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经济形势下宏观经济政策抉择（论文文献综述）
王彩霞[1]（2021）在《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如何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实现不同需求层次的内外协调?本研究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在当前时代条件下,这项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就发展战略而言,成为现代化强国是中国预计于2050年实现的目标。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增强了海内外华人对中国实现该目标的信心,然而,中国当前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有鉴于此,明确现代化的引领性地位是中国今后坚定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基础与方向,这也为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理论研究提供框架与目标。为此,本文化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搭建国家需求层次分析框架,分析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国际发展合作历程,探讨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可行性路径。在分析框架创建方面,本文以人为标准,衡量国家建构,分别结合历史、时代与文化三种情境,推演出国家具备权力、利益与道德三类人格。由这一多元人格属性可见,国家是包含主权象征、利益集成与人本关切的复合体。因此,国家行为受多重因素制约,具有一定可观察性,可外化国家基本需求。考虑到,人的需求与国家需求具有通约性,故此,可借助人的需求类比国家需求,这构成跨学科应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前提。据此,国家需求分为主权需求、发展需求、国际责任需求、国际地位需求与现代化需求,不同需求层次的内涵因时因事因国别因形势而异。在需求正向转化上,后一需求以前一需求的实现为前提;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出现由较高层次需求向较低层次需求的逆转。在国际社会化情境中,国家对自身需求的调节以及国家间需求的调和,同属国家间互动与需求协调的研究议题,这构成本文的基本架构与主要内容。具体至案例选择,本文以中国自建国至今的国际发展合作进程与转型为研究重点。改革开放是分析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演化的时间分界线,受时代认知、路径抉择与规范扩散影响,自改革开放后,国家优先需求发生调整,由主权需求优先调整为发展需求优先。当前,在中美大国竞争升级、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发展格局亟需重塑等背景下,中国进入不同层次需求均需兼顾的新时期。由此,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亟待转型。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多重压力。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公共危机,百年变局变数增多,全球化逆潮与民粹主义叠加。受此冲击,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难度加大。面对这一外部环境变化,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处境相同,既遭受外界对于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质疑,也承受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除环境不确定性、身份被质疑以及竞争多元化的外部挑战外,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外界过度关注特定经济发展指标,这会干扰国家对现代化目标的理性认识;历史已存的发展失衡程度与时剧增,这不仅阻碍国家发展模式调整,也会制约国际发展合作水平提升;国内与海外利益人为划界,这会固化国家对长远利益的统筹布局。总之,诸多因素导致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其次,国家自身需求认知失调。受主客观因素所限,国内与国际需求的分化大于整合;受国内外舆论影响,国际责任与国际地位需求所获关注不均;因目标宽泛,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关联不足。再次,国际社会对国家需求的认可不足。外界在关注中国发展的同时,对多边发展倡议存疑;制度性话语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外交在由双边互动向多边参与拓展的进程中,缺乏社会基础。最后,国家多元需求实现存在制度建设欠缺,长期延续的优惠型国际发展合作原则、实践与主流国际发展话语体系存在张力,尚无应对全策;在管理上,专业机构尚待加强能力建设;多边合作的路径选择受到既有经验的制约。为推进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稳慎转型,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具体应对举措。其一,为明确发展需求,基于科学了解的实际,创新发展质量评估;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提高不同区域人力资源积累;基于海内外利益关联性,增拓中国利益;基于对内生性需求的关注,培养随时而动的定力。其二,为整合需求层次,将国际责任需求及时适度纳入可持续发展范畴;将维护主权完整与坚定发展需求作为追求大国地位的前提;将国民理性培育与大国崛起难度,用于协调内外对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知。其三,为提升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以切实的合作成效,破除外界疑虑;以运用话语扩散规律为前提,提升多边参与话语效能;以实际互动,消除各方假想,通过国际组织积累正向互动资源;以应对气候变化与疫情为契机,开展国际公共外交。其四,为完善国家需求实现机制,结合自身实际,针对性采纳国际发展规范;结合已有条件,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全面评估;结合能力与时机,推进三方合作制度化;结合内外机制现状,提高国际竞争抗风险能力。综上,这些路径有助于中国通过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向现代化目标稳健迈进。
王国志[2]（2021）在《经济不确定性、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新征程中,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国内外经济不确定性事件频繁发生,导致我国经济周期运行的波动性加剧,货币政策调控难度加大,因此科学研判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对于提升宏观调控有效性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遵循“文献梳理——理论分析——现状测度——实证研究——理论拓展”的总体研究框架,综合采用文献分析、理论梳理、指数测算、动态计量实证研究、DSGE理论模拟等方法对经济不确定性、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调控之间勾稽关系的规律性特征开展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梳理了经济不确定性概念的起源、界定及其度量,分析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影响的理论机制、经济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的理论机制以及不同经济周期下货币政策调控的相关理论,奠定全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综合现有文献来看,可以将经济不确定性的基本概念界定为经济主体对未来的发生事件的无法预测性,衡量经济不确定性程度的方法主要包括运用现有的经济变量作为代理变量、运用专业人士对未来经济预测的分歧程度、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合成指数法、运用大数据爬虫抓取报纸关键词方法、运用高维宏观数据提取共同因子的方法等5种方法,其中后两种方法被广泛使用。理论机制分析结果显示,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机制主要包括投资期权机制、预防储蓄机制、金融摩擦机制、信息传递机制、长期投资机制、H-A传导机制等6个方面,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调控具有显着影响。不同经济周期理论下的货币政策调控理论也存在显着差异,催生了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其次,本文测度了我国经济周期指数,分析了经济不确定性和经济周期之间的动态关联机制。结果显示,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走高的时点大多与特定的经济政治事件相关联,1996年1月至2020年6月期间我国一共经历了3轮完整的经济周期,第四轮经济周期尚未结束。时变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在经济不确定性较高时,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具有一定的预测性;在经济周期交替变化的时点,经济周期对经济不确定性具有一定的预测性。动态条件相关系数分析结果显示,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之间具有较为显着的负向动态条件相关性,在经济紧缩期经济不确定性波动剧烈,而在经济扩张期经济不确定性波动平稳。动态溢出指数分析结果显示,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之间存在显着的时变动态溢出效应,且经济周期波动加大了经济不确定性,经济不确定性同样加剧了经济周期波动。第三,本文构建了MS-AR模型将我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划分为三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LT-TVP-VAR模型分析了货币政策在不同程度经济不确定性冲击时的反应及其调控效果,得出如下结论:（1）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存在正向时变冲击效应,但在经济不确定性的低、中、高区制下调控效果存在较大差异。（2）在经济不确定性处于低区制时数量型政策在调控产出缺口方面效果比较明显。当经济不确定性处于中高区制时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缺口实施反周期调控的效果比较明显。（3）在经济不确定性处于低区制时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胀缺口调控效果较好,在中、高区制时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通胀的调控存在局限性,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胀缺口实施反周期调控效果更优。第四,本文构建TH-SVAR和SEIVAR模型实证分析了经济周期不同阶段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和非对称性。基于TH-SVAR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同一货币政策工具在相同经济周期阶段对产出和通胀的调控效应具有对称性,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调控效果呈现出非对称特征。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扩张期调控效应优于经济收缩期。经济扩张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调控效果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通胀调控效果优于价格型货币政策。经济收缩期两种政策工具对产出与通胀的调控效果相对复杂。基于SEIVAR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对通胀和产出的调控效果存在显着差异和非对称特征。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通胀调控更为有效,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调控更为有效。