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健忘——美国为何从主权转向人权

一、如此健忘——美国缘何从重主权转向重人权（论文文献综述）

于红丽^[1]（2020）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文中提出从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就开始持续上升。美国作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国,自然愈发重视亚太地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国际体系开始发生深刻变革,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被空前重视。为应对国内外危机,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宣称要把全球战略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其目标是通过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和伙伴关系网络,加大亚太地区军事投入,参与并主导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以保证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防止崛起大国对美国主导权的挑战。“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冷战结束后首次遭到质疑。为了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开始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全面重视对其造成挑战的亚太地区。这一战略也是此后特朗普强化对华竞争的先声,是中美关系进行深度调整的前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的实质,也是奥巴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伸和发展。相比较特朗普“印太”战略推进进程的尚未完成,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显得更加完整,且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深入研究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可以让我们更客观理性地认识特朗普“印太”战略的实质。同时,对于我们有效应对美国亚太战略带来的挑战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目标、实施、评价及影响,分析了美国亚太战略的实质,以及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与特朗普总统新“印太”战略的联系与区别,论述了中国应对美国亚太战略的战略与对策。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分析,主要分析了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和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形成。首先,研究了全球国际体系出现的转型取向和亚太地区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美国的相对性衰落和中国的结构性崛起对于全球以及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其次,梳理了冷战后到奥巴马政府之前的美国的亚太战略,意在阐述美国亚太战略的连续性。最后,论述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酝酿过程,分析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从“重返亚太”到“转向亚太”,再到“亚太再平衡”所经历的演进过程。第二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与依托。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是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力主导,拓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扩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价值观影响。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美国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牢靠的同盟体系和霸权威望等战略资源可资利用。第三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奥巴马政府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首先,美国军事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提高美军在亚太地区“反拒止”和作战能力,降低对其他地区的战略介入。其次,巩固美国的亚太辐辏安全体系。其中包括优化美国亚太同盟体系,重塑安全伙伴网络等。最后,打造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新体系。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扩展在本地区内的价值观同盟。第四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评价。首先,对“亚太再平衡”的本质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是“离岸平衡”战略传统的延续和“选择性干预”战略的强化,是两者的战略复合。其次,评价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成效,认为美国取得了一定的战略红利,但并没有达到既定目标,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且付出了巨大战略成本。最后,分析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系列国内国际反响,美国国内、亚太地区国家和全球其他地区国家对该战略有着差别化的反应。第五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与启示。“亚太再平衡”战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中国持续崛起的势头没有发生改变,导致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更趋消极。特朗普政府在同样重视亚太地区的前提下,改变了战略实践的风格与方式。美国对华战略思维更趋“冷战化”,放弃了“离岸平衡”的做法,更强调单边性质的强力施压,更重视军事手段的使用,其实质是对“亚太再平衡”战略否定之否定的加强版。“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我国因应“印太”战略提供了战略启示,我国应对美国对华认知有着清醒的认识,对美国的战略限度有着明确的判断,坚持核心国家利益的底线思维,坚定不移地发展国家实力,进一步加强经略周边以对冲美国的战略压力。

