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中国的希望

一、我们是中国的希望（论文文献综述）

李国亮^[1]（2020）在《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遏制和最后击败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在反对国际绥靖主义、争取苏联及世界人民援助、推动英美加入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发展东方各民族反侵略统一战线等的过程中形成的统一战线思想。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的指导下,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思维及中国国内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后,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国际统战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是其理论内核、根系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智慧则是其内在气质、文化土壤。国民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内统战工作的经验、教训为其提供了实践基础。此外,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也并非一成不变,在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动及相互作用下,它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瓦窑堡会议召开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其思想具体表现为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到苏德战争爆发,其思想表现为组织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从苏德战争爆发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其思想体现为重建、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英法在远东均有保全殖民地的意图,美日在经贸上又有密切往来,这些国家对日本的侵略扩张皆采取了妥协与绥靖的态度。从批评美国孤立主义者“不应隔岸观火”、批评英国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就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到揭露英日东方慕尼黑阴谋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坐山观虎斗”,再到揭穿、反对日美策动的东方慕尼黑新阴谋、严密关注美日谈判进程,奉劝美国不应与日本订立任何妥协,上述一系列实践均体现了毛泽东在国际安全问题上期望各国能够同舟共济,反对以邻为壑。抗战时期,毛泽东正确处理了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首先,终止从属关系,实现独立自主。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中共党内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得以树立和巩固,其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呈现出逐渐弱化的趋势（尽管这种弱化并不妨碍双方继续保持基于相同意识形态而产生的特殊关系）。其次,毛泽东也极为关注苏德战局的发展,并根据苏德战况灵活调整国共关系。抗战时期的国、共、苏、美三国四方是处在一种相互咬合的链条关系中。这一链条包含三个要素:欧战态势、日苏关系、国共关系。作用机制则为:欧战态势影响日苏关系,日苏关系又进而影响国共关系。因此,毛泽东关注苏德战况就是关注中共自身的生存、发展状况。再次,毛泽东在对苏联及共产国际开展的国际统战活动中突出体现了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在苏德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向其提供了情报和军事等方面的援助。最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经历了由苏到美、由美到苏的转换过程,表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战思想并非缺乏现实主义的逻辑。抗战时期,毛泽东对美国的认知随局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美国的形象认知实现了由帮凶到盟友的转变。皖南事变后,美国在调解国共冲突上的举动一度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由此他逐渐将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置于美国,不仅主动邀请中外记者团及美军观察组来延,而且在军事、政治上与之展开密切合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中共七大期间,随着美国对华政策日趋反动,毛泽东的对美统战策略也随之发生转变,即由刚开始的团结为主、斗争为辅转为斗争为主、团结为辅。抗战时期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揭示出中国民族解放经验对其他国家革命具有重要引领、示范作用。此外,他还关心、支持、指导在华日本人民开展反战斗争,不仅阐述了运动的必要性、可能性、发展规律,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争取日本士兵及宽待俘虏的办法,并大力援助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来华开展反战工作。抗战时期毛泽东关注国际政治、军事局势乃是一种常态,他的很多决策都基于此。本文选取了三个极富代表性的案例来对此进行分析。第一,认同、支持同盟国的反法西斯世界战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社会舆论围绕反法西斯世界战略问题展开过数次论战,借此可管窥这三种声音在当时社会的横向互动、竞争。此外,本文在论证毛泽东对欧洲第二战场开辟问题的关注时,特别就中共“今年打垮德国,明年打垮日本”口号的出台、调整、废止,中共中央与各根据地的互动过程作了详细考察,揭示出了抗战时期中共决策、执行机制的复杂性。第二,关注、回应同盟国高层会议。抗战时期,面对同盟国间的高层互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未沉默,其在关注、评论的同时,于决策层面也给出了相应的应对之策。第三,关注、参与联合国创建事宜。本文通过考察毛泽东对联合国创建过程中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评价,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对联合国创建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登上国际舞台,面对国际形势剧变,毛泽东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经验、原则灵活运用到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实施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具体而言,其方法论原则可概括为:既要广泛联合,又要区别对待;以必要的斗争,求必需的团结;坚持原则性,讲究灵活性;立足自力更生,努力争取外援;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两条统一战线,相互促进配合。毛泽东通过建立、驾驭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及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纵横捭阖、折冲尊俎提供了正确的战略指导。具体而言,其历史意义可概括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及谣言,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抑制国民党反共摩擦,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共争取到了外援,加速了抗战胜利进程;战略配合盟军作战,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积累了经验、培育了人才、奠定了基础。新时代条件下,争取有利外部环境的共同诉求使得我们今天学习借鉴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成为必要。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中蕴含的外交智慧及方法论原则为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原则性指导,也为新时代谋求合作共赢,促进地区和平提供启发性思考,更为当前应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提供方法论支撑。因此,回顾研究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为新时代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把握世界前进大势提供了重要启示。

