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市场经济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关于定西农业经济发展的思考

一、适应市场经济推动农业经济发展——定西市农业经济发展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张伟越^[1]（2021）在《山东省东营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

杨松楠^[2]（2021）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山东省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三农”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直存在,目前我们国家的“三农”问题特别突出。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民收入、农民生活水平是关键。通过梳理乡村振兴战略和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进一步总结发展农业集体经济、推进农业市场化改革的实践经验,为新时期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纵深发展提供了支撑。乡村振兴不仅是全国统考的“大试卷”,也为各省预留了实施区域性方案的选择空间。山东省作为中国的农业大省,农业能够健康、可持续发展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以扩大农产品生产、改进粮食生产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客观要求。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的重要指示与要求,立足于山东省农业资源的先天条件和农业经营体系的发展现状,要全力发展社会化、产业化和规模化的现代化农业,来满足农业发展要求,还要提高绿色农产品的发展优势,如寿光、莘县等,让生态文明和农业生产和谐发展。通过“高效率、高效益、高质量”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推动实现以“产业兴旺”为基础,以“生活富裕”为目标的乡村振兴。立足于乡村振兴背景,基于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社会化、专业化、组织化和集约化的特征,利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相关论述和各届中央领导人的农业现代化思想,理清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联系,梳理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实践基础。然后通过调查和个案研究,分析山东省农业经营体系的建设成效,发现山东省在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探索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政府政策扶持不到位、低质量的要素资源投入、土地流转阻力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水平不高,并从政府、各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三方面进行问题成因分析。接着通过总结英国、日本、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前沿的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模式,并分析对比国内河南省、四川省、江苏省、黑龙江省等省份的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模式,从中汲取山东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可借鉴参考的经验和方法,来加快山东省农业经济发展。最后,进而从完善土地流转机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健全生产要素供给体系、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和信息化、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内外部的合作共生机制和完善社会化服务六方面对如何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提出了科学性、可行性的对策建议,构建成助力山东省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胡鑫^[3]（2021）在《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强调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对“三农”工作作出的符合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的战略部署。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推动力量。加快乡村人才资源开发,提升农民整体素质,推动乡村经济社会长足发展,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建设的重要课题。目前,在中国农业农村发展滞后的众多原因中,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乡村人才队伍发展瓶颈制约,这就为农业农村人才资源开发提出了新的课题。论文采用比较研究、系统分析、规范研究等方法,通过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对人才支撑的诉求,探寻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思想资源,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探究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构建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运行机制。具体来说,论文由以下六个章节构成:第一章是绪论。这一章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国内和国外相关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等问题。第二章是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概述。这一章首先对人力、人才、人力资本、人才资源、人才支撑体系等概念进行了释义;其次阐述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最后明确了乡村振兴战略对人才支撑的诉求,包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制约,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所面临的挑战,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所拥有的机遇。第三章是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思想资源。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思想资源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即乡村发展与城乡空间正义相关联、人才作用的发挥要立足社会实践、人民群众是最充沛的人才储备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即农业农村现代化攸关国计民生、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要通过教育挖掘培养乡村人才;国外学者的相关思想,即人力资本核心是提高人口素质、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源泉、人力资本获得需要后天的投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即以农为本思想、政以才治思想、养护农民思想。