2.2.4 保护动机理论 |
| 2.3 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整合分析框架构建 |
| 2.3.1 整合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的概念模型 |
| 2.3.2 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整合研究框架 |
| 3 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评价 |
| 3.1 城市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解析 |
| 3.2 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与适应性特征分析 |
| 3.2.1 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诱发因素与特征 |
| 3.2.2 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适应类型与措施 |
| 3.3 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评价 |
| 3.3.1 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 |
| 3.3.2 数据处理与方法 |
| 3.4 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演化及影响因素 |
| 3.4.1 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时空演化 |
| 3.4.2 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演化影响因素 |
| 3.5 城市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气候变化风险-适应性响应 |
| 3.5.1 城市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主导态势变化 |
| 3.5.2 城市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态势空间分异 |
| 3.6 小结 |
| 4 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感知-适应意向分析 |
| 4.1 旅游风险感知 |
| 4.2 概念模型与理论假设 |
| 4.3 旅游从业人员 |
| 4.3.1 问卷设计 |
| 4.3.2 数据分析 |
| 4.3.3 样本人口学特征 |
| 4.3.4 结果分析 |
| 4.4 旅游地居民 |
| 4.4.1 问卷设计 |
| 4.4.2 样本人口学特征 |
| 4.4.3 结果分析 |
| 4.5 小结 |
| 5 城市旅游地气候适应机制构建 |
| 5.1 城市旅游地气候适应机制构建的动因 |
| 5.2 城市旅游地气候适应机制构建的目的与原则 |
| 5.2.1 城市旅游地气候适应机制构建的目的 |
| 5.2.2 城市旅游地气候适应机制构建的原则 |
| 5.3 城市旅游地气候适应机制构建的主体界定 |
| 5.4 城市旅游地气候适应机制的实施框架 |
| 5.4.1 城市旅游地气候硬适应框架 |
| 5.4.2 城市旅游地气候软适应框架 |
| 5.5 城市旅游地气候适应机制的实践路径探索 |
| 5.5.1 行动环境分析 |
| 5.5.2 行动方案设计 |
| 5.5.3 行动实施保障 |
| 5.6 小结 |
| 6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贡献 |
| 6.3 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经历 |
| 附录2:调查问卷 |
| 致谢 |
（4）气候变化对我国农业生产率影响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创新与不足 |
| 1.3.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3.2 研究不足与扩展 |
| 第二章 相关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2 农业生产率相关研究 |
| 2.3 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1 相关理论研究 |
| 2.3.2 相关实证研究 |
| 2.4 我国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行动 |
| 2.5 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
| 第三章 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率影响效应的理论分析 |
| 3.1 理论模型简介 |
| 3.2 影响机制分析 |
| 3.3 研究假设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气候变化特征分析及农业生产率测算 |