张妮^[2]（2020）在《在德中资企业内的跨文化交际障碍 ——一项中德员工互动视角下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中德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两国经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随着中国政府“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对德直接投资数量亦明显上升。然而,在企业跨国和跨部门合作中,跨文化交际障碍频发,因此是否能正确认识并制止跨文化交际障碍的频发关系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跨国公司的存亡。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从中德员工之间的互动视角出发,聚焦于在德中资企业内的跨文化交际障碍,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这一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期回答以下三大研究问题:1.在德中资企业内,哪些因素影响着跨文化交际障碍?2.在德中资企业内,具体存在什么形式的跨文化交流障碍?3.针对这些跨文化交流障碍,应该采取哪些对策?为了回答以上研究问题,本研究从文化与跨文化交际的相关定义出发,在Hamid Reza Yousefi的跨文化交际障碍理论模型及其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跨文化交际障碍进行了阐释,并设计了符合研究目标的访谈提纲,选取了符合本研究主题的采访对象。在数据收集阶段,在饱和性原则指导下对十五名中德员工进行了深度采访。在数据分析阶段,运用Philipp Mayring的质性内容分析法对一手的研究数据进行了转写与梳理、归纳与分析,得出以下三大研究结论:1.在德中资企业内跨文化交流障碍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企业的三方人员结构、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工作系统的模糊与不透明三大内容。在德中资企业的三方人员结构将雇员分为三类,即当地雇用的中国雇员,中国外派员工和德国雇员。每两组人员都在相互交流中不可避免地遇到困难。同时,受访者认为,在德中资企业内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带有中国特色,尤其会使德国员工感到不适。此外,工作系统的模糊与不透明,一方面意味着工作中的交流更加主观并以人际关系为导向;另一方面,企业的员工评价系统和对问题的解决方案也不透明。2.在德中资企业中的跨文化交流障碍具体表现为五大方面的内容:1)“对真理的排他性要求”包括了员工对企业认同、工作语言和工作逻辑的排他性的要求;2)文化的自我逻辑表现为主观地将文化分为三六九等、对其他文化群体的排斥、对他者的不信任及对文化的不平等态度;3)带有偏见色彩的刻板印象一方面指的是对文化刻板印象的过分夸大,另一方面则是双方对彼此不对称的刻板印象。值得强调的是,过于美化的刻板印象也会产生跨文化交流障碍。4)跨文化交际障碍还表现为消极的权力,其中具体包括某一方员工缺乏发言权、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权力不对称以及跨文化权力斗争三方面的内容;5)最后一大内容是自私,主要表现为对其他同事的自私、对集体的自私及对其他文化的自私。跨文化交际障碍渗透在企业的各个层面,因此解决对策既要考虑个人层面的因素,还要考虑公司层面的因素。结合相关理论及上述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了针对在德中资企业内的跨文化交际障碍的以下五大对策:1.促进员工间进行跨文化互动的意愿:员工要从心底接受在德中资企业的这份工作;同时,应该尽可能避免对真理的排他性要求。2.避免带有偏见色彩的刻板印象:在跨文化交流中,对其他文化的态度和对其他文化的理解至关重要。避免带有偏见色彩的刻板印象的一个重要对策就是遵从文化相对主义,即始终坚信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3.消除民族中心主义: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文化霸权或文化自怜都无助于跨文化交流。消除民族中心主义要求交流双方将自己置于对方文化中,并努力争取平等的交流。4.专门为跨文化交流设立特别职位:跨文化交流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工作领域,设立这一职位一方面可以促进跨国企业内部的沟通,另一方面可以提高企业解决问题的能力。5.为员工组织系统的跨文化培训:在跨文化培训中,参与者可以更深入地去思考另一种文化以及文化差异,这不仅可以让员工更好地理解其他文化,还可以促使他们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思,并在整体上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进程中,正视员工之间的跨文化交际障碍,是一个重要的现实话题,希望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够为这一现实话题的学术探讨增添新的内容,并为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发展贡献有效的建议。

