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险投资公司的风险规避行为初探（论文文献综述）
郑志全[1]（2021）在《制度环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路径,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其微观基础。在全面推进深化改革、推动经济转型的同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亦是重中之重。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市值已居世界第二位,然而在投资者中出现了大量实体企业的身影,不免让人担忧经济脱实向虚,推高经济风险。因此,探究制度环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为制度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就成为当前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正是基于此,本文从企业投资行为相关主体的视角出发,并结合中国经济转型背景选取产权制度、市场退出制度和文化环境来表征企业金融化所面临的制度环境,进而展开了详实的探索和研究。首先,本文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环境的现状,提炼出主要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经济金融化加剧的现实引发了极大的关注,与此同时中国的制度环境在不断改善,由此引出主要的研究问题:制度环境与企业金融化之间是否存在理论和统计意义上的关联?两者之间存在何种关联?进一步从企业投资相关主体视角将制度环境展开,上述问题变得更为具体:当前中国企业产权制度是否造成了不同所有制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差异?市场退出制度扭曲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文化环境是否是企业金融化的非正式制度动因?对这些问题的回应阐释了制度环境与企业金融化行为之间的关联,并为从制度环境角度解决企业金融化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这也是本文研究意义所在。其次,依据上述问题,本文对企业金融化和制度环境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甄别、回顾和研读,明确了核心概念与研究范畴,形成了相应的理论逻辑。文献整理先从内涵、测度、动机、效应等维度对企业金融化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述,后又从制度和制度环境的内涵演进、制度环境的经验研究两个方面对制度环境文献进行了详细梳理。文献评述和概念界定部分总结了企业金融化的不同定义及区分,明确了企业金融化的概念;同时辨析了制度环境的不同研究方式,界定了制度环境的研究范畴。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第三章结合中国经济转型对制度环境的改变进行了剖析,之后又从金融制度变迁视角阐述了企业金融化行为的演变、现状、制度逻辑和效应。再次,本文在掌握了相关文献、研究背景以及相应理论的基础上,对重点研究问题结合现实情境展开了详实的逻辑与实证分析,主要有三大部分:（1）第四章以融资歧视为例探究了企业产权制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本章基于“融资歧视理论”和“实体中介理论”,从银行信贷、股权融资、商业信用三个渠道,对融资歧视改变两类企业要素合约交易成本和流动性需求进而强化流动性储蓄动机以及收益追逐动机的逻辑机制进行了分析,并相应地提出了流动性压力转嫁和资金富余效应假说。在此基础上,应用面板线性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计量方法,对产权属性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及作用渠道进行了验证,并通过变换样本、指标重构等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同时考虑到企业规模的影响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还进行了异质性分析。（2）第五章以僵尸企业为例探讨了市场退出制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僵尸企业表征市场退出制度扭曲,因此本章从僵尸企业这一现实问题切入,结合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等经典理论分析了僵尸企业通过行为示范效应和跨期投资激励下降促使正常企业减持金融资产的作用逻辑。在着力处理内生性后,本章对上述理论逻辑进行了全方位的实证检验:先在整体上检验了僵尸企业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并依次检验了其中的作用机制以及对不同期限结构金融资产的作用差异。同样考虑到所有制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也相应进行了分组回归。之后,本章又从另一个方向探讨了企业金融化与僵尸企业形成之间的关联,即企业持有金融资产是否会加大企业僵尸化的概率。在考虑了内生性后,实证分析从整体层面运用面板Logit模型考察了企业金融化对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并借鉴已有文献检验了其中的作用机制,同样也按照所有制和高技术行业判定标准进行了分组回归。（3）第六章以儒家文化为例探究了企业金融化背后的非正式制度动因。本章从儒家文化的发展历程着手,明确其经济学研究价值,并据此选择合适的儒家文化代理变量。之后,依据儒家典籍和思想,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现代组织理论、行为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从引致要素合约交易成本和流动性需求升高的风险规避主义、集体主义倾向、高权力距离三个核心维度切入,分析了儒家文化影响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机制。实证研究部分考察了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并验证了其中的作用机理,以及对不同期限结构金融资产的影响。考虑到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可能存在的耦合作用,本章选取了所有制和法律制度进行了分组回归;再者外来文化可能会对传统儒家文化造成冲击,故也一并进行了考察。最后,本文通过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了主要结论:（1）基于产权制度和企业金融化的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在包括货币资金在内的各项金融资产上的持有水平都要高于国有企业。更详实的实证分析也表明,企业产权属性确实与企业金融化程度负相关且融资歧视是中间机制,也就证实了流动性压力转嫁的存在。不仅如此,作用机制检验还发现,产权属性差异造成的交易成本和流动性需求的差别主要体现在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渠道,而股权融资渠道却在统计意义上不明显。在对收益动机的验证中,本文发现国有企业的金融投资与实体投资之间的收益差距更大,也因此持有了更多的金融资产,说明资金富余效应确实存在,即在满足正常经营运转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由于金融收益和实体收益的较大差距而将相对更多的富余资金投资于金融资产,但前述预防性储蓄动机下的流动性压力转嫁造成的效应大于该效应。在将金融资产期限结构纳入考量、使用样本变换、替换企业金融化测度指标、分位数回归等方法的稳健性检验中,主要结论都未发生变化。对企业规模和高科技属性的异质性分析更进一步证实了流动性压力转嫁的存在。（2）在退出制度与企业金融化的研究中,本文以僵尸企业表征市场退出制度扭曲,在考虑内生性的基础上,发现受僵尸企业影响越大的行业中的正常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水平越低,并且僵尸企业主要是通过行为示范效应和跨期投资激励下降,促使正常企业减持以流动性储蓄动机持有的金融资产。区分金融资产期限结构的研究也发现,僵尸企业主要促使正常企业减持了流动性较强的短期金融资产,这进一步佐证了前述结论。在分位数回归、替换实证方法、替换金融化和僵尸企业指标以及使用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方法下主要结论未发生变化。将研究视角从市场转向企业自身,本文发现金融化会加大企业僵尸化的概率,并且主要是由于企业金融化挤出了主营业务投资和创新投资,减弱了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但同时研究也表明企业金融化会降低经营风险,进而避免僵尸化。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指标的稳健性检验表明,相应结果稳健。（3）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化的研究发现,以企业为中心一定范围内的儒家书院越多,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证实了儒家文化是企业金融化的内在动因。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相对于长期金融资产,儒家文化对流动性更强的短期金融资产影响程度更大,说明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企业更看重所持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而非收益。机制检验发现,儒家文化中造成交易成本和流动性需求升高的强风险规避主义、集体主义倾向、高权力距离等特质确实会强化企业对金融投资的偏好。不仅如此,异质性分析还表明儒家文化对国有企业作用更明显,且与法律制度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还会受外来文化冲击的影响。本文依据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1）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政策制定者应出台政策在观念上去“标签化”;完善混合所有制,鼓励企业产权多元化。（2）改革金融体系。政策制定者应出台政策弱化金融机构提供金融资源时对产权属性的考量;进一步放开金融领域的产权限制;并完善信贷审批评级体系。（3）政府应加快处置僵尸企业,完善市场退出制度。在处置工作中政府要注意将僵尸企业和企业金融化问题都纳入考量,制定综合的应对方案和政策;在处置僵尸企业时,要注重对僵尸企业的信息公开;尽可能地采取市场化手段处置僵尸企业,避免一刀切。（4）扬弃并创新传统文化,塑造良好的营商软环境。政策制定者应结合文化背景出台相应政策来应对企业金融化;重视文化这类非正式制度作为替代机制嵌入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并调节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5）企业应塑造良好的银企关系,并减少对信贷融资的依赖,增加股权融资占比。（6）企业应合理配置资源、减少对金融投资的依赖以及发挥禀赋优势。（7）企业应当视文化的企业治理效应并塑造自身企业文化。
