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信号——来自美国试图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

一、危险的信号——从美国企图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说起（论文文献综述）

李张兵^[1]（2021）在《自主与借重：撒切尔时期英国核威慑力量建设政策研究》文中认为1979—1990年撒切尔执政之时,英国新一代核威慑力量建设处于谋划与决策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苏联核武器的数量及质量,与美国的差距基本拉平,达到战略平衡的相互牵制状态。苏联在战术核力量及常规军事力量方面,对欧洲地区形成的优势,加剧了保守党的战略忧虑。70年代中后期,工党内部对于核战略的态度出现分歧,左翼力量激烈反对拥有核武器,而中、右翼力量坚持要维系英国现有核威慑能力。威尔逊—卡拉汉政府为凝聚工党团结,避免党内核理念分歧公开化,一方面不再过于强调英国核威慑的价值,承诺不对现有核威慑力量进行升级换代,另一方面秘密推进对现役“北极星”导弹弹头系统的改进,并尝试从美国购买新型海基潜射弹道导弹。向来支持英国维持先进核威慑力量的保守党,对工党政府核力量建设政策的“保守性”表达不满。20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开始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导弹改进项目,直至70年代工党政府执政时,该项目名为“食用马肉”计划。70年代末,该项目虽取得一定进展,但投入经费投入远超预期,在客观上削弱了刚刚执政的撒切尔政府独自研制新型导弹的信心。因此,美苏战略态势变化,工党政府消极的核力量建设政策,独自研制导弹导致的费用剧增,深刻地影响着撒切尔政府对新型核威慑力量建设的决策。撒切尔政府时期,英国核威慑力量发展处于代际更替的过渡期。替代现役“北极星”潜射导弹系统,独立规划新的核威慑力量,被提上议事日程。在规划“北极星”导弹替代之际,撒切尔政府对于未来英国核威慑力量建设拥有多重方案。经过利弊权衡,采用潜射弹道导弹的核威慑力量建设方案,被认为最符合国家利益。美国“三叉戟Ⅰ”型C4导弹是当时性能先进并在美海军服役的潜射导弹,撒切尔政府凭借英美特殊同盟关系,秘密与美国卡特政府达成C4导弹的军售协议。里根政府时期,基于未来经济成本、军事战略以及英美关系等因素,撒切尔政府决定放弃C4导弹而转向购买“三叉戟Ⅱ”型D5导弹。英国核威慑力量建设的现代化政策,一方面体现为独立规划“北极星”导弹替代方案,防止英国在英美核合作中被边缘化,确保英国继续拥有宝贵的战略性核资源,巩固英国的战略地位与大国形象;另一方面体现为,寻求从美国购买先进的“三叉戟Ⅱ”型D5导弹,将增强英国应对苏联核威胁的能力,提升英国在北约体系中的地位,不过这也撕裂了英国社会的安全共识。撒切尔政府在制定核威慑力量建设政策时,通过权衡利弊、试图以最小投入获得最佳收益,达到成本优化目标。对于未来核威慑力量建设,撒切尔政府根据国家利益需要,秉持适度而有效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进行谋划。在“三叉戟”导弹军售价格上英美展开了激烈博弈,撒切尔政府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从美国购买“三叉戟”导弹。撒切尔政府替代“北极星”核威慑力量的途径,主要是寻求与他国的合作,但英国无论与法国进行战略武器合作,还是与美国进行战略武器合作,都会产生风险成本。为把风险成本降至最低,在战略武器合作方面,英国最终选择美国而非法国。英国核威慑力量建设的成本优化政策,一方面体现为建设适度有效的核威慑力量,以拥有核威慑的有效性为前提,自主决策并未盲目地求大贪多;另一方面体现为,借助外力以最小经济成本与风险成本,从美国购买“三叉戟”导弹,获得很高的性价比。对于国际核军控谈判,撒切尔政府一方面积极支持美苏两个核大国进行双边会谈,促使两国削减核武器的数量规模,另一方面坚决扞卫自身核武器的临界数量,不愿跨过弃核门槛。英国核威慑力量建设的军控规避政策,体现为撒切尔政府基于现实主义的立场,坚决反对英国单边核裁军,这符合英国国家利益,确保了英国新一代核威慑力量发展的继续推进,也为英国拒绝加入美苏核军控谈判显示了决心。同时,撒切尔政府在无条件参与核军控和拒绝核军控之间,寻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即有前提条件地参与国际核军控,在美苏大规模削减核武器之前,英国坚持维系最低限度的独立核威慑地位。这有利于塑造英国支持军控的国家形象,也能避免英国核力量成为美苏核军控谈判的筹码。自主与借重是撒切尔政府核威慑力量建设政策的基本特征,既体现于该政策蕴含的内容,也体现于该政策制定的过程。一方面,撒切尔政府坚持核威慑力量建设政策制定的独立自主地位,使核威慑力量政策享有优先发展地位,既避免反对党对英国核威慑力量建设政策造成冲击,又警惕美国对英国核威慑力量建设独立性的潜在影响。另一方面,撒切尔政府利用美苏冷战的矛盾,借助或平衡美、苏这两大因素,帮助英国核威慑力量的提升,把苏联威胁作为制定核威慑力量建设政策的正当性借口,以反苏作为英国核威慑力量更新换代的动力,把迎合美国外交作为核威慑力量建设政策的保障,以联美作为英国核威慑力量提升发展的后盾,在此过程中英国争取北约的欧洲国家对核威慑力量建设政策予以支持,为反苏联美创造有利的政治氛围。综合而言,撒切尔政府立足于核威慑的防务战略,独立自主地谋划新型核威慑力量,要不要现代化核威慑力量,如何建设现代化的核威慑力量,以及怎样摆脱美苏核裁军谈判对英国核威慑力量的影响,皆成为政府始终考虑的核心问题。在撒切尔政府谋划新型核威慑力量建设时,美国毫无顾忌地支持英国,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需要,对苏联进行权力均衡、威胁均衡与利益均衡的举措;撒切尔政府在进行新型核威慑力量建设时,成功地运用自主与借重的发展路径,既坚持独立自主,又能获得美国支持,源于英美两国在深刻认知与有效化解各自的联盟困境中,寻找到了彼此都能接受的契合点。这就是,美国愿意对英国在自主基础上进行有限支持,英国在对美国进行适度妥协基础上保持独立地位。