尹振国^[2]（2017）在《刑法激励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需要是人的行为产生的根源,而动机是人类行为的直接动力,欲望是需要的主观反映,是需要的具体化。欲望的无限性和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制度,制度是规则的系统化。法律是因调控人的欲望的内容和满足方式而产生的制度形式,刑法不仅是其他法律的保障法,也是其他社会制度的保障法。制度的功能是制度的性能、效能,而惩罚（约束）和激励是制度功能发挥的两种手段,也是管理、调控人的行为的方法和策略。惩罚就是对违反规则的行为人施加的痛苦以压制违反规则的行为,惩戒是带有明确目的性的惩罚,而激励就是通过对行为人欲望的满足和对行为动机的刺激来调动行为人的行为积极性。惩罚的根据是报应或功利,而激励总体上趋向于功利,惩罚的目的是压制人性之恶,而激励的目的是将人性中的趋利性（趋利避害）导向善,不使趋利性为害作恶。好的激励制度能有效防止坏人作恶,甚至诱导、引导、劝导坏人弃恶从善。刑法使用惩罚和激励两种手段防治犯罪,由此可将刑法制度分为刑法惩罚制度和刑法激励制度,刑法惩罚制度在刑法中占主流,刑法是惩罚法。刑法根本目的是“善”——保护法益,刑法的惩罚手段是“恶”,激励手段是“善”。惩罚和激励的目的都是“善”,前者是“以恶祛恶”,后者是“引善消恶”,前者是“惩恶”,后者是“扬善”。简言之,刑法的目的是“善”,达致目的的手段有“恶”有“善”,惩罚的手段居主导地位,激励的手段居于从属地位。刑法要“恩威并施”,“宽严相济”,即重视“惩恶”,也不忽略“扬善”,刑法要有“菩萨心肠”,必要时不惜使用“霹雳手段”。刑法激励（手段）就是利用罪、刑减让来激发、诱导、推动犯罪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做出刑法规定的善行,其是国家刑罚权使用的方式之一,属于报偿性权力,刑法激励制度为犯罪人架设了一座退出已然犯罪或未然犯罪的“黄金桥”。犯罪人自主做出的“良善行为”不是其履行法律义务的行为,而是获取利益的行为。虽然刑法激励从刑法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刑法典中既有惩罚性刑法规范,又有激励性刑法规范,但迄今为止,尚未有学者从激励的角度来系统地研究刑法制度、刑法规范,或者为刑法中的罪、刑减让找到理论根据,本研究有利于填补这一空白点。在实践中,我们过于强调发挥刑法惩罚制度的惩罚功能,客观上导致刑法激励制度的激励功能发挥不足,在惩罚无依据、无必要、无益、无效时,可以尝试激励。本文分为七个部分:绪论、刑法激励制度之基本界定、理论基础、人性假设、功能与价值、梳理与解析、不足与完善,对刑法惩罚制度和刑法激励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在于论证刑法激励制度的成立和解析蕴含在刑法激励制度中的原理与逻辑,文中渗透了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原理和方法。第一章刑法激励制度之基本界定。在现代社会,刑罚是国家垄断的合法暴力,是国家刑罚权的表现形式。刑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刑法是国家以刑罚作为主要手段应对犯罪的法律规范,体现了国家与个人的对抗关系。犯罪的本质是应受刑罚惩罚性,刑罚的本质是惩罚。刑法本质上是一部惩罚（戒）法。从刑法规范功能的视角可将刑法规范分为惩罚（戒）性刑法规范和激励性刑法规范,与前者不同,后者是非强制性规范、授权性规范,其法律后果是肯定和赞许。刑法激励制度是激励性刑法规范的系统化,其直接目的是激发、引导犯罪人做出刑法规定的良善行为,根本目的是防治犯罪。激励具有多学科含义:心理学中的激励就是激发、推动、引导、维持、加强人的需要和动机的心理过程;管理学中的激励就是调动人行为的积极性;经济学中的激励理论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个体行为的外部性内部化;法学中“激励”是激发个体合法行为的发生,使个体受到鼓励去做出法律所要求和期望的行为。激励是正强化人的行为,激励不包括惩罚。刑法激励制度是一种国家激励制度,体现了国家意志,犯罪人处于被动地位,刑法激励制度不是一种国家和犯罪人基于契约的交易制度。心理学上的激励与需要、动机、行为都有关联,动机是激励的对象物。激励是奖励和奖赏的上位概念,其外延大于奖励和奖赏。广义上的教育是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的的社会活动,而心理学意义上的激励是以影响人的心理为直接目的进而引导行为的社会活动。激励的本质就是推动他人为我们的利益而努力,也就是提高他人为我们利益而行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刑法激励是国家用罪、刑减让的利益来激发、引导、推动犯罪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自主地、有效地产生降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或其人身危险（性）的行为并将自己的犯罪行为的外部性内部化的过程,自主性、有效性是刑法激励的主要特征。罪、刑减让是刑法对犯罪人做出刑法规定良善行为的回报,罪的减让就是对行为人不追究刑事责任或不以犯罪论处,刑的减让的内容包括减少或免除犯罪人的刑罚,对犯罪人暂缓执行或宣告刑罚、附条件地予以提前释放、消除刑罚的后遗效果等。刑法规定的良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中止犯罪行为、披露自己或他人犯罪信息的行为、悔改自新的行为等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行为。刑法是典型的惩罚（戒）法,不是激励法。刑法激励生成的机理就是找准犯罪人的需要,利用犯罪人的趋利避害的本能而使用罪、刑减让作为满足犯罪人需要的引诱物来刺激、诱导、推动犯罪人做出刑法规定的良善行为。刑法激励中的罪、刑减让的根据和量刑的根据具有相似性,都关注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第二章刑法激励制度之理论基础。刑法激励的哲学基础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以追求效益最大化为目的,其与刑法激励在强调自主性和实效性上是契合的。功利主义与道义论存在根本分歧,对功利主义危害最大的是机会主义;刑法激励的心理学基础是趋利避害,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是典型代表,人趋利才能被激励,人避害才会放弃或减少犯罪;刑法激励的管理学基础是内容型激励理论、过程型激励理论、改造型激励理论,可以运用管理学中的激励理论对犯罪人进行激励;刑法激励的经济学基础是信息不对称,激励可以诱导犯罪人主动地、自愿地向国家披露自己或他人的犯罪信息或自身的人身危险变化信息;刑法激励的博弈论基础是合作博弈,刑法激励体现了犯罪人与国家合作关系。第三章刑法激励制度之人性假设。刑法是关注犯罪人和犯罪行为的法律,其核心任务就是研究犯罪人,对刑法激励中的犯罪人（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罪犯）的本质属性进行设定是研究的逻辑起点。构建刑法激励制度的前提要了解人性、尊重人性,否则,刑法激励制度的运行结果就会偏离目的。哲学中的人性假设的核心是人性善恶问题,西方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有四种理论即“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复杂人”假设,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人性假设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在刑法学和犯罪学中,围绕人的意志是否自由——意志自由论与行为决定论的问题,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展开了学派之争。刑法就是对人的基本欲望的内容、满足程度和方式的约束性规定。犯罪就是犯罪人不按照刑法规定控制自己的欲望,反而追求刑法禁止的欲望或者用刑法禁止的方式来满足欲望的行为,刑法所禁止的欲望或者禁止的满足欲望的方式是大多数社会成员不可能容忍的。刑罚就是对犯罪人的惩罚,以剥夺和限制其满足欲望的利益为内容。刑法激励是国家通过满足犯罪人罪、刑减让的欲望来激发、诱导、推动犯罪人做出刑法规定的良善行为。犯罪人是有限理性欲望人,刑法惩罚和激励的作用都有其局限性。第四章刑法激励制度之价值与功能。功能就是物的有用性,只要物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就具有有用性——价值,功能就是物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客观属性,功能的基本内容是人的某种需要,功能的实现是物满足了人的某种需要的客观结果,功能和价值密切相关。刑法制度的功能就是其能够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是其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客观属性。刑法激励制度的激励功能就是刑法满足国家激励犯罪人的需要的客观属性。一般而言,刑法具有保护法益和惩罚犯罪两大功能,可以根据现实的需要对刑法功能进行拓展。刑法的功能和刑法制度的功能是整体功能和部分功能的关系。国家对犯罪人激励的需要是刑法激励制度功能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刑法激励制度最重要、最核心的功能是激励功能,其还有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强制功能。刑法激励制度有以下价值:一是能更好地体现刑法人本主义;二是能更好地实现刑法价值理性;三是能更好地弥补惩罚功能的不足;四是能兼顾保护人权和打击犯罪;五是能提高国家使用刑罚的效率。第五章刑法激励制度之梳理与解析。刑法激励是国家对犯罪人进行罪、刑减让的重要根据。凡是具有正面激发、诱导、推动行为人的动机和行为的法律规范都可以归入激励性法律规范的范畴,古今中外的刑法中都包含有激励性刑法规范。刑法激励制度的功能要依靠激励性刑法规范的运行来实现。刑法总则中的激励性规范系统化的表现是刑法激励制度。根据我国刑法典总则的规定,刑法激励制度有犯罪中止、自首、坦白、立功、缓刑、减刑、假释等。另外,前科消灭和复权也是刑法激励制度,赦免制度不是刑法激励制度。在犯罪人的犯罪过程中、刑事侦查、审查起诉、刑事审判、刑罚执行中、刑罚执行完毕后都可以对犯罪人进行刑法激励,以便激发、引导犯罪人做出刑法规定的良善行为。我国现行刑法分则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逃税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贪污罪、受贿罪、行贿罪、介绍贿赂罪中和军人战时缓刑的规定中都含有激励性刑法规范。与一元犯罪模式不同,逃税罪是按照二元犯罪模式构建的。犯罪人做出刑法规定的良善行为也是其“赎罪”的表现形式,实际起到了将功折罪的作用。刑法中的刑法激励制度和刑法激励规范构成了刑法激励体系,起着防治犯罪的积极作用。第六章刑法激励制度之不足与完善。我国现行刑法激励制度总体上是科学、合理的,基本上能满足激励犯罪人的需要,但也存在着局限和不足。刑法激励制度的局限和不足影响其功能的充分发挥,甚至使得其适用的结果偏离设计者的初衷。刑法激励本身不是万能的,其作用是有边界的,而且刑法激励高度依赖于外部条件,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和人的因素的制约。具体而言,刑法激励的局限表现在:犯罪人的主体性地位缺失,犯罪人与国家达成激励契约并非易事,需要从主体性转向主体间性;犯罪人存在无激励不悔改、功利改造的问题。我国刑法中某些刑法激励制度也存在问题:减刑、假释审理程序设计不合理,无法准确披露犯罪人人身危险的变化信息;死缓限制减刑、终身监禁制度使得减刑、假释作为激励犯罪人改造的作用大大减小甚至消失,犯罪人不能“在希望中改造”;我国刑法没有设立前科消灭和复权制度;某些恢复性司法措施合法性不足;“二元化犯罪模式”刑法激励规范稀少等等。需要对具体的刑法激励制度进行增删、调整,并优化刑法激励制度运行环境,确保刑法激励制度的核心功能——激励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其一是确立刑法激励的基本原则:法定性原则、公正原则、功利原则、及时性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其二是适度扩大刑法激励的领地,增设具体的刑法激励制度,针对不同犯罪人的不同需求采取多元化激励措施;其三是消减刑法激励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剥夺通过机会主义行为取得的利益;其四是建立国家与犯罪人平等协商机制,将国家与犯罪人的关系视为悬赏合同关系;其五是少用、慎用不利于激励犯罪人的刑罚执行制度;其六是加大对刑法激励制度的宣教力度,营造善有善报的舆论环境。刑法激励制度运行的最佳效果是犯罪人成为一个不再需要刑法激励而复归社会的守法公民。