数量型货币政策在经济收缩期对通胀和产出的调控效应优于经济扩张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收缩期对通胀的调控效应更加符合政策预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的调控在经济收缩期优于经济扩张期。最后,本文构建了包含预期因素和异质冲击的DSGE模型探讨了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得出如下结论:（1）当模型中引入政策预期因素后可以与数据实现较好的拟合,且预期冲击形式的有效识别使得工具变量对目标变量波动的反应程度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2）通胀对利率工具调控较为敏感,数量工具调控对产出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大,然而数量冲击下产出易出现逆向波动降低调控有效性。当对预期冲击和非预期冲击进行识别后,工具变量的预期冲击对目标变量波动的影响作用均有所增加,且目标变量收敛周期均有所缩短。（3）影响产出和通胀波动的占优冲击来源分别为数量政策和利率政策,对冲击来源结构的有效分解可以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和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及货币政策调控实践,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准确识别经济不确定性冲击,稳定经济政策预期,以政策确定性应对经济不确定性。（2）优化货币政策量价配合机制,强化政策工具间的组合协调。（3）加强对微观主体的预期管理和舆论引导,提升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王婉婷[3]（2021）在《银企关系与现金流操控》文中认为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变化越来越快,风险越来越高,现金持有和流动顺畅对企业持续高质量发展日益重要。为此,2020年3月施行的《证券法》将IPO的“具有持续盈利能力”的要求,修改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进一步提高了以现金流为基础的持续经营能力的重要性。虽然,相比于会计盈余,公司的现金流较少用到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但是随着现金流重要性的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过各种手段虚增其报告值,进行现金流操控。现金流操控的实现,可能需要得到开户银行的默许甚至协助。随着我国银行商业化、公司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商业银行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充分的释放,但同时也加剧了银行间的竞争,导致一些银行或其分支机构,为了自身利益,放弃应尽的社会责任,甚至失去应有的职业道德,成为企业现金流操控的帮手。因此,深入研究银企关系对企业现金流操控的影响及其机理,对于有效遏制企业现金流操控,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对于规范银企关系,优化金融市场,促进我国银行业和国民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文选取2008-2019年上市A股企业为研究样本,以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融资约束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核心理论指导,结合信贷寻租理论,分析论证银企信贷关系强度对现金流操控的影响;依据产融结合理论,分析论证银企股权关系强度对现金流操控的影响;依据信贷寻租理论,分析论证银企高管关系强度对现金流操控的影响。最后,综合运用上述理论,检验各维度银企关系叠加时,即银企信贷关系和高管关系叠加,银企信贷关系和股权关系叠加,以及银企信贷关系、股权关系和高管关系叠加对现金流操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基于公司治理和宏观经济形势分组检验上述关系的主要影响机理。上述研究发现:（1）银企信贷关系强度与现金流操控显着正相关,国有股权性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赋予高管较高薪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货币政策紧缩时能够有效弱化两者关系;（2）银行持股企业强度、企业持股银行强度与现金流操控均显着负相关,国有股权性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赋予高管较低薪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和货币政策紧缩时能够有效增强银行持股企业强度对现金流操控的抑制作用,国有股权性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赋予高管较高薪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和货币政策宽松时能够有效增强企业持股银行强度对现金流操控的抑制作用;（3）银企高管关系强度与现金流操控显着正相关,非国有股权性质、赋予高管较低薪酬、货币政策宽松时能够有效弱化两者关系,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两者关系的作用并不明显;（4）银企信贷关系和高管关系叠加与现金流操控显着正相关,国有股权性质、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赋予高管较低薪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和货币政策紧缩时,能够有效弱化两者关系;银企信贷关系和股权关系叠加与现金流操控显着负相关,非国有股权性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赋予高管较低薪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和货币政策宽松时,能够有效强化两者关系;银企信贷关系、股权关系和高管关系叠加与现金流操控负相关但不显着,国有股权性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赋予高管较低薪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和货币政策宽松时能够强化两者负相关关系。本文研究的主要理论创新在于:（1）从银企关系这一全新的视角,研究企业现金流操控实现的重要条件机制,创新了企业现金流操控形成机制的研究,拓展了银企关系后果影响的研究领域;（2）从银企信贷关系、银企股权关系、银企高管关系,及其叠加关系这一新的深度,研究银企关系的后果影响,创新了银企关系研究的视野,深化了银企关系对现金流操控的影响机理认识;（3）全面揭示了不同公司治理情境与宏观经济形势对银企关系与现金流操控关系的作用机制,为银企关系与现金流操控关系研究结论的有效运用提供重要基础。本文研究的主要实践意义在于:（1）有助于投资者根据公司银企关系状况及其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全面分析企业现金流操控的可能性,提高理性投资决策能力;（2）有助于监管方制定规范银企关系以遏制现金流操控的制度文件,明确监管的重点和路径,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3）有利于企业有效识别银企关系的风险点,健全相关公司治理机制和内部控制机制,防范现金流舞弊行为,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4）有利于商业银行有效识别银企关系的风险点,健全相关公司治理机制和内部控制机制,合理发展银企关系,切实履行对企业进行治理的社会责任。
庞明川[4]（2020）在《习近平宏观调控重要论述的科学体系及原创性贡献》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宏观调控出现了从自发的实践探索上升为自觉的理论形成与制度体系构建的重大转折,其根本原因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指导。自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来,学术界从多种维度进行了解读与归纳总结,但缺乏对其中蕴含的宏观管理与宏观调控理念的阐释。本文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发表的有关重要论述,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蕴含的宏观调控理念系统地概括为"八论",即有机结合论、协调机制论、健全体系论、相机抉择论、主线方向论、统筹兼顾论、基本方法论和根本保障论。可以看出,"八论"既包括认识论,也包含方法论,是关于宏观调控的系统化思维和科学体系。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拓展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实现宏观调控方式转化、确立宏观调控主线与方向、构建宏观调控方法论体系以及明确宏观调控根本保障五个方面总结了习近平宏观调控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
陈建宇[5]（2020）在《中国政府债券市场发展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文中指出政府举债融资是现代经济发展一项常用的政策手段之一。发行政府债券作为政府举债融资最为主要的实现途径,为现代市场经济各国政府所普遍采用。在金融市场上,政府债券的持续发行必然形成一定的市场规模。政府债券市场规模的不断积累对经济增长形成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但因客观上存在着潜在的经济增长率等因素的限制,政府债券的市场规模经过持续累积,一旦超过经济增长的潜在需求之后,则不可避免会产生一定的规模不经济问题;在政府债券发行之后,政府债券在二级市场上的流通状况亦需引起高度关注,这就延伸出政府债券的市场流动性问题。政府债券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资产,因其拥有良好的市场流动性而能够促进储蓄向投资的顺畅转化,故市场流动性愈益成为成熟发达的债券市场最为重要的标志之一。国际上发达国家成熟的债券市场发展经验显示,良好的债券市场流动性能够在宏观层面发挥政府经济调节功能,进而实现一定的宏观政策目标;在微观层面能够发挥市场所特有的资源配置优化功能,进而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投融资需求。而政府债券的市场流动性不仅涉及到金融市场基础设施、金融市场运行规则、金融市场容量以及金融市场交易对象及交易行为等市场问题,还与政府债券发行的源头管理有着密切的联系。为此,对政府债券市场的发展而言,政府债券市场规模在总量上的适度、结构上的合理,政府债券的市场流动性与实际经济增长和潜在经济增长的适应度、政府债券市场规模和流动性的经济效应,以及规模和流动性二者之间的协调匹配问题均至关重要。本文从市场规模和流动性入手,研究政府债券市场发展的宏观经济效应问题。本文研究涉及政府债券的发行和市场流通、政府债券的财政功能和金融功能等系列问题,还关乎到政府债券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良性发展以及二者的协调运作等市场基础问题;研究政府债券的市场规模和市场流动性对宏观经济运行的效应影响,不仅需要研究政府债券市场规模和市场流动性二者各自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还需要研究其市场规模和市场流动性二者之间产生的相互效应以及互动协调等深层次问题。2008年发源于美国次贷问题、随后快速在国际范围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全面引爆的欧洲国家政府主权债务危机,对全球各国政府债务管理问题敲响了警钟,也给各国政府在开展举债融资背景下,加强和改善政府债券的市场规模和流动性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与此同时,在此轮世界性大规模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试图分别启动财政政策的再度扩张,以及货币政策的更大规模宽松刺激经济运行,以期摆脱危机阴影,再一次推动政府债务规模的新一轮快速扩张。此轮更大规模的政府债券扩张在对低迷的经济增长以一定支撑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包括政府债券市场在内的债券市场和整个金融市场带来更大的泡沫积累和风险隐患集聚。2018年底,全球范围内各国债务的总规模冲到244万亿美元的新高。据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预测,2019年全球债务总规模或将创下逾255万亿美元的纪录高位,是全球年度经济产值的三倍多,全球债务杠杆空前高企,债务压力也达到空前严重的峰值水平。中国的政府债券市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相伴相随,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发挥了支持和推动作用。