| 4.1 基于农业发展水平的区域分组 |
| 4.2 我国气候变化的特征分析 |
| 4.2.1 一般性气候因子的描述分析 |
| 4.2.2 极端天气事件的描述分析 |
| 4.3 我国农业生产率的测算及分析 |
| 4.3.1 测度方法介绍 |
| 4.3.2 估算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
| 4.3.3 估算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一般性气候因子对农业生产率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设定 |
| 5.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3 基准估计与结果分析 |
| 5.3.1 全样本分析 |
| 5.3.2 分组样本分析 |
| 5.4 非线性估计与结果分析 |
| 5.4.1 全样本分析 |
| 5.4.2 分组样本分析 |
| 5.5 影响机制检验 |
| 5.5.1 检验步骤 |
| 5.5.2 检验结果分析 |
| 5.6 稳健性检验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极端天气事件对农业生产率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1 极端天气事件的样本选择 |
| 6.2 合成控制法的基本思想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样本与变量说明 |
| 6.3.2 实证结果分析 |
| 6.3.3 “安慰剂”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北极地区安全化与“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国内文献综述 |
| (二)国外文献综述 |
| (三)既有文献评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辨识与理论基础阐释 |
| 一、核心概念的辨识与界定 |
| (一)“安全”和“安全化”概念的辨识与界定 |
| (二)“国家”概念的辨识与界定 |
| (三)“安全组群”概念的辨识与界定 |
| 二、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框架的阐释 |
| (一)理论内涵阐释 |
| (二)内核结构变量 |
| (三)类型划分及标准 |
| (四)演进与变革前景 |
| 第二章 北极地区关键领域的安全化态势 |
| 一、政治领域的安全化态势 |
| (一)政治安全议程 |
| (二)政治安全的指涉对象与安全行为体 |
| (三)政治安全的威胁与脆弱性逻辑 |
| 二、经济领域的安全化态势 |
| (一)经济安全议程 |
| (二)经济安全的指涉对象与安全行为体 |
| (三)经济安全的威胁与脆弱性逻辑 |
| 三、军事领域的安全化态势 |
| (一)军事安全议程 |
| (二)军事安全的指涉对象与安全行为体 |
| (三)军事安全的威胁与脆弱性逻辑 |
| 四、环境领域的安全化态势 |
| (一)环境安全议程 |
| (二)环境安全的指涉对象与安全行为体 |
| (三)环境安全的威胁与脆弱性逻辑 |
| 第三章 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内涵、动力及安全态势 |
| 一、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内涵 |
| (一)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提出与内涵 |
| (二)环北极超级复合体边界的构想 |
| (三)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极性分析 |
| 二、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地区化动力 |
| (一)对俄罗斯军事威胁的担忧 |
| (二)北极合作机制建设及完善 |
| (三)安全与环境依赖性的认同 |
| 三、环北极超级复合体安全态势的多层次研判 |
| (一)国内与地区层次 |
| (二)超地区层次 |
| (三)全球层次 |
| 第四章 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发展前景和挑战 |
| 一、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前景分析 |
| (一)近期前景 |
| (二)中期前景 |
| (三)远期前景 |
| 二、构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面临的挑战 |
| (一)理论层面:“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局限性 |
| (二)现实层面:英国“脱欧”与欧盟“极性”的再确认 |
| (三)实践层面:北极国家与非北极国家的复杂博弈关系 |
| 第五章 构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中国战略抉择 |
| 一、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战略利益分析 |