第四章是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包括在释义和阐述职业农民、新型农民、新型职业农民、乡村振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紧迫性等问题的基础上,强调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在释义和阐述乡村专业人才内涵、类型、作用以及乡村振兴加强乡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重要性等问题的基础上,强调要加强乡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在释义和阐述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返乡创业浪潮、乡村振兴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合理性等问题的基础上,强调要积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在释义和阐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人才是新生产力的开拓者、科技人才是科技知识的传播者、乡村振兴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客观性等问题的基础上,强调要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在阐述社会各界内涵、社会各界是乡村人才队伍的新鲜血液、社会各界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载体、乡村振兴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必然性等问题的基础上,强调要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第五章是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包括实施阳光工程、实施雨露计划、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加强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定和管理工作;加强乡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包括实施特岗教师计划、实施“三支一扶”计划、实施“三区”人才支持计划、实施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实施扶贫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工程;开展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包括实施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行动计划、实施乡村青年创业致富“领头雁”培养计划、打造“星创天地”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包括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培养计划、实施杰出青年农业科学家项目、全面实施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包括公民个人通过多种方式服务乡村振兴、鼓励引导工商资本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群团组织发挥人才优势支持乡村振兴、行业部门利用资源优势推进乡村振兴。第六章是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运行机制。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运行机制包括建立多种方式并举的人才资源开发机制,即自主培养与人才引进相结合、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相结合、以“半农半读”接受农业职业教育;建立多层次的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机制,即城乡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区域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校地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建立城市人才定期服务乡村机制,即教师定期服务乡村、医生定期服务乡村、科技人才定期服务乡村、文化人才定期服务乡村;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即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科技人才兼职取酬、农技推广服务绩效纳入职务（称）评聘;建立资金保障机制,即增加财政涉农资金、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拓宽资金筹集渠道。总之,通过系统研究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论文主要提出如下创新观点:一是论文在系统梳理了人力、人才、人才资本、人才资源等概念基础上,聚焦乡村振兴战略具体维度,全面阐释了人才支撑体系概念。二是论文以各类人才资源为研究主体,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与实践路径。三是论文完整构建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运行机制。

高泽阳^[4]（2021）在《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和影响因素分析 ——定西市安定区案例》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推进,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向城市中,形成了较为壮阔的人口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为城市的发展乃至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推动。目前,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村剩余人口,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化地不化人”、“虚假城市化”的现象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我国未来长远的发展。《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提到要进一步完善户籍制度、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等要求。伴随着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到城市中,引导农民工合理入户城市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开展西部地区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的研究有利于推动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而了解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和影响因素情况对西部地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实现“市民化”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指导意义。本文在新型城镇化的基础下,基于国内外城镇落户、人口迁移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以在城镇工作、生活的农业户籍人群为研究对象,以定西市安定区为研究区域,通过对389位农村户籍居民的问卷调查,获取第一手数据来探索安定区农民工城镇落户的意愿。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了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的现状;构建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影响农民工城镇落户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从落户意愿来看,整体上,农民工城镇落户的意愿并不高。只有23.65%的农民工愿意落户城镇,29.56%的农民工不确定是否落户城镇,大部分农民工不愿意落户城镇,占比46.79%。（2）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有着正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越愿意落户城镇;同时月收入较高的农民工和城镇有稳定工作,固定收入来源的农民工城镇落户的意愿越强烈;在城镇生活有归属感的农民工落户意愿远远大于没有归属感的农民工;大部分朋友是城镇户口的、经常参加政府或社区组织各类活动的农民工落户意愿更强;城镇中优质的教育资源和稳定的工作会吸引农民工落户城镇;农村拉力和城镇推力因素对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没有显着影响。（3）受教育程度、工作稳定性、工作月收入状况、收入满意状况、大部分朋友户籍性质、参加政府或社区组织活动的频率、社会融合因素、城镇拉力中经济层面因素和城镇拉力中社会层面因素通过了显着性检验,即这几个因素显着影响了农民工的城镇落户意愿,其中经济因素、社会融合因素、社会网络关系因素和城镇拉力对农民工落户城镇意愿影响较大。论文最后就如何引导和鼓励农民工落户城镇,有序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出见解措施:第一是要加强相关政策的宣传,提高农民工对落户政策、优惠政策的认识和理解。第二逐步完善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城乡均等化公共服务机制,保障城镇落户的农民工享有与原城镇居民同等的权利。第三建立健全财政补贴力度和进城农民工购买首套房的优惠和补贴,减轻进城农民工住房购房的压力。第四把提高农民工的经济水平放在首位,提供更多适合农民工的岗位,减轻农民工自主就业和创业的负担,加强有关技术水平的培训,提升农民工城镇就业的竞争力。第五是农民工落户城镇时要坚持要以人为核心,充分尊重农民工自身的意愿和要求,允许农民工带着“三权”落户城镇。