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规模开始超过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券,其中2018年地方政府债券在政府债券发行规模中占比达到57.66%的历史高位。为此,本文立足政府债券的市场规模和市场流动性视角,研究政府债券市场发展的宏观经济效应问题,兼具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意义。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关于政府债务与政府债券等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回顾分类与总结述评。文献中对政府债券市场规模及其经济效应问题研究较多,但对于政府债券市场流动性问题的研究偏少,且存在较大局限,有少量研究尝试开展政府债券市场流动性的测度和比较,但对于政府债券市场流动性的宏观经济效应方面的研究尚属薄弱。因此,本文立足于政府债券市场规模和市场流动性的双重视角,研究政府债券的宏观经济效应问题。本文的主要研究思路是:通过文献回顾和相关理论准备,对政府债券市场规模和市场流动性的概念及中国政府债券市场发展的现状进行厘清和回顾,并提出研究假设,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融入政府债券市场规模和市场流动性元素的新IS-LM模型,尝试从理论源头视角研究政府债券的市场规模及市场流动性的效应问题;进一步,构建一个多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为我国政府债券市场规模和市场流动性效应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数据模拟;然后通过构建TVP-SV-VAR模型,从时变参数视角,分别对政府债券、金融杠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政府债券、债务杠杆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开展动态研究;最后,在对国际27个样本国家（地区）政府债券市场规模和市场流动性效应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为本文的研究结论提供国际视角的经验印证。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政府债券市场规模的扩张总体上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2）政府债券市场规模的扩张容易推动金融杠杆的提升;（3）政府债券市场流动性的增强总体上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4）政府债券市场流动性的过度增强容易引发金融风险的积聚;（5）政府债券市场规模和市场流动性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政府债券发行和流通的协调运作。本文研究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1）政府债券的市场规模要与宏观经济运行基本面基本匹配,总体市场规模的基本适度和期限结构上的优化同样重要;（2）政府债券的市场流动性管理既要注重市场规则的改进完善,也要注重市场投资者基础的拓展;（3）政府债券市场规模和市场流动性的匹配和良性互动应引起足够重视,要进一步深化拓展政府债券市场发展;（4）政府债券在市场规模上的扩张不仅要适应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即以潜在的经济增长为准绳,还需关注通货膨胀发展态势;（5）政府经济调节中须注重各类政策措施的协调配合,当前须实施好逆周期调节的各项相关政策措施,保持市场流动性的合理充裕,支持政府债券市场健康发展和良性运作。
张龙[6]（2020）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预期冲击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文中提出从1949至2020年,新中国走过了波澜壮阔的70多年,世界经济地位稳步提升。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手段,货币政策同样具有曲折而辉煌的发展历程。货币政策能够通过特定传导渠道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一直都是我国政策当局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毫无疑问,不同经济状态需要货币政策的不同调控取向和工具配合,有的经济状态重在货币政策的“松紧”切换,有的经济状态倾向货币政策的“量价”选择。不可否认,我国货币政策的盯住目标具有多元化特质,但至少都涵盖了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两大目标。从宏观经济调控经验看,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控工具选择和松紧取向较为成功,基本实现了宏观经济的阶段性目标。然而,新形势下,我国经济系统的时变特征愈加明显,内外部冲击更显复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着增加,对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和前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关于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有效性问题,各界已达成一些共识,多数学者认为货币政策具有宏观经济效应,但不同阶段和目标下,量价工具的调控效果存在较大差异。从Friedman的数量规则到McCallum的数量规则再到Taylor的价格规则,政策规则形式和内涵得到逐步完善,但各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动态视角下研究规则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与调控工具选择,有助于探究货币政策有效性争议的根源,完善我国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框架。本文在充分考虑经济系统“时变特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滞后效应”、行为主体“异质预期”、时点脉冲“随机波动”等关键性现实问题的基础上,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问题延伸→解决问题→进一步思考与展望”的设定思路,通过VAR、MS-AR、MF-VAR、TVP-VAR、SV-TVP-FAVAR和DSGE等时变和动态模型分析不同情形下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性（包含与未包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包含与未包含预期冲击等）。根据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内容框架体系搭设,文章的主要章节包括以下内容:理论基础:论文第1章和论文第2章。理论基础部分主要包括选题意义、学术进展、主要思路和创新之处等问题。具体来说,本文第1章首先介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预期冲击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这一主题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随后按照“货币政策有效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货币政策有效性→预期管理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递进式思路,梳理评述研究主题相关的经典文献,在突出本文分析视角和研究必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本文的分析思路、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等内容,并基于货币政策宏观经济调控有效性（基准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性（比较分析）、预期管理如何逆周期调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量价工具宏观调控有效性产生的影响（比较分析的逆向调控）这三方面给出本文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总结来看,论文第1章和第2章旨在为本文后续实证分析、计量检验等章节作基础铺垫。实证分析:论文第3章、论文第4章和论文第5章。实证部分主要回答了货币政策工具与宏观经济变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联关系、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有效性等问题,并初步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弱化了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其中,第3章是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分析的准备工作,通过同频Granger因果关系与混频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同频检验与混频检验。第4章为基准分析,在不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通过TVP-VAR模型对量价工具的经济效应进行时变分析,直观观测不同阶段下量价工具的宏观经济有效性差异。第5章为对比分析,首先对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行阶段性划分,并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阶段性特征总结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基于SV-TVP-FAVAR模型对货币政策量价工具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三维脉冲分析、总量脉冲分析、分阶段脉冲分析和分区制脉冲分析,从而逐步论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不同阶段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弱化强度等问题。计量检验:论文第6章和论文第7章。计量检验部分为本文重要章节,主要论证预期管理是否可以逆周期调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弱化效应、货币政策预期与技术进步预期之间是呈现同频共振“叠加效应”抑或震荡错位“抵消效应”?等问题。具体来说,本部分运用DSGE模型对未包含预期、包含货币政策预期、货币政策预期+技术进步预期下我国货币政策量价工具的宏观调控有效性进行计量检验,主要评价指标有冲击极值、调控幅度、响应周期、短期效应、阶段效应和长期效应,从而检验预期管理是否具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货币政策调控有效性弱化效应的逆周期调控功效,并对宏观政策与技术进步不同预期冲击间可能存在的“抵消效应”或“叠加效应”进行创新型论证。结论、启示与展望。本章主要是对前文的理论基础、实证分析和计量检验等章节进行全面梳理和总结,在总结全文实证分析结论和政策启示的基础上,指出论文可能存在的研究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学术研究展望。研究不足和学术展望主要涉及到货币政策多重目标权衡两难、经济政策缺乏协调、发展质量考虑不足等三个方面。本文在充分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行为主体异质预期等经济现实的基础上,通过VAR及拓展模型、DSGE及拓展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和预期冲击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内容和分析结论对于构建新形势下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华清君[7]（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冯文芳[8]（2020）在《金融杠杆与资产价格泡沫：影响机制及其监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资产价格泡沫和高杠杆在历史上反复出现,但次贷危机后的资产价格泡沫形成机制和高杠杆作用机理更加复杂;现代金融技术发展产生的影子银行和金融衍生品等不但空转套利推高金融杠杆,而且让问题复杂化;内嵌于银行体系的表外业务严重期限错配以及中国经济转型期结构中存在的各种扭曲现象,使得金融杠杆过度膨胀导致的资产价格泡沫演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原有传统理论都无法较好解释经济中的资产价格泡沫现象。