| (一)开发并利用北极航道的通道利益 |
| (二)依法且合理开发北极的资源利益 |
| (三)保护北极生态与气候的环境利益 |
| (四)不断探索与认知北极的科研利益 |
| (五)北极治理与国际参与的责任利益 |
| 二、构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对中国的潜在风险 |
| (一)对中国北极身份的“安全化”塑造 |
| (二)对中国北极安全利益的可能性威胁 |
| (三)对中国参与北极合作的现实性挑战 |
| 三、中国的北极战略定位与政策路径抉择 |
| (一)明确“近北极国家”身份的战略定位 |
| (二)务实推进中俄“冰上丝绸之路”建设 |
| (三)长效推动建设新型北极伙伴关系网络 |
| (四)进一步提升北极事务中的制度性话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黑龙江流域水文过程和湿地分布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及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依据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气候变化及其水文响应 |
| 1.2.2 分布式水文模型 |
| 1.2.3 湿地水文建模 |
| 1.2.4 模型支持下的水文过程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
| 1.2.5 黑龙江流域气候变化及其水文响应研究中面临的若干问题 |
| 1.3 研究目标、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 |
| 第2章 黑龙江流域气候、水文要素及典型下垫面变化:观测 |
| 2.1 引言 |
| 2.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
| 2.2.1 研究区域概述 |
| 2.2.2 观测数据来源 |
| 2.2.3 分析方法介绍 |
| 2.3 黑龙江流域气候要素变化特征分析 |
| 2.3.1 气温时空演变特征 |
| 2.3.2 降水时空演变特征 |
| 2.3.3 干旱时空演变特征 |
| 2.4 黑龙江流域水文要素变化特征分析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
| 2.4.1 径流变化特征及对气候要素变化的多尺度响应 |
| 2.4.2 陆地水储量变化特征及其与气候要素间的关系 |
| 2.5 黑龙江流域典型下垫面遥感监测及变化特征分析 |
| 2.5.1 流域中国一侧自然和人为因素引起的沼泽湿地转化 |
| 2.5.2 积雪分布及其变化特征 |
| 2.5.3 地表冻融状态分布及其变化特征 |
| 2.6 结语 |
| 第3章 流域水文过程对气候变化响应的研究:建模 |
| 3.1 引言 |
| 3.2 分布式水文模型ESSI的发展 |
| 3.2.1 ESSI-1和ESSI-2 模型 |
| 3.2.2 ESSI-3模型研发的必要性及模型概述 |
| 3.3 ESSI-3模型水文过程参数化方法 |
| 3.3.1 雨雪分离 |
| 3.3.2 冠层截留 |
| 3.3.3 积雪消融 |
| 3.3.4 地表产流与土壤水过程 |
| 3.3.5 壤中流 |
| 3.3.6 蒸散发 |
| 3.3.7 地下水储量与地下径流 |
| 3.3.8 土壤温度 |
| 3.3.9 汇流 |
| 3.4 ESSI-3模型分布式驱动参数获取 |
| 3.4.1 高分辨率、高精度地面气象要素驱动数据集 |
| 3.4.2 土壤物理参数 |
| 3.4.3 植被生态参数 |
| 3.4.4 地形及水系特征参数 |
| 3.5 不同尺度和数据基础的ESSI-3模型适用性评估 |
| 3.5.1 流域内多水文站点径流模拟精度评估 |
| 3.5.2 实际蒸散发模拟精度评估及其与遥感反演结果的对比分析 |
| 3.5.3 流域中国一侧地下水动态模拟结果验证与评估 |
| 3.5.4 流域陆地水储量变化模拟结果验证与评估 |
| 3.5.5 ESSI-3模型雨雪分离算法验证与评估 |
| 3.5.6 ESSI-3模型土壤温度算法验证与评估 |
| 3.6 结语 |
| 第4章 动态湿地模块及其与ESSI-3模型的耦合 |
| 4.1 引言 |
| 4.2 动态湿地模块与ESSI-3模型耦合的关键问题 |
| 4.2.1 湿地的概念及表征指标的选择问题 |
| 4.2.2 耦合所涉及的关键过程参数化问题 |
| 4.3 一种新的湿地分布表征指数-CSTI |
| 4.3.1 CSTI指数的研建思路和计算方法 |
| 4.3.2 CSTI指数用于预测湿地分布的有效性评估 |
| 4.4 动态湿地模块及其与ESSI-3模型的耦合和评估 |
| 4.4.1 关键过程及参数化方法 |
| 4.4.2 动态湿地模块的评估 |
| 4.5 结语 |
| 第5章 变化环境下黑龙江流域水文过程和湿地分布的响应及预估 |
| 5.1 引言 |
| 5.2 流域水文过程对主要气候和下垫面要素变化的响应特征 |
| 5.2.1 模拟策略及分析方法 |
| 5.2.2 流域下垫面土地覆盖和LAI变化对水文过程的影响 |
| 5.2.3 研究时段气候要素变化对水文过程的影响机制 |
| 5.3 预估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流域水文过程和湿地分布的响应特征 |