郭鹏鹏^[5]（2021）在《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陇中李村农业结构变迁的田野考察》文中认为孟德拉斯曾直言,在任何时候,农业问题始终都是一个无法消除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因此,农业成为政策对象被顶层设计者关注是国家实现公共治理的目标之一。而农业结构调整作为地方政府农业治理领域中的行政任务,被认为是农政转型研究中最重要的主题。本文以拓展的个案研究方法为工具,以农业结构政策演变为主线,主要回答“中国农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与动力机制”问题。在深度的田野调研中,作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开展研究:一是,以农业结构调整政策为切入点,研究地方政府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治理行为;二是,以家户为视角,研究农民基于家户利益考量,在农业转型实践中的行动逻辑。在结构安排上,基于研究主题的需要,作者主要从四个层面展开论文的叙事:一是,首先以全国农业的宏观数据梳理了中国农业结构调整和变迁的历史进程,其次选取陇中A区作为田野调研点,系统介绍了中观层面的农业结构变迁背景,最后以李村为案例点深入地考察了推动当地农业结构转型的动力机制（第四章）;二是,论文以粮食作物马铃薯为例,探讨了地方政府在农业治理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总结出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政策动力（第五章）;三是,以经济作物芹菜为例,揭示了小农户在推动农业结构转型中的阶层动力（第六章）;四是,从具有公共价值的“多功能性农业”出发,对发展工业化资本主义农业进行了反思（第七章）。应该说,这对于农政研究中的转型过程、动力机制和地方性知识的理解都是有意义的。在深入的田野研究基础上,作者得出如下结论:（1）基于田野点的地方性经验证据发现,当地的农业结构已然发生了转型,即资本进入农业,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关系,实现了农业的资本化转型。（2）基于田野点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农业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农业政策在驱动农业结构转型中的作用。在李村,基于项目制的规模化农业,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农业结构转型现象。这种追求规模化、统一化的农业,是受政策驱动在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下形成的。（3）田野点的实证研究也揭示了更加彻底的农业结构转型。受家庭资源库的约束,农户在实现家庭积累的过程中所采用的生计策略存在明显的差异,成为推动农业资本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这种由小农户驱动的作物繁荣为我们深入认识农业的资本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微观视角。（4）论文进一步得出农业结构转型所表现出的两种进路:一种是以规模化、统一化为特征,通过政策工具的干预而完成的简单的农业转型;另一种是以资本化为本质特征,同时兼具规模化与专业化,由小农户因经济分化而推动的农业转型。本文将农业结构变迁的外在动力总结为政策动力,将农业结构变迁的内在动力总结为阶层动力。农业结构的变迁是受政策与农户双重动力驱动的结果。作者认为,在农业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政府作为重要的参与主体,对农业的扶持和引导不可或缺,但是其干预不宜过多越界。农户作为农业实践活动的真正承担者,要发挥其能动性,不断培养调整农业行为的能力,以便应对市场和自然风险,成为繁荣乡村经济的主体力量。农业资本化转型造成的后果是多面向的。乐观地讲,农业作为一切生产活动的基础,发展现代化农业不仅对于农业产量的持续增长,对于消解全球饥荒,对于提升农村社区及农民群体的福利,以及在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均功不可没。但同时又面临诸多问题:首先,于农业生产本身而言,从本质上来讲农业是多种生命形式互动的过程,而单一作物的规模种植将逐渐丧失“传统农业”所蕴含的多功能性,使得农业变得不可持续。一个纵容浪费和污染从而破坏地力的农业体系,不可遏制地损耗着全球的环境公地;其次,土地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之一,在没有国家福利规划的情况下,对于农民家庭来说,即使是很小的一块土地,也是至关重要的安全网;第三,对于农民而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商品化程度加剧,各类经营主体和资本进入农业,使得小农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和竞争压力;最后,传统村庄被认为是由共同体成员居住的家园村落,是一种具有特殊文化价值、互惠原则、个人关系的的固定场域。农业、农地和农民作为一个互动共生的体系,都依托村庄这样一个地理空间而发生各种关系。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世界范围内的农村地区已经被市场化进程和实质性的商品化所改变。

刘亚丽^[6]（2020）在《定西市贫困户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扶贫效果的满意度评价研究》文中指出2019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年。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推动扶贫进程、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以定西市为研究区域,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对定西市的贫困现状、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及合作社的扶贫现状进行描述;2.对样本区的4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和331个贫困户的相关信息,即贫困社员基本信息、农民专业合作社基本信息、合作社参与扶贫的基本信息进行统计分析;3.以331位贫困户的满意度为视角,运用因子分析法,从经济效益、能力提升和权利保障三个方面对合作社的扶贫效果进行评价,计算出贫困户在不同公因子上的满意度得分;4.运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从贫困户个体特征、贫困户参与认知度、合作社特征及政府政策四个方面探究影响贫困户对合作社扶贫效果评价的主要因素;5.根据以上贫困户对定西市农民专业合作社扶贫效果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得出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研究发现:1.定西市的贫困户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贫效果整体上较为满意,具体来看,满意度最高的是权利保障因子,其次是经济效益因子,能力提升因子的满意度较低。2.贫困户对合作社扶贫效果满意度受贫困户个体特征、贫困户参与认知度、合作社的规模、组织管理、经营状况以及政策扶持的影响,但各变量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具体来看,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少的贫困户对合作社的扶贫效果越满意;定期召开成员大会的合作社,贫困户的满意度更高;合作社的盈利能力越强,贫困户的满意度越高;政策扶持越能满足合作社的发展需求,贫困户对合作社扶贫效果的满意度越高。当贫困户年龄较小,合作社带动的非社员人数较少时,这两个变量对贫困户的满意度会产生显着的抑制作用,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合作社带动人数的增加,这种抑制作用逐渐变得不显着;贫困户对合作社具有正确清晰的认知时,可以提高合作社的扶贫效果和贫困户的满意度。3.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相关建议:（1）贫困户应提高参与意识,激发脱贫动力;提升自身素质,增强反贫能力。（2）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加强教育培训,强化智力支持;处理好各主体的利益关系,完善内部黏性机制;增强自身实力,实现优质规范发展。（3）政府应加大对合作社的宣传力度;优化对合作社的扶持政策;建立完善的扶贫激励机制。

何松龄^[7]（2020）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相比于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实践而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改革是明显滞后而又存在诸多问题的。在七十年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通过一系列以“暂行规定”、“指导意见”为载体的制度供给行为初步建立起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体系,但这一体系并没能真正为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塑造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产权安排。受此影响,农村金融机构“脱农离小”的现象依然突出,农村金融机构组织治理长期混乱,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无法得到有效发挥。究其根源,是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制度供给抑制问题。一方面,健全农村金融支农体系迫切需要有效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作为支撑;而另一方面,当下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供给在实践中又难以真正地对这一迫切需求做出有效的回应。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供给与健全农村支农金融组织的产权制度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制度供需失衡。