陈欢欢^[2]（2020）在《论冷战后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文中提出美国政治极化问题颇受关注,面对美国内政问题一些人似乎认为其对中国有积极影响,但这可能恰恰相反,一直以来美国常因国内问题频发而刻意寻求“敌人”,因此抓住外交政策这一关键点探讨美国政治极化影响有着重要意义。而根据美国宪法,外交政策的制定分权于美国国会与美国总统。当然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因素还包括利益集团、精英阶层、智库机构等诸多因素,然而这些因素都需要通过国会与总统施加影响,因此本文抓住国会与总统这两个关键影响因素探讨政治极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本文主要以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国会和总统角度探讨政治极化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导论部分提出研究问题并对国内外学术界在美国政治极化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简略概括。论文正文分为五章:第一章界定了政治极化的定义、表现、历史和形成原因。第二章和第三章分析冷战后政治极化与美国国会制定外交政策关系以及冷战后政治极化与美国总统制定外交政策关系。第四章以伊拉克战争政策制定的案例探讨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最后总结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规则并提出政策建议。文章结论认为,美国的政治极化可能对于他国而言并非是一种福音,因为政治极化更可能让国会制定外交政策呈现“一致对外”的情况。然而,这种“一致对外”也会因为外交政策客体是否为盟友国、外交政策是否与实际利益相关、制定外交政策主体力量对比强弱以及政党党派交替异同相关。另外,美国政治极化也是美国国会和总统制定伊拉克战争政策的重要原因,对此,相关国家也应引起重视,不能让历史重演。文章仅仅探讨了冷战后政治极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同时本文认为相对于总统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国会这一影响机制相对稳定且较为冷门,因此偏重探讨。另外鉴于亚洲发展问题的复杂性,文章探讨的案例都选自亚洲国家。如果日后能整体研究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研究时间覆盖整个美国历史,研究的地理位置覆盖全部区域,那么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则会更具多样性与复杂性。