唐诗^[3]（2019）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文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走过70个年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经历了国内国际形势的重重考验,已经成为地区性和世界性大国,并稳步向世界强国迈进。新时代的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继承、总结、发展、探索和创新后,形成了成熟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为其精髓也不断发展完善,与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和任务相配合,与中国外交同步迈向新阶段。自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就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确定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1953年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中国共产党始终继承和发展这一外交智慧,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环境做出不懈努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和国际格局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中国外交政策第一次被明确地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写入党代会报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正确选择,也是和平外交政策的支撑和依据,这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对外理念,这标志着中国外交的目标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外交对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对外为实现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服务。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外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化解压力、抓住机遇也成为新时代中国和平外交必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九大作出重要政治论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要论断开启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和外延得到进一步升华。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深化发展的进程中,维护国家利益是其基本出发点。从建国之初为维护新中国的政权安全和国家独立,到为扞卫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再到为努力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和助推经济建设发展,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立场。中国外交战略经历了最初的“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到“一条线、一大片”上的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在外交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外交规范。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始终顺应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国际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注重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外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构建安全环境的同时,也为世界和平贡献了重要力量。基于上述背景,研究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演变和基本经验十分必要。本文的主要叙述脉络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引言、正文及结语。引言部分主要对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及研究重点与难点进行了论述,是对论文整体架构的把握,为论文的渐次展开提供了依据。正文部分由七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主要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对其基本内涵、基本属性、影响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相关因素和基本逻辑进行了分析,从整体上对和平外交政策进行了论述。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来源,其一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和平观、时代观和国际关系思想;其二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平观念;其三来源于近代中国以来晚清、民国、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三个阶段的和平观念,其中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为重点论述,此外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资源进行了简要分析。第三章主要阐释了建国初期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在分析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内外背景后,详细分析了中国外交原则的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奠基作用,同时对这一阶段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进行评价。第四章的时间跨度相对较长,在国内政策发生重大转向、国际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本文以对官方文本的分析得出和平外交政策在这一阶段徘徊发展的结论,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发生了重大转折,以“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和中美关系的突破为关键节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得以继续发展。第五章记述了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发展,其内涵不断深化并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引领中国外交走向全方位发展阶段。此后中国外交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走向,中国选择了和平发展道路,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在这一阶段,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及多边外交全面开展。第六章以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主要叙述内容,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迈向新阶段。第七章主要是总结了和平外交政策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对和平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也进行了简要分析。本文的主体部分按时间脉络进行阐述,但不单纯叙述历史事件,在分析不同阶段影响和平外交政策的多种因素,如时代背景、国内外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对和平外交政策内涵的丰富与发展进行阐释,对其实践成果加以分析,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发展历程、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和阶段性特点进行总结和评价。结语部分对本论文的观点进行了总体概述,再次强调了本论题的研究意义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外交未来走向进行简要说明,同时对中国外交工作满怀希望,其必将走向日益精进与成熟。

鲍立娟^[4]（2019）在《《大陆报》头版中国报道研究（1911-1916）》文中研究指明1911年8月密勒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份在华美式报纸《大陆报》,打破了英国报业在华垄断局面,一度成为远东地区销量最大的外文日报,在华经营时间长达38年。《大陆报》与当时在华外报的最大区别在于头版刊登重要新闻,刊登大量中国新闻。头版的阅读者人数是其他版面的两倍,报纸的头版报道往往反映出报刊最关注的内容。因其头版大量报道中国新闻,目前学界的普遍认识是《大陆报》对于西方读者认识真实的中国产生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份在华美式报纸如何报道中国、如何看待中国,为何这样看中国,目前为止尚无研究。将这些问题研究清楚有助于理清美国报业传统在华的出现、传播,有助于从“他者”的角度多样化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分析《大陆报》为何会在密勒等人的经营下成为在华发行量最大的外报,更有助于以史为鉴,为中国的国际传播提供借鉴。因此,本文根据《大陆报》（1911-1916）的文本材料,针对以上问题,首先分析《大陆报》为何会在中国创刊,创刊后如何在中国扎根。然后通过定量研究的分析方法,总结出《大陆报》头版中国报道的一般规律。从报道频率上来看,《大陆报》的头版中国报道基本与中国的现实律动保持一致;从议题设置来看,头版以时政性的硬新闻为主,兼具文化、社会、经济等新闻报道;《大陆报》对中国新闻的报道是从“国际新闻的视角”出发,在报道中力求做到平衡,这也是起初《大陆报》获得大量读者,迅速打开发行量的重要因素。通过定量分析得出,《大陆报》对于中国内政的报道量最大,其次是国际关系议题的报道,再者是社会议题,文化议题,经济议题的报道占比最小。以此为基础,本文对这些议题进行整合归类,从《大陆报》如何报道中国内政,报刊如何建构中国的国际关系,如何看待西方的文化生活,如何践行其提出的“致力于中国发展”的方针几个方面分析《大陆报》如何看待中国,为何这样看待中国。通过1911-1916年的报刊原始资料分析,本文认为片面地从“利他主义”角度出发,认为这是一份完全是促进中国发展的报刊;或者单纯地从“利己主义”角度出发,认为《大陆报》只是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都是有失偏颇的。《大陆报》头版中国报道,对美国来说,《大陆报》为其了解中国事务提供了一个媒介平台,打破了英式报刊的垄断,发出了上海滩的“美国之音”;对中国来说,在国际上传递了较为真实的中国图景,在国际舆论上对中国有所助益。《大陆报》报人以“美式精英”视角来看待中国,在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支持中国发展;但是报刊也实践着其“致力于中国发展”的办报方针。美国人从报刊实践中获得物质利益、权力秩序和个人声望,中国借此机会向世界传递真实的中国,在国际舆论上获得助益。这一过程或多或少是一个“等价互惠”的存在。