有鉴于此,本研究从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出发,以“理论框架—实证分析—对策研究”三层结构为研究框架,系统解读“什么是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存在何种问题,症结何在?”以及“如何推动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的三重问题。全文除绪论外共有七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理论基础”。沿着“产权——金融产权——金融机构产权——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进路,本章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实情况引入企业产权理论与制度金融理论作为理论支撑,为研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提供跨学科的分析框架。本章认为现有研究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机械地解读为“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的产权”,缺乏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本质的把握,存在一定的误区。受制于此,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改革并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到底什么是农村金融机构产权,还有待研究的重新解答。第二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框架”。遵循“功能——结构”的范式,本章重新界定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之上从宏观与微观的双重层面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进行解构。本章认为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是在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满足农业、农村发展的金融需求的功能约束下,由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基于一定农村金融资源而享有的权利的总称。较之于一般的企业或金融机构产权,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在功能、主体、客体以及模式上有着明显的特征。在宏观维度上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指向农村金融机构的所有制形式,是农村金融机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法律形态;微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则是农村金融机构运行的具体规则,反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二者共同塑造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整体结构,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效率。第三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程、逻辑与经验”。本章从分析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演化语境入手,系统梳理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七十年的演化历程,并在此基础之上深刻阐释其内在的深层逻辑与改革经验。本章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演化形成了以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以所有权改革为主导的演进模式以及顶层设计缺位下的试错性改革思维的三重逻辑。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历史逻辑根源。在演化的过程中,我国形成了坚持推进市场化改革、坚持渐进性的改革方式、坚持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的协同推进以及坚持以实际问题为到导向的改革经验。第四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本章从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制度安排现状的梳理和总结入手,系统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的异化表现。本章认为在宏观层面上,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呈现出结构性的国有资本垄断与产权目标营利化的异化现象;在微观层面上,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产权主体虚置、内部人控制、外部人控制、产权关系倒挂、产权约束机制失效。当下的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严重偏离了既定的制度供给目标,直接制约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的实现。第五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归因”。在前文的基础上,本章主要从制度供给的层面对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成因进行分析和论证。本章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是农村金融产权改革过程中制度供给缺位、错位、越位的共同结果。其根源在于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缺乏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准确把握、缺乏统一的制度供给目标三者共同导致的制度供给抑制的长期积累。第六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经验借鉴”。以历史为视角,本章对域外国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实践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本章认为推动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需要在总结自身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充分借鉴域外国家实践的历史经验,重视法律制度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在制度设计中坚持合作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主导地位,明确国家作为产权主体在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过程中的扶持性作用,强调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中的产权联结。第七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在前文的基础之上,本章就如何推动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章认为破解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关键在于从供给侧层面推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推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以我国农村金融的现实需求为指引,明确改革的核心目标,树立优化配置、支农本位、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明确法制化的基本路径,坚持合作制的改革方向。在此基础之上,以制度创新完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是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实现的必然要求,应当从构建以农业经营主体为主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制度、建立有序的农村金融机构国有股权退出制度、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组织治理制度、推动省联社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推动合作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法律重构五个方面予以落实。