侯宛辰^[3]（2020）在《双层心理机制作用下的首脑外交 ——以里根、戈尔巴乔夫系列首脑会晤为例》文中提出本文试图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处于谈判僵局的两个国家在首脑外交之后会发生行为偏好的转向,或行为偏好重新排序?首脑外交是通过怎样的心理机制来实现行为偏好变化或逆转的,心理因素起到怎样的作用?处于谈判僵局互动双方在首脑外交之后形成行为偏好变化甚至行为偏好逆转例子不在少数,戈尔巴乔夫和里根高层会面是冷战的双方关系的晴雨表。僵局的状态是双方虽然有可谈判空间,但是双方都不愿意做出让步,即使是绝对利益和相对利益都较高的一方也不愿意努力促成谈判。作者引入双层心理机制来分析上述问题,虽然这种方法已用于多个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但是其来解释首脑外交的互动国行为偏好确是第一次。本文提出基于归因认知的意图认知和基于算计的理性心理的双层心理机制来分析讨论/谈判型首脑外交。在首脑外交开展的过程中,决策者会依据归因心理这种基本的心理机制构成对战略试探中的意图认知,而在意图认知的基础上根据第二层理性战略思维进行行为偏好设定。偏好的即时结果为双方形成的成文或不成文的协议,延时行为偏好的结果反映在双方基于意图认知形成的战略布局调整中。这种双层心理机制的建立有赖于两方面的基本假设。第一假定前提是,互动双方所处的政治沟通环境由不完全信息战略环境转变为不完美信息的心理环境,从双方具有很强的信息不对称性到双方形成一定的共同知识。在不确定国际条件下,行为者对意图认知更容易受认知偏见影响,而这种偏见就是往往会夸大对方意图中的敌意。本文认为,随着相互不断的高层政治沟通,信息的不对称性逐渐转变,相应地行为人逐渐形成理性回归。第二个假设是,行为人是遵循满意原则而非最优原则的有限理性的心理人。考虑到决策者在信息不完备和认知能力局限的情况下,会一定程度的偏离“理性原则”,行为人是有限理性的。有限理性指的是根据理性原则行事,是有一定的目标取向的。但是只能按照认知形成行为偏好的排序,在此基础上作出政策决定。实际上,即使是有最完备的情报信息系统和政治沟通渠道,都不可能做到对对方的信息的全覆盖,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偏好排序是基于认知基础上形成的,其偏好结果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最优解,但是一定是在能被双方接受的满意的结果。本文中,第一章将着重总结“首脑外交”这一核心概念,以及框定讨论/谈判型首脑外交的研究范围,并简单地与“战略对话”、“治国之道”等概念做类比,对讨论/谈判型首脑外交有一个架构性的理论认识。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按照行为链条的顺序进行组织的。这几章节把链接自变量和结果的因果联系的环节解开,分成更小的步骤,探求每一个环节可观察的证据。第二章引入关键变量意图认知,并明确意图认知变量如何变化,其中包含意图认知依托于什么样的信息系统存在,作为意图认知的主要的认知工具的归因认知的理论规律是如何,有没有回归理性的理论可能性。第三章针对重要的首脑外交中重要的中介变量——信号可置信性进行分析。意图是潜藏在行为和语言表征之之下,依靠中介变量外交信号传递,意图是通过对接收信号方对外交信号的解读而被认知到。第四章提出一个基于意图认知与理性算计的双层心理机制对首脑外交行为偏好分析框架假设,双层心理机制研究试图构建一个以归因认知为基础,理性战略思维为主导的首脑外交行为偏好的分析框架。第五章是本研究的假设验证部分,本文用最为经典的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系列首脑外交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将双层心理机制运用于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系列首脑外交案例中,观察双层心理机制如何作用于行为偏好的结果。最后在结论从概念走向实践。通过总结本文主体内容对双边外交关系管理提出策略性启示以及继续研究的方向。