李一骁[2]（2021）在《交叉持股对企业均衡策略的影响分析》文中提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建立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国有资本配置,提高国有资本运行效率,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迫在眉睫。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合理的资源配置、更优化的经济结构,从管理学的角度看,以资本运营为核心的资本管理,是最有效率的资产保值增值环节,而资本运营的过程,事实上就是通过资本有目的运动和资本形态规则变化,实现资本增值的过程。优化存量资本结构是实现资本管理过程的重要环节,以使资本从停滞状态转化为运动状态,根据市场变化实现最优配置。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从一开始就把政企分开作为主要任务,多年以来的改革实践证明,构建能够实现政企分离的产权基础才是改革的关键所在,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看,依靠资本的联合和集中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已成为世界潮流,打破地区、行业、部门乃至所有制限制,把全社会分散的资金按市场效率原则聚合运作,实现所有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是国民经济持续、稳步发展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我国正在有序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从资本运营的角度看,混合所有制已经突破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界限,无论资本来源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都已融合为企业的法人财产,各利益主体通过优化治理结构正在形成一种混合的、复杂的产权安排。同时,现代企业的股权结构日趋复杂,企业之间进行交叉持股的行为愈加普遍,资本运作的方式变得更加多变和不稳定,基于此,本文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角度展开理论与实证探讨。本研究基于经典的古诺竞争模型,同时基于企业生产成本结构,收益函数、管理理念和企业文化,利用不完全或非对称信息博弈模型,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分析产量、价格和收益。利用重复博弈理论与方法,以寡头垄断企业竞争博弈为研究内容,将经典古诺模型进行推广,多角度、多层面分析交叉持股对企业竞争行为的影响。从博弈论方法论的角度构建双寡头市场古诺竞争博弈模型和贝叶斯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交叉持股对企业博弈竞争均衡策略选择的影响,进而分析了企业交叉持股有效规避市场风险的理论机制,探讨了不同类型伙伴选择对市场风险产生不同影响的机制,实证研究了交叉持股的风险规避效应及其影响路径,从而得出本文主要研究结论。本研究共有六章,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1章为绪论,主要介绍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框架与内容以及研究主要创新点与不足。第2章为文献综述与相关理论,在文献综述部分主要介绍非对称和对称信息条件下博弈均衡研究进展、交叉持股企业间竞争行为研究进展和伙伴选择策略研究进展;在相关理论部分主要介绍博弈中的纳什均衡、信息结构和信息不对称理论、交叉持股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双寡头市场的古诺模型和伯特兰德寡头模型。第3章为交叉持股对双寡头企业均衡策略选择的博弈分析,包括静态博弈分析与动态博弈分析。在静态分析中,运用古诺竞争模型对双寡头市场环境下的交叉持股策略进行了分析。在动态分析中,运用动态贝叶斯博弈进行双寡头企业交叉持股下均衡产量分析和均衡收益分析,给出了双寡头企业竞争策略选择的贝叶斯—纳什均衡。第4章为交叉持股的影响因素分析,包括基于博弈模型的交叉持股风险影响因素选取和交叉持股风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中,对数据获取与变量进行了说明,通过建立蕴含两企业多项指标的模型进行了交叉持股的风险分析。第5章为交叉持股伙伴选择策略的风险规避效应分析,包括交叉持股伙伴企业类型选择的风险规避效应分析、交叉持股伙伴企业规模选择的风险规避效应分析和交叉持股伙伴企业行业性质选择的风险规避效应分析。第6章为总结与展望。主要总结交叉持股企业的策略选择、风险影响因素分析和伙伴选择策略分析,展望下一步拟研究的重点内容,明确今后的研究方向。综合而言,本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由蕴含交叉持股因素的企业均衡策略选择静态博弈模型分析可见:双寡头企业在无交叉持股和有交叉持股两种情形下得到的古诺竞争均衡产量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可以看作是交叉持股改变了双方的需求函数,导致自身产量变化对自身产品价格的影响力下降,但对竞争对手产品价格的影响力却没有变。第二,由蕴含交叉持股因素的企业均衡策略选择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可见:动态贝叶斯古诺竞争中交叉持股这一假设是可以由需求函数中参数的改变加以实现的,且在一定等效假设下的动态贝叶斯古诺竞争结果表明,交叉持股下自身产量变化对自身产品价格的影响力并没有改变,但是对竞争对手的产品价格却有更大的影响力。通过贝叶斯一纳什均衡发现,交叉持股改变了特定情况下企业信息分享的策略选择。第三,由蕴含交叉持股因素的企业均衡策略分析模型分析可见:不论作为持股方还是被持股方,上市企业参与交叉持股后其自身股票波动率不仅会受到交叉持股投资规模的影响,还会受到伙伴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风险规避效应显着。同时,交叉持股投资规模对合作企业双方联合波动率有显着的负向影响,合作双方能够通过交叉持股降低整体风险。第四,交叉持股伙伴选择会对交叉持股企业的联合波动率产生影响,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机制各不相同。若持股方与被持股方均是国有企业时,会降低联合波动率,但不会对投资规模的风险规避效应产生影响;若持股方是大型企业,会使该企业组合拥有更强的联合风险规避效应,被持股方在影响联合波动率的同时,也会对投资规模的风险规避效应存在一定的调节作用,但不会改变投资规模的风险规避效应;若交叉持股企业属于同一行业,会对联合波动率产生负向影响的同时,也会对投资规模的风险规避效应存在一定的调节作用,但不会改变投资规模的风险规避效应。基于以上研究内容与结论,本文获得以下启示:第一,对于确定性模型而言交叉持股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是改变了双方的需求函数,从而影响了双方最终的均衡产量;对于不确定模型而言,企业面对竞争对手的相同策略（行动）时,其分享信息的动机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交叉持股的引入使得“分享信息”这一策略,在特定条件下已不再是最优对应策略。第二,企业可以通过交叉持股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最终效果依赖于企业之间投资规模与合作双方企业的类型。国有企业的声誉信号传递能够使得存在交叉持股的国有企业显着降低股票波动率,与投资规模无关。第三,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非国有企业选择持有国有企业股份在不影响自身生产效率的同时,通过国有企业的声誉信号降低自身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第四,交叉持股对于相同行业的企业合作能够取长补短,弱化企业之间竞争,达到双赢。
方怡[3]（2021）在《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创新 ——基于企业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文中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不同于常规有形资产投资,创新过程往往复杂多变、不确定性较高,且创新结果难以预见,因此创新投资属于一项失败风险很大的投资。已有研究表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尤其是高管的风险偏好程度对企业创新产生重要影响。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下文简称“董责险”）对高管财产风险存在“兜底”效应,通过为高管提供风险补偿和财富兜底,增加高管的风险承担水平。因而,本文尝试基于风险承担视角,解释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的作用路径。本文利用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创新三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均与企业创新显着正相关,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二者显着正相关,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在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显着的“中介效应”,也就是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是董责险与企业创新之间的黑箱。在细分样本中,国有企业引入董责险更符合机会主义效应假说,并不能激励国有企业高管创新投入;非国有企业引入董责险对于创新的正向影响表现得更积极,支持董责险的积极效应。进一步研究里,本文发现董责险在发挥激励效应提高企业风险承担风险容忍的同时,抑制了高管薪酬粘性,缓解委托代理中薪酬考核不合理问题,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因而董责险从某种程度上能作为薪酬契约制度的补充。本文还检验了在高管持股比例高的样本中,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在董责险对于企业创新作用间的中介效应更显着。对于持股比例较高的高管,董责险的兜底效应大大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企业高管的创新投入,以期与股东共享创新带来的公司价值的长期提升。结合本文结论,相关政府部门可引导上市公司积极引入董责险,发挥董责险在公司的作用;同时相关部门可加强对保险公司承保的法律责任的相关界定、明确保险公司的赔偿标准,推动董责险的治理效应,以更好地发挥董责险对薪酬体系的优化效果和对创新的推动作用。
刘海巍[4]（2021）在《风险感知、风险偏好对农户森林保险投保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30年来,中国洪涝、干旱、冰冻、高温等自然灾害呈明显增加趋势,直接影响了农户经营的产出和收益。为增强林业风险抵御能力,补偿农户林业灾后损失,森林保险作为重要的农村金融创新制度,被认为是应对气候变化和抵抗自然灾害风险的有效风险管理工具。森林保险的非营利性决定了森林保险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2009年中央将“森林保险补贴”纳入财政补贴预算科目,森林保险保费补贴整体呈上升趋势,2011年到2017年,保费补贴比例从81.72%增加到89.88%。2017年全国森林保险补贴保费收入为32.35亿元,保费补贴高达29.07亿元（中国森林保险发展报告,2018）。然而,作为购买森林保险的主体,始终存在农户对农业保险有效需求明显不足的问题,农户实际参保率也较低。既然林业自然灾害风险对林业产出和收入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那么,农户为何抵触森林保险?政府、保险公司和相关林业部门又该如何有效引导农户主动投保森林保险?回答以上问题不但可以为农户进行风险管理提供决策,而且有利于提高林业生产经营者抵抗自然风险能力,保证林业生产经营和金融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在已有文献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国家林业与草原局2018年重大调研课题项目“农户林业投融资体制调研”对福建、浙江和辽宁省481户农户的调查数据,测度了农户林业自然灾害风险感知和风险偏好,实证分析农户风险感知、风险偏好对农户保费支付意愿与农户森林保险投保行为的影响,探讨了农户风险感知在影响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并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研究共分为九个章节,核心部分为第五章至第八章,主要研究概括为两个部分:（一）理论分析。在行为经济学、计划行为理论、期望效用理论和前景理论等理论的基础上,首先,运用心理学范式李克特量表测度农户风险感知和风险偏好,根据风险感知动态模型及相关文献研究成果分析农户风险感知和风险偏好的影响因素;其次,借助IAD延伸模型构建风险感知、风险偏好影响农户森林保险保费支付意愿的模型,根据经济学边际效应递减原理研究农户保费支付意愿和林地规模的关系;最后,根据期望效用理论和风险收益理论研究农户森林保险投保行为的影响机理。（二）实证分析。根据福建省曹远县、洪田县、大湖县,浙江省住龙县、八都县、岩樟县、上垟县和辽宁省本溪县、抚顺县481户林地经营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首先,从农户对风险的主观判断和态度倾向两个方面对农户林业自然灾害风险感知、风险偏好进行测度,并通过二元Logit模型和多元有序Logit模型检验农户风险感知、风险偏好的影响因素;其次,通过均值比较法和单因素方差分析不同影响因素即不同特征群体的农户在风险感知四个维度上的个体差异。通过测算林业灾损系数比较农户风险感知与实际灾害发生情况的偏差,以评估农户风险感知的准确度;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农户风险偏好的空间依赖性;再次,使用归并最小绝对离差法（CLAD）检验风险感知、风险偏好对农户森林保险保费支付意愿的影响及林地适度规模下农户的保费支付意愿,使用分组回归法分析风险感知对风险偏好影响农户保费支付意愿的调节作用及林地适度规模的相应变化;最后,使用二元Logit模型检验风险感知、风险偏好对农户森林保险投保行为的影响及风险感知在风险偏好和农户投保行为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并按照林种结构将样本分为公益林农户和商品林农户,考察风险感知、风险偏好对异质性农户投保行为影响的差异,以及风险感知对风险偏好影响异质性农户投保行为的调节效应。