耿青为^[8]（2020）在《甘肃省财政农业支出的减贫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贫困问题一直影响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各国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都在为解决贫困问题不断努力。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做好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意义重大。在我国当前的扶贫规划中,甘肃全省86个县市区中共有75个县被列为贫困县,占省内县级单位总数的87%,可见甘肃省贫困问题深重。在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中,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村减贫密切相关。因此,研究甘肃省财政农业支出的减贫效应更具针对性。本文选取甘肃省农村为研究对象,首先对贫困、财政农业支出及减贫效应的概念进行界定,梳理财政农业支出减贫的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财政农业支出直接和间接两条减贫机理;其次,对甘肃省贫困的现状与财政农业支出现状进行分析,并研究二者的变化趋势与相关联系;最后,根据两条减贫机理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并提出建议,在进行直接减贫效应的实证分析时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在进行间接减贫效应的实证分析时因涉及中介变量,此处应用了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得出的主要结论为:一是在财政农业支出的构成中,农业支出、林业支出、水利支出和扶贫支出均能够直接减缓农村贫困,其中扶贫支出对农村减贫的影响最大,其次为农业支出、水利支出,影响最小的是林业支出;二是财政农业支出总量可通过经济增长这一中间介质间接减缓农村贫困。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论提出了一些较为切实可行的建议,以期对甘肃省今后的减贫工作提供一定的帮助。

刘文新^[9]（2020）在《西北地区城乡水贫困研究：失衡、演化及空间异质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水资源是地球上所有国家和地区维持生命与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资源。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穷人而言,家庭的取水时间与成本、与水资源有关的卫生健康问题、生产、生活用水的供应和获取都是非常重要的。由于这些问题,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地区往往更易受到短期冲击和气候变化带来的长期变化的影响。此外,由于人口密度增加、资源竞争加剧、环境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也加剧了数百万人面临水资源短缺风险。科学合理的水资源评价往往被认为是制定合适的水资源管理政策的前提条件。然而,水资源是动态的系统,它既不是线性的也不是直接的,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活动及环境交互的影响。除了上述的因素以外,我国也有着自身固有的发展问题。受城乡分割发展模式的影响,国家在水资源的分配与建设上采取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却忽视了农村水资源的建设与发展,导致了农村水资源建设严重滞后。因此,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气候变化、水资源环境恶化以及用水矛盾四者交织在一起,成为限制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阻碍因素之一。但目前来看,一方面,现行的水资源评价方法主要集中于用水效率的测度,而忽略了社会适应性以及生态环境对于水资源的影响;另一方面,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地区的水资源驱动因子方面的研究,而忽略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交互影响,从而制约了水资源管理政策的精确性与差异性。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解决城乡水资源发展失衡的问题,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开展研究:第一,城市水资源和农村水资源的发展状况如何?第二,城市水资源和农村水资源之间存在怎样的失衡关系?第三,如何制定科学合理的水资源管理政策以解决城乡水资源发展失衡难题?基于此,通过对现有研究文献的细致梳理,总结了有关水资源评价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通过对水贫困理论的概念、理论框架以及理论基础的详细解读,我们构建了水贫困理论下的水贫困指数测度模型。在此基础上,我们确定了城市水贫困和农村水贫困的评价指标体系。本文首先测算了西北地区各地市2000-2017年的城市水贫困程度和农村水贫困程度,从资源、设施、能力、使用与环境五个维度全面评价西北地区城市-农村水资源系统的真实情况;其次,尝试考虑将城乡分割的视角引入到水贫困的分析框架内,以期更加准确地掌握西北地区城市-农村水资源发展的失衡情况;最后引入计量分析方法研究了城市-农村水资源发展失衡的时间模拟演化及空间关联程度,具体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第一,西北地区城市-农村水贫困测算结果表明:各地市之间的城市水贫困和农村水贫困存在很大的差异。城市水贫困程度在0.118-0.443之间,整体得分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说明西北地区城市水资源系统的发展状况显着提高。农村水贫困得分在0.146-0.352之间,整体得分呈现出缓慢的上升趋势,说明西北地区农村水资源系统的发展状况缓慢改善。城市水资源的两极分化要比农村水资源的两极分化更为严峻。通过运用最小方差法对城市水贫困和农村水贫困的驱动因素进行判定,城市水资源和农村水资源的驱动因素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使用维度和环境维度等为影响城市水贫困和农村水贫困的共同驱动因素,说明水资源系统的影响因素不仅与地理空间有关,还与用水效率、生态环境具有密切的联系。第二,西北地区城市-农村水贫困的失衡性的测算结果表明:利用遗传算法估计模型参数,分析出城市-农村水贫困复杂系统的共生类型。西北地区城市-农村水资源系统的演化类型主要分为三种:协同型、竞合型（城市优先型与农村优先型）以及冲突型。城市-农村的合作强度存在显着的不平衡。研究区域的52个地市中有36个地市存在明显的竞争和矛盾,另外16个地市从参数上看是协同型区域,然而,其中有5个地区处于低水平的协同阶段。这表明西北地区城市水资源和农村水资源的发展失衡关系的总体形势不容乐观。近70%的地区仍处于相互制约或孤立发展的状态。第三,西北地区城市-农村水贫困的滞后性测算结果表明:2000年,西北地区城市水资源与农村水资源之间的关系以扩张负脱钩、弱脱钩、衰退脱钩为主;2017年,西北地区城市水资源与农村水资源之间的关系以扩张负脱钩、弱脱钩、强负脱钩为主。西北地区城市水资源与农村水资源之间的失衡程度呈现一种恶化的趋势。同时,按照计量经济模型方法,创造性地引入了ARMA模型对西北地区城市-农村水贫困失衡性的未来五年进行预测,西北地区城市-农村水贫困的失衡性将于2021年出现拐点,将会有一个较大的改善。第四,西北地区城市-农村水贫困的协调性测算结果表明:在2000-2017年间城市-农村水贫困的协调值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这表明城乡水资源的失衡性明显加剧,这进一步验证了第五章与第六章的结论。同时,失衡性在空间分布上明显表现出一定的规律,呈现出空间集聚。这表明空间因素对于城市-农村水资源的失衡性具有重要影响。从失衡性的空间布局来看,西北地区城市-农村水贫困的协调发展性的空集聚情况先增后减,异质性先减小,然后不断增大;得出西北地区城乡水资源的空间集聚区,高高区域和低低区域的显着性水平很高。通过对空间差异的把握,有助于缩小西北地区城市-农村水资源之间的差异。最后,本文在基于前文分析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可行的西北地区城乡水资源管理政策的设计原则及政策措施并提出具体的优化建议。基于西北地区城乡水贫困的计算结果,提出了针对特定区域的城乡水贫困驱动因子,可以确定政策干预的优先次序。基于西北地区城乡水贫困失衡性的计算结果,本文进一步从管理方式、立法、产权、城乡一体化、投资、补偿以及水资源保护意识这七个方面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1）坚持行政集权,明确下级管理部门的权责;（2）完善水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制度,为水资源保护提供坚实的保障;（3）推进农田小型水利设施产权改革,实现三权合一的管理制度;（4）推进城乡管理一体化,保障农村与城市地位对等;（5）建立多元化多渠道投融资制度,引导企业积极参与;（6）改进水资源补偿制度,探索合理的奖惩机制;（7）树立公众水资源保护意识,从根本上推动全民参与水资源保护的行动中来。