白林^[5]（2019）在《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利用蒙古国对外关系中央档案馆、蒙古国中央档案馆、蒙古人民革命党档案馆以及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地方省档案馆解密的档案资料,以1949年至1964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工人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为研究主线,重点探讨中国援建工人历年在蒙古工作和生活状况及其演变过程,力图借此反映出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兄弟国家,中蒙在建交后双方外交及经济关系的发展脉络。文章主体共分五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叙述中国派遣援建工人赴蒙的历史过程。1949年中蒙建交后,只因首任中国驻蒙古大使吉雅泰误解周恩来的语意,与蒙方交涉在蒙华侨问题时主动提出派遣中国工人赴蒙的问题。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经济百废待兴和朝鲜战争爆发以及中国派兵参战等原因,中蒙双方派遣工人的交涉暂停。直到1955年,中蒙两国签订协定,中国派遣大批工人赴蒙参加生产建设。受中蒙关系变化的影响,1963年中国停止派遣援建工人,1964年中国在蒙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第二章主要考察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的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情况。蒙古领导人既需要大批中国工人赴蒙援建,又对他们持有“猜忌”、“警惕”的矛盾心理。而这种矛盾心理均表现在蒙方分配中国工人工作及其生活条件等方面。例如,给中国工人过于分散分配工作;与苏联工人和蒙古工人比较起来看,中国工人工作待遇和生活条件有明显的差距。但是,中国工人在中国政府的宣传和教育下,援建工作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第三章分析中蒙双方如何处理两国工人之间的矛盾及其处理方针的演变过程。针对中国工人违法乱纪的行为与两国工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中国政府主动要求之下,经中蒙双方协商决定,按照蒙古法律处理工人之间的司法问题。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等原因,蒙古司法机关和警察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经常出现偏袒或袒护本国人的现象。因此,在中方要求下,中蒙双方进行商讨并调整为共同协商解决司法问题。中蒙关系恶化后,蒙方不顾中方的反对,单方面强行处理工人之间的司法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窦海玉、于深水事件”。第四章探讨中蒙两国关系的变化及其中国援建工人回国的过程。1955年中国援建工人抵达蒙古后,因各种原因及其3年工作期满等原因,部分中国工人提前陆续回国。中苏关系恶化后,由于蒙古采取“等距离”外交政策,在1959年至1961年初期间,期满和提前回国的工人很少。受中苏关系的影响,中蒙关系恶化后,中国工人期满和提前回国人数剧增。特别是1962年访华期间,泽登巴尔与周恩来发生意识形态争论,加剧了中蒙两党和两国关系。蒙古政府全面调整对华政策,1964年单方面宣布运送中国工人全部回国。第五章讨论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五年计划中的影响。1955年开始,蒙方引进大批中国工人,使其参加国民经济建设当中。与此同时,针对蒙古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中蒙双方签订经济援助协定,中国向蒙古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蒙古领导人不顾苏联反对,不仅学习中国“大跃进”运动,而且1959年在全国范围内也开展了“大跃进”运动。中国工人积极参加其中创造出了很多成果。直到1964年,中国工人全部回国而中国提供的援建项目被迫暂停。中国对蒙古派遣劳动力和提供经济援助的行为,与对其他国家提供的援助有较大的区别。中国对蒙古援助行为不仅输出自身经济发展模式,它还具有排除或消减苏联在蒙古的影响力的这一政治任务。中国通过提供经济援助,扩大在蒙古的政治影响,以此将来与苏联角逐蒙古问题。但是,中国派遣劳动力援蒙的行为,不仅影响中蒙双方领导人做出有关两国关系的决策,而且在1960年代初期促进了中蒙两国关系恶化的进程。