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有:第一,林业灾害风险感知低的农户比例较高,是投保主体森林保险有效需求不足、参与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户火灾风险感知低,与实际火灾发生情况存在偏差;农户病虫害风险感知较高,与实际病虫害发生情况偏差较小;农户鼠害风险感知水平低,与实际鼠害发生情况较为一致。第二,林业灾害风险中,风险规避类型的农户占比最大。农户风险偏好受到个体特质、家庭生产经营状况、林业灾害经历和风险沟通的影响,具有空间依赖性,对政府的“强依赖”、从众心理和邻里之间的信息交流使得相邻农户表现出相似的风险偏好。第三,风险感知越高、风险规避程度越大,农户的保费支付意愿越高。农户风险感知对风险偏好影响农户保费支付意愿具有调节作用。商品林规模与农户保费支付意愿呈倒“U”型结构,扩大农户的商品林规模能够提升农户的保费支付意愿。当农户对林业灾害风险感知高时,农户越规避风险,保费支付意愿越强烈;当农户林业灾害的风险感知低时,规避风险的农户对保费支付意愿的显着性受到影响。第四,风险感知高、风险偏好程度低的农户更倾向参加森林保险,风险感知对风险偏好影响农户投保行为具有负向调节作用。风险感知对公益林农户和商品林农户的投保行为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风险偏好与公益林农户的投保行为负向相关,但没有显着影响;风险偏好负向显着影响商品林农户投保行为。风险感知在风险偏好影响公益林农户投保行为中不具有调节作用,在风险偏好影响商品林农户投保行为中具有显着的负向调节作用。根据上述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加强农户林业灾害经历体验,改善风险沟通,提高农户风险感知;二是利用农户风险规避心理,有效引导农户通过参加森林保险管理林业灾害风险;三是推进林地适度规模经营,深化林地确权政策;四是设计不同保障水平的森林保险产品,满足农户的差异化需求。本研究可能存在以下创新:第一,已有文献研究农户森林保险保费支付意愿和投保行为时,通常从风险感知或者风险偏好单一视角进行讨论,根据技术接受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风险感知和风险偏好同时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本文探究风险感知和风险偏好对农户森林保险投保行为的影响;并对农户风险感知和风险偏好进行科学测量,分析农户风险感知与风险实际情况的偏差,以评估农户风险感知测量的准确度;第二,已有文献在研究个体风险偏好时,通常将其视为一种较稳定的个人倾向,忽略了“框架效应”即语义沟通对农户林业灾害风险偏好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使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农户林业灾害风险偏好空间相关关系,受到风险沟通的影响,相邻地区农户的风险偏好具有空间依赖性,趋向于相似的风险偏好类型。第三,已有文献在研究农户森林保险投保行为时将林区农户作为同质整体进行考察,忽略了异质性农户森林保险投保行为的差异。本文将调研地区农户分类为公益林农户和商品林农户,研究异质性农户的森林保险投保行为,为调整森林保险供给提供更为准确的理论依据。同时,本文尝试构建林地适度规模与农户保费支付意愿的拟合函数,通过林地适度规模测算农户保费支付意愿值,与现实农户支付保费进行比较,探究合理的保费标准,为科学制定森林保险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周建庆[5]（2020）在《企业生命周期、CEO权力与研发投资》文中认为在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与发展中国家低廉成本的“双重挤压”下,增加企业研发投资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无论是对企业的生存与持续发展或是对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考虑到企业CEO在战略制定与创新决策方面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关于其个人特征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以往研究主要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从性别、年龄、学历以及职业经历等方面探讨了CEO背景特征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的关系,然而关于CEO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影响的研究却十分有限。基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不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讨CEO权力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了一些富有启发与影响力的结论。然而,这些研究结论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分歧,本文认为产生这些分歧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1）以往研究在探讨CEO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时,往往片面强调CEO权力的风险规避或者风险追求效应,而没有综合考虑这两种不同的风险偏好效应以及权力所产生的资源保障效应。（2）以往研究忽略了CEO权力的异质性。权力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概念,对于不同类型的权力而言往往蕴含着不同的实质与内涵,并且可能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差异化的影响效应。（3）以往研究忽略了企业所处生命周期的特定阶段。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而言,由于经营环境及创新战略的差异,往往面临着不同的潜在风险及差异化的资源需求,从而可能影响CEO权力风险偏好效应与资源保障效应的充分发挥,并最终导致CEO权力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的关系伴随企业生命周期的发展而动态演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首先从总体上检验了CEO综合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然后,分别探讨了CEO的结构权力、所有权权力、专家权力及声望权力等四类异质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差异化影响;接着,本文深入探讨了企业处于生命周期不同发展阶段时,CEO综合权力、异质权力影响企业研发投资所呈现的动态特征;最后,在实证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本文还对CEO权力的研发投资效应开展了进一步研究,一方面从权力内部结构的角度检验了CEO异质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联合影响,另一方面从企业治理环境的角度检验了董事会规模、机构投资者持股对CEO权力研发投资效应的调节作用。在完成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推演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了2007-2018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高科技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从总体上看,CEO综合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2）从异质性的角度看,CEO异质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会产生差异化的影响效应。具体而言,CEO结构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而CEO所有权权力、专家权力与声望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3）当企业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时,CEO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效应呈现出动态演化的特征。首先,CEO综合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正向影响仅在成长期与衰退期显着存在,而在成熟期则并不显着。其次,从异质权力的角度看,CEO结构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负向影响仅在成熟期显着存在;CEO所有权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正向影响仅在成长期显着存在;CEO专家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正向影响在成熟期与衰退期显着存在;而CEO声望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正向影响在成长期与成熟期显着存在。（4）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对于成长期企业而言,CEO结构权力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或董事会规模）将增强（或减弱）CEO所有权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正向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会减弱CEO声望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正向影响,CEO所有权权力与声望权力之间能够产生相互促进研发投资的协同效应;对于成熟期企业而言,机构投资者持股有助于减弱CEO结构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负向影响;对于衰退期企业而言,CEO所有权权力会减弱其专家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正向影响,而董事会规模则有助于增强专家权力的这一正向影响。本文在同时考虑了权力异质性与企业动态发展的基础上,全面且深入探讨了CEO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效应。在国家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战略的宏观制度背景下,本文研究结论从微观视角为企业提升研发投资水平与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CEO权力结构优化及动态调整路径的政策思路。
吕静[6]（2020）在《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社区支持农业发展机制研究》文中认为从上世纪70年代,由于工业化和现代化思维的影响我国农业进入了工业化阶段,相应的农村城镇化也加快了进程。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耕地荒废、农村人口问题严峻,工业化严重破坏了环境使得农业发展不可持续,且因为农药和现代化设施设备的不当使用造成我国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在此背景下,人们开始追寻绿色有机、安全、可持续的农业模式。作为代替食品网络体系中的一种农业模式,社区支持农业脱颖而出,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作为一种新兴的农业模式,社区支持农业具有保障食品安全、调节农产品市场、应对工业化农业、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重构城乡关系、促进农村区域发展等作用,是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使用最为广泛的农业模式之一。社区支持农业强调消费者和农户之间的合作,而在我国产销关系特殊难以实现消费者和农户的直接对接,因此我国范围内广泛存在的社区支持农业项目都是在第三方组织推动下进行的。因此,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激励机制,研究由公司推动的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机制。本文提出了由生鲜农产品公司推动的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并分析了其中投资型消费者、生鲜农产品公司和农户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和激励问题。构建了投资型消费者和生鲜农产品公司之间的合作机制模型以及生鲜农产品公司和农户之间的质量激励机制模型。通过求解和分析模型,对生鲜农产品公司如何面对风险规避的投资型消费者和激励农户生产高质量安全的农产品问题提出对策,以此来促进社区支持农业中生鲜农产品公司的发展。最后,对我国如何发展社区支持农业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以期能够促进社区支持农业在我国的发展。