安婕^[3]（2015）在《福柯的治理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福柯是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从文学、历史、社会学、政治学和哲学中提取能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又与各种知识遗产产生思想撞击,裹挟着强大的生命力,为世界所瞩目。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福柯转向了生命政治的研究工作。福柯创造了知识／权力与治理的技艺学。这些技艺学围绕着生命,也包围着社会,使得社会变得易于控制,也使得生命可以被投资。本论文以历史叙事的方式来讨论福柯有关治理术的思想体系。治理术作为福柯研究生命政治的一个独特维度,既是政治哲学的改写,也是主体和权力理论的建构。围绕这两个主要线索,论文依托福柯文本,展开了治理术的谱系学梳理,同时尝试对福柯政治哲学及主体和权力理论的建构提出新的见解。论文第一章主要研究治理术的源起。福柯将它追溯至希伯来牧领权力。与古希腊传统的普适性法律权力不同,这是一种游离于政治之外的个体性的善意权力。这种权力与基督教牧领制度相结合,在牧领引导与反引导的运动中积蓄了冲出教堂的力量,从而有了侵入政治领域的可能。第二章分析治理术进入政治领域后的第一个具体化形式—国家理性。16世纪围绕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展开了治理术的大论战,由此契机治理术并入了政治领域,并且具体化为国家理性的形式。国家理性作为一种政治治理术,模仿家政经济的治理模式,发展出了两大技术装置,对内强调无限治理的治安技术,对外采用外交-军事的制衡战略。第三章探讨了政治治理术的蜕变和转折。治安国家对重商主义的征用逐渐表现出家政经济模式与主权庞大框架的不协调,国家理性逐渐成为治理术发展的障碍。18世纪下半期,重农主义借用人口-财富要素,使经济摆脱了家政模式,转而成为治理的对象。这引发了治理的变化。人口和经济的“自然”要求治理从无限治理转变为有限治理。这是西方治理思想上的重大转折。第四章论述治理术转折之后应运而生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最小的国家理性。福柯的自由主义以政治经济学为知识工具,以市场为实践场域,结合真理与法律的纠缠,来发现自由的消耗与生产的机制。这个机制既向我们表明治理术自我限制的可能,也像我们展示了自由主义的内在危机,而对危机的思考是新自由主义的起点。第五章讨论作为新自由主义形式之一的德国秩序自由主义。20世纪德国秩序自由主义站在胡塞尔现象学、马克斯·韦伯社会学和新康德主义哲学的交汇处,试图通过国家、市场、社会和人之间关系的重组,通过建构法律框架和制度框架的配合机制,来保证经济进程的自由不会损害社会,从而从经济合理性中建立一个强大的德国。第六章关注的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对于福柯的治理术而言,美国新自由主义意味着一种由经济而生发的对于存在的思考方式和阐释学。基于休谟经验主义哲学,人的有目的的选择活动,即利益取舍,其起点不是理性的推理,而是本能的利益偏好对情感的触动。情感的本能性及其不可化约性为从行动出发去理解经济和社会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从这种理解中,福柯带领我们发现了经济人主体的原理和市民社会的广阔空间。福柯治对理术的谱系学研究揭开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哲学的面纱,这不是某种本质的玄想,而是行动和实践的敞开。治理术研究为权力关系分析附上了更为丰富的内容,为主体的建构和生命的可能性提供了更深的思考。