王俏蕊^[6]（2018）在《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亚洲”是界于“国家”、“世界”之间的政治和文化范畴,它在近代中国作为一种区域性概念话语出现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和世界观念革新密切相关。因此研究者必须将“亚洲”与民族生存、国家独立、世界近代化和格局趋变相结合,才能明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内在理路。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不仅关系到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而且涉及到近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关系,更是直接关系到当前中国与亚洲乃至世界的交往。所以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已经对“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这一课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且有丰富成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确实深受日本亚洲主义的影响,尤其是1870年代至日俄战争这一阶段。1870年代,中日两国遭受西方侵略的共同命运为日本亚洲主义进入中国提供了契机,中国民间士绅、维新知识分子、洋务官员对日本的亚洲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是亚洲主义在中日两国政府事务中并未发生很大作用。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亚洲主义借助中国师日的浪潮通过中日两国报刊媒体被中国广泛认知,维新派、革命派、地方官吏利用亚洲主义表达了对日本政府和人民的诉求。不过仅仅“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仍然无法体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全貌,因为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本源不是日本亚洲主义,而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主动学习西方世界洲际地理知识体系和认知世界及亚洲政治局势,以及近代以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和朝贡体系。而且日俄战争后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的分歧日渐凸显,直至1910年“日韩合邦”,中国对日本亚洲主义的理想最终破灭。北洋政府时期,在世界各国平等交往的原则下,日本已经不具备亚洲主义所提倡的面对西方国家的亚洲特殊性,而且一战后形成的欧美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革命体系也对日本亚洲主义提出了挑战。孙中山的亚洲主义与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日本亚洲主义,但是二者已经在这种回应中结合本国立场和世界局势创造出不同于日本亚洲主义的中国“亚洲”话语。国民政府时期国人在前人基础上发展出更为丰富的“亚洲”话语内涵。理解这一时期的“亚洲”话语可以借助:一个中心——反侵略基础上的寻求安全的亚洲“和平”;两类主体——政府主体和社会主体;三个对象:欧美列强、日本、亚洲弱小民族;四种体系——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体系、日本亚洲主义、亚洲地缘政治体系。十年建设时期,新生的国民政府致力于与世界各国重新发展主权独立、平等和平的国家关系,面对共产党依托的苏联世界革命体系和日本帝国主义化的亚洲主义,国民政府选择利用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获取对内“剿共”、对外面对苏、日两邻国的优势地位。印度和土耳其作为亚洲地缘关系中影响较大的国家为中国提供了日本之外的亚洲“他者”。政党、知识分子、报刊媒体作为非政府的社会主体,反对国民政府迎合日本不平等合作的要求,并随着法西斯势力的壮大呼吁建立亚洲太平洋区域对日的集体安全体制。全面抗战时期,世界势力分为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国共合作的中国政府与美英苏世界体系合作,联合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波及的亚洲太平洋国家共同抗日。中国政府在抗战中表现出了亚洲大国责任意识,不过仍然无法建立中国主导不受美英苏影响的亚洲区域组织。降日势力服务于日本侵略性的“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歪曲利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因为日本政治、经济方面的亚洲主义已经失败,汪伪降日势力遂以“东亚文化复兴”的名目企图在沦陷区维持日本侵略统治。国共内战时期,日本亚洲主义对亚洲的行动影响已经结束,但思想诱因仍在。国共分别选择了美国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体系。国民政府亲美反苏反共及张群“亚洲区域经济集团”的“亚洲”话语以国人普遍反对而失败。国人对共产党的亲苏政策舆论不一,但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号召获得舆论和党派的响应。1947年国民党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将在亚洲组织共产国际的预测流于传闻,说明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对民族问题的运用多于意识形态斗争。战后亚洲国家因为对美苏冷战控制亚洲的恐惧,基于战争合作情谊和亚洲地缘关系,试图通过泛亚洲会议这种亚洲国民交往形式培养出一种美苏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国民政府对此表现出审慎的参与,舆论普遍表示支持。不过当第二次泛亚洲会议触及到印尼具体国家民族问题时,国民政府并未如印度尼赫鲁那样积极,而是表示遵从联合国仲裁结果。战后国内舆论反对政府“亚洲”话语却对国民外交形式参与亚洲事务表示支持,体现了政府作为国家官方机构在亚洲事务上的局限性,而经济、文化、交通等非政治性的国民外交却既能实现联络亚洲的目的,也可以避免触及亚洲民族主义情感和对政治联盟再次引发战争的顾虑。对于中国的“亚洲”话语而言,“亚洲”的正当性来自于每一民族的生存、每一国家的独立、整个世界的近代化,单一的“亚洲”甚或“日本”并不具有天然合理性。1927年至1949年的国民政府所面对的世界局势是:承接一战后世界秩序,经二战后接续美苏冷战秩序。此时期在亚洲范围内日本亚洲主义已经走向帝国主义、侵略主义化,中国与日本之外的更多亚洲国家建立密切联系。日本的亚洲主义是反西方、孤立主义的,然而他本身却是帝国主义、亚洲内噬的。中国不能排除西方的压力,这是中国“亚洲”话语的悲剧,也是“亚洲”话语的生机。因为世界视野下中国的“亚洲”话语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向:英美国联世界体系之下的“亚洲”、苏联世界革命之下的“亚洲”、与日本亚洲主义博弈的“亚洲”、地缘关系中的“亚洲”。这些面向都要求建立在反侵略民族主权国家生存合法性的基础之上,避免了日本垄断“亚洲”话语权,进而控制亚洲国家的未来。