徐婷婷^[10]（2019）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贫困问题古而有之,它是复杂的社会建构,发仓廪以救贫穷,使黎民不饥不寒,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目标;摆脱贫困,实现伟大中国梦,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共同的奋斗目标。新中国的大规模减贫工作始于1978年,四十年来成效显着,尽管如此,“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扶贫形势依然严峻,在减少贫困人口总量、降低贫困程度和缓解贫困集中度等方面仍然任重道远,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智慧与决心。随着对贫困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贫困度量标准的不断更新,贫困脆弱性（简称“脆弱性”）逐渐走入研究视野:贫困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贫困,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贫困脆弱性。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减少、缓解和应付风险的机制能为穷人所用,他们的贫困脆弱性就会降低。据统计,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有25.2%来源于第一产业净收入,而贫困地区农村这一数字更是达到30.1%1。因此,减少、缓解和应对农业风险,稳定农村居民第一产业收入,是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中国的扶贫开发步入攻坚克难和巩固成果的阶段,面临新背景、新挑战,有限的支付能力与较高的风险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针对弱势群体的普惠性实践与精准对接脆弱性人群的特惠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满足贫困脆弱性农户的风险保障需要将成为新时代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的现实要求。在这一系列背景下,具备政策性、保障性和公平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保险领域缓解贫困脆弱性最行之有效的工具之一,其研究就具有重要意义:既有利于学术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又有助于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在脱贫攻坚中的定位,使其更好地参与脱贫攻坚。立足于贫困脆弱性,不仅应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应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本文正是从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出发,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和功效进行研究的。具体而言,本文由9个章节构成。第1章,导论。以问题为导向,分析其产生的政策背景、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阐述对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梳理和评述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对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根据研究问题的特性,阐述本文研究的边界,设计研究思路和框架内容,并对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进行说明;最后提出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第2章,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本文研究的主题之一,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及其导致的贫困脆弱性是可持续脱贫的制约因素之一,需要有效的农业风险管理。由此,农业风险与农业风险管理理论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之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外部效应和准公共物品属性使其成为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环节,需要对外部效应与准公共物品理论进行了梳理阐述。贫困脆弱性是研究的另一个主题,因而本章从概念演进、与贫困的关系、生成机制、识别框架以及测度方法等方面阐述贫困脆弱性理论;并对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进行了阐述。本文实证研究采用了马尔可夫过程的思路进行模型求解,因此本章也对马尔可夫过程进行了阐述。最后,在理论阐述的基础之上论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研究表明:基于“风险-脆弱性”分析框架,在农业风险冲击下,脆弱性农户的内部和外部风险共同作用,生成了贫困脆弱性;随后,脆弱性农户的风险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使贫困脆弱性不断加剧,并恶性循环;最后,若要预防和应对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然而不充分的风险管理措施可能使脆弱性加剧,因而相较于商业性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之一。第3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本章梳理和总结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历程及制度演进中的经验。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其职能从风险保障拓展至防灾防损和资金融通,作用领域也逐步扩大至服务“三农”。进一步地,从多层面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1）在农业风险冲击下,我国的贫困脆弱性呈现出规模大、区域集中和收入来源单一的特征。（2）生态系统层面、经济层面和人文层面的原因交织,是导致贫困脆弱性的主要原因。（3）梳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供给与需求、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风险管理等三个层面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可为后文分析提供数据支撑。以印度、巴西等国以及我国河北省阜平县、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为典型案例,对比分析得出启示借鉴,有助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发挥。第4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本章主要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影响因素和制约因素。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具有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功效,这些功效的发挥有助于贫困的缓解。供给端:宏观层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农业保险相关立法和条例、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政策环境、机制体制的必要配套;微观层面——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保障范围、保险险种和技术创新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操作方式。需求端:普遍存在的农业灾害性风险和农业灾害损失导致农户产生了农业保险需求意愿;农业收入的不断增加,使得农户基本具有购买农业保险的能力,进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产生有效需求,以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然而,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仍存在制约因素:政府层面,配套措施不明确、保障水平低且补贴项目单一、大灾补偿和再保险机制缺乏等;保险机构层面,基层服务水平不足、区域风险与费率不匹配、特色保险产品供给不足、保险教育宣讲力度不足等;贫困农户层面,风险感知能力和保险意识薄弱、有效需求不足等,制约因素的存在使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无法充分发挥。第5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本章从农户行为出发,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收入弹性、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以及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研究表明:当收入弹性为负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品属性发生变化,即对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总效应为负,这也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障碍的原因之一。在期望效用中,公平保费条件下投保与否对农户收入没有影响,但实际上,不确定条件下的效用低于确定条件下的效用,即政策性农业保险所带来的净福利将更大,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将更好。基于效用分析,本文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即门槛效应。在临界点之上,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产生了直接和间接传导。