徐步^[4]（2014）在《美国国家特性与“9·11”后美国的对外战略》文中认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一直以来,关于美国国家特性的探索与争论从未停止过。美国的建立没有依靠其他国家建立时所必需的因素,如：共同的祖先、共有的宗教、历史默认的领土、文化的独一性以及特有的语言、法律或者文学等。如今,美国的国家特性与其立国之初相比,有变的因素,也有不变的内核。随着美国的发展,特别是美国逐渐成为具有超强综合国力的超级大国,美国国家特性越来越多的被赋予对全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具有重大影响的特点。要真正了解当今美国的大战略及政策特点,我们仍需要从源头上考察美国的国家特性及其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美国的国家特性包含什么内容?缘何形成?这些特性与美国的国内外政策有着什么样的联系?这成为近年来美国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应如何根据美国的国家特性及其变化来更准确地把握美国的内外政策,并更稳妥地应对美国内外政策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一直是笔者关注的课题。在中国学术界,有关美国的国家特性及其对外政策影响的研究作品数量有限,成果不丰。虽然美国学者就相关问题研究成果不少,但国内翻译出版的中文译着数量不多。国内学者有限的研究主要是在分析美国学者的着作及其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民族宗教等不同的方面对美国国家特性问题进行某个领域的探讨。本论文力求在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基础上,比较全面综合地研究美国特性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更加突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研究与服务（我国对外战略）的结合。本论文正文分为四个章节,各章内容及中心观点概括如下：第一章探讨美国国家特性的形成。针对什么是美国国家特性,学界并没有明确的概念。本论文认为,美国国家特性尽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但其内核基本是一致的,核心就是“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美国信念”这一概念起初由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提出,他是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这一概念后来由很多人进行了阐释并最终形成。其主要内容包括：宗教是基督教；语言是英语；法律体系是英式法治理念；重视统治者责任理念和个人权利理念；推崇对天主教持异议的新教价值观,包括道德、个人主义、投身于创建尘世天堂即“山巅之城（City on a hill）"。美国信念的文化核心是盎格鲁一新教文化。第二章探讨如何解读美国国家特性。构成美国国家特性的要素包括文化、种族、政治、经济及军事。随着人口的变化和历史的演进,种族这一要素的重要性在进入19世纪以后逐步下降,有些人甚至认为它不复存在,但这些年有关问题重新突出。文化与政治是国家认同的核心要素。历史地看,美国核心文化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教会和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都对它的形成做出了贡献。正是各种文化相互影响,美国核心文化才逐渐形成。在这-过程中,从宗教、教派的角度看,经历了不宽容到宽容；从政治思想和价值观的角度看,经历了冲突到理解、再到融合和传播的过程。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使得美国的民族性变得十分复杂,但美国民族身份的困惑并没有阻止美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不仅如此,美国是一个民族情绪非常强烈的国家。在探讨美国特性时,不能不分析战争基因与美国特性的关系以及美国缘何动辄对外使用武力等问题。美国是一个在战争中诞生、成长、强大起来的国家。战争是美国开疆拓土、对外扩张和管控世界的主要方式,是美国国家特性的核心内容。第三章探讨美国国家特性与反恐战争的关系。“9·11事件”给美国人带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惊恐和痛苦”。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白宫和国防部接连发布重大战略报告,推出重大战略决策。布什政府相继推出“反恐战争”、“国土安全”、“邪恶轴心”、“先发制人”、“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打击”等概念。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彻底告别了建立在冷战结构上的战略,是美国在二战后最大的战略调整。在反恐战争进展不顺、中东形势更加混乱、其它大国迅速崛起的背景下,美国近年来对自身衰落的担忧加剧。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有关中国经济规模将在今年超越美国的报告,进一步加重了美国人的恐惧,并驱使美国更加重视对中国的防范。美国称霸世界半个多世纪,且目前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军事实力仍遥遥领先于其他任何国家。它不愿承认自身正在衰落,不甘直面全球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历史上每一次有关衰落的辩论基本上都引发了对外政策的重要调整,并对国际秩序的重构产生重大影响。鉴于美国陷入衰落的现实可能性以及为了抵制衰落可能采取的极端举措,美国在未来若干年的战略取向和决策选择,还将会对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产生重大影响。第四章探讨美国国家特性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奥巴马上台后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提出所谓亚太新战略。面对新兴大国的崛起,冷战后美国的霸权主义既继承了老牌霸权主义的传统,又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更加谋求“硬权力”与“软权力”相结合,更加注重构建以超强综合实力为支撑的制度化霸权。“再平衡战略”着力通过军事手段维护美国对亚太事务的主导,同时也谋求借助美国在经济、贸易及金融领域的优势压制竞争对手。这一战略是否完全针对中国而来,在美国和中国都有不少争议。美国学者大都否认这一战略旨在遏制中国,但不否认这一战略与中国有密切关联。中国很多学者则大都对美国官方的言论持怀疑态度,倾向于这一战略的实质在于防范并遏制中国。总体而言,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迄今从内容、形式到目标并不清晰。也可以说,它的内容太庞杂,形式太繁琐,目标过于宏大,实施过程中无疑面临诸多牵制,不少人甚至怀疑其实际上所能达到的效果。综论部分在前述各章的基础上,归纳美国国家特性的要义,揭示美国持性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提出中国应该采取的应对之道。美国国家特性就是以个人主义为原动力、以自由民主为意识形态、以三权分立为政治模式、以市场经济为发展路径、以称霸世界为战略目标的“美国道路”。这种特性建立在美国独有的历史文化、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种族宗教及地理资源等基础上,它们共同作用产生了致力于称霸世界的美国大战略,同时美国长期拥有的霸权地位又不断强化了美国的国家特性。美国建国的历史虽然仅有两百多年,但美国的国家特性是十分复杂的。本论文重点结合美国全球大战略的实践,通过具体的重大事件及政策动作来揭示美国国家特性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总体上看,美国一直一手高举自由民主的大旗,一手挥动超强实力的大棒,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扩张美国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及安全利益。“扩张”这两个字,是体现美国国家特性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最贴切的词汇。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扩张史,其中既包含地理领土及经贸利益上的“实”扩张,也包含意识形态上的“软”扩张。可以说,美国人对自由的追逐和对财富的追求是美国国家扩张精神的源泉。美国坚持扩张政策可以给美国人带来更大范围的自由和更加可观的财富,因此这一政策往往能获得美国大众的支持。历史地看,在大国力量对比经历重大变化并由此引发国际格局和秩序出现重大调整的时期,大国之间围绕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争夺和较量尤为激烈。现存的霸权国家为了阻止崛起的大国挑战自身霸主地位,往往在政策和行动上更加好斗,更具有危险性。把美国存在的问题看得过于严峻,对美国的纠错能力分析不够全面,对美国国家特性所特有的韧性见解不够深刻,都不利于中国做出准确的判断。经过三十多年来坚定不懈地走改革开放道路,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再次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道路自信”。同时,我们应该更多地看到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更多地看到中华民族复兴面临的极其复杂的外部环境。因此,在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非常重要。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已经达成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共识,但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不会平坦,期间会充满曲折和斗争。双方应当致力于打破大国冲突对抗的传统规律,并具有开创大国关系发展新模式的政治担当。