宋芳^[4]（2020）在《地缘政治竞争中的“软制衡”与“新遏制”：欧美对俄罗斯政策比较研究（2000年至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0年俄罗斯普京总统上台以来至今,美欧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双方的地缘政治博弈愈演愈烈,这对国际格局和世界政治正在并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旨在从地缘政治竞争的视角,研究这一时期在面对共同的威胁时欧美对俄罗斯政策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提出欧美相关政策差异的特征分别是“软制衡”和“新遏制”,进而着力分析这种差异生成的主要变量,以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西方与俄罗斯关系和欧美关系的本质、乃至当下国际格局的嬗变。本文认为,从结构性层面来说,欧美对俄罗斯政策的同异源于两种结构性矛盾:一是欧美与俄罗斯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二是欧盟与美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前者是欧美选择共同打压俄罗斯的原因,而后者则成为了欧美对俄政策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欧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同于它们与俄罗斯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欧美不仅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而且在俄罗斯问题上的政策的一致性应该大于差异性,因而总体上双方保持着合作。总体而言,欧美对俄政策是以同为主,同中有异。欧美对俄政策的一致性在于,从20世纪90年代它们都希望将俄罗斯纳入西方体系转变为2000年以来共同防范、压制俄罗斯,对俄政策从缓和到趋于强硬。究其根源,欧美与俄罗斯的结构性矛盾,是欧美选择共同压制、对抗俄罗斯的原因。欧美从传统的地缘政治认知出发都将俄罗斯视为潜在的威胁,这种一致性主要表现在共同推动北约、欧盟双东扩,扩大西方势力范围同时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欧美的对俄政策制定是基于对“目标+所能承受的后果”的综合考量。从目标上来说,欧盟和美国都希望能够消除俄罗斯的威胁、约束俄罗斯的行为,但是就二者所能承受的后果而言,欧盟不能承受刺激俄罗斯所带来的可能后果,而美国能够承受严厉打击俄罗斯的后果。本文提出,2000年以来,从整体上看,美国对俄罗斯采取的是“新遏制”政策,表现为公开地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上对俄罗斯实施步步紧逼的战略压制。相比之下,欧洲对俄罗斯的政策显然没有美国的强硬,是某种“软制衡”政策,即并非要将俄罗斯逼入墙角,而是留有较大余地,以避免与俄罗斯的强烈对抗,一个安分、稳定的俄罗斯更符合欧盟的利益。本文认为,安全威胁的感受度不同、经济依赖度不同、战略文化差异以及决策与执行能力差异四个变量决定了欧美对俄采取有差别的政策。第一,就安全威胁的感受度来说,欧盟军事方面存在很大缺陷,加之地理上与俄罗斯邻近,造成了欧盟强烈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一方面源于欧盟国家与俄罗斯是邻居,激怒俄罗斯受到打击的可能性更高;另一方面来自于对大西洋同盟有效性的怀疑,既担心被美国抛弃又害怕被美国牵连,担心如果真的遭到俄罗斯的攻击,美国是否会帮助欧洲。相比之下,美国军事实力强,距离俄罗斯又远,能够承受与俄罗斯“硬碰”的后果。美国的不安全感不是源于担心俄罗斯威胁美国本土安全,而是来自于俄罗斯能够威胁美国的海外利益和盟友安全,同时挑战美国霸权。第二,欧美与俄罗斯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不同。欧盟更依赖俄罗斯的能源和市场,而美国与俄罗斯的经济相对独立,相互依赖程度低。第三,欧美战略文化的差异。历史的创伤使欧盟逐渐形成了审慎的战略文化,倾向于使用多边的和国际法的方式处理俄罗斯问题,而美国喜欢使用单边的、武力的方式解决问题。第四,决策与执行能力差异,欧盟是国家集团,决策和执行能力相对较弱,面对俄罗斯,欧盟内部往往难以达成一致的意见,政策协调十分困难,而美国的决策权很大程度上集中在美国总统手中。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美国将俄罗斯作为其主要威胁之一并加强了对俄遏制力度。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对欧盟商品加收关税、对欧洲一体化的消极态度以及强硬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的同盟义务等凸显了欧美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即美国护持美主欧从的霸权等级结构与欧洲追求更为均衡的跨大西洋关系之间的矛盾。欧盟面对特朗普的压力,不得不将“战略自主”提上日程,减轻对美国的依赖,同时不顾美国反对加强与俄罗斯的能源项目合作,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有所发展。然而,欧洲的实力不足和凝聚力的缺乏,而美国的全球战略仍然需要欧洲盟友的支持,决定了欧美外交关系的斗而不破。