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关口,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开始转为中高速增长,但是金融杠杆仍在不断攀升,金融杠杆增长与经济发展错配现象严重,资本市场的过度繁荣引致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膨胀和累积。金融危机后上述问题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首先,通过阅读和归纳国内外关于金融杠杆、资产价格泡沫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经典着作和前沿文献,厘清选题的发展脉络、研究现状、存在问题、争论焦点和研究盲点等,为后期研究顺利展开提供文献支撑和理论基础。其次,准确定义资产价格泡沫是研究的逻辑起点,遵循目前国内外经济学界的三种主流观点,对资产价格泡沫的涵义进行明确界定并分析了其一般特征;从理论角度和影响因素角度剖析了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机理;运用ADF、SADF、GSADF和RADF等资产价格泡沫识别方法,对资产价格泡沫的存在性、存在周期、出现频率和程度大小等进行了识别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样本研究期内显着存在周期性资产价格泡沫;并且运用协整模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提取了资产价格泡沫。第三,以金融杠杆经济本质研究作为切入点,从微观和宏观角度分别定义和度量了金融杠杆,揭示微观金融杠杆与宏观金融杠杆背离的原因和实质;采用债务收入比法和即时拆分法（TD）测算了我国的金融杠杆;重点揭示和研究了金融加杠杆的根源、实质、动力、渠道、特点和成因等;不但构建了金融杠杆驱动的资产价格泡沫模型,从理论上厘清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而且把滚动宽窗Granger因果检验模型和Bootstrap统计检验结合,从实证上验证了金融杠杆和资产价格泡沫相互动态影响机制的程度、频率与方向以及与经济事件之间的关系。第四,高杠杆和资产价格泡沫仅是表象,隐藏其背后的实质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因此加入经济增长因素,从表象分析上升到实质研究,进一步揭示金融杠杆、资产价格泡沫与金融、经济之间的影响效应。具体内容包括:（1）运用差分广义矩估计（DGMM）和门限效应,对国内16家上市银行从两个阶段检验了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杠杆机制的有效性,实证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可以通过杠杆率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显着影响;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双重杠杆率门限效应;（2）运用傅里叶变换和频谱分析法研究了资产价格泡沫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周期联动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资产价格泡沫和经济增长的周期联动关系较复杂,并且两者在周期联动上更多的存在背离现象;（3）基于R&D模型,加入金融杠杆因素,研究了不存在和引入资产价格泡沫时经济增长的均衡结果,并推断出资产价格泡沫与经济增长共容的条件。（4）运用MCMC算法和SV-TVP-SVAR模型从时期与时点两个角度对金融杠杆、资产价格泡沫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时变关系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三个经济变量之间具有非常显着的时变特征。最后,高杠杆下去杠杆是必然选择,准确定义去杠杆的涵义并对目前去杠杆存在的误区做了澄清;分别探索了实体去杠杆和金融去杠杆的路径;运用合成控制法（SCM）检验了限贷政策能否抑制房地产泡沫?实证结果表明:在4个研究样本中,限贷政策对3个样本的商品房销售价格无法起到降低的作用;囿于传统资产价格泡沫监控研究方法与模型的缺陷,尝试运用人工智能中的支持向量回归（SVR）模型和BP神经网络（BPNN）技术构建了资产价格泡沫监控系统,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很好逼近与诠释样本历史数据所蕴含的内在规律,有效实现监控功能。根据上述主要研究结论,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1）拓展宏观货币政策调控目标范围,把资产价格纳入中央银行决策信息集,构建货币和信贷流动以及资产价格泡沫监控系统;（2）减少或消除刚性兑付和不必要的政府隐性担保,实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商业银行行为市场化,政府职能回归公共管理本质;（3）坚持中性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适度的货币流动性,建立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和对金融体系资产实施穿透管理,对影子银行进行有效管理;（4）精准掌控“结构性去杠杆”的节奏、力度、时间、主体,有条不紊降低杠杆率。
杨金鹏[9]（2020）在《新常态经济下我国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2017年10月份召开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模式也由以前的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高水平增长,由粗放式增长转为集约式增长”。“新常态”经济最早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的概念,他指出:“新常态经济下需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带头模范作用,从当前经济发展的态势出发,审时度势,主动调整“新常态”经济下的战略方向”。同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APEC工商领导人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国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态势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由高水平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经济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创新驱动增长的动力要素逐渐占据主流。特别是在国内、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的背景下,创新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是大势所趋”。货币政策工具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尤其是在新常态经济下,经济发展内生性不足,作为传统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投资拉动,已经不能适应“新常态”经济的需要,因此积极探索转型经济发展新模式,探索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已经是“新常态”经济下的必然选择。本文主要基于“新常态”经济背景下,以2013年6月至2019年6月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实施目标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SVAR模型从经济增长效应、价格效应、利率效应以及财富效应等四个方面,对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的有效性以及时滞性进行检验。研究表明: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在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市场利率稳定以及社会财富增加等方面都取得了显着效果。并且,“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更加趋向于“轻型”,传统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逐渐不能适应新形势的经济发展需要,而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逐渐受到央行的“青睐”;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对物价指数的影响效果显着,在物价水平的把控上逐渐趋于稳定;在经历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市场利率管制逐渐放松,然而从实证结果来看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短期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对市场利率的作用效果要强于长期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这可能是由于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机制不够完善而导致时滞的发生;随着股票与基金市场的不断发展健全,其在企业融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结合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通过财富效应传导途径对上市公司市值的增加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最后,针对文章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完善货币政策工具箱;第二,优化金融市场环境;第三、完善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机制。
龙俊鹏[10]（2020）在《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外金融风险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加强两大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重点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过程中“救什么”（应对范畴）、“何时救”（介入标准）、“怎么救”（政策手段）等问题,对国内外经验做法进行了梳理,通过成本收益法分析了政策介入和退出的标准,通过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的IS-LM-BP模型,结合对现代货币理论的借鉴与批判,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运用VAR模型、VEC模型、ARCH类模型,对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作了探讨。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应对范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市场失灵、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包括救金融机构、救金融市场、救实体经济、救社会预期四个方面。二是介入标准。需要考虑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预期收益和成本,收益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实体经济、社会预期等领域,成本包括直接成本、超调成本、道德风险成本、机会成本等方面,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即可介入,并探讨了最优政策资源投入规模。三是政策手段。除传统工具外,必要时财政可为央行资金提供担保,央行为财政政策扩张提供低利率环境和间接融资支持。四是政策效应。在IS-LM-BP模型中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后,持续实施力度过大的政策刺激,可能引发汇率危机和产出下降。五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面临的挑战。应急决策和协调机制有待完善,央行利润上缴国家财政的机制执行存在灵活性,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的联动性有待加强。六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效果。