李辉^[5]（2014）在《社会主义管理的历史、逻辑与趋势探析 ——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的建构》文中研究表明社会主义制度自诞生以来,以其固有的优越性,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其中,管理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缺乏有效的管理支撑,社会主义只能停留在蓝图设计的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就无法体现。以比较分析的视角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来探寻社会主义管理的历史与逻辑,进而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并以此为依据展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正确解读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的波澜起伏,更能将其与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改革相互印证,这对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大致分为6个部分：第1章绪论,就选题缘由与意义,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本文的研究方法等作出详细说明。第2章社会主义管理概述,则由管理的概念、起源、职能到管理和国家间的关联论证,透过“国家管理”和“管理国家”之争,对社会主义管理的基本概念和特征进行界定。第3章社会主义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笔者会对社会主义过往的管理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思考。其中,理论梳理聚焦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管理思想和理论,实践沿革则主要通过对社会主义管理的阶段性划分予以阐述,滥觞于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变革是本文关注的重点。第4章社会主义管理的逻辑,经由对管理一般逻辑的分析,社会主义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其运行逻辑包含三个层次：与稳定性相统一的以利益为核心的根本逻辑,与动态性相统一的以权变为特征的现实逻辑,此外还有落实于不同管理场域的操作性的功能逻辑,三者耦合互动,相辅相成,共同决定社会主义管理的具体模式、方法及走向。第5章社会主义管理的未来趋势,是将之前分析的结论与当代语境下影响未来社会主义管理的三大要素相结合所做出的预测,社会主义管理理念的重塑,社会主义管理系统的升级,社会主义管理战略的创新是未来社会主义管理的发展趋势。第6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的建构,由剖析这一体系的内涵和特征入手,依据对党的十八大报告等权威文件的解读,依次对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管理体系、经济管理体系、社会管理体系及文化管理体系进行了详细阐述。最后,关于社会主义管理还需澄清以下几点：①社会主义管理模式的成败无关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劣②有共性,无模式是社会主义各国管理应坚持的基本原则③社会主义管理必须不断完善顶层设计④社会主义管理必须强调开拓创新,动态发展⑤社会主义管理必须坚持执政党的领导。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角度系统地对社会主义管理进行全景式解剖,归纳总结社会主义管理的共性与个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管理不可能也不应该有统一的模式,“有共性,无模式”是社会主义各国在管理实践中最为现实和理性的选择。第二、打破对社会主义管理研究的传统范式,合理界定社会主义管理与国家管理二者之间的界限（之前的研究在这一问题上总是纠缠不清）,正视社会主义管理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以国家作为主要框架来研究管理,跳出抽象的意识形态窠臼,使得社会主义管理更丰满、更真实、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第三、正视并尊重管理自身的规律,社会主义并不能改变客观存在的管理规律,如何正确认识并利用管理规律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才是更重要的目标,因此管理工具价值的日益彰显（而不是被蒙蔽）才是社会主义管理应有的特征。第四、从社会主义管理的基本概念出发,于社会主义各国的管理理论和实践中逐步发掘其中隐藏的管理逻辑,并以此为依据来对社会主义管理的未来趋势作出预测,整体结构一气呵成,更具有条理性。第五、在全球化背景下把握社会主义管理的最新脉搏,关注各国的管理变革浪潮,探寻其逻辑的演变,使得本文的研究具有更强的时代性,以我国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管理变革来作为重点个例进行分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的建构进行系统的阐述,进一步提升了本文的实际应用价值。本文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一直以来对社会主义管理的研究缺乏系统分析,从而显得支离破碎的问题,将社会主义与管理进行有效结合基础之上的跨学科分析虽然艰难,但无疑将更加全面和客观。本文竭力解决如下关键问题：社会主义管理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究竟发挥何种作用；社会主义管理的逻辑起点源自哪里；苏东剧变与社会主义管理的传统模式有无关联；社会主义管理在逻辑上是否存在共性；社会主义管理从理论到实践的深刻演变如何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管理变革的不断深入,后续的研究将持续展开。