邱煜[7]（2020）在《CEO早期贫困经历与企业风险偏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四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同时也为中国贫困人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使一批成长于贫困环境的个体走上了上市企业总经理（CEO）的位置,在企业中肩负着重要职责,为经济发展注入了丰裕的人力资本。因此,CEO的早期贫困经历不仅是我国独特的现象,对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于理解我国企业经营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生理学和管理学方面的经验证据表明,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塑造个体性格,并影响决策风格。那么,有过早期贫困经历的CEO会展现何种不同的经营风格,则成为我国企业发展中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虽取得了巨大成就,贫富差距缩小的拐点却尚未来临,中国社会流动性也在开始降低,也即成长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的人生成就和社会地位。在此背景下,成长于贫困环境的群体被贴上了固有标签,其中最广为流传的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人穷志短”,即早期关于贫困的记忆使人害怕失去现有来之不易的财富和地位,所以更志在维持现状,而排斥为获取长远利益承担更多风险。从企业经济理论而言,有过早期贫困经历的CEO的穷人思维会使其回避关乎企业长远利益的风险性项目;另一种观点是“穷则思变”,即早期经历过贫困的人,在成长历程中得到了更多历练,心智更为坚定,面对困境会越挫越勇,对成功表现出强烈的渴望,从而倾向于开拓进取。换言之,CEO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作用,存在一正一反的竞争性假设,说明实证检验该问题的必要性。那么,CEO早期贫困经历究竟会对企业风险偏好产生什么影响?这种影响是CEO什么观念造成的?同时,这种影响又会对企业价值产生什么效应?进一步,既然心理学研究表明后天经历能够对一个人早期形成的性格和行为进行重塑,那么,后天经历能否改造CEO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影响?这些问题的研究乃至深入探索目前鲜有文献涉及。鉴于此,本文主要基于精神分析理论、认知发展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等,综合了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跨学科理论依据,围绕CEO早期贫困经历与企业风险偏好,以2008-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手工收集和整理CEO的出生地信息和媒体报道来定义CEO的早期贫困经历,并且手工搜集和整理CEO的教育经历、海外经历、政治关系、职业背景等CEO后天经历数据,同时结合国泰安（CSMAR）和万得资讯（Wind）数据库,实证研究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并得出了相应研究结论:首先,本文实证检验了CEO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影响究竟是呈现出“人穷志短”效应还是“穷则思变”效应。研究发现,其一,CEO早期贫困经历显着降低了企业风险偏好,表明早期贫困经历使CEO更偏好风险规避;其二,从正式制度环境约束视角发现,在市场化进程缓慢的地区或者国有企业中,这一现象更为明显;其三,从外部文化冲击有过早期贫困经历的CEO小富即安思维这种非正式制度环境的视角发现,企业所在地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CEO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负面作用越弱;扩展性分析发现,CEO早期贫困经历降低企业风险偏好具体体现在缩减企业研发投入、抑制企业并购活动、提升企业现金持有水平上。上述研究结论初步显示,早期贫困经历使CEO显现出“人穷志短”的效应,并且市场环境较好的地区、民营产权属性,和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能够有效约束有早期贫困经历CEO的自利主义行为,削弱其对企业风险偏好的负面作用。其次,本文从实证上提供了有过早期贫困经历的CEO是出于什么观念降低了企业风险偏好。一方面,基于财富观视角的动因检验发现,若有早期贫困经历的CEO获取了较高薪酬,则会出于害怕失去现有来之不易的高额财富观念,更加明显地降低企业风险偏好。另一方面,基于地位观视角的动因检验发现,若有过早期贫困经历的CEO拥有较高权力,则会出于害怕失去现有来之不易的地位,更明显地降低企业风险偏好。进一步研究发现,若有过早期贫困经历的CEO同时是企业实际控制人,则能够更加重视企业长远发展,从而有效削弱早期贫困经历带来的短视观念对企业风险偏好的不利影响。上述结论为本文有关CEO早期贫困经历影响企业风险偏好的理论分析提供了经验证据。接着,由于企业风险偏好是一把双刃剑,为更清楚地观察有早期贫困经历的CEO的风险规避倾向对企业发展而言究竟是利还是弊,本文探索了CEO早期贫困经历降低企业风险偏好对企业价值的效应,并且基于企业投资机会和投资风险的视角,进一步从宏观经济状况和政策不确定性两个维度,探讨了上述经济后果产生的外部基本条件。研究发现,整体上,CEO早期贫困经历降低企业风险偏好会对企业价值造成显着负面影响。但是,区分企业外部基本条件后发现,CEO早期贫困经历降低企业风险偏好并不一定对企业价值造成显着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只有当企业处于宏观经济扩张期,或者面临较低的政策不确定性时,早期贫困经历带来的风险规避倾向才会对企业价值创造产生显着的负面作用。最后,鉴于以上研究综合表明CEO早期贫困经历会对企业风险偏好产生显着负面影响,并且这种负面影响有损企业价值创造,于是本文以上述研究结论为基础,进一步从CEO后天的教育经历、海外经历、政府支持、金融背景四个不同的维度,探讨CEO能否通过后天努力缓解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带来的负面影响。研究发现,尽管CEO早期贫困经历会对企业风险偏好产生显着负面影响,但CEO良好的后天经历会弱化早期贫困经历会对企业风险偏好的作用。具体来说,第一,教育能带来丰裕的人力资本,有过早期贫困经历的CEO如果后天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会明显地削弱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负面作用;第二,后天海外经历有助于丰富有早期贫困经历的CEO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缓解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负面作用;第三,政治关系帮助有过早期贫困经历的CEO获得更多资源优势,进而显着削弱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负面作用;第四,金融背景可能会通过丰富社会网络、扩宽融资渠道等促进企业实施更多风险行为,有过早期贫困经历的CEO如果拥有了金融背景,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负面影响。同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上述四种后天经历中,海外经历产生的正向作用更为强烈。此外还发现,CEO的后天经历越丰富,对早期贫困经历与企业风险偏好之间关系的改造作用越强。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以跨学科理论为基础,运用手工搜集的CEO早期贫困经历数据,探讨了CEO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影响和作用机理,不仅丰富了高管早期经历影响企业经营决策的相关研究,还从管理者行为的视角扩展了心理学相关理论的应用范围。以往研究主要考察了CEO童年的经济萧条经历、灾难经历等早期经历如何影响企业行为,本文则基于与生俱来的早期贫困经历视角,为CEO早期经历与企业经营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证据。第二,本文不仅研究了CEO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影响,还探究了有早期贫困经历的CEO是出于什么观念影响了企业风险偏好,同时还出于企业风险偏好是一把双刃剑,分析了这种影响对企业价值创造的作用,这些研究均可以为CEO早期经历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进一步的拓展和补充。目前,国内外文献关于CEO早期经历对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中,鲜有文献对造成这种影响的动因,以及这种影响产生的经济后果进行细致深入地探讨,而本文的研究恰恰可以弥补上述不足。第三,后天丰富的教育经历和人生际遇在CEO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在得出有早期贫困经历CEO的风险规避倾向不利于企业价值创造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运用手工搜集的CEO后天经历详细数据,将CEO的早期贫困经历和受教育程度、海外经历、政治关系、金融背景四个维度的后天经历纳入同一框架,层层深入探讨了CEO能否通过后天努力改变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负面作用,弥补了以往文献要么单独侧重于早期经历,要么仅仅从后天经历的视角来考察企业经营决策的不足,同时也拓展了管理学与社会学学科结合的相关研究。第四,本文从CEO早期贫困经历视角,丰富和发展了企业风险偏好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近年来,如何从CEO个人特征视角分析企业的风险偏好和行为决策受到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热议,现有文献大多从CEO的性别、年龄、个人爱好、家庭成员、从军经历等视角进行了考察,却尚未涉及CEO的早期贫困经历这一重要影响因素。本文不仅研究了CEO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影响,还探究了导致这种影响产生的动因,以及这种影响产生的经济后果,更甚至进一步探讨了后天经历能否改造有过早期贫困经历的CEO的风险认知,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企业风险偏好影响因素领域的相关文献。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和中国社会现状,本研究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启示主要在于:首先,就社会公众角度而言,人们应当摒弃对成长于贫困环境群体的固有观念,从更加广泛的人生经历视角,科学全面地认识一个人性格特征的动态演变;其次,对于企业来说,一方面应当鼓励员工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传授知识技能,另一方面应当充分调动员工继续学习深造的积极性、重视员工培训,努力提升企业人力资本存量;接着,对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来说,应当充分结合CEO早期经历、后天经历等个人特征判断企业风险偏好,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水平选择更符合自身偏好的投资方案,优化投资决策,这有利于资本市场优化配置,提升资本市场运行效率;最后,从个人发展角度来说,应当充分认识并正视早期贫困经历对自身性格的影响,力图在后天通过丰富的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提升人力资本、拓展社交网络,提高自身竞争力,进而弥补早期贫困经历带来的负面作用。