| 5.3.1 模拟策略及分析方法 |
| 5.3.2 未来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主要气候要素的变化特征分析 |
| 5.3.3 未来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主要水文过程的响应特征分析 |
| 5.3.4 预估未来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黑龙江流域湿地分布动态 |
| 5.4 结语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论文的主要研究工作与结论 |
| 6.2 主要创新点 |
| 6.3 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气候变化背景下广西自然保护区体系的管理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引言 |
| 1.2 自然保护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
| 1.3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
| 1.4 自然保护区管理有效性 |
| 1.5 广西基本情况 |
| 1.5.1 地形地貌 |
| 1.5.2 气候概况 |
| 1.5.3 气候变化事实 |
| 1.5.4 水文 |
| 1.5.5 生物多样性 |
| 1.5.6 自然保护区 |
| 1.5.7 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
| 1.6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7 科学问题 |
| 1.8 技术路线 |
| 1.9 创新点 |
| 2 气候变化对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 |
| 2.1 数据与方法 |
| 2.1.1 气候变化对两栖动物的影响 |
| 2.1.2 气候变化对自然保护区的影响 |
| 2.2 结果与分析 |
| 2.2.1 气候变化对两栖动物的影响 |
| 2.2.2 气候变化对自然保护区的影响 |
| 2.3 结论与讨论 |
| 3 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研究 |
| 3.1 数据与方法 |
| 3.1.1 基础数据 |
| 3.1.2 优先保护植被类型 |
| 3.1.3 焦点物种选择及其潜在分布 |
| 3.1.4 优先区域评价 |
| 3.1.5 不可替代性指数计算 |
| 3.1.6 优先区边界核定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
| 3.2.2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概况 |
| 3.3 结论与讨论 |
| 4 广西自然保护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管理有效性评估 |
| 4.1 数据与方法 |
| 4.1.1 数据来源 |
| 4.1.2 研究工具 |
| 4.1.3 研究方法 |
| 4.2 结果与分析 |
| 4.2.1 管理有效性跟踪工具 |
| 4.2.2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管理有效性评估工具 |
| 4.3 结论与讨论 |
| 5 结论和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的学术研究 |
| 致谢 |
（8）能源系统转型对减缓气候变化设定目标的响应及模拟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 |
| 1.1.2 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与经验事实 |
| 1.1.3 气候变化与能源的耦合关系 |
| 1.1.4 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已采取的行动 |
| 1.1.5 中国经济增长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
| 1.2 研究问题及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 1.5 研究的可能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评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能源 |
| 2.1.2 能源系统 |
| 2.1.3 能源系统转型 |
| 2.1.4 气候变化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2 外部性理论与科斯定理 |
| 2.2.3 脱钩理论 |
| 2.2.4 气候变化经济学模型 |
| 2.3 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3.1 数据来源与分析工具 |
| 2.3.2 文献数量 |