廖业扬^[6]（2013）在《当代中国乡村治道变革论 ——基于社会转型风险治理的视界》文中提出自古以来,中国每当遇到社会大变迁之际,乡村社会治理问题就会凸显出来。然而,当今中国社会大变迁与以往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变迁都有着质的区别。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在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集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等多种现代性要素共同推动下的整体性的社会转型。从而使得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异常复杂、不解定性因素骤增,社会分化加剧、社会问题大增、社会矛盾突出,各类社会转型风险大量出现,这表明,当下中国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因此,社会转型风险治理成为国家治理包括乡村治理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尤其是对中国乡村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否适时地和因地制宜的变革乡村治道以适应乡村社会转型及其风险治理要求,已经成为关系到乡村社会和谐稳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否顺利推进的一个重大的现实的治理问题。在吸收借鉴学界已有相关成果基础上,本研究试图并致力于揭示乡村社会转型风险及其治理与乡村治道及其变革的内在关联性,从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视角探讨乡村治道变革的内在逻辑。其研究意义在于,（1）理论意义。助推风险社会理论及其相关理论在中国研究与当代中国社会大转型的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度结合,进而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理性认识;有助于拓展和丰富转型期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内容、议题和分析框架;深入地探讨了乡村社会转型风险与基层政府治理模式、政府职能变革与乡村治道变革的内在关联性;一方面,从乡村治道的分析途径剖析了乡村社会转型风险产生的根源,另一方面,也从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的内在要求,说明当代中国乡村治道变革的逻辑依据。（2）实践意义。有助于提高基层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的危机意识与防控社会转型风险的自觉性;为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建设新农村、创新乡村治理模式、发展基层民主提供有益的对策性参考;为加快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和加速服务型政府尤其是民生服务型基层政府建设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基本思路和建议。这一研究主题与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和任务也有很大的关联性。在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研究是一个议题十分广泛的研究领域,学者云集,成果丰富。通过研究发现,虽然已有学者论及了乡村社会风险治理问题,但是,系统地研究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与乡村治道变革内在关联的成果并不多见;学界对当下中国乡村治理问题所建构的分析概念和分析框架仍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空间;社会转型固然是乡村社会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但相比较而言,当代中国乡村治道的滞后与僵化是更为根本的原因。据此,本研究试图着重进行了如下方面的研究,第一,较为系统地概括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风险的基本类型及其表现,描述了在社会转型和风险社会背景下,农村及农民所面对的主要风险。第二,借鉴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侧重从乡村治道的维度来剖析乡村社会转型风险的成因,为此建构了“乡村威权型治道”、“公司化威权型基层政府”的分析概念和分析框架。第三,结合对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的调查,初步总结和分析了改革开放后乡村治道变革的主要得失及其根源,从中得出了需要深化农村改革、进一步推动乡村治道变革的基本结论。第四,根据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的内在要求,提出了乡村社会转型治理的基本思路、途径和对策。为此建构了“民生服务型基层政府”的分析概念和分析框架,提出了建立健全“乡村民主治理体制与机制”、“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基本对策。总之,本研究侧重于从变革乡村治道以求解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之道的探讨;基本结论是:变革威权型治道,走乡村民主治理之道是降解和化解乡村社会转型风险的根本途径本研究主要创新点,（1）研究视角有所创新。以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为视角,较全面地概括了乡村社会转型风险的主要类型,并建构了相关的分析概念和分析模式,剖析了这些风险产生与存在的治道根源。（2）分析概念和分析框架有所创新。建构了“社会转型风险”、“乡村威权型治道”、“公司化威权型基层政府”、“民生服务型基层政府”等系列概念,以及由此构成的问题分析框架。（3）本研究融入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特色内容,提出了借鉴和吸取民族民间社会管理的地方性知识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能性。本研究不足之处,（1）本研究侧重于探讨通过变革乡村治道的途径来求解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之道,提出的是较为宏观的、方向性的对策建议,没有重视社会风险治理的技术流程设计和可操作的制度设计;（2）比较研究不足。缺乏不同性质模式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模式的比较研究;（3）没有深入探讨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包括国家治理转型与乡村治理转型的内在关联等研究,这些都有待于后续研究的拓展、提高与完善。