王帅^[5]（2019）在《肯尼迪政府时期的核禁试谈判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60年代是美苏冷战最激烈的时期,双方为了赢得冷战的胜利加紧扩充军备,尤其在核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赛,竞相研究和开发核武器。由于双方极为重视核武器的发展,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双方积累了足以毁灭地球数次的大量核武器,这种局面引起了有识之士及世界各国人民的忧虑,因而世界各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核和平运动,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美苏开始了核禁试谈判。核禁试谈判从1958年开始以来双方进行了无数次会谈,但关于核查等问题由于缺乏信任一直没有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肯尼迪上台后一方面致力于加强美国核力量另一方面努力促成与苏联在核禁试方面达成协议,经过两年多的艰难谈判,最终于1963年7月签署《部分核禁试条约》。美苏在激烈的冷战对抗中能够达成核禁试条约实属不易,这对于核问题依然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应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如何从纷繁复杂的关系中找到解决当代核问题的良方,使核能造福于人类而不是给人类带来灾难。20世纪60年代是美苏两大阵营紧张对峙的时代,他们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签署了部分核禁试条约。本文通过梳理肯尼迪当政时期美苏之间核禁试谈判的过程,探索影响美苏核禁试谈判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从中领悟到以对话代替对抗、以互信代替猜疑在处理国家关系中的重要性。虽然部分核禁试条约的签订没有实现全面禁止核试验,成果不算很大,但在当时冷战正酣的年代里,能取得如此成果实属不易,并对后来的核试验谈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竞争对手苏联瓦解,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随着中国力量的迅速崛起,引起美国的恐慌,进而把中国确定为竞争对手,便提出了重返亚太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特别是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很显然,美国的目标不仅仅是针对朝鲜,而是要借机形成对中国的威慑。面对美国重返亚太,搅局南海,与日本、韩国进行频繁军演,在韩国部署萨德,特朗普频频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等等,美国对中国遏制的企图昭然若揭。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这种战略包围,美国下一步是否会像原来对待苏联那样发动对中国的新冷战?我们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应对美国对中国的新遏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特别是核问题,美国2002年1月13日布什总统撕毁了美苏于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竭力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特朗普以俄罗斯不遵守《中导条约》为借口宣布退出《中导条约》,这些是否会助推新一轮核军备竞赛?这就需要大国冷静地、理智地来对待当今的核试验、核扩散等问题。

李卓珊^[6]（2018）在《苏联“瑞恩”情报行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美苏关系急剧恶化,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对苏全方面施压,引起了苏联的恐慌。苏联决策层认为北约国家准备对苏联发起核导弹攻击,于是开展了“瑞恩”情报行动,希翼通过情报活动对即将到来的“核攻击”进行预警,以便在战争到来时做出先发制人的反应。“瑞恩”情报行动是苏联在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情报行动,几乎所有华约国家情报机构参与其中。这一行动反映了苏联决策者对形势的误判,暴露了苏联在情报工作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这对改进我军的情报工作,尤其是做好预警情报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论文以“瑞恩”情报行动的背景、开展、升级和落幕的历史顺序,对行动进行全方位的梳理、分析。论文共有五章,基本框架是:第一章为绪论,主要梳理了研究现状,解决了研究方法和结构问题;第二章回顾了“瑞恩”情报行动开展的背景,指出行动开展的原因;第三章探析了苏联对美国意图的评估,从行动的发起、参与机构、情报搜集等方面进行梳理,以及行动引起的美方的反应和行动的落幕,力求还原行动原貌;第四章总结行动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其原因进行了相应的剖析;第五章根据行动的本质,针对预警情报提出一些观点,以期对我开展预警情报工作有一定启示。