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效果比较显着,对市场预期具有一定影响,但对股票市场走势和波动性影响不明显。七是新形势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主要包括中美经贸与金融关系、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杠杆资金、城投债集中违约、以城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一是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分析。二是制定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预案。三是建立完善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应急机制。四是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内生联系。五是正常情形下尽量保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态化,危机初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力度可以超预期,实施中把握好力度与节奏。六是稳妥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必要时,财政政策可突破赤字率限制、为央行担保,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间接提供流动性或融资支持,更直接地支持实体经济。对于金融市场风险,一般情况下由市场自行调节,政府不作行政干预,如市场失灵、出现流动性危机并可能导致更大危机,必要时政府可适当入市,但不能试图改变市场趋势。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明确金融机构及股东、地方政府的责任,必要时中央给予适度支持。七是坚持风险处置与改革开放相结合,在发展中逐步解决风险问题。八是加强国际合作,形成政策合力。
二、当前经济形势下宏观经济政策抉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当前经济形势下宏观经济政策抉择（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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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国家需求层次的理论建构 |
| 一、国家人格化:以人的视角建构国家 |
| (一)国家建构的多维逻辑 |
| (二)国家行为与动机的人格属性 |
| 二、人与国家的需求通约性 |
| (一)人与国家的多元需求 |
| (二)人与国家需求相通约的依据 |
| 三、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国家应用 |
| (一)“需求层次论”的理论内涵 |
| (二)“需求层次论”的应用考量 |
| (三)国家需求视角下的国际合作 |
| (四)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国家需求 |
| 四、国家需求层次的分析框架 |
| (一)国家需求的界定与层次 |
| (二)多层需求的平衡与均衡 |
| 第二章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进展与方向 |
| 一、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历程 |
| (一)主权需求优先的阶段(1949-1978年) |
| (二)发展需求优先的阶段(1979-2018年) |
| (三)多层需求兼顾的新时期(2019年至今) |
| 二、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动因 |
| (一)时代主题判断 |
| (二)改革开放实践 |
| (三)国际规范内化 |
| 三、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方向 |
| (一)由选择自立走向逐步开放 |
| (二)由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倡导 |
| (三)由双边互动趋向多方参与 |
| 第三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的挑战 |
| 一、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
| (一)后疫情时代百年变局变数增多 |
| (二)逆全球化下疫情民粹主义兴起 |
| (三)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尚需时间 |
| 二、发展中国家身份引发质疑 |
| (一)中国的身份定位存在分歧 |
| (二)外界混淆中国的需求层次 |
| (三)身份质疑导致行为的误判 |
| 三、新发展格局面临多重国际竞争压力 |
| (一)权力转移下的大国竞争 |
| (二)新兴崛起国群体内竞争 |
| (三)区域强国间的机制竞争 |
| 第四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存在的问题 |
| 一、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 |
| (一)过度聚焦规模与速度 |
| (二)地域差距的不断扩大 |
| (三)跨国利益边界模糊化 |
| 二、国家需求层次的认知失调 |
| (一)国内需求与国际需求相分隔 |
| (二)国际不同层次需求关注不均 |
| (三)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疏离 |
| 三、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不足 |
| (一)战略设计引发外界疑惑 |
| (二)国际制度话语处于劣势 |
| (三)国际社会交往基础薄弱 |
| 四、实现国家需求缺乏制度保障 |
| (一)国际发展体系规范压力 |
| (二)专业机构管理经验欠缺 |
| (三)多边合作路径选择受限 |
| 第五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路径抉择 |
| 一、明确发展需求优先方针 |
| (一)重视发展质量创新评估 |
| (二)均衡各区域可持续发展 |
| (三)全方位调和海内外利益 |
| (四)增强环境变化中的定力 |
| 二、统合国内外需求层次 |
| (一)发展与国际责任适度关联 |
| (二)国际地位基于主权与发展 |
| (三)现代化需求贯穿于其他需求 |
| (四)坚定发展中国家身份立场 |
| 三、增进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 |
| (一)提升发展战略释疑成效 |
| (二)提高多边外交话语效能 |
| (三)积累国际社会互动资源 |
| (四)长效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
| 四、完善国家需求的实现机制 |
| (一)善用国际体系部分规范 |
| (二)健全机构建设全面评估 |
| (三)推进三方合作机制建设 |
| (四)夯实国际竞争的制度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2）经济不确定性、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影响机制的研究综述 |
| 1.2.2 经济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机制的研究综述 |
| 1.2.3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主要创新与贡献 |
| 1.4 论文框架与结构安排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经济不确定性概念的起源、界定与度量 |
| 2.2 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影响机制的理论基础 |
| 2.3 经济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的理论基础 |
| 2.4 不同经济周期下货币政策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测度及其协动性 |
| 3.1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走势分析 |
| 3.2 我国经济周期指数的测度和走势分析 |
| 3.2.1 传统经济周期测度方法的总结与利弊评述 |
| 3.2.2 MS-DFM测度经济周期的原理简述 |
| 3.2.3 我国经济周期指数的实时测度 |
| 3.2.4 我国经济周期统计特征与趋势分析 |
| 3.3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协动性检验 |
| 3.3.1 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时变格兰杰因果检验 |
| 3.3.2 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间的动态相关性检验 |
| 3.3.3 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间的动态溢出效应检验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不同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
| 4.1 不同政策目标和不确定性水平下货币政策量价选择的初步探讨 |
| 4.1.1 不同政策目标下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探讨 |
| 4.1.2 经济不确定影响下货币政策有效性探讨 |
| 4.1.3 双重背景下数量型与价格型政策选择的探讨 |
| 4.2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阶段划分 |
| 4.2.1 MS-AR模型 |
| 4.2.2 经济不确定性区制划分 |
| 4.3 LT-TVP-VAR模型构建与参数估计 |
| 4.3.1 LT-TVP-VAR模型构建 |
| 4.3.2 数据选取与处理 |
| 4.3.3 参数估计与检验 |
| 4.4 不同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下货币政策时变反应与调控机制 |
| 4.4.1 不同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下货币政策时变反应 |
| 4.4.2 数量型与价格型政策对产出调控的实时对比 |
| 4.4.3 数量型与价格型政策对通胀调控的实时对比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
| 5.1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调控的典型事实 |
| 5.1.1 经济周期波动下货币政策调控的历史演变 |
| 5.1.2 经济周期扩张阶段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分析 |
| 5.1.3 经济周期收缩阶段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分析 |
| 5.2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对比 |
| 5.2.1 TH-SVAR模型介绍 |
| 5.2.2 数据选取与检验 |
| 5.2.3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对产出的调控机制检验 |
| 5.2.4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对通胀的调控机制检验 |
| 5.2.5 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有效性对比 |
| 5.3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调控的非对称性检验 |
| 5.3.1 SEIVAR模型估计原理与脉冲响应函数构建 |
| 5.3.2 数量型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非对称性检验 |
| 5.3.3 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非对称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未预期冲击、预期管理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
| 6.1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的适用条件 |
| 6.2 考虑政策预期因素的DSGE模型构架 |
| 6.2.1 私人家庭 |
| 6.2.2 生产厂商 |
| 6.2.3 政府部门 |
| 6.2.4 货币当局 |
| 6.3 数据处理与参数估计 |
| 6.3.1 数据选取与处理 |
| 6.3.2 参数校准与设定 |
| 6.3.3 冲击路径识别 |
| 6.3.4 参数贝叶斯估计 |
| 6.4 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分析 |