王菁^[7]（2012）在《二十世纪早期同人杂志中人权话语的传播与流变》文中指出本文选取“人权”这一话语作为研究对象。在当下的文化环境中，“人权”一词处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阐释范畴，多与“民主”、“法治”等相关概念并行出现。然而回溯到该话语流入中国的源头－二十世纪初，梳理其发展的历史脉络，却发现这一当下的政治话语却曾今作为一种文化、道德概念被大加渲染。那一时期参与这一话语实践的新青年同人、新月派和独立评论派在成员组成上有极大的传承性，然而其对该话语的阐释、传播却大相径庭。是何种因素构成了此种意义流变？是否仅仅用“新月派是对新青年同人的超越”这种简单的进化论观点便可解释这种意义范畴的转换？转换的背后又蕴含着何种权力关系？本文试从翻译文化的角度、结合当时的文化传播机制，对这些问题做一探究。话语的形成源于意义的阐释和传播。话语本身经过文本和其他知识载体的运作，与其孕育母体即社会环境发生作用，从而形成广为认知的话语形态。然而若上溯到话语形成的初期，尤其当社会环境本身处于较封闭的状态，新话语的产生多依赖外来文化的影响之时，考量的因素还应加入“翻译”等影响变量。本文试从文化传播的视角考量翻译，加入传播媒介形态、组织机构性质等变量，尝试跳脱原先的刻板成见，不单单将翻译视为纯粹的工具性语言转移，而将其视作意义的载体，将其从文本中激活，进而纳入传播的动态环节的考量中。

叶托^[8]（2012）在《中国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研究 ——基于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文中认为在中国,地方政府处在一个相当尴尬的处境：既被认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又被视为是经济社会问题的元凶之一；既与中央政府的期望有差距,又与当地民众的意愿不一致。这一尴尬处境正是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产物。现有关于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委托代理”的视角之上的。在中国,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主要发生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因而国内外学界往往运用“中央-地方”的分析框架来探究中国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在这一分析框架中,非政治系统的因素（如市场经济、社会关系）往往被视为一幕“背景”,虽然也会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但是始终只是“背景”,并没有登上“舞台”。但是,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棱柱型社会。在棱柱型社会中,地方政府行为不仅受到政治系统的影响,而且受到非政治系统的影响。为了弥补现有分析框架的不足,本研究将视角从组织内部转向组织环境,在借鉴社会学制度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构建起了一个基于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可以同时涵盖政治系统和非政治系统对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影响。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需要回应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哪些制度逻辑深刻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第二,在这些制度逻辑的共同影响下,中国地方政府会倾向于选择什么样的行为目标和行为策略?第三,在制度逻辑形塑地方政府行为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主体能动性体现在哪里?因此,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1）中国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制度环境。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线,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制度环境经历了一次至关重要的变迁。改革开放之前,通过极权政府、计划经济等制度架构,国家逻辑成为影响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唯一重要的因素。改革开放之后,为了发展市场经济,国家不得不放弃国家逻辑对经济领域的支配。其结果是,市场经济的兴起使国家逻辑支配社会诸领域的格局失去了经济基础。伴随社会诸领域从政治领域分离出来,多元制度逻辑共存的格局逐步形成。在所有这些制度逻辑中,对中国地方政府影响最深刻的大概有市场逻辑、官僚逻辑、社会逻辑和国家逻辑等。这四个制度逻辑形塑了当前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不仅限定了地方政府行为的手段,还塑造了地方政府行为的目的。（2）多元逻辑下的中国地方政府行为趋同。市场、国家、官僚、社会等逻辑会在特定的行为领域形成了特定的逻辑场域,进而形塑了中国地方政府在特定行为领域的目标和策略。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领域的行为目标是发展经济,行为策略是经营辖区；在社会福利领域的行为目标是低水平供给,行为策略是保底执行中央政府的福利政策；在社会秩序领域的行为目标是不出事,行为策略是机会主义。可以说,逻辑场域的分析框架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地方政府为什么会在相同领域采取类似的行为目标和策略。（3）趋同背景下的中国地方政府行为差异。尽管地方政府的行为是由逻辑场域所形塑的,但这并非意味着,地方政府是一个完全由逻辑所支配的“木偶”。事实上,地方政府是一个既深受逻辑场域影响,又具有主体能动性的行为主体。地方政府在逻辑场域中的主体能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能力去改变自己嵌入逻辑场域的程度。其二,地方政府可以适时地根据行为领域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正是由于存在主体能动性的差异,不同的地方政府才会在相同领域表现出不同的努力程度和行为绩效。本研究表明,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和社会秩序等领域的行为选择已经被特定的逻辑场域所俘获,只有推动逻辑场域的变革,才有可能使地方政府摆脱尴尬的处境。遗憾的是,现有地方政府改革的目的都不在于改变影响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逻辑场域,而在于促使地方政府行为更加符合现存逻辑场域的要求。