高文知^[7]（2018）在《美国承认民主德国政策的演变》文中指出1949年10月民主德国成立伊始,美国便不承认民主德国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国际法地位。冷战初期,美国对其采取遏制政策,并试图通过心理战、“自由化”等方式,颠覆民主德国现有政权,把它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逐步改变其对民主德国的外交政策,最终在1974年9月4日正式与民主德国建交。本文将在冷战国际史的视野之下,利用美国、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多边档案,从国际环境的变迁、美国内部政策的变化、民主德国的外交诉求等因素出发,综合考察美国改变对民主德国外交政策的原因、过程和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之前,美国不仅没有承认民主德国的合法地位,还将民主德国视为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西欧扩张的桥头堡,对其采用心理战和情报战等“自由化”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是为削弱苏联在西欧的影响,并试图将民主德国纳入资本主义阵营,但是客观上加深了美国对民主德国的了解和影响,为两国在此后走向建交埋下了伏笔。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国际局势整体趋向缓和,这为美国承认民主德国,以及两国随后逐步走向建交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首先,6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经济出现衰退,各种社会运动此起彼伏,同时美国在国外又陷入越南战争泥潭。在国内外压力的共同作用下,美国政府推出“尼克松主义”,美苏关系于60年代末逐渐缓和。其次,20世纪60年代末联邦德国“新东方政策”的出台,改善了联邦德国与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缓和了欧洲紧张对峙的局势。此外,两德关系的缓和也为美国与民主德国建交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美国内部政策的变化是美国承认民主德国,并促成两国建交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美国整体战略的收缩和“尼克松主义”的出台,为美国承认民主德国奠定了政策基础。另一方面,美国与民主德国在经济和文化领域日益频繁的交流,也是推动美国承认民主德国的重要动力。美国与民主德国的商业组织、学术机构、媒体机构等非政府部门在贸易、文化、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在不断增强,这不仅增进美国公众和政府对民主德国的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美国政府改变其对民主的德国的外交政策。民主德国追求西方国家承认的努力,亦是它与美国最终走向建交的重要推动力量。自建立伊始,民主德国便将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作为自身重要的外交目标。民主德国率先在文化领域打开外交的突破口,将奥运会等国际体育赛事作为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舞台,并与西方国家建立起常规化的学术交流机制。在与苏联结盟的同时,民主德国也在试图与更多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发展外交关系,以拓展自身的外交空间。民主德国还加入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还积极同世界上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发展经贸关系。这些外交活动提高了民主德国的政治地位,增强了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使美国逐渐认识到民主德国的战略地位和价值。最终,美国在外交上承认民主德国,并同民主德国建交。建交之后,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加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国际局势。国际关系的发展。民主德国更是进一步参与到国际事务中,积极寻求同其他西方国家发展关系,谋求和平共处。然而,两国建交后,美国并没有改变其对民主德国的“自由化”目标,仍然积极通过文化外交,心理战等方式加强渗透,力图将其纳入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无论是此前的不承认民主德国,还是此后改变政策与其建交,美国对民主德国政策的演变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即对外政策应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冷战的总体目标。