| 6.4.1 脉冲响应分析 |
| 6.4.2 方差分解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3）银企关系与现金流操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银企关系 |
| 1.2.2 现金流操控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银企关系的经济后果研究 |
| 2.1.1 银企信贷关系的经济后果研究 |
| 2.1.2 银企股权关系的经济后果研究 |
| 2.1.3 高管银行背景的经济后果研究 |
| 2.2 现金流操控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3 文献评价 |
| 第3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与银企关系产生有关的理论基础 |
| 3.1.2 与银行治理有关的理论基础 |
| 3.1.3 与现金流操控有关的理论基础 |
| 3.2 研究框架 |
| 第4章 银企信贷关系与现金流操控 |
| 4.1 研究假设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定义 |
| 4.2.3 模型设计 |
| 4.3 实证检验 |
| 4.3.1 描述性统计 |
| 4.3.2 实证结果分析 |
| 4.3.3 稳健性检验 |
| 4.4 进一步研究:基于公司治理的分组检验 |
| 4.5 进一步研究:基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分组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银企股权关系与现金流操控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银行持股企业与现金流操控 |
| 5.1.2 企业持股银行与现金流操控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定义 |
| 5.2.3 模型设计 |
| 5.3 实证检验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实证结果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进一步研究:基于公司治理的分组检验 |
| 5.5 进一步研究:基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分组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银企高管关系与现金流操控 |
| 6.1 研究假设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定义 |
| 6.2.3 模型设计 |
| 6.3 实证检验 |
| 6.3.1 描述性统计 |
| 6.3.2 实证结果分析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进一步研究:基于公司治理的分组检验 |
| 6.5 进一步研究:基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分组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银企关系叠加与现金流操控 |
| 7.1 研究假设 |
| 7.1.1 银企信贷关系和高管关系叠加与现金流操控 |
| 7.1.2 银企信贷关系和股权关系叠加与现金流操控 |
| 7.1.3 银企信贷关系、股权关系和高管关系叠加与现金流操控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2 变量定义 |
| 7.2.3 模型设计 |
| 7.3 实证检验 |
| 7.3.1 描述性统计 |
| 7.3.2 实证结果分析 |
| 7.3.3 稳健性检验 |
| 7.4 进一步研究:基于公司治理的分组检验 |
| 7.5 进一步研究:基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分组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合理运用银企关系,抑制现金流操控 |
| 8.2.2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助推银企关系良性功能发挥 |
| 8.2.3 积极应对宏观经济形势,促使银企关系“顺周期” |
| 8.3 研究展望 |
| 8.3.1 关于银企关系的定位研究 |
| 8.3.2 关于现金流操控的模型研究 |
| 8.3.3 关于银企关系与现金流操控的影响机制研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4）习近平宏观调控重要论述的科学体系及原创性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 言 |
| 二、习近平宏观调控重要论述的基本内涵与科学体系 |
| (一)有机结合论:“总量+结构”的宏观调控新范式与“需求+供给”的结构性调控组合 |
| 第一,“总量+结构”的宏观调控新范式。 |
| 第二,“需求+供给”的结构性调控组合。 |
| (二)协调机制论:宏观经济政策的综合协调 |
| (三)健全体系论:从宏观调控体系到宏观调控制度体系 |
| (四)相机抉择论:适应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 |
| (五)主线方向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高质量发展 |
| 第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
| 第二,以推进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求和发展方向。 |
| (六)统筹兼顾论:统筹兼顾、综合平衡 |
| 第一,将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结合在一起进行论述。 |
| 第二,将统筹兼顾与唯物辩证法相联系,并赋予了新的内涵。 |
| 第三,将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相结合的思想贯穿于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 |
| (七)基本方法论:稳中求进与底线思维 |
| 第一,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
| 第二,坚持底线思维的原则和方法。 |
| (八)根本保障论: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
| 三、习近平宏观调控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 |
| (一)拓展了对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体系的认识 |
| (二)实现了宏观调控方式的创造性转化 |
| (三)确立了宏观调控的主线和发展方向 |
| (四)构建了宏观调控的方法论体系 |
| (五)明确了宏观调控的根本保障 |
（5）中国政府债券市场发展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
| 一、本文研究背景 |
| 二、本研究的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政府债务作为国家干预宏观经济运行的政策手段的研究 |
| 二、政府债务适度规模及其效应问题的研究 |
| 三、债券市场流动性方面的研究 |
| 四、政府债券市场流动性对政府债务作用发挥的效应研究 |
| 五、政府债务的金融效应研究 |
| 六、动态研究方法 |
| 七、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一、本文的研究目标、主要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二、本研究的技术路线 |
| 三、本文可能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中国政府债务与政府债券市场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政府债务的产生和发展 |
| 一、中央政府债务 |
| 二、地方政府债务 |
| 第二节 中国政府债券市场 |
| 一、国债(中央政府债券)市场 |
| 二、地方政府债券市场 |
| 第三节 中国政府债券市场的金融功能探析 |
| 一、中国政府债券发行的信用属性和市场交易属性 |
| 二、中国政府债券二级市场信用属性与交易属性 |
| 第四节 中国政府债券市场发展特点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
| 第一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财政领域相关理论 |
| (一)政府债务理论 |
| (二)预算约束理论 |
| 二、金融领域相关理论 |
| (一)金融市场理论 |
| (二)市场流动性理论 |
| 三、经济社会领域相关理论 |
| (一)经济增长理论 |
| (二)规模经济理论 |
| (三)通货膨胀理论 |
| (四)经济周期理论 |
| (五)风险管理理论 |
| 四、动态经济学理论 |
| 第二节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一、理论推导 |
| 二、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政府债券、宏观效应与政策调节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 |
| 第一节 DSGE模型构建 |
| 一、家庭部门 |
| 二、银行部门 |
| 三、生产部门 |
| 四、政府部门和货币政策 |
| 五、市场出清 |
| 第二节 参数校准和估计 |
| 一、部分参数校准 |
| 二、贝叶斯估计 |
| 第三节 数值模拟 |
| 一、政府债券市场规模扩张效应分析 |
| 二、政府债券市场流动性增强效应分析 |
| 三、银行机构持有政府债券规模权重改变下的流动性冲击 |
| 四、政策调节 |
| 第四节 本章研究结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政府债券的金融杠杆与经济增长效应 |
| 第一节 政府债券、金融杠杆与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 |
| 第二节 模型构建和变量选取 |
| 一、模型构建 |
|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处理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 |
| 一、模型适用性分析 |
| 二、政府债券市场规模和流动性变动的波动率特征分析 |
| 三、政府债券市场规模和流动性效应的脉冲响应分析 |
| 四、政府债券市场规模和市场流动性互动时变特征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研究结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政府债券的债务杠杆与通货膨胀效应 |
| 第一节 政府债券、债务杠杆与通货膨胀的逻辑关系 |
| 第二节 变量选取和数据处理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 |
| 一、模型适用性分析 |
| 二、脉冲响应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研究结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政府债券市场发展宏观效应的国际经验验证 |
| 第一节 研究样本的选取 |
| 第二节 模型构建 |
|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
| 二、模型设定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 |
| 一、基准回归 |
| 二、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回归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本文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总结 |
| 第二节 本文研究的主要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的科研成果和参与项目 |
| 致谢 |
（6）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预期冲击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2.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2.3 预期管理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3.1 论文结构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预期管理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相关理论 |