王中男^[9]（2012）在《考试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课程评价改革,需要首先查明改革之桎梏所在。课程评价改革的深层桎梏是考试文化,这一认识构成了本研究的研究起源,亦形成了本研究的研究主题。围绕考试文化这一核心词汇,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要研究考试文化、考试文化是什么、考试文化历经了怎样的变迁、考试文化存在和引发了什么危机、考试文化如何转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依次对应了本研究的六章内容。第一章指出考试文化是课程评价改革的深层桎梏。从理论视角来看,改革的实质是文化变革,作为一项文化变革,改革的深层栓梏是文化；从实践视角来看,考试文化是我国历史上诸多教育改革的深层桎梏,亦是本次课程评价改革的深层桎梏,这表现为,考试文化制约了课程评价功能的应然转向,导致了课程评价指向与初衷背离。第二章界定了考试文化的概念,并基于此提炼出了考试文化的分析框架。考试文化是围绕考试而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它一方面体现为人的生活方式,一方面体现为社会的运行机制。因而,可以从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的运行机制的双重维度分析考试文化。从人的生活方式的维度来看,考试文化表现为内隐的考试观念与外显的考试行为；从社会的运作机制的维度来看,考试文化表现为考试制度。由此,考试制度、考试观念与考试行为,构成了考试文化的分析框架。第三章基于考试文化分析框架,围绕考试制度这一分析维度,遵循由古至今的历史逻辑,梳理了考试文化在考试制度上的历史变迁,划分了考试制度的三种形态：世袭制度、举荐制度、选拔制度。世袭制度主要指先秦时期的世卿世禄制；举荐制度包括秦汉时期的察举制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选拔制度包括隋唐宋元明清时期的科举制以及当代以来的高考制度。在梳理的过程中,着重分析了科举制度和高考制度。第四章基于考试文化分析框架,围绕考试观念与行为这一分析维度,遵循由古至今的历史逻辑,梳理了科举时期旨在“选仕”与“入仕”的考试观念与行为,以及现今时期旨在“选拔教育资格”与“获取教育资本”的考试观念与行为。第五章探讨考试文化危机,指出考试文化存在的危机和引发的危机,并遵循历史的逻辑梳理了科举时期和现今时期的这些危机。考试文化存在的危机主要是等级危机、专制危机、控制危机；考试文化引发的危机主要是个体的危机和社会的危机。个体的危机表现为身体危机、心理危机、自由危机,社会的危机表现为学习风气危机、评价标准危机、社会等级危机、单向度化危机。第六章探讨考试文化转型,基于对考试文化转型的必要性论证,首先指出考试文化转型的方向是以人为本的评价文化,并对其概念、特性、表征进行了简要描述；其次指出考试文化转型的路径是依靠评价文化的引领,对评价文化的引领进行了必要性和可能性论证,并对应文化分析框架的要素,指出评价文化引领的路径是依靠评价制度、评价观念与行为。

黄杰^[10]（2009）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非洲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1年,小布什就任成为美国总统。同年9月11日,美国发生“9·11”事件。这次事件,深刻改变了美国对外政策的走向,对美国非洲政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主要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四个方面阐述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对非洲政策。小布什政府在政治上一改上台之初对非洲的漠视,逐步加强同非洲之间的联系,并通过建立美军非洲司令部来强化美国在非洲的存在。军事上,以反恐战争的名义,通过对非洲的军事援助等,加深美国在非洲的军事影响力。经济上则继续推进AGOA,加强与非洲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社会方面则借关注非洲的艾滋病、疟疾等问题,加深美国的“软实力”影响。本文认为,美国对非洲政策变化,仍然是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需求而作出的改变,非洲本身还没有真正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心。

二、如此健忘——美国缘何从重主权转向重人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如此健忘——美国缘何从重主权转向重人权（论文提纲范文）

（1）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刑法激励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福柯的治理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美国国家特性与“9·11”后美国的对外战略（论文提纲范文）

（5）社会主义管理的历史、逻辑与趋势探析 ——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的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6）当代中国乡村治道变革论 ——基于社会转型风险治理的视界（论文提纲范文）

（7）二十世纪早期同人杂志中人权话语的传播与流变（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研究 ——基于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9）考试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非洲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如此健忘——美国缘何从重主权转向重人权（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D]. 于红丽. 吉林大学, 2020(08)
• [2]刑法激励制度研究[D]. 尹振国. 西南政法大学, 2017(08)
• [3]福柯的治理术研究[D]. 安婕.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5(07)
• [4]美国国家特性与“9·11”后美国的对外战略[D]. 徐步. 武汉大学, 2014(01)
• [5]社会主义管理的历史、逻辑与趋势探析 ——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的建构[D]. 李辉. 南京师范大学, 2014(12)
• [6]当代中国乡村治道变革论 ——基于社会转型风险治理的视界[D]. 廖业扬. 南京大学, 2013(04)
• [7]二十世纪早期同人杂志中人权话语的传播与流变[D]. 王菁.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04)
• [8]中国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研究 ——基于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D]. 叶托. 浙江大学, 2012(09)
• [9]考试文化研究[D]. 王中男. 华东师范大学, 2012(11)
• [10]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非洲政策研究[D]. 黄杰. 上海师范大学, 2009(07)

标签：美国军事论文;  风险社会论文;  激励模式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