左天泽^[8]（2018）在《美国东北亚延伸核威慑政策研究 ——基于盟友可信性的视角》文中提出延伸核威慑由延伸威慑和核威慑两个概念结合而成。由于威慑关系中的行为体由两方增加为三方,同时又有核武器因素的影响,所以延伸核威慑展现了许多不同于一般威慑的特点。通过逻辑推论和历史经验考察发现,所有延伸核威慑中的威慑方和被保护方都是盟友关系。两者构成的同盟可以视为是一种“绝对同盟”。像所有威慑关系一样,延伸核威慑成功的关键在于可信性的达成。但延伸核威慑的成功必须同时实现“对手可信性”和“盟友可信性”。其中,盟友可信性是威慑方关注的焦点,也更加重要。由于同盟困境的影响和核武器的禁忌,盟友可信性的实现往往更为困难。在延伸核威慑背景下,威慑方传达可信性的方式有了许多新的变化,除了像中央威慑关系中直接向对手展示力量和决心外,威慑方还可以利用同盟框架和盟友间的合作关系,通过加强与盟友的合作和交流对可信性加以提升。美国从冷战时期开始就在东北亚地区实行了延伸核威慑政策。由于与日韩同盟关系的建立,特别是美国在东北亚的核武器前沿部署,使得美国在冷战初期就形成了对日韩事实上的核保护关系。但这一关系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走向明确和公开。在这一过程中日韩对可信性的担忧和呼吁起了很大作用。冷战时期美国的延伸核威慑实施也面临诸多挑战,从日本方面来看,主要是日本民众的反核情绪对美国构成了诸多掣肘;从韩国方面看,则受朝鲜的行为变化和美国战略调整影响更大。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东北亚的延伸核威慑政策得以延续,但安全环境已发生重大改变。由于冷战后中国国力的迅速增强和朝鲜核导能力提升,日本和韩国对美国延伸核威慑的需求不断上升,可信性也开始再度面临挑战。对于中国因素,日韩两国主要是出于对权力结构发生改变和未来战略竞争可能加剧的担心。而朝鲜威胁对于日韩来说则更为迫切和现实。日韩两国在威胁认知上展现了较大的差异性:日本将中国因素视为主要威胁,而韩国则更多的关注朝鲜,对中国因素并不敏感。综合来看,中国和朝鲜因素对美国在东北亚延伸核威慑的可信性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日韩由于安全忧虑增加而对美国延伸核威慑产生了更大的可信性需求,另一方面,日韩则担心,由于中国和朝鲜军事能力的增强,美国出于自保的目的可能会在冲突发生时抛弃自己。此外,美国核能力和核态势上的弱化趋势也引发了日韩对美国使用核武器能力和意愿的担心。为加强延伸核威慑的可信性,美国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首先是单方面的加强安全保证承诺,建立与盟友间的对话与沟通机制,增加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投入。其次是联合盟友提升威慑态势,包括制定共同的作战方案、增强联合演习针对性和频率以及加深军事合作等。再次,是提出了一整套的核力量大规模更新计划,提升威慑能力。最后,是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发挥拒止性威慑的作用,减轻盟友的“被抛弃”忧虑。美国东北亚延伸核威慑政策从根本上看是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的,是为了确保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绝对优势地位。具体来说,通过延伸核威慑,美国试图在东北亚实现三点战略目标:一是要借助延伸核威慑的政治象征意义提升同盟整体关系的信度;二是以延伸核威慑换取盟友放弃发展自己独立的核武器;三是利用延伸核威慑配合对华对朝中央威慑的实施。但美国延伸核威慑政策实施过程中仍面临许多矛盾和困境,包括如何避免被盟友“牵连”、如何处理盟友间的矛盾、如何提升合作制度化水平和如何面对导弹防御系统的诸多缺陷等。从未来看,美国东北亚延伸核威慑政策很可能会得以延续甚至在某些条件会得到加强。因为东北亚乃至东亚地区仍在经历着权力格局的快速转换,中国的快速崛起和朝鲜半岛问题都不是短时间会消除的变量,日本韩国仍然有对核威慑的迫切需求,而美国也有继续提供延伸核威慑的强烈动机。但美国在延伸核威慑中真正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仍然较小,延伸核威慑仍将主要作为一种同盟关系的政治象征和维持手段而发挥作用。

冯昭奎^[9]（2017）在《太空战争:国际安全的新视角》文中提出随着军事航天技术迅速发展,太空军事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太空军事化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导弹和反导弹系统的矛盾较量和卫星与反卫星武器的矛盾较量。这两对矛盾不断激化而且相互交错,构成了未来发生"太空战争"的主要物质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导弹与反导弹系统的矛盾斗争就已开始,特别是在60年代中期,美苏展开了旨在"确保相互摧毁"的以洲际核弹道导弹为中心的军备竞赛。为了应对进攻性洲际弹道核导弹的发展,美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继开始研制和部署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导弹与反导弹系统的矛盾较量从冷战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直至2017年"萨德"入韩在相关大国间引起激烈争端。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美苏迅速开始研制和发射军事卫星,卫星与反卫星武器的矛盾斗争也随之开始。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的军事卫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致这场战争被称为"最初的太空战争"。太空是在新科技革命强力驱动下发生深刻变化的国际安全战略新空间、新领域,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关乎国家安全顶层设计的太空军事战略课题。