| 2.3.3 作者分析 |
| 2.3.4 研究机构分析 |
| 2.3.5 期刊分析 |
| 2.3.6 研究热点 |
| 2.3.7 研究进展评析 |
| 第三章 全球及主要区域能源消费经验事实 |
| 3.1 数据来源 |
| 3.2 全球能源消费演变特点 |
| 3.2.1 一次能源消费 |
| 3.2.2 二次能源消费 |
| 3.3 能源人均消费均衡性测度 |
| 3.3.1 均衡性测度方法 |
| 3.3.2 一次能源人均消费不平等演变趋势及分解 |
| 3.3.3 一次能源人均消费不平等分项分解测度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不同温升情景能源系统变化响应格局 |
| 4.1 研究基础 |
| 4.1.1 数据来源 |
| 4.1.2 预测模型 |
| 4.1.3 气候情景设定 |
| 4.1.4 研究区域 |
| 4.2 不同温升情景一次能源变化响应 |
| 4.2.1 全球一次能源的响应特征 |
| 4.2.2 主要区域一次能源的响应 |
| 4.3 不同温升情景二次能源变化响应 |
| 4.3.1 全球二次能源的响应 |
| 4.3.2 主要区域二次能源的响应 |
| 4.4 不同温升情景低碳经济指标的响应 |
| 4.4.1 不同温升情景碳排放变化影响因子贡献分解 |
| 4.4.2 不同温升情景碳排放量贡献分解测度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不同温升情景区域能源投资缺口和政策成本 |
| 5.1 主要区域能源投资现状 |
| 5.2 不同温升情景主要区域能源投资缺口 |
| 5.2.1 不同温升情景未来能源投资 |
| 5.2.2 考虑碳税前提下未来能源投资缺口 |
| 5.3 不同温升情景主要区域的政策成本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不同温升情景中国能源投资缺口及政策成本 |
| 6.1 数据来源 |
| 6.2 不同温升情景中国能源系统响应 |
| 6.2.1 一次能源响应 |
| 6.2.2 二次能源响应 |
| 6.3 不同温升情景中国能源净投资缺口 |
| 6.3.1 中国能源投资现状 |
| 6.3.2 不同温升情景中国未来能源投资 |
| 6.3.3 考虑碳税前提下中国的能源投资缺口 |
| 6.4 不同温升目标中国政策成本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气候变化下泥石流灾害风险与适应对策研究 ——以岷江上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泥石流危险性评价 |
| 1.2.2 聚落泥石流灾害的脆弱性评价 |
| 1.2.3 气候变化下泥石流风险研究 |
| 1.2.4 小结 |
| 1.3 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关键科学问题 |
| 1.4 研究区概况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岷江上游气候变化特征及其影响 |
| 2.1 研究方法 |
| 2.1.1 气候变化降尺度原理 |
| 2.1.2 统计降尺度方法 |
| 2.1.3 极端降水指标提取 |
| 2.1.4 参数数据集构建 |
| 2.2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2.2.1 降水总体变化趋势分析 |
| 2.2.2 极端降水指数时空格局与分析 |
| 2.2.3 山区地形和极端降水时空分布的关系 |
| 2.2.4 极端降水的不同GCM模式对比 |
| 2.2.5 讨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泥石流危险性评价 |
| 3.1 研究方法 |
| 3.1.1 岷江上游泥石流发育特征数据库构建 |
| 3.1.2 泥石流危险性评价 |
| 3.1.3 水土耦合模型 |
| 3.1.4 参数与数据 |
| 3.2 危险性结果分析与讨论 |
| 3.2.1 未来50a泥石流危险性空间分布 |
| 3.2.2 泥石流小流域降水阈值分析 |
| 3.2.3 讨论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山区聚落脆弱性评价 |
| 4.1 山区聚落脆弱性 |
| 4.1.1 山区聚落脆弱性概述 |
| 4.1.2 山区聚落脆弱性成因分析 |
| 4.1.3 评价指标体系 |
| 4.1.4 脆弱性评价数据与参数 |
| 4.2 脆弱性成因分析 |
| 4.2.1 规模指标 |
| 4.2.2 联通度指标 |
| 4.2.3 公共服务水平指标 |
| 4.3 脆弱性成因主成分分析 |
| 4.3.1 描述性分析 |
| 4.3.2 主成分分析结果 |
| 4.3.3 脆弱性综合指数空间分布 |
| 4.3.4 讨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山区聚落泥石流风险评价 |
| 5.1 泥石流风险评价 |
| 5.1.1 风险评价方法 |
| 5.1.2 风险评价参数与数据 |
| 5.2 风险评价结果与分析 |
| 5.2.1 泥石流风险空间分布 |
| 5.2.2 泥石流风险构成 |
| 5.2.3 泥石流风险与历史资料对比 |
| 5.2.4 分析与讨论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泥石流灾害适应对策 |