其直接传导机制是:（1）农户参与农业保险后,若发生风险损失,保险公司给予经济赔偿,能够减少收入波动,缓解脆弱性;（2）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平滑消费并减少农户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强农户的消费信心,实现消费者剩余最大化,进而实现脆弱性的缓解。其间接传导机制是:（1）通过“降低农业投资者风险预期→农业投资增加→农业产业化程度提高→农业产出率提高→农业收入增加→农业经济增长”这一路径推动经济增长,伴随着农业经济增长,涓滴效应带来了农户收入的增加和其它福利状况的改善,进而缓解贫困脆弱性;（2）通过保费收入可以实现财富的再分配,与此同时,保费补贴的实质是政府转移支付,能够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化。进一步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从农村缓解贫困的政策角度来看,初始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的国家,采取收入再分配政策以推动贫困减缓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第6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本章从实证的角度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在对比相关模型的基础上,将MIU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构架理论模型;以农户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度量贫困脆弱性。参考前人研究,对相关参数进行校准,模拟不同情况下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采用图形的方法直观显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研究表明:（1）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投保农业保险后陷入贫困的概率低于未投保的概率;（2）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赔偿比例越大,陷入贫困的概率越低,反之亦然;（3）相较于足额保险,投保不足额保险时,贫困概率下降的速度较慢（斜率较小）;（4）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的增加,有助于降低贫困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本章从实证的角度初步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第7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本章基于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采用FGLS法、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农村普惠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制、效应及政策研究”课题组在四川、甘肃、青海和河南等四省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在对样本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及Probit回归后,结果显示:（1）在1天1美元标准下（即年收入2600元）,被调查的622户农户中,有65.59%的农户为贫困脆弱性家庭,其中建档立卡农户占比25.24%,非建档立卡农户占比40.35%。（2）整体样本中,参与农业保险、获得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但是保费支出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对比建档立卡农户和整体样本农户发现:对于建档立卡农户而言,若要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减轻保费负担是十分重要的,同时,适当提高对建档立卡农户的保费补贴,能够有效降低其贫困脆弱性。非建档立卡农户中,农业保险参与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系数低于建档立卡农户,表明对建档立卡农户而言,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更大的边际效用。保费支出变量的系数低于整体样本和建档立卡农户样本,表明当农户实现摘帽之后,保费支出的压力在逐步降低,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在不断减弱。第8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本章基于我国2010年—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门槛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对整体样本和分组样本分别进行门槛回归后,结果显示:（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时,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的扩张,给农户带来一定的支付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农户负担,并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果逐步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规模的扩大,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户的保费支付压力,但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即缓解脆弱性的效果并不明显。政策性农业保险赔偿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2）分组后再次进行回归发现,低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呈现出“由负到正”的趋势;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不存在门槛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但并不显着。中等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和保费补贴存在单门槛效应,且影响系数为正;保险赔偿存在单门槛效应,影响系数“先负后正”。高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均存在单门槛效应,系数均为正,但显着性较低。第9章,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如何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是本文研究的实践意义,也是本章价值所在。研究表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是客观存在且不断演化的,其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方面功效的发挥,能够打破贫困脆弱性的恶性循环,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发挥,仍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也使得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门槛效应）。进一步的,本文从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微观数据分析、宏观数据分析等角度,均证实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也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基于对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论的总结,本文建议:应遵循政策性农业保险功能的客观规律,肯定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重要作用;认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微观效用机制,明确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功能定位;构建多层次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结构,扩大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范围;探索差异化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提高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水平等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最后,研究认为未来可以从探讨多层次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路径、机制与效应;在行为经济学框架下讨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等两个方面入手,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对该领域的边际贡献和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探索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定位。