方圆^[7]（2018）在《改革开放以来媒体介入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我国公益慈善事业成就斐然。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是与媒体的介入分不开的。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的方法、实证分析与价值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及个案剖析法研究改革开放四十年媒体介入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力图拓展公益慈善事业研究的学术空间,廓清人们对公益慈善的误解,以及深化对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规律的研究。全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结语。第一章是对改革开放以前媒体介入公益慈善事业近140年的历史进行历史回顾。媒体介入公益慈善并不只是存在于改革开放时期,在改革开放之前,媒体介入公益慈善就已经出现并影响到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轨迹。探索改革开放以来媒体介入公益慈善的历史,需要将其置于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之中,尤其是在对媒体介入公益慈善的前期历史回顾中得出贯穿始终的经验和规律。媒体介入公益慈善始于鸦片战争之后,新的传媒技术进入中国社会并改写中国公益慈善的发展。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社会开始借助于刊印书籍图画宣传慈善观念、募款赈灾,其中《申报》就是典型;此外还仿效西方办义演、游园会进行慈善活动,在与以《申报》为代表的近代报刊结合后,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自此,无论是公益慈善的组织形式还是规模,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公益慈善事业进行了调整和改造,原来由社会兴办的公益慈善功能很大一部分被转移到公权力之上,新生政权直接参与民生问题的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左”倾思潮不断发酵并达到高潮,对媒体的管控,尤其是媒体对于公共生活的介入的管制愈来愈严密,进而造成了媒体介入公益慈善在这一时期并不突出,陷入停滞。需要指出的是,要合理客观地看待媒体介入公益慈善事业的停滞状态,这里停滞更多是媒体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影响,而非代表这一时期中国公益慈善的整体状态。第二章是对复苏时期（1978-1994）的媒体介入公益慈善事业进行梳理,着重探讨公益慈善复苏的历史条件、传统媒体的发展及其特点、媒体介入公益慈善复苏的表现。改革开放之初,农村贫困人口基数大,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大,经济上的不平衡、不充分,是公益慈善事业复苏的经济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公益慈善事业走向复苏,创造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政府救灾思想由对国外的救助由拒绝到接纳的转变;由政府包揽到民间帮助的转变,为公益慈善事业复苏提供了思想条件。改革开放进程之中,传统媒体的发展与公益慈善的联系也在不断深化,以电视、报刊、广播在内的传统媒体的发展,为公益慈善信息的传播准备了媒体条件。媒体对公益慈善的“复苏”表现在:推动社会公众对公益慈善的认知和理性回归;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公共慈善事业;弘扬符合公益慈善发展规律的科学理念,等等。第三章是对成长时期（1994-2004年）的媒体介入公益慈善事业的作用进行梳理。首先探讨媒体介入公益慈善事业成长的态势:报刊杂志助力公益慈善事业的成长;电视媒体参与公共慈善事业;手机成为公益慈善事业募捐的新媒介;互联网开始引入公益慈善事业。其次探讨了媒体推动公益慈善理念的传播:倡导现代公益慈善意识;把公益慈善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动群众参与公益慈善;倡导现代财富理念。再次以“希望工程”为例探讨了媒体推动公益慈善品牌的创建的问题。最后,还就媒体监督公益慈善的信息公开和以1998年抗洪为例,探讨发挥媒体介入公益慈善的作用。第四章对发展时期（2005至今）的媒体介入公益慈善的作用进行梳理。这一时期,新媒体不断崛起,新旧媒体由并行竞逐到融合发展,带来传媒生态的重构,为媒体介入公益慈善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的时代,传统媒体介入公益慈善展现出新格局:报纸纷纷展开与新媒体的联姻,推出了网络公益频道、网络版报纸等电视媒体借助于新媒体通过创新策划,制作了 一批既有娱乐性又包含了公益因子的电视节目;公益慈善评选与展会在新旧媒体的推动下兴起。随着门户网站、网络论坛、博客、社交网站、微博的等互联网媒体的陆续出现,公益慈善的信息传播方式、资金募集途径、组织动员的路径、舆论监督手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互联网对公益慈善的介入从“传声筒”成为主导公益慈善新力量。作为互联网媒体介入公益慈善的典型案例——“免费午餐”充分利用依靠网络建立起一个公益慈善项目高效发展的新模式,开创了一个“微公益”的崭新时代,最大程度整合利用了各种媒体资源,拓宽了项目的宣传渠道及传播内容、有力动员了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媒体介入公益慈善存在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既有类似汶川地震中正面推动,也有“郭美美事件”引发慈善机构公信力危机。媒体介入公益慈善事业带来的问题,必须通过法制来解决。《慈善法》的颁布,媒体介入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有法可依,从此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