魏转[8]（2020）在《考虑风险规避的电子再制造产品供应链决策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随着科技高速发展,手机、电脑等消费类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逐渐加快,随之带来的就是废旧电子产品的处理问题,再制造是解决此问题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消费者环保意识的提高和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使得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投入到再制造事业当中来。苹果、联想和惠普等公司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再制造,力求构建自身的绿色供应链。由于电子再制造产品特殊的商品属性,消费者不能完全相信其质量与原产品一致,这种市场不确定性会给再制造企业带来风险。基于此,再制造企业在考虑风险规避的情况下如何使得获益最大是目前企业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政府为促进再制造事业发展而做出补贴决策。在前一个问题的基础上考虑政府补贴将会对供应链产生的影响值得我们探索。基于此背景,本文以考虑风险规避的再制造商与零售商组成的双渠道供应链为研究背景,具体进行了以下研究:（1）不同决策方式下,以质量努力、价格和质量等为决策变量,加入质量作为状态变量。本文探讨了在信息公开的前提下风险规避水平对不同企业决策的影响;（2）为了进一步刺激再制造企业、零售商从事再制造品的加工与销售,在本文中加入了政府对再制造商和零售商的质量投入补贴,研究了补贴比例在风险规避的影响下对决策变量的影响。通过构建微分博弈模型并进行求解,本文给出了政府是否补贴时两种决策方式下再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最优定价、产品质量、质量努力水平以及补贴水平。最后结合参数分析,得出了一系列有价值、有意义的结论。可以发现,在考虑风险规避的情况下再制造商和零售商均会加大对再制造品质量的投资力度,可以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产品体验。双方的投资力度均对均衡下质量成倍速影响。然而,这是一种消费者主动选择渠道后的被动增长。价格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成本却在不断提升。当加入政府补贴时,虽未使双方由被动选择投资转为主动投资,但再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投资压力会适当降低。与此同时,产品的质量大幅度提升,价格却与未补贴前一致。降低投资压力以及提升消费者获得的性价比会使得再制造零售市场逐渐消除壁垒,更多企业加入到其中,产品获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形成良性循环。
高海秀[9]（2020）在《中国牧草生产者种植决策行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畜牧业是农业的支柱部门,牧草产业是畜牧业提质增效乃至整个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着力点之一。尤其是在国内食物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资源约束日益趋紧、生态环境压力逐步加大的背景下,在保护和有效利用天然草地的同时,积极推动人工种草发展牧草产业非常迫切。但在传统农耕文化影响下,我国牧草产业发展缓慢,从国家层面真正将牧草作为一个产业来决策也只是近十多年的事。近年来,尽管国内牧草产业较快发展,但离市场需求还相差较远,主要草产品国内缺口达1/3以上。所以,基于生产实践的大量第一手数据资料,实证研究牧草种植者生产决策的行为及影响因素,探寻如何促进国内牧草生产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本研究基于科学回答牧草生产是否有效益以及牧草种植者“种还是不种”、“种多少”及发掘相关决策的影响因素这样一个总目标,依托农户行为理论同时考虑到牧草作为中间产品和粮食的竞争作物,生产者种植决策必然会受到牧草产业与其终端消费市场的连接状况以及与粮食作物的比较效益的影响这样一个特殊性,使用牧草生产八个典型省份527户实地调研问卷资料和牧草产业经济研究室2011-2018年牧草生产成本收益定点监测数据,并辅之以历年主管部门有限的宏观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投入导向的BCC模型、Malmquist模型、二元选择模型等实证研究方法,在测算不同时空条件下中国牧草产业和草食畜牧业耦合协调度变化,以及牧草生产与主要竞争作物——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及变化分析,牧草与粮食的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趋势变动及比较的基础上,重点对当前牧草种植者的生产行为特征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分析了基于风险规避视角的牧草生产者决策行为和不同经营规模、不同经营类型的牧草生产者未来种植意愿及关键影响因素,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及相应的对策建议。在丰富牧草产业经济研究领域、充实研究内容和拓展研究视角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边际学术贡献。本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研究结论:草畜产业系统耦合协调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仍处在过渡区间且区域差异明显;牧草种植技术效率有较大提升空间,技术进步是其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驱动力;风险规避行为对不同样本群体牧草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差异显着,教育程度、生产机械的可得性等其他一些重要影响因素也会对种植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不同类型生产者牧草种植意愿差异明显,政策扶持等因素可显着提高种植意愿;组织化行为正向影响生产者牧草种植意愿,但对不同类型生产者影响差异显着。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一是因地制宜推进草畜产业系统耦合,鼓励发展草畜结合经营模式;二是提升关键技术自主研发水平推进技术进步,提高牧草产业生产效率;三是建立健全产业风险管理体系,护航牧草产业健康稳定发展;四是加强牧草生产组织化发展程度,鼓励创新利益共享机制;五是完善政策扶持体系,实现政策支持精准发力。
高若兰[10]（2020）在《PPP项目投资者承诺升级的契约设计及控制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对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日益增长的需求催生了PPP模式的快速发展,然而PPP模式的发展却在实践中陷入了困境。究其原因,与相关利益主体的决策行为密不可分。投资者作为PPP项目中连接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等的关键节点,其投资决策直接关系到整个PPP项目的运营绩效和成败。但在PPP项目中,当投资者接收到项目的负向反馈信息（譬如项目实际需求远低于预期、进度严重滞后、运营绩效差等）,表示项目可能会失败时,投资者时常会选择继续项目而表现为承诺升级。投资者的承诺升级行为一旦发生,可能给PPP项目中的相关利益主体甚至整个项目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失。因此,本文以PPP项目中投资者的承诺升级行为为切入点,以控制承诺升级行为后果为目的,研究承诺升级情景时的契约安排和控制,对于政府部门、投资者以及整个PPP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首先,研究PPP项目中投资者承诺升级情境的契约设计。本文识别PPP项目中投资者承诺升级的三种不同情景,根据投资者风险偏好的不同而将承诺升级划分为主动式和被动式承诺升级。基于采用委托代理理论和动态博弈思维方式,建立了投资者存在承诺升级倾向时,政府部门和投资者在PPP项目中的最优契约设计。投资者对PPP项目承诺升级倾向这一关键变量的引入,有效地协调了双方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可有效促进双方再谈判时快速达成一致意见。其次,研究PPP项目投资者承诺升级下政府监管方式选择。面对投资者选择继续PPP项目而表现为承诺升级的既定情境,从政府行政监管的角度出发,通过演化博弈构建了政府部门监管方式博士模型。研究发现,政府部门对投资者承诺升级情景下的监管策略,与其结果监管识别承诺升级时违约行为的概率和第一阶段的沉没成本密切相关。投资者第一阶段的收益越小,即沉没成本效应越严重,投资者承诺升级时违约的可能性越高。从政府外部监管视角研究承诺升级情景下政府监管方式的选择问题,与双方之间的契约设计相辅相成,对于政府部门控制承诺升级提供一定的参考。第三,研究PPP项目投资者承诺升级终止阈值。基于信息加工模型分析了投资者在PPP项目中可承受的最大负反馈信息量,以及投资者对项目损失的最大容忍度,并进一步确定了投资者承诺升级的终止阈值;进而基于实物期权理论的思想,确定了基于承诺升级放弃期权的PPP项目价值。投资者承诺升级终止阈值的研究,有助于帮助投资者建立承诺升级决策点。第四,研究PPP项目投资者承诺升级下的退出定价机制。在PPP项目中承诺升级情境下,投资者提前终止项目通常是无法预测且不可避免的。因此,本文通过实物期权理论,针对不同的承诺升级情境以及不同模式的承诺升级,制定了不同的退出定价机制。对投资者承诺升级导致PPP项目提前终止时退出定价的量化分析,实质上为政府部门和投资者再谈判和决策过程中提供了基础和科学依据,为双方实现更公平的风险分配保驾护航。最后,研究PPP项目投资者承诺升级的控制途径。分别从政府部门和投资者角度出发,提出降低投资者承诺升级的措施,有助于PPP项目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不同于以往文献研究PPP项目中的客观因素等风险,本文以投资者承诺升级现象为研究基础,主要体现四个方面的创新性。具体而言,在构建委托代理模型时引入了投资者承诺升级意愿和承诺升级行为后果的概率表示,且进一步考虑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研究成果更易为基于PPP项目负反馈信息后再谈判的双方所接受。其次,不同于现有研究大多从契约激励角度出发,本文从外部监管视角研究PPP项目中投资者承诺升级时的政府监管方式选择问题,为规范投资者和政府部门承诺升级时的行为选择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再者,突破传统实物期权理论的限制,投资者终止PPP项目的临界条件不再是项目价值（含期权价值）等于0,而是允许一定程度的损失,即终止承诺升级时的阈值小于0。然后,不同于以往研究只是对PPP项目提前终止的原因和相应的补偿机制进行分析,本文基于实物期权理论构建PPP项目投资者承诺升级提前终止定价模型,助力投资者实现顺利退出,为政府部门和投资者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规范引导PPP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综上所述,本文研究聚焦PPP项目中投资者“承诺升级”这一主观行为,理论方面,有助于对现有PPP项目客观因素等的研究形成有效补充;研究PPP项目投资者承诺升级行为的契约设计及控制等系列内容,有助于完善PPP项目治理体系;而借助实物期权思想研究投资者承诺升级终止时的阈值和退出定价,实现了传统实物期权领域应用于主观行为的延伸,丰富了PPP理论相关研究成果。实践方面,当PPP项目中出现负向反馈结果时,该研究针对投资者承诺升级行为的契约设计,有助于政府部门和投资者之间有效达成协作,完善PPP项目合同管理;一旦投资者选择升级承诺后,政府部门选择恰当的监管方式,可有效防范项目中投资者承诺升级后的违约行为,改善PPP项目管理绩效;而终止阈值和退出定价的研究,有利于协助投资者准确识别承诺升级终止的时点,避免进一步的损失。本课题的研究从PPP项目中投资者承诺升级这种主观风险的视角出发,有效降低投资者和政府部门的风险水平,可使双方的决策更加合理,有助于实现更有效的PPP项目治理。
二、风险投资公司的风险规避行为初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风险投资公司的风险规避行为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制度环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文章布局与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研究局限与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金融化的相关研究 |
| 2.1.1 企业金融化的内涵与测度 |
| 2.1.2 企业金融化的动机 |
| 2.1.3 企业金融化的效应研究 |
| 2.2 制度环境的相关研究 |
| 2.2.1 制度和制度环境的内涵演进 |
| 2.2.2 制度环境的经验研究 |
| 2.3 文献评述与主要概念界定 |
| 2.3.1 文献评述 |
| 2.3.2 主要概念界定 |
| 第3章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制度环境与企业金融化:一般性分析 |
| 3.1 中国经济转型情境下的制度环境 |
| 3.2 中国情境下的金融制度变迁与企业金融化 |
| 3.2.1 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 |
| 3.2.2 金融制度变迁视角下企业金融化的描述性分析 |
| 3.2.3 企业金融化分组特征 |
| 3.3 企业金融化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