国内现有针对保险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研究主要将其视为一种工具或路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目前处于贫困线下的扶贫对象,而对处于贫困线之上,但是具有高脆弱性,随时可能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的农户关注甚少。本文从脆弱性的视角出发,不仅仅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和造成贫困的农业风险因素,以前瞻性的视角进行研究,为建立防范返贫和持续脱贫长效机制提供思路。脆弱性视角下的贫困,研究对象范围更大,研究内容包含风险这一因素,在此视角下的研究有助于厘清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深层次原因,也能够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定位,即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发挥是存在临界点的,只有在临界点之上,才能够达到贫困脆弱性缓解的目的。由此,本文在肯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提出如果在不恰当的时候、不恰当的对象采用了这一工具,就有可能使贫困加剧。第二,基于“风险-脆弱性”框架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与以往关于贫困的研究不同,贫困脆弱性具有前瞻性,且将风险融入贫困研究之中,重点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本文在“风险-脆弱性”这一分析框架内,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在外部风险（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和内部风险（农户自身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共同作用下,贫困脆弱性逐步生成;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推动了贫困脆弱性的不断演化;为预防和应对贫困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毫无疑问,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保险领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农业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演化与预防机理,环环相扣构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第三,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尝试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尽管在实践中可以观察到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本文从政府、保险机构和农户三个层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因素以及制约因素,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传导机制: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稳定农户收入和平滑消费的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脆弱性的目的;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公平的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第四,尝试用理论模型量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但却可以通过总效用、边际效用等数理公式来表达。现有的研究中,理论模型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仅研究农业保险的消费效用;二是构建家庭资产增长模型,研究陷入贫困的概率。结合研究的重点和主题,本文将两类模型结合,构建包含农业风险冲击的效用函数,引入农业保险、保险免赔率、保费补贴比例等变量,并根据农业保险的特点,引入不足额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模型构建的创新。将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并进行数值模拟,从理论层面论证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第五,用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并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脆弱性的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能使得农户贫困脆弱性降低多少?是各界关注的重点,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然而,已有的数据库无法满足本文实证所需:大多数微观调研数据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数据。因此,本文研究中,采用了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9年在西部地区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一方面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另一方面探究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及主要影响因素。尽管样本量有622份,但涵盖了四川、甘肃、青海等贫困大省,因而仍具有说明意义。进一步的,本文还将受访农户区分为建档立卡农户和非建档立卡农户,对比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二、适应市场经济推动农业经济发展——定西市农业经济发展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适应市场经济推动农业经济发展——定西市农业经济发展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2）乡村振兴背景下山东省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和影响因素分析 ——定西市安定区案例（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陇中李村农业结构变迁的田野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6）定西市贫困户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扶贫效果的满意度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甘肃省财政农业支出的减贫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西北地区城乡水贫困研究：失衡、演化及空间异质性（论文提纲范文）

（10）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适应市场经济推动农业经济发展——定西市农业经济发展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山东省东营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张伟越. 长江大学, 2021
• [2]乡村振兴背景下山东省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研究[D]. 杨松楠. 齐鲁工业大学, 2021(12)
• [3]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研究[D]. 胡鑫. 吉林大学, 2021(01)
• [4]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和影响因素分析 ——定西市安定区案例[D]. 高泽阳. 兰州大学, 2021(02)
• [5]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陇中李村农业结构变迁的田野考察[D]. 郭鹏鹏. 兰州大学, 2021(12)
• [6]定西市贫困户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扶贫效果的满意度评价研究[D]. 刘亚丽. 甘肃农业大学, 2020(01)
• [7]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D]. 何松龄. 西南政法大学, 2020(07)
• [8]甘肃省财政农业支出的减贫效应研究[D]. 耿青为.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9]西北地区城乡水贫困研究：失衡、演化及空间异质性[D]. 刘文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10]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D]. 徐婷婷.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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