张凌云^[8]（2018）在《内藤湖南1899年中国考察的研究 ——以《燕山楚水》为中心》文中指出1899年前后,正值中日甲午战争日本获胜与日俄战争日本获胜的中间点上。在这一中日关系、东亚格局发生转折与变化的时期,为数众多的日本知识分子前往中国游历,留下了大量纪行文或笔记等文字记录,其中不仅阐述了他们踏访中国的动机和目的,也通过基于亲身体验的书写为日本人树立起了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中国形象,这为近代日本将中国视为一个文化他者,确立自身主体性的文化意识提供了一大契机。本论站在跨文化形象学的立场,以日本近代中国学奠基者之一内藤湖南的第一次中国考察、即1899年的中国考察为研究对象,结合《内藤湖南全集》所收录的关涉中国考察、中国研究的系列文献史料,以内藤的中国游记——《燕山楚水》为核心,通过梳理内藤踏访中国之际其眼中所呈现出来的风土、人物、都市三大视域,采取文本解读、文化比较的方法,探讨其笔下的中国体验与中国认识,以及由此而构筑起来的中国形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这样的中国形象所产生的作用或后果:一方面,它为近代日本“蔑视型”的中国认识提供了实证体验与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则是构建起了将中国作为镜像来反观日本的思维模式或行动模式,带有“为了日本”的潜在目的,从而也就遮蔽了中国自身生发出变革力量的可能性。不言而喻,这一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日本的中国认识的内在逻辑,但是同时也将为我们就近代日本乃至当下日本树立的中国形象展开思索与批评,为中国当前推动文化走出去战略、构建自身形象提供启示与借鉴。本论共分为六章,各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阐述了本论以内藤湖南的中国考察作为研究对象,并以《燕山楚水》这一文本作为分析材料的选题缘由和问题意识,尝试在整体性地概述近代日本知识分子考察中国状况这一背景之下来把握内藤的中国考察,进而梳理日本、中国、欧美的内藤湖南“前期研究”,尤其是围绕中国游记的研究与探讨,以此为基础确定了本论的研究主旨、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第二章,“内藤湖南及其中国考察”:记者、史学者、政论者这样几个不同角色造就了内藤湖南的多重身份,这一身份的多重性与内藤的学问体系及其现实关注相互映照,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显示出内藤关注中国背后所隐藏的日本立场;通过分析也可以明确,内藤1899年的第一次中国旅行是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日本国力逐渐强盛这一背景下,带着观察中国现状,寻找与西方对抗的可能性,思考日本的战略雄图等多种动机与目的下的一次中国考察。第三章,“中国风土考察”:本章选取内藤湖南中国体验之中具有“符号性”意义的“南画”、“寺观”、“长城”几个概念或范畴来解读内藤笔下构建的中国风土形象。这些概念或范畴,不仅出现在内藤的中国游记文本中,也曾在其他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叙述中多次出现。通过对这几个对象的分析呈现出内藤由此而构建的中国风土形象的内涵:南画——体现了内藤游历中国之前的“模式固见”（Stereo-Type）、寺观——表现出内藤考察中国之际的“直接体验”、长城——呈现出内藤感知中国之后的“行动指南”。换言之,内藤的中国风土考察,呈现了中华文明的衰落、强调了日本文化的独特、提示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与思考日本未来行动的可能性,涵盖了其踏访中国之前的想象、踏访期间的体验、踏访之后的思想、认识与行动,内藤湖南的中国想象、中国体验、中国认识在此构成了一个整体,成为内藤湖南审视与思索中国的一大基础。第四章,“中国人物考察”:本章选取内藤湖南重点关注的近代中国知识阶层人物,借助内藤的笔谈记录、历史材料来展开解读与比较。内藤湖南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度评价与对民众的极低评价形成鲜明对比,呈现出两极化特征,但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内部,他的中国人物认识又显现出分化的特点。在内藤的笔下,批判了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等一批改良派,呈现出他们作为错失了改革时机的“失败者”形象;推赞了其眼中既具有东方传统学识素养又兼具西方现代科学知识的以严复、王修植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树立其作为中国乃至亚洲的未来的“希望者”形象;褒扬了他与之进行诗歌酬唱、学问切磋的以文廷式、罗振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深厚汉学素养、博学多识之人,呈现出他们作为中国推进传统学问转型的“学问者”形象。失败者意味着过去的、落伍的;希望者意味着可能的、未来的;学问者意味着手段的、工具的。但是在这种多样化“类型”的中国人物形象的背后,在更深的层次上,内藤认为“希望者”、“学问者”不被人识、不受重用,对他们能否引领中国的改革持以悲观态度。内藤正是在这样两极化、否定性的判断基础上去把握中国未来的走向,从而显露出他在观察中国人物方面的局限性。第五章,“中国都市考察”:本章选取了内藤湖南停留时间较长、重点关注的北京、上海、苏州、杭州作为分析对象,借助《燕山楚水》的文本解读,细致剖析了内藤笔下构建起来的中国都市形象。即以北京为代表的“没落的中华帝国”形象,以上海为代表的“转型的现实中国”形象、以苏杭为代表的“未来的希望中国”形象。北京虽然“没落”,但内藤并未忽视它作为政治中心的作用;对上海,内藤则发现了它的“特殊性”,以其为日本在苏杭设立专管租界的参考范例;在苏杭,内藤关注到了它的富庶和日本在这一地区的租界现状和“教育事业”的开展情况,视其为“希望”之所在。这一复杂多样的中国形象和中国认识从本质上来说是建立在思考日本可能性的延长线上的,因而这一影像也就难以避免陷入失真的危险。第六章,“结论”:即“批判视野下的内藤湖南的中国考察”。所谓“批判”,是指带有反思与重塑意义下的“批判”。具体来说,一是整理文献资料,推动思想反思,结合内藤的中国研究来展开实证性的探讨,揭示出内藤的第一次中国考察给予内藤自身的中国研究以什么样的影响、具有什么样的价值;一是回归时代语境,重塑中国形象,站在跨文化形象学的立场来就内藤的中国考察进行理论批评与现实思索。就此而言,内藤通过中国考察而树立的中国形象,是日本基于谋求自我确认、想象操纵中国、试图支配中国这样的目的之下而衍生出来的,是将中国作为日本的镜像、作为日本的工具、作为日本的他者而存在的中国,基于这样前提与目的之下的中国观察必然阻碍了对于中国的准确认识与定位。总体而言,通过中国考察,尤其是1899年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内藤湖南树立了具有独特性格的中国形象,也深刻地影响到了自身的中国研究,日本民众的中国认识,乃至整个日本的中国想象。这样一个极为复杂、不断演绎的中国形象,就呈现在内藤切身体验的中国“壮游”之下,也浮现在内藤构思与想象中国的独特“眼光”之中,更体现在内藤试图主张、极力宣扬的“战略雄图”之后。