| 2.1 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基础 |
| 2.1.1 数量型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 |
| 2.1.2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 |
| 2.1.3 混合型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 |
| 2.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基础 |
| 2.3 预期管理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基础 |
| 2.3.1 政策承诺 |
| 2.3.2 前瞻指引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关联关系检验 |
| 3.1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 |
| 3.1.1 同频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 |
| 3.1.2 混频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 |
| 3.2 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关联关系检验 |
| 3.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3.2.2 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因果关系分析 |
| 3.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的关联关系检验 |
| 3.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3.3.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的因果关系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未纳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货币政策有效性时变效应分析 |
| 4.1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4.1.1 利率传导 |
| 4.1.2 汇率传导 |
| 4.1.3 资产价格传导 |
| 4.1.4 信贷传导 |
| 4.2 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效应分析 |
| 4.2.1 TVP-VAR模型 |
| 4.2.2 数据说明与参数估计 |
| 4.2.3 数量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动态冲击效应分析 |
| 4.2.4 价格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动态冲击效应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
| 5.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总量分析 |
| 5.1.1 SV-TVP-FAVAR模型 |
| 5.1.2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5.1.3 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总量脉冲分析 |
| 5.2 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阶段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
| 5.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阶段性划分与数字特征 |
| 5.2.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同阶段下的货币政策调控效应分析 |
| 5.3 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区制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
| 5.3.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同区制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均值法视角 |
| 5.3.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同区制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MS-AR视角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预期与未预期冲击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检验 |
| 6.1 包含货币政策预期的DSGE模型 |
| 6.2 数据说明与参数估计 |
| 6.2.1 数据说明 |
| 6.2.2 先验分布 |
| 6.2.3 最优期限选择与贝叶斯估计 |
| 6.3 未预期与预期视角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6.3.1 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效应单指标评价 |
| 6.3.2 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效应多指标评价 |
| 6.4 方差分解与稳健性检验 |
| 6.4.1 方差分解 |
| 6.4.2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重预期冲击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检验 |
| 7.1 包含货币政策预期与技术进步预期的DSGE模型 |
| 7.2 数据说明与参数估计 |
| 7.2.1 数据说明 |
| 7.2.2 先验分布 |
| 7.2.3 模型的适用性检验 |
| 7.2.4 最优期限选择与贝叶斯估计 |
| 7.3 不同情形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数值模拟 |
| 7.3.1 数量型规则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7.3.2 价格型规则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7.4 方差分解与稳健性检验 |
| 7.4.1 方差分解 |
| 7.4.2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启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7）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8）金融杠杆与资产价格泡沫：影响机制及其监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缩略词、符号变量的注释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3.1 论文创新 |
| 1.3.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资产价格泡沫的含义及其形成机理研究综述 |
| 2.1.1 理性预期理论 |
| 2.1.2 行为金融理论 |
| 2.1.3 以分形和混沌理论为代表的非线性理论 |
| 2.1.4 信贷理论 |
| 2.1.5 金融发展理论 |
| 2.2 资产价格泡沫的存在性检验及测度研究综述 |
| 2.2.1 资产价格泡沫的存在性检验 |
| 2.2.2 资产价格泡沫存在性的检验方法 |
| 2.2.3 资产价格泡沫的测度方法 |
| 2.3 金融杠杆与资产价格泡沫的影响关系研究综述 |
| 2.3.1 金融杠杆与资产价格泡沫的影响关系 |
| 2.3.2 金融杠杆与房地产泡沫的影响关系 |
| 2.4 资产价格泡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综述 |
| 2.4.1 资产价格泡沫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
| 2.4.2 资产价格泡沫对经济增长的不利作用 |
| 2.4.3 资产价格泡沫与经济增长的周期联动效应 |
| 2.5 资产价格泡沫监控研究综述 |
| 2.5.1 主张从市场层面入手监控资产价格泡沫 |
| 2.5.2 从货币政策角度监控资产价格泡沫 |
| 2.5.3 利用托宾税监控资产价格泡沫 |
| 2.6 对现有文献的评述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资产价格泡沫形成机理及其检验研究 |
| 3.1 资产价格泡沫的理论界定 |
| 3.1.1 资产 |
| 3.1.2 资产价格泡沫的载体类型 |
| 3.1.3 资产价格泡沫涵义界定 |
| 3.2 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机理分析 |
| 3.2.1 资产价格泡沫形成的理论基础 |
| 3.2.2 资产价格泡沫形成的影响因素 |
| 3.3 资产价格泡沫的检验 |
| 3.3.1 检验方法 |
| 3.3.2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 3.3.3 检验结果及其分析 |
| 3.4 资产价格泡沫的提取 |
| 3.4.1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
| 3.4.2 资产价格泡沫提取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杠杆与资产价格泡沫的影响机制研究 |
| 4.1 金融杠杆的经济本质及度量 |
| 4.1.1 金融杠杆的经济本质 |
| 4.1.2 金融杠杆的度量 |
| 4.2 金融加杠杆的机理分析 |
| 4.2.1 金融加杠杆的根源 |
| 4.2.2 金融加杠杆的实质 |
| 4.2.3 金融加杠杆的内在驱动力 |
| 4.2.4 金融加杠杆的实现路径 |
| 4.2.5 金融加杠杆的特征与成因 |
| 4.3 基于金融杠杆驱动的资产价格泡沫模型构建 |
| 4.3.1 理论分析 |
| 4.3.2 基于金融杠杆驱动的资产价格泡沫模型 |
| 4.4 金融杠杆与资产价格泡沫影响关系的实证分析 |
| 4.4.1 滚动宽窗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 |
| 4.4.2 变量说明与数据检验 |
| 4.4.3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杠杆和资产价格泡沫的影响效应研究 |
| 5.1 金融杠杆影响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效应研究 |
| 5.1.1 理论分析 |
| 5.1.2 研究假设与变量定义 |
| 5.1.3 动态面板模型和门限检验方法 |
| 5.1.4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5.2 资产价格泡沫与经济增长的周期联动效应研究 |
| 5.2.1 频谱分析方法 |
| 5.2.2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 5.2.3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5.3 资产价格泡沫与经济增长的共容效应研究 |
| 5.3.1 模型基本假设 |
| 5.3.2 资产价格泡沫与经济增长的共容条件 |
| 5.4 金融杠杆、资产价格泡沫与经济增长的时变效应研究 |
| 5.4.1 SV-TVP-SVAR模型 |
| 5.4.2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 5.4.3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金融去杠杆与资产价格泡沫监控系统研究 |
| 6.1 去杠杆的范畴界定及认知 |
| 6.1.1 去杠杆的范畴界定 |
| 6.1.2 去杠杆的正确认知 |
| 6.2 实体去杠杆路径研究 |
| 6.2.1 “去杠杆”与“稳增长”的困境 |
| 6.2.2 实体去杠杆的路径 |
| 6.3 金融去杠杆路径研究 |
| 6.3.1 金融去杠杆的阶段和政策 |
| 6.3.2 金融去杠杆的路径 |
| 6.4 限贷政策抑制资产价格泡沫的效应研究 |
| 6.4.1 合成控制法 |
| 6.4.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6.4.3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6.5 资产价格泡沫监控系统研究 |
| 6.5.1 SVR模型与股市泡沫监控系统研究 |
| 6.5.2 BP神经网络与房地产泡沫监控系统研究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9）新常态经济下我国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分析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旧常态”经济概念界定 |