| 6.1 山区聚落适应对策研究 |
| 6.1.1 山区聚落适应对策概述 |
| 6.1.2 适应对策的低悔模式 |
| 6.2 泥石流风险区适应对策 |
| 6.2.1 中危险区人口脆弱型 |
| 6.2.2 中危险区自然资源脆弱型 |
| 6.2.3 中高危险区农业脆弱型 |
| 6.2.4 中高危险区工业脆弱型 |
| 6.3 基于多智能体的聚落适应对策 |
| 6.3.1 应急疏散规划模型概述 |
| 6.3.2 ABM模型相关参数设置 |
| 6.3.3 ABM模型结果输出与可视化 |
| 6.3.4 讨论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讨论与结论 |
| 7.1.1 结论 |
| 7.1.2 本文创新点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基于CAS理论的综合疏散避难空间适灾机理与规划响应研究 ——以滨海城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自然灾害频发和人口持续增长的城市安全矛盾 |
| 1.1.2 我国城市空间研究中灾害风险适应议题的涌现 |
| 1.1.3 现有疏散避难空间规划中灾害风险适应的瓶颈 |
| 1.2 研究范围与概念界定 |
| 1.2.1 疏散避难空间 |
| 1.2.2 突发性自然灾害 |
| 1.2.3 适应灾害风险(适灾)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理论目的与意义 |
| 1.3.2 现实目的与意义 |
| 1.3.3 实践目的与意义 |
| 1.4 研究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创新点 |
| 1.4.3 研究框架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对疏散避难空间规划的梳理 |
| 2.1.1 我国疏散避难空间规划实践与研究 |
| 2.1.2 日本疏散避难空间规划实践与研究 |
| 2.1.3 其他国家疏散避难空间规划实践与研究 |
| 2.2 对灾害风险研究的梳理 |
| 2.2.1 关注成灾机理的致灾型概念与研究 |
| 2.2.2 推进灾害管理的损失型概念与研究 |
| 2.3 复杂适应系统(CAS)理论与应用 |
| 2.3.1 CAS理论基础之一:复杂系统的发展与贡献 |
| 2.3.2 CAS理论基础之二:适应概念的内涵与内核 |
| 2.3.3 CAS经典理论的建立:复杂性和适应性的交融 |
| 2.3.4 CAS视角下社会生态系统内部机制的挖掘 |
| 2.3.5 CAS视角下城市空间系统外部响应的推导 |
| 2.4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对本文的启示 |
| 2.4.1 明确综合疏散避难空间为研究主体 |
| 2.4.2 明确损失型灾害风险为适应对象 |
| 2.4.3 确定CAS理论为研究基础 |
| 2.4.4 确立适灾理论设计导向适灾规划应用的研究路径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基于CAS理论的综合疏散避难空间适灾理论与规划体系建构 |
| 3.1 综合疏散避难空间的系统复杂性表现 |
| 3.1.1 多元要素与结构的复杂性 |
| 3.1.2 多重职能与使用的复杂性 |
| 3.2 综合疏散避难空间的风险适应性要求 |
| 3.2.1 可持续发展内核之公平使用要求 |
| 3.2.2 可持续发展内核之持续使用要求 |
| 3.2.3 可持续发展内核之异同使用要求 |
| 3.3 CAS理论下综合疏散避难空间适灾系统的确立 |
| 3.3.1 综合疏散避难空间适灾系统的主体辨析 |
| 3.3.2 综合疏散避难空间适灾系统的外部特征 |
| 3.3.3 综合疏散避难空间适灾系统的内部机制 |
| 3.4 综合疏散避难空间适灾机理模型的建立 |
| 3.4.1 适灾机理之一:运行“统筹与自治兼顾”的标识机制,施行异同使用 |
| 3.4.2 适灾机理之二:运行“涌现与扰沌并行”的积木机制,实现公平使用 |
| 3.4.3 适灾机理之三:运行“弹性适应性循环”的内部模型,确保持续使用 |
| 3.5 综合疏散避难空间适灾规划体系的生成 |
| 3.5.1 承接适灾理论设计的适灾规划响应框架 |
| 3.5.2 基于公平性-持续性-异同性原则的规划方法集合 |
| 3.5.3 基于专题导向-风险导向-主体导向的规划内容搭建 |
| 3.5.4 基于适应-事实-复杂-人本属性的规划价值审视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滨海城市适灾专题之一:适应多灾种致灾性,确保场所和环境庇护安全 |
| 4.1 滨海城市多灾种致灾性风险特征归纳 |
| 4.1.1 海陆相接的致灾机制与灾害形势 |
| 4.1.2 地震-潮灾-台风-火灾的致灾性评价指标 |
| 4.1.3 近海-远海的空间分异倾向 |
| 4.2 滨海城市致灾性风险适应机理模型的具化 |
| 4.2.1 地震与火灾致灾性的适应机理具化 |
| 4.2.2 潮灾与风灾致灾性的适应机理具化 |
| 4.3 致灾性适应下的邻域层-城市层庇护策略搭建 |
| 4.3.1 邻域层多灾种场所性庇护方式的差异 |
| 4.3.2 城市层近海向远海的环境性庇护撤离 |