| 3.3.1 企业金融化内在动因及行为的制度逻辑 |
| 3.3.2 企业金融化效应分析 |
| 第4章 产权制度与企业金融化:以融资歧视为例 |
| 4.1 本章前言 |
| 4.2 基于中国产权制度情境的理论分析 |
| 4.2.1 流动性压力转嫁假说 |
| 4.2.2 资金富余假说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2 模型设定与指标构建 |
| 4.3.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 4.4 实证检验 |
| 4.4.1 基准回归检验 |
| 4.4.2 流动性压力转嫁的渠道检验 |
| 4.4.3 资金富余假说验证 |
| 4.4.4 异质性分析:基于企业规模与行业高技术属性 |
| 4.4.5 进一步讨论:基于民营企业样本 |
| 4.4.6 稳健性检验:基于指标重构、期限结构和分位数回归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退出制度与企业金融化:以僵尸企业为例 |
| 5.1 本章前言 |
| 5.2 理论分析 |
| 5.2.1 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金融化的溢出效应 |
| 5.2.2 企业金融化与僵尸企业形成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2 基于中国情境的关键变量测度 |
| 5.3.3 模型设定及变量定义 |
| 5.4 僵尸企业对企业金融化的溢出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4.1 基准回归 |
| 5.4.2 基于金融资产期限结构差异的分析 |
| 5.4.3 机制检验 |
| 5.4.4 异质性分析 |
| 5.4.5 进一步讨论 |
| 5.4.6 稳健性检验 |
| 5.5 企业金融化与僵尸企业形成的计量检验 |
| 5.5.1 基准回归 |
| 5.5.2 机制检验 |
| 5.5.3 异质性分析 |
| 5.5.4 进一步讨论及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文化环境与企业金融化:以儒家文化为例 |
| 6.1 本章前言 |
| 6.2 基于中国文化情境的逻辑分析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数据选取 |
| 6.3.2 关键变量测度 |
| 6.3.3 模型设定及变量定义 |
| 6.4 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化:计量检验 |
| 6.4.1 基准回归 |
| 6.4.2 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结构 |
| 6.5 进一步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
| 6.5.1 进一步讨论:作用机理 |
| 6.5.2 进一步讨论:区分货币资金与非货币金融资产 |
| 6.5.3 异质性检验:基于所有制、法律制度和外来文化冲击 |
| 6.5.4 稳健性检验:替换金融化测度方法 |
| 6.5.5 稳健性检验:替换儒家文化变量 |
| 6.5.6 内生性问题处理:工具变量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从政府部门角度 |
| 7.2.2 从企业角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交叉持股对企业均衡策略的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框架与内容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主要创新与研究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相关理论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博弈均衡研究进展 |
| 2.1.2 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具有信息传导机制的博弈均衡研究进展 |
| 2.1.3 交叉持股企业间均衡策略研究进展 |
| 2.1.4 交叉持股伙伴选择的策略研究进展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博弈论与纳什均衡 |
| 2.2.2 信息结构和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3 交叉持股与混合所有制改革 |
| 2.2.4 寡头模型 |
| 第3章交叉持股对双寡头企业均衡策略选择的博弈分析 |
| 3.1 交叉持股对双寡头企业均衡策略选择的静态分析 |
| 3.2 交叉持股对双寡头企业均衡策略选择的动态贝叶斯分析 |
| 3.2.1 交叉持股下双寡头企业均衡产量分析 |
| 3.2.2 交叉持股下双寡头企业均衡收益分析 |
| 3.3 交叉持股下双寡头企业竞争策略选择的贝叶斯纳什均衡 |
| 第4章 交叉持股伙伴选择的风险影响因素分析 |
| 4.1 交叉持股伙伴选择风险影响因素的确定 |
| 4.2 交叉持股伙伴选择风险影响因素分析计量模型 |
| 4.2.1 数据获取与变量说明 |
| 4.2.2 交叉持股伙伴选择风险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第5章 交叉持股伙伴选择的风险规避效应分析 |
| 5.1 数据获取与变量说明 |
| 5.2 交叉持股伙伴企业选择风险规避效应分析 |
| 5.2.1 交叉持股伙伴企业类型选择风险规避效应分析 |
| 5.2.2 交叉持股伙伴企业规模选择的风险规避效应分析 |
| 5.2.3 交叉持股伙伴企业行业性质选择的风险规避效应分析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4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第6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创新 ——基于企业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3 研究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2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创新 |
| 2.3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风险承担 |
| 2.4 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创新 |
| 2.5 文献述评 |
|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理论基础 |
| 3.2 假设提出 |
| 4 研究设计 |
| 4.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2 变量定义 |
| 4.3 设定模型 |
| 5 实证结果分析 |
| 5.1 描述性统计 |
| 5.2 相关性分析 |
| 5.3 回归结果分析 |
| 5.4 进一步研究 |
| 5.5 稳健性检验 |
| 6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风险感知、风险偏好对农户森林保险投保行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数据来源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1.6 论文的创新点与研究不足 |
| 1.6.1 论文的创新点 |
| 1.6.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农户风险感知的相关研究 |
| 2.2.2 农户风险偏好的相关研究 |
| 2.2.3 森林保险的相关研究 |
| 2.2.4 风险感知、风险偏好对农户投保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2.5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农户森林保险投保行为的理论框架 |
| 3.1 风险感知对农户投保行为的影响 |
| 3.1.1 可得性启发式原则 |
| 3.1.2 阈值选择模型 |
| 3.1.3 修正的消费决策模型 |
| 3.2 风险偏好对农户投保行为的影响 |
| 3.2.1 期望效用理论 |
| 3.2.2 前景理论 |
| 3.3 风险感知、风险偏好对农户投保行为的影响 |
| 3.3.1 理论模型 |
| 3.3.2 数理分析 |
| 3.4 理论框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森林保险发展概况 |
| 4.1 中国森林资源及主要灾害现状 |
| 4.1.1 森林资源现状 |
| 4.1.2 森林自然灾害现状 |
| 4.2 森林保险发展现状 |
| 4.2.1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森林保险发展 |
| 4.2.2 森林保险现状 |
| 4.2.3 森林保险需求现状 |
| 4.3 调研区域森林保险概况 |
| 4.3.1 森林保险政策 |
| 4.3.2 森林保险实施情况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户风险感知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2 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
| 5.2.1 变量说明 |
| 5.2.2 模型设定 |
| 5.3 农户风险感知测度 |
| 5.3.1 量表设计 |
| 5.3.2 测度结果 |
| 5.3.3 测度偏差分析 |
| 5.4 农户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4.1 实证结果分析 |
| 5.4.2 稳健性检验 |
| 5.4.3 农户风险感知的异质性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农户风险偏好识别及影响因素分析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6.2 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
| 6.2.1 变量说明 |
| 6.2.2 模型设定 |
| 6.3 农户风险偏好的识别 |
| 6.3.1 量表设计 |
| 6.3.2 测量结果 |
| 6.4 农户风险偏好的影响因素 |
| 6.4.1 实证结果分析 |
| 6.4.2 风险沟通影响农户风险偏好的进一步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风险感知、风险偏好与农户森林保险保费支付意愿分析 |
| 7.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7.2 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
| 7.2.1 变量说明 |
| 7.2.2 模型设定 |
| 7.3 风险感知、风险偏好对农户保费支付意愿的影响分析 |
| 7.3.1 实证结果分析 |
| 7.3.2 稳健性检验 |
| 7.4 林地适度规模的农户保费支付意愿 |
| 7.4.1 林地适度规模的农户保费支付意愿测算 |
| 7.4.2 风险感知对风险偏好影响农户保费支付意愿的调节作用 |
| 7.4.3 风险感知调节作用的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风险感知、风险偏好对农户森林保险投保行为的影响分析 |
| 8.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8.2 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
| 8.2.1 变量说明 |
| 8.2.2 模型设定 |
| 8.3 风险感知、风险偏好对农户投保行为的影响分析 |
| 8.3.1 实证结果分析 |
| 8.3.2 风险感知对农户投保行为的调节作用 |
| 8.3.3 风险感知、风险偏好对异质性农户投保行为的影响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加强农户林业灾害体验,改善风险沟通,提高农户风险感知 |
| 9.2.2 有效利用农户风险规避心理,引导农户参加森林保险 |
| 9.2.3 推进林地适度规模经营,深化林地确权政策 |
| 9.2.4 设计不同保障水平的森林保险产品,满足农户差异化需求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与科研情况 |
（5）企业生命周期、CEO权力与研发投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及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结构与章节安排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代理理论 |
| 2.1.2 企业资源理论 |
| 2.1.3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