| 2.1.2 “新常态”经济概念界定 |
| 2.2 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基本概念界定 |
| 2.2.1 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 |
| 2.2.2 常备借贷便利工具 |
| 2.2.3 中期借贷便利工具 |
| 2.2.4 抵押补充贷款 |
| 2.3 货币政策基本理论分析 |
| 2.3.1 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理论 |
| 2.3.2 麦卡勒姆货币政策理论 |
| 2.4 新常态背景下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传导理论分析 |
| 2.4.1 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传导理论 |
| 2.4.2 创新型货币工具政策传导渠道分析 |
| 第三章 新常态经济下我国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状况分析 |
| 3.1 新常态经济的特点 |
| 3.1.1 经济增速换挡 |
| 3.1.2 经济结构更加优化 |
| 3.1.3 经济发展更具机遇 |
| 3.2 新常态经济背景下货币政策实施特点 |
| 3.2.1 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3.2.2 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
| 3.3 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运用情况 |
| 3.3.1 短期利率调节工具:SLO和 SLF |
| 3.3.2 中期利率调控工具:MLF和 PSL |
| 第四章 新常态经济下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实施有效性实证分析 |
| 4.1 模型设计 |
| 4.1.1 模型的选取 |
| 4.1.2 SVAR模型的构造 |
| 4.2 数据处理 |
| 4.2.1 描述性统计 |
| 4.2.2 平稳性检验 |
| 4.2.3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4.2.4 模型滞后期的选择及稳定性的检验 |
| 4.3 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
| 4.3.1 SVAR模型估计结果 |
| 4.3.2 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执行效果分析 |
| 4.3.3 创新型货币工具实施滞后性检验 |
| 4.3.4 实证结论 |
| 第五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5.1 主要结论 |
| 5.1.1 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的成果 |
| 5.1.2 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实施过程中的不足 |
| 5.2 政策建议 |
| 5.2.1 积极完善货币政策工具箱 |
| 5.2.2 优化金融市场运行环境 |
| 5.2.3 完善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机制 |
| 5.2.4 大力扶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10）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重点 |
| (二)重点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与成因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成因 |
| 二、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和金融危机救助相关研究 |
| (一)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必要性 |
| (二)政府救助范畴 |
| (三)政府救助措施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相关研究 |
|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式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四)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方法 |
| 第三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一):介入和退出标准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预期收益分析 |
| (二)预期成本分析 |
| (三)预期成本收益曲线分析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退出原则 |
| (二)退出标准与时机 |
| (三)政策退出的次序与方式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二):作用机制 |
| 一、蒙代尔—弗莱明IS-LM-BP模型 |
| 二、加入风险溢价因素的IS-LM-BP-RP模型 |
| 三、加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因素的IS-LM-BP-RP-AE模型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IS曲线的影响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LM曲线的影响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BP曲线的影响 |
| (四)IS-LM-BP-RP-AE模型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 |
| 四、极端情形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 |
| (一)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借鉴 |
| (二)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批判 |
| (三)IS-LM-BP-RP-AE 模型与现代货币理论的结合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经验 |
| 一、美国应对“大萧条”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二、香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三、美国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做法与建议 |
| 一、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做法 |
| (一)上世纪90年代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风险 |
| (二)清理整顿金融“三乱” |
| (三)全国农信社风险处置 |
| (四)本世纪初国有银行风险处置与股份制改革 |
| (五)2015年应对股市异常波动 |
| (六)包商银行接管 |
| 二、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不足及原因 |
| (一)传统机制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突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需求 |
| (二)央行向国家财政上缴利润机制执行的灵活性加大 |
| (三)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内生联系有待进一步加强 |
| 三、完善机制的政策建议 |
| 第七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实证分析 |
| 一、变量数据与模型说明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VEC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协整检验与VEC模型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走势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ARCH类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ARCH效应检验 |
| (三)模型拟合 |
| (四)结果分析 |
| (五)小结 |
| 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VAR模型) |
| (一)VAR模型的构建 |
|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
| (三)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四)小结 |
| 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投资者信心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第八章 新形势下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 |
| 一、新形势下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一)实体经济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金融市场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三)金融机构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储备 |
| (一)应对实体经济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二)应对金融市场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应对金融机构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启示 |
| 一、主要结论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与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手段 |
| (四)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效果 |
| (五)当前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政策启示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四、当前经济形势下宏观经济政策抉择（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D]. 王彩霞. 吉林大学, 2021(01)
- [2]经济不确定性、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D]. 王国志. 吉林大学, 2021(01)
- [3]银企关系与现金流操控[D]. 王婉婷.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4]习近平宏观调控重要论述的科学体系及原创性贡献[J]. 庞明川. 财经问题研究, 2020(08)
- [5]中国政府债券市场发展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 陈建宇. 南京大学, 2020(09)
- [6]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预期冲击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D]. 张龙. 吉林大学, 2020(08)
- [7]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8]金融杠杆与资产价格泡沫：影响机制及其监控研究[D]. 冯文芳. 东南大学, 2020(02)
- [9]新常态经济下我国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研究[D]. 杨金鹏. 安徽工业大学, 2020(06)
- [10]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D]. 龙俊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