| 4.3.3 针对安全庇护的特殊考量和细部引导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滨海城市适灾专题之二:适应人口暴露性,确保紧急和生活收容有效 |
| 5.1 滨海城市人口暴露性风险特征识别 |
| 5.1.1 人口发展与避难场所资源条件 |
| 5.1.2 紧急收容-生活收容的暴露性评价指标 |
| 5.1.3 中心-外围的空间分异倾向 |
| 5.2 滨海城市暴露性适应机理模型的具化 |
| 5.3 暴露性适应下的邻域层-城市层收容策略搭建 |
| 5.3.1 邻域层紧急至生活的收容规格提升 |
| 5.3.2 城市层中心向外围的生活性收容转移 |
| 5.3.3 针对有效收容的特殊考量和细部引导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滨海城市适灾专题之三:适应救助敏感性,辅助城市持续运转和快速恢复 |
| 6.1 滨海城市救助敏感性风险特征辨析 |
| 6.1.1 主要救助单位及救助行动流线 |
| 6.1.2 生命安全-生活重建的敏感性评价指标 |
| 6.1.3 边缘-轴线的空间分异倾向 |
| 6.2 滨海城市敏感性适应机理模型的具化 |
| 6.3 敏感性适应下的邻域层-城市层救助策略搭建 |
| 6.3.1 邻域层初级至高级的救助服务升级 |
| 6.3.2 城市层轴线向边缘的高级救助调遣 |
| 6.3.3 针对可靠救助的特殊考量和细部引导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天津滨海新区核心区规划应用与规划保障 |
| 7.1 天津滨海新区和核心区概况 |
| 7.1.1 滨海新区核心区应用研究范围 |
| 7.1.2 地震、风暴潮、火灾致灾条件充分 |
| 7.1.3 人口增长但疏散避难空间资源发展不齐 |
| 7.1.4 海河垂直海岸构成“T”状城市发展轴 |
| 7.2 天津滨海新区核心区应用研究价值 |
| 7.2.1 具有滨海城市的典型灾害风险特征,发挥先行先试 |
| 7.2.2 暂无系统的疏散避难空间规划成果,填补现状缺失 |
| 7.2.3 城市建设和规划编制都处于调整期,把握规划时机 |
| 7.3 多灾种致灾性风险可视化与庇护型策略 |
| 7.3.1 多灾种致灾性风险评价 |
| 7.3.2 邻域层庇护型策略提升 |
| 7.3.3 城市层庇护型策略提升 |
| 7.4 人口暴露性风险可视化与收容型策略 |
| 7.4.1 人口暴露性风险评价 |
| 7.4.2 邻域层暴露型策略提升 |
| 7.4.3 城市层暴露型策略提升 |
| 7.5 救助敏感性风险可视化与救助型策略 |
| 7.5.1 救助敏感性风险评价 |
| 7.5.2 邻域层救助型策略提升 |
| 7.5.3 城市层救助型策略提升 |
| 7.6 综合疏散避难空间适灾规划保障措施 |
| 7.6.1 基于异同性原则的多方权责分配制度 |
| 7.6.2 基于公平性原则的多层规划参与程序 |
| 7.6.3 基于持续性原则的多阶信息智慧平台 |
| 7.7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结语 |
| 8.1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本文局限性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四、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棉农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及生产调适行为的研究 ——基于新疆一师垦区调查数据[D]. 曾晓红. 塔里木大学, 2021(08)
- [3]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评价与适应机制研究 ——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D]. 胡强盛.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4]气候变化对我国农业生产率影响效应研究[D]. 闫骥瑞. 西北大学, 2020(07)
- [5]北极地区安全化与“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研究[D]. 孙天宇. 吉林大学, 2020(08)
- [6]黑龙江流域水文过程和湿地分布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及预估研究[D]. 陈豪.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2020(06)
- [7]气候变化背景下广西自然保护区体系的管理有效性研究[D]. 冯斌.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2020(01)
- [8]能源系统转型对减缓气候变化设定目标的响应及模拟分析[D]. 孙红杰. 兰州大学, 2020(01)
- [9]气候变化下泥石流灾害风险与适应对策研究 ——以岷江上游为例[D]. 李沁汶.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2019(01)
- [10]基于CAS理论的综合疏散避难空间适灾机理与规划响应研究 ——以滨海城市为例[D]. 张威涛. 天津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