| 2.2 文献回顾 |
| 2.2.1 CEO权力及其异质性 |
| 2.2.2 CEO权力与企业绩效 |
| 2.2.3 CEO权力与风险承担 |
| 2.2.4 CEO权力与研发投资 |
| 2.2.5 文献评述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
| 3.1 理论框架 |
| 3.2 研究假设 |
| 3.2.1 CEO综合权力假设 |
| 3.2.2 CEO异质权力假设 |
| 3.2.3 嵌入企业生命周期的CEO权力假设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 4.1 样本筛选与数据收集 |
| 4.1.1 样本筛选 |
| 4.1.2 数据收集 |
| 4.2 变量定义及测量 |
| 4.2.1 企业研发投资 |
| 4.2.2 CEO权力 |
| 4.2.3 企业生命周期 |
| 4.2.4 控制变量 |
| 4.3 回归模型设定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实证结果 |
| 5.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
| 5.1.1 描述性统计 |
| 5.1.2 相关分析 |
| 5.2 回归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5.2.1 CEO综合权力与企业研发投资 |
| 5.2.2 CEO异质权力与企业研发投资 |
| 5.2.3 企业生命周期、CEO权力与企业研发投资 |
| 5.3 CEO权力效应的进一步研究 |
| 5.3.1 CEO异质权力的联合影响效应 |
| 5.3.2 董事会规模和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效应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果讨论 |
| 6.1 假设检验结果汇总 |
| 6.2 研究结果的理论启示 |
| 6.3 研究结果的实践启示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6）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社区支持农业发展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1.3.4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和相关理念概述 |
|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1 社区支持农业 |
| 2.1.2 委托-代理理论 |
| 2.1.3 激励机制 |
| 2.2 相关理论概述 |
| 2.2.1 社区支持农业 |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2.3 激励机制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CSA模型构建 |
| 3.1 CSA流通模式 |
| 3.2 问题描述与假设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消费者-公司的合作机制 |
| 4.1 合作模型建立 |
| 4.2 模型求解 |
| 4.2.1 完全信息下模型求解 |
| 4.2.2 不完全信息下模型求解 |
| 4.3 模型分析 |
| 4.4 数值仿真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公司-农户激励机制 |
| 5.1 质量激励模型建立 |
| 5.2 模型求解 |
| 5.3 模型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不足与展望 |
| 6.2.1 不足之处 |
| 6.2.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CEO早期贫困经历与企业风险偏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结构安排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 |
| 2.文献综述 |
| 2.1 个人经历与性格塑造 |
| 2.1.1 早期成长环境与人格塑造 |
| 2.1.2 早期贫困环境成长经历与人格塑造 |
| 2.1.3 后天经历对早期成长环境个体人格塑造的影响 |
| 2.2 CEO个人经历与企业风险决策 |
| 2.2.1 CEO早期经历与企业风险决策 |
| 2.2.2 CEO后天经历与企业风险决策 |
| 2.3 企业风险偏好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 |
| 2.3.1 企业风险偏好的影响因素 |
| 2.3.2 企业风险偏好的经济后果 |
| 2.3.3 CEO个人特征、企业风险偏好与经济后果 |
| 2.4 国内外文献评述 |
| 3.理论分析 |
| 3.1 CEO早期贫困经历影响企业风险偏好及动因的理论依据 |
| 3.1.1 精神分析理论 |
| 3.1.2 高层梯队理论 |
| 3.1.3 禀赋效应理论 |
| 3.2 CEO早期贫困经历影响企业风险偏好的经济后果的理论依据 |
| 3.3 后天经历影响早期贫困经历CEO风险决策的理论依据 |
| 3.3.1 认知发展理论 |
| 3.3.2 人力资本理论 |
| 3.3.3 社会网络理论 |
| 3.4 理论分析的综合性框架 |
| 3.4.1 CEO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影响 |
| 3.4.2 CEO早期贫困经历影响企业风险偏好的动因 |
| 3.4.3 CEO早期贫困经历影响企业风险偏好的经济后果 |
| 3.4.4 后天经历对早期贫困经历CEO风险决策的改变效应 |
| 3.5 本章小结 |
| 4.CEO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影响 |
| 4.1 问题提出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3.2 变量定义 |
| 4.3.3 研究模型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4.4.2 CEO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风险偏好的影响分析 |
| 4.4.3 基于市场环境视角的分析 |
| 4.4.4 基于产权性质视角的分析 |
| 4.4.5 基于外来文化冲击的分析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5.1 重新测算企业风险偏好指标 |
| 4.5.2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PSM) |
| 4.5.3 Heckman两阶段分析 |
| 4.5.4 剔除CEO更替样本 |
| 4.5.5 以董事长为研究对象 |
| 4.5.6 CEO成长环境贫富差异与企业风险偏好 |
| 4.6 扩展性分析:CEO早期贫困经历影响企业风险偏好的具体表现 |
| 4.7 本章小结 |
| 5.CEO早期贫困经历影响企业风险偏好的动因研究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定义 |
| 5.3.3 研究模型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5.4.2 基于财富观的动因检验 |
| 5.4.3 基于地位观的动因检验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5.1 重新测算企业风险偏好指标 |
| 5.5.2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PSM) |
| 5.5.3 Heckman两阶段分析 |
| 5.5.4 剔除CEO更替样本 |
| 5.5.5 以董事长为研究对象 |
| 5.5.6 CEO成长环境贫富差异与企业风险偏好的动因检验 |
| 5.6 进一步检验:CEO 属于实际控制人对动因检验的影响 |
| 5.7 本章小结 |
| 6.CEO早期贫困经历影响企业风险偏好的经济后果 |
| 6.1 问题提出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3.2 变量定义 |
| 6.3.3 研究模型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6.4.2 CEO早期贫困经历、企业风险偏好与企业价值 |
| 6.4.3 基于宏观经济环境视角的分析 |
| 6.4.4 基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的分析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重新测算企业风险偏好指标 |
| 6.5.2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PSM) |
| 6.5.3 Heckman两阶段分析 |
| 6.5.4 剔除CEO更替样本 |
| 6.5.5 以董事长为研究对象 |
| 6.5.6 CEO成长环境贫富差异影响企业风险偏好的经济后果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7.后天经历对早期贫困经历CEO风险决策的改变:进一步分析 |
| 7.1 问题提出 |
|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3.2 变量定义 |
| 7.3.3 研究模型 |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 7.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7.4.2 后天教育经历对早期贫困经历CEO风险决策的影响 |
| 7.4.3 后天海外经历对早期贫困经历CEO风险决策的影响 |
| 7.4.4 后天政府支持对早期贫困经历CEO风险决策的影响 |
| 7.4.5 后天金融背景对早期贫困经历CEO风险决策的影响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5.1 重新测算企业风险偏好指标 |
| 7.5.2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PSM) |
| 7.5.3 Heckman两阶段分析 |
| 7.5.4 剔除CEO更替样本 |
| 7.5.5 以董事长为研究对象 |
| 7.5.6 CEO早期极穷和极富经历的对比分析 |
| 7.6 进一步检验:CEO复合型后天经历的调节作用 |
| 7.7 本章小结 |
| 8.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8）考虑风险规避的电子再制造产品供应链决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对照表 |
| 缩略语对照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必要性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必要性 |
| 1.4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1 风险规避的研究 |
| 2.1.2 绿色供应链中政府补贴的研究 |
| 2.1.3 产品质量的相关研究 |
| 2.1.4 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
| 2.2 理论基础和相关概念界定 |
| 2.2.1 理论基础 |
| 2.2.2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三章 考虑风险规避的供应链决策研究 |
| 3.1 问题描述 |
| 3.2 模型建立 |
| 3.2.1 基本假设与模型建立 |
| 3.2.2 符号说明 |
| 3.3 模型求解 |
| 3.3.1 批发价契约 |
| 3.3.2 集中式决策 |
| 3.3.3 收益共享契约 |
| 3.4 利润分配契约设计 |
| 3.5 算例分析 |
| 3.6 结论 |
| 第四章 考虑政府补贴的供应链决策研究 |
| 4.1 问题描述 |
| 4.2 模型建立 |
| 4.2.1 政府补贴下的批发价契约模型 |
| 4.2.2 政府补贴下的集中决策 |
| 4.2.3 政府补贴下的收益共享契约模型 |
| 4.3 算例分析 |
| 4.4 结论 |
| 第五章 总结与展望 |
| 5.1 全文总结 |
| 5.2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9）中国牧草生产者种植决策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文献综述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目标、内容与思路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来源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牧草和牧草产业 |
| 2.1.2 牧草生产者 |
| 2.1.3 生产行为 |
| 2.2 农户行为理论 |
| 2.2.1 舒尔茨的农户行为理论 |
| 2.2.2 恰亚诺夫的农户行为理论 |
| 2.2.3 风险规避型农户行为理论 |