高恒建^[10]（2016）在《美国核军备控制与裁军研究（1961-1976）》文中研究指明军备控制与裁军政策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利益,直接关系国家安全,也对国际关系产生着深刻影响。冷战期间,美苏作为两大阵营对峙的核心,一方面对当时激烈的核军备竞赛所造成的紧张局面负有重要责任,另一方面,这种对峙局面也促使双方有意识地通过谈判达到核军备控制与裁军的目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国际局势及两国关系。出于不同目的,美苏两国冷战期间进行了多次内容和目的各异的军备控制与裁军谈判。本文以1961-1976年期间美国所参与的单边、双边与多边军备控制与裁军活动为主题,运用历史学、国际政治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利用与美国参加的军控与裁军活动相关的原始解密档案,对这一时期美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行为进行详细梳理。本文除引言及结语外共四章,具体来说:第一章介绍肯尼迪执政时期的美国政府参与进行的军备控制与裁军谈判。这一时期既是美国核军控与裁军活动的起步阶段,也是国际核军控与裁军事业的萌芽阶段。美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建立美苏两国热线的方式缓和双边关系,另一方面又通过成立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的形式来显示核军备控制与裁军政策已成为国家安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为了对他国掌握核武器制造障碍,两国还缔结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第二章论述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活动快速发展的情况。重点阐述了约翰逊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在军备控制与裁军领域所取得的典型成果。约翰逊政府一方面顺应国际潮流,与苏联就不扩散核武器问题达成共识,同时为了防止在美国传统势力范围再度出现类似古巴导弹危机的事件,还主导成立了拉美无核区。该无核区的成立既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此时期,核运载工具不断进步,两国都开始大量部署洲际导弹,导致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双方形成了互为人质的关系。另一方面,相较于传统军备控制领域,由于空间探测技术和海洋技术的进步,外层空间与海床也被纳入到军控领域。由于担心将海床与外层空间用于部署核运载工具,也为了能在军备竞赛中居于领先地位,两国就海床和太空非军事化达成共识。第三章论述美国核军控与裁军活动的深化发展。与之前的发展阶段相比,此时的军备控制与裁军活动进入到了对两国战略武器数量进行限制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及美国的国内矛盾都对美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活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虽然两国领导人曾进行过几次互访,但并非每次访问都能够促进军备控制与裁军会谈的顺利进行。这一时期较为显着的成果为美国明确了生物武器政策并签署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四章论述美国政党政治对军备控制与裁军的约束及影响军控与裁军政策的方式。无论是传统时期还是冷战期间的核军备控制与裁军,各国影响军备控制与裁军政策的众多因素中,既有共同的又有各自独有的因素。苏联的一党制使其军控与裁军政策相对稳定,并贯穿冷战始终。与之相对的美国作为典型的两党制国家,由于党派之间的分歧,政党政治在推进核军备控制与裁军活动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该活动的进行,因而美国的两党政治形式对军备控制与裁军政策的制约更能体现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的特点。结语简要分析了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活动的历史,同时也对美国政党政治下的两党在核军控领域的合作进行了一定论述。

二、危险的信号——从美国企图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说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危险的信号——从美国企图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说起（论文提纲范文）

（1）自主与借重：撒切尔时期英国核威慑力量建设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论冷战后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3）双层心理机制作用下的首脑外交 ——以里根、戈尔巴乔夫系列首脑会晤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地缘政治竞争中的“软制衡”与“新遏制”：欧美对俄罗斯政策比较研究（2000年至今）（论文提纲范文）

（5）肯尼迪政府时期的核禁试谈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苏联“瑞恩”情报行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美国承认民主德国政策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8）美国东北亚延伸核威慑政策研究 ——基于盟友可信性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9）太空战争:国际安全的新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美国核军备控制与裁军研究（1961-1976）（论文提纲范文）

四、危险的信号——从美国企图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说起（论文参考文献）

• [1]自主与借重：撒切尔时期英国核威慑力量建设政策研究[D]. 李张兵. 南京大学, 2021
• [2]论冷战后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D]. 陈欢欢. 外交学院, 2020(08)
• [3]双层心理机制作用下的首脑外交 ——以里根、戈尔巴乔夫系列首脑会晤为例[D]. 侯宛辰. 外交学院, 2020(08)
• [4]地缘政治竞争中的“软制衡”与“新遏制”：欧美对俄罗斯政策比较研究（2000年至今）[D]. 宋芳. 南京大学, 2020(04)
• [5]肯尼迪政府时期的核禁试谈判研究[D]. 王帅.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8)
• [6]苏联“瑞恩”情报行动研究[D]. 李卓珊. 国防科技大学, 2018(02)
• [7]美国承认民主德国政策的演变[D]. 高文知. 武汉大学, 2018(06)
• [8]美国东北亚延伸核威慑政策研究 ——基于盟友可信性的视角[D]. 左天泽. 国防科技大学, 2018(02)
• [9]太空战争:国际安全的新视角[J]. 冯昭奎. 国际安全研究, 2017(05)
• [10]美国核军备控制与裁军研究（1961-1976）[D]. 高恒建. 东北师范大学, 2016(02)

标签：民主德国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欧盟总统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外交政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