毛自鹏^[9]（2017）在《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的历史与逻辑研究 ——从“人的发现”到“国民革命”》文中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的解放史。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人不断追求自由、幸福和解放的过程。在这部解放史上,五四时期无疑是一个大写、特写“解放”二字的突出时期。五四时期求解放的渴望和思索可以说到了最深层次,也可以说最艰难、最焦灼、最痛苦;呼唤、发现“人”,也最直白、最突出、最强烈;而思考解放的出路又显得很模糊、很复杂、很彷徨。可以说“人的解放”这一宏大命题是五四时期最直接、最突出、最鲜明的主题。五四时期追求“人的解放”是近代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进一步加深的环境下中国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它与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是联系在一起的,且体现出更注重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体现出从个人的解放到工农大众整体解放的转折和趋势。五四时期追求“人的解放”,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加深,决定了五四人在寻求“人”的发现、“个性解放”的同时,面临更大、更紧迫的生存挑战和社会责任,即要尽快应对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反帝的民族革命双重任务。这与西方有些不同,反映了五四人寻求解放问题的急迫。西方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经历了 300年左右的时间;而在中国五四时期,从思想启蒙到大革命却只有短短12年左右的时间,这是人类历史上十分独特的现象。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了这样大的急剧性变化,是值得思考的。它经历的阶段、演变的逻辑、问题域的转换以及经验与启示都值得深入研究,可以有力地回击一些片面的甚至错误的五四观。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大抵经过了“人的发现——社会改造——国民运动——组织政党——国民革命”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隐含有两条主线索:一条是否定线索,即否定北洋军阀的统治,否定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一条是肯定线索,即寻找平民（国民、联合阶级）这个历史主体,以“、平民主义”的思想路线建构“民治政治”、追求社会主义的目标。他们的思路是:必须启蒙平民、国民或工农大众,联袂资产阶级,以民众的大联合,并组织政党推动国民革命,走民众起来革命、以民治政治替代武人政治、建立自己的国民政府的新路子,从而推动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最终在社会主义中获得个人的解放。他们努力为之的,正是完成“否定—替代—建构”任务。本文第一章总体上描述上述两大主线索,分析了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的出场、五四人的生活境遇和寻找解放的出路。欧洲一战的资本主义的落败现象与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对比,以及他们的对华态度,使时人看到了解放的希望和前景。社会主义成为五四人向往的社会,也成了他们的奋斗目标。在追求社会主义目标和时局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五四人探索“人的解放”,经历了“人的发现”、“社会改造”、“国民运动”、“组织政党”、“国民革命”这五个阶段,文章分别以这五个阶段为关键词,通过五个章节展开研究,从中可以看出五四人面对时局急速变化的应对之策。这就是通过寻找“新人”主体,启发政治觉悟,在社会改良尝试失败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社会革命,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开展与国民党合作,组织国民参与政治运动,进行国民革命,开展政治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文化转向政治,从个人解放融入到阶级、集体主义的解放中,是这个过程的一大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启蒙与救亡交织在一起,五四不是单一的文化启蒙或文化现象,它更多的是政治启蒙和革命运动,“人的解放”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文化现象的主线。因此研究五四需要跳出庞杂而迷眼的就文化谈文化现象,不为所谓的“五四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和奇特的“哈姆雷特”现象所迷惑。五四人探索“人的解放”,要追求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明确的,是多数有识之士的共识,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却五花八门,这也说明了五四思想的复杂性、多岐性。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人的解放”悖论,一方面是人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人的异化。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启示我们不能重复走资本主义的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此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五四人的艰难探索开启了中国人的社会主义梦想追求,五四时期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在历经艰辛的同时也取得了显着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有着美好的前景。今天我们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以“四个自信”继续前行,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五四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中国梦、世界梦。

杨竞业^[10]（2016）在《论邓小平的希望哲学》文中研究说明邓小平希望哲学的思想维度是"远大的希望"、"现实的希望"和"根本的希望",它们分别指向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机遇和中国小康生活。邓小平的希望哲学具有超越性、现实性和人民性的思想特质。目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祖国完全统一,复兴伟大中华民族,这是中国人民向往已久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人要弘扬邓小平的希望哲学,就要站稳政治立场,严实治党理政,明晰发展格局,助推"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二、我们是中国的希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们是中国的希望（论文提纲范文）

（1）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在德中资企业内的跨文化交际障碍 ——一项中德员工互动视角下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大陆报》头版中国报道研究（1911-1916）（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论文提纲范文）

（6）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改革开放以来媒体介入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内藤湖南1899年中国考察的研究 ——以《燕山楚水》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9）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的历史与逻辑研究 ——从“人的发现”到“国民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10）论邓小平的希望哲学（论文提纲范文）

四、我们是中国的希望（论文参考文献）

• [1]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D]. 李国亮. 湘潭大学, 2020(12)
• [2]在德中资企业内的跨文化交际障碍 ——一项中德员工互动视角下的实证研究[D]. 张妮.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0(02)
• [3]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D]. 唐诗.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4]《大陆报》头版中国报道研究（1911-1916）[D]. 鲍立娟. 上海大学, 2019(04)
• [5]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D]. 白林.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8)
• [6]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D]. 王俏蕊.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5)
• [7]改革开放以来媒体介入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研究[D]. 方圆. 湖南师范大学, 2018(11)
• [8]内藤湖南1899年中国考察的研究 ——以《燕山楚水》为中心[D]. 张凌云. 厦门大学, 2018(07)
• [9]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的历史与逻辑研究 ——从“人的发现”到“国民革命”[D]. 毛自鹏.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1)
• [10]论邓小平的希望哲学[J]. 杨竞业. 邓小平研究, 20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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