| 2.3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
| 2.3.1 农户种植决策行为的理论分析 |
| 2.3.2 牧草生产者种植决策行为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中国牧草产业的历史演进与现实约束 |
| 3.1 中国牧草产业发展的历史阶段及政策变迁 |
| 3.1.1 萌芽时期(1949-2007年) |
| 3.1.2 成长时期(2008-2014年) |
| 3.1.3 快速发展时期(2015年-至今) |
| 3.2 中国牧草产业发展成就 |
| 3.2.1 生产形势总体向好,种植结构不断优化 |
| 3.2.2 生产技术水平有所提高,产业基础逐步夯实 |
| 3.2.3 发展方式不断创新,多种经营模式涌现 |
| 3.2.4 综合效益逐步显现,种养积极性得到提升 |
| 3.2.5 已经成长为一个日益重要且不断壮大的农业产业 |
| 3.3 中国牧草产业面临的现实约束 |
| 3.3.1 传统种养观念改变困难,牧草产业发展重要性尚未得到充分认可 |
| 3.3.2 产业科技力量储备不足,核心领域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高 |
| 3.3.3 产业扶持政策力度不足,发力不够精准 |
| 3.3.4 市场体系建设不完善,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 |
| 3.3.5 空间布局尚需优化,草畜结合力度仍待加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牧草产业和畜牧业耦合协调度及空间格局分析 |
| 4.1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1 修正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
| 4.1.2 空间自相关的度量方法 |
| 4.1.3 数据处理 |
| 4.2 耦合协调度的测算 |
| 4.2.1 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数据来源 |
| 4.2.2 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2.3 贡献系数的新定义 |
| 4.2.4 结果分析 |
| 4.3 空间自相关分析 |
| 4.3.1 全局Moran's I指数 |
| 4.3.2 局部Moran's I指数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户牧草与粮食生产成本收益及生产效率比较研究 |
| 5.1 数据说明与研究方法 |
| 5.1.1 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
| 5.1.2 研究方法 |
| 5.2 主要牧草和粮食作物成本收益比较 |
| 5.2.1 收益项目比较 |
| 5.2.2 成本项目比较 |
| 5.3 主要牧草和粮食作物生产效率比较 |
| 5.3.1 技术效率比较分析 |
| 5.3.2 全要素生产率比较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牧草种植者生产行为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1 样本来源及基本特征 |
| 6.1.1 样本点的分布 |
| 6.1.2 样本户的基本特征 |
| 6.2 样本户牧草种植基本情况 |
| 6.2.1 样本户牧草种植年数和经营类型 |
| 6.2.2 样本户牧草种植种类及地区分布 |
| 6.2.3 样本户牧草种植生产投入情况 |
| 6.3 样本户牧草生产行为特征 |
| 6.3.1 不同样本群体生产决策行为 |
| 6.3.2 不同样本群体组织化行为 |
| 6.3.3 不同样本群体技术选择行为 |
| 6.3.4 不同样本群体风险规避行为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牧草生产者种植决策行为研究 |
| 7.1 理论分析与数据说明 |
| 7.1.1 理论分析 |
| 7.1.2 数据说明 |
| 7.2 实证研究设计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说明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基准回归 |
| 7.3.2 稳健性检验 |
| 7.4 不同类型生产者牧草种植决策影响因素 |
| 7.4.1 不同经营类型生产者牧草种植决策影响因素 |
| 7.4.2 不同规模的生产者牧草种植决策影响因素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牧草生产者未来种植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
| 8.1 理论分析与变量选择 |
| 8.1.1 理论分析 |
| 8.1.2 变量选择 |
| 8.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说明 |
| 8.3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 8.3.1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8.3.2 稳健性检验 |
| 8.4 不同类型生产者牧草种植意愿影响因素 |
| 8.4.1 不同经营类型生产者牧草种植意愿影响因素 |
| 8.4.2 不同规模的生产者牧草种植意愿影响因素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1.1 草畜产业系统耦合协调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仍处在过渡区间且区域差异明显 |
| 9.1.2 牧草种植技术效率有较大提升空间,技术进步是其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驱动力 |
| 9.1.3 527户问卷的描述性统计显示,不同类型种草户样本行为差异较大 |
| 9.1.4 风险规避行为对不同样本群体牧草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差异显着 |
| 9.1.5 除风险规避行为外的其他一些重要影响因素也会对种植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 |
| 9.1.6 不同类型生产者牧草种植意愿差异明显,政策扶持等因素可显着提高种植意愿 |
| 9.1.7 组织化行为正向影响生产者牧草种植意愿,但对不同类型生产者影响差异显着 |
| 9.2 对策建议 |
| 9.2.1 因地制宜推进草畜产业系统耦合,鼓励发展草畜结合经营模式 |
| 9.2.2 提升关键技术自主研发水平推进技术进步,提高牧草产业生产效率 |
| 9.2.3 建立健全产业风险管理体系,护航牧草产业健康稳定发展 |
| 9.2.4 加强牧草生产组织化发展程度,鼓励创新利益共享机制 |
| 9.2.5 完善政策扶持体系,实现精准发力,推进牧草产业稳定持续发展 |
| 9.3 研究不足及未来展望 |
| 9.3.1 研究不足 |
| 9.3.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10）PPP项目投资者承诺升级的契约设计及控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的创新性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PPP模式理论与研究 |
| 2.1.1 PPP模式涵义与优势 |
| 2.1.2 PPP模式基本要素 |
| 2.1.3 PPP模式研究现状 |
| 2.2 承诺升级理论与研究 |
| 2.2.1 承诺升级基本涵义 |
| 2.2.2 承诺升级理论解释 |
| 2.2.3 承诺升级影响因素 |
| 2.3 委托代理理论与研究 |
| 2.3.1 委托代理理论涵义及特征 |
| 2.3.2 委托代理理论下博弈论的适用性 |
| 2.3.3 委托代理理论研究现状 |
| 2.4 实物期权理论与研究 |
| 2.4.1 实物期权的内涵与优势 |
| 2.4.2 实物期权的分类与表现 |
| 2.4.3 实物期权的研究现状 |
| 第3章 PPP项目投资者承诺升级的契约设计 |
| 3.1 引言 |
| 3.2 政府部门和投资者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
| 3.3 投资者承诺升级情景分析 |
| 3.4 投资者承担承诺升级全部后果时的契约设计 |
| 3.4.1 模型假设与构建 |
| 3.4.2 投资者被动式承诺升级的契约设计 |
| 3.4.3 投资者主动式承诺升级的契约设计 |
| 3.5 政府部门参与承诺升级结果分担时的契约设计 |
| 3.5.1 模型假设与构建 |
| 3.5.2 投资者被动式承诺升级的契约设计 |
| 3.5.3 投资者主动式承诺升级的契约设计 |
| 3.6 政府部门对承诺升级提供担保时的契约设计 |
| 3.6.1 模型假设与构建 |
| 3.6.2 投资者被动式承诺升级的契约设计 |
| 3.6.3 投资者主动式承诺升级的契约设计 |
| 3.7 不同情境下投资者承诺升级契约设计对比分析 |
| 3.8 本章小结 |
| 第4章 PPP项目投资者承诺升级下政府监管方式选择 |
| 4.1 引言 |
| 4.2 投资者承诺升级下政府监管方式模型构建 |
| 4.2.1 基本假设 |
| 4.2.2 模型构建 |
| 4.3 承诺升级下政府监管方式模型求解 |
| 4.3.1 静态博弈分析 |
| 4.3.2 演化博弈求解 |
| 4.4 投资者承诺升级下政府监管方式模型分析 |
| 4.4.1 系统均衡点的动态演化分析 |
| 4.4.2 基于结果监管识别承诺升级时违约行为概率的权变理论 |
| 4.5 投资者承诺升级下政府监管方式影响因素分析 |
| 4.5.1 政府部门和投资者初始状态影响分析 |
| 4.5.2 不同策略下成本-收益对政府监管方式的影响 |
| 4.6 投资者承诺升级时政府监管方式对策分析 |
| 4.7 本章小结 |
| 第5章 PPP项目投资者承诺升级终止阈值研究 |
| 5.1 引言 |
| 5.2 投资者承诺升级行为期权分析 |
| 5.2.1 投资者承诺升级行为期权识别 |
| 5.2.2 投资者承诺升级实物期权模型 |
| 5.3 投资者承诺升级时的PPP项目价值 |
| 5.3.1 投资者承诺升级终止阈值模型 |
| 5.3.2 基于承诺升级放弃期权的项目价值 |
| 5.4 投资者承诺升级终止阈值影响因素 |
| 5.5 数值模拟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PPP项目投资者承诺升级的退出定价机制 |
| 6.1 引言 |
| 6.2 投资者承诺升级行为终止期权识别 |
| 6.3 投资者承诺升级终止时的退出定价 |
| 6.3.1 模型假设 |
| 6.3.2 模型构建与求解 |
| 6.3.3 投资者不同承诺升级情景下的退出定价 |
| 6.4 算例分析 |
| 6.4.1 项目背景 |
| 6.4.2 项目数据和参数 |
| 6.4.3 承诺升级终止时退出定价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PPP项目投资者承诺升级的控制途径 |
| 7.1 引言 |
| 7.2 投资者承诺升级控制途径 |
| 7.2.1 政府部门角度分析 |
| 7.2.2 投资者角度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 |
| 下一步研究工作及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四、风险投资公司的风险规避行为初探（论文参考文献）
- [1]制度环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D]. 郑志全. 山东大学, 2021(11)
- [2]交叉持股对企业均衡策略的影响分析[D]. 李一骁. 山东大学, 2021(10)
- [3]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创新 ——基于企业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D]. 方怡.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4]风险感知、风险偏好对农户森林保险投保行为的影响研究[D]. 刘海巍. 沈阳农业大学, 2021(05)
- [5]企业生命周期、CEO权力与研发投资[D]. 周建庆.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1)
- [6]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社区支持农业发展机制研究[D]. 吕静. 青岛大学, 2020(01)
- [7]CEO早期贫困经历与企业风险偏好研究[D]. 邱煜.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8]考虑风险规避的电子再制造产品供应链决策研究[D]. 魏转.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20(05)
- [9]中国牧草生产者种植决策行为研究[D]. 高海秀.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
- [10]PPP项目投资者承诺升级的契约设计及控制研究[D]. 高若兰.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